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鼓向叠鼓形贮贝器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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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认识的青铜器,为你展⽰不⼀样的云南云南青铜器兵器类——四兽铜斧据统计,云南⽬前发现青铜⽂化遗存333处,出⼟遗物26200余件,其中有青铜器19600余件。
云南青铜器兵器类——鱼鹰铜啄云南青铜⽂化⼤约始于3300年前,较早者为剑川海门⼝青铜⽂化遗址。
到两汉之交过渡到铁器时代。
云南青铜器兵器类——⼈形钮铜钺云南青铜⽂化可分为五个类型:洱海地区类型、滇池地区类型、滇西北类型、红河流域类型、怒江澜沧江中下游地区类型。
云南青铜器兵器类——豹钮铜⽭云南青铜器数量众多,种类繁杂,包括武器、⽣产⼯具、⽣活⽤具、乐器、贮贝器、扣饰牌饰等⼤类,每类包含的内容⼗分丰富、复杂。
云南青铜器兵器类——蛙形铜⽭云南青铜器的纹饰极其精致复杂,在铜⿎、贮贝器、武器、⽣活⽤具等器物上均有着极为复杂、精致的纹饰云南青铜器⽣产⼯具类——孔雀纹铜锄云南青铜器很多器物构思新颖、结构巧妙,多有精致的动物、⼈物做装饰,有的甚⾄是模仿动物形体做成,最为突出的是江川李家⼭出⼟的虎⽜铜案。
云南青铜器⽣产⼯具类——⽜头纹铜锄写实性与夸张性相结合。
在青铜器上有四⼗多种动物,除了凤凰外,均为存在于现实⽣活中的动物。
有的贮贝器上的⼈物多达127个,通过这些青铜器,我们可以对云南本地的民族种类、祭祀、战争等有⼀定了解。
云南青铜器⽣产⼯具类——梯形铜锄另外,有些青铜器为了突出⼈物、动物的⼼理状态和特点,常常对某些动物的局部做夸张性的处理。
云南青铜器⽣活⽤具类——⽜虎铜案很多器物既突出主题,⼜注重局部表现,通过局部的表现来深化主题。
云南青铜器⽣活⽤具类——双⽜铜尊⼈物、动物的⼼理特点反映得较为精准。
很多扣饰、牌饰,反映了同⼀类动物或⼈物在⽇常⽣活中的状态。
有着很⾼的艺术价值。
等。
云南青铜器⽣活⽤具类——⽴⽜铜壶云南青铜器⽂化瑰丽壮观,为中华民族之瑰宝。
云南青铜器乐器类——船纹铜⿎云南青铜器乐器类——蛙饰铜⿎青铜器扣饰、牌饰类——孔雀铜扣饰青铜器扣饰、牌饰类——三⽔鸟铜扣饰青铜器扣饰、牌饰类——⼆⼈盘舞铜扣饰青铜器扣饰、牌饰类——⼆⽜交合铜扣饰青铜器扣饰、牌饰类——七⼈猎虎铜扣饰青铜器扣饰、牌饰类——三虎噬⽜铜扣饰青铜器贮贝器类——战争贮贝器器盖青铜器贮贝器类——祭铜⿎贮贝器青铜器贮贝器类——⽜虎⿅贮贝器。
博物馆文物介绍——古滇国的四牛鎏金骑士铜贮贝器大型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第二季第五期,云南省博物馆第一件闪亮登场的馆藏文物就是古滇国的存钱罐——“四牛鎏金骑士铜贮贝器”。
贮贝器是青铜铸造的,用以贮藏海贝的容器。
它是云南青铜文化的典型代表,目前仅出土于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呈贡天子庙、官渡羊甫头。
石寨山等地是滇国统治的核心区域,所有的贮贝器均出土于大型墓葬中,它们是滇国王侯贵族的专用品,象征着财富、地位、权利。
可以说,贮贝器是滇文化的独特代表,它在滇国的地位与中原的鼎有些类似。
贮贝器出现后,逐渐取代铜鼓成为滇国重器。
西汉杀人祭柱场面青铜贮贝器贮贝器的出现,是以大量海贝的出现为前提的,而大量海贝的出现,是滇国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历史必然。
