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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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筑亚洲经济共同体:可能性与局限苏州大学管理学院 钮菊生近年来,构筑“亚洲经济共同体”日益成为人们谈论的热门话题。
预想中的亚洲经济共同体将包括中国、日本、韩国、印度和东盟,届时这个共同体的总人口将占到世界人口的一半,贸易规模将超过北美自由贸易区,外汇储备规模则会超过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总和。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构筑亚洲经济共同体是亚洲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从现实情况看,构筑亚洲经济共同体已经具备许多有利条件,但也存在着不少局限。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变革的直接反映和客观要求。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而不断发展升级的。
由于世界各国在生产力水平、经济结构等方面存在着很大差异,达到完全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还需要较长的发展过程。
因此,自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一些地理相近的国家或地区通过加强经济合作,为谋求风险成本和机会成本的最小化和利益的最大化,建立起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或国家集团。
从1956年成立的欧共体到20世纪90年代欧洲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北美自由贸易区与亚太经合组织的诞生,充分说明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伴生物。
据WTO统计,到2003年5月,全球WTO的区域贸易协议已超过265个,其中190个已生效,其中有138个是1995年1月1日后达成的,大部分属双边FTA性质。
到2005年,正式生效的区域贸易协议已达到300个左右。
亚太地区最早的双边FTA是1983年签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紧密经济关系协定,在1989年以前,它一直是亚太地区唯一的双边FTA。
1997年,全球GDP排名前30位的国家和地区中,唯有东亚的日本、韩国、中国、中国台湾及香港特区没有加入任何双边FTA。
但是,1997年以后,东亚各类双边FTA开始大量涌现。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亚太地区处于不同阶段的双边FTA已超过50个。
区域经济一体化案例--------------------------------------------------------------------------------案例1 东亚经济一体化【概要】关税、非关税壁垒,技术和绿色壁垒以及不合理的贸易和竞争政策,直接影响地区经济交往和联系。
共同推动经济合作,减少和消除贸易和投资障碍,有利于东亚各国的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
【案情】钢铁产业的合作发展。
钢铁行业是东亚地区的重要支柱产业。
自1973年日本钢产量超过1亿吨,居世界第一位之后,全球钢铁工业的重心就从欧美转移到了东亚地区。
如今,以中、日、韩三国为代表的东亚钢铁工业在世界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2003年,中、日、韩三国的粗钢产量总和占全世界的39.9%,钢材表观消费量总和占全世界的40.8%。
尤其是中国钢铁业的发展更是令世人瞩目:1996年钢产量突破了1亿吨,经过短短7年后在2003年又成为第一个突破2亿吨的国家。
中国钢铁业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带动了中国乃至世界钢铁市场需求的大幅增长,而且未来仍有很大的成长空间,这为东亚地区钢铁行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预计2020年前东亚仍将是全球钢铁业成长最快的地区之一。
东亚各国和地区的钢铁产业在以各自的特色发展的同时,相互之间也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合作。
在钢铁贸易方面,中、日、韩等国之间的贸易依存度相对较高。
例如,2003年中国从日本进口的钢材量是725.21万吨,约占中国总进口量的20%;中国从韩国进口了517.31万吨钢材,约占中国总进口量的14%;韩国从中国进口了149万吨钢材,约占韩国总进口量的9.5%;日本从中国进口了22.72万吨钢材,约占日本总进口量的4%。
在企业合作方面,东亚地区的主要钢铁企业如:浦项、新日铁、JFE、宝钢、台湾中钢等也纷纷在战略、技术、市场、新产品研发等各个方面积极寻求合作,以提高自己的竞争力。
如浦项在中国成立了投资有限公司、不锈钢厂、涂镀厂、钢材剪切加工中心等;新日铁和JFE在中国分别与宝钢和广州钢铁公司建立了合资公司生产汽车板,为中国境内的汽车公司提供原料;一些日资企业如三井等还在中国合资建立钢铁配送中心;宝钢与台湾中钢长期保持着友好交流互访等。
东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与区域合作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东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和区域合作逐渐成为重要的议题。
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东亚各国既面临着机遇,也面临着挑战。
本文将探讨东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与区域合作的现状、挑战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
一、经济一体化的现状东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在区域贸易上,东亚国家之间实现了稳定的贸易增长,形成了以中国、日本和韩国为核心的东亚经济圈。
此外,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的建立以及中国与各东盟国家的自由贸易协议进一步促进了区域贸易的发展。
在投资领域,东亚地区出现了大量的跨国直接投资(FDI),吸引了大量外资进入该地区。
同时,东亚国家之间的产业分工日益加深,形成了稳定的产业链和价值链。
这种分工合作有助于提高整个区域的生产效率和竞争力。
