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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内容及对我国行政管理的启示摘要：新公共管理是兴盛于英、美等西方国家的一种新的公共行政理论和管理模式,也是近年来西方规模空前的行政改革的主体指导思想之一。
它以现代经济学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主张在政府等公共部门广泛采用私营部门成功的管理方法和竞争机制,重视公共服务的产出,倡导在人员录用、任期、工资及其他人事行政环节上实行更加灵活、富有成效的管理。
新公共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共行政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因而对我国行政管理的理论和实践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新公共管理，行政管理，启示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出现以低经济增长、通货膨胀、财政赤字、高失业率为特征的“滞胀”现象，造成了严重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促使人们对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公共管理尤其是全面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实践以及凯恩斯主义加以批判反思，再加之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的发展以及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潮由此兴起，传统的公共行政学理论逐渐被新的公共管理理论所取代。
在70年代末的美国大学中，几乎同时出现了两种明显不同的公共管理途径：一种是来自于公共政策学院的“政策途径”，简称为“P途径”；另一种是来自于商学院并受传统公共行政学影响的“商业途径”，简称为“B途径”。
前者主张对公共项目的研究，绩效问题成为研究重点。
后者则主张在公共部门中引入私人部门的管理经验和模式，把焦点集中在战略和组织管理上。
经过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孕育和发展，公共管理的P途径和B途径逐渐汇合，形成公共管理的新范式。
新公共管理理论运动是追求“三E”（经济、效益、效能）目标的管理改革要运动。
它主张政府的管理职能应是掌舵而不是划桨，授权或分权是政府广泛采用的管理方法，政府服务应以顾客、市场为导向，奉行顾客至上的全新价值理念，广泛采用私营部门的管理方式和竞争机制，取消公共服务供给的垄断性，注重公共服务的效果与质量，实施绩效目标控制，改造公务员制度，创造有事业心和有预见的政府。
《新公共管理》这本书读后感读《新公共管理》有感读完《新公共管理》这本书，内心有诸多感触，很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开始读的时候，觉得这本书的理论性有点强，很多概念比较晦涩难懂。
例如，书中刚开始谈到新公共管理的一些背景理论时，涉及到很多公共行政学的专业发展历程中的概念，像传统公共行政模式下的官僚制等概念，让我感觉有些吃力。
但是随着阅读的深入，我逐渐理解了这本书的意义和价值。
读到新公共管理强调以顾客为导向这一章节时，我觉得特别有趣。
它提醒我公共管理不再是单方面的行政命令式的管理，而是需要关注民众的需求，就像是企业关注顾客需求一样。
这让我想起我们生活中的市政服务，以前去办事可能会面临很多繁琐程序和冷漠的态度，现在就好多了，很多部门都在努力简化办事流程，提高服务质量。
这就是新公共管理理念在现实生活中的体现吧。
特别触动我的是新公共管理强调管理的绩效评估。
这就意味着公共管理部门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要有考核的标准。
就好比学校里对老师教学成果要有评估一样，公共部门的管理成果也要通过某些指标来衡量。
于是我明白了，这样做是为了确保资源的有效利用，不会出现浪费或者无效管理的情况。
同时，在书中我也发现一些困惑的地方。
比如，新公共管理在实施过程中，如何平衡市场机制和公共服务的公益性这一关系呢？在现实社会中，把市场机制引入公共管理肯定会遇到一些挑战，像一些教育和医疗行业，如果过度商业化，可能会损害普通民众的利益。
我觉得作者想表述这种新的理念虽然有诸多好处，但在实施过程中一定也会碰到棘手的问题，需要不断探索和磨合。
书中大量的案例分析也让我印象深刻，这种通过实证的方式来讲解理论非常易于理解。
从西方一些国家的公共部门改革历程，到具体措施的成功与失败，我学到很多宝贵的经验。
这也启示我在以后看待公共管理相关事物时，要学会从案例入手，去分析背后的理论根源。
对了还想说，通过阅读这本书，我对公共管理的视野得到了拓展。