贮贝器至迟在战国时期的云南地区已经出现,战国晚期至西汉中期是贮贝器发展的高峰,汉武帝开滇之后,贮贝器在云南逐步没落,西汉晚期迅速消失在历史的云烟中。
贮贝器的盛衰与滇王的政治命运相联系,随着汉文化的深入,滇王失去了统治滇国的权力,独具特色的青铜文化也未能逃过“大一统”的命运。
叠鼓形猎场面铜贮贝器对贮贝器而言,器盖是其最重要的艺术舞台,器盖上规模宏大的立体雕塑装饰代表着云南青铜器失蜡法铸造的最高成就。
表现题材十分广泛,动物题材最常见的是立牛,其他动物形象还有虎、鹿、猴、兔、狗、飞鸟等。
人物形象常与墓主生前活动有关,包括战争、祭祀、生产等场景。
主角一般形象高大,表面夔金,标志出其与众不同的地位,有单独的骑士、有狩猎的贵族、还有肩舆上的妇女等,它们是滇国社会上层建筑的生动再现,承载着滇青铜文化最核心、最关键的部分。
贮备器用真观、感性的立体雕塑群像,再现了滇国社会历史的鲜活场景,以具体入微的写实手法再现了滇国社会生活的一些大事件,不仅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更堪称“青铜铸造的无声史书”。
西汉诅盟场面贮贝器云南古代滇池地区青铜文化中的贮贝器出现于战国末期,到西汉中期达到鼎盛,消亡于东汉时期的贮贝器是古代滇池地区社会历史画卷的缩影,其制作工艺集青铜文化之大成,显示了极高的水平,在中国工艺美术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也为后人研究青铜文化留下了极为宝贵的实物资料。
第七章秦汉时期青铜器的发展秦始皇兼并了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政权,从建国到国家灭亡历时仅15年,留下的青铜器不多,但是却出现了新的特点。
秦文化追求浩大气势的传统,统一六国后,因国力大增,而进一步表现了出来。
在青铜器方面,造出了形体很大的器物。
秦不仅统一了文字,又通过政令统一了度量衡,因而始皇和二世时的度量衡器成为当时多见的器物。
汉高祖刘邦于公元前206年建立了汉王朝,采取了“清净无为”、休养生息的政策,经过“文景之治”,经济得到了恢复,生产得到了发展,手工业也有了很大的进步,青铜器制造的工艺水平有了新的提高和发展。
西汉末年,王莽篡权,改国号为“新”,史称新莽政权。
这时在社会经济的许多方面都在复古,青铜铸造业上也有明显的反映。
后来受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加深的影响,爆发了绿林和赤眉农民大起义,最终西汉皇族刘秀于公元25年建都洛阳,史称东汉。
东汉初期光武帝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来缓和阶级矛盾,使生产有了一定的发展,经济得到了一定的恢复。
由于豪强地主经济势力的发展,庄园经济从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商品货币关系。
第一节秦汉时期青铜器概述西汉·男俑在秦汉时代的441年中,中国古代青铜艺术经历了最后的辉煌,青铜器已经处于秦汉文化的次要位置。
但在艺术成就方面,秦汉青铜器却十分突出,尤其是青铜雕像所表现出的朴素风采和含蓄魅力。
与三代青铜器相比,它形成了一种新的写实传统。
以皇帝为最高权威的、统一的、多民族的、专制主义集权的封建国家的体制初创于秦代;以儒家思想家为核心的儒、道和杂家思想并存、互补,已经在西汉形成多元化格局;外来的佛教思想在汉代传入;随着国际大通道——丝绸之路的开通,频繁的商贸往来使中西文化的交流日益活跃起来。