二、区域合作的意义东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和区域合作对各国和地区都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经济一体化可以提供更广阔的市场和更多的商机,促进地区内的经济发展。
其次,区域合作能够减少各国之间的经济摩擦和冲突,增进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此外,经济一体化还可以加强区域内的合作与互信,推动共同发展。
三、挑战与问题然而,东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与区域合作仍面临着一些挑战和问题。
首先,东亚国家之间存在着历史和领土争端,这些问题常常给区域合作带来阻碍和不确定性。
其次,东亚各国的政策差异和制度差异也限制了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此外,东亚地区的发展水平不均衡也是一个挑战。
一些国家和地区相对落后,缺乏竞争力,如何实现均衡发展是一个难题。
同时,东亚地区还面临着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等共同问题,如何协调解决这些问题也是一个重要课题。
四、未来的发展方向为了进一步推动东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与区域合作,各国可以采取以下措施:首先,加强政策沟通与协调。
各国应加强对话与交流,形成共识,推动建立更加稳定和透明的经济合作机制。
其次,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
各国应减少贸易壁垒,促进贸易自由化与投资便利化,进一步增强经济联系与合作。
东亚一体化进程中的国家主权问题分析摘要: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国家主权的部分让渡是一个敏感的问题。
东亚一体化进程中部分主权让渡的依据:东亚部分国家处于民族和解的需要、对和平的向往和对战争的厌恶、对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追逐。
东亚各国家不同的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历史遗留的民族矛盾问题将是阻碍东亚一体化进程中主权让渡的障碍。
东亚文化具有趋同的历史渊源传统、经济发展的需要、地理位置临近是国家主权让渡的可行性条件,这为东亚一体化的形成以及部分主权的让渡提供了可能。
关键词:东亚一体化;国家主权;让渡一、引言现代科技革命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也增强了生产的国际化竞争。
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许多国家纷纷联合起来,成立了区域性的国际组织,以增强竞争力,获取更大的经济、政治利益。
[1] 区域一体化是当代世界经济政治发展的一种趋势。
经济学对于一体化的经济动因和经济效应已经有了较为翔实和充分的实证分析与理论阐释。
区域经济一体化又称区域经济集团化。
在该一体化进程当中的主权问题,主要探讨的是经济主权问题。
即所谓的主权“让渡”问题,以及我们该如何应对国家主权被弱化的挑战。
[2]从经济学上看,一体化有许多优点:(1)形成统一的大市场;(2)在统一的大市场内达到规模生产提高生产效率;(3)加强专业化分工提高生产效率;(4)技术提高导致产量和质量的提高;(5)降低成本。
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过程中,尤其在欧洲一体化取得巨大成功以后,东亚一体化的概念也被提出。
东亚是一个国际政治学的地区概念,传统地理学上把东亚分为中国、朝鲜、韩国、日本、中国台湾和港澳等地区。
在东亚一体化的进程中,民族国家主权的让渡是一个敏感的问题。
二、东亚一体化过程中主权让渡的可能性(一)东亚一体化进程中主权让渡的依据按照政治学的一般理解,国家主权是不可转让的,也是不可能分割给其他国家的。
[3]18世纪欧洲政治学的重要思想家让·雅可·卢梭就认为,人类政治共同体或者说是国家的基础是国家成员之间的社会约定。
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挑战与对策摘要: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已经成为东亚地区的普遍共识,但因为各种因素的作用,它正面临诸多严峻挑战。
文章主要分析了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中所面临的问题,并提出了促进一体化建设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与挑战;对策建议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在2010年初建成,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进一步深化、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发展良好,动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新地区主义的影响,东亚经济一体化是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产物;世界范围的经济组织都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加速了地区主义的兴起;货币和金融危机的影响;东亚国家正在通过加强地区内贸易、资本、人力资源的交流等实现经济一体化等。
但是一体化发展中也面临着诸多的问题与挑战,下面主要就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中面临的问题与挑战进行分析,并提出促进一体化建设的对策建议。
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一)区域内价值观、文化认同、政治等问题存在巨大差异与欧盟各国有着共同的基督教文化不同,东亚存在着儒家文化、佛教文化、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曾经代表东亚的儒家文化现阶段的影响力远远没有达到一些学者希望的程度,文化融合的难度势必延缓甚至阻碍区域一体化。
在政治方面差异较大,东亚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并存;既有实行总统制、内阁制的,也有实行君主立宪制的;既有联邦制国家,也有中央集权制国家。
东亚国家普遍倡导wto框架下贸易与投资的自由化,奉行”国家至上”,对于地区利益的认识还没有达到欧盟那样的高度,强”民族主义”与弱”地区主义”形成巨大反差。
东亚大多数国家近代都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独立后由于经济落后,各国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对于涉及独立、主权问题更是高度敏感。
因此,民族主义在东亚占上风,地区主义还不能取代民族主义成为东亚的主流意识。
虽然全球化的趋势不会因此而改变,东亚的地区合作只能在全球化与各国国家利益的夹缝中发展,受到民族国家体制的制约。
