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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及启示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历程是一个不断改革和完善的过程。
这些改革措施旨在解决社会福利制度面临的挑战和问题，提高公民的生活水平和幸福感。
本文将探讨西方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的历程和措施，并从中得出启示和建议，以期为我国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与发展提供借鉴。
自二战以来，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的改革：在二战后，西方国家为了重建经济和社会秩序，开始建立全面的社会福利制度。
这个阶段的主要目标是提供基本的保障，包括医疗保险、失业救济和养老金等。
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西方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这个阶段的特点是政府加大对福利事业的投入，建立起广泛的社会保障体系。
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经济状况下滑，财政压力增大，福利国家开始面临挑战。
这个阶段的主要改革目标是提高效率、减少政府干预和降低财政赤字。
西方国家在社会福利制度改革过程中采取了多种措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些西方国家开始调整社会保障政策，包括改革医疗保险制度、调整养老金政策以及减少失业救济等。
这些措施旨在降低政府财政压力，并提高社会保障制度的效率。
一些西方国家在福利改革中引入了市场化机制，通过私有化和市场化来提高效率。
例如，政府通过向私营公司委托服务、发放补贴等方式，鼓励私营机构参与社会福利事业。
福利制度改革还强调社会参与和家庭责任。
一些国家通过税收政策、奖励措施等方式，鼓励企业和个人参与社会福利事业，同时降低家庭在福利方面的依赖。
从西方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的历程和措施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和建议：在推进社会福利制度改革时，必须考虑其可持续性和长期发展。
这需要平衡财政承受能力、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老龄化等因素，确保福利制度能够长期稳定运行。
在福利制度改革中引入市场化机制可以带来更高的效率和更好的服务质量。
但是，必须重视市场机制的负面影响，避免出现过度私有化和市场化的问题。
在发挥市场机制积极作用的同时，也要保证社会福利制度的公平性和普及性。
完善分配制度的事例一、背景介绍分配制度是一个国家或组织对资源、财富等进行分配的规定和安排。
一个完善的分配制度可以促进社会的公平和稳定发展。
然而，由于各个国家和组织的差异以及时代的变迁，分配制度也需要不断完善和调整。
本文将从中国、美国和欧洲三个方面，分析和探讨完善分配制度的具体事例。
二、中国的事例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对于财富和资源的分配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然而，中国相关部门一直在积极探索和完善分配制度。
例如，中国实行的“以人为本”发展理念，强调将经济发展的成果更好地惠及全体人民。
为此，中国相关部门实施了一系列措施，包括稳步提高最低工资和社保水平，加强教育、医疗等民生事业的投入，以及加大对农村贫困地区的扶贫力度。
这些措施有效地改善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推动了社会的公平和稳定发展。
三、美国的事例美国作为一个发达国家，从一开始就注重财富和资源的分配问题。
然而，近年来，美国的分配制度面临着一些挑战，因为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一部分人的财富和资源积累迅速，而另一部分人则面临贫困和失业的困境。
针对这一问题，美国相关部门和社会各界开始推动完善分配制度。
例如，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加强对失业人员的培训和援助，以及推动税收制度的改革等。
这些措施旨在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的公平和稳定发展。
四、欧洲的事例欧洲作为一个国家联盟，其分配制度相对比较完善和稳定。
然而，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欧洲面临着贸易和移民等方面的挑战，这也对分配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
欧洲各国开始加强合作，共同制定和改革分配制度。
例如，推动更加公平的税收制度，加大对欧洲外部边境的管理力度，以及促进各国之间贸易的公平和平等等。
这些措施有助于增强欧洲的一体性，促进欧洲内部的公平和稳定发展。
五、总结与展望分配制度的完善是一个综合性、长期性的过程。
各个国家和组织根据自身的国情和需要，选择合适的措施和，力求实现社会的公平和稳定发展。
本文以中国、美国和欧洲为例，探讨了分配制度的完善事例。
