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宏观“借新还旧”是洪水猛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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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海啸对中国金融业的影响与对策近年来,金融海啸成为了全球经济中一个重要的词汇。
金融海啸是指由金融市场上的风险、危机和波动所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
自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市场风险不断增加,其中包括中国金融市场。
本篇文章将探讨金融海啸对中国金融业的影响以及应对策略。
一、金融海啸对中国金融业的影响1、外资流动性冲击金融海啸导致了全球资本流动性大幅减少,外资大量撤出,也冲击了国内一些企业的资金链。
尤其是相比于欧美等成熟市场,中国金融市场更加依赖传统银行体系,而金融海啸也直接导致了全球银行信贷降级和信用危机,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中国的货币政策体系,影响了国内市场利率并提高了市场信用风险。
2、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的关系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密不可分,金融市场的风险波动已经开始影响实体经济的发展,例如,银行信贷交易的持续下降,银行流动性风险增加,增加了城市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难度。
同时,外汇市场的风险也直接导致了国内的实体经济困境,例如进口原材料价格上涨等。
二、应对策略1、加强金融市场的监管金融市场的监管能力将直接影响到金融市场的发展和风险预防。
因此,中国应该加强金融市场的监管体系建设,建立更加严格的风险控制体系,加强信息披露,防止信息不对称和欺诈行为的发生,也应该提高金融监管的透明度和公信力,以运行透明、规范、公平的金融市场吸引更多的资本市场和外资进入中国金融市场。
2、优化金融结构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历程中,银行和证券是最为重要的金融业务。
但在金融市场深化发展的过程中,新兴的金融业务也必须得到重视。
因此,中国应优化金融结构,加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发展现代金融制度,扶持创新金融业务,推动新金融行业发展。
3、倡导理性投资金融海啸是由于过度杠杆和投机等原因引发的,因此解决金融海啸也需要从投资角度入手。
那么,如何促使投资理性化、合规化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可以通过宣传金融知识,加强金融教育和投资者保护机制,在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同时,防范风险、规范行业发展。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三难抉择”何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何帆:谈一点个人想法,谈到各个政策目标之间的协调。
一、开放条件下的“三难选择”我们学习经济学的学生很快就会想到在教科书上,我们学过开放条件下的“三难选择”,意思就是说在开放的条件下,政府有三个主要的政策目标。
第一,货币政策的自主性。
第二,汇率的稳定性。
第三,资本的自由流动。
最好的情况下,你只能得到两个目标,但是你必须要放弃第三个目标,所以经济学是讲trade off的,你必须要做出选择。
二、政府正面临的“三难选择”我借用开放条件下的三难选择来描述一下中国经济现在遇到的情况,就是我们现在也遇到一个三难选择,而且我们这个三难选择比教科书里面的三难选择要更加艰难,因为我们也有三个目标,但我们选择其中任何一个目标都会和其他两个目标出现冲突。
第一个目标,就是经济增长,保持一个相对比较高的经济增长对中国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个目标,充分就业,我们必须要创造足够多的就业岗位,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就是你必须要有足够的就业岗位,才能维持社会的稳定。