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基础、要点与契机目前,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明显落后于世界其他地区,就与经济合作相关的因素而言,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具有自身的局限性。
例如,安全形势复杂,历史遗留问题较多;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各异;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经济体制不对接:一些国家只有局部地区位于东北亚,而其经济重心却位于其他地区,如俄罗斯;美国对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裹足不前。
从这些特点可以看出,制约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不利因素确实很多,但这不意味着东北亚地区缺乏合作的可能和美好的前景。
东北亚地区各国经济的互补互利是推动其合作的内在基础,中日韩经济一体化是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要点所在,而振兴东北是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一个合适的切入点和新契机。
一、互补互利是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基础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内在动力是各国经济的互补互利。
互补可以发挥各自优势,互利则可以充分调动各国的积极性,从而不断的推动经济发展。
东北亚地区目前的三个热点地区和一个潜在的待开发地区,正是以这种互补互利为基础的。
1.环黄渤海地区。
日本方面正在逐步改变现行的行政结构,实行地方分权,使位于黄海沿岸的九州地区对外开展环黄海经济合作积极性大为提高。
韩国方面近年来实施了西海岸开放计划,环黄海城市加强了与日本九州地区和中国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城市的区域合作。
中国方面环黄渤海的城市制定了一系列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天津市除在塘沽区建立了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税区之外,又筹建了滨海新区;大连市开辟了中国面积最大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和东北地区惟一的保税区,使得环黄渤海地区有望成为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中的一个紧密型的次区域经济合作区。
2.环日本海地区。
自1994年以来一年一度的“环日本海地区国际交流与合作地方政府首脑会议”上,中国吉林省、日本鸟取县、韩国江原道、俄罗斯滨海边疆区以及蒙古中央省的政府官员,就资源开发、经贸合作、港口利用、航线开通、旅游观光、环境保护、人才培训、文化交流等各个领域的合作达成共识,并对“构建环日本海国际经济合作体系”和“建立经济交流据点问题”进行了深入磋商,推动了东北亚各国合作的日益升温。
2021年第2期第35卷(总第213期)日本问题研究J a p a n e s e R e s e a r c hV o l.35N o.2A p r.2021疫情冲击下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深度转型与中日经贸合作马学礼,李苏(河北大学经济学院,河北保定071002)摘要:新冠疫情暴发前,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已经开始从 东亚 到 泛东亚 合作㊁从 浅度一体化 到 深度一体化 ㊁从 东盟主导 到东盟作用弱化的转型,新冠疫情不仅改变了东亚发展的外部环境,而且改变了地区内部各国的互动模式,从而加速了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转型过程㊂为了尽快实现东亚经济复苏㊁稳定和升级东亚生产网络㊁应对全球市场风险,中日两国有必要深化经贸合作,但是日本不断强化的对华 两面性 政策成为两国深化合作的主要制约因素㊂展望后疫情时代,中日在中日韩F T A谈判㊁数字经济合作㊁东亚第三方市场合作等领域存在一定的合作空间;与此同时,中国应联合东亚其他国家抵制日本为了一己私利出卖地区整体利益的做法㊂关键词:新冠疫情;东亚经济合作;深度转型;中日经贸关系中图分类号:F1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458-(2021)02-0031-10D O I:10.14156/j.c n k i.r b w t y j.2021.02.004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具有明显的 危机驱动型特征,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驱使东亚各国开启了制度建构意义上的区域经济合作进程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仅东亚各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博弈日趋激烈,而且域外势力也开始积极干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开始转型㊂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东亚贸易投资格局㊁国家间关系乃至地区秩序都出现了新的变动, 后新冠 时代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将在疫情之前转型的延长线上加速推进㊂作为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变量,中日经贸关系也面临重大考验,如何深化中日经贸合作以促进地区繁荣和稳定,成为眼下的迫切问题㊂一㊁新冠疫情前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转型(一)合作成员的扩大:从 东亚 到 泛东亚 新冠疫情暴发前,东亚地区最具影响力的3个经济合作平台分别是:东盟主导的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以下简称 R C E P )㊁日本主导的 全面与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以下简称 C P T P P )和中国引领的 一带一路 合作倡议㊂尽管这些合作平台的核心倡导国都位于东亚,但就其地理范围而言都超过了之前的 东亚 范畴㊂收稿日期:2021-02-04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数字丝绸之路 推进中的合规风险及中国的应对研究 (20C G J027);2020年河北省研究生示范课程立项建设项目 区域经济一体化与金砖国家合作专题 (K C J S X2020003)作者简介:马学礼,男,经济学博士,河北大学经济学院讲师㊁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日本经济㊁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㊂㊃13㊃1.