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译者在政治文献翻译中的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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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校园英语 / 翻译研究浅析政论文特点及翻译策略——以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为例西华大学/陈娜 唐利平 范胜君【摘要】《政府工作报告》是政论文的典型文本,其英译直接关乎我国的国际形象,文化价值和意识形态输出的效果。
本文将以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为例来分析政论文的特点及具体的翻译策略。
【关键词】政论文 翻译策略政论文是从政治角度阐述和评论当前重大事件和社会问题的议论文,形式多样,范围广阔,具有一定的政治倾向。
凡是对时政问题进行议论说理的文章,都可以属于政论文的范畴。
一、政论文的特点政论文讲求确切,严谨,富有鼓动性;词语多具宏观性;繁使用政治术语;句型单一、连接成分少、句与句之间无明确的逻辑关系。
而英语则在句式衔接上多“形合”,常用各种形式手段连接词、短语、分句或从句将句子衔接起来,注重显性衔接,把句子形式和结构完整放在突出位置,并且尽量避免重复。
二、具体翻译策略中文政治文献翻译要高度忠实,但为了达到对外宣传的目的,中国政论文的英译本总体词汇特征应接近于本族语中同体裁的文本特征,被目的语者接受。
1.笼统词汇具体化。
《政府工作报告》中有不少词意模糊的“宏观性”词汇和词组高频出现,用以表明某事物的特征或状态等,但英语词汇比较严谨、具体,因此翻译时,根据不同的上下文和文体风格选择用词,说到实处。
如: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
We will accelera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going global” strategy.“走出去”战略实质就是走向全球,翻译成going global符合其实质相。
又如:我们不搞”大水漫灌”式的强刺激,而是持续推动结构性改革。
Rather than adopting strong stimulus policies that would have an economy-wide impact, we continued to move forward with structural reform.报告中并未直译”大水漫灌”,而是着重于它对于经济的影响译为an economy-wide impact2.词义抽象化。
论译者在翻译中的地位译者。
应该是整个翻译过程中活跃的因素。
在翻译过程中,无论是对原文的理解还是对原文的翻译都必须充分发挥其主体性的作用。
然而传统的翻译理论研究却往往忽视了译者这一翻译活动中最积极的因素,并且认为译者应是“隐身的”。
但随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翻译理论界的“文化转向”、翻译主体的研究逐渐受到译论界的广泛关注,并且得到应有的重视。
一,译者——“隐身”观点翻译是一门涉及到作者、译者和读者的工作。
对于作者和读者而言,译者是中介体,起着沟通两者的作用。
传统译论认为,译者应对作者负责,对读者负责,认为翻译是一种语言对另一种语言创作的文本进行的复制。
因此,原作者和原作品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而译者则赋予各种各样的地位卑微的角色。
在翻译理论的研究过程中,那些传统的议论在二元认识论哲学的影响下,作者中心论和原作中心论的理论占据了统治地位。
而早期的语文学可以说是其代表。
语文学派着眼于原文文学的特征。
译者主要从事经典文献的翻译,尤其在《圣经》的翻译上,对译者来说,这类文体的原文都是上帝的“金口预言”,其中每个词和词序,甚至个别字母和标点都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他们都有某种特殊的含义,在翻译时对原文敬若神明。
不敢做丝毫改动尽可能逐字译出,从而导致了在翻译实践中直译,死译占据主导地位,译者却得到了及其低下的地位。
20世纪初期,以索绪尔维代表的结构主义者的翻译观认为,语言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与客观世界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
要理解语言的意义,“忠实”是不可缺少的条件。
把原著作为一个一成不变的客体来看,认为文本的意义是语言通过规律预先设定的,其意义是具有确定性的,而且任何人只要按照语言规则去解读,都应该获得相同的理解。
由此可见,结构主义翻译观把翻译活动当作一种复制过程,一种机械的语言转换过程。
这样一来,在传统翻译理论中忽视译者形象,用一个“信”字取消了翻译主体在译本中存在的价值,译者只能拜倒在原作者脚下,认真地做一个奴仆,亦步亦趋地跟着原作走,脚步不能有丝毫的失真或走样。
从翻译目的论三原则看政治类文本的翻译1. 引言1.1 政治类文本翻译的重要性政治类文本翻译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
在国际交流中,政治类文本的翻译涉及到国家间的关系、政策的传播以及国际议题的讨论,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政治类文本往往包含着国家间的利益,对话的关键信息以及政策的指向,因此翻译工作需要保持准确、严谨和专业。
