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隶书韩仁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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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隶书东汉,尤其是东汉晚期,隶书发展到高度成熟的阶段。
由于东汉实行厚葬,为歌功颂德而大兴碑刻,成为官方正体的隶书在石刻中充分展示了艺术的光采。
故近人陈彬龢说:“秦以来隶书,多用方笔,至前汉末稍成斜方,至后汉更甚,同时用笔,点划亦趋巧妙。
盖前汉隶书之点划,有如儿童之用笔,其后渐次进步,执笔正直,起笔、止笔、波磔,亦能逆笔突起,或捩、或押、或浮,种种巧技,故用笔之变化,至后汉进步殆达极顶。
”《乙瑛碑》碑刻东汉政治的核心是地方豪强集团,豪强地主的庄园是经济的主体,文化上继续独尊儒术,人才选拔采用“征辟”、“察举”制度,这一切助长了浮华的社会风尚,其直接表现之一就是厚葬之风的盛行,以碑刻的形式谀墓的做法大为流行,从而为隶书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掀起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刻石立碑的风潮。
典型的墓碑,有“碑额”,相当于标题,刻在碑的顶部。
有的有“穿”,或在碑额上,或在碑的中部,本来是用来下棺的。
碑的正面称“阳”,背面称“阴”。
有的碑有座,称为“碑趺”。
广义的碑主要形制有“墓碑”、“功德碑”、“神庙碑”、“摩崖”、“石阙”、“石经”等等。
“墓碑”和“功德碑”是门生故吏聚钱选石为主人树碑立传。
“神庙碑”则是祈福或纪念神庙修筑的功业的。
“摩崖”主要是纪念工程完工的。
“画像题字”是画像石上的说明文字。
“石阙”是重要建筑物的附属,上面往往有装饰图案。
“石经”则主要刊刻儒家经典。
相对于简牍来说,碑刻的制作目的比较庄重,在书写和工艺上比较讲究,更能集中地展示那个时代人们对于隶书美的追求和认识。
因而,通常所谓“汉隶”,往往指这一时期的石刻隶书作品。
这些碑刻流传至今的约有一、二百种,精品极夥,剧迹甚众。
朱彝尊把汉碑分为三类:方整、流丽、奇古。
他在《西岳华山庙碑跋》中说:“汉隶凡三种。
一种方整,《鸿都石经》、《尹宙》、《鲁峻》、《武荣》、《郑固》、《衡方》、《刘熊》、《白石神君》》诸碑属此。
一种流丽,《韩敕》、《曹全》、《史晨》、《乙瑛》、《张表》、《张迁》、《孔彪》、《孔宙》诸碑属此。
古代碑文墓志隶书刻字精品赏析————————————————————————————————作者: ————————————————————————————————日期:ﻩ古代碑文墓志隶书刻字精品赏析发表时间:2013-09-05来源:河南博物院作者:佚名浏览次数:89文章字体:大中小打印摘要:在东汉时期达到顶峰。
此时,人文蔚起,书学称盛,立碑之风大兴,传世汉隶碑刻精品甚多。
经过魏晋南北朝,在隶变楷的文字发展过程中,隶书的形状在各个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形态。
汉隶、魏隶、晋隶、唐隶异彩纷呈,各有千秋,在石刻上跳动着不同的韵律。
隶书是我国文字形体与书法演变的重要阶段,上继周秦,下启魏晋,是篆字的变体,亦为楷书的前身。
隶书减少了小篆的笔划,化篆的曲线为直线,削繁就简,变圆为方,变连为断,变多点为一划,“隶变”决定了汉字发展史的方向,是文字由繁趋简、发展演变的必然趋势。
隶书起源于秦朝,由程邈整理而成,在东汉时期达到顶峰。
此时,人文蔚起,书学称盛,立碑之风大兴,传世汉隶碑刻精品甚多。
经过魏晋南北朝,在隶变楷的文字发展过程中,隶书的形状在各个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形态。
汉隶、魏隶、晋隶、唐隶异彩纷呈,各有千秋,在石刻上跳动着不同的韵律。
东汉是隶书的鼎盛时期。
《韩仁铭》、《甘陵相尚府君碑》(图五)、《肥致碑》皆为汉隶代表之作。
汉隶强调横和捺的装饰作用,从而形成了波势和折尾,显得舒展多姿,气象外耀。
