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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书评论当代中国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新进展----评《历史唯物主义与当代中国》历史唯物主义是人类在探索历史发展规律过程中的伟大成果，是一代代仁人志士持续探索的思想结晶,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在全球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而历史唯物主义对我国的意义则更为重要、影响更为深远,在当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直接影响着现代化建设与民族复兴的宏观命题，而历史唯物主义的内涵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是不断丰富与完善的，如何实现历史唯物主义与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有机融合是一个必须要高度重视的根本性命题，因此系统探究历史唯物主义与当代中国实践之间的内在辩证关系是一个具有重要价值的内容，这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持续丰富与完善历史唯物主义的客观需要，同时也是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实践需要，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历史唯物主义与当代中国是当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的根本性命题，因此对这一命题的研究得到了学界的高度重视，涌现出了一系列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理论著作，它们从各自差异化的研究视角对历史唯物主义与当代中国这一宏观性命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阐述与探究，提供了很多具有实践参考意义的意见与建议，而在当前多元化的既有主题研究成果中，陈先达老师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当代中国》一书具有特定的学术价值，著作在广泛吸收学术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实现了优化创新，在诸多核心命题上具有创新性论述，是目前国内历史唯物主义与当代中国这一核心命题内一本值得重视的理论著作，从中可以窥见当代中国历史唯物主义主题研究的新进展,本文将对该著作进行系统的剖析与评述。
《历史唯物主义与当代中国》是2019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理论著作,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当代中国书系”之一种，全书紧密围绕历史唯物主义与当代中国这一宏观性命题，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基本原理的宏观性背景下，从多元化的视角进行了系统性的主题研究，是目前学术界一本结构完整、叙述深刻、影响广泛的理论著作，一定意义上是具有代表性意义的文本，著作自出版发行以来受到了学界的一致好评，迅速成为最为重要的参考书籍,被多所高校选定为教学参考书籍。
“新社会史”的来路与去向———杨念群主编《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读后江 湄 “二战”以后,将历史眼光深入于社会结构长时段演进以及社会日常生产生活的“社会史”,成为科学历史学的主要发展方向。
布罗代尔把形成、作用于最日常、琐碎的生产生活的社会“结构”称为历史的“障碍物”与“支撑物”,称为“历史沉默的潜流”,而惊心动魄的事变、主宰乾坤的伟人只是水面上打转的小船,其方向早已被决定(布罗代尔,1988: 54)。
他相信,历史科学一旦捕获了“结构”,理性的光芒便将烛亮命运的所有黑暗角落,“成事”之“天”,也就尽在“人谋”的掌控之中了。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指导下的中国社会史,自30年代以来就呈问鼎“主流”之势。
面对严重复杂的民族危机与社会矛盾,“唯物史观”、“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社会史”对中国历史演进进行整体性的阐说,为集体处境、中国问题提供历史分析与“科学”论断,极有当于时人切身之所感所思,迅速产生了席卷性的思想号召力。
今已90高龄的历史学家何兹全先生曾回忆,他在北伐战争期间与其后,成了各种“时尚”的“唯物史观”书籍的贪婪读者(何兹全,2003:32)。
