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趣谈：胡适：我们的政治主张

论胡适好政府主义思想的局限性文章介绍了“好政府主义”提出的背景和“好政府主义”的内容，对胡适的好政府主义做出了评价。

指出其对国情的分析有一定局限性，思想过于抽象，内容较为保守。

标签：胡适；好政府主义；局限性从五四运动以后至抗战爆发以前，胡适发表时评政论主要有三个时期，其中第一个时期是《努力》周报时期（1922年5月7日——1923年10月21日），［1］他围绕“好政府主义”这一主张，与他的同道发表了诸多言论。

本文旨在研究胡适这一时期的“好政府主义”思想，故其后《新月时期》和《独立时期》的政治思想不予评述。

一、“好政府主义”提出的背景1917年，胡适从美国回来，中国仍处在军阀割据的黑暗统治之下。

怀有崇高理想的胡适力图通过思想文化之变革来革新中国政治，发誓“二十年不谈政治”。

但是胡适的挚友丁文江十分痛恨军阀专权和黑暗政治，热情支持胡适办报谈论政治。

他批评胡适“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告诫人们：“不要上胡适之的当，说改良政治要先从思想文艺下手。

”他对胡适说：“你的主张是一种妄想，你们的文学革命、思想改革、文化建设都经不起腐败文化的摧残，良好的政治是一切和平的社会改善的必要条件。

”胡适自己也感到了“实际的政治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碍我们。

” 1920年8月，胡适领衔和蒋梦麟、陶孟和、王徵、张慰慈、李大钊联名发表了《争自由的宣言》，其中说：“我们本不愿意谈论实际的政治，但是实际的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害我们。

自辛亥革命直到现在，已经有九个年头，这九年在假共和政治之下，经验了种种不自由的痛苦。

便是政局变迁，这党把那党赶掉，然全国不自由的痛苦仍同从前一样。

政治逼迫我们到这样无路可走的时候，我们便不得不起一种彻底觉悟：认定政治如果不由人民发动，断不会有真共和的实现。

但是，如果想使政治由人民发动，不得不先有养成国人自由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神的空气。

”［2］于是，为了公开批评时政，在丁文江的推动下，1922年5月7日胡适主办的《努力》周刊创刊。

胡适自由主义政治法律思想的主要内容胡适作为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没有写过一本专门的政治法律著作，也没有参加任何政党。

他的政治法律思想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他针对不同时期的政治环境所写的一系列政论体现出来的。

他对政治的影响离不开他创办或者为骨干成员的报刊杂志。

本文接下来的部分将首先分析胡适在不同时期在这些刊物上发表的文章的核心内容及其所体现的胡适的政治理念，其次纵观胡适一生阐述他自由主义的政治法律思想的主要论点。

（一）“好政府主义”胡适在回国初期曾宣称他“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因为他觉得应该从教育入手，从思想文艺上为中国“造新因”。

他回国时期对国内思想界很失望。

在1918年发表于《新青年》的《归国杂感》中，他说中国的出版界在他出国的七年简直没有两三本可以看的书，不但高等学问的书没有，就连消遣的书也很难找到，中国人“时间不值钱”，中国的教育处处是弊病。

因此，他决定潜心研究学术，提高国民的判断力，增进国民的道德和知识水平。

但是我们切不可将它的“二十年不谈政治”的主张理解为他对政治的冷漠。

其实他一直对政治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在美国留学时他就十分关注美国的政治并曾在康乃尔大学发起组织“政治研究会”。

他的理解也许是，先提高国民的素质，当然包括政治素质，到了国民素质发展到一定水平时，他们自然要参与政治也有能力参与政治活动了。

这种思想与他在美国所学习的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有很大的关系。

实用主义主张一点一滴的改良，反对暴力革命，这也是他后来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辩论的理论基点。

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的中国充斥着各种思想，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在中国都有其代言人，他们之间也存在着论战。

这样的大环境使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代表的胡适无法像他所想的那样潜心学术研究。

1919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使胡适在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暴得大名”。

在“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和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之间进行了一次交锋。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好人政治”胡适的“实验主义”的政治抱负导语：“好人政治”一直是胡适的“实验主义”的政治抱负。

