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
“20世纪70年代盛行起来的文学理论及批评最近发展动向的统称。
”（罗吉·福勒《现代批评术语词典》）“但在回顾这个运动的时候，我们通常追溯到1966年。
这一年，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在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次结构主义大会上，宣读了题为《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的论文。
这篇论文标志着与结构主义前提的明确决裂，因此很快就被看作是‘后结构主义’出现的标志。
”（理查德·罗蒂《后哲学文化》）福勒说：“就像所有的这类复合词，它的含义还是模糊不清的。
它与结构主义的关系是继承还是替代？这是说，我们视后结构主义只是比它的先行者晚了一步，还是视为某种意义上的进步？两种方法都可以发现。
后结构主义涵盖了太多的实践，它是没法被界定的。
但它大致可被看作解构理论的某些内涵在各个研究领域的一种贯通……解构的效果并不限于对结构主义的批判。
相反它们强调了一种方法论上的转移，告别了本原论的解释、二元对立的秩序、固定的或封闭的意指活动，以及作为统一的主体的个人。
最近的精神分析，特别是鼓动了近年来新发展的雅克·拉康以及精神分析批评，是后结构主义形形色色的分支之一。
它还可能被追溯到诸如福柯和德勒兹那样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分析，以及埃莱娜·西克苏或露丝·伊利格瑞的女性主义。
对‘读者’的诸说纷呈的阐述，如布鲁姆的‘误读’之类，可列入其中。
这样，在‘解构’名下的文学研究，自然也在其内。
巴特的生涯显示了向后结构主义的转移，如他在《S/Z》的嘲讽式的开端中特别强调的那样：‘据说有些佛教徒凭借苦修，可在一粒豆子里见出整整一片景观。
’如此有条不紊包容万物的模式曾是巴特本人60年代中期的勃勃雄心，也恰恰是后结构主义所予以否定的。
”（《现代批评术语词典》）福勒对后结构主义范围的界说是相当宽泛的。
后结构主义在狭义上则主要是指以德里达为首的解构理论，它既是对结构主义传统的某种继承，又是对结构主义的科学主义的姿态的反讽，视结构主义把握符号世界的勃勃雄心为一场儿戏。
这即如特里·伊格尔顿所说：“语言远不像经典结构主义者设想的那样稳定。
现在看来，语言不是一个规定明确、界限清晰的结构，其中包含能指与所指组成的对称单位；它更像是一张无边无际的蔓延的网。
”“后结构主义的信条是，我们是自己的语言的囚徒，无法合理地提出某些真理主张，因为这类主张仅仅与我们的语言相关。
这个信条的优点是，它使你可以不必接受别人的
任何信念。
它是一个无懈可击的立场，而它的完全空虚只是一个人必须为之付出的代价。
认为任何语言作品的最主要方面是它不知自己所云，这种看法具有向真理的不可能性屈服的意味，而这一点与1968年以后的历史幻灭感决非没有关系。
”伊格尔顿视后结构主义是在语言领域间接颠覆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因而对其非理性的特征作了肯定性评价。
但他也谈到这一思潮的破坏性：“它能把最严肃的宣传揭露为仅仅是散乱的符号游戏。
”（《文学理论导引》）英国批评家诺里斯说，解构理论“就其拒绝承认结构的观念从任何含义上说是给定于或客观存在于文本之中而言，显而易见是‘后结构主义的’。
说到底，它质疑这个假设……所谓意义的结构对应于某种决定可理解性边界的深层心理模式”（《解构：理论与实践》）。
后结构主义虽然反对结构主义的语言观，但乔纳森·卡勒在《论解构》中指出，后结构主义至少在两个方面继承了费迪南德·索绪尔的看法：首先，传统的观念认为，在位居本源的思想面前，语言始终是处在附庸的地位。
这其实是忽略了语言本身的能动性，对形式可以创造内容这一语言史上的事实视而不见。
索绪尔将这一传统观念颠倒过来，强调语言的领先地位，认为意义不过是语言符号运行组合的结果，这显然开启了解构论语言观的先河。
其次索绪尔提出语言奠定在符号的纯差异关系之上，这也成为后结构主义普遍接受的观点。
在索绪尔看来，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既不是势所必然，也不是自然而然的演化而成，而纯然是一种偶然的约定俗成的关系，那么符号便不可能是独立自足的实体，而仅仅是差异的结果，是通过与该系统中其他符号的差别来显示其意义。