1949年以后,应用“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中国社会史更是打造出了一个几乎覆盖所有历史关联的整体性中国历史叙事模式,成为国家政治合法性的理据,为“人民群众”提供人生意义,实为意识形态之柱石。
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重回当代世界文明发展潮流成为既定国策。
历史学从意识形态中突围出去的学术思想努力,也以“赶上国际学术发展趋势”为自己赢得了合法性(王学典,1996:129)。
人类学、社会学进路之社会史勃然而兴。
上下两卷的《中国社会史论》(周积明、宋德金等,2000)展示了如社会结构—功能、人口、宗族、家庭、生活方式、社会控制、社会群体等新鲜的研究领域与课题,但研究手段与思路,未见对于人类学、新的社会理论的深入运用,看起来是在描述传统中国史叙233社会学研究 2005.2事大框架之空白处的日常生活画卷,似乎是为既有的历史“骨架”填充“血肉”。
东莞外国语学校2025届高三段考（一）历史试题一、选择题（16小题，每题3分，共48分）1．西周时期，周天子通过赐命礼等伦理定位与价值操演获得了整个社会的精神信仰，进而凝聚成“一心辐辏”的价值思维，将王室与诸侯视为一个政治实体，建构出“天子一诸侯一卿大夫”的政治结构。
据此可知，西周时期A．中央集权制度初步建立B．国家统一的文化心理认同增强C．贵族统治秩序开始确立D．原始民主制遗存依然发挥作用2．清初学者王夫之说：“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
”即置郡县为“行其大公”。
民初学者章太炎说：“古先民平其政者，莫遂于秦。
”“平其政”即“使人们在政治上平等”。
“行其大公”和“平其政者”体现在A．百姓不再是封君的属民B．政务处理的高度程序化C．依据才干政绩任免官吏D．郡县制更利于皇帝集权3．图1为汉代画像砖图“二桃杀三士”，齐景公与晏婴合谋，馈二桃于公孙接、田开疆和古冶子三人，由他们“计功而食桃”。
三人述说了各自的功绩，公孙接、田开疆听了古冶子的事迹，认为“取桃不让，是贪也，然而不死，无勇也”，遂拔剑自刎。
古冶子耻于自己的言行，自认不仁、不义，也拔剑自刎了。
据此可知，该画像砖图1A．反映出汉代思想文化多元化B．有利于推动儒学的社会教化C．是研究秦汉历史的二手史料D．再现了齐国尚武的社会风貌4．东汉时期，以官僚、商人、地主三位一体为特征的大土地所有制田庄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形成了“闭门自市”的农工商相结合的经济现象。
这一现象A．使中央集权受到威胁B．加强了城乡经济联系C．推动了区域经济发展D．提高了工商业者地位5．成书于西晋的《博物志》有云：“张骞使西域还，乃得胡桃种。
”司马睿在建康称帝后不久，便下令改胡瓜为黄瓜，改胡麻为芝麻，改胡桃为核桃或羌桃。
这种名称的变化折射出A．陆上丝绸之路的中断B．政局对文化心理的影响C．经济作物种植的推广D．域外文化的本土化趋势6．魏晋时期的察举采取考试方法为普通士人保留了一条进身之路，高门子弟很少屈尊接受察举。
《典籍里的中国》观后感4篇央视《典籍里的中国》观后感篇一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尚书。
禹贡》禹分别土地的疆界，行走高山砍削树木作为路标，以高山大河奠定界域。
“汉无伏生，则《尚书》不传；传而无伏生，亦不明其义”。
在历史的长河里，有的名字注定会被铭记。
如果没有妻子家人舍命护书的伏生，《尚书》也会消失在秦皇焚书的火里，如果没有毕生读《书》讲《书》的伏生，《尚书》的命运又会如何？历史没有如果，以至于两千多年后我们回眸历史诵读经典时仍然对这份历史的侥幸充满敬畏与感恩，幸而有伏生！很长时间以来，经典对于普通人群而言都是高深莫测艰深难解让人仰望的存在，我们很难做到通过独立阅读典籍文献从而透过历史的岁月来解读经典，这是经典传播和传承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尴尬。
一方面几千年遥远的岁月沉淀了经典的厚重，但同时也因为几千年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语言文字意义的变迁和变化影响并局限着经典的传播和理解。
另一方面为了便于广泛地传播和理解，在传播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把经典文献通俗化大众化，当典故变为故事，经典内容在变得通俗易懂的同时也难免变得浅显甚至出现错解误解，不可避免地影响着经典的深刻与厚重。
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流传几千年，家喻户晓妇幼皆知。
伏生护书的故事也是深入人心让人感动，我们在学习和讲述这些典故时总是很容易把它们当成是在遥远年代里发生在个人身上的故事，在他们的故事里看到并学习他们身上的优秀品质，这似乎已经已经成为我们平时学习和讲述这些典籍里的故事的目的和宗旨。
