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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责任问题研究摘要：近年来，伴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往仅由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传统模式已经严重滞后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于是基层政府为了改善公共服务的供给，将一些服务事项外包给第三方机构，从而提升了服务效率和水平。
但是，部分基层政府和部门在服务外包给第三方机构后，忽视了对其的监管，有的甚至出现了政府责任转移的问题，这种现象不但会降低政府服务水平，还会造成不良后果。
因此，应该明确公共服务外包中政府的责任问题，使服务外包为政府助力，而不是责任的转移。
关键词：合同外包、公共服务、责任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公众对于公共服务的需求呈现出了多元化和复杂化的特征，政府作为公共服务供给的单一主体，在数量增多、形式多样的公众需求下，暴露出了供给水平不高、提供效率不足等问题。
于是，政府需要借助市场，通过购买第三方的力量来提高公共服务供给的数量及质量，从而来缓解政府的压力。
公共服务外包，是把原来仅由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状态转为可以交由其他独立机构生产或者提供，目的是为了避免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低效率和浪费的问题。
政府由原来的公共服务的提供者转为购买者和监督者，政府公共服务提供的方式也由权威治理转为合同治理。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已经成为当前政府提高治理能力，满足人民生活需求的有效方式。
但随着实践的检验，政府公共服务外包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在这一过程中政府需要承担的责任成为热点问题。
一、明确政府公共服务合同外包中的责任（一）作为公共服务的购买者和监督者公共服务的合同外包模式是把公共服务的提供过程划分开来，政府是作为公共服务提供过程的服务外包合同的制定者、供给的规划者、合同执行过程中的监督者，第三方是公共服务外包合同中的生产者。
公共服务可以外包，但是政府责任不能外包。
[1]因监督不当导致出现各种问题是政府避责问题的现实体现，公共服务的合同外包本应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有效举措，但避责现象的发生，不但会损害公众的切身利益还会影响公众对于政府的评价。
提升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质量水平的有益探索——《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质量管控体系的构建》书评
邓绩
【期刊名称】《中国质量监管》
【年(卷),期】2024()5
【摘要】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最主要的目标是通过市场竞争机制的引人,将原本由政府生产的公共服务外包于更加专业的社会力量,从而提高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与质量、降低公共服务供给成本,对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做出更加积极的回应。
然而,推行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市场社会力量的参与同样可能发生“反噬”作用,带来例如公共服务劣质低效、公共资源浪费、腐败滋生、逆向选择等风险,损害社会公众利益,亦影响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这一改革实践的深入推进,因此,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质量管控建设尤为重要。
【总页数】2页(P110-111)
【作者】邓绩
【作者单位】国际质量科学院;上海质量管理科学研究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F27
【相关文献】
1.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质量提升路径探析①--基于政府购买视角
2.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主要环节及其对公共服务质量的影响
3.提高政府购买兽医公共服务质量水平
研究4.构建基于主体责任的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质量监督机制5.关于完善政府购买社区公共服务,提升社区服务质量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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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我国政府公共服务外包问题及完善引言在我国政府公共服务的改革过程中，公共服务外包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手段和方式。
公共服务外包是指政府向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以及个人购买或委托公共服务项目的行为。
这种方式的引入不仅可以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还能促进政府职能转变。
本文将从公共服务外包的现状、问题以及完善措施等方面进行探讨。
公共服务外包的现状我国公共服务外包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兴起，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逐渐扩大应用范围和领域。
