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东亚经济发展模式与可持续发展近几十年来，东亚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其经济发展模式备受瞩目。
东亚地区包括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等地区，这些地区均在国内配套政策及外部环境的支持下，实现了经济发展的快速增长。
众多国家都希望效仿东亚地区的发展模式，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
但是，快速发展同时也需要考虑到可持续发展。
1. 东亚地区回顾在东亚地区，政府在经济上采取了很多有利于企业和产业发展的政策。
这些政策往往涵盖了税收、劳动力、规划、财政等多方面。
举例来说，在税收方面，多个国家都实行了低的公司所得税以吸引投资。
在劳动力方面，中国大陆及东南亚地区普遍工资较低，以及中国大陆的劳动力数量很多，这些都为企业降低生产成本创造了有利条件。
另外，在外部环境中，东亚地区的科技和文化程度也都很高。
和其他经济发达的国家相比，东亚地区有着更快的学习和采用世界各地的技术和知识的能力。
例如，在1979年至1999年之间，中国知识产权（IP）执法的改进，科技创新和运动的发展以及知识产权保护为企业创造了有利的商业环境。
此外，中日韩等地区的文化交流也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推动力。
虽然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经历了起伏与繁荣，但大体趋势仍是向着长期稳健增长的方向发展。
在过去几十年中，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持续高速增长，但这种经济增长是否可持续值得深入探讨。
2. 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广为关注的问题，目前已经成为各界关注的话题，也是各国政府的重要议题。
可持续发展指的是在保证当前世代需要的基础上，不危及未来世代的需要。
而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在经济、社会和环境等方面取得平衡。
在近些年的几次国际会议上，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主流议题。
例如，乌迪阿那与日本渔业部共同承办的国际会议提出了“岛国之间的可持续发展”。
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讨论如何实现各岛国之间的互利合作，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各个国家，可持续发展也非常重要。
中国政府在2013年颁布了《生态文明建设纲要》作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文件。
东亚经济发展模式多样性研究经济发展模式的概念与内涵东亚经济发展模式是多样性的，还是单一的，长期以来一直是国际经济理论界争论不休的问题（注：本文的研究对象为新加坡、韩国、香港、台湾、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中国和越南十个东亚经济体。
）。
在浩瀚的学术文献中，有关概念的使用及其内涵极其混乱。
因此，在探讨东亚经济发展模式多样性问题之前，必须区分“东亚模式”、“东亚经济增长模式”和“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概念及其内涵上的差别。
笔者认为，东亚模式这个概念属于历史学与社会学的范畴，是从历史学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东亚国家和地区主要是“亚洲四小龙”实现现代化的过程。
其内涵是指“亚洲四小龙”在相似的历史、宗教、文化（尤指儒教）的背景下，在强政府的干预下，重视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在经济与社会生活各方面实行赶超战略，加速实现现代化的一种模式。
东亚经济增长模式则是属于经济学的概念。
其研究对象是东亚地区经济增长规律及其增长源要素，包括劳动投入要素、资本投入要素以及扣除劳动与资本投入后的促进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概念也属于经济学的范畴，是从经济学的角度考察东亚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以及基本经济发展状况。
其本质内涵是分析东亚发展中国家与地区建立在经济增长基础上的经济发展，包括研究人均国民收入或人均GNP的发展趋势；经济结构的基本变化；经济的外部平衡能力；主要由本国（地区）人民而非外国人参与的经济发展过程及相应的收入分配关系；与之相适应的经济政策与管理体制（注：参见马尔科姆·吉利斯等：《发展经济学》第一、三、四章。
W.W.Norton & Company1987年第二版；迈克尔·托达罗：《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中译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79页。