以前看公共事务大多只是从表面现象出发，现在会不自觉地从新公共管理的视角去思考是动因为何、如何改善等。
《新公共管理》这本书读后感一、引言。
二、新公共管理的主要内容与特点。
（一）管理理念的转变。
传统公共行政强调政治 - 行政二分法，注重行政的层级结构和程序规范。
而新公共管理则引入了企业管理的理念，将顾客导向、结果导向和绩效评估等概念引入公共部门。
这一转变使得公共管理更加关注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不再仅仅局限于行政程序的合规性。
例如，在一些城市的公共交通管理中，以前可能更注重公交线路的规划按照既定行政流程进行，而新公共管理理念下会更多地考虑乘客（顾客）的需求，如高峰时段增加车次、优化线路以提高通勤效率（结果导向）。
（二）政府职能的重新定位。
新公共管理主张政府应从“划桨者”转变为“掌舵者”。
这意味着政府要减少对具体事务的直接干预，更多地进行宏观调控和政策引导。
政府可以通过与私营部门、非营利组织等合作来提供公共服务。
以垃圾处理为例，政府不再直接运营所有的垃圾处理厂，而是通过招标等方式，让有资质的私营企业参与进来，政府则负责制定相关的环保标准和监管政策。
这种职能转变有助于提高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利用市场机制来优化资源配置。
（三）绩效管理的强化。
书中强调了绩效管理在新公共管理中的核心地位。
公共部门开始建立起科学的绩效评估体系，对公共服务的产出和结果进行量化评估。
例如，在教育领域，不仅关注学校的硬件设施建设等投入指标，更要对学生的学业成绩提升、综合素质发展等结果进行评估。
通过设定明确的绩效目标、收集数据、进行评估和反馈，促使公共部门不断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
三、新公共管理的影响。
（一）对公共部门内部管理的影响。
1. 激励机制的变革。
新公共管理促使公共部门改变传统的统一薪酬制度，引入了绩效工资等激励措施。
这使得员工的工作成果与薪酬挂钩，提高了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例如，在一些政府部门的项目团队中，根据项目的完成质量和效率给予团队成员额外的奖励，激发了员工在工作中追求卓越的动力。
2. 管理方式的灵活化。
传统公共行政的层级管理模式较为僵化，新公共管理则倡导更加灵活的管理方式。
“新公共管理”实践经验总结“新公共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共行政发展的规律和趋势，②它指导西方国家的行政改革，又在改革过程中得到促进和发展。
按照“新公共管理”对各国改革特别是对中国行政改革的启示意义，本文将“新公共管理”实践经验分为三方面进行讨论:3.2.1强有力的政治支持凡是“新公共管理”改革取得重大成就的国家，都少不了该国政治首脑、政治力量的有力支持，各国政府都表现了其坚决的政府意志和改革决心，这是确保各国改革成功的首要条件。
如新西兰发起改革的财政部长道格拉斯，其市场化的思想后来形成了“罗杰”经济学;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对“新公共管理”改革进行了直接的、坚持不懈的领导，在改革遇到困难与反对的时候也坚决推行市场化、民营化，最终取得了行政改革的卓越成效，成为“新公共管理”改革的典范;美国总统克林顿以极大的热情推行“重塑政府”的改革理念与政策。
同时，西方各国政府擅长借用媒体与舆论的力量，构建意识形态战略，利用市场理论攻击大政府和政府浪费，以此证明和推行其市场化和效率化的改革方案。
如果缺少政府首脑的强有力支持，改革在遭遇困难的时候就容易中断。
3.2.2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市场化是“新公共管理”的核心思想，是各国行政改革的方向。
市场化工具主要有:①民营化(私有化)在各国政府改革中，对公共企业的民营化改革是一大重要举措。
根据公共企业的实际情况，采取不同措施:或进行完全民营化，在可行的领域将服务剥离至私人部门;或进行大幅度的结构调整和经营管理改革，或部分或完全出售，或委托民间经营，或参照企业性的标准和经验来加以调整和改革。
②引进竞争机制“新公共管理”主张将竞争机制引入公共部门，创立内部市场，使公共部门在市场压力下必须为赢得客户而展开竞争，可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改进绩效，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在公共部门引入竞争机制有多种方式，如引入价格机制、核算机制、签约外包、招标、合同承包等等。
③放松规制“所谓规制，指社会公共机构按照一定的规则对特定的经济主体的自由活动空间和行为方式的规范、制约和限制。
从新公共管理的视角探讨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过程。
从新公共管理的视角来探讨这一，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行政体制的变革和问题。