这样一个国力强盛、充满自信而又朝气蓬勃的时代自然为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和无限的空间。
而秦汉青铜艺术又以其高超的技艺、磅礴的气势反映了这种时代的精神。
秦汉青铜器艺术是秦汉艺术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古代青铜器艺术发展历程中最后的一个闪光点。
⼋⼤铜⿎类型介绍⼋⼤铜⿎类型铜⿎作为⼀种民族民间乐器,⼤约从公元前8世纪起,就在我国云南中部地区产⽣,嗣后随着民族的前途和民族间的⽂化交流,沿着⼤江⼤河分布到我国南⽅的⼴西、⼴东、海南、贵州、四川、重庆、湖南等省和东南亚许多国家。
⼴西历来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壮、瑶、苗、侗及其他民族的先民,世世代代劳动,⽣息在这块富饶、美丽的⼟地上,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给我们留下许多珍贵的⽂化遗产。
铜⿎是这些珍贵⽂化遗产中最令⼈敬仰的和思慕的伟⼤杰作,是⼴西民族⽂化中最值得骄傲的⼀宗⽆价之宝。
万家坝型铜⿎万家坝型铜⿎,以云南省楚雄万家坝春秋战国时期墓葬出⼟的⼀批铜⿎为代表,是原始形志的铜⿎。
⿎⾯特别⼩,⿎胸特别外凸,⿎腰极度收束,⿎⾜很矮,但⾜径⼤,⾜沿内有⼀周折边,胸腰之际有四只⼩扁⽿;花纹特点是简单、古朴,有种稚拙味,给予⼈以稳重感。
⿎⾯的太阳纹有的仅有光体⽽⽆光芒,有的有光芒,⽽芒数⽆定。
⿎胸和⿎⾜都素⾯⽆纹,腰部也只是由⼏条纵线划分成⼏个空格。
这类铜⿎主要流⾏于春秋战国时期。
⼴西⽥东县林逢镇和同村⼤岭坡、⽥东县祥周镇联福村南哈坡都出⼟过这类铜⿎。
万家坝型铜⿎的出⼟,填补了⼴西铜⿎系列的空⽩。
⽯寨⼭型铜⿎以云南省晋宁⽯寨⼭汉代墓葬出⼟的⼀批铜⿎为代表,是成熟期铜⿎。
这类铜⿎⾯部宽⼤,胸部突出,腰部呈梯形,⾜部短⽽直,布局对称,纹饰丰富华丽。
⿎⾯中⼼是太阳纹,光体与光芒浑然⼀体,三⾓光芒之间填以斜线,太阳纹之外是道道宽窄不等的晕圈,窄晕中饰锯齿纹、圆圈纹、点纹等构成的花纹带。
宽晕是主晕,饰以旋转飞翔的鹭鸟。
胸部也饰与⾯部相同的⼏何纹带,其主晕则是⼈物划船的写实画像。
腰部除晕圈组成的纹带之外,还有由竖直纹带分隔成的⽅格,⽅格中饰以⽜纹或⽤⽻⽑装饰的⼈跳舞的图像。
此类铜⿎造型较雄伟,⽽纹饰刻划细腻。
贵港罗泊湾西汉墓、西林普驮西汉铜⿎墓出⼟的铜⿎都属此类,⽥东祥周、百⾊龙川、隆林共和也出⼟过此类铜⿎。
此类铜⿎流⾏年代是从战国时期⾄东汉初期,前后延续了⼤约500多年。
壮族瑰宝——铜鼓展开全文姚亮老师向我们展示了许多壮文化的瑰宝。
其中包括他擅长的打击乐器——铜鼓。
铜鼓,公元前7世纪开始出现,一种流行于广西、广东、云南、贵州、四川、湖南等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打击乐器。
铜鼓全部铜铸,一般的铜鼓鼓面直径约五十公分,高约三十公分(个别的较大)。
鼓腔中空,无铜鼓铜鼓底。
两侧有铜环耳。
鼓面和敲身都刻有精致的花纹。
铜鼓按不同形制和花纹,分为八个类型:万家坝型、石寨山型、冷水冲型、遵义型、麻江型、北流型、灵山型、西盟型。
广西北流出土一面铜鼓,高67.5、面径166厘米,重300公斤。
是现今世界最大的铜鼓。
全国各地收藏的铜鼓已达1400面,分散在中南、西南各地民间还有200余面。
中国是世界上发现铜鼓数量最多、铸造和使用铜鼓时代最早、历史最长的地区。
在古代,少数民族贵族统治者,曾以占有铜鼓的多少,作为代表自己统治权力大小的象征。