第三个目标,变得越来越重要的,也是远征(音)老师刚刚讲到的,就是金融的稳定性是越来越重要,局部性和系统性潜在的金融风险,是我们不得不去关注的。
这三个目标都很重要,但是我们选择其中任何一个目标,都有可能和其他两个目标出现冲突,如果我们选择的目标是经济增长,那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采用传统的发展模式,继续与政府来投资,投资到基础设施,投资到重化工业,投资到房地产,GDP的数字会变得很好看。
但是这些行业相对来说是资本密集型的行业,不是劳动力密集型的行业,所以它不可能产生很多的就业岗位,而且正像我们在2008年、2009年之后,我们出台的一系列刺激政策,最后带来的一些后遗症,我们会看到它会带来银行体系中一些不良贷款会增加,会带来地方政府的债务增加,会影响到你潜在金融的稳定性。
如果我们认为最重要的目标是充分就业,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发展服务业,因为制造业是不能创造足够多的就业岗位。
金融海啸对我国的影响引言金融海啸是指由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所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海啸已经多次发生,对全球各国的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文将探讨金融海啸对我国的影响,并分析其带来的挑战和应对策略。
金融海啸对我国经济的冲击1. 贸易受阻金融海啸导致全球经济衰退,对我国出口造成了严重打击。
全球需求下降,出口订单减少,我国的贸易顺差大幅下降。
特别是对于依赖出口的制造业来说,金融海啸带来的贸易受阻对其影响更为明显。
2. 资本外流金融海啸导致全球资本市场的恐慌,投资者纷纷将资金撤离风险较高的市场。
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国也不可避免地遭受资本外流。
这进一步加剧了我国经济的困境,造成了金融市场的动荡。
3. 金融机构的压力金融海啸带来的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对我国的金融机构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资产负债表的破裂和信用风险的爆发使得我国的金融机构陷入严重困境。
需要采取措施来防范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
应对金融海啸的策略1. 经济结构调整面对金融海啸带来的贸易压力,我国需要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减少对出口的依赖。
加强国内消费市场的建设,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培养内需的增长动力。
2. 资本管制和流动性管理在金融海啸期间,我国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限制资本外流,稳定金融市场,避免过度恐慌。
例如,加强对资本流动的管理,审慎控制跨境资本流动,避免外汇市场的过度波动。
3. 健全金融监管体系金融海啸暴露了金融监管体系的不足之处。
我国需要加强金融监管的力度,完善法规制度,提高金融监管的透明度和有效性。
同时,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督,防范金融风险。
4. 扩大国际合作金融海啸是全球性的危机,需要各国共同应对。
我国应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共同制定措施,应对金融海啸带来的挑战。
同时,积极参与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和重建,维护国际金融秩序的稳定。
结论金融海啸对我国经济带来了严重的挑战,但也为我国提供了重要的契机。
面对金融海啸,我国需要深化改革,加快转型,寻找新的发展机遇。