东盟主导的R C E P ㊂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东亚 10+3 合作逐渐陷入僵局,与此同时,美国开始全面介入东亚合作进程㊂在此背景下,东盟必须构建更具吸引力的区域合作平台,这不仅事关东盟在地区格局中的地位,而且还事关东盟自身的凝聚力,因为这决定了东盟能否吸引到足够的外部资源以促进内部的发展㊂2011年,东盟提出以自身为中心的R C E P ㊂R C E P 不仅包括东盟10国与中日韩3国( 10+3 ),而且包括南亚的印度和大洋洲的澳大利亚㊁新西兰㊂可以看出,相对于之前的 10+3 而言,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成员范围已经扩大为 10+6㊂2.中国引领的一带一路 合作倡议㊂无论从自然环境㊁地缘格局还是经济联系来看,周边地区对中国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在2013年10月召开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 上,中国明确将 找准深化同周边国家互利合作的战略契合点㊁构建与周边国家的命运共同体,作为未来外交工作的重点方向之一㊂在区域经济合作领域,中国正在以全方位㊁立体式㊁多元化的周边经济外交巩固 崛起战略依托带 ,是 一带一路 建设的重点区域[1]㊂这意味着中国周边区域观的回归,即,超越 以东亚为中心 的认知,把大周边地缘区域作为一个整体来营造[2]㊂3.日本主导的C P T P P ㊂日本始终将整合东亚经济 视为重要的战略目标,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开始与东盟进行制度性合作,受到刺激的日本对东亚 10+3 合作热情高涨㊂伴随着亚洲地区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日本日益重视亚太地区的发展潜力,特别是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后,更加重视亚洲地区的发展潜力㊂例如,推出了 基础设施系统出口战略 ,并设立 经济协作基础设施战略会议 作为促进基础设施出口和海外投资的 总司令部,其投资目标主要锁定在亚洲地区①㊂(二)合作内容的演进:从 浅度一体化 到深度一体化以区域贸易协定为载体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本质上是一种促进跨国投资和贸易的制度安排㊂从历史进程来看,当最终产品贸易占主导地位时,低水平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即 浅度一体化 )就可以满足需要㊂但是,当跨国生产越来越发展成为工序分工㊁跨国贸易越来越发展成为产品内贸易的时候,深度一体化便成为迫切需要了[3]㊂ 深度一体化是一种促进更加专业化的跨国生产分工以及与之相应的中间品贸易的制度安排,其发挥作用的机制是尽可能降低跨国生产和贸易的交易费用,其内容不仅涉及关税减让等低水平合作内容,而且涉及投资准入㊁竞争政策㊁经济政策协调㊁金融支持㊁知识产权保护㊁争端解决机制等深度合作内容㊂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经济基础是东亚生产网络的形成和发展㊂从现实需求来看,早期的东亚区域贸易合作虽然是低水平的,亦已初见成效,但是区域生产网络的精细化趋势凸显出高水平合作缺失对地区经济持续繁荣的威胁㊂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和日本等地区经济强国开始将合作内容的重点转向 深度一体化 领域㊂从中国方面来看, 深度一体化 的核心内容是以基础设施建设整合地区生产网络,以制度规章等软件建设降低跨境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以人文交流夯实区域经济合作的社会根基,其中,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处于优先地位㊂从功能来看,区域基础设施着重于解决影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自然障碍,改善地区发展环境,增加地区发展潜力,并由此带动区域贸易合作㊁区域投资合作㊁区域开发援助㊁区域金融合作等一系列合作内容的整合[4]㊂从日本方面来看,规则导向与功能导向并重的㊃23㊃日本问题研究2021年第2期①具体来说,日本 基础设施系统出口战略 所划定的区域有 东盟区 南亚㊁西亚㊁中东㊁俄罗斯及独联体㊁中南美区 非洲区 和 发达国家 四大类,亚洲地区占有重要位置㊂第24次经协基础设施战略会议 基础设施系统出口战略(2016年修订版)㊂深度一体化 已经成为日本区域经济合作战略的既定目标,2016年年末,日本国会众议院批准了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 P P) 相关法案,尽管此后美国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T P P,但是日本显然不愿意放弃T P P及其背后的高标准经济规则㊂因此,即使没有美国参与,日本政府依然极力维持和推动这项贸易协定㊂而日本大力推动的 基础设施系统出口 战略更是强调从物理层面㊁制度层面和人员技术方面实现各国的深度相互依赖[5],从而在更深层次上强化日本与亚洲各国的经济联系㊂(三)合作中心的变化:从 东盟主导 到东盟作用弱化一直以来,东盟都是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 中心 ,这使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呈现出 小马拉大车 的格局㊂东盟之所以能够成为 中心 ,取决于3个条件:一是东盟更具推进地区合作的经验,东盟提出的 东盟模式 比 欧盟模式 和 北美模式 更适用于东亚地区[6];二是地区大国更倾向于合作而非竞争,但尚未形成协调机制,因此需要借助东盟搭建合作平台;三是本地区尚没有其他更具吸引力的合作平台[7]㊂但是,这3项条件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都被逐渐弱化了:第一,美国掀起的 逆全球化 潮流必然对东盟主要依赖外资与外需的经济结构带来挑战,在经济不景气的阴影下,东盟能否继续坚持并推进其内部合作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第二,东盟无法在中国和日本之间长期维持 脆弱的平衡 ,中日之间的实力对比转换以及博弈直接影响到东盟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地位㊂更为严峻的是,东盟内部各国的经济实力参差不齐,存在着 老东盟 与 新东盟 