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治发展的影响因素――以新加坡国家构建为例中图分类号：A5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117（2011）08-0383-02评论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程度，无论用西方的主流价值观，还是当今世界的价值观，都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民主化发展程度。
在这一篇文章中我将从新加坡的国家建构和新加坡在儒家思想影响下实行的民主化发展探讨其中的关系和影响民主化进程的因素。
一、新加坡的建国及其种族组成情况1959年英国给予新加坡国内自治权，李光耀领导的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对这个没有任何自然资源的，独立的小岛屿的生存能力存在怀疑，于是努力加入了一个与周围地区组成的联邦。
1963年，新加坡、马来亚、沙捞越与北婆逻洲组成了一个新的联邦――马来西亚。
然而两年后，新加坡不得不退出马来西亚被迫独立。
这部分是因为种族上的差异――占新加坡人口多数的华人与占其他地区多数的穆斯林马来人相互之间不信任。
华人一直以来都是新加坡多元种族社会的一个重要族群。
1836年的时候华人就达到13700人，华人总数已经超过当地土著马来人数12500人；1850年当地人口总数52890，华人占到53%；1860年人口总数81734，华人占总数61%；1921年华人到达41万人之多，占总人口的75.3%，之后华人在人口中的比重一直都在75%以上。
这些华人大多数来自中国福建，广东等地，他们在马来亚，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等地拥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新加坡当时是，现在也是一个多元种族社会，包括77%的华人，14%的马来人，8%印度人。
马来少数族群对新加坡创造一个统一国家构成了挑战，因为他们更倾向于站在周围国家中的马来人一边。
因此，执政的人民行动党认为无法依靠于中国文化来塑造一个新的身份认同。
基于当时的情况，它改为试图依靠培育一种新的新加坡身份认同来反对一切种族狭隘主义，这种身份认同将会成为新加坡稳定与繁荣的基础。
二、新加坡的国家构建“民族国家”的模式被许多非西方国家所采用，以进行他们自己的国家建构计划。
正如西方一样，在亚洲，国家建构对民主改革者与专制的保守主义者都很有吸引力，因为它可以被范围广阔的政治方案所采用以动员人民。
亚洲国家政府与西方政府一样常常使用同样的国家建构的工具，包括：控制语言、控制教育与公共服务的内容，设立国家媒体，控制移民以及规划事务。
国家建构对少数族群权利构成了独特的威胁，因为它倾向于以多数族群文化为中心，并对多数族群的语言给予了特殊的重视。
在一个多元的民族体系中，占多数的华人群体，在政治上文化或许会享受到更好的待遇，政治领导人也必然会对多数人的偏好加以“照顾”。
因此，多数群体的语言与文化倾向于成为国家建构唯一可行的基础，不过新加坡的经验给了我们很好的一个借鉴。
基于新加坡自身的多元民族组成情况，新加坡采取了多项破天荒的措施。
例如，政府打破种族聚居，将人们迁入种族混杂的公共屋?中（这些公共屋?都是由新加坡政府建筑的，收取低廉的租金，香港也有同样的措施）。
新加坡政府还推动英语的使用，令英语成为唯一的官方语言，压制了所有族群――包括占多数的华人使用中文的愿望。
李光耀相当清楚地指出新加坡的国家构建与多数人的统治（指的是西方的民主化）是不相符的。
李光耀在一次演讲中说道，假设新加坡政府选择了中文或者试图支持中文，那么他们国家或许就会发生动乱，也不能够融入整个地区以及世界。
但是那个时候占77%的华人希望如此。
如果当时新加坡进行民主投票的的话，新加坡将会不得不执行中文这一政策。
从新加坡的事例看来，在不那么民主的国家的政治精英没有必要对多数人的偏好做出与在民主国家领导人一样的反应，他们可以依靠压制和直接或间接的对媒体的控制来压制对政治稳定的威胁。
即不那么民主的国家更少地倾向于以多数文化中心进行国家建构，也就是说，少数族群在不那么民主的国家中不那么容易受到非正义的伤害。
在今天看来新加坡的国家建构无疑是成功的，但我觉得新加坡是例外而非规律，这种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加坡当时的领导人李光耀。
亚洲大多数专制政权都参与了以多数族群为基础的国家建构。
然而我们看到缅甸的军政府恐怖统治，或者马科斯统治下的菲律宾，跟新加坡的情况就南辕北辙了。
其实，在不那么民主的国家中限制种族冲突的措施并不总是成功的。
1998年春天，印度尼西亚爆发的种族冲突展现了这种深刻的断层。
长期被压制的针对相对富裕的华人少数族群的敌意终于重新出现了。
印度尼西亚是最糟糕的的情况，幸而新加坡没有爆发。
新加坡的例子是个例外的成功，但是我并不否定它的价值性。
一个民主政府，并不意味着偏向大多数。
民主的政府意味着理性的政府，我相信一个民主的政府会更偏重于少数族群，因为先天就缺少优势，在社会上拥有资源也少，民主政府意味着大家要平等竞争，但是对于一些先天缺少竞争的少数族群，政府政策往往具有倾斜性，这也是体现公平的一种方式。
以美国看来，政府的政府在很大程度就倾斜于少数族群，尤其是祖上来自非洲奴隶的黑人族群和本地的印第安人。
因此我相信，假如当时新加坡实行西方的民主制度同样会取得成功。
三、国家认同构建民众的支持是国家存在的基础和必要前提。
如果新加坡民众不认同他所生活的这个国家，而认为自己是中国人，马来人或是印度人，那么新加坡国家的存在不仅会遭到外界的质疑，也会面临统治的危机和社会的动乱。
新加坡政府有意识地培养公民对这个多元的多种族的新国家的认同。
国家认同也是政府获得合法的前提，民众只有认同它的国家，才可能愿意接受政府的统治并积极参与国家事务，才可能产生出对新国家的热情，并且能关心国家的命运和维护国家的利益。
建立国家认同对一个国家而言极其重要，国家认同是国家生存的根本基础。
新加坡培养国家认同的举措是多方面，主要的方向和措施包括：1、制定“生存政策”。