1996—2002年我国连续8次降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国民经济总体上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受亚洲金融危机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自1997年以来出现了通货紧缩的趋势。
1996年5月—2002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以下简称“央行”)连续8次降低利率,这在我国央行的货币政策历史上是罕见的。
本案例通过分析我国连续8次降息的背景与过程,使学生了解降息对治理通货紧缩的作用以及我国治理通货紧缩的复杂性。
1. 1996—2002历次降息概览自1996年5月以来,央行连续8次降息,存款利率平均累计下调5.98个百分点,贷款利率平均累计下调6.92个百分点,使企业累计减少净利息支出近3000亿元。
总体而言,降息使企业降低了成本,提高了运营效益,支持了资本市场的发展。
降息也降低了国债发行成本,对启动投资、抑制通货紧缩起到重要作用。
1996—2002年间,定期存款的降息幅度最大,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从9.18%降到1.98%,降幅达78%;贷款利率从10.98%下调到5.31%,降幅为52%。
降息最频繁的是1996-1999年,连续7次降息,平均5个月左右降一次,仅1998年就降息3次,其频率之快、力度之大,前所未有。
2. 各次降息的特点分析第一次降息是试探性微调。
1996年5月1日,存款利率平均降低了0.98个百分点,贷款利率平均降低了0.75个百分点。
同时,央行与金融机构间的存贷款利率也相应下调。
此次降息是在国家成功控制了通货膨胀、国民经济在长达33个月的调整中实现了“软着陆”的背景下做出的决定。
这对于减轻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利息负担具有一定意义,对居民消费市场和资本市场也起到一定促进作用。
据统计,居民消费倾向很快上升6.6个百分点,股市由此开始一个历时两年多的大牛市。
第二次降息是1996年8月23日,存款利率平均降了1.5百分比点,贷款利率平均降了1.2个百分点,这是8次降息中幅度最大的一次。
此次降息是宏观调控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显著标志,是央行进一步支持大中型国有企业,防止经济滑入低谷的及时举措,股市在当年年底创下历史新高。
6M 市场Mar ket尽管人们大都已经习惯了在银行办理业务时那漫长的等候,但相信8月19、20号,在看到银行里如织的人流时,许多人还是不免吃了一惊,继而醒悟:哦,加息了。
在迅速更迭着的社会热门词汇中,加息无疑是近来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
央行于8月18日宣布,自8月19日起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
金融机构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上调0.27个百分点,由现行的2.25%提高到2.52%;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调0.27个百分点,由现行的5.85%提高到6.12%;其他各档次存贷款基准利率也相应调整,长期利率上调幅度大于短期利率上调幅度。
同时,进一步推进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市场化。
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的下限由贷款基准利率的0.9倍扩大为0.85倍,其他商业性贷款利率下限保持0.9倍不变。
商业银行可按照国家有关政策,根据贷款风险状况,在下限范围内自主确定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
如今,近两个月过去了,加息究竟带来了什么?“第二次”、“第三次”与“第四次”值得注意的是,本次加息是央行在半年内的第二次加息、两年内的第三次加息,又是今年以来的第四次财政紧缩。
继2004年10月28日宣布加息之后,央行已经于2006年4月27日再次调高了贷款基准利率0.27个百分点,并于4月27日、6月6日、月日和月日四次出台财政紧缩政策。
看似偶然的数据显示了政府调控部门控制经济过热的强烈愿望和决心,也意味着新一轮宏观调控格局正在浮出水面,而利用土地、利率杠杆抑制投资和信贷需求扩张则再次成为调控政策的基本手段。
