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明清话本拟话本的演变

明清短篇白话小说体制的演变王言锋内容提要发端于话本的明清短篇白话小说在体制上基本继承了话本的体制，但是到了明末清初，这种较稳定的体制被逐渐打破，为数不少的作品或淡化、取消头回和篇尾诗，或形成议论说教性的开头和结尾形式，或减少说话套语、叙述者隐退，或向中长篇体制发展等，越来越远离了话本体制的影响，也越来越书面化、文人化。

关键词明清短篇白话小说小说体制演变明清短篇白话小说是在宋元话本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一开始就承袭了话本的体制，但是随着它的发展和日渐成熟，尤其是书面化的加强和文人的积极参与，它在体制上也逐渐地发生了变化，越来越远离了话本体制的影响。

关于话本的体制，胡士莹先生认为由六部分组成：题目、篇首、入话、头回、正话、篇尾，即一篇体制完整的话本是在题目之后以诗词起篇，为篇首；诗词之后稍加说明或议论，这段文字称为入话；其后往往叙述一个或几个与后面主要故事相类或相反的小故事，称为头回；然后进入主要故事，即正话；故事结束后缀以诗词或题目终结全篇，此为篇尾。

[1]此外，在故事叙述过程中，还有一套说书套语，并多杂以诗词等，也是话本体制上的特点。

兴起于明中叶以后的白话短篇小说的编撰，在体制上基本上承袭了话本的这套体制。

不过，在现今我们所能看到的早期的短篇白话小说的编撰中，也并不是每一篇都完全符合话本体制，如《熊龙峰刊行小说四种》和《清平山堂话本》中的大多数都没有入话的内容，也无头回，甚至冯梦龙的《三言》在120回中也有半数左右或缺少入话或缺少头回。

不过这种体制上的缺漏和变化并不能说明它们在体制上已发生了变化，而是刊刻者的疏漏、省工或编撰者概念上的不明确。

关于前者，胡士莹先生《话本小说概论》认为，《清平山堂话本》原来都有入话，大概编集者(或刊印者)主观上认为入话只适合“说话”伎艺表现方式而不太适合于阅读，或者认为繁冗累赘，为节省工料起见，只在篇首标“入话”二字，把入话原文都刊落了。

关于后者，是因为编撰者将头回当作了入话，如《醒世恒言》卷35《徐老仆义愤成家》中在讲完头回萧颖士的故事之后，叙述者说道：“适才小子道这段故事，原是入话，还未曾说道正传。

明清小说发展概括明清是中国小说史上的繁荣时期。

从明代始，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充分显示出其社会作用和文学价值，打破了正统诗文的垅断，在文学史上，取得与唐诗、宋词、元曲并列的地位。

清代则是中国古典小说盛极而衰并向近现代小说转变的时期。

小说是伴随城市商业经济的繁荣而发展起来的。

宋代前后，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带来了都市的繁荣，为民间说唱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场所和观众，不断扩大的市民阶层对文化娱乐的需求又大大地刺激了这种发展，从而产生出新的文学样式——话本。

话本是说话人所用的底本，有讲史、小说、公案、灵怪等不同家数，已初具小说规模，在以后的流传过程中又不断加入新的创作，逐渐成熟。

明代经济的发展和印刷业的发达，为小说脱离民间口头创作进入文人书面创作，提供了物质条件。

明代中叶，白话小说作为成熟的文学样式正式登上文坛。

中国古代的叙事文学，到了明清时期步入了成熟期。

就文学理念、文学体式和文学表现手段而言，明清小说以其完备和丰富将叙事文学推向了极致。

从明清小说所表现的广阔的社会生活场景、丰硕的艺术创作成果和丰富的社会政治理想而言，明清小说无疑铸就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最后的辉煌。

本文以明清小说的题材开拓和艺术探索为视点，试图在传统文化的背景下，描画出明清小说的梗概面貌。

一、明清小说与传统文化从思想内涵和题材表现上来说，明清小说最大限度地包容了传统文化的精华，而且经过世俗化的图解后，传统文化竟以可感的形象和动人的故事而走进了千家万户。

传统文化给明清小说提供了丰富的养料，而明清小说又将传统文化空前地发扬和丰富，在艺术形象和艺术细节的衍绎中予以创造性的阐说。

1、史传色彩--世俗文学的历史依傍中国的史官文化异常发达，源出于“纪实”的传统小说，与史官文化有着血肉相连、密不可分的密切关系，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了史传的烙印，史传性是中国传统小说最重要的民族特征。

尽管明清小说带有浓厚的市民文化色彩，但无论从衍说故事之形式还是从讽寓教化之动机出发，都深深地受到了史传文化的决定性影响。

第三节明清话本拟话本的演变说话艺术进入明清时代继续传承、演变和发展，一方面它的种种因子孕肓了各类明清长篇章回体小说，一方面仍以原形态继续活跃在民间说书场上，同时又由一批文人学士把它搬上了案头，首先是搜集整理加工，继之则忍不住摹拟为之，于是拟话本小说就应运而生。