1965年8月之后，新加坡政府开始制定一整套理论个政策，来推动新加坡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并以此证明这个新加坡这个小岛屿可以脱离马来西亚而好好的生存下来。
2、强化“生存危机意识”，政府和媒体的宣扬，生存危机的意识被植入新加坡各族群民众的脑中，形成了不同族群的人有共同的心理特征。
3、多元主义的民族政策，承认各民族的之间的差异，保留不同的民族文化特色，强调公平竞争。
4、淡化华人种族认同。
新加坡政府时刻提醒民众新加坡所处的周边环境，消除华人对中国的认同，促使民众对新加坡产生本地认同。
5、对于少数族群给予特别的尊重和保护，政府对马来实施特别的政策，享受特殊的权力，对马来人补助房贴，实行免费教育等。
四、新加坡的政治制度与儒家文化及我国可借鉴的制度模式新加坡是一个有着浓厚儒家思想的家国，在文化背景上与我国相似。
新加坡的成功模式有很多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的地方。
新加坡一直保持着一党长期执政并在国会占据绝对优势，掌握并控制着国家权力。
新加坡自治后在两个方面基本保留了英国人建立的政治制度。
一是文官体制。
当时英国人建立的公共行政系统已经具有很强的现代性和操作性功能，因此，人民行动党基本保留了原有的行政系统。
二是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多党体制和民族选举。
新加坡从1959年至今实行的是一党为主的政党体制和权威主义政治体制，具体表现是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并长期执政，其他政党长期在野。
不过，反对党在大选中有激烈的竞选，并可以通过其议员在国会中发表不同的政见，媒体上广泛报道，从而对执政党构成相当的压力，尤其是这种竞争性民主还在缓慢而有序地发展，着在后发展国家中很长一段时间中十分鲜见。
尤其是政治体制运作通畅，行政效率很高。
不同的政治体制之间的适应性有很大的差距，同样，同一个政治体制是否改革自己的结构也会使自己的适应性有很大的变化。
新加坡政治体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在权威主义体制内把民主发展到了一个较高的程度，权威主义与多元民主制度的适度结合使其具有较大的适应性。
从文化上来看，新加坡文化的重要来源是儒家文化。
新加坡是以华人为主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受着儒家思想的影响。
新加坡推行更多的是传统民本理念，使用的方式更多是集权式、家长制的方式。
李光耀的强势政策和作风，直接导致了政府对社会的严格控制。
在新加坡成立初期，人们的言行受到严格的控制，人民对于事关自己利益的事情是没有任何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的。
不过，李光耀在内阁决策时引入了一定的民主机制，例如：让其他的同僚官员大胆说出自己的看法，鼓励官员毫无顾忌的表达自己的意见，这里面充分体现了精英民主的内涵。
李光耀这种治理思路是明显的儒家精英主义，这种制度有点像我国古代的议政和纳谏制度，让群臣自由表示自己的意见和拥有提出反对的意见的权利。
李光耀执政时期，一直坚持精英治国的理念，其精英主义治国理念主要体现在他特别注重天赋素质的人才观上。
“精英政治是新加坡几十年的基本国策，也是新加坡成功的主要原因”，这是李光耀最著名的政治理论。
李光耀曾多次不无自豪地谈到，依靠精英人才管理国家是新加坡成功的先决条件。
李光耀的精英政治理念直接来源于儒家传统思想的“人治”理论，它强调人的道德才能，只有兼备两者，才会发挥出政治的作用。
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人治其实也就是精英专制或寡头政治。
新加坡的官员不单要担任管理的职能，在这种精英政治下还要对社会的稳定和道德秩序负有强烈责任感。
李光耀十分重视官员的道德品行，他不仅要求自己和下属正直廉洁、奉公守法，还通过建立一套严格的选拔、考核制度来确保官员和政府的廉能。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加坡发动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儒化运动。
“儒学复兴”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东亚工业文明的兴起。
随着20世纪70到80年代以来日本、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经济奇迹的出现，以及中国台湾等其他东亚国家经济的起飞，出现了“第三种工业文明”的理论，提出了第三种工业文明与儒家传统有何种关系的问题。
新儒家认为，儒家精神与现代化并不是相互排斥的，东亚各国正是走了一条儒家资本主义的道路，这种发展模式的特点是把儒家伦理糅合进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之中，把西方偏重个人才能发挥的机制，改变为具有人文色彩的管理工程，心理调节和人际关系调节，并发挥群体的力量，认为儒家伦理中在群体中寻求自我实现的意识和勤劳节俭的品格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
二是新加坡领导人用儒家文化来平衡西方文化和工业化带发的不稳定状况。
在李光耀等领导人看来，由社会转型所引发的道德失范导致了诸如离婚率增高和个人主义意识强化以及精神空虚，从而导致了犯罪现象的增多。
这些社会不稳定源，一旦没有得到有效的管制和处理，就会随之爆发，进而对新加坡的社会稳定和执政党的统治会受到挑战。
对此，除了在法律上进行规范以外，建立以儒家思想为主的道德价值体系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总而言之。
要保持儒家思想或是精英主义的体制，必须在其中注入更多的现代性民主思想和竞争性因素，从而实行儒家民主的制度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