在跨文化交流中,政治类文本的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文化价值、政治立场和国家形象的传递和表达。
1.2 目的论三原则的介绍目的论是翻译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分支,通过研究翻译的目的和原因,以及翻译作品的实际应用,来指导和规范翻译实践。
而目的论的三原则,即原貌还原原则、信息传递原则和语用调整原则,是指在翻译过程中应当遵循的三项基本原则。
首先是原貌还原原则,指的是翻译应当尽可能忠实于原文的原貌和意思,保持原文的风格、情感和特色。
这一原则在政治类文本翻译中尤为重要,因为政治文本往往涉及到重要的政策、立场和宣言,翻译时需要尽可能准确地传达原文的意图和态度,避免歧义和误解。
其次是信息传递原则,指的是翻译应当注重传达原文中所包含的信息和内容,确保译文能够清晰、准确地表达原文的意思。
在政治类文本翻译中,这一原则的应用尤为重要,因为政治文本通常具有明确的政治立场和政策倾向,译文需要准确地传达这些信息,以确保政策宣言和声明能够在跨文化交流中得到准确理解。
最后是语用调整原则,指的是翻译应当根据目标语言和文化的特点,进行必要的语言调整和变换,以使译文符合目标语言读者的习惯和口味。
在政治类文本翻译中,这一原则的应用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政治文本涉及到各国政策和文化的差异,翻译时需要根据目标受众的背景和理解水平,进行必要的语言调整和修饰,以确保译文能够被读者理解和接受。
【2000字】2. 正文2.1 目的论三原则在政治类文本翻译中的应用在政治类文本翻译中,目的论三原则是至关重要的指导原则。
这三个原则分别是原貌还原原则、信息传递原则和语用调整原则。
从翻译目的论三原则看政治类文本的翻译1. 引言1.1 翻译目的论的概念翻译目的论是翻译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旨在解释翻译活动的目的和原因。
翻译目的论认为翻译的目的是传达原文的意义和信息,而不是简单地对原文进行语言转换。
在进行政治类文本的翻译时,翻译目的论尤为重要,因为政治类文本涉及敏感的政治议题,需要准确地传达原文的政治立场和观点。
翻译目的论强调翻译是一个复杂的交际过程,翻译人员需要考虑读者和文化背景,以确保译文能够传达原文的意义和风格。
在政治类文本翻译中,翻译目的论提供了一个指导原则,帮助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保持客观和中立的立场,避免对原文进行歪曲或误解。
翻译目的论在政治类文本的翻译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帮助译者更好地理解原文的意图和目的,保持翻译的准确性和可信度。
在当前信息爆炸的社会中,政治类文本的翻译更需要遵循翻译目的论的原则,以确保信息传递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1.2 政治类文本翻译的重要性政治类文本翻译在国际交流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政治类文本涉及国家间的政治、外交、经济等重要议题,对于维护国家利益、增进国际合作具有重大意义。
政治类文本翻译的准确性直接影响到国际关系的发展和国家形象的塑造。
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政治类文本的翻译工作显得尤为重要。
国家间的交流日益频繁,政治类文本的翻译更需要高度专业和精准。
一个不当的翻译错误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甚至引发国际纷争,损害国家利益。
政治类文本的翻译还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理解。
通过翻译,不同国家之间可以更好地沟通、协商和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政治类文本翻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翻译人员在进行政治类文本翻译时必须具备高度敏感性和责任感,确保原文意思得以准确传达,为国际社会的和谐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正文2.1 政治类文本的独特性政治类文本具有其独特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政治类文本具有严肃性和权威性,因为政治决策往往关乎国家和民众的利益。
政治类文本在翻译过程中需要保持原文的严谨性和专业性,确保信息的准确传达。
从翻译目的论三原则看政治类文本的翻译翻译是语言交流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尤其是在政治类文本的翻译中,更需要准确、精准地传递信息。
政治类文本通常涉及到国家、政府、国际关系等重要议题,因此翻译工作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才能确保信息的准确传达。
本文将从翻译目的论三原则的角度探讨政治类文本的翻译,以期为相关研究工作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翻译目的论三原则是指翻译的三大原则,即忠实原则、流畅原则和自然原则。
在翻译政治类文本时,这三大原则同样适用,但又有其特殊之处。