新公共管理是20世纪90年代初发展起来的一种行政管理理论，强调市场化、管理学和效能取向等特点，提供了一种新的行政管理思路和方法。
首先，新公共管理强调市场化。
新公共管理认为，政府应该更好地利用市场机制来分配资源和提供公共服务。
在中国行政管理体制中，市场化的思路已经得到广泛的应用。
例如，政府推出了市场化，通过引入竞争机制和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
同时，政府还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服务的提供，如发展社会组织、社区管理等。
这种市场化的思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行政管理的效能和服务质量。
其次，新公共管理强调管理学。
新公共管理借鉴了管理学的理论和方法，提出了一些行政管理的创新模式。
在中国行政管理体制中，也可以看到这方面的影响。
例如，政府引入了一些现代化的管理工具和方法，如绩效评估、项目管理等，提高了行政管理的科学性和效率。
同时，政府还鼓励培养行政管理人员的管理能力和素质，加强行政管理的专业化建设。
这种管理学的影响，为中国行政管理的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路径。
最后，新公共管理强调效能取向。
新公共管理认为，行政管理的核心是提供效能高、满足公众需求的公共服务。
在中国行政管理体制中，也可以看到这种效能取向的特点。
例如，政府开展了一系列行政审批制度的，简化审批程序，提高办事效率。
同时，政府还注重优化公共服务的内容和方式，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水平。
这种效能取向的，为中国行政管理体制的现代化和科学化提供了一种有效的路径。
然而，中国行政管理体制仍然面临一些挑战。
首先，市场化过程中，政府的角色和职能还没有完全明确。
市场化需要政府与市场的有机结合，但目前在具体实践中，政府在资源分配和市场监管方面的作用还不够明晰，需要进一步完善和规范。
其次，管理学的运用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对当前新公共管理理论的评述和反思摘要：新公共管理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全球兴起的政府改革理论及运动，是公共管理领域一场新的革命，对各国行政改革的理论和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该理论所倡导的管理主体多元化，把私营企业的管理方法引入公共部门，在公共部门引入竞争机制等新观点对于我国公共管理有诸多借鉴意义。
随着时代的发展，政府体制的更新，传统的官僚体制的弊端逐渐显现。
政府机构膨胀，效率低下，财政危机严重，公众对政府逐渐失去信心。
对此，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西方各国的公共行政开始进行改革。
尽管各国改革的性质、程度与方式不尽相同，但都具有共同的目标，并发展起来一个共同的议程，即“新公共管理”，对政府管理理论与实践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新公共管理；成效；反思；（一）新公共管理的内涵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西方各国发动了一场政府改革运动，即新公共管理运动。
从撒切尔政府的“私有化”运动开始，接着是克林顿政府的“重塑政府”运动。
随后，陆陆续续40多个国家推出了政府改革的战略。
新公共管理成为西方公共行政领域的时代潮流。
各国政府推进新公共管理的做法各不相同，可是新公共管理的内容大体一样。
奥斯本和盖布勒在《重塑政府》一书中，把新公共管理概括为十个方面。
目标是建立：(1)掌舵而不是划桨的政府；(2)发挥社会组织作用的政府；(3)把竞争机制注入到服务中去的竞争性政府；(4)有作为而不循规蹈矩的政府；(5)处处讲究效果的政府；(6)满足顾客需要的政府；(7)廉洁的政府；(8)有远见的政府；(9)注重分权的政府；(10)以市场为导向的政府。
根据西方行政学者们的论述，新公共管理的主要内涵包括以下几点：第一，定位政府角色。
新公共管理倾向于把决策制定(掌舵)和决策执行(划桨)分离的体制。
为了实现两者分离，新公共管理主张通过民营化等形式，把公共服务的生产和提供交由市场和社会力量来承担。
而政府主要集中于掌舵性职能，如拟订政策、建立适当的激励机制、监督合同执行等,引导它们为实现公共利益的崇高目标服务。
新公共管理行政革新探讨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NPM）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西方国家兴起的一种行政管理理论，它强调将商业管理思想运用到公共事务管理中来，以达到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和提高质量的目的。