今年以来的投资增长过快、货币信贷投放过多、外贸顺差过大等问题,一直是银行监管部门的一块心病。
为了控制信贷,央行、银监会纷纷出台相关政策,但控制信贷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到5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仍然增加较多。
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1至5月全部金融机构累计新增人民币贷款高达3亿元,不到半年就已经用完了全年指标的%。
不见好转的局势也使得央行频频出招,采取诸加息:是波澜不惊还是地震来袭□文/本刊记者张锐半年内的第二次加息悄然而至已经近两个月了。
宏观经济形势及金融热点问题(提纲)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教授、博导雎国余一.宏观经济形势进入21世纪,中国企业家又面临一次重新洗牌的机会。
企业小胜靠技巧,中胜靠功底,大胜靠企业的凝聚力和企业家的魅力。
企业制胜除了有赖于企业家的正确判断和合理的经济行为,也必须有赖于对整个社会经济的正确把握和判断。
宏观经济运行是否正常的衡量指标主要有六个: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就业率、居民收入平等状况、进出口贸易、环境保护。
1.29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双重转轨条件下的高增长,低通胀。
GDP平均年增长%,而通胀率出现负增长、低增长。
并且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一个发展中国家向工业化国家转轨过程中实现的,在全世界没有先例。
当前人们关注的两个经济热点问题:(1).关于当前经济增长是否过热问题。
总的判断:中国经济进入新的一轮经济增长周期,宏观经济运行基本上平稳、快速、健康,但在局部领域出现“过热”和生产能力过剩。
政府宏观调控必须采取差别措施。
(2).人民币是否会升值,从而调高人民币汇率问题。
总的判断:人民币确实存在升值的压力,但并不存在大幅度调整汇率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同时也必须看到,人民币存在贬值的可能性。
2.城乡居民实际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生活质量明显改变。
一个重要指标是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从二亿八千万下降到二千万左右,恩格尔系数从60%以上降到40%。
3.对外开放取得明显成就。
入世是重要标志。
4.经济基础发生了深刻变化,市场化程度迅速提高。
国有经济比重在下降,民营经济比重上升,作用加大。
5.上层建筑领域方方面面发生了程度不同的深刻变化。
但是,随着渐进式改革的深入发展,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突现出来,成为21世纪一个相当长时期中国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挑战。
这些问题是:(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如何真正摆脱困境,提高竞争力,体现它的主导地位问题。
①.国企改革的29年进程。
②.对三年脱困的评价。
任泽平:历次股灾原因救市效果和启示文:国泰君安宏观任泽平、宋双杰摘要:通过比较全球历史上几次重要股灾、救市政策和效果,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启示:1)股票市场有自身涨跌规律。
所有的股灾均发生在股票价格偏高时期,而且泡沫化程度越高,跌幅越深。
2)杠杆工具会放大股市的波动。
比如美国1929年股灾、1987年股灾、台湾1990年股灾。
3)新兴经济体在推动金融自由化过程中容易出现股灾,在资本账户开放、金融创新工具增加的过程中,政府监管体系不完善,投资者对新环境不熟悉。
比如1989年日本股灾、1990年台湾股灾、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
4)如果股灾发在经济周期上升期或降息周期,股市具有较强的恢复能力且调整较浅较快,有基本面或政策面资金面的支撑,比如美国1987年股灾、2011年受主权债务危机冲击;但是如果股灾发生在经济周期下降期或加息周期,股市恢复力较弱且调整较深,比如美国1929年大萧条、2008年次贷危机、日本1989年股灾。