是的，间隔几千年的历史岁月，我们自然无法在阅读和理解中把自己代入到当时的情境中去，身临其境地去感受去经历，与此同时，我们所具备的文化和历史的素养也局限了我们的历史视域和理解的境界，我们很少把他们个体的行为和选择、个体命运的走向和历史的大背景相结合，去思考和推拓他们的行为和选择背后的历史影响和历史意义。
厚重的历史变得平淡，我们也由此缺失了一份历史的情怀和感动，并因此把自己和历史割裂开来，以一种遥远的与我无关的态度来对待典籍对待历史。
他者的历史与身体的政治———读《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毕向阳一在历史的分层体系中,被压迫群体的知识如何可能?这是越来越多把目光投向社会底层的学者必须面对的一个基本问题。
在《危险的愉悦》这部著作中,贺萧以其涉猎广泛而又细致入微的“声音考古”工作,在纷繁芜杂的各种档案和文本中认真地挖掘并建构着20世纪中国上海娼妓的历史,用扎实的研究回应着将女性主义带入后殖民理论的主要人物美籍印度裔学者斯皮瓦克所提出的“底层群体不能说话”的著名论断。
①纳入其视野的资料包括娱乐场所指南、奇闻逸事录、回忆录、文学小说、传奇故事、劝诫文字、市政法令、庭审记录、改革者的禁娼主张、医生和社会工作者所做的性病发病率报告,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这些资料并不囿于传统上被认为是所谓“事实”的历史记载,更包括不会被认为属于“客观”资料的各类文体。
然而,所有这些东西都构成贺萧进行“声音考古”时面对的素材,因为在她的研究里,这些已然化为叙述文字形式的历史档案之中凝结着一整套的权力关系,共同参与了娼妓这一特殊的底层群体的话语生产和社会建构的历史过程。
翻开《危险的愉悦》这本堪称大部头的史学专著,一开始作者就开①在“Can the Subaltern Speak?”一文中,斯皮瓦克(Spivak,1988)提出“底层群体不能说话”的论断。
在她看来,底层群体不具有统一的主体性,在历史中也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
而且,力图代表底层群体说话的尝试也不可避免地将权力关系复制其中,落入与权力的共谋。
虽然这个结论对于那些致力于复原底层群体历史和主体意识的研究者来说无论在认识论还是政治层面无疑都是一种彻底的悲观论调,但从实际效果上来讲却也有助于研究者在实践中避免将底层群体浪漫化,摆脱充当“代言人”的自负。
同时,这个论断也为底层研究开辟出一个新的论述空间,或者如斯皮瓦克(2005)后来所说,以底层群体的自身条件去描述他们的生活的潜在可能性。
217社会学研究 2006.2诚布公地告知读者,这项研究“虽称不上是对19世纪晚期至今上海娼妓生活的想象性重构,但却又甚于想像性重构。
上下五千年读后感15篇上下五千年读后感1读了《上下五千年》这本书，我知道了我们的祖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有着悠久灿烂的历史。
在翻阅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深受震动，我看到了忍辱负重发奋著书的司马迁：大公无私的包青天；舍小家，顾大家的大禹……其中留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司马迁，司马迁在遭到酷刑之后，不忘父亲嘱托，忍辱负重，耗费了13年时间终于写成了辉煌巨著《史记》。
司马迁这种为完成父亲遗志矢志不渝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其中让我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一句话：“他想：人总是要死的，有的重于泰山，有的轻于鸿毛。
”在他的世界中，他认为为了人民事业而献身的，则死的重于泰山，有的人对人民没有贡献，甚至于有害于人民，他们的死则轻于鸿毛。
司马迁发奋著书，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表现了司马迁将荣辱置之度外，事业高于一切的可贵品质。
我还喜欢越王构践这个人物，因为越王勾践在被俘后，受尽吴王折磨和羞辱。
三年后勾践回国，不忘雪耻报仇，此柴草为被褥，每天舔尝胆汁，激励自己，最后终于灭了吴国。
这个故事告诉人们只要痛下决心，不怕吃苦，不忘耻辱，刻苦努力，就一定能实现自己的目标。
我们学习也是一样的，考得不好或受到挫折，也要象越王那样，发奋图强，决不放弃，就一定能成功。
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有许多的困难和挫折，当我们遇到困难时，我们应坦然面对，而不是逃避。
当我们碰到过不去的坎，就读读这本书吧，看看古人在困难面前表现出来的坚强和意志力，想想自己的言与行，也就放开心，微笑面对人生。
上下五千年读后感2暑假里我看了一本课外书，书名叫做《中华上下五千年》。
里面写的是从古到今的传说故事和历史故事。
书中写到很久很久以前是没有天地和人类的，是盘古用巨斧劈开了天地，他巨大的身体屹立在天地之间一万八千年，最后付出了生命。
他死后，身体的各部分变成了太阳、月亮、山川、河流、森林和草原。
