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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的宪政思想宪政与民治的关系虽形影难剖，然其根本意义与作用，则有区别，“民治之精义在以民决政，宪政之精义在以法治国。
民治为本，宪政为用。
”二者相辅而行，方可具今日民主国家的实质。
我们若要在今日民治宪政的波澜中，加以寻声考迹，当可在洛克的时代背景与《政府论两篇》，索得流源。
（1）自然法与自然权利——洛克一如霍布斯，亦提出自然状态的主张，也以人性的解释作为立论的基础，但内容则迥然有异。
他认为自然状态是自由平等的领域，又人性并非如霍氏所描述的自私好争，而是有社会倾向，依理性以行动，这种理性是“上帝赋予人类共同的规范与判断的标准。
”洛克称之为人心之中的“上帝之声”。
而自然状态中的人人，就是“依理性而居”，故充满理智与和平。
自然状态虽是一个自由平等的领域，但并非可放纵欲为的世界，它仍须受自然法的管治，并受理性的指导，因为“上帝给人理性，同时也给人与理性相伴的法律”，这就是自然法。
洛克相信：“人类不仅有能力认知自然法，并且可以像数学命题一样予以证明”，所以他说：“在自然状态中，有自然法治理，人人皆受其约束；而理性，那就是自然法，它训示就教于它的人类：人人皆平等独立，无人得以侵害他人之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
”在洛克所述的自然法诫训中，绝大部分关于个人的权利，他认为这些权利是人人本有的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其中以生命、自由和财产最为重要。
自然权利源于自然法，故亦受自然法的保障，当国家成立后，政府更要加以维护。
这种思想成为17世纪以来宪政思潮的主流，更导成美国宪法修正案前十条的《权利法案》。
（2）社会契约——自然状态既然是和平的世界，何以人人欲脱离而进入政治社会呢？洛克指出，这是因为自然状态存有三种主要的“不便”：缺乏一部明确而周知的法律，这部法律是经由共同的同意而承认为是非的标准、为决定一切争执的共同尺度；缺乏一位大公无私且为大众通晓的法官，人民赋予他有依据确立的法律以解决一切争端的威权；缺乏拥护判决而使之能执行的权力。
李大钊早期宪政思想探析【摘要】李大钊早期的宪政思想主要包括对宪政的理解、对宪政运动的态度、对宪政改革的建议以及与当时社会背景的关系。
在他的思想中，宪政是国家制度的核心，能够保障人民的权利和自由。
他认为宪政是制约政府权力的有效手段，但不赞成激进的宪政运动。
他主张宪政改革应谨慎稳健，避免社会动荡。
在当时社会背景下，李大钊将宪政视为现代化的必然趋势，是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关键。
他的宪政思想对当时的政治运动和学术界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推动中国早期民主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李大钊早期的宪政思想体现了对民主与法治的追求，为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李大钊、早期、宪政思想、探析、理解、宪政运动、态度、宪政改革、建议、社会背景、影响、总结1. 引言1.1 李大钊早期宪政思想探析概述李大钊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宪政思想家和政治家，他的早期宪政思想对中国政治思想和宪政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20世纪初期，中国正处于政治动荡和社会转型的时期，李大钊积极倡导宪政，致力于推动中国向宪政制度转型。
李大钊认为，宪政是国家政治体制的重要理念，可以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公民权利、促进社会进步。
他主张建立起宪法与法治体系，使政府在法律的规范下行使权力，避免滥权和腐败问题的发生。
李大钊的宪政理念受到了西方思想的影响，同时也与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实状况相结合，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在宪政运动方面，李大钊积极支持并参与了在中国的宪政运动，并致力于推动国家朝向宪政改革的方向发展。