在三、四十年代，蒋介石的确在表面上为“好人政治”提供了两次实验的机会：第一次是1935“好人政治”一直是胡适的“实验主义”的政治抱负。

在三、四十年代，蒋介石的确在表面上为“好人政治”提供了两次实验的机会：第一次是1935年的所谓“人才内阁”，蒋介石有意搜罗一些专家学者进入政府或准政府机构，如吸收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为政府高级咨询机构——国防设计委员会的秘书长，同时在此机构挂牌的有胡适、丁文江、蒋梦麟、陶孟和、周炳琳、杨振声、周鲠生等人，皆为一时俊杰。

从这时起，胡适已从体制外的批评者转变为体制内的建言者。

但胡适始终没有加入国民党，此时国民党有意拉胡适出任政府部长级职务，包括行政院长的职务，胡适均推辞，最后于抗战期间(1937-1942)出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胡适自称那是“受命于危难之际”，其任务是为国民党争取美援并促成美国对日作战。

第二次机会就是1948年的所谓“行宪国大”。

在此之前，胡适曾致书毛泽东，重弹他的改良主义老调，劝毛泽东“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党”。

此时国民党正撕毁和平协议，发动内战。

但国民党在内战中节节失利，连援助国民党的美国也大感失望。

于是蒋介石想出一个召开伪国民大会的把戏。

主要为了向美国表示自己是搞民主的，蒋一度设想由胡适出任总统，自任握实权的行政院长，并遣王世杰探询胡适意见，希望胡适能够出山，其时胡适正为北京大学校长。

胡适毫不客气地写了自己的小传送了上去，作竞选总统用。

但结果证明这只是一场故作姿态的骗局。

其后，胡适一直没什么行政职位，一直到1958年4月才从美国回到台北，出任台北中央研究院院生活常识分享。

[人物] 胡适批孙中山，遭教育部“训令”2009-09-04 12:17:15 来源: 南方周末(广州)胡适自称是“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虽不赞成暴力革命,却在民初每回“革命”之后,总期盼社会经过一次震动,可能导致“一点一滴的改良”。

1929年,正值五四运动十周年,胡适接连发表文章,批评国民党政府假说人权以掩饰思想专制,揭露孙中山“知难行易”说的逻辑矛盾,与国民党当局争论新文化运动是否应该否定,堪称别开生面的纪念□朱维铮(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思想言论完全失去了自由”民国十八年(1929),正值五四运动十周年,胡适发表了《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从文学革命、思想自由、对文化问题的态度三个方面,批评“今日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民党是反动的”。

关于思想自由,胡适说:新文化运动的一件大事业就是思想的解放。

我们当日批评孔孟,弹劾程朱,反对孔教,否认上帝,为的是要打倒一尊的门户,解放中国的思想,提倡怀疑的态度和批评的精神而已。

但……国民党协作的结果,造成了一个绝对专制的局面,思想言论完全失去了自由。

上帝可以否认,而孙中山不许批评。

礼拜可以不做,而总理遗嘱不可不读,纪念周不可不做。

一个学者编了一部教科书,里面对于三皇五帝表示了一点怀疑,便引起了国民党政府诸公的义愤,便有戴季陶先生主张要罚商务印书馆一百万元!一百万元虽然从宽豁免了,但这一部很好的历史教科书,曹锟、吴佩孚所不曾禁止的,终于不准发行了!(编者注:1929年,国民政府查禁了顾颉刚、王钟麒编辑的《现代初中本国史教科书》,原因是该书对中国上古史持怀疑态度,“不承认三皇五帝为事实”,会“动摇国本”。

)至于舆论呢?我们花了钱买报纸看,却不准看一点确实的新闻,不准读一点负责任的评论。

一个负责任的学者说几句负责任的话,讨论一个中国国民应该讨论的问题,便惹起了五六个省市党部出来呈请政府通缉他,革掉他的校长,严办他,剥夺他的公权!然而蒋介石先生在北平演说,叶楚伧先生在南京演说,都说:上海的各大报怎么没有论说呢?所以在思想言论自由的一点上,我们不能不说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民党是反动的。

胡适的“言论干政”作者：暂无来源：《领导文萃》 2015年第1期谷小水20世纪20年代末，中国知识阶层已经由传统的“士”转化为现代的知识分子，后者在政治上虽居于边缘化的地位，但仍“往往以边缘的身份念念不忘于中心的任务”。