下面将分别从这三个原则来探讨政治类文本的翻译。
忠实原则是指翻译应当忠实于原文,力求将原文的意思、风格和特点等原汁原味地保留下来。
在翻译政治类文本时,忠实原则显得尤为重要。
政治类文本往往涉及到重大的国家政策、国际关系等议题,其中的每一个词语、句子都可能影响到整个文本的理解和解释。
在翻译政治类文本时,译者需要力求保持原文的原意,不能随意加以润色或修饰,更不能随意省略或增加内容。
只有如实、如原地翻译,才能确保信息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流畅原则是指翻译应当符合目标语言的语言习惯和表达习惯,使译文在语言上通顺流畅,易于被目标语言读者接受和理解。
在翻译政治类文本时,流畅原则同样需要得到重视。
政治类文本往往采用严谨、严肃的语言风格,有时还有较多的专业术语和长句子,这对译者的语言功底和表达能力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
在翻译政治类文本时,译者需要尽量遵循目标语言的语言规范和用词习惯,使译文既忠实于原文又能够通顺流畅,能够准确地表达出原文的意思和观点。
自然原则是指翻译应当使译文在语言上达到和原文同样自然、生动和地道的效果。
在翻译政治类文本时,自然原则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政治类文本往往涉及到国际事务和国家政策等议题,具有一定的政治色彩和政治意义。
在翻译时,译者需要尽量避免使用过于生僻或过时的词语和说法,以免造成误解或引起不必要的争议。
译者还需要灵活运用各种翻译技巧,在尊重原文意思的基础上尽量使译文富有生动感和地道感,使读者能够直观、深刻地理解到原文的意义和信息。
翻译目的论视阈下的中国政治文本翻译文献综述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翻译作为跨文化交流的桥梁,越来越受到重视。
在中国这个政治体制与西方国家有明显区别的国家,政治文本翻译尤为重要。
本文将从翻译目的论的视角出发,综述一些有关中国政治文本翻译的文献。
翻译目的论认为,翻译的目的决定了翻译策略和方法。
在翻译政治文本时,翻译目的往往涉及到宣传、政治传播、战略、文化交流等方面。
因此,政治文本翻译要注意在忠实表达原文的基础上,更好地传递原文的政治意图。
首先,有些学者提出了政治翻译的思考。
许燕萍(2014)认为,政治翻译需要注意到原文的语用学特征,如意图、语境、修辞等,以便更好地传递原文的意图。
张纯(2017)认为,政治翻译要受到政治文化影响,要注意文化差异和政治敏感度。
其次,关于宣传翻译,有些学者提出了一些方法和策略。
林俊和邱靓(2011)提出了“简读”和“留白”两种策略,即尽可能缩短文本长度,突出重点内容;并且在文本中留下一定的空白,以便读者自行想象。
杨莉(2016)则指出,宣传翻译应该注重形象表达,尽可能将原文的形象描绘出来,以吸引读者。
最后,一些学者也注意到政治文本在不同受众中产生不同意义的现象。
因此,在政治文本翻译中,我们还应该注意受众差异。
张玮(2013)认为,政治文本翻译需要根据具体的受众,采用不同的策略和方法。
总之,在政治文本翻译中,翻译目的和受众是重要考虑因素。
我们需要根据不同的情境和要求,制定不同的策略和方法,以便更好地传递原文的意图。
翻译目的论视阈下的中国政治文本翻译文献综述随着中国逐渐崛起为一个世界强国,对中国政治文本的翻译需求也越来越高。
然而,政治文本翻译是一项复杂的任务,需要熟练的语言技能和深刻的文化理解。
本文综述了自翻译目的论视阈出发,探讨中国政治文本翻译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以及相关研究进展和未来发展方向。
翻译目的论是指根据翻译的目的和功能进行翻译的理论。
在中国政治文本翻译中,翻译目的论可以有效地指导翻译工作,实现翻译的遵循意识和针对性。
在政治文本翻译过程中,翻译目的论主要应用于以下方面:1. 确定翻译目的和读者对象。
政治文本通常有很强的道德和政治色彩,其翻译目的和读者对象也各不相同。
因此,翻译者需要清楚地了解翻译目的和读者对象,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和手段。
2. 对原文进行准确理解。
政治文本通常语言复杂,涉及政治专业术语和文化习惯,所以翻译者需要相当精通原文内容,以及政治、历史、文化等多个领域的知识。
3. 选用恰当的翻译策略。
政治文本翻译涉及到文本类型、语体、用途等多个因素,对翻译策略的选择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翻译者应该在尊重原文风格和意义的基础上,选用适合于读者的翻译策略。
二、中国政治文本翻译存在的问题和挑战在政治文本翻译中,翻译者需要应对诸多问题和挑战,包括:文化差异、政治敏感度、习语表达、语体转换等。
1. 文化差异。
中文和英语之间存在很大的文化差异,例如中西方礼仪、价值观、思维方式、历史文化等,这些差异影响到翻译的正确性和通顺性。
2. 政治敏感度。
政治文本往往具有高度敏感性,任何过失都可能导致政治争议和舆论风波。
翻译者需要保持中立和客观态度,同时谨慎处理敏感信息和用语。
3. 习语表达。
习语是某个语言特有的表达方式,也是翻译中常见的难点。
政治文本翻译中充斥着大量的政治术语、成语、典故等,翻译者需要深入了解其含义和用法,避免意义丢失或滑稽效果。
4. 语体转换。
政治文本翻译中常常需要进行语体转换,将正式的原文转换为适合于读者接受的口语化或文学化语体。
从认知角度论政治演讲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的开题