尤其在教育、医疗、交通等领域，公共服务外包的模式已经比较成熟。
公共服务外包的普遍使用，一方面缓解了政府财政压力，另一方面提高了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
政府将一部分公共服务项目委托给社会组织和企事业单位，可以有效利用社会资源，提高服务水平。
然而，我国公共服务外包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
公共服务外包存在的问题不合理的合同设计一些公共服务外包合同存在不合理的设计。
例如，合同期限过长、服务内容定义不明确等。
这些问题容易导致合同执行不畅，甚至引发纠纷。
部分服务质量难以保障尽管公共服务外包能够提高服务效率，但部分服务质量难以得到保障。
一些民营企业或社会组织由于资金、技术等方面的限制，无法提供与政府直接提供服务相媲美的质量。
不同区域差异明显我国不同地区之间存在着较大的经济发展差异。
在公共服务外包中，一些发达地区在资源配置、服务质量等方面更具优势，而一些欠发达地区则面临着资源匮乏和服务不完善的问题。
完善我国公共服务外包的措施为了解决公共服务外包存在的问题，我国政府可以采取以下措施来进行完善。
设立监管机构建立专门的监管机构，对公共服务外包进行规范监管，加强对服务质量、合同履约等方面的监督。
监管机构可以对外包服务进行评估，定期公布评估结果，保证服务质量和透明度。
加强合同管理政府在与外包服务提供商签订合同时，应确保合同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合同应明确双方的责任和义务，而且合同期限不宜过长。
政府还应加强合同履约的管理，及时解决合同纠纷，确保公共服务的顺利进行。
用脚投票、用手投票两种机制的非均衡性与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行为的非公平性—— 一种分析和解决当前中国民生问题的新视角汪永成【摘要】在政府（间）竞争的条件下，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行为受到流动性生产要素所有者“用脚投票”和普通公民“用手投票”两种权能的影响和制约。
目前我国地方政府所面临的这两种机制的压力是不均衡的，这导致所产生的服务型政府是“亲流动性要素”所有者的政府而非公共服务型政府。
这为解释和解决目前许多地方公共服务供给总量不足和结构失衡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有意义的视角。
【关键词】政府竞争 公共服务 服务型政府 用脚投票 用手投票【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1 问题的提出当今时代政府竞争的新态势、新特点塑造着政府职能结构的服务主导性、职能目标的权利本位性、职能实现过程的成本节约性、职能实现方式的非强制性等服务型政府的品质。
因此，“政府（间）竞争的日趋激烈不仅是服务型政府兴起的重要动因，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服务型政府的发展方向。
”① 关于政府竞争与服务型政府之关系，显然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讨论：基于政府竞争压力而形成的“服务型政府”将为谁提供服务？它一定是“公共服务型政府”吗？在政府竞争压力下，政府能否对其服务对象一视同仁，公平对待？换言之，政府竞争对政府服务的公共性和公平性会产生什么影响？另一方面，进入新的世纪以来，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政府公共服务职能领域的问题已经成为当前“广大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民生问题，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和持续发展的带有全局性的政治性问题。
总体而言，目前公共服务领域存在的问题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供给总量不足，即有学者所提出的“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服务不到位、公共产品严重短缺”的矛盾。
②二是供给结构的非均衡和非均等化，集中表现为有人所怀疑的“（政府）现在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大多都是向有钱人群倾斜的。
”③为什么会产生这些问题？不同的学者从各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城乡分割的二元制度结构、中央与地方分工的不合理、公共服务指标约束的软化、没有形成可持续的财政支持体制等等，其中“最主要的变量是政府在公共服务的价值选择、制度安排和政策制定方面存在的失当。
我国政府公共服务外包的问题及对策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公共服务外包作为一种新的政府服务提供方式被西方各国广泛采用。
近些年，我国各个地方政府针对这种新的政府服务方式展开了一系列尝试，同时也在实施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不过其中的各类问题依然存在。
本文旨在总结当今我国在社会政府服务外包中所取得的成效以及存在的突的出问题，并针对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标签：政府;公共服务;外包[一、政府公共服务外包的内涵（一）政府公共服务外包的定义在当前国外的学术界，对于“政府公共服务外包”这一概念还没有形成一个确切的定义。
就我国学术界而言，学者们对“政府公共服务外包”的概念也没有达到完全的一致，但是在本质上，其观点并没有存在太大的差异。
在表现形式上，政府公共服务外包就是政府公共服务的一种供给方式，其意义就是政府部门将公共事务交付给具有一定资质与经验的社会组织来完成，包括原来由政府部门直接生产的、为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提供的服务等。
政府或第三方按照先前合同签订的标准和要求进行评估，评估合格后将一定的费用支付给第三方。
（二）政府公共服务外包的类型根据不同的维度可以将公共服务外包划分为不同类型，在本文中主要根据两个维度进行划分。
第一个维度是外包服务的性质是面向政府内部还是面向社会公众，前者称为间接的公共服务，后者是直接的公共服务;第二个维度是承接的主体是营利性组织还是非营利性组织，前者具有一定的营利性，后者则主要是非营利性或公益性。