5)政府救市是正常的逆周期调节,该出手时就出手。
股票市场也是市场经济体系之一,因此需要政府逆周期调节,比如股市过热时加息、增加IPO供给等,股市暴跌时注入流动性、降息、减少股票供给等;6)股灾发生时政府救市要及时有效,防止股灾对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的过大伤害。
同样处于经济周期的拐点,1929年大萧条的最大教训是政府救助不及时,放任股灾蔓延成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而2008年次贷危机由于及时启动注入流动性、QE等,一度被称为“百年一遇”的股灾对实体经济冲击相对较小,股灾后美国经济恢复较快。
总结历次股灾的救市措施,包括:1)政府发布声明,建立常态透明的沟通机制,稳定预期。
比如美国1987年股灾,总统和财长发布稳定市场预期的声明,理性引导。
2)投放流动性,降息降准,减缓或暂停IPO。
属于逆周期调节工具。
3)降低交易税费。
比如当前单边0.1%的印花税降至0.05%。
4)政府及受政府影响的资金直接入市,包括但不限于汇金增持金融股,汇金申购ETF,保险资金入市等。
相对流动性过剩与经济转型及金融重构作者:[木子]发布时间:2007-5-10 16:41:07 无论从各类媒体的报道还是经济学专家的论坛,流动性过剩已是不争的事实。
一切经济现象,只要被贴上流动性过剩标签,就被描绘成洪水猛兽。
然而,竟无人追问,这棒杀一切的流动性过剩,真是矛盾之根本吗?以水为喻,河伯之水注于小泽,流动性过剩泛滥而洪水滔天,若注于大海,又何来流动性过剩?问题的关键不是洪水如何凶猛,而是注之小泽还是大海。
流动性过剩,只具有相对性,没有绝对性,与相应的经济、金融等结构所构筑的当下资金吞吐能力相关。
洪水,只能疏导而不能截堵,任何用各种行政、金融手段来截堵流动性过剩的,鲧就是其命运.而只有将水道疏导而使之归于大海,才能彻底对治流动性过剩。
资金如水,有着各种存在形态。
地球水循环之所以能稳定维持,就在于各种形态之间能顺畅转换,而金融结构对经济的存在,与之类似.储蓄、债券等如同大海,股票、期货等如同冰川,生产、消费等如同江河云雾。
各种资金形态能否顺畅转换,其前提在于是否有对海量资金能进行长期有效吸纳的资本市场.一个强大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非但不是流通性过剩的罪恢祸首,而且只有超常规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才是解决相对流通性过剩的正途。
目前,中国正面临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的深刻转型,需要对大量的经济、社会资源进行有效配置,这一切同样迫切要求一个强大的、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立。
而相对中国当下金融结构而存在的流通性过剩,为此提供了最基本的前提。
那些把流通性过剩归罪于资本市场的人,不仅倒因为果,而且本末倒置。
目前的流通性过剩非但不是一个具有高度危害性的经济现象,而且还是中国完成社会、经济发展方式深刻转型的必要前提.没有完善的金融结构、强大的资本市场,为社会、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进行强大、有效的资源配置,只能是一句空话。
在可见的未来,特别在人民币币值依然有着广阔上升空间而中国贸易顺差的趋势依然不断扩大的背景下,相对流动性过剩必将是中国经济的常态,从而为中国资本结构、融资结构、财富结构等升级换代提供契机与动力。
宋鸿兵[货币战争]的准确预言2019年9月18日,上证综指盘中几近跌破1800点,两市总市值逼近12万亿元,这一数值较沪深两市总市值最高点——33.62万元亿缩水比例达60%多,损失市值额达20万亿元,仅中石油这一只股票市值就已损失5万亿元。
现在,华尔街成了巴菲特所谓“裸泳者”的海滩,A股投资人成了宋鸿兵所谓被剪光了“羊毛”的可怜的赤裸的羔羊。
2019年8月的某一天,中信出版社的一位朋友在MSN上说要送我一本神奇的书,下午就快递到了,当天临睡前,我本是随便拿着翻翻的态度,结果这本书让我一下子着了谜,一夜给看完了。
当时,中国股市正沉浸在黄金十年的快乐“癫疯”,全球经济一片欣欣向荣。
时光荏苒,财富如梦。
今天,仅仅在这本书出版一年以后,一切,竞沿着这本书是预测的顺序发生了:房地美和房利美将在次债危机中首当其冲,随后是雷曼兄弟公司,然后是大摩。