的差异,因此,在面对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时,东盟内部意见不再统一,例如东盟内部至少有一半国家加入或有意加入T P P㊂伴随着东亚地区大国博弈的激烈化㊁域外国家的全面干预以及深度一体化对主导国经济实力的客观要求,东盟对推动区域经济合作越来越力不从心㊂东盟早已意识到,要继续成为区域经济合作格局的中心就必须加强内部的联合,因此大力推动东盟经济共同体(A E C)建设㊂尽管东盟经济共同体建设面临着诸多障碍和困难,但在各方的努力和妥协之下,东盟还是在2015年末正式建成以东盟安全共同体㊁东盟经济共同体和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为支柱的东盟共同体㊂从外部来看,在R C E P 谈判过程中,东盟将澳大利亚㊁新西兰㊁印度拉入区域经济合作框架,其意图就在重建地区各国对区域经济合作的信心,试图维护自身在区域经济合作格局中的主导地位㊂二㊁疫情冲击下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深度转型东亚经济发展受益甚至依赖于经济全球化,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也是地区各国在经济全球化 涨潮 阶段顺势而为的结果,因此,经济全球化是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外部条件;而地区各国在政治㊁安全和经济等领域的良性互动则是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内部条件㊂作为超级非传统安全事件,新冠肺炎疫情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转型过程中充当了 变压器 和 催化剂 的作用,它不仅改变了经济全球化的底层运行逻辑,而且改变了地区内部各国的互动模式,从而加速了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转型过程㊂(一)疫情冲击对东亚外部环境的影响受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制约,东亚经济一直存在3个结构性缺陷,即市场缺失㊁资源缺乏和技术短缺㊂在实际运作中,这3个缺陷主要由外部环境来弥合;更直接地说,以市场相互开放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弥补了东亚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缺陷[8]㊂因此,经济全球化既支持着东亚作为全球生产基地的功能,同时也在约束或控制着东亚经济的进一步扩张㊂近些年来,发达国家社会 反全球化 情绪高涨,政府推行 逆全球化 政策,以往的全球化难以为继㊂新冠疫情加速了经济全球化的 退潮 ,并带来了更严㊃33㊃经济研究马学礼,等:疫情冲击下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深度转型与中日经贸合作重的世界经济衰退,大衰退往往伴随着大冲突,这种冲突目前以 经济问题安全化 的形式表现出来㊂在疫情蔓延过程中,各国民众㊁政府和企业的安全焦虑呈几何级数增长,各国纷纷加强对经济安全的关注度,将经济问题与安全问题挂钩,进而以 经济安全 为导向限制贸易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㊂随着疫情不断蔓延,各国继续强化甚至泛化经济安全观念,把更多的经济问题与安全问题结合起来考虑㊂这导致经济全球化底层运行逻辑改变,也就是从 追求效率 转向 安全与效率并重 ㊂目前来看,这种趋势较为明显地体现在跨国生产㊁跨国贸易㊁跨国投资和高科技等诸多领域㊂具体来看:在生产领域,发达国家政府正在推动制造业回归和生产基地多元化,跨国公司收缩产业链以控制风险㊂为了平衡效率与安全的矛盾,产业空心化比较严重的发达国家将继续出台政策推动制造业回流,特别是避免在生存性产业(如粮食和医疗物资等)和战略性产业上过度依赖其他国家;对于全球产业链较长从而难以完全回归的产业来说,发达国家正在致力于实现生产基地多元化㊂例如,在法国为抗击疫情出台的 千亿振兴计划 中,以400亿欧元支持制造业发展,试图通过加大投资,重振本国制造业,同时联合法国公共投资银行开放工业回流企业补助金申请通道,鼓励法资企业回归本土[9]㊂在贸易领域,强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㊂出于抗击疫情需要,各国纷纷加强了对进出入境的管控,并出台了一些促进本国国内生产和消费的政策,这是必要的;但是,展望后疫情时代,考虑到新冠疫情对发达国家内部的冲击,中产阶级和底层民众的生活将更加窘迫,从而将引发更为广泛和深刻的社会焦虑㊂为了向外转移矛盾,西方政客们恐将以国家安全为由强化各种显性或隐性的贸易壁垒,推出更多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㊂在投资领域,强化外商投资限制和监管,防止他国趁机收购本国企业㊂新冠疫情对各国企业都带来重大冲击,很多全球产业链上的大型跨国公司业务停顿,估值下降,面临着很大的财务压力㊂为了保证本国对重点产业及相关企业的控制权,各国以维护公共安全为由,防止本国重点行业及龙头企业被外国资本趁机收购,这种带有明显歧视色彩的投资准入政策已经在发达国家(如德国㊁法国)和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如印度)开始实行㊂在高科技领域,防止本国高科技产业过度依赖外国㊂高科技产业将成为焦点领域,各国将力求保证对事关国家安全的产业的控制权,尤其是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大背景下,生物制药㊁大数据㊁云计算等关键技术,5G㊁人工智能等新型基础设施的军用民用界限日益模糊,国家安全的边界正在被重新定义,国家间的安全冲突也随之扩展到了该领域㊂为了防止失去对上述战略部门的控制以及在核心技术㊁核心零部件上过度依赖外部,各国正在争相推出新政策,以加强本国高科技产业发展的自主权㊂(二)疫情冲击对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转型的影响第一,区域合作与跨区域合作交织重叠,参与成员进一步扩大㊂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后,东亚各国不仅积极推进本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进程,而且加大了与域外国家和地区的跨区域经济合作力度,例如:东盟加强了与欧盟的合作关系,在2020年12月举行的外长视频会议上,东盟和欧盟将双边关系从 对话伙伴关系 提升为 战略伙伴关系 ,双方承诺将在欧盟-东盟自贸协定㊁疫苗的开发和供应㊁2030议程㊁巴黎协定㊁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管理㊁绿色金融㊁互联互通等方面开展更大力度的合作[10]㊂第二,合作内容进一步丰富,公共卫生和科技领域成为合作新亮点㊂如果说疫情前东亚各国已经在经济领域迈入 深度一体化 