报告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政治演讲是现代政治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它在传递政治信息、塑造政治形象、引导公众舆论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影响力。
而政治演讲的翻译则是政治交流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其质量直接关系到政治信息的准确传达和政治形象的正确定位。
因此,翻译者在政治演讲翻译中的主体性问题备受关注。
在传统的翻译理论中,翻译被视为一种机械性的语言转换过程,翻译者只需将源语言文字转化为目标语言文字,保证语言本体的准确性即可。
然而,随着认知翻译理论的兴起,人类意识和认知过程在翻译中得到了更多的关注。
译者不再被视为一种机械性的语言转换工具,而被认为是拥有自身主体性和认知特征的意译行为者。
因此,在政治演讲翻译中,译者主体性的研究变得至关重要。
二、研究内容和方法
本文拟从认知角度出发,结合政治演讲翻译的实际情况,对译者主体性进行深入的研究。
具体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译者的认知特征对政治演讲翻译的影响;
2. 译者在政治演讲翻译中的主体地位;
3. 译者主体性在政治演讲翻译中的实践价值和应用。
本文采用文献资料分析法和实证调查法,结合具体案例进行分析。
三、预期研究成果和意义
本文的研究成果将有助于深入探讨政治演讲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问题,探究译者主体性对政治演讲翻译的实际影响,并对政治演讲翻译实
践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同时,本文的研究成果也将有助于理解认知翻译理论的实际应用,并对翻译教学和翻译技术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
浅谈政治文献的用词特点及翻译策略作者:刘坪来源:《文教资料》2015年第05期摘要:本文通过对比分析近些年的政治文献及其翻译文本,尤以2014、2015年李克强总理政府工作报告和翻译文本为主要研究对象,发现政治文献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用词特点:缩略语;具有鲜明时代特色词语;中国特色词语;重复、反复的修辞;排比结构的词汇;生动形象的隐喻词汇。
译者在翻译这类词语时,只有以目的语为依归,根据具体语境,灵活采取各种翻译策略,才能译出准确、通顺、为目的语受众所能接受理解的译文,从而达到外宣目的,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及形象。
关键词:政治文献用词特点翻译策略政治文献主要指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言论和讲话,党和政府的文件、工作报告等。
政治文献的翻译是我国外宣翻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际社会了解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实际情况的窗口。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及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如何让世界及时、准确地了解中国,如何让中国更好地融入国际社会,政治文献的翻译发挥着重要作用。
本文通过对比分析近些年的政治文献及其翻译文本,尤以2014、2015年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翻译文本为主,探讨政治文献的用词特点及翻译策略。
1.政治文献翻译的原则和策略关于外宣翻译,我国学者已做了大量工作和研究。
如黄友义先生(2004:24)提出“外宣三贴近原则”,即:贴近中国发展的实际,贴近国外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要,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
在翻译实践中,主张以目的语为依归,使译文在语篇构成、句法结构、语体风格、修辞方式等方面符合目的语读者的习惯,让目的语读者明白无误地获得译文所要传递的信息,从而达到外宣翻译的目的。
但也有学者认为,为了提升中国的话语权和形象,应“以我为主”,主张采取直译,让英语读者接受我们的表达方式(李贵生,张德福,2011:84)。
还有学者提出,在进行语言表达层面的翻译时,应采用“以目的语为依归”的策略;在进行文化层面的翻译时,应采取“以我为准”的策略,外宣翻译可二元共存,达到外宣翻译的目的(袁晓宁,2013:93)。
山东外语教学Shando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Journal 2006 年第5 期( 总第114 期) 政治文献英译的疑难及其解决办法王小萍( 广东省委党校外语部, 广东广州510050)摘要: 政治文献翻译是对外宣传的重要途径, 同时也是他国及他国人了解我国国情、方针政策、政治制度、政治立场等最权威的来源。
本文以翻译特点为切入口, 通过对译例进行具体分析, 试图探讨政治文献翻译的难点及其表现形式和成因, 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 以便更好地促使中西方政治、文化的交流。
