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和地方关系的集权-分权悖论 [只读]

主权与分权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基本理论一、本文概述《主权与分权：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基本理论》这篇文章旨在深入探讨国家政治体制中最为核心和复杂的议题之一——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

这种关系直接关联到国家主权的分配、权力的运行以及治理的有效性。

文章将首先概述主权和分权的基本概念，并阐述它们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的重要作用。

接着，文章将分析不同政治体制下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特征和影响因素，如单一制、联邦制等。

文章将探讨如何在保持国家统一和稳定的实现中央与地方的合理分权，以促进国家的整体发展和进步。

通过本文的阐述，读者将能够更深入地理解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复杂性，以及如何在实践中寻求平衡和优化。

二、主权理论及其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的应用主权理论是政治理论的核心组成部分，它探讨的是一个国家最高权力的来源、分配和运行方式。

在讨论中央与地方关系时，主权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分析框架。

主权通常被定义为一个国家所拥有的最高权力，这种权力是绝对的、不可分割的，并且具有排他性。

然而，对于主权的实际运用和分配，不同的理论流派和政治体制有着不同的看法和实践。

在单一制国家中，主权通常被集中在中央政府手中，地方政府在法律和权力上都是中央政府的延伸和代表。

这种模式下，中央政府拥有最高决策权，负责制定和执行国家政策，而地方政府则负责执行中央政府的决策，并在一定范围内处理地方事务。

单一制国家强调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和权威，以确保国家政策的连贯性和一致性。

然而，在联邦制国家中，主权则被分割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拥有。

在这种模式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自拥有一定的权力，并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享有最高决策权。

联邦政府负责处理涉及国家整体利益的事务，如国防、外交和货币政策等，而各州或地方政府则负责处理地方事务，如教育、卫生和交通等。

这种分权模式旨在平衡中央和地方的利益，确保地方政府能够更好地反映和满足当地民众的需求。

除了单一制和联邦制之外，还有一些国家采取的是准联邦制或地方自治制等不同的政治体制。

竭诚为您提供优质文档/双击可除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实行的制度篇一：中国古代君主专制中央集权下中央与地方的行政制度中国古代君主专制中央集权下中央与地方的行政制度[摘要]：回顾中国的行政制度史，其发展变化的大方向就是逐步加强和发展君主专制中央集权。

在这其中存在着皇权与相权和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两组基本矛盾。

皇权与相权的矛盾体现在中央行政制度上，具体经历了“三公九卿制”、“三省六部制”、“二府三司制”、“一省制”、“内阁制”和内阁军机处并存等的形式与阶段，使中央行政制度日渐成熟和完备。

而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矛盾则体现在地方行政制度上，在郡县制的基础上形成了省、府、县的行政管理。

[关键词]：君主专制中央集权；中央行政制度；地方行政制度从秦皇朝的建立到1912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中国总共经历了近2400年的封建主义社会。

封建主义社会在政治上最大的特点是实行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它形成于秦朝，经历汉魏、隋唐至宋元，皇帝与宰相之间的权势此消彼长，中央与地方争权接连不断，最终皇权不断强化，中央集权逐渐得到巩固，到明清时期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发展到巅峰。

回顾中国的行政制度史，其发展变化的大方向就是逐步加强和发展君主专制中央集权。

在这其中存在着皇权与相权和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两组基本矛盾。

皇权与相权的矛盾体现在中央行政(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实行的制度)制度上，具体经历了“三公九卿制”、“三省六部制”、“二府三司制”、“一省制”、“内阁制”和内阁军机处并存等的形式与阶段，使中央行政制度日渐成熟和完备。

而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矛盾则体现在地方行政制度上，在郡县制的基础上形成了省、府、县的行政管理。

秦朝在战国官制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以皇权为中心的中央政权组织。

在中央，设置成像，御史大夫和太尉三个最高官职，称为“三公”。

“三公”各府虽然共同决策，然而也有明确的分工，就是丞相府负责民政，贯彻执行决策的政令，御史府是中央最高监察机关，是副垂相，它负责受理四方文书，制作诏令，发布诏令和监察百官，太尉负责军政。