他坚信宪政是中国现代化和民主化的必经之路，为中国的政治体制变革提供了重要思想支持。
李大钊早期的宪政思想体现了他对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关切与思考，为中国政治文明的传承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接下来的文章中，我们将深入探讨李大钊的宪政理念、态度、建议以及对当时社会背景的影响。
2. 正文2.1 李大钊对宪政的理解李大钊对宪政的理解主要体现在他对宪政制度的本质、作用以及优劣势的认识上。
华盛顿宪政思想(一)华盛顿是美国独立、制宪以及共和联邦制的奠基者。
华盛顿的人格与事业铸造了美国宪政的历史制度和精神。
华盛顿的宪政思想是富有创见的,因其政治实践的天才而深刻地影响了美国宪政制度和思想。
华盛顿和美利坚合众国的奠基者一起把天赋人权的价值理想贯彻到宪政的实践和理论中,把自然法转化为宪法,实现了联邦制与共和制的完美结合。
华盛顿一生做了两件事:一是领导独立战争,创立了一个共和国;二是主持制宪会议和出任美国一二任总统,为合众国的宪政体制奠定了基本结构和框架。
引言十八世纪美国的独立和制宪是人类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
英裔美国人以天赋人权和社会契约相号召,鼓吹革命和独立,背离英国的辖治,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1787年制宪“把自然法转变为宪法”①]，确立了美国的民主和宪政制度,把清教徒的宗教精神和政治的自由精神融为一体,以人民主权原则统领美国的民主制,使美国由以新英格兰的乡镇自治及州的独立为基础而建立的邦联终于结成牢固的共和的联邦。
华盛顿是美国独立、制宪以及共和联邦制的奠基者。
华盛顿在独立战争的战火中,受命于美利坚民族危难之际,出任大陆军总司令,为“保卫全部生命所依存的宝贵的天赋自由”②]而艰苦奋斗;在邦联体制出现危机时,主持制宪会议制定1787年宪法,孜孜以求于共和联邦制的确立,担任美国一二任总统,执政于合众国初创之时,为合众国的繁荣与昌盛打下了坚实而稳固的基础,二任引退,开创美国总统任期不超过两届的先例。
华盛顿的人格与事业铸造了美国宪政的历史制度和精神。
华盛顿虽没有系统完整的宪政理论,但他的宪政思想是富有创见的,而且因其政治实践的天才而深刻地影响了美国宪政制度和思想。
本文着重考察华盛顿的天赋人权思想和共和联邦思想。
一、天赋人权思想美国“革命时期的主要政治学说是那些称为‘天赋权利’派的思想。
”③]它们包括一切人在政治上生来自由平等的原始自然状态、政府的契约起源、人民主权以及对专制政府进行革命的权利。
华盛顿真诚信奉、热诚维护天赋人权学说,将天赋人权学说作为反抗英国统治、谋求北美独立的正义事业的根据。
民国时期宪政一、民国时期宪政思想及中国化路径1.孙中山宪政思想。
1903年，孙中山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三民主义思想。
1905年10月《民报》第一次发刊词将孙中山的主张归纳为“三民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
”在孙中山看来“今者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民族主义要从与生俱来的“种姓”出发，“异种残之，外邦逼之”要求民族独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不可以须臾缓”，但是，仅仅依靠民族主义也是不能解决君主专制政体的。
“而民生主义，欧美所虑积重难返者，”民族主义是不允许别族来抢夺本民族的政权。
由此可见，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也达到了“破坏”旧政权的目的，推动了历史的发展。
辛亥革命之后，我国结束了两千年的封建专制，出现了政治和政党等政坛新气象，建立了中华民国。
从1906年到1924年，孙中山的“五权宪法论”侧重于“人民有权”。
他主张不走三权分立的老路，不重蹈西方代议政治的覆辙，发明了“权能分治，以权制能”。
认为只有利用“五权宪法”组织政府，才能形成完全的政府及政府机关，即：五权宪法。
孙中山强调政府五种治权之间的分工合作，人民和政府之间不存在相互制衡的关系，政府权力要受到民意的制约，人民可以控制政府，但是人民对政府具有支配的地位。
1906年秋冬，孙中山指出要想建成和完善民国，就要分三个时期进行。
即：军阀之治、约法之治和宪法之治。
其中军阀之治为军政府督率国民扫除旧污时代；约法之治则是军政府总揽国事的时代；宪法之治是国家机关分掌国事的时代。