）。
但是，随着近些年来各门学科的相互融合，经济学家在考察一国经济发展时，已将视野从经济增长扩展到社会发展等更为广阔的领域。
东亚经济模式概述以及对中国经济的借鉴2010081507刘志韬摘要：近几年，“东亚模式”是一个备受世界经济学者关注的话题, 它曾创造了亚洲奇迹, 令世人瞩目, 东南亚金融危机后, 又广受世人争议。
本文试对这一模式的特点、成功与不足作一个浅述, 以期对中国经济改革有所借鉴与启示。
关键词：东亚模式特点成功不足借鉴东亚经济模式造就了亚洲经济奇迹，给世界其它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一种成功的经验。
但东亚模式的缺陷也使东亚诸国陷入了金融危机而蒙受巨大损失。
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与东亚经济模式有一定的相似，正确地认识彼此间的异同，采取相应的对策，避免东亚各国经济发展中走过的弯路，对我国经济健康稳定发展，防止金融危机的发生有着积极的意义。
1974-1993年．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年平均增长率达7.5％，是同期发达国家经济平均增长率的两倍以上。
就是在1974—1975年的石油危机，1979--1982年的经济危机，1990- 1992年的经济衰退时期，这一地区的经济仍能保持7％以上的增长率，其经济实力和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断加强，经济自主能力不断提高，无论什么样的外部经济环境，其经济都表现出强劲的势头，这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
这种经济奇迹虽然与当时的外部经济环境密不可分．但真正起决定作用的还在于东亚经济模式所起的积极作用。
1997年7月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给亚洲经济的腾飞投下了一道阴影，给东亚经济模式的成功划上了一个问号。
先是泰国发生了金融危机, 继而泰国金融危机向外扩散, 演变成东南亚国际金融危机; 进入10 月下旬以后, 东南亚金融危机又扩散到其它实行市场经济的东亚国家和地区, 如韩国、台湾地区, 以及奉行“东亚经济模式”的其它发展中国家。
这些国家的货币汇率大幅下降,资本大量外逃, 国内经济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 经济增长率的大幅下降。
但是，带动亚洲经济高速发展的因素仍然存在，我们应当正确而客观地分析亚洲金融危机与东亚模式的关系，这不仅关系到亚洲各国今后的经济模式和经济战略，也关系到我国今后经济战略的决策。
东亚经济发展模式多样性研究经济发展模式的概念与内涵东亚经济发展模式是多样性的，还是单一的，长期以来一直是国际经济理论界争论不休的问题（注：本文的研究对象为新加坡、韩国、香港、台湾、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中国和越南十个东亚经济体。
）。
在浩瀚的学术文献中，有关概念的使用及其内涵极其混乱。
因此，在探讨东亚经济发展模式多样性问题之前，必须区分“东亚模式”、“东亚经济增长模式”和“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概念及其内涵上的差别。
笔者认为，东亚模式这个概念属于历史学与社会学的范畴，是从历史学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东亚国家和地区主要是“亚洲四小龙”实现现代化的过程。
其内涵是指“亚洲四小龙”在相似的历史、宗教、文化（尤指儒教）的背景下，在强政府的干预下，重视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在经济与社会生活各方面实行赶超战略，加速实现现代化的一种模式。
东亚经济增长模式则是属于经济学的概念。
其研究对象是东亚地区经济增长规律及其增长源要素，包括劳动投入要素、资本投入要素以及扣除劳动与资本投入后的促进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概念也属于经济学的范畴，是从经济学的角度考察东亚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以及基本经济发展状况。
其本质内涵是分析东亚发展中国家与地区建立在经济增长基础上的经济发展，包括研究人均国民收入或人均GNP的发展趋势；经济结构的基本变化；经济的外部平衡能力；主要由本国（地区）人民而非外国人参与的经济发展过程及相应的收入分配关系；与之相适应的经济政策与管理体制（注：参见马尔科姆·吉利斯等：《发展经济学》第一、三、四章。
& Company1987年第二版；迈克尔·托达罗：《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中译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79页。
）。
但是，随着近些年来各门学科的相互融合，经济学家在考察一国经济发展时，已将视野从经济增长扩展到社会发展等更为广阔的领域。
从东亚经济模式的特点看,主要有：1、较早地实行了以出口导向为主的外向型经济战略和政策。
