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当下国际形势下的中美关系发展趋势在当今多变的国际形势下，中美关系备受关注。
中美两大国家在经济、贸易、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对世界和平与繁荣具有重要的影响力。
然而，由于种种因素的干扰，中美关系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和困难。
本文旨在分析当下国际形势下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势。
一、经贸合作深化经贸合作一直是中美关系中最为重要的方面。
两国经济的互补性使得双方在贸易往来上取得了不可忽视的成果。
双方不断扩大市场准入，加强合作，推动双边贸易进一步增长。
然而，随着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情绪的抬头以及两国对一些敏感问题的分歧，贸易摩擦也时有发生。
因此，中美双方应加强沟通，消除分歧，推动双边贸易健康、稳定发展。
二、政治对话加强政治对话是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保障。
近年来，中美两国领导人的高层交往频繁，对话渠道不断拓宽。
两国在重大全球和地区性问题上保持密切沟通，共同维护国际体系的稳定。
然而，中美在一些敏感问题上的分歧仍然存在，需要更多的对话和妥善处理。
只有通过政治对话，中美关系才能迎来更大发展。
三、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人文交流是中美友好关系的重要纽带。
通过教育、文化、科技等领域的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与友谊。
当前，中美在学术、科研、文化艺术交流等方面的合作越来越多，获得了双方人民的积极响应。
然而，一些人文交流项目仍然存在争议，需要更多双方的互相尊重和理解，提升人文交流的质量和水平。
四、应对全球挑战合作共赢在全球化进程中，中美作为两个最重要的国家，承担着应对全球挑战的重要责任。
无论是气候变化、恐怖主义，还是全球经济治理，中美需加强合作，形成合力。
只有通过合作，双方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挑战，实现共赢。
当前，中美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取得了积极进展，但仍然面临一些挑战，需要加强合作，推动问题的解决。
五、建立更加稳定的互信机制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离不开相互的互信。
双方需要建立更加稳定的互信机制，积极缓解相互间的疑虑和误解。
合作和对话能够增进双方的了解，从而提升互信水平。
议题四: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战略中国和平崛起的若干根本条件和重要“平台”时殷弘(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局部军事冲突并非与和平崛起两不相容。
在中国实现和平崛起的今后整个历史时段内,外部环境中至少近期甚或中期的首要障碍或危险是台湾独立。
有鉴于此,中国要有意志、体制和力量的准备,一旦迫不得已,就要用武力制止“台独”;而且,今后一个时期甚至更重要的,是依靠如此的足够意志和能力,以可信和稳定的军事威慑作为最重要的一个战略手段阻止台独,从而不致面临被台独势力“将军”的局面。
不如此经久地阻绝台独,中国就不会真正崛起。
从根本上说,中国和平崛起重在历史性创新。
现代历史上那些真正兴起的强国,兴起的根本原因都在于在政治、经济和对外关系的发展过程中,实现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创新。
为了中国的和平崛起,首先要考虑我们怎么在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中实现非常重大的创新。
具体来说,如果我们能够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基本社会公正的全面小康社会,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法制制度,甚至逐渐形成民主法制传统,那就是我们在成为伟大强国过程中必需的基本创新。
从外部环境看,很少有国家像中国这样有那么多强邻,那么多一旦不谨慎处理关系、就会变得很头疼的大小邻居。
另外,中国所处的东亚地区有多项“安全两难”,而中国在其中作为一个角色的占一半以上。