后流传到东南亚地区,如仰光,作用巨大。
一般用于祭祀、乐器、召集、婚庆、节日等等。
主要分类万家坝型铜鼓以云南省楚雄市万家坝古墓葬群出土的铜鼓为代表的一类铜鼓。
时值公元前8世纪的春秋中期到公元前5世纪的战国中期。
流行于云南中部的濮族(即今之彝族先民)人民之中。
这种铜鼓鼓壁较厚,工艺粗糙,鼓面无花纹或花纹较简单,胸大于鼓面,是迄今所知最早的铜鼓。
由于它的鼓面还残存有炊烟痕迹,足以证明它是古代由做饭的铜釜向铜鼓演变发展过程中,处于炊具与乐器混用的最初阶段。
石寨山型铜鼓以云南省晋宁县石寨山古墓葬群出土的铜鼓为代表的一类铜鼓。
时值公元前4世纪的战国初期到公元前1世纪的东汉初年。
流行于云南晋宁、四川会理、贵州赫章、广西玉林等广大地区。
这种铜鼓是万家坝型铜鼓的继承与发展,鼓面较宽,铸造工艺也较精细,纹饰多样,其中有翔鹭羽人、龙舟竞渡、瘤牛、剽牛祭祀和环形、同心、锯齿等纹饰。
反映了我国古代民族丰富多彩的生活图景,表现了铜鼓铸造技艺日臻完善、进入了发展阶段。
石寨山型铜鼓在越南、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也有流传。
2021古滇国青铜器贮贝器的造型装饰之美范文 摘要:西汉时期是滇青铜文化的鼎盛期,期间盛产许多造型精美的青铜器,贮贝器作为滇青铜文化的代表,彰显了云南的民族文化和地方特色。
从装饰艺术的角度出发,根据视觉具象化、造型的形式美法则以及装饰性与实用性的统一这三个方面来对贮贝器进行探讨。
关键词:贮贝器;古滇国; 装饰艺术; 云南积累了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在给后世留下的许多珍宝中,最能体现云南特色的便是贮贝器了,这是一种专门储存货币的青铜器物。
古代滇人用自己的方式在贮贝器盖上进行生动的雕铸,形象地记录下了当时的各种生活场景,为后世了解这个神秘的民族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一、贮贝器的由来 云南最早的本土文化发源于滇池地区。
据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
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
”①当时滇族人民的聚居地主要集中在滇池地区,那里的人把头发梳成辫子,随牧而居。
这里可以了解到当时滇人的主要经济模式是以农业为主,同时司马迁将夜郎、滇国、邛都都归入了农业民族这个范畴,表明了在当时的上述地区农业也较为发达。
在《后汉书·西南夷传》说道:“河土平敞,多出鹦鹉、孔雀、有盐池田渔之饶,金银畜产之富。
”②表明了当时除了农耕经济发达以外,畜牧、渔猎等产业都比较发达。
西汉至东汉时期,牛耕技术传了过来,此后随着农耕、畜牧业经济的快速发展,盛产金属的滇国冶金业也随之繁荣起来了。
滇国特有的青铜贮贝器是在战国末期出现的,主要用途是用来储存当时市场的流通货币——贝壳。
这是一种叫作“环纹海贝”的贝壳,它的产地主要在热带地区如太平洋和印度洋,中国的海南岛、西沙群岛也有分布。
对于远在西南边陲地区的云南来说,是不可能产出这种贝壳的,因此想要获得这些海贝,只有接触到沿海地区才有可能。
▲滇池夜话2021.02 第316期83无声的史书——四牛鎏金骑士铜贮贝器叶之声2019年1月6日,中央电视台综艺节目《国家宝藏》第二季云南省博物馆专场隆重发布,四牛鎏金骑士铜贮贝器作为此期《国家宝藏》首件被推荐的国宝,无论是从艺术价值还是历史价值都极具代表性。
器物的设计高低错落,构图丰满,极具美感,富有滇青铜文化特色。