关键词: 政治文献; 特点; 英译难点; 对策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 2643( 2006) 05- 0109-041. 0 引言政治文献主要是指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言论和讲话、党和政府的文件和工作报告等。
它不仅具有传达贯彻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的重要职能, 而且体现党和国家的意志, 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
政治文献翻译就是将这些文献翻译成他国文字, 是对外宣传的重要途径, 同时也是他国及他国人了解我国国情、政策方针、政治制度、政治立场等最权威的来源。
随着世界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进一步实施, 对外宣传的力度进一步加大, 政治文献翻译变得越发重要, 直接影响他国及他国人对我国形势、现状、政策的掌握程度。
然而, 由于汉英语言文化、政治模式等方面的差异, 以及政治文献文体特征的限制, 在汉译英转换中, 常常会遇到种种疑难, 而这些疑难得不到解决, 势必会形成传递障碍,影响翻译质量, 难以起到桥梁和纽带作用。
因此, 本文以政治文献翻译特点为切入口, 试图探讨其难点及其主要表现形式和产生的原因, 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 以便更好地促使中西方政治、文化的交流。
2. 0 政治文献翻译的特点政治文献是观点鲜明、郑重严肃、权威可靠的文体, 具有一般文体翻译的共性, 同时还凸显准确性、政治性、时效性、单义性、客观性、完整性等个性特点。
摘要: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引发了对翻译理论新的思考。
其中勒菲佛尔的“翻译操控论”对文学翻译的影响较为突出。
本文试阐述翻译操纵论的诞生背景和其三大操控因素对翻译实践的影响。
关键词:翻译文化转向、翻译操纵、改写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从20世纪70年代起,国际译学界众多翻译理论家,如詹姆斯.霍姆斯、苏珊.巴斯奈特、安德烈.勒菲弗尔等从各自立场出发,强调了翻译活动的文化性。
其中安德烈.勒菲弗尔指出:“翻译并非在两种语言的真空中进行,而是在两种文学传统的语境下进行的。
译者作用于特定时间的特定文化之中。
他们对自己和自己文化的理解,是影响他们翻译方法的诸多因素之一。
”1这是一种全新的翻译研究视野,将翻译研究的重点从原来的语言对比和价值评判层面转移到对两种文化的关注上来,促成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这种转向将翻译置于更加广泛的文化语境和研究视域中,人们更加关注翻译与文化的相互作用、文化制约翻译的方式以及语境、历史和传统等问题。
因为任何文学都必须生存在一定的社会和文化环境里,其意义、价值和作用,以及人们的解读和接受,始终会受到一系列关联和参照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安德烈.勒菲弗尔在《西方翻译史源流》2一文中就提出了翻译活动中起着影响作用的三个重要的方面:权威、专业知识和信任。
二.翻译中的操纵过去人们认为译者不应在翻译过程中掺入主观思想,要隐藏个性,译文应以原文为依据,再现原著的精神和风韵,做到“忠实”和“对等”。
如德莱顿曾把逐字逐句的翻译比作“戴着镣铐跳舞”;杨绛曾用“一仆二主”形容译者、作者和读者的关系,译者即“仆人”不仅要受原著这个“主人”的操纵,还要忠实于读者这个“主人”。
不过最近20年随着“操纵学派”的崛起,译界许多学者开始注意权力、意识形态、赞助人等对翻译活动的操纵作用。
赫曼斯认为所有的翻译都意味着为了某种目的对原文文本进行某种程度的操纵。
勒菲弗尔进一步指出,翻译必定受译者或当权者的意识形态和文学观念的支配,在《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控制》中提出“翻译即改写”,阐述了“改写”的作用及研究“改写”的原因,这对跨文化翻译研究的定性问题有所启发。
政治文献的翻译一、本文概述政治文献的翻译是一项复杂且敏感的任务,它要求翻译者不仅具备扎实的语言基础,还需要对政治、历史、文化等多个领域有深入的理解。
这类文献通常包含大量的专业术语、政策表述和复杂的句子结构,这些都增加了翻译的难度。
因此,本文旨在探讨政治文献翻译的特点、挑战以及相应的翻译策略,以期为相关领域的翻译实践提供有益的参考。
本文将首先分析政治文献的语言特点,包括其独特的词汇、句式和修辞风格。
在此基础上,文章将讨论政治文献翻译过程中可能遇到的主要挑战,如术语翻译的准确性、文化差异的处理以及政治敏感性的把握等。
随后,本文将提出一系列针对性的翻译策略,包括直译与意译的结合、增译与减译的运用以及注释和解释的使用等,以应对这些挑战。
本文将通过具体案例来展示这些翻译策略在实际操作中的应用,并分析其效果。
通过本文的论述,希望能为政治文献的翻译实践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和建议,促进政治文献翻译的质量提升和学科发展。
二、政治文献翻译的原则政治文献的翻译是一项既具有挑战性又极具重要性的任务,它要求译者在准确传达原文意思的还需考虑到目标语言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
在进行政治文献翻译时,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以确保翻译的质量和效果。
政治文献翻译必须坚持准确性原则。