民国初期，孙中山信奉自由主义宪政制度，主张效仿西方的政党政治，把国民党建成西方式普通政党。
直到反袁失败后，孙中山面对北洋军阀的武力政治，开始清除自己思想中的自由主义成分[4]，改变了自己的政治策略，从而形成了自己晚年的开明专制论。
受到孙中山宪政思想的影响，民国时期揭开了实质意义上的宪政运动。
2.自由主义宪政思想及其影响。
1929年，国民党发布了一道《人权与约法》，但是这个《约法》并没有禁止官方对人权的侵犯。
梁启超宪政思想探析摘要：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梁启超是一位高产的、百科全书式的大思想家。
而他的宪政思想是其思想体系中最有价值、最光彩夺目的成分之一。
梁启超宪政思想的理论基础源于西方的进化论、民约论和分权学说，其宪政思想之核心在于废专制、兴民权、立宪法、分三权而立宪政。
关键词：梁启超宪政民权宪法甲午战争的惨败使包括梁启超在内的中国精英阶层认识到：要使国家富强，不仅要学习西方的器械理论，更要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
在维新派的极力劝说下，光绪皇帝开始了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君主立宪式的百日维新运动。
在从事变法维新的过程中以及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发表了许多宣传西方宪政的文章和著作，如《各国宪法异同论》、《宪法之三大精神》、《中国国会制度私议》、《立宪法议》、《宪政浅说》、《立宪政体与政治道德》、《责任内阁释义》、《开明专制论》等等，对西方的宪政制度大为赞许，“吾愿发明西人法律之学,以文明我中国;又愿发明吾圣人法律之学,以文明我地球”①，表达了他那种欲建立宪政必须博采中西法文化之长的心声。
梁启超以其驾驭流畅、通俗文字的功力，引进了西方进化论的学说和宪政思想，使长期闭关自守的中国人耳目一新，为之一振。
他留下来的宪法学文献，也集中反映了他那个时代的最先进的宪政思想。
本文拟从其思想渊源入手，进而论述代表其宪政思想的主要主张。
一、梁启超宪政思想的理论渊源梁启超宪政思想的理论渊源：一是传统儒学，二是西学，而主要的是近代以来西方的政治法律学说。
这一点，梁启超自己说得很清楚：“末学肤受如鄙人者，偶有论述，不过演师友之口说，拾西哲余唾，寄他人之舌于我笔端而已。
”②这段自白，在很大的程度上说明了梁启超政治法律思想的理论渊源。
梁启超宪政思想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三个部分：进化论、民约论和分权学说。
首先，以进化论为思想武器，论证实行君主立宪制的必要性。
梁启超以资产阶级进化论的观点，来论证“变法”是合乎事物发展规律的。
他认为，自然界万物都在变，如地球、时辰、季节都在不断的变化。
梁启超宪政思想研究梁启超（1873-1929）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改革家之一。
他的宪政思想对于中国近代政治体制的转型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
梁启超的宪政思想包括两个核心要素：宪政与国家统一。
他认为，宪政是实现国家民主化、法治化的有效途径，是保障人民权益和实现社会进步的基石。
他主张要建立宪政制度，使政府的权力受到限制和制衡，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他强调宪政要与国家统一相结合，认为只有在国家统一的前提下，宪政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他主张通过宪政的方式，实现国家统一和各民族的共同发展，以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和繁荣。
梁启超的宪政思想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他主张借鉴西方的宪政制度，但同时也强调要结合中国的国情和文化传统，寻求中国式的宪政道路。
他认为中国的宪政应该以民主为基础，但不应完全模仿西方的政治体制，而应该根据中国的国情和文化传统，创造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宪政制度。
他主张尊重中国传统的家族观念和社会秩序，同时也重视个人的自由和权利。