话本——拟话本1，这就是中国古代白话系短篇小说的发展之路。

这一演变过程同时也是小说从民间艺人口头讲说发展到文人学士案头编创的过程。

话本小说是在宋元说话艺人的嘴成熟的，但他们或令人快心壮志，或令人下泪生悲，或令人心寒胆裂的动听声喉，已跟无法捕捉的时间一样消逝在无际的空间。

十分幸运的是，明代中后期，一批进步文人把眼光投向了市民文学（或者说市民文学吸引打动了一批进步文人），其中当然包括说话艺术，他们利用当时已经很有规模的印刷条件，搜集整理和出版宋元话本，虽已为时略晚，但毕竟抢救了一批未及失传的作品，并使之以集本的形式保存了下来，免致继续失落。

明刊本的《京本通俗小说》2、《清平山堂话本》3以及《熊龙峰刊小说四种》4等，做的就是这个工作。

然而在收集整理宋元话本方面成绩最大者，不能不首推冯梦龙。

冯梦龙是一位全能型的通俗文学作家和研究家，于诗文、戏曲、民歌时调、笑话等各个门类，皆有涉猎而多编著，犹以“三言”享誉文坛。

“三言”即《喻世明言》（原称《古今小说》）、《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共一百二十个话本小说作品，堪称宋元“小说”话本的艺术宝库。

据统计，现存宋代“小说”话本约四十种，其中有十七种是仅被收入“三言”而得以传世的，其余二十三种虽被辑入上述其它话本小说集，但流传不广且又有失落，有十二种又是因为复见于“三言”乃得广流传，则“三言”中保存了约三十种珍贵的宋代小说话本。

现存元代“小说”话本不足二十种，约有八种仅见于“三言”，又有三种复见于“三言”，则现存元代“小说”话本一半以上也在“三言”之中。

存传宋元旧编，冯梦龙功不可没。

冯梦龙的工作绝非仅限于收拾宋元旧编，“三言”中还集入了一批明代话本和拟话本，并有一些作品是冯梦龙本人创作的拟话本，除了去芜存菁的遴选工作之外，他又对全部一百二十个作品进行了统一风格体制的修改润饰，让这些散传的作品以精致美观的成熟面貌集体面世，为话本小说的发展打开了崭新的局面。

明清两代的主要文学流派及主张。

明代文学明代文学的发展以弘治、正德年间为界，可划分为前后两期。

前期文坛相对寂寞，后期相对繁荣。

严酷的文化专制导致明代诗文继续衰退，围绕拟古和反拟古，涌现出众多流派。

明代通俗文学成绩斐然。

戏曲方面，北方杂剧退潮，南戏成为主导。

一代戏剧大师汤显祖将戏曲传奇推向高峰。

小说方面，以“三言”“二拍”为代表的“拟话本”标志着短篇小说的繁荣，而《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的问世，则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的长篇叙事性文学作品的崛起。

（一）流派纷纭的明代诗文。

著名流派有：台阁体。

明代永乐至成化年间的诗派，以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文渊阁大学士杨荣、武英殿大学士杨溥为代表。

“三杨”历成祖、仁宗、宣宗、英宗四朝，时逢明代的“太平盛世”，皆为台阁重臣、太平宰相，位极人臣，倍受宠幸。

他们的创作雍容典雅，洋溢着志得意满的神气，内容上极尽歌功颂德、粉饰太平，被称为“台阁体”。

茶陵派。

成化至弘治年间的流派，以湖南茶陵人李东阳为首。

李继“三杨”之后，以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的地位主持诗坛。

他不满“台阁体”阿谀粉饰的流弊，主张宗法唐诗。

不过，他要学的只是唐诗音韵格律，而非唐诗精神。

因此，茶陵派仍未脱净台阁体气息，但启发了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

前七子。

弘治至正德年间的流派，以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等七人为骨干，针对八股文和“台阁体”造成的虚饰、委顿的文坛风气，掀起了以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为号召的复古运动，同时在政治上勇敢地跟残暴贪婪的权贵进行斗争。

他们以关注现实的诗文创作和挑战强权的战斗精神形成巨大影响。

但也有盲目尊古的不良倾向。

后七子。

嘉靖至隆庆年间的流派，以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吴国伦、徐中行等七人为骨干，李、王为首领。

后七子复古拟古的文学主张与前七子相同，但言论更激进，声势更浩大。

王世贞认为文章一代不如一代，东汉文弱，六朝文浮，唐文庸，宋文陋，再往后便无文章可言了。

明清小说发展概括明清是中国小说史上的繁荣时期。

从明代始，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充分显示出其社会作用和文学价值，打破了正统诗文的垅断，在文学史上，取得与唐诗、宋词、元曲并列的地位。

清代则是中国古典小说盛极而衰并向近现代小说转变的时期。

小说是伴随城市商业经济的繁荣而发展起来的。

宋代前后，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带来了都市的繁荣，为民间说唱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场所和观众，不断扩大的市民阶层对文化娱乐的需求又大大地刺激了这种发展，从而产生出新的文学样式——话本。