根据这两个维度，我们可以将公共服务外包划分为四种类型。
这四种类型的服务外包分别为：第一类为商务性外包，主要由营利性组织承接，面向政府内部的服务。
第二类为特许性外包，主要由营利性组织承接、面向社会公众的服务。
第三类为定制性外包，主要由非营利性组织承接，面向政府内部的服务。
第四类为公益性外包，主要由非营利性组织承接，面向社会大众的服务，这类服务的公共性最强。
本文的公共服务外包主要讨论的是第二类特许性外包和第四类公益性外包这两种服务外包类型。
目前我国行政管理体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及相关分析【摘要】要进一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首先就要摸清目前行政管理实践中还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三个层面。
一是政府运行还存在深层次问题：政府职能转变滞后，政府自身改革滞后；行政审批事项过多，为权力寻租提供了基础；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薄弱。
二是政府结构不合理：横向组织结构不合理，部门职能梳理不清、设置不当、交叉重叠，导致政出多门、多头管理；纵向结构的层级过多、成本较高。
三是政府行为长期得不到有效控制，包括长期持续的形式主义、政绩工程、形象工程问题，行政执法不规范问题突出，政府诚信受到很大挑战。
目前政府应对危机的能力和体制建设都还是一大弱项，有待大力加强。
【关键词】行政管理体制；体制改革；问题；政府职能；政府结构；政府行为经过三十年改革，我国行政管理体制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
其中，最大的成功就是行政管理体制已初步适应了市场经济体制，顺应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提出的要求，实现了生产力的大解放。
但这并不意味行政改革就到位了。
一者，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力度还远不如经济体制改革那么大，许多老大难问题尚未解决；其次，随着经济与社会的深入发展，国内外形势和行政环境不断有新变化，我国行政管理体制又出现了许多新的不适应。
目前，这些问题突出表现在政府职能、政府结构和政府行为三个层面上。
一、政府职能层面的突出问题及相关分析。
政府职能，亦即行政职能，包括运行性职能和基本职能两部分，是整个政府建构的基石，也是整个政府运作的源头和依据。
行政职能的认知、梳理、规划、确立、设定和配置将基本决定后续整个行政管理的基本形态。
行政编制、行政人员、行政权力、行政关系、行政资源、行政规范、行政文化、行政过程、行政行为、行政结果与行政效率等等都将因此而定。
行政职能问题是引发政府结构和政府行为等等方面突出问题的主要根源所在。
几十年来的行政改革虽然似乎总在追求行政效率，但实则总在不断探索行政职能科学化。
由于行政职能问题太复杂而实践太急需，所以行政职能调整就常是看见多少就改多少，着急什么就先改什么，而来不及深入研究、系统考虑和全盘设计，或零敲碎打，或大而化之，深入不了，难以突破，致使老问题未解决，新问题已出现，甚至改革活动本身也因不够科学而添累加烦，至于行政环境变化带来的问题就更是所顾不暇。
政府公共就业服务外包体系: 制度设计与经验启示Ξ刘 昕内容提要 在公共服务外包的浪潮中,传统上由各国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承担的一些核心功能,如职业介绍和就业安置等,也出现了外包的趋势。
在这方面,澳大利亚、荷兰、英国和德国四个国家的做法很有代表性。
这些国家的实践经验表明,公共就业服务外包尽管有可能带来效率提升和成本节约的益处,但它对政府部门的外包管理能力也构成了很大的挑战。
在公共就业服务外包的制度设计方面,政府必须妥善处理好选择、监督、激励承包商的问题,同时注意避免“取精”现象的出现。
关键词 外包 公共就业服务 制度 激励 在许多西方发达国家,公共就业服务系统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官僚机构,它通常在全国各地都设有地区性的办公室,主要功能是为失业者提供劳动力市场信息、职业介绍和就业安置服务,同时落实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中的一些措施。
公共就业服务系统的经费支出在大多数福利国家的福利开支中都占有较大的比重。
①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公共服务外包浪潮的推动下,原来主要由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承担的职业介绍等工作,也开始外包给私营部门或非营利组织来完成了。
国外公共就业服务外包的实践:以澳大利亚等四国为例在公共就业服务外包方面,澳大利亚、荷兰、英国和德国的实践是最具有代表性的。
其中,澳大利亚和荷兰几乎将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所有核心职能全部外包出去了,基本上实现了公共就业服务的私有化②;英国则是选择了一部分就业形势严峻的落后城区,力图通过公共就业服务外包的做法帮助这类区域中的长期失业者实现就业;而德国则仅仅是将外包作为传统公共就业服务之外为失业者提供就业帮助的一种补充渠道。
1.澳大利亚的公共就业服务外包澳大利亚在1998年对其公共就业服务系统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改革,将其完全外包给一个包括三百多家私营就业服务机构的工作网络系统。
在这个工作网络系统中,既有提供一般性就业服务的私营就业服务机构,也有一些专门帮助某些特定求职者群体(比如存在听力障碍的人以及艾滋病患者等)的专业化就业服务机构。
第40卷第3期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V01．40N o．3 2009年5月JOURNAL0F N A N C H A N C U N I V E R S I T Y Mav．2009现代服务型政府的伦理意蕴——基于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分析熊节春(南昌大学公共管理学院MPA教育中心，江西南昌330047；中南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学院，湖南长沙410083)摘要：新公共服务理论是现代服务型政府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它超越了传统公共行政的效率政府和新公共管理的市场化、企业化政府模式的工具性价值的内在矛盾和缺陷。