阶段,那么疫情冲击使东亚各国的合作开始向公共卫生和数字经济等领域拓展㊂东亚各国在抗击疫情合作方面走在了全球前列㊂在2020年4月举行的东盟与中日韩㊃43㊃日本问题研究2021年第2期(10+3)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领导人特别会议上,各国在提高公共卫生治理水平等方面达成共识,并承诺今后将继续分享疫情信息,交流抗疫经验,加强疫苗研发合作,相互提供技术支持,确保抗疫物资供应[11]㊂新冠疫情还使东亚数字经济合作走上快车道㊂疫情使得数字经济的优势尽显,2020年是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年,双方在数字化防疫抗疫㊁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化转型等经济前沿领域具有较强的合作潜力,今后将在跨境电商㊁智慧城市㊁大数据㊁人工智能等方面加强合作[12],以便尽快实现区域数字互联互通,助推区域经济发展的数字化转型㊂第三,地区中小国家更加依赖于大国,东盟对区域经济合作的主导力持续弱化㊂中小国家在疫情之后面临的主要矛盾是经济安全意愿强烈与经济安全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㊂一方面,在大灾害中受伤害最深的往往是弱者,为抗击新冠疫情,东亚地区的中小国家付出了巨大代价㊂但疫后的局面可能更为严峻,伴随着发达国家进一步推进制造业回流㊁压缩海外援助㊁推行更为苛刻的贸易条件,东亚地区的中小国家将面临甚至比疫情更严重的次生灾害,如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㊂据亚洲开发银行(A D B)发布的‘2020年亚洲发展展望(增刊)“预测,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在2020年将收缩0.4%,其中东南亚大多数国家经济都是负增长,整体经济将收缩4.4%[13]㊂因此,东南亚国家维护经济安全的意愿很强烈㊂另一方面,东南亚国家的工业力量薄弱,支撑经济发展的资源规模㊁市场规模㊁技术水平和动员能力都较为有限,很多依赖外向型经济的东南亚国家,离开了全球产业链恐怕都难以维持正常的经济运转,这导致其经济安全能力严重不足㊂因此,东南亚国家只能更加依赖于中日等地区大国,今后东盟能否继续成为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 中心 具有不确定性,即使成为名义上的 中心 ,但能够在合作进程中真正实现主导权也是不确定的,甚至其本身都可能出现越来越强的分化趋势㊂三㊁疫情冲击下中日深化经贸合作的必要性与制约因素作为东亚最重要的两个经济体,中国和日本能否在地区重大战略问题上相向而行,对东亚的繁荣和稳定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㊂面对东亚地区全面㊁复杂且深刻的变化,中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紧密合作,但也面临着更大的制约因素,从而呈现出更强的不稳定性㊂(一)中日深化经贸合作的必要性1.尽快实现地区经济复苏的需要从世界范围来看,新冠疫情仍未消退,在疫情控制过程中,各主要经济体的生产停滞,店铺关门,工人失业,这种冲击不是简单地影响供给㊁需求或金融市场,而是经济的系统性停摆,但由于政府对社会治理能力和民众对政府信任度的差异,疫情对各个地区的影响出现很大差别㊂相较于欧洲和北美,东亚地区新冠病毒感染者特别是相关死亡病例在人口中所占比例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控制,而该数字在北美和欧洲是东亚的50倍至100倍,这使得东亚在经济复苏方面明显更快,其中,中国已经较早地控制住了疫情,并在地区经济复苏方面发挥了增长引擎的作用,日本大型制造业企业的设备投资也趋于增加[14]㊂但是,即使中日等东亚经济体较好地控制住了疫情,作为全球主要资金㊁技术和最终消费市场提供者的美国和欧洲尚在疫情之中或尚未恢复过来,这导致全球的产业链㊁供应链和资金链出现断裂,中日等东亚经济体恐将成为全球经济中的 孤岛 ㊂为尽快实现经济复苏,中日有必要携起手来,促进区域经济深度合作,形成新的地区经济增长点,助推国内和区域经济复苏㊂从投资与消费潜力来看,中日深化经贸合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区域外需求下降的影响[15]㊂作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生产基地和重要的产品消费市场,中国将继续对全球放开,以切实行动支持全球疫情防控和世界经济㊃53㊃经济研究马学礼,等:疫情冲击下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深度转型与中日经贸合作贸易复苏,作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和主要投资对象国,中国是一个日本企业无法忽视的战略级市场㊂2.稳定和升级区域生产网络的需要东亚生产网络是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产业基础,但其形成和发展则是得益于经济全球化下各国产业资本在东亚的集聚㊂本次疫情对全球经济体系的根本性冲击在于使人们认识到全球供应链与分销网络极易遭到破坏㊂因此,即使全球疫情完全过去,各国的社会心理和政策心理都会发生一定的变化,虽然这些变化尚无法完全看清,但有一种趋势已经较为明显,即各国都在强化国民经济的 主权 色彩,各国会调整原有的生产㊁贸易和投资政策,部分产业链将回归本土或布置在周边,东亚地区的产业链却将因此而收缩㊁变短甚至断裂㊂作为东亚生产网络上的重要节点型国家,中日的产业发展将受到严重的负面影响㊂因此,稳定东亚生产网络并使之正常运转,不仅是中日双方的共同需要,而且也有利于东亚各国疫后的经济复苏㊂从长远来看,在后疫情时代,发达国家之间㊁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之间将面对更为激烈的市场竞争㊂其根源在于,当前及今后世界经济中的一个新现实是,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普及,世界工业生产能力将大大扩张;然而世界工业制成品的市场份额并不会同比例㊁同速度扩张,供给的相对过剩必然驱动各主要经济体走向更激烈的市场竞争㊂与此同时,数字技术革命使传统的劳动成本优势大大下降,东南亚各国在新产业革命中面临着被边缘化的风险㊂东亚生产网络是东亚各国面对未来世界市场竞争时的重要依靠,中日双方只有携起手来,共同推动东亚生产网络的数字化升级,才能应对这场更为激烈的国际产业竞争㊂这是中日深化经贸合作最为深刻的经济动因㊂3.