不仅如此,东亚地区正面临多项“权势转移”,国际关系和力量对比正在多方面地显著变动,将产生显著的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潜伏紧张和危机。
中国如果要和平崛起,就必须处理好这些关系。
如果像中国这样面对很复杂、颇大意义上也很困难的地缘政治环境的大国能够做到这一点,从而同全面改进和发展中国的军事力量一起,经久地、总体上和平地维持和加强中国的基本安全,那就是实现了另一项重大的历史创新。
中国和平崛起需要有若干经久和基本的“平台”,可以设想的第一大“平台”,在于在尽可能长的时间里建设、维持和发展中美两国间较为稳定的战略、外交和经济协调关系。
浅谈中美关系现状及未来发展的趋势走向在当今世界，中美关系无疑是最重要、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之一。
这两个大国的互动和走向，不仅影响着两国自身的发展，也对全球政治、经济、安全格局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中美关系的现状可谓是充满了挑战和不确定性。
在经济领域，贸易摩擦是一个突出的问题。
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对中国发起了一系列贸易制裁措施，加征关税，导致双方贸易关系紧张。
虽然拜登政府上台后，部分贸易政策有所调整，但贸易争端的根源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
这不仅给两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带来了损失，也冲击了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稳定。
在科技领域，竞争态势愈发激烈。
美国对中国的高科技企业进行打压，以所谓的“安全威胁”为借口，对华为等公司实施制裁，限制其获取关键技术和零部件。
这种做法不仅阻碍了中国科技企业的发展，也破坏了全球科技合作的氛围。
政治方面，美国频繁在涉台、涉港、涉疆等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核心利益。
同时，双方在人权、价值观等问题上也存在着分歧和争论。
然而，中美关系并非只有对抗和冲突，也存在着合作的空间和需求。
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碳排放国，有着共同的责任和利益。
双方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对于推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至关重要。
在抗击新冠疫情方面，中美也有过一定程度的合作。
例如在疫苗研发、医疗物资供应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对于全球抗疫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经贸领域，尽管存在贸易摩擦，但中美之间的贸易往来依然密切。
中国是美国的重要贸易伙伴，美国也需要中国的市场和商品。
双方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度仍然较高，这为合作提供了基础。
展望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势走向备受关注。
一方面，竞争可能会继续存在甚至加剧。
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和崛起，美国可能会感到其全球霸权地位受到挑战，从而在经济、科技、军事等领域加强对中国的遏制。
但另一方面，合作的需求也将不断增加。
全球面临着众多共同的挑战，如气候变化、疫情防控、反恐、核不扩散等，这些问题需要中美携手合作才能有效解决。
国际问题研究众所周知，美国在冷战结束后一个时期里，拥有全面的和非常显赫的世界优势，以致有人并非很夸张地将这个时期称作“单极时刻”。
［１］然而，自“９・１１”事件至今，尤其是伊拉克战争至今，美国遭遇了苏联权势衰落以来空前严重的困难和挑战，其国际权势发生广泛和深刻的逆转。
这样的事态发展最直接地说是由跨国恐怖主义、“反恐战争第二阶段”和伊拉克战后局势导致。
在这种形势下，美国无法专心致力于先前大致形成的地缘政治基本目标并（与相反情况下相比）有效阻滞一个长期趋势，即其他实在或潜在的权势中心（当然首先是中国）逐渐崛起和壮大。
［２］美国权势与中美“权势转移”趋向跨国恐怖主义以其引起空前震撼的“９・１１”袭击事件，凸现了美国权势在穆斯林世界面对的巨大、经久和异常难以克制的挑战。