一、贮贝器——古滇青铜文明独特性的代表古滇国的文化特征相对独立,虽与中原、西亚等地都有交流,但仍然保持着独有的风格,贮贝器则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1955年,石寨山第一次考古发掘中,贮贝器这种全球独有的器型被发现。
出土时,贮贝器中存放着大量的海贝。
目前发现的贮贝器共有90多件(包括代用品),其中专用品40多件,云南省博物馆馆藏30余件。
这些贮贝器均发现于规格较高的墓葬,贮贝器的盖子上往往雕铸有青铜塑像,这些塑像鲜活生动,展示了一个极具代表性的场景,其中展示活动的有祭祀、纳贡、战争、纺织等场景,展示墓主人富足或地位崇高的铸有牛、虎等动物,也有的展示了动物搏斗的场景。
这些贮贝器如同一部“无声的史书”,对于我们研究古滇国的社会形态、政治经济、民族风俗以及生活方式有着重要的价值。
二、贮贝器的器型分类古滇国的贮贝器大致可分为五种类型。
1.提桶形贮贝器。
此类贮贝器可能是以铜质提桶为原型,本来并非用于贮贝,但利用其空腹可盛放物品的特质,在随葬时将贝币装入其中,还不能算作专用的贮贝器。
2.束腰筒状贮贝器。
束腰筒状贮贝器的出现是专用贮贝器出现的标志,也是出土数量最多的贮贝器。
其器身为桶状,或微收,线条流畅,有器盖和三足。
部分器身有虎形耳。
有的三足为兽爪形,有的为跪坐俑,有的无装饰。
四牛鎏金骑士铜贮贝器就属于这种器型。
3.铜鼓形贮贝器。
此类贮贝器使用鼓面破损的铜鼓改制,将破损铜鼓的鼓面去掉,在圈足处焊接铜质底部,再定制一个盖子。
这类贮贝器的大小、花纹、容器造型都与铜鼓相同,只是个别器物附加了刻纹和装饰。
解读山海经的钥匙--青铜器上的古滇王国原文地址:解读山海经的钥匙---第五话,灿烂的滇文化作者:henry0311001接第二章---此篇图片较多,打开可能比较慢大家耐心看2.3 灿烂的滇文化和扶永发老师的云南说---前半部分2.3.1 灿烂的滇文化滇文化是指战国中后期至西汉末,以从滇池到玉溪境内三湖(抚仙湖、星云湖、杞麓湖)之间的狭长地带为中心的一个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
她是遗失在我国历史长河中的一颗无与伦比的璀璨明珠。
我为什么这样高地评价她,听我细细讲来。
兵马俑大家都知道吧?我是18岁的时候去西安旅游参观了兵马俑,看到兵马坑的时候啥心情?――――不是震惊,是失望。
就这么个带顶棚的几百上千平方米的大坑(后来查了资料一号坑是1万多平米,二号坑是6千多平米,三号坑是5百多平米)里面站几百个土不拉及的陶俑,这就世界第八大奇迹了?这陶俑就个个都国宝了?就收这么贵的门票了?后来长大了,学了历史,才慢慢理解兵马俑的重要性在哪里。
在兵马俑被发掘之前,我们对秦的了解―――除了残留下来的秦长城和大量的秦半两钱,其他就是文字记载,有各种著述和民间故事都详细的记录了秦朝,我们知道她是虎狼之国,用武力灭了六国,使中国结束了封建割据时代,进入中央集权时代,统一了文字和度量衡,焚了书坑了儒,出了孟姜女,出了赵高,只传到二世就亡了。
但是文字的东西有个缺陷―――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两千年下来,难免就偏差越来越大。
我们一直强调实物的重要性,如果要想真实地反映历史上的秦帝国,那就得靠当时的人和物品。
遗憾的是,因为当年长生不老药没炼成( 分管这项工作的领导卷起细软和三千童男童女跑到国外享乐去了,直接导致秦始皇郁闷地被夹在臭鲍鱼当中归葬长安,这事牵涉到大和地方倭奴国的起源,也是我一直在关注学习的地方,以后有机会另文细述),我们没法指望能有秦代的人活到今天,在秦兵马俑被发现以前,我们只有零散的物品来零散地揭露一些历史真相。
