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重建的理论内涵与实践逻辑
1.灾区重建即是一种社会——文化重建
5·12汶川大地震发生以后，我们从各种渠道看到了灾区一些令人伤感而悲壮的场面，可谓举世震惊，举国同悲。
在这个时候，各种力量的介入是灾区重建过程中所必需的。
但同时，我们必须意识到的是，并不是参与灾区重建的力量越多越好，相反，需要不断追问的是：在灾区重建过程中，重建的核心因素究竟是什么？我们认为，重建的核心是一种社会的重建，而社会重建的关键之处又在于人的主体意识的重建。
这种主体意识便是当事人的一种社会调适能力。
灾区重建的成功与否首先取决于当事人（也就是灾民们）的调适能力。
这种调适能力既是当事人自己对自己以及自己对社会的一种认识，也是基于这种认识而把握自身和改变自身的一种能力。
倘若我们的重建离开了当事人这一主体要素，各种重建的力量就可能成为一种简简单单的救济（甚至会产生诸多未预期的后果）。
从文化人类学意义上来说，这种所谓的自我调适能力，就是一种底层社会的文化（或者在这里称之为灾民们的文化），这种文化更多的是一种社会关系网络与自组织能力。
无论我们最终采取何种社会重建的方式和途径，这种自我调适的能力和文化都能够在精神层面上为我们提供社会意义。
而正是这种意义，才是“灾区社会”之不可或缺的存在。
因此，我们认为，灾后社会的重建实际上应该要从“底层”中去寻求突破口，从底层世界中去发现社会重建的文化逻辑和社会意义。
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对灾区重建过程中从外部介入的各种各样的力量保持必要的
谨慎，以免外界力量完全取代灾区社会的主体性和社会性，也由此避免灾区的重建变成了纯粹物质意义上的复制。
因此，我们在此所指的灾区重建，强调更多的是一种社会意义上的重建，也是一种人的精神和主体意识的重建，更是一种社会—文化系统的重建。
而所有这一切，不得不回到基于“底层”的文化逻辑之上来，亦即尊重和发现“他们”的历史和实践逻辑。
这亦便是发现底层的文化意义。
总之，社会学之所以能够在灾区社会重建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源于其对社会的文化性与社会性的关注，亦即对社会系统性的侧重。
而这种侧重，尤其表现在其对基层社会的实践逻辑与文化系统的分析之上。
不了解一种底层的文化实践，就无法构成一种基本的社会主张；而不形成一种系统的社会性，则无法形成为“社会”的存在。
2.从“底层”视角重建社会——文化世界
为什么在灾区重建过程中重新发现“底层”的力量会变得如此重要？这是与现代性的扩张及其后果相关联的。
现代性从一开始就内含深刻的矛盾和张力，只是在现代性成长的初期，人们看到更多的是它的“上层”强势扩张所带来的“效应”，而随着现代性的成长，尤其到“晚期现代性”阶段，其暴露出的矛盾和后果越来越显现出来了，尤其是在“底层”社会中，它们几乎承担了整个现代性扩张的社会后果。
可以说，在现代社会的发展历程中，现代性的极度扩张使得现代社会长期以来是在一种精英史观的逻辑性叙事中展现的，它没有看到底层与实践文化在社会秩序中的基础性作用，忽视了“底层”在建构一个新的社会秩序中的角色。
正如底层研究(subaltern studies)学者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所说：“底层历史是碎片化的、不连续的、不完整的，底层意识的内部也是分裂的，它是由来自支配和从属阶级双方经验的元素建构起来的”。
但是底层的力量是不容忽视的，这些自下而上的力量的崛起，不仅能够形成与精英抗衡的话语，而且本身就是现代社会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因此，就灾区社会体系的重建而言，“底层”的视角非常关键：
其一，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大多属于弱势群体或困难群体，社会流动的机会很少，社会交往的范围有限，而且大多还是生活在熟人社会当中，熟人社会的生活逻辑与生存技巧是他们最为主要的社会资源。
其二，底层的历史与生存逻辑，更多的还是一种“传统型”的，它要求我们重视那些习以为常的底层社会的生存条件，并立足于这些条件去发现“底层”的价值和重建新的社会秩序。
其三，灾区社会重建的任务不是依靠简单的物质帮助和制度与组织植入来解决短暂的问题，而是必须着眼于长远，从社会的基本秩序，尤其是底层社会的生存逻辑与文化实践来加以考量。