不仅如此，它造成了对美国国家资源、精力和注意力的长时间重大牵制。
不仅如此，主要由于“反恐战争第二阶段”态势和悍然发动对伊战争，美国力量的一大基本成分———发达国家政治／军事同盟体系已被美国自己相当严重地削弱。
同样由于“反恐战争第二阶段”态势和对伊战争，美国力量的另一大成分即它在世界上的威望大美国权势、中国崛起时殷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关键词〕美国权势、中国崛起、世界秩序〔提要〕由于反恐和对伊拉克军事占领牵制了美国的资源和精力，削弱了美国的政治和军事同盟，甚至大大弱化了美国内部的凝聚力，以及美国权势的长远结构性羸弱，美国在“９・１１”事件后一度拥有的道义优势和国际权势发生逆转，面临严峻挑战。
同时，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平发展，将在一定程度上规定国际政治文化及对外战略文化的方向，由此影响和参与塑造世界秩序方向。
〔中图分类号〕Ｄ８１〔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０４５２８８３２（２００７）３期００２８—１１〔完稿日期〕２００７年２月１６日世界秩序与为失落，其中特别包括“９・１１”袭击事件给美国带来的“道义优势”和世界政治“议题优势”。
作者： 时殷弘
作者机构： 南京大学历史系
出版物刊名： 近代史研究
页码： 230-251页
主题词： 美国对华政策;解放战争时期;杜鲁门政府;中美关系史;国民党政府;中国大陆;研究述评;马歇尔;蒋介石;对美政策
摘要： 解放战争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中国大陆学者近年研究述评时殷弘解放战争时期是我国现代史上一个最重要的政治转变时期，也是美国对华干预达到空前规模的时期。
在中国社会革命处于决定阶段和超级大国对抗迅速形成的双重背景下，当时的中美关系深刻地影响了中国...。
多事之秋的战略思考作者：时殷弘来源：《文化纵横》 2008年第1期时殷弘2008年是世界政治的多事之秋。
整个西方世界处于一种不期而遇的变动之中。
首先是超级强国美国不仅自发动伊拉克战争以来国威国势显著衰减，而且近来其经济和金融市场持续低迷，并迅速蔓延成世界性的经济病患。
国际格局变迁还有另一个方面同样颇有戏剧性，却没有受到普通公众的足够注意，那就是在经历了伊拉克战争引发的大西洋两岸关系空前紧张时期之后，美欧双方在政治上和战略上明显地迅速接近。
目前它们彼此呼应和合作的程度已经接近冷战后美欧共同军事干涉时期。
德国自默克尔担任总理以来，一直采取亲美的对外政策；法国自萨科奇取代希拉克之后的外交政策也与此类似，他甚至宣布法国要重返已于20余年前退出的北约军事组织；在布莱尔执政末期，英国舆论强烈诟病本国积极参与伊拉克战争，但现在布朗首相公开强调要弘扬英美特殊关系却未遭到公众反对。
在伊朗问题上，欧盟主要国家与美国间的立场和行为差异已大大缩小，而在对俄关系紧张问题上它们的态度也与美国的如出一辙。
美国方面，2005年初开始的第二届布什政府一直注意调整对欧态势和修补美欧关系。
从改变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消极态度，到颇为热情地迎合德法英三国的新执政者和力图与他们建立良好的个人关系，布什总统在处理美欧关系上已与几年前判若两人。
如果更为重视欧洲盟国和多边外交的奥巴马在2009年初入主白宫，美国改善和强化美欧关系的动向还会进一步发展，而且这也契合当前欧洲舆论对奥巴马的普遍青睐。
与此同时，中欧之间在某些重大问题上的疏离却显著加剧，尤其与美欧紧张时期中欧之间关系良好的局面相比。
欧洲不仅与美国一样，对中国的迅速崛起怀有复杂的不良心态，而且近年来愈益自视为全世界的“价值观教师”，愈益沉浸于“后现代关切”和“后现代实验”的道德优越感之中。
欧洲内心鄙视在它看来是怀抱“前现代”和“现代”价值观的中国及俄罗斯（甚至一定程度上还有美国）；而且，因为在它自身和中近东以外缺乏真正切身的战略安全关切，欧洲的某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优先的外交姿态显著强化。
一语惊醒美帝:中国韬光养晦是阶段性的战略!针对中国目前正处于30年来最为复杂的国际环境这一形势，《南风窗》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时殷弘教授，请他解析中国外交政策，时教授认为对韬光养晦要具体分析。
以下是《南风窗》的专访内容：中美关系的两轮战略对立《南风窗》：中国目前似乎正处于30年来最为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美国在南海和黄海军演，由此形成周边国家对中国态度的强硬和挑衅，中日也因为钓鱼岛问题再起争端，中国处于一种被包围的处境中。