西方经济学视角下的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在当代社会，收入分配不平等是一个全球范围内的严峻问题。
特别是在西方国家，这一问题对社会稳定和持续发展产生了巨大挑战。
本文将从西方经济学的角度来探讨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原因，并提出一些解决方案。
一、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原因1. 技术进步和全球化的影响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全球化的推进，劳动力市场发生了深刻变革。
新的技术和生产方式使得某些高技能岗位的需求增加，而传统劳动岗位却因自动化和机械化的替代而减少。
这导致了技能和教育程度低的劳动者在职业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加剧了收入的不平等。
2. 教育和人力资本投资的不平衡教育是提高个人技能和知识水平的重要途径。
然而，由于财政投入不足和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分布，一些弱势群体无法获得高质量的教育资源，从而陷入收入的困境。
教育和人力资本投资的不平衡也导致了社会阶层的固化，进一步加剧了收入不平等现象。
3. 资本积累与贫富差距扩大资本积累是产生收入分配差距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富人借助金融市场的运作，通过资本投资获得更多的收入。
而对于普通劳动者来说，由于没有足够的金融知识和投资能力，无法享受到资本市场的红利。
这使得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加剧了收入不平等。
二、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影响1. 社会不稳定收入不平等导致社会阶层间的紧张和冲突加剧。
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扩大可能导致社会动荡和不满情绪的加剧。
严重的不平等可能引发社会分裂，严重影响社会稳定。
2. 经济增长受阻收入不平等也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穷人的消费能力有限，而富人往往倾向于储蓄和投资。
当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时，消费需求减弱，会直接影响到经济的需求，阻碍了经济增长。
三、解决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方案1. 加强教育投资通过增加教育资源的投入，提高教育质量，让更多的弱势群体有机会接受高质量的教育，提升人力资本的积累。
教育的普惠性将有助于减少收入差距，实现社会公平。
2. 实施租税政策通过合理的税收政策，将财富转移给底层群体，减少社会的不平等现象。
西方中的反贫困与社会公平贫困、不平等和社会排斥是全球社会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也是西方社会长期以来一直在努力应对的挑战。
在许多国家，反贫困和社会公平是政治平衡和社会稳定的核心。
本文将探讨西方社会中的反贫困实践和实现社会公正的努力，以及西方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1. 支持低收入家庭为了提高贫困家庭的生活水平，许多西方国家实行了政府资助的帮助低收入家庭的政策。
这些包括现金补贴、公共住房和就业培训。
根据OECD数据，欧洲国家低收入家庭支出的平均比例为9％，而美国低收入家庭支出的比例为20％。
然而，这些政策并非都是受欢迎的，因为它们可能被视为鼓励懒惰和依赖性。
在当前经济条件下，一些人声称这些政策失去了收效，对财政造成了负担。
因此，反贫困政策在实践中面临着挑战和批评。
2. 教育和技能培训培养人们的技能和知识水平是减轻贫困和不平等的关键。
西方国家一直在投资于教育和职业技能的发展，这促进了工人的晋升和职业发展。
然而，一些人认为，在当前经济条件下，教育和技能培训落后于社会的需求，尤其是在技术和数字化领域。
这种差距还加剧了年轻人和少数族裔的贫困和不平等。
3. 增加工作岗位提供就业机会可以减少贫困。
西方国家一直在努力创造就业岗位和降低失业率。
但是，在经济衰退期间，就业机会数量下降，年轻人、少数族裔和低技能工人的就业机会更少。
此外，许多西方国家的非正规就业和不安全就业岗位数量增加，导致工作条件恶化，稳定的收入和导致社会不平等更加严重。
4. 税收和国家财政西方国家的反贫困和社会公平政策是通过公共支出和税收实现的。
在许多国家，财政限制和缺乏税收资源限制了反贫困和公平政策的实施。
政策制定者需要平衡财政和经济需求，以实现权衡和永续性以获取所需资金。
5. 增加社会参与和团结在反贫困和实现社会公正的过程中，社会团结和参与也非常重要。
加强社会资本，包括社会网络和公民参与，可以帮助改善平等和改善社会凝聚力。
在当前西方社会中，社会网络和团结已经受到了威胁，包括社会隔离、种族主义和社会排斥等问题的存在。
美国分配制度美国分配制度是指美国政府和社会组织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和法律来分配资源、权利和机会，以实现公平和社会平等。
这一制度构建了一个有序的社会和经济体系，确保每个美国人都能够享受到基本的权益和机会，同时增加社会的稳定和繁荣。
在美国，分配制度是由多个层面的政府机构和社会组织共同负责。
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通过各种政策和法律，对资源进行分配，例如税收政策、社会保障制度和教育经费的分配等。