对于灾区人民而言，物质救助与制度层面的支援都是重要的，但是，也必须看到这些救助本身存在的局限性，即不能解决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和长期的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因此，我们必须将目光放在灾区人民更高程度的需要上，这种需要就是一种主体性的需要，一种自我发现与自我重建的需要，也是一种社会主体在灾后重新站立起来的需要，一种多层面多维度的“人”的需要。
因此，灾后社会重建首要的是人的重建，人的重建是社会秩序的基础，而人的重建又不得不回归到从他的文化与他自身的世界中去寻求，在这一寻求中去发现生活在底层的“人”的真正存在和价值。
而这也正是我们提倡的底层视角的终极性追求。
如果我们离开了对“底层”的理解和观照而仅仅从精英文化的角度来阐释和重建灾区新的社会体系，往往会忽视冰山下激荡的涌流，从而导致我们对社会基础性价值的忽视，并留下灾区社会体系重建基础不稳固的隐患。
3.灾区“底层”世界重建的文化逻辑
在对灾区重建的关注中，底层社会因其共同的特殊遭遇而在心灵上所形成的相似的感应，理应成为一个值得特别重视的方面。
亦即是说，共同遭遇者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倾诉，能够形成一种强劲的心理宽慰和疏解的渠道，这种力量会历时长久、真挚诚恳，能够形成为一种支撑受害者的精神支柱。
而如果仅仅依赖外部的制度与物质植入，不但得不到效果的恒久性，而且还可能因为没有其他层面的相互配合而导致意料不到的危机。
底层社会会在某些时刻对外界植入的力量做出令人吃惊的反应，这表明底层社会有自身的运作逻辑，也表明外部的力量植入需要在一个文化的氛围中得到合理的安排。
对于灾后各种问题的解决，外部力量的介入在灾害发生最初期是很关键的，这也体现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形象和民族精神。
但随着灾区重建的逐渐展开，培育和重视灾区社会内部的力量，重塑一个主体者的形象，就变得更为迫切和重要了。
重建，不是将灾民们当作对象，而是非要将他们纳入到主体性的地位上才能成功。
换言之，是他们去重建、去接续、去发掘生活的意义，只有他们自己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
而对人主体性的重视，便是尊重他们的生活逻辑，提高他们的“可行性能力”。
进而言之，外界对于灾区人们的关注与帮助，实质上是为生活在底层的人们去开辟一个更为广阔的空地，提供诸多的人生发展机会，让那些在灾害中蒙受不幸的人们有可能去憧憬和发奋，从而产生出可持续的发展潜能，而非仅仅在于短暂的物质性救济和情感性支持。
或许，这就是从“底层”寻求灾区重建的全部真谛。
因此，灾区重建既是一种社会体系的重建，也是一种文化重建，更是一种作为主体人的重建。
作为现代意义上的社会—文化重建，它从根本上区别于传统意义的社会—文化涵义，是一种如同社会学家涂尔干所言的有机的社会联系。
这种联系不再是建立在血缘、地缘意义上的熟人社会之间，而是建立在陌生人之间的交往之上。
因此，现代主义的论者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试图回归到某种温情脉脉的社会当中去的重建思路，是不实际的。
而是必
须从现代社会的逻辑基础出发，重构一种现代社会的联系，在这方面，作为主体的人及其有机联系是最为重要的。
问题在于，如何使得底层文化能够自主生成，尤其是在灾害的情境下。
倘若突兀地试图嵌入现代组织与建构的元素，忽视与无视底层社会自主的组织与文化生成能力，就会贻害长久。
并且这样形成的社会秩序，也只可能是一种上层社会中的街市依旧太平，在底层社会中却是一种深刻的社会解组与社会失序。
因此，底层的视角是一种自下而上的、重视底层人民主体的能力，并且在此基础上，成为一种解构主流话语所遮蔽的意识形态与致命的自负情绪的认识论方式。
当然，灾区社会重建是一项系统工程，其重点和难点不在于物质层面的重建，而是社会、文化和人的层面的重建。
地震改变了城市和乡村的面貌，也会因此改变底层居民的生活结构。
我们有钱可以在较短时间内使灾区重新恢复到地震之前的面貌，但却永远无法还原底层居民原有的生活结构。
在地震之后的陌生人世界中，如何从“底层”视角出发去恢复和重建新的“熟人社会”，将不得不是我们灾后重建所考虑的重点。
因此，我们认为，在灾区社会重建中，“人”是最为重要的因素。
因为人不是可以像棋子一样被任意摆在什么地方的，人与人之间存在于包括家人、亲属、邻里、同事、同乡、同学等各种相互重叠的复杂关系之中，正是这种关系构成了人类社会的不同类型和文明质态。
而“底层”视角的灾区重建，不仅能够为整个灾区社会体系的重建打下一个牢固的社会基础，而且还可以促进原有文化传承的接续，灾民社会网络和人际关系的修复和完善，而这恰恰是灾区社会重建的永恒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