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天突然塌了，女娲娘娘用采练的五彩神石补好了天，并且慢慢地造出来人类和生物。
最开始人类是不会耕种的，只能靠狩猎为生。
身体、口号与权力规训———身体史视野下的红四军口号问题研究(1928~1930)作者：耿殿龙来源：《学术探索》 2019年第8期耿殿龙（南京大学历史系，江苏南京210093）摘要：在红四军转战井冈山、赣南、闽西过程中，其口号存在两种形式，一种为公开口号，一种为内部口号。
前者比重大，接受面主要为民众、红军和白军；后者比重小，主要在党内高层以及各大红军指战员、官兵中传播。
两种方式的背后，“身体”贯穿其中：一来，战争导致的身体缺失、白色恐怖导致的身体反动推动了口号的大量生产，以致于红四军公开口号的着力点即在于对可争取民众身体之“痛”的唤醒，借此找准“痛”的来源，以高亢且充满“痛”感的语言激发民众的革命情绪，认同革命纪律，规训与塑造革命所需要的身体；二来，红四军内部口号伴随着战争中的共产党人身体对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的信息接收和认知，体现着中共党人、军人身体对权力的顺从或抗拒，以此揭示内部分歧的同时，也昭示着内部共识。
关键词：毛泽东；红四军；中共中央；口号；身体史；权力规训中图分类号:K2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9)08-0121-09目前有关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口号的研究中，研究者常常将口号和标语合在一起，①甚至突出标语、淡化口号，这也难怪，因为两者很难区分。
但如果深究，口号和标语并非一定等同。
口号既可以用于口头宣传，也可以书写下来，此时口号和标语可以等同；此外，口号还可以作为党内、军内的某种见解，甚至变成内部斗争的工具，这种情况下，口号不面向民众，口号和标语不同。
于是，口号的重要性凸显出来，它不但可以宣传、动员民众，迷惑、策反敌人，还可以直抵中共权力核心，口号一旦正确，作用自然明显，口号一旦失误，后果往往恶劣。
鉴于此，本文意在对红四军转战井冈山、赣南和闽西过程中②的口号进行深入分析，借助目前国内学界方兴未艾的身体史③研究视角揭示红四军的公开口号和内部口号对党、军、民之身体施加的各种影响以及身体对此作出的各种反应，借此阐明这一时期口号、身体与权力规训的关系。
对《历史、身体与国家》一书的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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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身体与国家》一书从历史社会学的角度，对处在1895年到1930年代里中国的身体的发展趋势做了四个发展面向上的探讨。
分别是身体的国家化和使命化开展，身体的法权化发展，身体的时间化走向以及身体的空间化展演。
本书从一个新颖的角度人手，把身体作为研究对象，挖掘出了以往被众多历史论述掩盖的身体发展事实。
历史的发展情势是身体生产的重要外部条件。
清政府在强国人侵的过程中摇摇欲坠，知识分子本着救国图强的准则，号召开展了一系列身体改造运动:军国民运动、新民运动和公民运动，三者虽然风格不同，但目的都是通过对国民身体的改造来实现国家的富强，结果就是造成了身体的单向度发展—国家化。
身体的法权化则是以沈家本晚清修律为开端。
本来修律的出发点是废除领事裁判权，但在新刑律和民律的制定过程中，由于以欧美和日本的法律为参考对象，突出身体法权和个人的独立与自由，所以受到了
伦理体系的强烈抵制.身体到底从属于谁?一场礼法之争激烈地开展起来。
在制度层面上，身体被从家族中解放出来，却又被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
虽然这部争议多时的刑律草案最后因为清廷的迅速颠覆而未能付诸实施，国家主义成为刑律和民律的修订标准却也是无可逆转的趋势。
身体的时间化则是以工厂和学校作为观照对象，说明世界时间和钟点时间的采纳从根本上是出于对国族生存的考虑，其产生的钟点计算在生产和教化方面对身体都有重要的改造。
身体的空间化展演与前三者不同的是，它凸显了身体对空间的建构作用，而不只是受各种力量的控制和奴役。
通过考察清末民初的学生运动尤其是游行示威，作者试图揭示一个重要事实:身体的空间展演虽然实现了空间的转变，但也在无形中强化了身体对国家的归属。
不难看出，虽然作者在书中说道:身体的生产过程并不存在一个唯一的决定性力量.在四个面向的具体分析中本书也试图避免决定论的思维。
但不得不指出的是，四个方面的论述都无一例外地最终归结到国家的生存图强上来，身体的国家化发展被一再地强调，个别地方甚至有些牵强。
在阐述身体的时间化发展面向时，作者遵循了一个逻辑:钟点时间为什么被采用呢?是因为工业生产的
需要;为什么要进行工业生产呢?是因为要实现国富民强。
这样类推的结果就是:钟点时间的采用根本上是迫于国家生存的压力。
乍一看是有道理的，但仔细想想，这种逻辑颠倒了因果关系。
官办企业之所以采用钟点时间，是出于对外资企业的模仿和对效益的追求。