政治文献通常涉及国家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等重要内容,任何细微的差错都可能对读者产生误导,甚至引发误解和歧义。
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反复核对原文,确保每一个词汇、每一个句子都准确无误。
政治文献翻译应遵循规范性原则。
政治文献的语言通常具有正式、庄重的特点,译者在翻译时应采用符合目标语言规范的表达方式,避免使用过于口语化或随意的词汇和句式。
同时,还应注意遵循目标语言的语法规则和表达习惯,以确保翻译的流畅和自然。
再次,政治文献翻译应注重可读性原则。
虽然政治文献的内容较为严肃和复杂,但译者在翻译时仍应尽量提高文章的可读性。
这要求译者在准确传达原文意思的基础上,注重语言的简洁明了和逻辑清晰,以便读者能够轻松理解并接受翻译后的内容。
从操纵论视角看译者对政治性文本的翻译作者:吕志英龚小萍来源:《读天下》2020年第24期摘;要:从传统意义上来讲,翻译就是语言之间的一种转换。
但是,随着文化转向的提出,翻译不再只是涉及语言层面的知识,它更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知识。
政府工作报告中出现的一些词汇、词组以及特色词是中国特有的,在其他地方是从未出现的,那么,由此可以得知,在翻译时很难在英语中找到相对应的词语,那么在翻译时,我们应该怎么处理?所以,基于此,文章将以勒菲弗尔的翻译操纵论,从译者角度对2020政府工作报告的翻译进行探讨、研究。
关键词:翻译;操纵论;译者;政府工作报告一、引言传统翻译论认为,翻译就是语言层面的转换。
翻译的面相如何,就看源文文本是否忠实于译文文本,是否达到了对等,实现了等值转换,是否做到了“忠实、通顺”,即,翻译就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
但是,随着学者对翻译的深入研究,他们发现,翻译不应该只是介于语言层面,言外之意就是翻译还涉及其他方面的知识。
翻译的目的就是希望译入语读者在阅读时可以和源语读者可以达到同样的阅读效果,可是,源语和译入语分属不同的语种,分别处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处于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中,要想译文传达源作作者的思想、源作的文化观念,那么译者在翻译时就不应该只关注语言层面的东西,还应该关注译入语特有的文化、政治经济等概念,将其置于超文本之外的境域中,这样才能传达源作想表达的思想和文化,即翻译从单纯的语言学范畴延伸至文化范畴和意识形态的范畴。
勒菲弗尔曾提出:“翻译并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而是在两种文化和意识范畴内进行的。
”所以,文章将以勒菲弗尔翻译操纵论三要素(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为基础探讨译者对政府工作报告中出现的一些特有词汇、特有词汇是采用何种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进行解决的,以期为接下来的广大译者提供借鉴。
二、翻译操控论勒菲弗尔曾经提出:“翻译就是改写,改写就是操控。
”所以,操纵论是操控学派的主要研究理论,操控论又被称之为操控研究学派。
翻译目的论视阈下的中国政治文本翻译文献综述目前,翻译领域已经变得日益重要,并且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应用。
翻译的范围涉及到各种不同类型的文本,包括政治文本。
中国的政治文本对于理解和分析中国的政治环境非常重要。
本文将综述一些关于中国政治文本翻译的研究文献。
翻译目的是进行任何翻译活动的核心。
在翻译中国政治文本时,翻译目的应该是确保译文准确地传达原始文本的意思。
因为政治文本通常具有明确的政治意图和目的,因此在翻译过程中需要谨慎处理。
Yu的研究(2014)探讨了政治性文本的翻译目的,并提出了一个综合考虑翻译目的的模型。
这个模型包括从译者和原始文本的视角来分析翻译目的,并提供了一个框架来决定如何传达原始文本的意义。
中国政治文本的翻译也受到视阈的影响。
视阈是指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持有的态度、观点和立场。
政治文本翻译中的视阈问题主要涉及到政治文本如何被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并传达给另外一个文化背景的读者。
Li和Ai的研究(2016)讨论了政治文本翻译中的视阈问题,并指出翻译者的视阈对于译文的准确传达至关重要。
他们认为,翻译者应该尽量保持客观和中立的立场,以确保译文不会出现政治偏见或误导。
中国政治文本的翻译还面临一些具体的挑战。
中国政治文本通常使用复杂的政治术语和专业词汇,这对翻译者的专业知识和背景要求很高。
Wang和Wu的研究(2019)分析了中国《反腐败法》的翻译挑战,并提出了几种应对策略,如使用注释和解释来帮助读者理解政治术语的含义。
中国政治文本的翻译也需要考虑文化背景的因素。
政治文本往往涉及到特定的政治和法律制度,这对于非中国母语的读者来说可能很难理解。
翻译者需要考虑如何将中国政治文本的文化因素适应到目标语言和文化环境中。
Wu和Wang的研究(2017)探讨了中国《反腐败法》的翻译中文化因素的影响,并提出了一些应对策略,如对中国文化特点进行解释和说明。
翻译中国政治文本需要考虑到译文的目的、视阈、专业知识、文化背景等因素。