突出强调了民主、公民权和公共利益等目的性价值在现代政府即服务型政府中的中心地位，由此使得现代服务型政府对人性假设和政府的道德合法性提出了新的诉求，这必将对公共道德和人性假设产生重大影响，具有重要的伦理价值。
关键词：新公共服务；服务型政府；伦理价值中图分类号：B82—0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一0448(2009)03—0023—04意义。
因此，本文主要用伦理的分析方法对现代服20世纪80年代开始，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务型政府进行五个方面的伦理审视来分析现代服务西兰等西方发达国家掀起了一场被称之为“新公共型政府的伦理价值和意义，旨在探讨新公共服务理管理”的政府改革运动。
这场改革运动在20世纪论指导下的现代服务型政府对公共行政道德和人性90年代迅速扩展到几乎所有发达工业国家和一些假设的作用和影响。
发展中国家。
近年来，正当新公共管理理论在世界以新公共服务为代表的现代服务型政府通过对范围内方兴未艾之际，以美国著名公共行政学家罗责任、公共利益、公正、公民权等一系列公共伦理精伯特·B·登哈特为代表的一批公共行政学者基于神的张扬，使其承载着公民社会的基本价值要求，为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反思，特别是在针对作为新公遭遇“合法性危机”的传统公共行政重新找回合法共管理理论之精髓的企业化政府理论缺陷的批判的性与价值合理性的根基与牛成条件。
公共服务外包决策的影响因素研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公共服务外包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
公共服务外包决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本文将深入研究公共服务外包决策的影响因素，以期为公共服务外包的实践提供理论支持。
外包作为一种商业策略，旨在将非核心业务委托给外部供应商，以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
随着外包业务的不断发展，公共服务外包也逐渐成为一种趋势。
公共服务外包决策主要指政府或公共服务机构决定将某些服务性工作外包给企业或社会组织，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近年来，公共服务外包的实践越来越多，其影响因素也变得日益复杂。
以下是公共服务外包决策的主要影响因素：外包决策流程：公共服务外包决策的制定需要一个科学、规范的流程。
这个流程应该包括需求分析、供应商选择、合同签订、服务交付、绩效评估等环节。
每个环节都对外包决策的成败产生影响。
合同条款：合同是服务外包的核心文件。
合同条款应当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包括服务内容、质量标准、价格、期限等。
合同条款的合理性直接影响到外包的效果。
服务质量：服务质量是衡量外包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
公共服务外包决策需要重视服务质量，确保供应商所提供的服务能够满足公众的需求。
服务质量的监控和改进应贯穿于整个外包过程中。
案例分析：以某城市公交服务外包为例，公交服务是城市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该市政府决定将公交服务外包给一家私营公交公司。
政府对外公布了公交服务的需求，并吸引了多家企业竞标。
然后，政府组建评标小组，对竞标企业的方案进行评估，主要考虑价格、服务质量等因素。
最终，政府选择了一家报价最低、方案可行的私营公交公司作为外包供应商。
在外包过程中，政府与供应商签订了详细的合同，明确规定了服务内容、质量标准、价格等。
在服务交付阶段，政府对外包服务进行实时监控，确保服务质量和价格符合合同要求。
同时，政府还定期对供应商进行绩效评估，以便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相应措施。
通过以上案例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公共服务外包决策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外包决策流程的规范性、合同条款的合理性以及服务质量的有效性。
摘要：公共服务外包不仅可以提升公共服务效率和质量、满足社会多元需求，而且还能减少政府财政支出和间接实现民主。
在公共服务外包中，由于公共权力的二重性和对公共权力缺乏规范及监督，导致公共权力产生异化，违背了公民意志和外包目的。
因此，需要从道德约束、公共责任、法律法规和监督机制四个角度去解决公共权力异化的问题。
关键词：公共服务外包；公共权力异化；治理方法随着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逐渐深入，传统全能型政府的行政方式和手段越来越受到社会的挑战，公共服务的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变得日益突出。
20世纪90年代，我国开始进行公共服务外包的尝试，政府逐渐把公共服务外包出去。
政府角色也从公共服务的直接提供者和生产者变成了购买者、委托人和监管人。
公共服务提供方式的转变使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不断上升，公众满意度逐渐提高，但由于公共权力的二重性和对公共权力缺乏规范和监督，导致公共服务在外包中出现公共权力异化的现象。
一公共服务外包中公共权力的异化公共服务外包指政府通过合同谈判的方式使某些具体的生产职能转移到私营企业或非政府组织，放手让其参与公共项目建设和特定公共物品的供给，以形成政府主导、不同主体参与的格局。
[1]公共服务外包的内容主要是给政府带来财政负担的事务性、技术性和服务性的公共事务。
本文所涉及的公共服务主要指由私营组织承包的服务性公共事务。
公共权力来自于人民权利的让渡，这种让渡意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维持公共生活秩序。