防控全球市场风险的需要新冠疫情重创了全球投资者的信心,全球金融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动荡不休㊂在疫情暴发后,全球股市严重不稳定,美股在一个月内多次触发 熔断 机制,如果任由金融市场继续波动,很可能演变为金融危机㊂为此,中国和日本有必要加强宏观政策协调,为实体经济复苏创造良好的融资环境㊂此外,为应对国内疫情,美国启动无限制量化宽松,全球流动性泛滥,中国和日本的外汇储备合计超过4万亿美元,而且同为美国国债最重要的海外持有者,在维护全球金融市场稳定方面中日存在较大的合作需求㊂疫情还使得全球大宗商品市场起伏不定㊂众所周知,中国和日本是全球粮食㊁矿产和能源等大宗商品的重要买家,在疫情冲击和物流不畅的影响下,国际大宗商品在2020年出现过快上涨㊂能源安全和粮食安全向来是日本关注的重点领域,为稳定全球粮食市场和能源价格,中日两国在农作物良种培育㊁国际农产品贸易㊁国际能源市场风险评估和预警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合作潜力[16]㊂(二)中日深化经贸合作的制约因素制约中日深化经贸合作的主要因素是日本的战略方向以及相关政策,而日本对华战略取向又受制于日美关系和中美关系发展的大局㊂日本对经济利益的考量使中日深化经贸合作具有了很强的可能性,但是日本追随美国实施 去中国化 战略则增强了中日深化经贸合作的 离心力 [17]㊂因此,日本这种不断强化的对华政策 两面性 成为中日深化经贸合作的主要制约因素㊂如果说二战后影响日本经济外交战略的主要外部因素是美国的亚太及全球战略的话,那么,随着地区实力格局的整体变化特别是中国日益崛起为经济强国,美国因素在日本对经济外交战略考量中的比重日渐下降,而中国因素对日本经济外交战略的外部刺激作用却在持续增强[18]㊂2013年,中国提出 一带一路 合作倡议,并得到60多个沿线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支持态度;此后,中国提出并筹建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 I I B)和多个致力于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合作的金融机构,并在其中发挥了积极的引领作用㊂面对中国在短时间内所取得的巨大成果,日本国内保守势力产生了㊃63㊃日本问题研究2021年第2期。
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困境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东亚地区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然而,该区域在经济一体化过程中面临着一系列的发展困境。
本文将从地缘政治、历史遗留问题、经济结构差异和政策制度等方面对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困境进行探讨。
首先,地缘政治因素是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困境之一、该地区涉及的国家众多,其中包括具有重要地缘政治影响力的中国、韩国、日本和朝鲜。
这些国家之间存在争议和矛盾,包括领土争端、历史纠纷和政治分歧等问题。
例如,中国和日本在钓鱼岛等领土问题上存在严重争端,中韩关系长期存在紧张局势。
这些地缘政治问题制约了区域一体化的进程,阻碍了贸易和投资自由化,限制了区域经济的发展。
其次,历史遗留问题也是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困境。
该地区历史上存在着悠久的民族纷争和复杂的历史纠葛,如二战后的冲绳问题、战后日本的军事遗产、南京大屠杀等。
这些历史问题对地区国家之间的互信产生了负面影响,阻碍了经济合作和政治协商的进展。
此外,历史问题也常常成为区域领导人的选举和国内政治斗争的工具,进一步阻碍了区域一体化的进程。
再次,东北亚区域内部经济结构差异是发展困境的一大难题。
该地区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产业结构和发展模式存在差异。
日本是发达经济体,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则属于新兴经济体,朝鲜则是一个封闭的计划经济体。
这些差异导致了贸易和投资的不平衡,难以形成真正的共同市场和生产链。
此外,一些国家对资源和市场的高度依赖,进一步加剧了经济结构差异的问题。
最后,政策制度也是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困境。
该地区国家的政策制度、法律体系和行政机构存在差异,对外贸易和投资的规定和标准也不一致。
这些差异限制了贸易和投资的自由流动,增加了交易成本,阻碍了区域一体化进程的顺利进行。
此外,政治意愿和领导力的缺失,也对区域一体化进程形成重大障碍。
综上所述,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在地缘政治、历史遗留问题、经济结构差异和政策制度等方面面临着许多困境。
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与制约
摘要:东亚经济一体化区域合作已经形成了一条最适合本地区发展的运作模式即东盟模式。
本文主要探讨了在这一模式下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合作与制约因素。
关键词: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制约
中图分类号:k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7-0-02
目前,东亚经济一体化区域合作已经形成了一条最适合本地区发展的运作模式即东盟模式。
这一模式既能够保证东亚区域合作整体实力的提升和整个发展进程的顺利推进,又能够兼顾东亚各个国家参差不齐的经济发展水平、顾虑重重的各方利益。
那么,经济一体化区域合作目前的状况是怎么形成的呢?制约它的因素有哪些
呢?
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的有利因素
东亚区域合作的发展一直备受世人瞩目,发展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令人刮目相看,发展前景更是一致看好。
形成这种良好局面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1.经济全球化促进了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
经济全球化作为20世纪世界发展的一股强劲潮流席卷了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不同国家之间交流与合作伴随着这股潮流日益增多。
国家之间的合作催生了地理位置相近的国家形成区域合作,组成区域集团。
当今世界上发展最成熟最完善的区域组织是欧盟、北
美自由贸易区和东亚区域集团。
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都已经建立起适合本地区发展的区域合作组织,并且在国际社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相对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东亚区域集团就显得大为逊色了。
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一直领跑世界经济潮流,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尤其是对东亚地区的影响。
2.东亚各国的腾飞为东亚经济一体化发展注入活力
二战以后,世界上亚非拉国家纷纷打破殖民枷锁,成为政治独立的国家,东亚地区独立的国家也非常多。
就当时的实际情况而言,东亚的大部分国家属于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在政治上取得独立之后他们的主要任务集中在了经济建设上。