对照近一个月的财经新闻,你不能不佩服说,作者极其准确地解释和预言了目前的世界经济形势,而这预言来临得如此快,就连很多具体时间和公司破产的顺序都在这本书中预言到了。
很荣幸,本书作者宋鸿兵先生,从去年9月8日起,曾先后几次到知钱俱乐部来和会员们交流。
今天回顾起来,每一次来发表的看法,总是紧随其后地变成可怕的现实。
2019年9月8日,当时上证综指5277点,宋鸿兵说:“次贷危机将引发全球金融风暴,A股面临极大风险,中国股市处于危险边沿,建议投资人至少一半落袋为安,建议买点黄金。
要防止在泡沫经济中被“剪羊毛”。
他认为,如何能做到与泡沫共赢,最关键的是你得知道什么时候抽身,什么时候撤,别被人剪羊毛。
这场货币战争是迟早会来的,现在关键是什么时候来。
”当时,国内能看到的专家的观点,甚至那些外资金融机构的首席经济学家,最多也只是认为次贷危机只有200亿美元的规模,无伤大雅。
2019年2月24日,上证综指已调整到4370点,这一天,宋鸿兵老师应邀第二次到知钱俱乐部来演讲,他说“次贷危机刚刚开始,A股调整远未结束。
解决刚兑才能走出估值和盈利双重驱动的牛市2015-01-14 17:41:28判断中国的货币信用周期,实际上是判断财政取向,2015年肯定是个“紧财政”年(包括2014年也是),看看43号文,看看必须要触碰刚兑这个架势。
预算赤字是扩大的,主要是预算收入(特别是地方)可能明显减速,包括减税的空间拓展。
广义赤字是明显缩小的,主要是地方政府扩张空间被封杀。
看中国财政取向,主要是看广义赤字。
财政决定货币,货币信用自钱荒之后,应该进入了明确的信用收缩周期,这与房地产周期下行以及通货紧缩效应强化,完全一致。
我个人判断这个下行周期的企稳至少要延续到2016年中期。
2009-2013年中期,是中国信用扩张周期,商业银行系统资产负债表快速膨胀,2010年中期后中央银行的表开始进入收缩状态(占GDP的比例),金融条件表现为“宽信用+紧货币”,这个期间国开十利率由3%上升至了6%。
钱荒之后,这种状态开始改变,影子信用活动大幅冷却,导致信用进入萎缩,中国7月至11月社会融资总量同期萎缩了1.7万亿人民币,而央行和政策性金融出现了“合流”,货币信用的紧缩周期和宽货币确立,决定了中国名义利率中枢会延续向下调整。
大趋势下,每一次短期扰动,可能都是利率(TF)配置加仓的窗口。
股票自7月份开始确立上升趋势,10月底以后开始变频加速(2500以后),反应了“心中花”怒放的过程。
预期从一个极端(硬着陆黑天鹅)完成了到另一个极端的跳跃(国家对刚兑全兜底),由估值修复到自我强化,这个过程我们与过去几年美国、欧洲、日本的货币量化操作后的股市表现如出一辙。
流动性驱动的市场在完成这一“心花怒放”的过程后,如果实体面没有能迅速将货币因素转化为微观和宏观的财务效果的话,往往会进入一段的高位震荡期(平衡市)。
日本2012年11月执行量宽之后,股票半年内急升了74%,自2013年5月开始进入高位震荡状态直至2014年10月宣布更大规模的QQ后才突破前期高点。
方正宏观“借新还旧”是洪水猛兽吗【方正宏观】“借新还旧”是洪水猛兽吗2016-02-2416:09文/杨为敩|方正宏观已阅16070摘要:1、在衡量“借新还旧”对融资量的影响时,市场上有类观点仅考虑“借新”对融资的推动,未考虑“还旧”对融资的对冲,社会融资总量是以“净增加”为口径计算的,意即借新的资金量和还旧的资金量的轧差。
“借新还旧”对融资的推动作用仅在于借新者把旧债务的利息一并借出来,这个利息的增量对融资存在正面影响,但总的推动作用不如市场这些观点想象中大。
2、即使利息多融出来,在多半情况下该多融出来的利息也不会对市场流动性或可融资金形成显著的负面影响。
“借新还旧”行为所产生的还旧资金即使被偿还,该笔资金也很可能再次用于融资市场上,也就是说,虽然间接融资存在流动性消耗的状况,但直接融资的可融资金的变化可以对间接融资带来的流动性变化进行补足。
3、存在一种情境可能因“借新还旧”行为减少流动性:通过大量次级、可疑或损失类融资转移到表内,来占用银行的计提拨备。
我们认为这种情况并非主流,一是银行对该类主体的贷款利率必须相对于基础利率来说上浮1.8倍才会合算,而如果上浮1.8倍的话,已经明显高于多数融资的资金成本,并不符合借新还旧的根本目的;二是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及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呈现出不断上升的态势,并没有因借新还旧占用计提拨备而出现流动性上的减损,该种流动性占用的情况暂时还不必担忧。