由于东亚国家资源和市埸均有限，都采取了“两头在外大进大出”方式。
2、政府较强的干预。
建立了行政引导市埸调节相结合的市埸经济体制。
（香港除外）3、东亚地区经济呈互补性梯级发展，联系紧密，即“雁行模式”。
地区内部贸易比重较大。
拉美发展模式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启示：2000年以来，中国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同期，伴随着外商直接投资大量涌入中国，一些重点产业、领域的核心技术开始被跨国公司所控制，这种情形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拉美国家情况类似。
由此，理论界和工商界有人认为中国可能陷入“技术依赖”困境。
有关专家分析了拉美发展模式不同阶段的增长驱动及其“技术依赖”形成原因，提出了若干针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启示。
一、拉美发展模式的演化拉美发展模式演化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但其资源驱动型增长的本质始终没有改变。
1. 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
19世纪初的独立战争结束后，拉美国家普遍接受了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
该模式是典型的资源驱动型增长方式。
拉美地大物博，以出口初级产品来换取外汇收入是天经地义的。
就内部因素而言，以下措施无疑是促使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加速运转的主要因素。
第一，来自欧洲等地的大量移民为初级产品生产提供了大量劳动力；第二，除了新开垦的土地以外，教会和印地安人拥有的大片土地也被用来种植农产品；第三，政府大力发展基础设施；第四，大量外国资本进入了拉美的初级产品生产部门；第五，科技的进步使初级产品部门受益匪浅。
2. 进口替代型发展模式。
二战爆发后，由于欧洲国家忙于战事而减少了工业制成品的生产，且战争影响了洲际运输线，拉美国家难以用充足的硬通货进口工业制成品。
这一状况使得拉美国家发展本国工业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显得更为突出。
因此，如果说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促使拉美国家认识到了采纳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的必要性，那么二战的爆发则强化了拉美国家追求这一模式的决心。
论东亚未来发展模式一、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引擎”在经历金融危机之后，对东亚许多中、高收入经济体而言，以资源密集为特征的工业化初始阶段已逐渐走向尾声。
一味扩大投资非但不是良策，反而会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
因此，世界银行认为，东亚未来的发展在于创新，创新将成为生产力与出口竞争力提高的主要来源。
创新的重要性表现在：(1)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在大部分工业国及新兴市场国家中，表现出一种明显的趋势，即专利授予的速度显著加快，尤其在电子、生物技术、信息科学等领域。
(2)大量商品与服务的生命周期大幅度缩短。
为了生存，企业必须不断改进，推出更新、更好的产品。
(3)计算机应用掀起新高潮，通讯技术广泛传播，互联网被用于商业目的，应用范围日益扩大，其中不少新应用技术使人们有了新的需求，从而对创新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
(4)计算机与网络的应用改变了自然科学、金融等领域知识共享的方式，提高了研究工作的效率，有利于金融工具的创新，各种新服务业相继诞生，开始改变人们的商业惯例。
(5)利用信息通讯技术建立的生产网络实现了装配的专业化及规模效应、供应链管理的自动化和物流的进步，生产效率显著提高。
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的美国经济便是一个典范。
周期因素进行调整之后，美国的生产率仍然以每年%的速度增长，接近60年代战后黄金期的水平。
这与其不断增加研发开支、信息通讯技术领域的投资、高技术制造业生产率的显著提高有着直接的关系。
可以说，为美国带来成功的这些因素已经开始影响到东亚。
与世界其他发展中地区相比，东亚优势明显。
除储蓄率高、人力资源相对丰富、工业信誉良好、制造技能熟练之外，东亚国家和地区还具有：(1)较高的研发能力。
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府认识到，技术最终将取代要素积累成为增长的决定因素，因此优先发展技术十分重要。
目前，这些国家的研发支出虽具相当规模，但仍在增加。
如日、韩两国每年用于研发的资金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3%，达到经合组织领先水平，其中绝大部分研发资金由企业提供。
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思