论译者在政治文献翻译中的干预作者:陈思徐静怡来源:《经济研究导刊》2010年第16期摘要:政治文献的翻译是国际社会了解中国最新国情和发展动态的来源,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翻译过程中对原文的亦步亦趋容易造成“中式英语”现象。
因此,译者应当从词汇和句法层面上对政治文献的翻译采取积极有效的干预手段,从而有助于目标语读者的理解进而实现翻译的交际目的。
关键词:政治文献;政府工作报告;干预中图分类号:H5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6-0222-02引言德国翻译理论家卡塔琳娜·赖斯借用布勒关于语言功能的三分法,将这三种功能与其相对应的语言维度、文本类型和各自的交际环境联系起来,进而把各种文本归纳成四种类型:信息性文本、表情性文本、操作性文本以及视听类,并提出“不同类型的文本采用不同的翻译方法”思想。
信息性文本主要是指交流单纯信息,知识和观点,交际中的焦点是信息或者主题,其翻译应当由目标语言和文化的主流规范所决定。
政治文献旨在阐明论点,展开论述,从交际目的层面上属于信息性文本。
政治文献包括领袖文献、党政文献、报刊社论和工作报告等。
政治文献的准确翻译有助于世界各国正确理解中国在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的路线、方针、政策,有利于中国和谐社会建设的顺利进行。
然而,在政治文献的翻译中,过度拘泥于原文的“中式英语”现象普遍,这是由于译者没有以目标读者为取向,不敢进行有效干预所致,本文拟以2009年政府工作报告为例,以功能主义为关照探讨译者在政治文献翻译中进行干预的必要性及具体策略。
一、《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中式英语现象《政府工作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的翻译是国际社会了解中国国情和政策主张的权威信息来源,需要反复斟酌从而确保精准。
然而,“由于中国与英语国家的历史背景、政治经济体制、社会文化形态的不同以及中国人与英语国家人们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的差异,汉译英易产生‘中式英语’,就像英译汉易产生‘洋腔洋调’一样”,像报告这样的政治性文件的汉英翻译尤其容易产生“中式英语”,即中文特色的英语。
具体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中国特色新词汇、新词组、新提法层出不穷。
随着新事物不断涌现,新方针、新政策不断出台,每个时期又会出现新的词汇,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新词汇难以在英语词典中找到相对应的词,翻译起来容易具有“中式英语”的味道。
例如“家电下乡”,翻译成“theprograms for brining home appliances,agricultural machinery,and automobiles and motorbikes to the countryside",用"bring tothe countryside”翻译“下乡”,只是表达出“带到农村”这个行为,在语义上并没有完全传达出该政策的实质,即国家对农民购买纳入补贴范围内的家电产品给与一定比例的补贴,从而激活农民购买能力,扩大农村消费。
其次,报告在句式上采用复杂长句,句子结构单一,多用并列排比句,连接成分不多,层次不够明显,无主句比比皆是。
这是因为汉语“意合”重于“形合”,即“不借助语言形式手段而借助词语或句子的意义或逻辑联系实现它们之间的连接”。
而英语“形合”重于“意合”,“借助语言形式手段(包括词汇手段和形态手段)显示句法关系,实现词语或句子的连接。
”因而,无论是在句子级还是在语段级,“英语的形式接应手段都比汉语多”。
最后,报告中的词语重复率高,例如,在2009年的报告中,“建设”一词出现了87次,“发展”一词出现了145次,“加强”一词出现了71次。
用词单调重复,经常在一句话或者相连的几句话里使用相同的谓语动词,容易产生冗余累赘的中式英语,单调乏味,降低译本的可读性,给读者的阅读造成障碍。
二、译者的干预政府工作报告的翻译工作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容不得半点马虎,但是这并不代表译者在翻译报告的过程中不能发挥主观能动性,相反,译者的积极有效干预可以帮助解决报告翻译中出现的“中式英语”问题。
勒菲弗尔认为,译者的意识形态以及目的语文化的主流诗学都对翻译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具有重要作用。
由于受到这些条件的制约,译者必然要通过自己的经验和认知模式,在某种明确的再创造动机下,在翻译过程中积极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对原作进行能动的阐释和建构。
德国翻译理论家汉斯·J.维米尔在与赖斯合著的《通用理论基础》一书中引入了目的论,提出将目光投向译作的目的,这个目的决定了译者需要采用何种翻译策略和方法,才能产生满足需要的译文。
目的论规定译者必须有意识地按照与预期目的语文本相关的原则进行翻译,而这种原则须依照具体情况而定,因而翻译策略也就具有了多样性,译者也便有了选择的可能。
作为跨文化传播和译文产出过程中的关键参与者,译者决定着原文在翻译行为中扮演的角色,决定着具体的翻译策略,在合理的翻译目的基础上获得了更多的自由。
这种自由正是译者为了实现翻译的目的而采取的干预行为,但是这种干预行为应当有个度,而不是喧宾夺主,扭曲原义。
接下来我们从词汇和句法层面探讨200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译者的干预行为。