正文:1、“借新还旧”带来的融资推动有多大市场上有一种普遍的疑虑是:目前高速增长的融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是企业的借新还旧推动的,一个主流论证是融资的快速增长没有带来投资的改善。
有关这一点,我们在《融资和经济是一一对应的吗》一文中已经得出了一个大概的认识:融资并非投资的全部,除却融资之外,投资还取决于自有资金的投入。
从自有资金的投入来看,可能这一轮的增速下降比较显著。
一是ROA水平的下降降低了企业通过自有资金进行新开工投资的热情;二是目前存量投资项目在减速的过程中,这样企业跟进投资的规模出现了减弱。
所谓借新还旧,意即在利率下降、融资放宽的区间中,企业(包括地方政府)不断用新的低成本的融资来取代旧的高成本融资,意在降低资金成本的压力。
我们首先需要阐述市场上的一种意识,大致是说企业的借新还旧行为占用了大量的资金,大量的新进融资没有进入到实体经济中,而是去换旧融资了,因此,大量的资金进入企业债务端空转。
该理论咋听起来合理,但事实上这种融资占用并不存在那么大的影响。
我们通过一个例子来阐述我们的观点:假设某借款人A先从贷款主体A(通过间接或直接融资方式)贷来了100元,利率10%,这时一年后借款人A需要还给贷款主体A本金加利息共110元。
借款人A是通过借新还旧来偿还负债的,其又向贷款主体B借入了融资加本金110元,用以偿还过往负债。
这个过程走完后,贷款主体A获得了10元利息,而由于借款人A已经向贷款主体A还清了负债,其总负债仅增加了10元,对于社会融资来说,由于其统计口径是融资的净增长,该借新还旧行为仅仅增加融资10元,而非100元。
从三者的资产负债表变化亦能看到:当借新还旧完成后,借款人A多负债了10元,用以转为贷款主体A的权益。
因此,受这笔借新还旧的影响,全市场的总负债仅仅多增了10元,相应地,总资产也多了10元。
我们所举的例子只是一种极端情况,借款人在付息压力很大的情况下才会额外多借10元的利息,并不是所有的借新还旧行为都会增加市场的融资规模,如果借款人仅仅借入100元还本资金,而自出10元付息的话,对社会融资和资金占用是不存在影响的。
图表1:借新还旧对社会融资规模影响不大资料来源:Wind,方正证券图表2:各行为主体资产负债结构变化情况?资料来源:Wind,方正证券2、“借新还旧”对流动性不存在明显的负面影响再回到事例的那个情况,借款人A借入了110元贷款,用以对贷款主体A 还本付息,是否这多出来的10元融资就会产生资金占用的效果呢?我们分两种情况来看:第一,贷款主体A是通过直接融资的手段把钱借给借款人A的;第二,贷款主体A是银行,其通过贷款等形式把钱借给借款人A。
如果是第一种情况的话,虽然社会融资因借新还旧行为而增加了10元,但是贷款主体A手里也多了110元现金(10元收益以及100元应收账款结转),这部分钱同样会进入可贷资金范畴,贷款主体A完全可以将这110元贷给借款主体B。
相对于“借新还旧”前后来看,同样110元的可融资金,只是其从贷款主体B的手里转移到贷款主体A的手里而已。
图表3:直接融资的贷款在各主体变动情况资料来源:Wind,方正证券对于第二种情况来看,如果贷款主体A是银行的话,当借款主体A将110元从贷款主体B借出,并还给银行A时,相应地,银行A的贷款存量减少100元,权益增加10元,那么,银行A的可贷资金多了110元,按照货币乘数5来计算的话,这110元的流动性增量可以带来550元新增融资。
对于贷款主体B来说,因其将110元贷给了借款主体A,其可贷资金少了110元。
我们假设贷款主体B借给借款主体A的110元全部来自于银行B的存款,那么,银行B因为减少了110元的存款,负面影响其融资规模为110*融资乘数*货币乘数(目前融资乘数为80%,货币乘数为5),110元存款的减少将负面影响贷款规模为440元。
从三者加总来看,在借新还旧之后,总的可贷资金不会因为此次借新还旧而发生改变。
图表4:通过间接融资的借新还旧不会影响可贷资金资料来源:Wind,方正证券图表5:间接融资(银行贷款)使得各主体可贷资金变化情况资料来源:Wind,方正证券无论是借款主体A是通过直接还是间接融资向贷款主体A借款,在借新还旧之后,市场上的可贷资金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还存在增加的可能。
当然,这从根源上是因为资金的来源方是存款,但投向方是偿还贷款(没有增加存款)。
对融资行为来说,对流动性的消耗很大程度来自于存款派生(如果没有存款派生的话,资金的流动几乎是无摩擦的)。
一旦一笔贷款发放出来,这笔贷款如果派生为某一个银行的新增存款,那么该银行为这笔新增存款所追缴的准备金就是这次存款派生对流动性的消耗。
但是,“借新还旧”行为不会产生流动性的消耗,主要原因在于:贷款主体A的这笔钱即使被偿还,也会再次用于融资市场上,也就是说,虽然间接融资存在流动性消耗的状况,但直接融资的可融资金的变化可以对间接融资带来的流动性变化进行补足。