考
内部编号：（YUUT-TBBY-MMUT-URRUY-UOOY-DBUYI-0128）
由于始发于东南亚地区的危机波及到了东北亚的日本/韩国等地，许多人对所谓“东亚模式”产生怀疑，把这次危归结为“东亚模式”的危机，进而全面否定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在促进快速增长过程中发挥的积极作用。
这样的看法具有片面性，会误导对这次的认识。
一、并不存在单一的“东亚模式”
理论界对“东亚模式”的讨论已有一段时间。
最初的分歧来自对日本以及后来的亚洲“四小龙”快速增长原因的分析。
它们持续的高经济增长速度是史无前例的。
大多数持正统观点的家强调力量的基础作用，也有一部分经济学家认为与欧美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它们的政府（主要是日、韩等国政府）起到了主导的作用。
1993年世界推出名为《东亚奇迹》的报告，将这两种观点进行调和，认为日本、“四小龙”及印尼、马来西亚、泰国8个国家和地区在1965年～1990年间的快速增长，是政府政策和市场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且肯定了日、韩和地区实行的有选择干预措施起到了促进增长的作用。
这一研究引起了对所谓“东亚模式”的更多讨论。
比如，保罗。
克鲁格曼1994年撰文指出“东亚奇迹是被夸大的神话”，他认为除日本外，大部分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的是增加生产要素投入而不是提高要素生产率，与当年苏联的高速增长性质相同；伴随投入增加速度的下降，它们的高经济增长速度最终会降下来。
1997年以来，青木昌彦等人则提出系统的“市场增强论”，从克服“协调失败”的角度对东亚政府的经济作用进行了新的阐释。
1997年世界银行出版的世界发展报告《变革世界中的政府》，也可认为是这一讨论的继续。
该报告指出：“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府，经济和的可持续发展是不可能的”，并且认为政府的核心使命，是完成这样五项基
本任务：建立基础；保持非扭曲性的经济，包括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于基本社会服务和基础设施；保持承受力差的社会阶层；保护环境。
这一报告认为，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并不是“最小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
其实，东亚国家的发展模式是不尽一致的，不仅这些国家的自然条件有差异，政府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尽相同。
比如，香港和新加坡均为城市，与当初“二元经济”特征十分明显的韩国、中国台湾及印、马、泰这三个东南亚国家的初始条件差别很大；日本更是早在1885年～1919年间已实现过较快的经济增长。
就政府的经济作用而言，初始条件有相同之处的香港和新加坡、泰国和马来西亚、中国台湾和韩国，都有显着的区别；韩、泰、印尼同为危机比较严重并向IMF援助贷款的国家，它们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阶段也不尽相同。
就对外经济关系而言，外贸和外资在日本经济快速增长中的作用远不如东亚其他国家显着，日本、韩国对待外商直接投资的态度与东南亚国家和香港也有很大差别。
简言之，从实际情况看，并不存在单一的“东亚发展模式”，因而也就没有所谓“东亚模式”的危机。
二、东亚金融危机与金融体系的缺陷密切相关
这此金融危机在开始时就表现出这样的特点：银行体系越稳固的国家和地区，如新加坡、香港，其经济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小；而银行等问题越多的国家，经济受到的冲击也越大，在股市暴跌的同时，发生金融危机的东亚国家的共同特征，也是引发危机的主要原因（日本80年代后期泡沫经济的形成、泡沫破灭后的持续不景气，以及目前的经济衰退，也同样主要源于其金融体系的缺陷）。
那么它们的金融体系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许多计量分析表明，东亚的高速增长与较高的物质资本积累密切相关；而物质资本积累是储蓄转化为投资的结果，储蓄转化为投资的中介组织主要又是金融体系。
因此，可以说东亚高速增长的实现离不开其金融体系对储蓄的动员和分配。
高速增长时期，以日本为代表的许多东亚国家的金融体系具有一些显着不同于英美国家的特点，比如：（1）企业更依赖于金融机构贷款而不是市场；（2）企业的负债—资本比率更高；（3）政府对信贷的分配进行和控制，而不是主要进行金融机构监管，并且有时保护和补贴银行等金融机构；（4）银行与借款企业之间的关系更密切（如日本的“主银行”体制）；（5）公司之间交叉持股的情况比较普遍（韩国财阀内部企业之间还相互对借款提供担保）。
在可用储蓄较多（因为居民储蓄倾向较高或积极利用国外储蓄）、政府以快速经济增长为目标的情况下，上述体制的主要优点在于有助于“刺激投资”。
同时，东亚金融体系在促进投资方面的优越性并不能掩盖它在其他方面的缺陷。