前几年中国外交形势还一片大好，为什么转眼间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呢？时殷弘：每个争端都有具体的原因。
比如钓鱼岛问题，中日两国本来就有相互冲突的主权声称，中国与部分东南亚国家的南海争端过去就一直存在，中美之间的战略猜疑也不是现在才有的。
奥巴马访华之后，中美关系实质上经历了两轮战略对立。
前一轮的第一个事件就是哥本哈根会议，中国在哥本哈根会议之前其实做了大量的努力，但是美国和西方对第三世界的要求太高了，他们借此机会联合起来，向中国施加压力。
不久以后，又出现了很多新问题，首先是谷歌事件，希拉里•克林顿的强硬表态使双方的矛盾激化；然后是伊朗核问题，中国在2010年4月之前，一直说我们不考虑新的制裁，美国就认为中国从中作梗，希拉里•克林顿在巴黎发表演说，警告中国如果不加入其它世界大国制裁伊朗核问题的行列，就将面临经济动荡和政治孤立；此外，美国宣布正式对台军售，差不多在一周时间里，把原来的出售规模扩大到了64亿美元，再加上后来的雷达装备，一共是67亿美元；美国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也变得尖锐起来，开始重新抨击中国。
所以，从哥本哈根会议一直到2010年4月，美国在很多领域都跟中国产生了摩擦。
当中美关系急转直下的时候，又突然急转直上。
2010年4月，胡锦涛出席了在华盛顿召开的核安全峰会；6月的联合国大会上，中国投了赞成票，支持对伊朗的第四次制裁。
美国虽然也做了让步，但是在我看来，中国的让步才是实质性的，再加上5月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美关系从表面上看急剧改善，但其实存在潜在的风险。
作者： 时殷弘[1]
作者机构： [1]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北京100871
出版物刊名： 国际观察
页码： 22-23页
主题词： 中国;“和平崛起”;对外政策;台湾省;台独活动;国家分裂活动;“台独”分子
摘要：中国“和平崛起”与“重要战略机遇期”概念密切相关，而从21世纪初期世界基本格局和基本潮流出发分析和设想，中国在其中的基本战略机遇主要有五项。
中国和平崛起首先需要在本区域国际关系内的三大“平台”，连同今后一个时期里尤其需要和可行的三方面国家力量构建。
在中国争取实现和平崛起的今后一个历史时段时，外部环境中的首要障碍或危险是台湾独立。
中国必须以相对而言澄清和“简化”了的战略坚决阻止台独，并且有意志、体制和力量的切实准备，以便一旦必须就要用武力制止台独。
China's Foreign Policy and Strategy toward the U.S.in the Past 15 Years:Evolution Process,Basic Experience and Unsolved Issues 作者： 时殷弘[1]
作者机构： [1]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出版物刊名： 国际观察
页码： 1-6页
主题词： 中国;美国;中美关系;外交关系;外交策略
摘要：在很大程度上,目前比较而言空前良好的中美关系状态出自中国对美战略长时间的形成过程,其特征在于往往艰难的'学习'和'战略平衡'.至今15年来、特别是1999年来的这一过程包含七项基本演化和基本经验.最近最密集的学习和优化发生于'9*11'事件到中国共产党十六大,其间中国对世界形势的认识和对美外交经历了三个阶段,其结果是根本的战略澄清和优化,从而关键地促成了中国对外大战略的浮现.今后需要加速争取就中美之间大致五大方面核心或近乎核心性的、狭义的战略问题进行逐渐系统化和体制化的对话,同时以基于外交和力量建设的'双重联系制衡'逐渐构设和发展非对立性的对美制约.在今后很长时间内,中国在对美关系中仍将面临复杂的、国际和国内两个层次上的'战略平衡'任务,仍需正确应对和处理战略本身的诸项外在制约和内在紧张.。
中美关系部分论文(2008-07-07 13:54:13)转载▼标签：文化(论文)：1.汪熙,王郑宪:我国三十五年来的中美关系史研究【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5期2.王建伟：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对华政策剖析【J】，《世界历史》，1986年11期。
3.王辑思：1945-1955年美国对华政策及其后果【J】，《美国研究》，1987年第1期。
4.袁明：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对华政策观【J】，《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