具体来讲，公共权力是基于某一特定的社会共同体成员共同同意或某种形式的认可并为管理其中的公共事务，以支配、影响和调控该共同体而形成的一种公共威慑力量。
[2]从这里可以看出，公共权力是在社会成员共同需要的前提下产生的，公共权力的本质是一种公共意志的凝聚和体现，意在维护公共利益。
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曾提到"权力倾向于腐败，绝对的权力倾向于绝对的腐败。
"[3]可见，权力具有被滥用的危险，也就是权力有异化倾向。
XX大学行政管理毕业论文选题方向政府体制改革研究1.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各项制度研究2.行政问责制研究3.乡镇机构改革问题研究4.当代中国府际关系研究5.应急管理体制改革研究政府管理研究6.电子政务与政府管理创新研究7.电子政务绩效评估研究8.面向公共服务的电子政务理论与方法研究9.县级政府管理模式创新10.区域合作与区域公共管理研究公共服务供给研究11.政府公共服务体系研究12.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方式研究13.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研究14.地方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研究15.统筹城乡的公共服务体系研究非政府组织研究16.社会组织的培育与规范17.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研究18.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研究19.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研究20.非政府组织绩效评估与政府监管体制创新研究治理理论与实践研究21.我国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的路径与绩效研究22.城市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与城市治理研究23.电子治理与政府流程改革研究24.新型小城镇建设的实践与经验25.智慧城市与智慧治理研究基层民主研究26.基层自治组织研究27.基层民主管理制度研究28.基层民主建设与政治参与研究29.优化基层民主决策的研究30.基层民主监督机制研究三农问题研究31.农村公共服务机构、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农业组织化问题研究32.增加农民收入问题研究33.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问题研究34.农民工在城镇的就业和生活问题研究35.农民市民化问题研究公共政策理论与实践研究36.政策体制问题研究37.政策运行中多元主体的互动机制问题；38.公共政策执行与公共政策的有效性问题；39.公共产品多中心治理的政策工具研究；40.社会矛盾与公共政策利益协调机制研究；民主理论与实践研究41.民主理论研究42.政府决策民主制度创新研究43.行政民主制度创新研究44.政党民主研究45.政治协商与民主党派研究公共财政管理46.财政管理与国家建设47.人大预算监督能力研究48.政府部门预算研究49.财政透明度研究50.参与式预算研究。
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第三方评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明确指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需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
”不难看出，随着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进一步调整，我国社会组织将更广泛地参与社会体制改革进程之中，成为社会治理的核心主体，积极发挥提供社会服务、反映社会诉求、规范社会行为、追寻社会公正等功能，逐步实现政社分工与协作，与政府、市场等主体协同推进和谐社会建设①。
但是，实践中，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体制机制并不健全、社会组织参与政府购买服务的绩效并不明显、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实践中的政社关系依然存在控制与依附的现况，社会组织如何更好地胜任政府转移的职能？政府如何加深对社会组织的信任？社会组织的公信力如何提升，以扩大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建设的社会认可和社会承认？这些问题都是当前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中未被有效关注的重要问题。
本文将系统检视当前我国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第三方评估”方式中蕴含的理论逻辑和现实必要性，揭示其实践中存在的多元化困境，并尝试寻求超越这些困境的可能路径。
一、问题提出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在政府职能转移和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方面做出了积极的探索，逐渐迈向政社合作的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模式与实践②。
2012年中央财政首次向社会组织拨款2亿元，用于支持社会组织开展各类社会服务，且已持续三年③。
不少地方政府也在购买服务方面迈出了大步伐。
例如，广州市2012年投入了2.6亿元在全市132个街镇开展社会工作服务，每个投入200万元④。
另据相关数据显示，近5年来，广东全省累计投入到社会工作服务的财政资金达19.17亿元⑤。
全国很多省市，如北京、上海、江苏等地的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亦日益受到重视，以社会工作人才队伍为主体、以专业社会组织为载体的专业服务力量成为当前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重要实践主体。