他提出了“民主宪政与家族制度相结合”的政治理念，认为这是一种既能保障人民权益又能维护社会稳定的制度安排。
梁启超的宪政思想对于中国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他的思想为中国近现代政治体制的转型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路径。
他的主张和努力为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为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开辟了道路。
他提出的宪政思想具有普遍意义，对于世界各国的政治改革和宪政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总之，梁启超的宪政思想是中国近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他的思想体现了对于社会进步和人民福祉的追求，为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和宪政建设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和经验。
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宪政思想论略宪政思想是康有为指导维新变法的政治纲领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提出了“设议院”、“兴民权”、“立宪法”、仿效日本建立君主立宪制国家等较系统的宪政主张。
研究康有为的宪政思想，不仅会使我们对近代中国宪政建设的历史困境和艰难历程有更深刻的体认，也将有助于我们总结维新立宪的经验教训，以史为鉴，推动当今中国的宪政建设。
在此，本文拟就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宪政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康有为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以及其宪政思想的西学渊源等作一粗浅的梳理。
１９世纪末，康有为领导的维新变法运动虽然以失败告终，但是，作为近代中国社会宪政探索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其积极意义和进步作用却是不容抹杀的，因为“自康有为提倡君主立宪以来，直至清末立宪，虽然历经共和制、帝制以及民主、专制政体之反复，历任政府无不以立宪为立国之开端，无不以宪法记载一国政治的基本原则，这未尝不应归功于第一代倡导依宪治国者”[１]。
宪政思想是康有为指导维新变法的政治纲领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提出了较系统的“设议院”、“兴民权”、“立宪法”、仿效日本建立君主立宪制国家等宪政主张。
尽管以今天的视角看来，康有为的宪政思想明显与原汁原味的西方宪政旨趣大异，因为其理论体系“仍只限于强国与尊人主，对于真正的民主宪政，均不能提出具体而更丰富的内容”[２]，“但人们很难否认，正是康有为，集中了从龚自珍、冯桂芬以来，绵延了半个多世纪的改革要求和理论，构成了一个体系。
这个体系，在理论上也许很荒谬，经不起逻辑和历史相结合的验证，却是那个时代的实际运动能够接受的一种思想范式。
”[３]因此，研究康有为的宪政思想，不仅会使我们对近代中国宪政建设的历史困境和艰难历程有更深刻的体认，也将有助于我们总结维新立宪的经验教训，以史为鉴，推动当今中国的宪政建设。
（一）众所周知，宪政是西方历史发展的产物，从１２１５年的英国大宪章开始，到鸦片战争止，西方的宪政运动已有６００年的历史。
什么是宪政宪政的观点宪政又称立宪主义，是一种主张国家权力来自并被一部基本法律约束、规定公民权利的学说或理念。
那么你对宪政了解多少呢?以下是由店铺整理关于什么是宪政的内容，希望大家喜欢!宪政的定义法学家格哈德卡斯珀在论文《宪政》(Constitutionalism)中提到：“宪政有描述性和规范性的两个内涵。
描述性内涵是说它被用来指代历史上，人们为逐求各项权利、自由等的制度性承认的奋斗;规范性内涵的意思是它包括了美国宪法中政府的必要特征。
”美国宪法规定：(1)立法权由国会行使，国会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2)行政权由一任美国总统行使;(3)司法权归属于最高法院和各下级法院，下级法院可由国会不时规定和设立。