新公共管理在行政革新浪潮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将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探讨新公共管理的特点、优缺点，并分析其对行政革新的影响。
一、新公共管理的特点1. 强调市场导向新公共管理强调市场导向，将市场机制引入公共部门，运用竞争和奖励机制推动行政管理的效率提高和质量改善。
将公共事务管理视为商品和服务的供应，在公共部门中引入商业竞争机制。
例如，引进竞争性招标制度，使公共机构能够从供应商中选择质量最高、价格最优的产品和服务。
2. 重视绩效评估新公共管理重视绩效评估，催生出一系列的绩效评估方法和指标。
通过建立科学、合理、公正的绩效评估体系，使政策制定者和管理者能够根据绩效评估结果制订行政管理和政策决策，提高管理效率和管理质量。
3. 强调精简行政管理新公共管理强调精简行政管理的机构和程序，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率和质量。
通常采取“职能分割”和“项目管理”等方式来实现这一目标。
职能分割是将一个机构所承担的职责和任务分割成不同的部门或岗位，以减少办事流程和提高责任分割的精细度。
而项目管理强调的则是围绕项目来组织管理。
4. 强调用户导向新公共管理强调政府服务和管理的用户导向，增强与公众沟通和反馈机制。
将用户变为服务的主体，强化公民参与，增进对政府服务的信任度和认同度。
同时，改进行政管理流程和质量，提供更好的服务。
二、新公共管理的优缺点1. 优点（1）强调市场机制，能够调动行政单位的积极性，提高管理效率和质量。
（2）重视绩效评估能够提高行政单位的透明度和公正性，确保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3）精简行政管理机构和程序能够提高管理效率和降低成本，减少人力物力的浪费。
（4）用户导向能够增进与公众的沟通与合作，提升政府服务和管理质量。
新公共管理的回顾与检视新公共管理进入中国之后，对公共管理的研究和实践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这种影响需要从中国国家建设的角度进行反思，当前中国的国家建设处在与西方不同的阶段，通过理性化的官僚制来提供公共物品仍具有关键性的意义。
新公共管理运动是发达国家批评现代官僚制的产物，而在一个正在建立现代官僚制的国家引入其理念，结果可能带来公共性的忽视和政府治理的困境。
因此，学界应充分认识到中国国家建设的阶段性，了解新公共管理的限度，让公共性回归到公共管理的核心位置，让政府担负其应有的责任。
关键词：新公共管理;国家建设;反思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公共管理领域中，出现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浪潮。
其主要标志是解除管制、私有化及自由化。
从80年代初撒切尔夫人和里根分别在英美的大规模私有化运动开始，这次政府改革波及西方许多发达国家，其中包括加拿大的“2000年的公共服务”、克林顿-戈尔的“政府再造”、澳大利亚的“公共财政管理改进计划”、奥地利的“行政管理计划”、丹麦的“公共部门现代化”、葡萄牙的“重大选择计划”等等，新公共管理范式就是在这样市场化的大背景中出现的。
此一范式进入中国后，新公共管理的理念很快就在实践和理论上被中国学者引入到中国的行政管理中，成了中国公共管理学科教材的主流指导思想，另一方面，却对西方公共管理思想中的政治公共性原则避而不谈。
在中国语境，“新公共管理”被表述为不仅对于中国公共管理学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也对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行政体制改革有重要参考价值。
在这一过程，也有一些学者对新公共管理模式及其在当代中国的适用性保留看法，并质疑公共性原则的缺失是否妥当。
归纳起来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从法学的角度观察到新公共管理改革大都发生在英、美、澳、新西兰等盎格鲁-撒克逊体系的国家，这些国家主张“利用私法契约来提供公共服务”，而我国作为大陆法系的国家应该寻求法、德式的法治国家的公共管理改革模式，发扬官僚制中的“精密、速度、明确、连续性、统一性、严格服从”等优势因素，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政府管理改革模式。
第二种观点从政治哲学的视角认为，“对于新公共管理所提倡的价值取向必须进行反思”，“捍卫公共管理的政治公共性，回到公共管理的民主宪政的传统中。
”第三种观点是基于管理主义的视角，认为新公共管理“在公共部门采取民营化和签约外包的方式”“可能使合同的执行和责任的追究变得复杂和难以实现”，因此主张用治理理论去应对公共管理所面对的困境。