反过来说其实也是一样的,一旦贷款主体A是非银行机构,而贷款主体B 是银行机构,则会出现流动性的消耗(贷款主体B的可融资金消耗为550元,贷款主体A的可融资金补充为440元,银行体系存在110元的可融资金的下降)。
然而,在借款主体A借入银行B的贷款偿还贷款主体A时,贷款主体A本身增加了110元的可融资金,这110元多增的可融资金有效补充了银行体系110元可贷资金下降带来的缺口。
因此,即使银行体系的可贷资金存在下降,直接融资领域的可贷资金依然可以对冲掉银行体系的可贷资金下降规模。
图表6:贷款主体A是银行的情形资料来源:Wind,方正证券图表7:直接融资资金的增加对冲掉银行的可贷资金的减少量资料来源:Wind,方正证券因此,“借新还旧”行为也许可以推高全社会融资总量,但其对于可融资金来说,影响并不大,因“借新还旧”而产生的吸纳流动性的担忧大可不必,但其可能会影响社融规模与工业增加值的对应关系,关于此问题我们拟再做另行讨论。
3、计提拨备占用对流动性的减损很可能并非主流存在另外的可能性可以减少流动性。
对于上述事例(贷款主体B是银行)来说,如果大量的借新还旧行为以占用银行B次级、可疑或损失类贷款的方式来完成,那么银行B为此所付出的计提拨备是存在减少流动性的可能的。
一般来说,这种类型的借款主体A之所以会借新还旧,很大程度是因为其流动性已经出现了弱化,那么,以借款主体A为主体的贷款往往会归纳为次级、可疑或损失类贷款,按照目前180%左右的拨备覆盖率来说,其如果贷出110元,就会额外提取拨备198元,这样的话,其相当于锁住了198元的基础货币,对可融资金的负面影响达990元。
也就是说,一旦借款主体A通过银行贷款(占用次级融资)的方式来借新还旧,整体融资体系将面临着比较大幅度的流动性下降。
图表8:商业银行拨备覆盖率变化情况资料来源:Wind,方正证券即使是拨备覆盖率所带来的流动性下降,我们认为这个程度也低于预期,理由有二:首先,银行会考虑自身的收益率水平,由于这类次级贷款会额外占用计提拨备,因此即使不考虑风险问题,银行的实际收益率也为名义贷款利率的36%(如银行给某家企业贷款利率为10%,加上拨备占用问题的话,其实际收益率仅有3.6%)。
甚至在2012-2015年,银行的拨备覆盖率要高于180%,其实际收益率应该更低。
也就是说,如果银行考虑计提拨备的话,其贷款利率必须相对于基础利率来说上浮1.8倍,对银行来说,此笔次级贷款收益才与一般贷款收益相当,即使银行可以贷出上浮1.8倍,此收益率也远远高出目前信托产品可融收益率,并不符合借新还旧的根本目的(降低资金成本)。
只有相对于成本极高的民间借贷利率(以温州民间融资综合利率为例),贷款能提供的资金成本才可以显露出优势。
图表9:两种贷款方式的资金成本变化资料来源:Wind,方正证券图表10:相对于民间借贷,银行贷款利率优势凸显资料来源:Wind,方正证券实际上,即使在民间融资端存在“借新还旧”的需求的话,其实际发生的交易也不多。
毕竟对于“借新还旧”来说,其可能发生的动力有二:一是在利率下行周期,企业维持原有的融资路径不变,只是借了更低成本的资金去换更高成本的资金;二是随着融资政策的放宽,企业通过更低成本的融资路径,去偿还过去以较高成本借出的资金(置换融资路径)。
即使是第二种情况,以前只能靠民间借贷融资的企业或个人,目前可以通过银行贷款来偿还旧债,如此大范围的融资渠道变化不会成为主流情况。
多数从银行借贷用以借新还旧的企业或个人往往是资质尚可的主体(譬如原来发债或信托融资的主体,可以受益于融资政策的放宽,从银行贷款完成借新还旧),以前资质较差的主体(只能民间借贷),仍然很难通过银行贷款来融资。
第二个理由在于:如果大批借新还旧资金占用银行的计提拨备的话,对于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是个显著的负面影响(分子下降、分母上升),而从近几年来看,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及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呈现出不断上升的态势,并没有因借新还旧占用计提拨备而出现流动性上的不足,因此,这种流动性占用的情况暂时还不必担忧。
图表11:商业银行资本,核心资本充足率变化情况资料来源:Wind,方正证券4、“借新还旧”是洪水猛兽吗综上来看,企业的“借新还旧”行为存在着两个疑虑,一是通过新融资借出旧债务的利息;二是通过大量融资转移到表内,来占用银行的计提拨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