周叶中主编的法学教材《宪法》中，给出的说明是：“宪政(constitutionalism)也称“立宪政体”、“立宪主义”。
近现代意义的宪政的含义有多种，不过可归纳为两类(如右图)。
宪政作为专制政体的对应物，其基本内涵就是用宪法这一根本大法的形式把已经取得的民主事实确认下来，用法治的精神发展和完善这种民主事实，以此保障公民权利，它一般应包含三个基本的要素：民主、法治和人权。
其中，民主和法治都服务于相同的价值——保障人权，只是在宪政中角色不同罢了。
”中文含义：民主的自由政治。
见1983年版商务印书馆《现代汉语词典》1250页，(1992年2月北京124次印刷)。
中文“宪政”一词来源于日文汉字，中国首次提起并予以介绍者是晚清著名学者黄遵宪。
黄遵宪1887年在其《日本国志》一书中有介绍(“立宪政体”)，梁启超读后为该书写了《后序》发表。
正是由于梁启超的推崇使用，以及他在文中对“立宪政体”即“宪政”的明确解释，使得这个词所代表的政治思想逐渐为中国人所认知。
“宪政”又称“立宪主义”，英语中相对应的词是Constitutionalism，发源于英美，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在政治上取得的主要成就。
中文词“宪政”对应的英文原词constitutionalism[5] ，其本义主要对应着一般中文的“制度”主义、“架构”主义、“法治”主义、“立宪”主义等多层意思，也是这些中文意义的总合。
近代中国的宪政思想与政治运动研究近代中国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期，中国人民在这个时期经历了许多政治运动和变革。
在这个社会背景下，宪政思想也逐渐在中国兴起并发展，成为了一股强大的力量。
本文将探讨近代中国宪政思想的兴起和政治运动的发展。
一、宪政思想的兴起近代中国宪政思想的兴起源于外来思想的引入和内外环境的变化。
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陆续引进了一系列西方宪政思想，如自由主义、平等主义和民主主义等。
这些思想对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领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开始反思传统政治体制的弊端，并对国家发展的方向提出了新的设想。
同时，清朝末年的内外环境变化也加速了宪政思想的兴起。
西方列强的入侵和国内社会的动荡使得人们对传统政治体制的不满日益增加。
一些知识分子开始寻求变革的途径，他们认为宪政是解决社会问题和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手段。
二、政治运动的发展宪政思想的兴起激发了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发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
戊戌变法发生在1898年，它是清朝末年政治改革的一次尝试。
慈禧太后推行变法措施，试图通过实施科学法制和设立宪政政府来改革国家政治体制。
然而，由于保守势力的阻挠和国内外形势的制约，戊戌变法最终以失败告终。
尽管如此，这次政治运动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为后来的政治变革奠定了基础。
辛亥革命则是中国近代最为重要的政治运动之一。
它发生在1911年，致力于推翻清朝的封建统治，建立一个民主的共和国。
辛亥革命成功地推翻了清朝的统治，并建立了中华民国。
这次政治运动意味着中国政治体制的实质性变革，宪政思想开始在中国落地生根。
三、宪政思想的发展和挑战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的宪政思想逐渐发展，并受到国内外因素的影响。
在国际上，俄国革命、美国的宪政制度和法国大革命等对中国的宪政思想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国内，孙中山和蒋介石等政治家对宪政思想的推动也为中国宪政思想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中国的宪政发展也面临着许多挑战。
浅析孙中山宪政思想孙中山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他的宪政思想是现代国家建设在政治层面上的具体体现。