这些政策旨在确保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公平的待遇和机会，减少社会上的不平等。
税收政策是美国分配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美国采取累进税率制度，根据个人的收入水平来决定缴纳的税费金额。
这种制度可以使富人承担更高的税收负担，同时为低收入人群提供一定的税收减免。
税收收入被用于各种公共事业，如基础设施建设、医疗和社会保障等，以确保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基本的服务和福利。
社会保障制度是美国分配制度的另一个核心组成部分。
这一制度通过为老年人、残疾人和其他弱势群体提供经济援助，帮助他们获得基本生活所需。
社会保障制度包括退休金、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残疾人福利等多个方面，旨在确保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基本的保障和福利。
教育机会也是美国分配制度的重要方面。
美国政府通过教育经费的分配，致力于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和机会，以确保每个人都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
美国的公立学校系统以及提供奖学金和助学金的制度，为低收入家庭和社会弱势群体提供了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
除了政府的分配制度，美国社会组织也在推动公平和社会平等。
非营利组织、慈善机构和志愿者组织都在为弱势群体提供帮助和支持。
这些组织通过提供食品和住房援助、医疗服务和教育机会等方式，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提供必要的资源和支持。
然而，美国分配制度也面临一些挑战和争议。
一方面，一些人认为现有的分配制度并不公平，富人和强势群体仍能够通过各种手段获取更多的资源和权益。
另一方面，一些人则认为过度的分配政策可能会扼制个人的创造力和动力，降低整个社会的发展和繁荣。
对西方国家社会福利制度的几点认识西方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 医疗保障制度：西方国家普遍实行国民医疗保障制度，确保每个公民都能享受到基本的医疗保健服务。
这种制度包括国家医疗保险制度和公立医疗服务体系，通过政府资助和管理，保障国民的健康权益，提高医疗服务水平。
2. 养老保障制度：西方国家设立养老保险制度，为年老或退休的人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
这种制度通常是通过在工作期间缴纳养老保险费用，再在退休时领取养老金的方式来实现。
同时，政府也会提供养老服务和福利，帮助老年人度过晚年生活。
3. 失业保障制度：西方国家建立了失业保障制度，帮助失业人员渡过失业期间的困难。
这种制度包括国家失业援助和就业服务机构，为失业人员提供生活补助和职业培训，帮助他们重新就业。
4. 教育保障制度：西方国家普遍实行义务教育制度，确保每个孩子都能接受基本的教育。
此外，还有国家助学金、教育补贴等教育援助措施，帮助贫困家庭和有需要的学生完成学业。
5. 住房保障制度：西方国家也有住房保障制度，确保每个人都能有一个稳定的住所。
政府会提供公共住房、租金补贴等住房援助措施，帮助低收入家庭和无家可归者解决住房问题。
西方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具有以下几点特点：1. 公平和包容：西方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注重公平和包容，确保每个人都能享受到基本的社会福利待遇，无论其社会地位、财富状况。
2. 完备和系统：西方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是一个完备和系统的体系，涵盖了医疗、养老、失业、教育、住房等各个领域，为国民提供全方位的社会保障。
3. 可持续和稳健：西方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是建立在可持续和稳健的基础上的，通过税收和社会保险等方式筹集资金，保障制度的长期运行和发展。
4. 弹性和灵活：西方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具有一定的弹性和灵活性，可以根据社会和经济变化适时调整政策和措施，确保制度的适应性和有效性。
5. 参与和自治：西方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注重社会参与和自治，通过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的合作，共同推动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促进社会的和谐与发展。
西方国家社会福利制度与中国社会福利制度比较研究社会福利制度是指国家为提高国民生活水平、促进社会公平与社会安全而实行的政策和措施的总称。
西方国家和中国在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和实施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
本文将通过比较分析西方国家和中国在社会福利制度上的差异，探讨其背后的原因。
一、社会福利范围西方国家的社会福利范围相对较广泛，涵盖了医疗保险、失业救济、养老金、儿童福利等方面。