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放权和分权的思考摘要：政治及政府的必不可少，在每一个伟大的政治哲学家那里都有不同的论述，其中契约论和自然法学派在洛克那里首次以有限政府理论给人类展示了政府的目的及范围。

自从人类开启立宪模式起就认为公权力和个人自由权利的冲突并不是不可调和，相反在联邦党人看来，人类社会是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的。

关键词：放权；分权；自由；宪政；发展自从人类开启立宪模式起就认为公权力和个人自由权利的冲突并不是不可调和的，相反在联邦党人看来，人类社会是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的。

笔者认为以良好的方式追求自由乃是政治的最终目标，而宪政乃是一系列因素产生的结果，尤其表现在人的经验领域，“宪政首先需要关心的问题是为什么必须使用权力，然后才是如何防止权力的滥用。

”[1]宪政被认为是良好的维护和发展自由的政治体制。

因为政府是必须的，“最大的困难在于必须首先使政府管理被统治者，然后才是政府管理自身。

”[2]笔者认为自由乃是宪政乃至人类政治的终极价值，宪政的制度设计及良好的运行对发展存在积极作用，而关键的问题是在于如何从宪政的纬度去规范权力的行使。

“一个能方便地包含这四个方面——宪法、理法、判例和司法解释、政治权统一的术语就是宪政体制。

”[1]一、概念的界定首先本文将放权与分权置于中央与地方关系中来看。

对于两者的概念，一种分权的概念是：“分权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行政学概念，通常是指从中央政府及其部门向次级政府、半自治公共机构、区域性或功能性实体、非政府性的私人或自愿者组织转移计划、管理权责并进行相应的资源筹集与分配的活动.它主要包括授权(deconcentration)、委托(delegation)、放权(devolution)以及私有化(privatization)。

”这一概念应该是宽泛的定义分权，但它并不能把分权和放权的实质——这一本文讨论的重点区分开来。

秦朝的地方行政中央与地方权力的博弈在秦朝的时期，地方行政中央与地方权力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张而微妙的博弈。

作为一个中央集权的王朝，秦朝通过强大的行政机构和严格的统治手段，试图将地方权力集中到中央，以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稳定。

然而，地方上的官员和权贵们也并不甘心完全服从中央的控制，他们组织地方势力，试图维护自己的地方利益和权力。

首先，秦朝通过设立郡县制度来加强对地方行政的控制。

在这一制度下，国家将全国划分为若干个郡县，并任命官员来管理各个地方。

这些官员由中央直接任命，具有极高的权威和行政职责。

通过这种方式，秦朝实现了对地方的直接控制，并能够更加有效地管理地方行政，统一各地的行政标准和政策执行。

然而，地方官员并不是完全顺从中央的意志，他们有时会主动违抗中央的指示，以保护地方利益。

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地方官员可以利用自己的职权，滥用职权来谋求个人私利。

他们可以通过征收过高的税收或者收取非法的暴利来获取更多的财富。

另一方面，地方官员也可以利用信息不对称的优势，对中央政策进行变通或者擅自解读，以适应本地实际情况。

这种变通有时候是为了顺应民意，更好地地管理地方，但有时候也会损害中央的统一和整体利益。

除了地方官员的抵抗外，地方权贵也是中央与地方权力之间博弈的重要角色。

地方权贵是指地方上的贵族、大地主和士人等有实力的人士群体。

他们通过积累土地财富和人脉势力，成为地方上的一支重要力量。

在秦朝时期，地方权贵往往与地方官员和中央朝廷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利益关系。

地方权贵可以通过网络关系和金钱交换等手段，影响地方官员的任命和政策制定，以达到维护自己地方利益和权力的目的。

与此同时，秦朝的中央政府也在努力削弱地方权力并维护自己的权威。

首先，秦朝实行了一系列的法令和制度，限制地方官员的权力。

例如，设立了御史台来监察地方官员的行为，以防止他们滥用职权。

其次，秦始皇采取了连坐制度，将地方官员与其家族绑定在一起，以保证地方官员的忠诚和服从。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的“集权—分权”悖论社会主义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然而在当今社会逐渐暴露了诸多弊端。