孙中山的宪政思想是集西方国家和中国国内政治制度优点于一身的理论，虽然他的宪政思想没有得到最终实现，但是他在探索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标签：孙中山；宪政思想；五权宪法一、孙中山宪政思想的产生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一直都是封建君主专制政体，由于当时是小农自然经济为基础的，而且还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在当时这种政体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到了清朝后期，随着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封建君主专制政体逐渐失去了效力，还加剧了统治者和生活在底层农民的矛盾。
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结果都是以清政府的失败而告终，然后西方列强就强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这时一些有识之士像林则徐和魏源等人，通过比较东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意识到中国的政治制度的弊端，才有了向西方学习的必要，他们想用民主立宪来取代封建君主专制，后来又出现了王韬、郑观应等人在对西方进行详细、系统的考察之后认为应当推翻封建君主专制而实行君主立宪。
甲午战争以后，康有为、梁启超提出中国要变法图强，必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教育制度，他们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度。
但是孙中山认为必须通过武力革命，彻底推翻清政府的统治，建立民主共和。
孙中山在早年的时候想借鉴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和平改革中国落后的政治、经济、文化主张。
然而，孙中山挽救清政府的满腔热情在清政府面前遭到冷遇后，他彻底灰心了，并且亲身经历了政治事件活动以后，他逐步地认识到清政府的统治存在很多不可调和的矛盾，在自上而下的改良无效的情形下，在中国只能建立民主共和制度。
孙中山在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民族革命经验的基础上，结合革命实践和中国当时的国情提出了三民主义的理论。
三民主义的提出标志着孙中山宪政理论体系的产生。
二、孙中山宪政思想的核心——五权宪法思想制定一部能够充分体现其政治思想的宪法，是孙中山一生所追求的目标。
第一节孟德斯鸠的宪政思想“政治自由只在宽和的政府里存在。
不过它并不是经常存在于政治宽和的国家里；它只在那样的国家的权力不被滥用的时候才存在。
但是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
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
”“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
我们可以有一种政制，不强迫任何人去作法律所不强制他做的事，也不禁止任何人去作法律所许可的事情。
”——孟德斯鸠孟德斯鸠，本名是查里·路易·德·色贡达（Charles Louis de Secondat ，1689—1755年）十八世纪法国卓越的启蒙思想家，西方“三权分立”宪政体制的理论奠基人。
孟德斯鸠出身于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波尔多城的一个土地贵族世家，其伯父继受波尔多郡议会（兼管司法）议长职位。
少年的孟氏学习过拉丁语和希腊语，熟悉古希腊罗马人的宪政典籍及制度并倾慕他们的政治自由精神。
取得法学学士学位的孟氏（19岁）一度担任议会的律师；1716年，孟氏继承伯父的“孟德斯鸠男爵”封号以及议长职位，但更致力于自然、人文学科之研究。
由于在履职过程中深刻地体悟到法国政制之现实弊害，孟氏在1721年以“波尔·马多”为名发表猛烈抨击“时政腐败”的《波斯人信札》而引起普遍的关注。
1726年，通过出售世袭议长职位而获巨款的孟氏迁居巴黎。
1728年，孟氏展开其漫长的学术之旅，对欧洲诸国的人情风俗、宗教信仰、法律以及君主、贵族和共和等多元政制进行了广泛的考察；1729年，旅居英国近两年的孟氏，一边大量地阅读关于英国的著述，一边感受英国政治生活的实况，终成英国立宪君主政制的服膺者。