西方国家注重了人们的基本权益，保障社会公平与社会保障，并通过法律将人们的权益保护起来。
这些社会福利措施使得西方社会具有较高的平等性和包容性。
而中国的社会福利制度相对较为有限，主要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为主，其他社会福利项目仍处于初级阶段。
中国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相对较晚，在改革开放之前几乎不存在，因此在社会福利范围上与西方国家存在较大差距。
二、融资方式西方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一般通过税收的方式进行融资。
国民被要求按照一定比例缴纳税款，然后政府将这些税款用于社会福利的发放和管理。
这种方式保证了社会福利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而中国的社会福利融资主要依靠企业和个人缴纳保险费，政府在部分特殊群体上给予补贴。
这种融资方式对于中低收入群体来说会增加负担，且并不稳定，容易出现资金紧张的情况。
三、社会保障水平由于西方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发展较早，其社会保障水平相对较高。
各项社会福利措施能够覆盖大部分人口，并提供较为优质和全面的服务。
这不仅减轻了个人和家庭的负担，同时增强了社会的稳定性和幸福感。
相比之下，中国的社会保障水平较低。
由于庞大的人口基数，社会福利资源有限，很难满足所有人的需求。
此外，养老保险制度还存在严重的问题，导致老龄化现象加剧和养老金不足的情况发生。
四、制度运行效率西方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运行效率较高，管理机构相对规范，资金使用透明。
此外，社会福利政策的执行和监管严格，保证了社会福利措施的公平性和效果。
中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在运行中存在一些问题。
由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权力分配不均和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社会福利措施在实施过程中容易出现不平衡和不公平的情况。
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演变与启示【内容提要】如果以社会福利的体制转变和发展趋势作为新的视角，来透视人类社会的现代性转型和变迁过程，我们将获得关于这段历史的一个新文本和新图景。
这个文本和图景中呈现出了这样的一条主线：人的生活保障和福利从最初的个人命运和家庭义务，逐渐成为了政府责任和国家行动，而且，这一责任和行动经历了从被动到主动、从吝惜、排斥到慷慨、包容；最终，在作为一项制度的社会福利与个人应当享有的社会权利这两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匹配——尽管迄至今日，这种匹配还远未达到和谐的水平。
重要的是，通过对西方国家社会福利体制发展过程的追溯和寻访，把握牵动这一演变过程和未来走向的主线索，深入总结其对中国社会福利制度建设的启示，显然是一项兼具学术内涵和实践意义的工作。
大约300多年来，“走向现代”成为了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一条红线，它贯通在“现代史诗”璀璨多彩的图景之中，连缀起了“现代叙事”数不清道不尽的情节，也留下了无数发人深省、有待破解的谜团。
在进入了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之际，以民生为重的社会福利事业越来越成为了当代中国问题中的头等大事。
从西方社会福利体制发展和演变的视角重新寻访历史的足印，对于我们进一步探究我国民生保障以及社会福利的根本实质、实际需要、价值取向等，从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国情的社会福利制度，是大有助益的。
一、社会转型与社会福利将西方社会福利制度放置在“社会转型与社会福利”这一兼具历史性与现实性的观察视角中，既可以理解这项制度产生的早期背景，同时也能够看到它所面对的诸多困境的现实根源。
这使我们能够更为深入地了解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过程，把握其中的经验和教训，以及这一过程始终贯穿的理想与现实的距离和矛盾。
(一)从济贫到保障：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初期西方社会福利制度最初是与“走向现代”和资本主义文明相联系的，而且，这项制度的后续演变也是对这一历史过程的紧张和冲突的一种直接回应。
按照沃勒斯坦的看法，“历史资本主义是一个物质至上的文明”，“从物质上看，不仅冲在前面的人得到高额报偿，而且，顶部和底层之间物质报偿的差异很大，并在整个世界体系发展过程中日益扩大”，“历史资本主义创造了空前的物质产品，同时也创造了空前的报酬两极化”。
改革开放以来分配制度变迁的回顾与思考IMB standardization office【IMB 5AB- IMBK 08- IMB 2C】标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分配制度变迁的回顾与思考（上）《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中国改革论坛中国经济改革是以激励机制的改变和分配制度的变化为开端的。
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收入分配的格局也发生巨大的演变。