和篆书相比,变篆书的圆转为方折,把弧线拉直,增加了笔的停顿,从而使笔划有了粗细巧拙的变化;汉隶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其形状取势为扁方横势,布列均匀平整,给人以高古典雅的神韵。
此时出现了第一位书法理论家蔡邕,他以标准汉隶刻写《熹平石经》(图六),以为楷模。
图五东汉《甘陵相尚博碑》拓片局部图六东汉《熹平石经•周易》残石拓片局部从三国到西晋,隶书仍是官方通行的书体,当时的碑刻大都用隶书写成。
曹魏时期著名的开国两大碑刻《上尊号奏碑》(图七)、《受禅表》虽为隶法,但字形和汉隶很不相同。
汉隶十大名碑,学习隶书的最经典碑帖!我们通常所说的汉隶,主要是指东汉碑刻上的隶书。
它们的特点是用笔技巧更为丰富,点画的俯仰呼应、笔势的提按顿挫、笔画的一波二折和蚕头雁尾及结构的重浊轻清、参差错落,令人叹为观止。
风格多样且法度完备,或雄强、或隽秀、或潇洒、或飘逸、或朴茂、或严谨,如群星灿烂,达到了艺术的高峰。
《乙瑛碑》《石门颂》《礼器碑》《孔庙碑》《华山碑》《韩仁铭》《曹全碑》《张迁碑》等东汉碑刻,足成熟和典范的标志。
我们学习书法,应当从隶书入手,学习隶书则应以于正端庄、规矩严谨的汉隶碑刻为范本,打下扎实的基础,然后再旁及其它,稳步发展。
如初学时入手,《汉简》,便易流于行笔浮飘、随意油滑,如入手《清隶》,则徒有其形而不得其神,更不要以现代的一新隶书字帖作范本,这只会走入歧途。
我们学隶书想找捷径的话,这捷径就是从汉碑入手,只有脚踏实地地学,写好隶书,再上溯大小篆、甲骨文,下追正、行、草书,就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乙瑛碑《乙瑛碑》,东汉永兴元年(公元153年)刻,原石现存山东曲阜孔庙。
与《礼器》、《史晨》并称“孔庙三碑”,历为书家所重。
清杨守敬评:“是碑隶法实佳,翁覃溪(翁方纲)云:'骨肉匀适,情文流畅。
’诚非溢美,但其波磔已开唐人庸俗一路。
”这正讲出了该碑的微妙处。
临写此碑要特别注意波画的“逆入平出”,尤其是起笔处的逆势不能形迹外露。
如“蚕头”的逆势形迹向上作侧锋外露,就流于了唐隶“蚕头”起笔侧露的庸俗风气。
礼器碑《礼器碑》汉永寿二年(156年)刻,藏山东曲阜孔庙。
碑阳十六行,行三十六字,文后有韩勑等九人题名。
碑阴及两侧皆题名。
收于《金石萃编》卷9。
此碑自宋至今著录最多,是一件书法艺术性很高的作品,历来被推为隶书极则。
书风细劲雄健,端严而峻逸,方整秀丽兼而有之。
碑之后半部及碑阴是其最精彩部分,艺术价值极高。
一向被认为是汉碑中经典之作。
曹全碑曹全碑(国宝级文物)汉中平二年(公元185)高272厘米,宽95厘米。
隶书书法技法赏析隶书从发展到嬗变、升华,已是有了定型的书体。
对其加以变革和创新,都相当困难,这就更需要每一个学习隶书者要提高艺术素养和审美能力。
下面小编带给大家的是隶书书法技法赏析,希望你们喜欢。
隶书书法技法赏析隶书技法与理论汉代留存下来的大量汉碑,在书法风格上呈现出了多姿多彩的面貌。
清代书法家王澍就说过:“隶法以汉为极,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
”指出了汉碑在书法风格上的多样性。
西汉的碑刻不多,隶书碑刻有《杨量买山地记》、《五凤刻石》、《麃孝禹刻石》、《菜子侯刻石》、《霍去病墓石刻字》中的隶字。
西汉碑刻隶书,较多地受了篆书的影响,篆意很浓,笔画少有俯仰之势,是向成熟隶书过渡的形态,有方劲古拙和质朴浑厚的风格。
东汉的碑刻隶书已发展到了成熟阶段,东汉碑刻隶书之美堪称一绝。
汉碑的风格大致可分为:其中属于遒丽秀美一类的有:《乙瑛碑》、《史晨碑》、《曹全碑》;骏发疏展一类的有:《孔宙碑》、《韩仁铭》、《朝侯小子残石》;茂密雄浑一类的有:《鲜于璜碑》、《郙阁颂》、《张迁碑》;古朴稚拙一类的有:《西峡颂》、《讳三老忌日记》、《安阳残石》;端庄典雅一类的有:《华山碑》、《尹宙碑》、《王舍人碑》;丰腴厚重一类的有:《衡方碑》、《鲁峻碑》、《校官碑》;刚健劲拔一类的有:《礼器碑》、《郑固碑》、《张景碑》;奇肆放纵一类的有:《石门颂》、《杨淮表纪》、《冯焕阙》;平正规整一类的有:《赵宽碑》、《熹平石经》、《尚博残碑》;高古超逸一类的有:《开通褒斜道刻石》、《梁祠画像榜题》、《刘平国刻石》。
上述归纳了十种类型,每种类型举出了有代表性的三件汉碑。
其实是很难做到全面和准确的。
对于“每碑各出一奇”的汉碑说来,这样归类也难免有些牵强。