5.陶文钊：中美关系史学术讨论会综述【J】，《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6期6.翁仲二：试析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中美关系【J】，《聊城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0年第2期7.时殷弘：论美国承认新中国问题【J】，《世界历史》，1991年第1期。
8.牛军：揭示中美关系的历史特征一一评《中国与美国一一迈向新世纪的回顾》【J】《外交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9.程人乾、赵学功：试论朝鲜战争对中美关系的影响【J】，《山西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
10陶文钊：中美关系史研究回顾与展望学术讨论会综述【J】，《美国研究》，1994年第3期11.林利民：中美关系的过去、现在与未来【J】，《高师函授学刊》，1994年第1期12.李世安：1945年至1954年间美国对台政策的变化【J】，《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
13.郭学堂：台湾问题与中美关系研讨会综述【J】，《世界历史》，1994年第4期14.周忠菲：中美关系正常化与美国对台政策的演变【J】，《台湾研究集刊》，1995年3、4期15.资中筠：架起理解的新桥梁——改革开放十五年中美关系史研究成果评析【J】《美国研究》1996年第3期16.牛军：论新中国对美政策的形成【J】，《美国研究》，1996年第4期。
17.张小明：关于当前中美关系学术研讨会综述【J】,《国际政治研究》，，1997年第3期18.鲍家全：《架起理解的新桥梁—中美关系史回顾与展望》评介【J】，《美国研究》，1997年第4期19.沈骥如：简论布热津斯基的新著《大棋局》—论21世纪的中美关系【J】，《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年第6期20.陶文钊：中美关系半个世纪的启示【J】，《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5- 6期21.时殷弘：中美日“三角关系”———历史回顾·实例比较·概念辨析【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1期22.于淑云：简评40年代末-50年代中美关系的演变【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中国崛起和中美关系的战略形势时殷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美关系的根本形势蕴含了一项根本的战略“秘密”：中国崛起压倒性地依靠和平的经济力、外贸力、外交力等等广义的“软权势”，就此而言美国压倒性地侧重于军力部署、军力增进、军事同盟构建和强化的对华防范战略很不合时宜，或者简直是“牛头不对马嘴”。
自１９９６年克林顿政府与日本制订“美日安保新指针”以来，哪年哪月美国不在主要针对中国加强其中西太平洋军力和军事同盟，但与此同时哪年哪月中国不在成功地增长自身的国力和国际经济、政治、外交影响？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美之间在总体上处于一种“不对称竞赛”，亦即中国见长的经济／外贸／外交影响对美国见长的军事能力“竞赛”。
全世界现在都很清楚，中国正在这“不对称竞赛”中逐渐取得两者相权总的相对领先趋势，尽管这趋势并非全无逆转的可能。
近两年来，美国政府的许多对华言行显示，它已开始倾向于在中国持续和平崛起的前提下，接受或多少无可奈何地迁就中国崛起。
与此相关，它在继续对华军事防范、增进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和尝试加强对华外交竞争的同时，致力于系统地增大和拓宽对华协商和协调，并且将此置于对外和对华政策议程中的更显要的位置。
美国政府与先前相比，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更大幅度地“迎合”中国的立场或要求。
此外，它既出于无奈，也出于对损伤中美全局关系的顾虑，在它实际上相当疑惧或深为不满的一些方面采取或试图采取比先前“容忍”甚或“容忍”得多的姿态。
总之，即使在较长远的未来有可能发生变更，美国仍已开始形成其对华态度和政策的一种新的首要方面，那就是将中国当作至少目前在和平地崛起，在今后一段可预见的时期内大概仍将如此的一个未来很可能的世界强国对待。
然而另一方面，中美两国间的中长期“结构性矛盾”正在变得比过去更为深刻，也许有如远处的地平线上正在集聚的乌云。