这将意味符号理论再无必要去追究据信是隐藏在符号后面的概念，若是这样也将有可能从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机械反映论中解放出来。
但是另一方面，由于“符号的概念如此难分难解地牵扯着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基本概念，以至于即使索绪尔有意摆脱它，又谈何容易。
虽然他的分析很大一部分趋向这一目标，他还是明白肯定了一种逻各斯中心的符号观，因此将他的分析刻写在逻各斯中心主义内部”。
所以“据德里达《论文字学》中对索绪尔的阅读，索绪尔的既给了结构主义、也给了符号学以灵感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可以被视为一方面包含了一种对在场的形而上学的有力批判，另一方面也明白肯定了逻各斯中心主义，并无可避免地卷入其中”。
正因为后结构主义对始于索绪尔理论的结构主义既有沿袭，当然更多的是否
定，因而卡勒以为截然分开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殊为困难。
他在谈到希利斯·米勒的敏慎型和盲乱型的两分法时说：“虽然米勒的术语没有断言哪一边垄断了真理、秩序或洞见，它们仍使他得以将近年来的批评根据系统思想的信念，分为两个阵营：结构主义者和符号学批评家精心构筑理论元语言来阐说文本现象；后结构主义者则满腹狐疑地探究这类研究过程中出现的悖论，强调他们自己的工作不是科学，而更多是文本。
”卡勒认为这样划分会引出一系列问题：“如人们可能提出的那样，判定哪个理论家属于哪个阵营会有一些困难。
”例如在约瑟·哈拉里编的一本后结构主义文集中，就收有巴特、吉尔·德勒兹、米歇尔·福柯、热拉尔·热奈特、米歇尔·里法泰尔等人的著述，而这些人早些年也出现在同一编者辑录的结构主义的文集中。
实际上，除了列维-斯特劳斯和托多洛夫算是真正的结构主义者，其余皆成了后结构主义者。
“剧变和倒戈自然是存在的，然而当如此众多的昨天的结构主义者变成今天的后结构主义者，这划分就令人生疑了。
”再看个人：“罗兰·巴特是结构主义者还是后结构主义者？他是一个倒戈成为后结构主义者和结构主义者吗？若是，转变发生在何时？”卡勒认为，即使巴特最有名的《S/Z》，也很难有个归类，“因为它似乎淋漓尽致地把这两种模式都用上了，仿佛没有意识到它们被认为是判然不同的两种运动一样”。
所以卡勒喟叹：“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对立，只是使理解这类主要人物的努力变得更复杂化。
”（《论解构》）
不过，大多数批评家还是认为，结构主义和以解构论为主潮的后结构主义的根本分歧在于：一、结构主义是以索绪尔语言学为模式，试图以“语法”即作品诸元素的排列组合的可能形式来说明作品；后结构主义则是探究这一模式被文本本身的运动所颠覆的过程。
二、结构主义自信有可能达到系统的知识和终极真理；后结构主义则根本否定有此可能。
换言之，在后结构主义的立场看来，结构主义的症结在于一方面承认认识的目的是解开符号的结构之链即意指链，一方面却拒绝这一过程是一个永无穷尽的循环过程，无视每一符号都在“激发”另一个符号，每一个符号都在宣告自身的不完整；而在意指无止境的延伸和扩展过程中，文本是在分解意义而不是聚合意义。
在同结构主义相区分的基础上，M·H·艾布拉姆斯概括了后结构主义的四个特点：“其一，理论居先……但理论的性质已面目全非，‘理论’这个未经界说的
词，经常用来指确定一切意义和阐释的总体条件。
”“其二，主体的解中心”，如福柯和巴特所说的“作者死了”云云。
“其三，阅读、文本、文字。
消解或取消作者使读者或阐释者成为后结构主义意指活动说明的中心人物”；阅读失去人文目的，作品成为千篇一律的文本以及文字。
“其四，话语”。
话语“补充‘文本’成为语言材料的名称……但在后结构主义的用法中，这个词不限于交流语段，而有如‘文字’，指一切语词结构，喻示文学与非文学意指模式的边界不堪一击”。
（《文学术语汇编》）
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的转向，被认为是从理性主义到怀疑主义的转向。
“一个系统被认为是作用于其间的诸成分之间的差异所构成：结构主义试图更多从‘非人格的’或者说‘科学’的视角而非作为感知和意向主体来考察这类系统的结构。
后结构主义则可被视为怀疑这一主体‘解中心’的过程来得太容易，而将它归为更为严峻的差异的后果。
”（德里克·阿特里杰等《后结构主义和历史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