话本是说话人所用的底本，有讲史、小说、公案、灵怪等不同家数，已初具小说规模，在以后的流传过程中又不断加入新的创作，逐渐成熟。

明代经济的发展和印刷业的发达，为小说脱离民间口头创作进入文人书面创作，提供了物质条件。

明代中叶，白话小说作为成熟的文学样式正式登上文坛。

中国古代的叙事文学，到了明清时期步入了成熟期。

就文学理念、文学体式和文学表现手段而言，明清小说以其完备和丰富将叙事文学推向了极致。

从明清小说所表现的广阔的社会生活场景、丰硕的艺术创作成果和丰富的社会政治理想而言，明清小说无疑铸就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最后的辉煌。

本文以明清小说的题材开拓和艺术探索为视点，试图在传统文化的背景下，描画出明清小说的梗概面貌。

一、明清小说与传统文化从思想内涵和题材表现上来说，明清小说最大限度地包容了传统文化的精华，而且经过世俗化的图解后，传统文化竟以可感的形象和动人的故事而走进了千家万户。

传统文化给明清小说提供了丰富的养料，而明清小说又将传统文化空前地发扬和丰富，在艺术形象和艺术细节的衍绎中予以创造性的阐说。

1、史传色彩--世俗文学的历史依傍中国的史官文化异常发达，源出于“纪实”的传统小说，与史官文化有着血肉相连、密不可分的密切关系，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了史传的烙印，史传性是中国传统小说最重要的民族特征。

尽管明清小说带有浓厚的市民文化色彩，但无论从衍说故事之形式还是从讽寓教化之动机出发，都深深地受到了史传文化的决定性影响。

明代话本小说发展历程
明代话本小说是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经历了多个阶段的发展。

在明初，话本小说还没有形成独立的体裁，而是以传统的杂剧形式出现。

这些杂剧多以历史事件和传说故事为题材，用对话方式表达故事情节，形式较为简单。

到了明代中期，话本小说开始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

这时的话本小说大多以传统的神话、历史故事、佛教传说等为主题，以言语和对话为表现手段，通过人物的语言来展开情节。

而这些话本小说多由民间创作，逐渐形成了具有独特风格的民间文学。

在明代晚期，话本小说进入了繁荣的时期。

这时的话本小说内容更加丰富多样，题材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官场、家庭、恋爱等。

同时，这些小说的形式也更加多样化，除了言语和对话外，还加入了诗歌、歌谣等元素，使得故事更加生动有趣。

到了明代末年，由于社会动荡和文化冲突的影响，话本小说逐渐衰落。

但仍有一些作品在此时期出现，且题材多以历史事件和风俗民情为主。

总体来说，明代话本小说经历了由杂剧到独立体裁的转变，内容由传统神话故事逐渐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形式上也更加多样化。

这些话本小说不仅记录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变迁和人们的喜怒哀乐，同时也为后世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宋元话本和明清拟话本内容举要鲁迅说，宋元话本的出现，“实在是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

”（鲁迅《中国古代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见《中国小说史略》第28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充分肯定了话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宋代是古代小说的空前繁荣期。

这一时期，不仅小说门类齐全，流派众多，而且由民间讲故事形成的话本盛况空前，一枝独秀，占尽风流，余韵悠长，甚至独领风骚，成为中国古代小说的主流。

宋代小说主要分三类：话本、传奇志怪和历史琐闻；其中以话本为主流。

古代小说就是起源于民间讲故事，话本是在民间讲故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由于中国古代下层人民没有文化，所以许多民间讲故事的资料失于记载，但民间故事作为古代小说的一支生力军，一直潜流暗滚，汹涌奔腾于社会底层。

小说的领地一直被属于统治阶级的野史笔记、志怪传奇所占领。

到宋元时代，市民阶层逐渐掌握了文化，民间讲故事才得以出头露面，登堂入室。

宋元话本与明清拟话本体制基本相同，故将间杂话本的《三言》、《二拍》等拟话本与话本一并加以论述。

第一节话本和拟话本说话，就是说书，就是演唱故事。

其内涵有不同见解，比较带有倾向性的观点是：话本，就是说书艺人说书的底本，属于通俗文学，市民文学。

说话的底本称做“话本”，但“话本”的涵义并不限于“说话”。

作为“说话”底本的“话本”，只是一个笼统的称谓。

从现在能见到的话本来看，“小说”的话本一般称为“小说”，如《京本通俗小说》；“讲史”的话本一般称为“平话”，如《秦并六国平话》；“说经”的话本有时称为“诗话”，如《大唐三藏取经诗话》。

宋元话本数量相当可观，但绝大多数亡佚，流传下来的不多。

宋元话本成就最高的是小说，话本成为小说的主流，标示古代小说的繁荣。

唐传奇是古代小说的定型、成熟时期，但其形式上主要是人物传记，语言用文言骈语，阅读面不广，主要是在统治阶级层面和上流社会流传，下层市民少有问津，据有其明显的局限性。

宋元话本本质是讲故事，听众以下层小市民为主，其内容则多写下层民众生活，以描写人物为中心，情节曲折，故事性强，语言是白话口语；而下层小市民在数量上占了压倒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