首先从词汇层面上,报告中的词语重复性强,反复用一个词进行替代那结果必然是单调乏味的,而且也不能准确传达原意。
因此,汉译英时要注意尽量避免重复,可以采用代词代替、缩短或去掉修饰成分,或者变换用词等。
另外,翻译时要注意多用动词,避免过多使用动名词和抽象名词,以保持风格的明晓流畅。
例如:1.三是稳步推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
改善加工贸易发展环境,调整加工贸易禁止类和限制类目录;鼓励出口加工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Third,we will steadily carry out upgrading of processingtrade.We will improve the climate for developing it, and adjust thehst of commodities whose processing is classified as prohibited orsubject to restrictions. We will encourage the relocation of exportprocessing industries to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原文中“加工贸易”出现了三次,而译文中“processingtrade”只出现了一次,第二次和第三次出现的时候分别用“it”,和“whose processing”来代替,不仅避免了重复,也使得译文结构更加紧凑与连贯。
英语中的代词用途十分广泛,汉译英时要善于运用代词。
2.继续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提高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水平。
We will continue to develop the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We will become better able to create,utilize, protect and man-age intellectual property fights.原句中的“推进……建设”,译文中则省略译成“devel-op”,因为“推进”这个词在原文中实则是重复“建设”的含义,没有实际意义,故省略使译文更加简洁。
另外,译者并没有将“提高……水平”机械地译成“improve the level of…”,而是翻译成“become betterableto…”,这是由于过多使用抽象的名词结构容易产生晦涩空洞感,而动词则会给行文添加清晰度和力度,使读者的阅读愈加顺畅。
其次,从句法层面上,报告多采用并列长句,句子结构单一,重心不明朗。
如若完全按照原文直译,则容易产出许多单个的句子,形成松散的结构。
译者必须挖掘出原文句子间的逻辑关系,善于运用从句、分词短语等主从结构,突出句子重点。
例如:1.今年要在全国开展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专项行动以及“质量和安全年”活动,各行各业都要加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质量和安全管理。
This year we will launch a campaign to rectify and standard-ize order in the market and carryout the Quality and Safety Yearcampaign,which requires all industries and sectors to strengthenquality and safety supervision of all personnel and all processes inall greas.原文是由一个动词短语和一个主谓结构并列而成,通过仔细领会原文的内容可以发现“加强……管理”是在“专项行动以及‘质量和安全年’活动”中发挥作用的,即限定了“strength-en…aupervision"的行动范围,所以译者将主谓结构作为定语从句与主句连接起来,使得整句话结构紧凑,重点突出。
2.在新的一年,要着眼全面履行新世纪新阶段军队历史使命,推进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
In the coming year,we need to make our army more revolu-tionary,modem and standardized, focusing on enabhng it to fullycarry out its historic missions in the new stage and in the newcentury.原文是由两个并列的动词短语组成,通过分析可以看出“推进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才是该句话的中心内容,因此译者将主要内容移至句首,将从属关系的短语用分词短语的形式与主句连接,使得句子的重心突出,一目了然。
结语通过对2009年《政府工作报告》英译本的研读,我们可以看出翻译的质量与译者的干预程度密切相关,为了更好地完成翻译文本的交际功能,译者应当选择以读者为取向的翻译策略,在忠实于原文内容的基础上,从词汇和句法层面上进行恰当有效的干预,正确完整地表达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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