中国经济总量和对外贸易持续高速增长；中美经贸矛盾越来越具有结构性的、独立的和愈益增进的重大意义，并且在弥漫“中国是世界工厂”和“中国大搞不公平贸易”的美国公众意象中越来越被“政治化”；中国在东亚、中亚、中东、非洲等多个地区的经济、政治和外交影响迅速扩展和增强；中国由经济必需所驱动而在全世界广泛争取战略意义重大的能源；中国抵抗美国压力和对美竞争影响的自信心愈益增进，中国大众中的对美民族主义逐步高扬；中国持续和加速地进行军事现代化，在某些关键的军事能力领域已开始真正触痛美国的过敏的神经。
在这些事态发展中，尤其重大的是：（１）中国对美贸易持续的巨大出超已成为美国国内政治中的突出议题之一；（２）中国持续和加速的军力发展已成为（或接近成为）美国军事战略家和保守派特别耿耿于怀的一大忧心事态；（３）中国外交影响的广泛扩张和迅速增进已引起美国所有各派对外政策精英的不快、嫉妒和忧惧。
从长远看，军事领域的未来前景最值得予以长远的首要战略关注。
超级强国美国决心维持自身最重要最显赫的战略资产，即美国的军事优势，中国则从根本和起码的国家利益和尊严出发，决心实现军事现代化：这一矛盾并非全无可能损毁中美关系的未来。
鉴于中美关系的上述所有基本形势，中国可以也应当一方面继续快速增长国力，积极扩展国际影响，另一方面更认真地注意控制变得更深刻的中美结构性矛盾，增进合理的和可以接受的“责任”承担，扩大中美之间的磋商范围，增进其磋商深度，保护中美之间互惠的经济交往，发展中美之间有选择的战略合作，继续争取美国舆论对中国的未来较多地放心。
至少在今后几年内，关于中美关系，中国最需要重视的是正在变得更重要更突出的中美经贸矛盾，明了在经贸问题上美国国内政治气氛的变化趋向，懂得争取在治标和治本两方面缓解中美经贸矛盾的头等重大意义，这将关系到保护中美关系和中国崛起的外部有利环境，并且为中国国内经济发展模式在“科学发展观”主导下的转换争取足够的时间。
需要在护卫中国紧要的经济安全的同时，主要以积极、慎重、有限和渐进累积性的妥协努力，防止美国国内对华保护主义压力发展到异常严重的地步，防止（也许极而言之）西方主要经济体愈益倾向于断定根本的自由贸易原则和经济全球化须予废弃或逆转。
为此，关于某些最重要问题的适当认识和判断至关紧要。
第一，中美贸易矛盾的最重要的结构性原因（或许也是在世界上被最为广泛地认识的原因）是在中国一边，此即中国多年来的不平衡的发展模式。
第二，中美贸易矛盾这一经济问题确实是处在一个近乎决定性的和愈益更为宽广的政治环境之中，就此而言纯粹的经济论辩效用不大。
什么叫“近乎决定性的”政治环境？这就是指政治远不只是由经济学家、大公司和商人决定；特别在美国，政治在一定意义上是由投票选举美国国会和总统的那些人决定，而在中国也有愈益重要的广义的公众舆论。
什么叫“愈益更为宽广的”政治环境？这主要指中美贸易关系在美国被广泛地“政治化”，即出现了一种非常广泛的意象———几乎绝大部分美国人都将中国简单化地设想为世界工厂，大搞不公平贸易。
持有这种意象的美国人太多了，要他们听从复杂的经济道理至少一时少有可能。
集体的民族意象甚或跨国意象愈益具有决定性。
第三，对中美目前的贸易关系（一种仍包含“谁得到较多”这一问题的互惠互利的关系）要有一项常识性的理解：哪个获益相对较多？哪个有着相对最为听似有理的抱怨？中美贸易关系的当前状态是否跻身于中国当前和平崛起的１５国际经济评论２００７．７－８最重要的环境之列？在军事能力发展问题上，中国既要坚持军事现代化和发展中远程权势投射能力，又要坚定不移地继续将军力发展置于国家大战略的总体框架内，更仔细地平衡主战略与次战略的关系、增长军事实力与消减不利反应的关系，较多地以柔性方式在中国军事透明度问题上与美国周旋，争取促使五角大楼和美国防务知识界内的对华温和势力逐渐增强，并且准备在未来开始与美国进行有关军事领域的特别战略性谈判（包括军备控制谈判）。
中国还需要高度关注和努力缓解在环境保护问题上逐渐突出的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重要矛盾。
与此同时，中国应当高度重视美国在亚洲晚近得到加强，并且很可能继续加强的对华外交竞争，更积极更精明地从事这项主要是关于造就朋友、赢得善意和加强柔性影响的比赛。
总之，中国需要既不坐失战略战术机遇，也不过头使用之。
对于中国的大战略及其实践来说，特别是在中国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中，存在三大新近浮现的有相对长远影响的问题，它们在近期未来可以变得甚至更为显著。
第一，在一定意义上，中国关于和平崛起或和平发展的不断重申的保证现在开始变得局部地“不相关”，因为它既依靠言行两者已如此有效，以致西方大多数“知情听众”（包括美国政府）实际上显然在内心相信中国现在是和平的，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如此，或至少大体如此；对它们来说，愈益需要的是中国关于自己“负责任的崛起”的保证———同样依靠言行两者的保证。