作为主要受欧美影响成长起来的现代知识精英，他们所念兹在兹的“中心的任务”是西方民主政治在中国的实现。

为了推动这一目标的实现，他们对南京国民政府诉诸的主要方式就是言论干政。

言论干政的典型当然是知识界领袖胡适。

1932年底胡适本来受媒体之邀做中国未来的梦，但可能由于诸事牵缠，梦没有做完，所以未见刊出。

但从这个不太完整的梦境中，还是可以见出自由主义者胡适的政治追求。

胡适梦想，1948年军人还政于民，知识精英担任总统，民主政治得以实现。

而其所设想的中华民国史改造史的第一时期，也大体可与孙中山建国程序中的军政和训政阶段相对应。

胡适1917年由美返国之初，有见于中国政治的黑暗，曾立下“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宏誓，希望从思想文化方面为中国政治造就革新的基础。

但现实政治的风雨不断袭来，作为青年思想领袖的胡适很难长期规避于政治之外，他与政治关系的底线慢慢由“不谈政治”、调整为“不干政治”。

应该说，胡适一生大体信守“不干政治”的原则，其参与政治的方式主要侧重于“谈”的层次。

胡适参与政治的方式选择，与其本人的认识及兴趣偏好颇为相合。

在他看来，政论家不一定非要入于政党一途，完全可以在政党之外上发挥效用。

他将政论家分为“服从政党的政论家”、“表率政党的政论家”与“监督政党的政论家”三种。

胡适认为前两种角色由于党派立场的限制存在一定的局限，第三种则由于其“超然”的地位，只有政见，没有党见，不但可以充当党派政治的润滑剂，而且可以影响各政党政策，所以“这种独立的政论家，越多越有益，越发达越好”。

胡适终其一生扮演的就是这一角色。

就胡适谈政治的内容来看，他比较强调宪政、法治、人权与自由。

1920年发表的、被认为促成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群体聚集的《争自由宣言》，非常直接地反映了胡适等在军阀统治之下的主体诉求。

第18卷第5期2002年10月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 rnal of Shandong U n iversity of T echno logy (Social Sciences )V o l .18,N o .5O ct .2002三十年代胡适民主宪政主张述论孙　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吉林长春130024)[摘　要]　20世纪30年代胡适的民主宪政主张是其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

他积极倡导宪政,反对独裁专制,认为宪政在中国是可行的,只有民主宪政才能建设强有力的政权。

他主张通过民主法治团结人民,约束政府,以形成一致对外的力量。

[关键词]　胡适;民主宪政;独裁;法治[中图分类号]D 6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0040(2002)0520050204[收稿日期]2002203205[作者简介]孙　强(1970-),男,辽宁沈阳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从事历史学研究。

在中国现代史上,胡适是一位行为活跃并引起颇多争议的人物。

考察30年代胡适的政治主张,对于促进胡适政治思想的研究,加深对胡适的理解,丰富对胡适的历史评判和文化感悟是极为有益的。

本文根据掌握的资料,围绕30年代抗日救亡的时代主题,对胡适的民主宪政主张作管窥之述论。

一、对民主宪政的诠释1931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使中国面临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

是时,期盼中国能有一个强劲有力、高效廉洁的政府以凝聚民族力量,对内改革富国、对外抗日御侮成为普遍的社会心理。

然而,对于如何构建这样的强力政府却众说纷纭、不一而足。

其中国民党内的某些政客宣扬墨索里尼式的法西斯专政,鼓吹元首制;一些标榜自由的知识分子也呼唤强人政治,把希望寄托在独裁政府之上。

从1932年春天起,国民党内的不同派别就施政方针问题。

展开一场争论,到同年4月召开国难会议时,则集中在是否结束训政、实行宪政问题上,同时,这一争论也引起知识界一部分人的关注,遂发表了相关的主张。

龙源期刊网 论胡适的民主思想作者：王云霞来源：《读与写·上旬刊》2019年第02期摘要：本文将胡适的民主思想与儒家思想、西方的民主思想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进行了比较。

胡适的民主思想是当时中国一种独特的思想，对此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该批判的批判，该借鉴的借鉴。

关键词：胡适;民主思想;儒家思想;西方民主思想;三民主义中图分类号：G718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2-1578（2019）04-0025-01胡適，祖籍安徽绩溪上庄，少年时在绩溪老家读私塾，1904年至1910年在上海求学，1910年至1917年留学美国。

胡适的一生以宣传标榜“民主主义”著称，有“自由主义大师”称号，他的“民主”、“自由”并不为民主的中国所接受，甚至不为台湾国民党当局所接受。

我们不难看出胡适思想的独特性，其民主思想亦然。

本文只就胡适的民主思想作一个较客观的评价。

胡适的民主思想是在传统的儒家思想的基础上，接受了西方大量的民主思想，并有别于当时中国其他思想意识的一种独特理论，对推动当时中国的思想解放，发动新文化运动，都起到了一定作用。