认真总结20多年分配制度改革的经验，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对于今后经济改革和发展战略的制定是十分必要的。
一、收入分配研究的分类作为人类社会最一般的经济范畴，分配制度改革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分配问题在经济理论体系中始终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始终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
这种重要性不仅在于它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在生产和消费之间起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而且在于它能够揭示一定社会制度下各经济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并反映出这种利益关系背后的各种决定因素。
分配关系是否合理，分配制度是否有效，直接关系到国民经济能否持续、快速和健康稳定地发展，关系国家长治久安。
简单来说，收入分配是指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在一个社会内部的不同集团之间、不同的社会成员之间的分割或占有。
收入分配作为一种经济活动，是分配主体与分配客体相结合而构成的一种运动。
从表面上看，反映的是分配主体分割占有分配客体的“人与物”的关系，而从本质内容上则反映了分配主体之间的“人与人”的权利关系。
“人与人”的关系最终决定“人与物”的关系。
按照分配的依据和结果，收入分配可分为功能性收入分配和规模性收入分配。
功能性收入分配(Functional DistributionofIn2come)，又称要素贡献收入分配，它是反映各生产要素所有者的生产要素投入(贡献)与其收入之间的关系，是从收入来源的角度研究一个国家资本、土地劳动、技术等生产要素所有者所得到的与其所拥有的资源规模及其贡献相对应的收入份额是多少。
摘要：建设和谐社会是我国现阶段的发展目标，而我国目前收入分配领域的不和谐是制约社会和谐的显著因素。
西方国家分配制度的变迁过程告诉我们：和谐分配就是要形成效率和公平兼顾的“橄榄型”分配格局，它是市场和政府两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初次分配通过市场机制促进效率，再分配通过国家宏观调控体现公平。
关键词：和谐分配；“橄榄型”分配格局；公平；效率；初次分配；再分配中图分类号：f014.4 文献标志码：ａ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3-0020-03建设和谐社会是我国现阶段的发展目标。
目前，影响社会和谐的因素很多，其中，经济领域中的收入差距过于悬殊是制约社会和谐的最显著因素。
因此，和谐社会首先要求和谐的分配。
那怎样才算和谐的分配呢？西方新制度学派认为“公平优先，兼顾效率”。
我们在改革初期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而近来又提出了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
且先不论二者孰轻孰重，有一点是肯定的：和谐分配，公平、效率一个也不能少。
换言之，和谐的分配应该是社会经济稳定健康发展，但又充满生机活力的状态。
一、我国分配不和谐的主要体现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的分配体制具有“干多干少都一样”的“大锅饭”情节，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铁饼型”分配格局。
它的特征是最高收入人群和最低收入人群没什么差别，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相当平均。
在这样的分配方式下，无法突显每个人的经济贡献，严重地挫伤了劳动者的积极性[1]。
尽管公平，却以牺牲效率为代价，这显然不是我们要求的和谐分配。
计划经济导致效率缺失，使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十分重视经济增长问题。
这20年是我国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
然而经济快速发展通常带来的不是“帕累托”改进，更多的时候是一种非均衡的发展。
改革中利益的调整，使社会成员在收入总水平提高的同时各社会群体间的收入差异也在逐年拉大。
例如，不同经济成分员工的收入差距的扩大，同一工作岗位在不同行业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区域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新兴和传统产业就业者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在岗位者与下岗失业者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等等。
从而形成了第二种“尖帽型”分配格局。
尖帽型的显著特点就是贫富悬殊，贫多富寡，社会上很少数人的收入水平远远处于平均水平之上，而有少数人的收入水平处于平均水平左右，但是大多数人的收入大大低于平均水平，仅仅处于贫困和温饱之间。
这种格局可以从我国的一系列数据中体现出来。
我国年收入10万元以上的人口约占中国总人口的1％，这1％成为了中国最富有的人口，构成了中国尖帽型收入分配的帽尖部分。