“亚洲四小龙”,东亚的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中国香港。
“亚洲四小虎”亚洲的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以及中国的发展,东亚经济的腾飞,让东亚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以至一些学者将其成为“东亚奇迹”,甚至将21世纪称为中国的世纪。
(1)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贸易效应
经济一体化将给区内国家和整个区域带来社会福利的提高,这种社会福利的提高最直接的表现是贸易创造效应。
通过一些宏观经济学变量可以将这种贸易创造效应表达出来。
相关数据如表一:
表一:东盟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经济影响(单位%)
这些效应在东亚经济一体化发展过程中得到了初步验证。
以东盟为例,自1993年自由贸易区进程启动以来,到2008年上半年,东盟10国实施的cept减税清单已涵盖98.25%的产品,其中88.48%
的产品关税已降至0~5%。
列入减税清单63.42%的产品实施了减税,平均关税率下降到1.95%。
据统计,从1993年至2007年,东盟10国的区内贸易19.17%增加到25.1%,十几年间增长了近6个百分点。
(2)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规模经济和竞争效应
自由贸易区建立以前,各成员国相互封闭,区域市场被分割为小市场,形成了高成本、低效率和高垄断利润的恶性循环。
东亚自由贸易区建立后,原来分割的小市场将统一为大市场,有助于企业实现规模经济效益,降低外部市场的不确定性,从而打破小市场与保守的企业家态度的恶性循环,获得市场扩大的规模经济效应以及竞争加剧引致的技术进步和成本降低。
(3)自由贸易区内区外的福利效应
贸易壁垒的消除将使东亚各国间的商品交易成本降低,从而增加成员国的福利,如表二。
其次,本地市场效应带来生产投资转移,自由贸易区内产业份额增加,价格指数降低,在名义收入不变的情况下,成员国的实际收入增加。
表二:东亚fta、apec和美洲自由贸易区的福利效应(单位%)二、东亚经济一体化合作的制约因素
(一)地区内部差别巨大
东亚是世界上各种状况最复杂的地区,无论是从政治、经济还是文化和宗教方面,都是如此。
1.从历史渊源上来看,东亚各国历史发展有长有短,与此相关的历史积淀各不相同。
比如日本、韩国、菲律宾等,这些国家潜移默
化中就已经在接受西方的影响,当然,他们虽然尽力保持本国特色,但很明显已经具有全球化的气息。
2.从经济上看,悬殊很大。
首先是经济体制方面的差别,大体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正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中国、越南、老挝、缅甸等国家,另一种是市场经济国家,除了这几个国家之外,基本都是市场经济国家。
3.从文化和宗教方面看,东亚地区各国各有不同。
战后出现了“新东亚”的概念,“新东亚”的地域范围包括亚洲大陆的东北部、东南部以及西太平洋的岛国和地区。
这些国家在历史上已经形成了比较紧密联系,战后更是形成了“新东亚文化圈”。
东亚这个地理上并不是很大的区域,不同的文化和宗教散落在不同的国家之中,同一个国家之内又有多种宗教的融合,不得不说东亚文化和宗教的复杂和多样性是它一大特色。
(二)地区内部矛盾重重
东亚国家之间的复杂状况导致东亚国家之间矛盾重重,东亚区域合作举步维艰。
归纳起来,矛盾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主导权之争。
中国一直支持东盟成为东亚的主导,但是中国综合实力的增强,东亚国家对中国对主导权是否去争疑虑重重;日本作为本地区最大的经济体,认为应该由日本主导,但因其历史上的殖民主义让东亚其他国家对之嗤之以鼻;韩国随着经济的发展,也想在东亚区域合作中分得一杯羹;东盟,作为一个大部分由小国组成的国家集团,一直关注东亚的主导权,但是他们很担心因为东亚大
国的崛起而使其大权旁落。
另一方面是对地区内部领土安全问题之争。
例如,日本对绝大多数东亚国家进行过侵略、统治和掠夺;日本和韩国之间存在着对日本称为“独岛”而韩国称为“竹岛”的一个岛屿主权的争端;中国和日本之间存在着对钓鱼岛(日本称为尖阁岛)主权的争端;中国与一些东南亚国家之间在南沙群岛及其毗邻海域的归属问题上的争端;马新之间的百礁岛之争;泰老之间关于边界及嵋公河航运与水资源问题的争端;柬越的领土纠纷;中越马的南沙群岛矛盾,越、菲、马在中国的南沙群岛主权问题上的矛盾等等。
(三)民族主义意识强烈
民族主义,简而言之,就是以自身民族作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主体为至上至尊,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主权让渡的一种思想。
东亚国家大多是因为曾经遭受过不同程度的侵略,民族主义意识比较强烈,普遍以国家为本位,具有强烈的防卫性和保守性,对外缺乏信任感,非常看重国家主权。
例如,日本民族主义表现最明显,最极端。
给一体化发展带来不和谐之音。
日本只顾维护本国民族利益而不顾及甚至伤害周边其他国家的权益,与周边国家矛盾最多。
比如中日钓鱼岛、韩日独(竹)岛以及俄日北方四岛等问题上,日本自我中心的“亚洲主义”难以做到以平等的姿态与中国和亚洲各国携起手来。
中日韩自三国由贸易区建立之所以缓慢,民族主义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东南亚各国带有民族沙文主义趋向,东盟坚持的东亚合作主导权就是一种错位;东南亚各国的排华及侵蚀中国领土南
沙群岛,便是民族沙文主义的表现,影响中国与东盟关系,影响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
(四)美国的消极因素
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世界上的各种事件它都要参与。
显然,东亚的区域合作这个本来无论是在地理位置还是在战略利益上都跟美国不相干的一体化过程,美国也在东亚的区域合作中也要扮演了消极者的角色。
冷战时期,美国就遏制共产主义。
美国在不同时期的战略中均涉及到东亚地区,而且对东亚地区的政策是一直都在不断靠近或者说直接干预到了东亚地区的内部经济和政治事务,比如台海问题。
还有在东亚地区一旦涉及到石油利益,美国就会运用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尽全力去争取既得利益。
20世纪90年代初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提出的建立“东亚经济集团”和90
年代末日本提出的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的构想,全部因为美国的强烈反对而夭折。
对中国的态度上,加强了美日和美韩之间的政治合作,进而强化了中日韩三国的两难选择,导致中日韩在东亚一体化问题上合作举步维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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