返法后的孟氏专事于整理和研究收集的资料，在1734年发表《罗马盛衰原因论》；1748年出版《论法的精神》。
孟德斯鸠宪政思想之重要载体，即是被伏尔泰誉为“理性和自由的法典”的《论法的精神》。
随着“光荣革命”在不列颠的落幕以及“综合而妥协”的洛克论著之出版，标志着17世纪英国内战“孕生”的众多宪政哲学家们思想中关于旧政制之革命或解构的因素已“适时地”兑现；另一方面，他们思想中关于新政制之创设或建构的因素也正在持续而巩固地渗入“公共生活”。
当时的英国政府尽管腐败和由少数人专断，但同欧洲其他国家相比却是开明的。
至少，它给予一切人以法律相当程度的自由，并且给那些有政治觉悟的阶级以政治自由。
发展政党制和责任内阁制是进行试验和调整而不是自觉地建立理论的问题。
这样一来，“在18世纪，英国政治制度继续沿着早期斯图亚特时代已经采取的方向发展。
……根本上说，18世纪英国的政治理论不过是17世纪的尾声”。
而与此同时，法国专制政府的败落情势，使得法国成为宪政哲学兴盛的“重镇”。
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人在英国宪政实践与理论的感召下，掀起了法国的宪政启蒙运动。
当然，法国宪政家们的宪政表达所处的时代已有不同的智识语境。
大家知道，与笛卡尔名字相系的理性主义哲学一度引导了欧洲的科学解放，包括对英国宪政哲学家们的启发；但在法国本土的政治或社会领域鲜有成效，依然盛行数学、行而上学与神学。
不过，在18世纪中期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的发达，开始成就社会科学认知社会现实的“方法论”的实证化、经验化，促使“欧洲发生了一种深刻的知识转型，它从不同的出发点表达了对经由理性可获致的自然法的弃置。
” “在18世纪，科学思想开始影响法律，人们观察到：法律事实上因国家而异，客观而可发现的因素引致了这一现象，法律应符合其欲规制的民族的具体情况。
与古代的诡辩论者那样用来支持对普遍道德价值的拒斥态度不同的是，法律相对性的证据现在引起的是对可能决定其制度形态的特定民族生活的各种因素的关注。
”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鲜明地信守了这样的基本立场，从民族生活环境的多样性因素来解释法律政治的多样性而否弃“契约缘起说”，成为事实上的社会学法学先驱；尽管孟氏与古典自然法学依旧有着显著的关联，“他通常把法律看作是…人的理性‟（尽管他认识到，人的理性在不同的条件下可以要求有不同的法律上的解决办法），同时他承认，正义关系存在于实在法之前，而实在法是靠正义关系来制定的”。
但总体来讲，在自然哲学的作用下，孟德斯鸠的宪政言说已淡薄了自然法学派“建构论唯理主义”色彩，突显了“进化论理性主义”（哈耶克语）的智识性特征。
一、人的社会：“以法为本”在自然哲学的启导下，孟氏首先索解了一个相当于世间万物“运动规律”的客观意义上的“一般的法”概念。
他写道：“从最广泛的意义来说，法是由事物的性质产生出来的必然关系。
在这个意义上，一切存在物都有它们的法。
上帝有他的法；物质世界有它的法；高于人类的…智灵们‟有他们的法；兽类有它们的法；人类有他们的法。
”（第1页）“有人说，我们所看见的世界上的一切东西都是一种盲目的命运所产生出来的，这是极端荒谬的说法。
……由此可见，是有一种根本理性存在着的。
法就是这个根本理性和各种存在物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是存在物彼此之间的关系。
”（第1页）如此看来，整个世界就是充溢着无限多样的“法的世界”，而在“法”的背后存在着一个确保世界秩序的“根本理性”；人或社会当然地存在于“法律的网络”世界中。
之所以确立如此“广义的法”，孟氏的直接动机在于批判霍布斯的理论体系——人世的善恶皆因人类制定的法律所致；同时也辨证地界定“法”与“人”的基本关系，拒斥两种谬说——人仅仅是“法之奴隶”的宿命观与“无法可依”而人人不妨“任性而为”的专断观，进而为其心中的“法治社会”申辩置设下“普适性”的智识前提。
诚如孟氏本人所言，“人”乃其关切的中心。
作为一个“智能的存在物”，人可以凭借理性不断地创制并修正自己的法律；但是有些法律并非他们创制的，而是在“人”诞生之前就已经存在着。
“我们应当承认，在人为法建立公道的关系之先，就已经有了公道关系的存在。
”换言之，“人，作为一个…物理的存在物‟来说，是和一切物体一样，受不变的规律的支配。
”（第3页）于是，在“一般的法”概念背景下，孟氏着重考察了与（自然的或社会的）“人”直接相关的法类型——自然法、人为法与神法。