对于隶书的爱好者说来,在结构和运笔极尽变化、风格多样的汉碑面前,只能自己去心领神会了。
隶书的主要特点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隶书是小篆的省易写法,正如西晋卫恒在《四体书势》中所说:“隶书者,篆之捷也。
汉隶隶书又名佐书、分书、八分,因盛行于汉代,所以又叫汉隶,它是由篆书圆转婉通的笔演变成为方折的笔画,字形由修长变为扁方,上下收紧,左右舒展,运笔由缓慢变为短速,从而显示出生动活泼、风格多样的气息,给书写者带来很大的方便。
隶书分为秦隶和汉隶,秦隶指战国、秦至西汉初期的隶书,又叫古隶。
古隶的起源,说法颇多。
从目前所发现的资料来看,秦隶产生于战国时期,从四川青川县出土的战国秦武王二年(公元前309年)的“木牍”上出现的隶书早期形迹看,减损大篆的繁琐笔画,字的形状由篆书的长方变为正方或扁方。
虽然它的结构还带有篆味,但已出现隶书的雏型。
到了战国末期,这种雏型隶书已普遍使用。
从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昭襄王五十一年(公元前二五六年)的《秦简》图一看,这种似篆又似隶的字体,逐渐体现出了字形的简洁明了、线条的活泼规范。
在出土的战国至秦的大量木牍、竹简和帛书中,我们可以看到由篆书演变成隶书的漫长过程。
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便于统治,实行了一系列新的措施,其中的一项便是《书同文》。
由秦朝宰相李斯、中书令赵高等在战国文字的基础上加以整理,统一了作为全国通行的官方文字,小篆。
小篆比起前朝文字,在线条、结构、字形等方面是前进了一大步,但是在运笔方法上还是圆转悠长,仍未完全摆脱象形的意味,书写速度较慢。
由于当时官狱繁多,军事、官府文件、公文往来频繁,经常需抄写大量的文书,省繁趋简便成了当时社会对文字改革的迫切要求,而隶书作为一种便捷的书体,在社会下层中广泛流行。
卫恒《四体书势》说:“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求人佐书,曰隶字……。
隶书者,篆之捷也。
”便是明证。
这里暂且不去考证隶书的发明者是谁,因为一种字体的产生决非个人的力量所能创造,也绝非一个时期所能完成,它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实际的需要而逐步形成的。
从汉字几千年的发展史看,如果把象形文字至秦小篆划为古文字,那么我们把隶书和一直到今天使用的楷书,都归为今文字。
汉朝书法的发展经历了几个时期,起初,汉承秦制,初用篆书,后来篆书呈现出衰落的趋势,隶书得到蓬勃的发展,并在东汉进入鼎盛时期;草书(章草)在汉代发展成为比较成熟的一种字体;楷书和行书也开始萌芽。
石刻和简帛为汉代书法的主要载体。
更重要的是,社会的进步,使人们对文字的需求进一步扩大。
两汉时期的人们,充分利用这种种有利的因素,对文字本身的美和书写中可能获得的美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使书法艺术呈现出繁荣昌盛的形势,创造了大批经典作品;同时,汉末时期理论家们的思考,也成为保留至今的最早的书论著作,在书论史上影响深远。
一、汉篆汉承秦制,小篆是重要的应用文字之一,东汉以后才逐渐被隶书取代,但在许多特殊的重要场合仍然被使用着,因而两汉对小篆书来说也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时期。
其书迹遗存主要有:碑刻、碑额、铜器铭文、砖文和瓦当、墨迹等。
1.碑刻严格意义上的碑刻,在西汉时还没有出现,因此西汉时期的篆书石刻,都不以“碑”称名,如《鲁北陛石题字》、《况其卿坟坛刻石》、《上谷府卿坟坛刻石》、《郁平大尹冯君孺人墓画像石题记》、《群臣上寿刻石》、《霍去病墓刻石》、《中殿刻石》等,数量不少,但形制比较简单,不过风格也较为多样。
前三种体势较开阔,但还是相对典型的小篆;第四种出于新莽,瘦硬而不失婉转,具有独特的意味;后面几种则间或夹杂着隶书的形意,显然受到了隶书流行的影响。
东汉以后,碑刻大兴,而小篆的地位已经被隶书取代,因而小篆碑刻并不多。
代表性的有三类:《开母庙石阙铭》、《少室石阙铭》,体势方正茂密,笔划圆劲;《袁安碑》、《袁敞碑》,体势宽博,与秦小篆的严正不同,用笔浑厚,与秦小篆的婉转不同,一般认为,这两碑是小篆的新开创,代表了汉代小篆的新风格。