其次，占另外少数人口的帽身部分，无疑就是城市广大的工薪阶层和农村少数的先富农民。
这些人口约占总人口的35％左右，即4.5亿人。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4年，中国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9 422元，不及“帽尖阶层”10万元的10％。
再次，在占中国总人口64％，即8.3亿左右的农村低收入水平人口和少数城市贫困人口中，2004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 936元，在城市的受贫困救济人口平均水平只有2 700元左右。
这些人口的低收入，仅相当于“帽身阶层”居民平均收入水平的31％，并且不足“帽尖阶层”收入水平的3％。
无疑，所有这些64％左右的低收入人口构成了中国收入分配中最广大的“帽沿阶层”。
于是，由帽尖、帽身和帽沿三个阶层就构成了中国完整的“尖帽型”收入分配格局。
不难看出，“尖帽型”收入分配状况意味着收入分配两极分化，大多数人陷入生活不能同经济增长而同步改善的“发展陷阱”，造成社会不稳定，其结果很有可能使经济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
当前，我国正处于人均ｇｄｐ由1 000美元向3 000美元过渡的特殊时期，而这一时期，正是社会矛盾集中且多发的敏感期。
其中，最大的矛盾就是收入差距扩大带来的社会成员心理上的不平衡，从而造成社会不稳定。
如何解决我国发展中出现的收入差距不合理扩大造成的公平缺失成为构建和谐社会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
二、对西方发达国家追求和谐分配所走过道路的回顾纵观西方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不难发现，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不仅是我们国家面临的难题，也是所有市场经济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都不可避免的问题，和谐分配是全世界国家都在追求的经济状态。
在这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比我们走得更早一些，温习一下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必将有大量的经验教训可供借鉴。
从经济发展战略看，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早期自由主义阶段、干预主义阶段和新自由主义阶段。
如果以“和谐”作为一个核心概念，那么，这三个阶段实际上正是西方发达国家对经济和谐的不断反思和调整，并且逐步追求自身和谐的过程。
早期自由主义阶段大体起自17世纪后期、结束于20世纪30年代。
这一阶段西方国家发展战略和社会体制方面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六个字，即“小政府、大自由”。
一方面，是政府尽量不干预经济社会运作；另一方面，相对应的是每个人在法律上或形式上都平等地享有比以往更多的个体自由。
这样的社会体制有它的积极一面。
和前时代社会相比，个体自主行动的空间发展了，个人活动的积极性、主观能动性得到空前的提高。
这样的社会是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这种活力最终引发了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使人类的物质生产能力空前高涨，达到前人所不能想象的地步。
但这样的社会体制也有其内在的局限性和消极后果。
它虽然在形式上赋予每个人以平等的自由，但由于先天或后天的差异，人们在利用法律赋予的自由等条件去获取个人利益的能力事实上是不同的。
起点上的公平并不能自发地带来结果上的公平。
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势必导致社会成员之间在财富分配方面差距的拉大。
而单纯的市场经济体制又没有对这种分化进行自动调节的机制。
在缺乏其他调节手段的情况下，整个社会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日益加剧。
这样的社会经济状态根本谈不上健康、稳定，自然是一种不和谐的状态。
当这种不稳定因素积累到一定程度，最终导致了经济危机的频频爆发，使社会经济陷入倒退，还拖垮了原先建立起的效率和活力。
面对危机、面对社会的高度不和谐，发达国家的政治家、企业家们才认识到必须要改革。
二战前后，西方发达国家普遍进行了体制改革，结束了早期自由主义的发展战略和社会体制，将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到干预主义阶段。
二战前后，西方发达国家体制改革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建立“大政府”。
早期自由主义时期的种种危机让人们意识到仅仅起点上的公平是不够的，还应该把公平带到分配领域。
于是，政府开始转变自己的角色，从小政府向大政府转变，直接介入到经济与社会的运作过程中去。
“大政府”在收入分配方面的改革最为显著的就是建立福利国家。
由国家出面来向社会成员提供一定的福利，资助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对社会成员的收入进行趋于平均的再分配。
