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大多数国家一样，中国对“21世纪是海洋世纪”这一论断深以为然。
不仅如此，随着中国与海洋关系的日益密切，其在不断寻求推进海洋运输与商贸、海洋科技等海上力量发展的同时，也日益面临着来自海洋方向上的种种挑战与干扰，承担着越来越多的维护海上和平、促进海洋环境合作等国际责任。
鉴于此，步入21世纪后，中国承继了以往对“海洋强国”梦想的追求，在走向海洋、建设海洋强国方面，不断加快步伐。
2003年5月，国务院发布了《全国海洋经济发展纲要》。
该纲要是中国第一部指导海洋经济发展的蓝图，而中国政府正是在这部纲要中首次明确提出了“逐步把我国建设成为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
2008年，国务院又批准了《国家海洋事业发展规划纲要》，再次明确“建设海洋强国”为中国海洋事业发展的目标。
以前述两份报告为基础，中国的海洋事业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渐趋提升，而这无疑为“海洋强国”战略部署的正式提出奠定了基础。
201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正式提出，“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
”以此为标志，中国的“海洋强国”战略部署正式浮出水面。
随着“海洋强国”第一次上升到中国的国家战略层面，关于中国海洋发展战略的研究与探讨不绝于耳。
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提出，意味着中国国家发展的方向规划出现了巨大转变，由以往一味依赖陆地资源发展转向注重提升海洋经济在国家发展中的贡献。
“陆海统筹，联动发展”的基本原则，虽然揭示了中国国家发展的陆海兼顾特征，但无疑也第一次昭示了中国国家发展方向的一次大的转向。
对此，美国学者卡恩斯·洛德(Carnes Lord)也强调，与近些年中国工业经济迅猛增长同样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发展方向由陆向海的转变。
在对中国“向海发展”持有肯定性、一致的看法之后，学界对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探讨则更多聚焦于战略落实层面，其中的主要问题则大致有：一是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内容，二是中国“海洋强国”战略面临的挑战与干扰，三是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发展纬度与限度。
实际上，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提出及其落实是一个连贯而不可分割的过程，海洋“强国战略”的提出有其时代背景，及以中国对自身的认知为基础。
鉴于此，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哲学问题，也即中国“海洋强国”发展的观念与方法论问题，应构成研究与探讨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一个基础性议题。
着眼于此，本文以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观念与方法论作为研究内容，在分析国内外学界现有解释与评析的基础上，分别就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观念基础与方法论问题进行剖析，进而指出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哲学意涵。
21世纪是海洋世纪，中国要繁荣富强，必须面向海洋，向海洋进军，走经略海洋之路。
虽然国内外学界对中国走向海洋与发展“海洋强国”战略持有肯定看法，但针对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观念与方法论问题的现有研究与解释并不一致。
关于中国“海洋强国”战略观念的现有研究与解释关乎着国内外如何看待中国“海洋强国”及为之赋予怎样的标签，而国内外就这一问题的分析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国外，特别是美国学者，对中国“海洋强国”战略观念问题的现有研究与解释绝大多数以回归传统的马汉“海权理论”为主要特征，认为中国“海洋强国”战略将承继、借鉴与重塑马汉的理论。
不过，即使在这一方面，现有的研究与解释也存在着不同着眼点。
有学者强调，“中国的海军至上主义者都是美国海军战略学家马汉的热心研究者”，而中国虽然没有正式在发展海军建设方面承认这一点，但在事实上正在依据马汉的观点——以强大的海军来掌握制海权及在大海战中击败敌方海军来规划着中国海军的发展。
同时，也有学者根据时代的变化，在回归探讨马汉海权理论的同时，却更强调马汉海权理论中“获取海洋经济福利和合作”的观念，认为中国领导层在这一方面的想法与马汉关于保护商业和海上交通线重要性保持着高度一致。
据此，西方学者常以为，“马汉无疑还统治着亚洲的蓝色海洋”。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与郑和下西洋，常是论证与探讨中国“海洋强国”观念的传统来由的重要构成部分。
在国内，学者们往往视之为和平与“友谊”的海上贸易航路与海上航行，截然不同于欧洲殖民者传统的征服与掠夺模式。
与之相反，西方却仍然从海权的外交、文化、军事与经济等功能阐释了古代中国拓展海上丝绸之路和郑和进行航海的目标。
以此，学者总结强调，古代中国的海洋文化的代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及郑和下西洋仍是一种主导海洋秩序的宣示。
基于此，作为研究中国海洋战略的知名学者，安德鲁·埃里克森及莱尔·戈尔茨坦在就中国走向海洋前景进行预判时竟认为，“中国或许不可能控制世界海洋，但判断中国在未来重夺世界海洋霸权的可能性并非为时过早”。
与国外学者为中国“海洋强国”战略赋予马汉理论继承者的角色不同，国内学者则主要强调中国“海洋强国”战略所彰显出的复合“海权”观念。