以上从不同的视角对新公共管理进行反思，但学界鲜有人将其放置到中国国家建设的视域来考察。
事实上，现代官僚制与新公共管理的知识体系，其理论基础无不与国家构建的知识相关。
为此，本文拟从学理层面和现实背景出发，对新公共管理作检视，认为将其理念引入中国公共管理学科中，不仅需要从政治学知识体系的逻辑来关照该学科的公共性原则，而且还需要从国家构建的知识体系来重新审视。
一、新公共管理运动兴起的背景及国家构建的旨趣当新公共管理范式进入国内学界时，面对的是这样一种背景，中国曾历经几十年的计划经济时期，国家过于强大，政府对经济过度干预。
1978年以后，中国的改革表现为向市场经济转变，削减政府职能成为大势所趋，并开始倚重先前受到忽视的社会，这样，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市场化导向的理念很快成为学界的主流观点。
由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社会变迁与政治转型急速发展，传统、现代、后现代、西方、东方、世界、本土的现象同时并起，这种复线式状态使得许多被提炼得很精致的理论显得无所适从，致使学术界在解释和研究中国问题时往往出现知识错位，在西方国家成长背景中发生的新公共管理运动，融入中国时就可能发生畸形。
我们首先回顾一下美国国家建设历程与新公共管理运动之间的关系。
众所周知，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是美国工业化大踏步前进的时期。
在20世纪开始的时候，大工业促成的资本市场开始扩张，形成巨大的社会力量。
为了保证市场的合理运行，美国经过了开始的小规模原始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到后来的商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直到今天的准国家资本主义(由联储会控制金融市场) 。
每一步都说明，相当力量的国家干预，是市场和社会发展的必要保障。
19世纪末期的美国，自由主义思想曾占主流，他们坚信市场万能，认为从无形的价值规律人手，一切社会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
但在美国的工业化过程中得到了反证。
当现代工业资本主义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美国蓬勃兴起的时候，社会生产随着市场需求而起落，财力雄厚的企业资本家人为地操纵产品供给、控制垄断价格，市场需求被严重扭曲。
而当时政府基于自由主义的原则，采取了不干涉和“小政府”的做法，导致积累问题越来越多，最终演变成经济危机，直至1933年罗斯福上台后，才实行“新政”，强化国家对市场的干预，通过了一系列农业政策(如庄稼借贷法、棉花控制法、烟草控制法等等) ，货币政策(如黄金库藏法案、白银购买法案等等) ，银行法(如紧急银行救援法、银行法、银行储蓄保险法等等) ，工业复苏政策(如国家工业复苏法、互利关税法等等) ，劳工政策(铁路劳工法案、劳工关系法案等等) ，公共工程政策(如田纳西工程法案、紧急民工救援法等等) ，国家管理政策(如通讯法案、债务法案、啤酒烈酒税法案、机动车辆法案、电力公司股权法案、富人附加税法案等等) ，社会福利政策(如社会保险法案、铁路职工退休金法案等等) 。
这些法案远不是当时通过的法案的全部，但从这些法案的名称，就不难看出美国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程度。
为了执行这些法案，实现政府对市场多方位的干预，罗斯福加强和扩大了他的总统工作班子，扩展了美国的国家机构，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政府体系，开始了美国国家构建史上的一个新篇章。
随着美国经济总量的扩大，社会事务也日益增多，为了维护市场的良好运转，美国政府也加大了在政治、法律、社会人文方面的作为。
在政治方面，美国政府担负起调停仲裁各政治力量，制定竞争法则，并用不同的方法保证各社会利益集团在竞争过程中遵守法则。
在法律方面，政府担负起保护公民人身财产的合法权益的任务。
在社会人文方面，政府开始了对老幼病残者的照料，对历史文化的保留等等。
美国政府的这些职能扩展、转向(即“逆市场化”)和机构的创设是经过了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并依靠国家的制度被建构出来。
纵观美国的国家构建史，随着社会事务的增多，政府的业务量也大幅度增长，行政官僚制在现代国家中越来越重要，且其职能朝着“逆市场化”的路径转向，特别是在涉及教育、社会福利、公共事业、环境保护等与国计民生的大小问题上，现代国家政府越来越彰显其公共性理念。
到了上个世纪70年代末，美国与西方国家体制的规模、功能与范围蒸蒸日上。
大部分西欧国家与美国20世纪之初，国家部门占用的国内生产总值只略高于10% ，但是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却逼近50%。