第二，由于美国的相对弱势，也由于从它在伊拉克和中东的巨大失败中学得的教训，第二届布什政府与第一届相比已变得远不那么单边主义；与此同时，它和其他西方国家政府越来越不满在它们看来的中国“单边主义”（与它们大致赞扬的中国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并存），例如在中国的反卫星试验、境外能源追求、非洲外交、对中西贸易矛盾和全球环保的态度、对“不良国家”的所谓过度姑息等方面。
第三，应当看到，重申“韬光养晦”已不能像先前那样大体有助于外部世界对中国的意图和态度感到放心。
事实上，“韬光养晦”现在已变成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领导人最不愿听的中国话语之一；因为，这在他们的耳朵里越来越像“免费搭车”战略，规避当今中国应当也有能力承担的“责任成本”，对他们希望或敦促中国去做的事情经久地不予表态。
以上三点一言以蔽之：“国际责任”而非“和平崛起”正在成为中国大战略问题的首要关键词。
在中美关系眼下的中短期图景中，负面色彩比２００５年秋季往后的任何时候都更浓重。
２００６和２００７年之交以来，短短几个月已有如下负面事态：中美经济战略对话首轮大致未获成功，第二轮虽获一定成功但相当有限，仍不足以阻止美国对华贸易保护主义趋向在今后更加恶化；中国反卫星试验后，“中国军事威胁论”急剧再度勃发；布什政府对中国采取几项经贸“惩罚”措施，表明它开始倾向不再着力认真抵抗国内对华保护主义压力；在美国舆论界，对中国国内政治形势和所谓缺乏政治改革的不满和指责变本加厉，并且伴随着对美国长期对华战略的一大目的的严重质疑，这由美国国内某些新书新文、国会证词和记者采访（其中最著名的是２月间出版的詹姆斯·曼的新书《中国幻想》）特别显著地表述出来；从国内政治考虑出发，美国自２００７年１月起在朝鲜问题上的行为蕴含对中美“利益攸关者”关系的一定损伤。
不仅如此，对华态度相当积极的布什政府由于伊拉克局势而在国内处于严重弱势，而且美国党派力量对比正在变得远不那么有利于中美关系。
与此同时，美国和西方很可能将２００８年北京奥运会之前的时段视为中国的“易受伤害”期，从而为赢得中国的让步而加大在多个重要方面的对华压力。
所有这些可能导向中美关系的新一轮向下波动，其间甚至有可能出现中美在经贸问题上的较严重对抗和一定的“制裁／报复”较量，并且由此引起中美关系气氛的一定恶化。
这与台湾等问题上可能出现的大小风波一起，会较严重地妨碍中国圆满完成２００８年北京奥运会。
中国需要尽可能防止或扭转这么一种可能的动向。
我们过去经常说台湾很会搞院外活动。
然而，它做小动作虽然往往有些用处，但没有决定性作用。
台湾虽然在美国搞利益集团活动比较精明，比较有经验，但近年来二者的关系差不多可谓越来越糟。
很多东西要靠大的政策与其累积性的效果。
中国需要依靠大的政策加上细致认真的工作，好好干上几年，甚至更长时间，争取逐渐改善美国公众关于中国的意象。
而且，这是我们自己国内真正特别需要的。
我们的经济发展模式如果再不按科学发展观逐渐实现转换，并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完成转换，我们国内的贫富差距和社会弊端就会越来越严重，我们的环境及资源状况就会越来越差，我们和全世界的矛盾就会愈益发展甚至激化。
实现发展模式的转换是为了我们自己，至于它产生的一些“副产品”，将大有助于平衡中美贸易，大有助于缓解甚或解决中美之间的某些重要问题。
▲从结构与制度视角解释中国汇率政策和外部经济失衡一、中国经常账户失衡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中国和世界经济在贸易和资本流动中的失衡已经众所周知：美国在近２５年一直保持与全球其他经济体的经常账户赤字。
在２００６年，经常账户赤字达８５７０亿美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６．５％。
美国巨大的赤字主要通过日本、中国和其他石油输出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来支持及获得融资。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中国２００６年全球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达到了一个新高：１８４０亿美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９％。
结果，中国的外汇储备达到了１０７００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
中国也成为了美国国库券的第二肖耿（清华大学布鲁金斯研究中心）１６国际经济评论２００７．７－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