(比如说秦的青铜兵器,各地都有零星出土,出土的秦兵器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几何造型尺寸相当规范,以青铜弩机为例,秦的弩机零件几乎完全可以互换使用,而其他国家的兵器远远不能达到这一规范水平。
贮贝器
目前发现的青铜贮贝器有多种形状,这些贮贝器主要用来盛装货币——贝壳,同时还具有较高艺术审美价值。
尤其是贮贝器的器盖上,采用了分铸再焊接的技法,装饰了许多立体雕像。
这些雕像既有人物,也有动物,雕琢细腻,形象生动,有如一部缩影的滇国人文历史和自然历史。
贮贝器器盖上的动物,有牛、羊、马、猴、鸟、虎等多种,尤以牛形为最多,因为牛是表示富有的象征。
四牛骑士贮贝器仿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西汉青铜贮贝器。
盖正中为一武士,佩剑乘骑,马昂首张口、扬尾,十分威武。
盖沿饰公牛四头,角长而弯、膘肥体壮,高低呼应、错落有致、构图极富变化。
器身两侧各饰一虎,作往上攀援状,张口露牙,静中有动。
疏与密、动与静,与盖上的装饰形成鲜明对照。
制作成云南斑铜器后,当作摆件陈设,颇具古滇奇趣。
纳贡贮贝器仿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西汉青铜器。
其造型是在铜鼓形体上的延伸设计。
在鼓的边沿处,圆雕人物作牵牛、引马、负物状,绕器一周,寓意滇人在头人率领下列队向滇王进贡。
足部有四头浮雕牛,象征权力和财富。
斑铜器将原件模糊的细部具体化后,刻画细微而形象生动,彰显浓郁古滇文化特色。
铜鼓向叠鼓形贮贝器的演变作者:杨江林来源:《文物鉴定与鉴赏》2018年第16期摘要:铜鼓、鼓形贮贝器、叠鼓形贮贝器是滇文化中的典型器物。
铜鼓是古滇国王权的象征,也是滇文化的核心。
鼓形贮贝器打破了古滇国的神圣王权象征,向财富象征过渡,叠鼓形贮贝器代表了古滇国末期的财富观念。
铜鼓向叠鼓形贮贝器的演变标志着滇文化的衰落和古滇国的消亡。
关键词:铜鼓;叠鼓形贮贝器;权力;财富叠鼓形贮贝器主要出土于滇池区域,是流行于古滇国末期的一种贮贝器。
叠鼓形贮贝器是由上下两鼓叠置并焊接成一体,有盖有底,器身大多装饰繁杂的阴刻花纹。
盖顶铸造写实人物和动物场景,以表现古滇国社会的生产生活,迄今为止共发现4件。
1 叠鼓形贮贝器的发现4件叠鼓形贮贝器集中出土于晋宁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两个墓地。
其中,晋宁石寨山出土3件,分别为1956年第二次发掘出土的M6∶1、M13∶2和1996年第五次发掘出土的M71∶142。
另外,1991年江川李家山墓地第二次发掘中M69出土1件[1]。
出土叠鼓形贮贝器的墓葬均规模较大,随葬品较多。
①石寨山M6∶1,出土于墓葬的西北角,与叠鼓形贮贝器同出的还有形制不同的另外4件贮贝器,即铜鼓形2件、五牛盖圆筒形1件、小圆筒形1件。
其他大型器物主要有铜伞盖2件、铜男俑2件、铜编钟6件、铜钟1件等,这些器物多置于墓的西北角。
其他随葬品还有大量戈、剑、矛、弩机、戚、钱、箭锨等青铜兵器,犁、锄、铲、凿、削等青铜工具,以及青铜、金、玉、玛瑙等扣饰、马饰、乐器和其他装饰品。
此外还发现了滇王金印,印证了司马迁的记载。
②石寨山M13∶2出土于墓葬后端。
墓内共出土贮贝器4件,此外还出土铜鼓2件、铜伞盖1件、铜男俑1件,这些器物都位于墓室的后端。
其他随葬品还有大量的青铜兵器、工具和动物造型的饰物,以及青铜、金、银、玉、玛瑙等质地的装饰品、车马具等[2]。
③石寨山M71∶142与虎纽筒形动物格斗场面贮贝器、执伞铜俑同处于墓葬的西端底部[3]。