第28卷第2期苏州市职业大学学报V ol.28，No.2 2017年6月Journal of Suzhou V ocational University Jun.，2017DOI：10.16219/ki.szxbzk.2017.02.003地方政府服务外包批判—基于“政府固有职能”的研究视角王翠红(华东政法大学 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上海 201620)摘 要：囿于从根本上固化政府职能边界，我国地方政府在购买服务过程中易将具有公权性质的公共服务外包给私人主体，不仅造成私人主体越界执权，更导致政府核心职能的流失甚至职能结构的瓦解。
“政府固有职能”理论侧重于重新界定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的地位，致力于从制度上框定政府的权力边界，从而对我国地方政府服务外包以重要的启迪。
重塑政府购买服务的规则、重建政府职能的稳固结构，是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必然性回应，基于这样的考量，我国地方政府职能在转变之初，首先，应明确职能性质，以“核心—边缘”划分原则锁定职能结构；其次，以功能匹配框架合理转变职能；最后，控制职能转变过程当中及之后的风险。
关键词：服务外包；政府职能；结构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5475(2017)02-0017-07 Criticism of Local Government Service Outsourcing:Based on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of the “Inherent Government Functions”WANG Cuihong(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East China University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Shanghai 201620，China)Abstract：Confined to the boundaries of inherent government functions， the local governments in China tend to outsource public services with public right from private subjects in government procurement. This practice results in not only private subjects’ transgression， but also the loss of the core government functions or even the collapse of that structure. The theory of “Inherent Government Function” focuses on redefining the position of the government in public service supply and is committed to define the boundary of the government’s rights in terms of system， offering reference for government outsourcing services in China. It is a necessary response to new public administration movement to re-establish the rules of government purchasing services and to reconstruct stable structure of government functions. It is for this consideration that our local governments should clarify the nature of their functions at the beginning of function transition by separating core functions from marginal functions； then they should change their functions within functional matching framework；finally they should get under control the risks in or after the process of transition.Keywords：service outsourcing；government functions；structure收稿日期：2017-02-13；修回日期：2017-03-18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6BZZ047)作者简介：王翠红(1992-)，女，山西太原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政府理论研究。
引文格式：王翠红.地方政府服务外包批判—基于“政府固有职能”的研究视角[J].苏州市职业大学学报，2017，28(2)：17-23.第28卷苏州市职业大学学报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伴随着政府改革风潮的兴起，新公共管理理论在各国得到实践。
这场政府管理范式的嬗变，实质上是一场市场化背景下政府角色重新定位、政府职能重新界定的过程。
我国自1987年首次提出转变政府职能以来，积极推进“市场化”“分权化”式的行政改革，政府与市场的合作伙伴关系应运而生。
在公共服务供给中，政府通过引进市场机制，将自身权威与市场交换的优势有机结合，从而提升了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的能力[1]。
服务外包是市场化进程中最主要的手段之一，它是指政府作为某项公共服务的发包方，在与承包方(私营部门、社会组织)明确某类公共服务及其质量标准的前提下，通过与中标的承包商签订合同来提供公共服务。
其中，政府应当承担相应的监督责任。
然而，在这场公共服务的“准市场化”供给过程中，市场作为解制政府“一元化”管理的元素，其主体往往因为各种原因越权行使本应当属于政府的职能。