像众多启蒙家一样，孟氏也相信“人之初”生活在“自然法”主导的“自然状态”。
不过他强调，“自然人” 之行为规范“所以称为自然法，是因为它们是单纯渊源于我们生命的本质。
如果要很好地认识自然法，就应该考察社会建立以前的人类。
自然法就是人类在这样一种状态之下所接受的规律。
”（第4页）与众多启蒙家不同的是，孟氏认为人们之于“自然法”内容之把握，并非直接来自“理性”，而是间接地取决于人类“经验”材料的积累及理性的总结，彰显出以经验论和感觉论取向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特点。
为此，孟氏写道：“当人还在自然状态的时候，他应当是只有获得知识的能力，而知识却是不多的。
显然，他最初的思想绝不会是推理的思想。
他应当是先想如何保存自己的生命，然后才能再去推究他的生命的起源。
这样一个人只能首先感觉到自己是软弱的；他应该是极端怯懦的。
……在这种状态下，每个人都有自卑感，几乎没有平等的感觉。
因此，他们并不想互相攻打。
和平应当是自然法的第一条。
……人类感觉到软弱，又感觉到需要。
所以自然法的另一条就是促使他去寻找食物。
我曾说，畏惧使人逃跑，但是互相畏惧的表现却使人类互相亲近起来。
……因此，相互之间存在着的自然爱慕，应当是自然法的第三条。
人类除了最初的感情而外，又逐渐得到了知识。
……愿望过社会生活，这就是自然法的第四条。
”（第4～5页）这样看来，“和平”、“寻食”以及“互爱”皆缘于人的“自然本质”而接受的“自然法”；“愿意过社会生活”则是人类具有了最初的“推理思想”或理性知识之后而接受的“自然法”。
正是基于“自然法”“第四条”之作用，人类必然由“自然状态”转变为“社会状态”。
换言之，“自然法”（第四条）是决定人类社会得以诞生与存续的终极源泉。
显而易见，孟德斯鸠释读“自然状态”或“自然法”等范畴，并非出于论证社会契约之考量，而是以“根本理性”为基础，揭示“万物皆有其法”的道理；人类进入社会并非在于契约而是在于自然本性衍生的自然法或规律使然。
“否弃”“社会契约说”无疑传达了孟氏之理论个性。
那么，“自然法”是否会随着人类进入社会而消亡呢？孟氏认为既然“自然法”渊源于人之自然本质，显然它依赖于人而存在。
只是在社会中，又有了与之并存的“人为法”一道调节着人类的社会生活。
人类社会之所以离不开“人为法”，在于孟氏本人将霍布斯理解的“自然状态”替换为“社会状态”——“战争状态”。
他说“人类一有了社会，便立即失掉了自身软弱的感觉；存在于他们之间的平等消失了，于是战争的状态开始。
每一个个别社会都感觉到自己的力量；这就产生了国与国间的战争状态。
每一个社会中的个人开始感觉到自己的力量，他们企图将这个社会的主要利益掠夺来自己享受，这就产生了个人之间的战争状态。
这两种战争状态使人与人之间的法律建立起来。
”（第5页）这样看来，“人为法”之存在目的就在于遏止甚而消除社会或国家的“战争状态”，达致“自然法”体现的人类理性之内在要求与应用；人类社会之存续理当“以法（自然法或人为法）为本”。
孟氏进而言及，人类社会是一个充溢着“多样性”“人为法”的世界；“社会人”受到各种人为法的引导。
具体地讲，人为法包括国际法、政治法与民法三大类型。
孟氏写道：“作为这个大行星上的居民，人类在不同人民之间的关系上是有法律的，这就是国际法；”它的原则为“各国在和平的时候应当尽量谋求彼此福利的增进；在战争的时候应在不损害自己真正利益的范围内，尽量减少破坏。
” （第5页）“社会是应该加以维持的；作为社会的生活者，人类在治者和被治者的关系上是有法律的，这就是政治法。
”（第5页）就孟氏赋予“政治法”的意蕴而言，类似于以维护公民自由为宗旨的“宪法”，它不仅是政府制度的规范基础，也是制定其他法律的前提。
“人类在一切公民间的关系上也有法律，这就是民法。
”（第5页）要注意，孟氏的民法范围大于当下的民法，甚而包括刑法在内，但对私有财产权的捍卫乃民法的根本任务。
他要求：政府针对公民私有财产所采取的行动不得依凭“政治法”，而“应当以民法为根据；在民法慈母般的眼睛里，每个人就是整个国家。
”结合到前述人类进入社会的历程，则一个社会或国家内部的成员主要受到“政治法”与“民法”的双重规制，人类放弃了他们天然的“独立”而生活在“政治法”之下，同样他们放弃了天然的“财产公有”而生活在“民法”之下。
政治法使人类获得自由，民法使人获得财产。
由此，我们无疑可以看出不同类型的人为法之效力域、目标以及它们对政府的规范功能，暗示了“法治政府”或法制国家的要义。
此外，孟氏还谈到了与人为法有别的宗教神法问题。
宗教法的性质是永恒不变的，其内在诉求乃“最好”；而“人为法”总是受到偶然事件之牵引并随人类的意愿而变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