在这种社会组织形式下，整个社会的经济运作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是由自由、孤立的原子化个体自己分别去进行，劳动者个人生存和发展方面各种需要的满足也不完全只靠个人的努力，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依靠政府的协助和支持来获得。
这样一种变化所带来的积极效果之一，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19世纪以来西方社会一直存在并日益尖锐的两极分化趋势，从而逐步缓和了经济社会危机，使社会进入一个相对和谐的状态。
这是“二战”之后西方国家普遍出现一个相对稳定、相对繁荣局面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另一方面，这种转变也带来一些不可忽视的弊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弊端就是它导致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活力的下降和国际竞争能力的降低。
政府对经济社会运作过程的各种规制总是不可避免地要降低社会的活力和效率。
福利国家的建设不仅降低了国民财富中可用于投资的那部分财富的比重，也降低了社会成员为生存而努力的积极性，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使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逐步下降。
在追求和谐的道路上，这一次满足了公平、维持了稳定，却又相应地失去了活力和效率，这仍然不是一个和谐的分配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又开始对这一时期的战略及其体制进行反思和批评，认为它限制了市场经济的运行条件，降低了整个社会运作的活力，降低了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
因此，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带领下，发达国家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向自由主义体制方向转变。
改革的主要内容：一是降低国家对社会经济运作过程的干预程度，包括将原有的国有企业大量出卖给私人等措施来降低国有企业的比重，减少政府对经济的管制，以及降低税率等；二是改革福利国家体制，包括降低福利支出在政府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减少以平均主义形式给付的福利种类，等等。
这样一个转变的结果是西方发达社会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我们前面所讲的新自由主义阶段。
当然，这时社会并不是完全转变到19世纪那种早期自由主义的状态上去，政府也不是重新变成19世纪那样的小政府，福利国家体系也不可能彻底瓦解。
因此，事实上我们可以把这场改革看做是对早期自由主义和干预主义发展战略及其社会体制的一种反思和调整。
试图建立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既有活力又不失稳定、既有效率又不失公平的更为均衡的制度。
在这种新的制度环境下，由于市场经济运作的必要条件在很大程度上重新得到了恢复，企业家拥有的自主权则比干预主义时期更多了，企业家的行动能力更强了，灵活性更大了，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力和效益也因此而进一步提高了。
但就工人而言，尽管他们的生活处境跟以前相比有所降低（政府提供的福利减少，失业率上升，贫富差异程度又有所提高），但适当的差异程度必将促进社会成员为更富足的生活而努力。
这时，相对于前两个阶段，社会经济呈现出相对和谐状态。
三、发达国家追求和谐分配历程给我们的启示不难看出，西方发达国家追求和谐分配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关于公平和效率的权衡过程，希望通过一种相对均衡的利益格局来达到既有生机活力又稳定健康的和谐局面。
在和谐分配中，公平效率缺一不可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而对于两者的关系我们常常用此消彼长来形容。
过于公平引起经济活力不足，导致效率缺失，这是干预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国家告诉我们的，也是我们计划经济时期留下的教训。
但是，如果收入分配严重不公平，一方面，会引起社会两极分化，导致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引发经济危机，另一方面，贫富悬殊必将导致社会成员心理上的失衡，当这种失衡积累到极限又必将引发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导致社会动荡混乱，使社会经济陷入倒退。
所以，公平的严重缺失也将导致效率的缺失。
其实，在公平效率之间还存在有一种均衡状态，就是我们把社会成员的收入差异保持在这样一个范围之内：既能够通过这种差异激发经济主体为争取更大利益而努力的积极性进而提升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又不至于由于差异过大引起贫富悬殊而危及到社会的稳定。
这种均衡状态涉及到区别于文章开篇提到的“铁饼型”和“尖帽型”的另一种分配模型――橄榄型。
橄榄型的特征是腰圆膀大，小头小尾，即富有的人较少，最贫困的边沿人口也占少数，社会大部分成员处于中等水平，构成人数众多的中产阶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