1 地方政府服务外包的基本逻辑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在市场机制、民主政治等背景方面，以及公民社会或第三部门的规模程度等方面均存在一定差距。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影响，我国政府公共服务合同外包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与发达国家所不同的是，公共服务外包并没有成为中国行政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仅仅是地方政府改革的实验[2]，其发展历程的缓慢性、局部性可以为此提供例证，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其总体呈上升趋势。
1.1 地方政府职能转移的发起1978年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地方政府逐步遵循行政管理的规律进行改革，表现为管制型的“保姆式”向服务型的“独立式”转变。
中央政府秉持“凡是适宜于下面办的事情，都要交给下面”的态度，推行政企分开、政社分开、政事分开，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的权力关系，注重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利用市场的作用，进行政府职能转移。
然而改革绩效却并不理想，政府仍过多地占有不适宜的职权，且并未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由于对旧体制的“路径依赖”，阻碍了社会自治与市场经济的发展。
我国公共行政的改革仍停留在体制层面，未深入到技术领域。
1995年，上海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局成功地探索了一条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托管新模式，即将社区服务中心公共服务委托给以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为代表的众多社团组织，成立了一个名为“上海浦东新区罗山市民会馆”的开放性的社区服务中心。
该会馆通过“政府主导、各方协作、市民参与、社团管理”的体制，为当地居民提供了良好的社会交往、社会教育、文化娱乐、体育健身等社区服务。
这种管理模式冲破了过去由街道办事处垂直运营的社区服务体系，是我国政府首次成功地将公共服务外包的案例。
1999年深圳市罗湖区的城市环保业务的供给机制也采用了服务外包的形式，政府通过向环卫公司购买城市道路清扫业务，将原来由区承担的市镇道路委托给私营部门，并由城市管理办公室对履约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有力地缓解了政府的财政压力，收到良好的社会效益。
1.2 地方政府服务外包模式的普及公私合作关系在良好的政策背景下，逐步迈入正轨。
2004年《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第6条“……凡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能够自主解决的，市场竞争机制能够调节的，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通过自律能够解决的事项，除法律另有规定的外，行政机关不要通过行政管理去解决。
”[3]十六大、十七大均强调转变政府职能。
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指出将中国政府公共职能承担的重点定位于社会公正的维护。
对于重点职能以外的职能，政府不排除与社会、与市场分担。
政府只在市场失灵和社会失灵的地方出现[4]。
至此，政府、社会、市场三分天下的公共任务格局已定[2]31。
北京大学句华[5]研究数据显示，我国地方政府服务外包自2000年到2009年这十年间呈上升趋势。
在中国公共服务的生产和交付当中，20%～30%被那些受雇于政府的人完成，约有1／4的财政补偿平均支付给政府系统以外的人员。
到了2006年有了更加令人惊叹的发展，服务外包案例一跃而至49个，之后虽略有下降，但基本保持了40例的稳定水平。
我国各地方公共服务外包实践已经越来越普遍，水平已逐渐提高。
从上海到武汉、再到四川，东中西部城市的地方政府都表现出强烈的探索服务外包的积极性。
所外包的项目以事务性和社会服2017年第2期王翠红：地方政府服务外包批判务性的非权力行政外包为主，如城市环保、绿化以及社会救助、社会慈善、教育、医疗等项目。
换言之，除了缉毒反恐、监狱、消防等特殊领域没有社会资本的介入，其余绝大部分行业已经有了市场化的尝试[6]。
1.3 近年来公私关系的加快发展2010年以来，国家在政府公共服务合同外包领域逐渐加大政策倾斜的力度，为统筹全国政府购买服务工作奠定指导作用—2011年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上提出要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7]；2013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指出正确把握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总体方向，规范有序开展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工作[8]；2013年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允许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方式参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运营”[9]；财政部、民政部、工商总局2014 年联合出台了《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暂行)》。
该《办法》通过了七章三十九条内容，对政府购买服务作出了详细规定，为政府购买服务提供了法律保障[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