其他随葬品除青铜器外,还有铁器、金器、玛瑙器、玉器、漆器、木器、陶器等。
随葬品大都为兵器或生产工具,少量为礼器、装饰品和马饰等。
④李家山M69出土于墓葬的一端,与这件贮贝器同出土的还有l件铜鼓形贮贝器和1件圆筒形贮贝器。
其他较大的器物还有2件执伞俑、3件铜鼓、l件鼓形器座等。
另外还出土有大量的青铜工具、兵器、容器、扣饰,以及金、玉、玛瑙等装饰品和漆器等[4]。
2 叠鼓形贮贝器的主人從墓葬规格和同出的器物来看,4件叠鼓形贮贝器均出土于本墓地的大型墓葬中。
这些大墓多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有的有二层台,大多有长方形棺椁等葬具,常与其同出土的还有铜鼓、铜锤、铜案、铜枕以及执伞男女俑等礼乐器,均为石寨山文化极为典型的代表器物。
综合石寨山、李家山以及石寨山文化的其他墓地来看,叠鼓形贮贝器属礼器中的重器。
石寨山M6中出土有金质滇王之印,石寨山M13、M71的出土器物比石寨山M6还要丰富,反映了墓主人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石寨山M71的墓主人很有可能是古滇国某代滇王[5]。
无论从器形还是纹饰来看,叠鼓形贮贝器都属石寨山文化中的典型器物,它的形制与铜鼓的造型完全一致。
叠鼓形贮贝器上的锯齿纹、三角齿纹、圆涡纹、圆点纹等各种纹饰,以及盖顶的各种人物、动物雕像等,均与石寨山文化中各类青铜容器、兵器、扣饰等器物上的纹饰十分相像,充分表现了古代滇人所特有的装饰与艺术风格,并非是汉文化影响所致[6]。
综合出土叠鼓形贮贝器的墓葬特征,发现叠鼓形贮贝器的主人应该是西汉晚期已逐步丧失政治权力的古滇国王室。
3 铜鼓权力中心的弱化从滇池区域出土的贮贝器来看,滇国早期出土的贮贝器多以桶形和束腰形为主,鲜有鼓形贮贝器,很多贝壳都储藏于桶形贮贝器当中。
“1979-1980年发掘的呈贡天子庙墓群,其中41号墓(战国中期)出货贝1500多枚,贮于两个铜提桶中。
”[7]“1972年发掘的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发掘的8座一类墓(年代为战国末至西汉初)共出贝30多公斤,约有11万枚。
其中,17和21号两墓的货贝则存于筒形贮贝器中,24号墓的货贝放在两个相合的铜鼓里。
”[8]“1955-1960年,对晋宁石寨山墓群进行第四次发掘,在发掘的50座墓葬中有17座出土货贝,共40多公斤,约16万枚。
年代与李家山一类墓相近的14-17号墓,货贝分别盛放于筒形贮贝器或铜鼓之中,年代稍晚的墓葬,所出的货贝,除藏于筒形贮贝器和铜鼓之内,还储存于鼓形贮贝器、异形贮贝器之中。
”[9]从以上考古资料来看,早期贮贝器多为筒形,滇国早期多以筒形贮贝器和少数铜鼓储藏贝壳,筒形贮贝器已具备财富和集聚财富的功能。
天子庙M41是滇国早期墓葬,年代约为战国晚期,出土有铜鼓和铜筒。
铜筒内装满900枚贝壳,应为早期的贮贝器,且铜鼓内没有储贝现象[10]。
说明这些铜鼓并没有具备储藏贝壳的功能,铜鼓仍是滇国祭祀的对象,是沟通天地的礼器,是滇国神权的象征和权力的符号。
而鼓形贮贝器盛行于石寨山文化三、四期(西汉中、晚期)。
西汉中期以后,滇池区域出土了大量的鼓形贮贝器,铜鼓已开始被重新改装和设计成为储存贝壳的工具。
在石寨山墓地第二次发掘出土的11件铜鼓中,就有9件装满了贝。
肖明华认为:“李家山第一次发掘出土的8件铜鼓中,有2件装满了贝。
这种现象属于一种功能上的借用,滇人把作为礼乐器的铜鼓直接用来装贝,体现出滇文化中权力和财富相统一的观念。
”[11]鼓形贮贝器大多出现于西汉中期以后,共计有11件[12]。