“财权、事权划分不清晰导致的一系列贪污行为”、“食品安全问题明确机关来监督”、“医疗卫生政府无法分担责任”等体现了当今中国最重要的问题之一---集权还是分权。

显然政府早已认识到这一问题所在，采取了诸多措施，其中我拿最有代表性的煤矿问题来说，政府为了解决近期煤窑多发遇难事件，下令要求矿长一同工人下井作业，但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正是如此，矿长随便找助理替他下井，这样，在保证不违背上级的命令的同时确保了自己生命的安全。

政府的命令最终成为一纸空文。

所以，这里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是一个集权还是分权的国家？集权—分权模式的历史模型分为两类，一类是属地化分级管理即政府与百姓发生关联的基本方式。

每个地域各自为政并相对独立。

这样的好处：是节约组织和监督的成本，事权高度集中于地方政府和监督的困难使得地方官员获得大量的自由裁量权，形成“双头垄断”；另一类则是行政逐级发包的制度即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关系，发包制来源于契约论，是把任务发包给承包方，承包方按规定交货，发包方不具体干预生产过程。

中国的集权体现在中央以下达文件和命令的方式控制了大部分决策，地方政府拥有的权利是行政授权，随时可能被收回。

分权则体现在事权高度集中于地方政府，除国防，外交以为的几乎任何事情的执行权均在地方政府。

中央一直通过地方官员的晋升控制人事权把集权与分权整合在一起。

显然，在当今中国，集权和分权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

我们可以追溯到古代，皇帝派太监或侍卫去监督各级官员。

在太监身上被赋予了明确的权利，他可以更有效地实行他的监督作用，与此同时，皇帝可以直接太监---中间的监督者。

古代绝对的集权对于集权者来说有两大难处：一是为了广大百姓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维持政权的长期稳定。

二是保证下放的权力不被滥用，防止滥用的恶果。

分权与集权的矛盾，根源在于监督需要获得信息但是信息的获取又是很困难的。

论中央和地方立法权限的划分中央和地方权限的划分是一个国家立法体制中的核心问题，它是国家立法权的纵向配置，是国家结构形式理论在立法层面上的深化，在宪法中占有重要地位。

有研究表明，区域性政府分权自治，国家权力行使权重心不断自上而下降低是国家权力纵向配置的基本趋势。

这种趋势必然不断对现行的国家权力结构提出挑战，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立法权限就成为一个重要问题。

中央和地方立法权限划分的适当与否会出现截然不同的结果：如果立法权限划分不清，一、中央可能肆意侵夺地方自治的范围，从而导致国家权力结构不平衡，使地方国家机关职权虚化；二、地方可能过分担心因越权与中央立法相抵触，从而对中央立法照抄照搬，重复立法，浪费立法资源；三、可能出现地方保护主义盛行，条块分割，设置贸易壁垒的现象，影响国内市场统一及国家法制统一。

如果立法权限界定清楚。

形成中央与地方的互动局面。

则会产生巨大的积极作用。

首先，由于“一个中央政府，不管它如何精明强干，也不能明察秋毫，不能依靠自己去了解一个大国生活的一切细节。

”况且一个大国各地区的经济状况、地理状况、风俗习惯等有很大的差异，再加上成文法固有的涵盖不周延的局限性，单纯的中央立法要想集中调控，只能做抽象、原则的规定，由地方立法依本地具体情况予以补充和具体化后，才能真正得到实施；其次，中央和地方立法权限的适当划分，形成了中央和地方之间以及地方之间相互制衡的局面，有助于保证地方民主，防范专制独裁，同时也防止地方民主及其所形成的多数主义势力侵犯少数人的权利，避免民主制下的“多数人暴政”问题。

一、中央和地方立法主体的划分立法权限的划分往往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政治的变迁和社会变革，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和地方立法权限主体的划分，学者们普遍认为经历了下述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一）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4年宪法颁布期间的分散立法时期。

作为临时宪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央人民政府和地方人民政府间职权的划分，应接照各项事务的性质，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以法令加以规定，使之既利于国家统一，又利于因地制宜。