主要表现是：政府制定脱离实际的产业政策，直接促使所控制的银行为服从于产业政策的企业提供贷款，带来大量的银行不良资产；银行与企业有密切关系，一些效益差、负债高、亏损严重的企业能不断得到银行的贷款，这些企业倒闭时拖累与之关系密切的银行陷入困境；一些政府官员因为可以对银行贷款施加影响而获得了为个人寻租的机会，等等。
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政府对金融机构，主要是银行的负债提供实际上的担保（如日本长期坚持“金融机构不破产”的政策，印尼银行的所有者与政府官员有密切关系，泰国的金融公司负债实际上受政府担保，韩国在银行遇到困难时把银行视为国家债务），虽然降低了金融机构债权人的风险，却提高了作为债务人的金融机构的“风险”：以较低的获得储蓄，然后
大量从事高风险的投资或收益不高的投资。
结果是金融机构大量负债、大量投资，并且其短期负债（包括外债）与长期资产之间不“匹配”，导致投资过剩，以及高风险的房地产、市场有泡沫。
股市暴跌、金融机构和企业大量倒闭，作为对上述一系列现象的矫正，是有其必然性的。
总地来看，一些东亚国家的金融体系，既成就了它们过去快速的经济增长，也直接与它们目前的金融危机密切相关。
一些东亚国家的经历实际上表明，一个良好的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系一方面应该能最大限度的动员国内外储蓄的数量，并把这些储蓄转化为投资，另一方面也能保证投资的质量，从而在促进投资增加和保证投资质量之间取得平衡。
如果投资质量高而投资数量不够大，会影响经济增长的速度；如果投资数量增加很多而许多投资质量不高，经济增长将难以持续。
三、不能全盘否定东亚政府在经济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
大多数东亚国家另一个共同特征是，在其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比较多，并且在危机比较严重的国家如泰国、韩国、印尼，政府汇率、外债方面的失误也比较明显。
但并不是发生金融危机后，就可以完全否定东亚政府干预对于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
许多研究表明，东亚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和改善收入分配等方面有许多成功经验值得其他发展中国家学习，比如：
政府重视的普及和教育机会的均等，一方面有助于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和资本的积累，从而避免劳动力素质低对经济增长的制约，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收入的均等。
政府主持的土地改革及重视对农村、、通讯、等基础设施的投资，有助于的增长和农村非农产业的成长，从而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作出了重要贡献。
政府的一系列措施鼓励了储蓄的增加，为扩大投资奠定了基础，比如通过收支盈余增加政府储蓄，设立便利储蓄的邮政储蓄机构，通过限制住房、耐用消费品方面的消费信贷刺激居民储蓄，通过保持物价稳定和正的存款利率增加储蓄的收益等。
在对外经济方面，比较注重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加速技术进步，缩小与先进国家的差距，同时用多种政策鼓励企业出口。
有的国家政府在通过鼓励外国直接投资促进产业升级和出口增加方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从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东亚金融体系的缺陷也不全是政府干预过多的问题，而是“干预不当”的问题。
比如，对金融机构贷款活动的直接干预太多，既增加了政府官员寻租的机会，也限制了金融机构的自主权；对金融机构借用短期外债从事高风险的房地产、股票投资缺乏严格的监管，使金融机构面临的风险上升。
四、结论
一些国家政府干预经济过程中的缺陷，以及这次发生金融危机的原因，都需要做具体的分析，不能笼统地说金融危机是“东亚模式”的危机，或者全盘否定政府的经济作用。
不仅东亚国家的政府在过去为促进增长、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方面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已由其快速的经济增长所证实，不容抹煞，而且东亚国家政府在今后的各项改革和政策调整过程中，仍将发挥主导作用，以克服本地经济的缺
陷，迎接全方位的新挑战。
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也曾经受过设立社会保障体系和实施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等方面的挑战。
东亚国家到目前为止的发展过程可以归结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追赶先进国家的过程。
日本、“四小龙”的成功以及过去30年间几个东南亚国家的快速增长都已经表明，市场经济体制具有广泛的适应性，而不是西方价值观的附属物。
至于政府官员与企业相勾结和裙带关系等腐败现象，也不是亚洲国家的专利，更不是“亚洲价值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