西汉中期滇国的灭亡和汉文化的传入,促使铜鼓权力和财富功能的分离,铜鼓向叠鼓形贮贝器的过渡,也是铜鼓向财富象征过渡的过程。
4 贮贝器与财富贮贝器是以储藏贝壳而得名,古滇国出土的贮贝器可分为早、中、晚三期。
早期以筒形贮贝器为主,中期主要有铜鼓和鼓形贮贝器,晚期出现少数的叠鼓形贮贝器。
很多学者多通过对贮贝器出土墓葬等级、规格的分析,认为铜鼓和贮贝器均为滇国的重器。
蒋志龙老师就指出铜鼓、贮贝器在石寨山文化中的时代相对集中,大约是在战国早期至西汉中晚期,铜鼓和贮贝器不仅是石寨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更是滇国的“重器”[13]。
但是从铜鼓和贮贝器的出土和使用情况来看,铜鼓和贮贝器代表的是不同性质的滇国“重器”。
鼓形贮贝器和筒形贮贝器有同出一墓的现象,都是用来储藏贝壳。
滇国早期的铜鼓是以祭祀和权力为中心,且具有通天的神圣性。
而滇国后期贮藏贝壳的铜鼓则与贮贝器同为财富的象征,与储藏其中的贝壳共同展示滇国王室的财富、荣耀。
佟伟华教授指出贮贝器在石寨山文化中流行的时间很短,出现于石寨山文化二期(战国中晚期),盛行于三、四期(西汉中、晚期),贮贝器是石寨山文化的典型器物,为上层贵族所拥有,是财富的象征[14]。
叠鼓形贮贝器则将这一财富荣耀推向新的高潮。
从纹饰来看,4件叠鼓形贮贝器均反映出滇人战争、纳贡、狩猎与日常生活紧密联系的世俗写实场景,承载着滇国社会的历史记忆;从墓葬等级来看,4件叠鼓形贮贝器均出自西汉晚期的王室墓地,墓主人地位较高。
说明古滇国晚期权力旁落,但财富依旧,丧失权力的滇国王室更加注重财富的荣耀来获取平衡。
5 结语公元前109年,武帝在滇设置益州郡,大量汉官掌管益州郡县,滇王政治地位开始衰落,从其墓葬规格可见一斑,古滇国名存实亡。
随着权力的旁落和汉文化的不断深入,铜鼓的权力和财富功能开始分离,象征古滇国权力和财富的铜鼓开始丧失了其权威性和神圣性。
其背后是制度和话语权力的更替,最后演变为炫耀财富的世俗之物。
象征王权的铜鼓不断被改造成外形美观而又象征财富的铜鼓贮贝器、鼓形贮贝器、叠鼓形贮贝器,这其中映射着古滇国社会的变迁和汉文化对传统滇文化的冲击。
因此,益州郡的設立是铜鼓走向铜鼓贮贝器的一个分界线。
“滇王金印”取代铜鼓,成为权力的象征,尽管真正的权力已收归中央,金印仅为权力象征,以鼎、权杖等为代表的新的礼乐制度开始在滇池区域生根发芽。
然而,金印取代铜鼓,这是滇国社会从神权走向皇权,从感性到理性的升华,是传统信仰瓦解的开始,是汉文化冲击下的必然结果,也是统一多民族国家构建的必然趋势。
铜鼓是权力和财富的象征,但鼓形贮贝器的出现,是铜鼓走下神堂的起点。
铜鼓向叠鼓形贮贝器的演变过程是铜鼓权力中心的瓦解,也是叠鼓形贮贝器财富中心的凸显,象征最高财富。
总之,铜鼓和贮贝器都是滇文化中特有的重器,铜鼓是以权力为中心的“重器”,贮贝器则是以财富为中心的“重器”。
铜鼓见证滇国的强盛,贮贝器反映的是滇国末期王室的富有。
铜鼓权力中心的衰落,是滇国政权衰亡的开始,是古滇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云南融入中央王朝,走向华夏文明的结果。
随着以铜鼓为代表的礼乐制度的衰落,随之兴起的就是以金印为标志的中央集权。
而贮贝器作为财富中心的象征,也是铜鼓彰显财富功能的延续。
铜鼓向叠鼓形贮贝器的转变,就是古滇国政治、经济的转型和社会文化变迁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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