钟点时间本身的效用是理性计算，能够实现效益最大化，从而促进工业生产，有利于国家的富强。
因此，不能说“为了国家的生存，中国在此阶段积极吸纳西方的时间计算方式”，而是钟点时间的采用，促进了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国家的富强。
它并不存在像军国民运动这样为了国家的强大而进行身体改造的舆论环境，也没有类似的直接因果联系。
从我们可以直接感知的微观层面看，一个人的喜怒哀乐都会被国家左右.当奥运会上某项比赛中国人拿了冠军，在颁奖仪式上，听着国歌响起，大多数人心中都会涌现强烈的民族自豪感，甚至会激动地流泪。
这时如果一个人要说:拿金牌是他的事情，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好处，那么马上就会招致“不爱国”的论述，这其实就。
隐含了国家高于个人的优先等级考虑。
身体的国家化在2008年的中国经过一系列大事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展，奥运会之前，西方国家在西藏问题以及火炬传递过程中的非难激起了国内的民族主义狂
潮。
抵制家乐福的游行无疑可以看作身体的空间化展演，让平静的大街小巷瞬时成为激情澎湃的群众狂潮，中国人长久被压抑的政治热情在民族主义的驱使下被无限地激发出来，网上的民族主义言论更是激烈，几近癫狂.这个“疯狂”的过程体现了在这之前身体国家化开展的成功，也是对身体国家化的进一步推进。
身体的国家化是出于维护统治合法性的考虑，但它有些时候并不一定是统治者有意的策划，正像书中所提到的，这些以身体改造为目的的活动，大都是民间推动力量在前，国家制度化发展在后，它的发展有自己的逻辑，经常会出乎统治者的预期的，当然这也是统治者乐于见到的。
如果非要对身体的国家化进行价值判断，说出一个好坏来，评判标准应该是身体被国家化后国家让身体去做些什么，或者说这种国家化出于统治者的什么目的。
如果说身体的国家化是本书的明线，那么暗线即是以身体的存在和解放作为最终关怀。
身体的国家化发展使身体陷入一种“偏狭发展的危险”，当很多运动要把身体从一种旧有力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时，文章不止一次地提醒读者:这些并不是出于对身体的解放，因为它们暗含着身体要被置于国家力量的控制之下的目的。
作者试图.呈现一种景象:身体的改造运动从来都是“王朝更替”，而不是要达到“我就
是我的身体”这样一个单纯的状态。
关于身体的解放，书中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答:身体是否应该被完全解放?身体怎样获得解放?“娜拉”出走后向何处去?不过由此引发我们对身体状态的思考和关注，以及对身体偏狭发展危险的提防无疑是必要的。
提到“身体”这个概念，书中并没有给出明确的交代，只是讲到:就身体的生成而言，它自然包括一个生物性的存有以及一个文化性的成分在内。
若是这般说来，书中所谓的“身体”跟人的概念没有区别，哲学上讲，人兼具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而且社会科学界侧重于对人的社会属性的研究.
不过在另外一个区分维度上，书中的“身体”不能置换成“人”。
以往社会学对人的研究关注的焦点是人的心灵意志，在社会学语境中，身体这个具体的存在是被长期忽视的。
书中用“身体”这个更为具体的概念，分析时对肉体的活动有所侧重，又没有忽略一直伴随着的心灵意志的开发，将“身”与“心”结合了起来。
说到身体，人们很容易会联想到身体社会学。
身体社会学是社会学研究中一个创新面向，它主要关注的是长期以来被社会学界乃至社会科学界所忽视的人的身体这个生物性的存在，人的生理特征以及健康、疾病、老龄化等直接与身体相关的社会现象是身体社
会学的基本研究对象。
《历史、身体与国家》一书中的身体也是被看作了一种社会性的存在来讨论的，因此严格地讲它并不属于身体社会学的范畴，而可以称作是从身体角度考察历史的历史社会学研究。
除了对身体四个发展面向的论述，书中也提到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造成的人的异化，以及消费文化的高涨导致身体成为一个消费商品的战场。
这也是观察当代社会所能看到的很明显的身体发展面向。
看来人类创造出了这个世界、创造了国家、创造了社会、创造了一切，却难以操控它的发展，以至于被它操控。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是文明发展的悲哀。
从身体的角度反观历史事实，无疑是本书的亮点，之所以令人眼前一亮，是因为它对想当然的身体存在状态的反思。
人生活在世界上，忙忙碌碌，时时刻刻都有不同的心理反应或行为表现，我们之所以产生某种行为不是偶然的，而是历史和社会长期塑造和生产的结果。
对社会生活中想当然的现象的怀疑，也是社会学研究的一贯作风，也是本书特别值得学习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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