中央地方关系是中国最基本的关系之一，也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最重要的关系之一。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可以形成宪法所要求的“充分保证中央领导的统一，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的模式，是中国能否实现现代化的关键，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如何“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核心问题一.集权与分权的困境中央太集权带来诸多弊端“集权导致僵化的政治管理体制，中央政府绩效出现越位、错位、问题”的同时，地方政府由于缺乏自主性，难以处理的问题，在情况下集中动员地方政府积极性，可能会导致非理性的”信息不对称，中央无法清晰的决策。

如果充分了解和掌握所需要的信息决策，但是决策者可能会因为一些主观和随意的想法，和决策的片面性”。

此外，中央集权带来了更多的支出在中间的责任，来自中央政府的压力，政府会增加成本，而管理效率往往会下降。

同时也带来了许多问题，“分权改革以来，我国主要以地方分权为主，中央对地方的干预减少，被称为“分权”。

但是，在过程中的分权，地方政府推动中国已经超越其本身的功能实现的权力，承担了太多的本应该由中央承担的职责”，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薄弱，削弱了金融监管能力之间的地区，由于地方政府展开的非利益行为，区域间的差距扩大，从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偏差，也导致了一定程度上的分配和不合理的政府面临着集权与分权的困境。

在纵向关系与横向关系之间，平衡集权与分权改革问题”。

在上个世纪，“分权改革在做出良好的财政状况下，中央政府更加困难”的税收改革不断下放权力。

房地产不断得利，导致中央财政状况良好，地方政府债务缠身的情况，基本上说是陷入集中和刚性和分散和混乱的关系问题。

目前，中国财政是“强中央、弱地方”的转型，面对新的问题“由于地方政府收入来源少，营改增，财政改革对地方财政的影响，使地方财政的收入减少，但地方政府的财政混乱，地方保护主义盛行，中央下放权力，地方政府的拦截层，”地方政府通过使用更大的权力在他的处置，开始保护地方经济发展，引发猖獗的保护主义。

中央和地方关系的“集权－分权”悖论主讲人：周黎安评议人：周业安徐家良杨永恒杨凤春茅于轼盛洪张曙光：今天由周黎安教授给我们做有关中国地方官员的治理问题的报告。

中国是个大国，地方官员数量很多而且在地方发展改革中起的作用很大。

所以这个问题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比较重要的。

我们今天将有幸听到黎安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结果，这是很有意义的。

先请周教授做报告，然后大家一起讨论。

周黎安：谢谢张老师，特别感谢天则所对我的邀请。

我回国以来和天则有很密切的联系，参加了很多天则所组织的学术会议。

今天能到这里来做双周的学术讲座，对我来讲也是很好的机会。

今天给大家报告的是初步的研究，如果得到大家的意见和反馈将对我很有帮助。

在开讲之前，先说说这个研究的背景。

我从做博士开始就对中国政府官员的激励问题就非常关注。

前一些年我在《经济研究》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了“政治锦标赛”的概念。

为什么提出这个概念？观察地方官员的激励，地方官员从最低的村干部或者乡干部开始一级一级地往上晋升。

这个晋升过程有点像比赛。

比如三十二支球队选出十六支，十六支里面决出前八，前八里决出四强，这样一直竞争下去。

地方官员实际也是在这么一个层级的体制里面寻求晋升。

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研究地方官员的激励，可以打开一个新的研究窗口。

我提出政治锦标赛的概念也借鉴了契约理论里面一个关于锦标赛的理论。

我研究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地方官员不太愿意合作。

相对来说，商人更愿意合作。

这和竞争博弈（也就是刚才讲到的锦标赛的内在性质）是相关联的。

中国和西方国家相比有很多自身的特征。

这些特征在西方主流理论看来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

但是中国地方政府又发挥了那么多的作用，怎么去理解他们的激励？另一方面，中国在高速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又遇到了很多问题。

这些问题也和地方官员的激励有关。

我发表在最新的《经济研究》上的一篇文章就是系统地研究锦标赛模式带来的积极的后果和负面的效应。

这里我不会细谈这个。

后来我发现用锦标赛模型研究地方官员的治理还是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