纵观胡适一生的政治言论，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也是他民主思想的要点：充分利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成立一个宪政公开的政府，由思想中立、学有专长的精英分子负其职责。

下面分别把胡适的民主思想同传统的儒家思想、西方的民主思想、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进行一番比较。

1.与传统儒家思想的比较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意思是“救出自己”。

这一点与胡适提倡的追求个性的发展不谋而和。

孔子说：“君子不器”[1]，意思是君子不应当只是适应做一两件专门的事。

然而，胡适所求取培养的才干，正是这种专门的才干。

儒家所主张的“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的哲学，是胡适所反对的。

他认为个人与社会是联系而密不可分的，个人品质之改善在于社会之改善，社会若不改善，个人品格之改善终归无望。

简述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
分析任何一个人、一个问题时，都不能离开时代背景，而应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进行讨论和考察。

胡适不仅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也是主张在中国建立民主政治的先驱。

他的早期思想，也洋溢着时代气息。

胡适的一生大部分是用来宣传民主与自由宣传思想解放的个性独立的。

胡适的主要思想有一下主要几点：
反对封建专制，倡导民主自由。

这个观点在胡适的很多诗篇中都有所反映，在俄国留学时他就以“新俄万岁”为题写下了主张自由的《沁园春》一词，回国后，又有很多诗篇反映了他对封建专制的不满。

反对封建礼教，提倡妇女解放。

胡适的这些思想主张无疑是对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礼教的鞭挞，他认为那种只晓得说“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是忍心害理，是男子专治的贞操伦。

他主张提高人的素质，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素质，因为这是简历民主政治的前提，而人的素质提高，关键在于教育，在于提高全民科学文化水平。

向往民主与自由。

查阅胡适的众多文集、诗篇，你不难发现，他的许多文章中都闪烁着民主思想的光辉，充分表达他对民主制度的向往和追求。

胡适的思想与陈独秀的民主思想都是大致相同的。

不仅在于反专制更在于反礼教方面。

胡适、陈独秀等人对民主的向往与追求，不仅反映他们早期的进步思想，也代表着他们救国的热望。

“政治票友”胡适之摘要：胡适一生，始终坚持民主与自由的政治主张。

在民国初期，解放战争时期，定居台湾的最后时期等阶段，他的思想有着一个演变的过程。

而他的政治主张，又不可避免地要与国共两党的治国方略发生碰撞。

本文将研究分析胡适政治思想的形成，在不同历史时期演变过程，以及他对国共两党的认识态度。

关键词：胡适政治思想形成演变国共两党台湾正文:胡适一生，名号倒是不少，著名学者、诗人、史学家、红学家、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等等，但从没有人把他称为政治家。

胡适弟子，著名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曾经这样评价胡适说“胡氏做了一辈了政治票友”，“他对搞政治的兴趣，确是老而弥笃的”。

个人认为“政治票友”这个词可以很好地形容胡适，票友是戏曲界的行话，其意是指会唱戏而不以专业演戏为生的爱好者。

而胡适很热衷政治，但是却从未进入权力中心，他的政治理想并不为人采纳。

胡适是一位夫子气十足的“恂恂儒雅”的学者，曾发誓“二十年不谈政治”，而事实是，他早年就对政治产生“恒久的兴趣”；之后，还受国民政府征召，临危受命，出任驻美大使；而且，他在晚年对政治的兴趣，老而弥笃。

胡适之所以会对政治有如此热情，我认为出于两个原因，其一，胡适祖籍徽州，自古就有求学取仕之风，学而优则仕，家族风气对他有很大影响。

其二，可以说，中国文人都有匡扶天下的宏伟抱负，在胡适那个时代，国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更是呼唤无数仁人志士投身政治之中。

而胡适政治思想的形成应该完全归因于在美国求学的经历，他一辈子追求的民主和自由思想，在中国是断然没有产生的土壤的。

胡适回国后的许多重要主张和某些“开风气之先”，都可在这一时期寻到源头。

如“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可上溯康奈尔大学布尔教授开的“容忍史”课；“反对暴力革命，主张渐进改良”，很可能受教于韦莲司父亲的智性言论；而对于中国时局和前途的种种看法，得益于同“世界大熔炉”里的师友尤其是红颜知己韦莲司的思想碰撞。

而胡适对政治产生“恒久的兴趣”，也始于这一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