“没有强大的海上力量肯定成不了海权大国，但有了强大的海上力量未必就能成为海权大国”，为此，中国国内相关研究特别强调海上力量之外的海洋经济发展、海洋权益维护等，认为中国未来或将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海权发展模式的崭新道路，而这将以海洋权益保护与海洋开发、管理为终极目标。
从另一角度来看，中国发展“海洋强国”战略以主权为导向，而不以霸权为导向。
中国学者大多认为，霸权导向的海权不仅对于中国的“和平崛起”战略目标毫无帮助，相反会引发周边地区的紧张局势甚至战争从而彻底失去和平崛起的可能性，进而导致中国外交战略的失败，因而霸权导向的海权对中国来说是需要谨慎对待和选择的。
而国内学者提出这样的看法的依据，既有现今的地缘政治，也有中国作为陆海复合型地理国家的事实。
由于对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观念存在着截然不同的判断，国内外学者对中国“海洋强国战略”落实的方法论也持有差异性的认知。
在国外学者的分析中，中国推进海军现代化发展、大力发展海上经贸往来及增强勘探、开发海洋的能力无不是中国遵循马汉理论的结果，而中国也将以此来寻求为解决海洋纷争提供后盾及挑战美国在海上的主导地位。
就此，国内学者表达了不同的观点。
就宏观战略层面，中国的学者以为，中国“海洋强国”战略从属于和平发展的国家战略范畴，而近现代的历史教训、传统地缘政治思维与看法及周边国家海上竞争性的地缘政治事实都将是中国发展海洋战略的现实性参照体系。
而从微观来看，学者则强调如何在实现海洋利益与可持续发展、缓解安全困境与规则运用之间维持平衡。
针对海洋利益的开发，国内学者提出要探索新型的发展模式，告别传统的对海洋“攫取”与牺牲的发展路径。
而关于海上力量建设方面，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的目标应该是建成具有中等地区军事投放能力的海权国家，任务是进行近海防御与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同时参与国际社会的维和和警察行动。
当然，部分国内学者也对国际法作了强调，认为对国际法的重视和遵守不但可以建立一个国家的国际信誉，而且可以使其他国家理性预期国家的行为方式，降低安全困境的发生和程度。
可见，在国内学者看来，中国发展海洋强国在方法上强调平衡、合作与规则。
是否站在传统思维上审视今日中国“海洋强国”战略是国内外关于中国发展海洋强国的观念及方法论研究与解释存在着巨大差异的重要原因。
因而，在21世纪海洋时代与全球化背景下，走出传统海权思维的窠臼对于分析中国“海洋强国战略”很重要，也将是中国“海洋强国”战略哲学表现出不同以往的关键。
广袤的海域及漫长的海岸线虽在海洋地理层面展示了中国作为濒海国家的地理身份，但却不意味着中国在认知层面能够自我定位为一个“海洋国家”。
中国如何认识海洋——是一个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在本质上也是“海洋观”的问题。
“海洋强国”战略的提出是中国顺应“海洋世纪”的结果，在理念上传承了中华海洋文化的传统，更是对现如今全球海上地缘政治情势及相关问题的回应。
正是这些因素决定了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观念，而这一观念也在深层面促进海洋强国战略的落实。
观念、思想与行为的根源在于文化。
承继传统海洋认知与文化是中国“海洋强国”战略观念基础的历史性来源。
传统认为，中国是“黄土文明”国家，海洋长久以来被视为陆地的“边界”。
然而，我国传统文化中也孕育了非凡的海洋文化，中国利用海洋的历史也一再告诉我们，中华文明并不乏对海洋的澎湃之情。
在长久的海洋对外交往中，海洋一直被视为是维系华夏文明体系和保持区域内朝贡关系的“纽带”，因此和平对外交往是我国传统海洋文化中的一个重要侧面。
此外，海洋也一直是我国和周边民族、人民开展经济合作与加强海洋安全合作的“纽带”，那么合作交往也是我国传统海洋文化中的重要内容。
在中国古代海洋交往中，郑和七次航海最具典范。
根据学者的考察，郑和航海的主要目的有四个：外交方面，与南海和印度洋沿海岛国建立朝贡关系；文化方面，宣传新明朝的强大、繁荣与权势；军事方面同样不可否认，例如对海上“巨盗”陈祖义的擒杀及大败锡兰国王；经济方面，加速扩张已有的贸易航线。
而其中，外交与文化方面的最为重要。
因而，以郑和航海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海洋文化重视文化理解，强调平等交往与海上和平友好往来。
但是，这只是中华古代海洋文化中的一种。
在官方“郑和航海”海洋文化之外，还有一种游离于官方体制之外的“海商”文化，而这股文化也是中华传统海洋文化中难以隔断的一种。
可见，无论是“郑和航海”为代表的海洋文化，抑或是“海商”文化，都代表着中华民族对海洋的热情、向往与利用。
由此可见，在这一过程中，中华传统的自然和合观显然深刻地影响了传统的海洋认知。
如今，这一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和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理念至今无疑仍影响着中国的海洋观，促使中国在21世纪海洋时代延续着以往对海洋的热情及在新时期将“海洋强国”战略置于“和平发展”的国家战略之中。
海洋与国际政治有着天然般的联系，而随着全球化的日益发展，今日的海洋国际政治表现出不同于往日的特征，而这些为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观念基础提供了时代源泉。
以往，列强间不仅强调海洋控制，而且在海外与外交层面就殖民争夺与海洋霸权展开着激烈的竞争。
然而，如今海洋国际政治却有了新的时代内涵，“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已然成为一种全球共识，海洋日益成为国家之间对话与发展纽带，国家的生存、发展与交往日益离不开海洋。
更具体来看，这些内涵与特征包括：其一，国家的生存与发展日益依赖海洋，海洋正在成为国际战略竞争的新高地；其二，随着人类对陆地资源的过度使用及关于海洋认识的不断增多，对海洋的系统性研究与合作开发已经迫在眉睫且具有显著可能性，其中海洋资源及其他的经济利益无疑是其中国家间合作与争夺的焦点；其三，海洋意识普遍觉醒，众多沿海新兴国家大规模的海上觉醒已经成为深刻影响现有的海上秩序的重要力量；其四，海上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成为影响国家或区域安全的焦点，成为地区国家共同关注的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