在这种情况下，“撒切尔主义”和“里根主义”成为上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政治的一大特征，以反思韦伯式现代行政官僚制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就是在这一时期推行起来，西方国家普遍认为，必须遏止国家部门的扩张，削减国家的体制规模，而新古典经济学也声势大振，成为社会科学的主流。
中国从1978年开始改革后，面临了如迈克尔·曼所说的市场化和现代化是科层制成长的“供应器”这一生长逻辑，以此为动力，中国国家建设有了快速发展。
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的经济结构单一、社会事务简单。
因此，依靠社会分工和市场经济“供给”建立起来的现代官僚科层制在当时尚未成形。
1978年后，现代经济规模不断扩大，中国的国家规模和任务都明显地增大，直接产生了一种与计划经济时期不同的行政体制模式--韦伯意义上的现代行政体制。
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业务量在经济社会各个领域日益增长，其机构在增长、行政职能在扩张，初步构建了一个门类齐全的现代官僚行政国家体制。
它既担负着过去计划经济时期政府所履行的许多职能，又获得了某些过去任何体制所不履行的新职能。
与西方国家在20世纪后期已相继步入后工业社会和信息时代不同，目前的中国尚处于从前工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阶段，而官僚制恰恰是工业化初期阶段最为合意的政府治理模式。
官僚制所体现的科学、法制、理性、效率和可预见性也正是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民众所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
B·盖伊·彼得斯也同样认为：“对于体制转换中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而言，在追求政府部门最大经济效益的同时，必须重视建立一个可被预测的、属于全民的、正直的韦伯式官僚政府”。
我们认为，增强和健全韦伯意义上的现代行政国家体制仍是中国国家的构建的当务之急，国家必须建立庞大的、广布于社会的科层制组织，渗透其疆域并型塑制度化的运作，新公共管理中所提倡的“小政府”的权能形态显然不足以担负此必要的功能。
二、从政治哲学层面审视公共管理的公共性原则为了更好地反思新公共管理，有必要从政治学知识体系的逻辑审视公共管理公共性原则。
众所周知，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在学理上主要来自于两方面的策动：一方面是对管理主义的复兴;另一方面则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照应。
而此两方面的表现，直接后果就是公共管理公共性的丧失。
而从本质来说，政治学意义上的国家构建理论对公共性和合法性的追求，是公共管理始终应该坚持的重要原则。
事实上，自公共行政学诞生伊始，管理主义的倾向就隐含地忽略了政治的公共性。
古典行政学强调政治和行政的二分法，旨在防止政治与政党对行政的侵入;以非人格化、科层制和规则等为特征的韦伯的官僚制理论，阐述了官僚制的效率性，这两方面并没有对公共性构成多大的冲击和挑战。
而新公共管理特别强调“泰勒主义”的管理主义取向，回归效率至上的价值观，明显的挑战了公共性。
新公共管理运动以民营化为基本手段，以市场化为基本取向，崇尚效率，模糊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边界。
新公共管理主义的前提假设就是公共部门和工商组织行政并无区别，行政就是管理。
他们认为，公共部门管理与私营企业的管理在基本程序和追求目标上都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以至于两者之间的细微差别就变成次要的，公共性的传统标准是公私间存在清晰的界限，而它第一次全面系统又公开地宣称公私部门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但两者之间的管理本质却是相同的，主张用私人部门管理模式全面改造政府，以企业家精神重塑政府。
这样，新公共管理就从实质上否认了政治公共性的存在，势必造成原本应在公共管理学科中占主导的政治公共性理念衰微。
新公共管理的管理主义、市场崇拜和效率导向同时也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公共行政领域的反映。
新公共管理运动对公共性的理论挑战很大程度与20世纪80年代后西方意识形态的大转变有关：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以布坎南等为代表的公共选择理论以及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当时重振声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