《祀三公山碑》,体兼篆隶,单字撑满字格,而通篇布局错落,是一种极有创造性的写法。
2.碑额篆书与隶书相比,毕竟是古老的字体,有其特殊的意义,因而在东汉隶书碑刻大盛时,其碑额却有许多是采用篆书书写的。
10汉代乃书法史上大放异彩之时期,今日可见之大量汉代隶书碑刻是其时书法之优秀代表。
现存汉碑众多,知名者亦有数十种,依风格大约可以划分为典雅平正、清丽婉转、方整拙朴、浑厚朴茂、野逸纵肆、瘦劲简直、静穆沉雄、古淡虚和八类,试分述如下:典雅平正《礼器碑》《礼器碑》全称《汉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无额,立于东汉永寿二年(156),原在曲阜孔庙,今存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
《礼器碑》作为汉代庙堂碑刻之典型代表,历来广受赞誉。
清王澍尤为推崇,以为“此碑上承斯、喜,下启锺、王,无法不备,而不可名一法;无妙不臻,而莫能穷众妙”“自有书法以来,变化之妙,无有及者” 。
《礼器碑》用笔瘦劲,提按强烈,文质相生,典雅堂正,以正面示人,达中和之境,无愧王澍此评。
《乙瑛碑》《乙瑛碑》全称《汉鲁相乙瑛请置百石卒史碑》,无额,立于东汉永兴元年(153),原在曲阜孔庙,今亦存汉魏碑刻陈列馆。
《乙瑛碑》与《礼器碑》俱为成熟期之隶书,即“八分书”。
其“八分”体势表现完善,左右背分,用笔厚重,风格平和典雅,庙堂气息浓郁。
清人方朔言“(乙瑛)字之方正沉厚,亦足以称宗庙之美、百官之富。
王篛林太史谓雄古,翁覃溪阁学谓骨肉匀适,情文流畅,汉隶之最可师法者,不虚也” 。
《史晨碑》《史晨碑》,分前后两碑,并刻一石,立于东汉建宁二年现存汉碑众多,知名者亦有数十种,依风格大约可以划分为典雅平正、清丽婉转、方整拙朴、浑厚朴茂、野逸纵肆、瘦劲简直、静穆沉雄、古淡虚和,凡八类。
汉代隶书碑刻及其艺术特征分类综述周寒筠汉 礼器碑局部11(169),原在曲阜孔庙,今亦存汉魏碑刻陈列馆。
《史晨碑》风格成熟,平正整饬,为汉隶名品之一。
王澍以此碑与《礼器》《乙瑛》并举,云:“汉孔庙碑传于世者,于今有三:一《乙瑛》,二《韩敕》,三《史晨》,皆鲁相也。
三碑,《乙瑛》雄古,《韩敕》变化,《史晨》严谨,皆汉隶极则。
”《西岳华山庙碑》《西岳华山庙碑》立于东汉延熹八年(165),原在陕西华阴县西岳庙内,毁于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的关中大地震。
隶书发展到西汉中晚期,已进入了成熟期。
其特点是点画俯仰分明,笔势上的波磔已经确立,字的形体由长方趋于扁方,由纵势变为横势;书写风格也由古朴变为端秀。
如:1973年河北定县四十号汉墓出土的西汉简古佚书,1978年青海大通县一一五号汉墓出土的西汉简古佚书、文书,甘肃敦煌出土的新莽天凤元年(公元14年)木牍,都可作为西汉晚期趋于成熟时期的“汉隶”的实证。
苏士澍,1949年生,满族,北京人。
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文物出版社社长、名誉社长。
现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全国政协书画室副主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书法所名誉所长、博士生导师、 教授。
苏士澍照片一组□ 苏士澍汉隶——中国书法艺术的第二个高峰·室馆天地CHINESE A RTISTS I N P AINTING & C ALLIGRAPHY .总第 期2023 06164西汉简版和帛书不仅是研究汉隶发展的第一手资料,而且也是汉隶墨迹的艺术宝库。
从已发现的西汉简牍看,书法严谨和书写工整的隶书多见于经籍和官书诏令。
如居延出土的《尧典》残简,罗布淖尔出土的《论语·公冶长》残简等。
1959年甘肃武威磨嘴子第六号汉墓出土的《仪礼》简都是较规整的汉隶。
这些隶书,结体大都略呈斜势,笔画中敛,体势开张。
它们虽不像碑刻那样矜持、庄重,但在简书中,还是较严谨的。
河北定县出土的汉简《论语》等经籍,书写更趋工整秀丽,似用扁笔书写。
以上的简书均为较严谨的隶书书体。
居延汉简与上述典籍的书风有明显的差异。
因为居延的简书多是修筑边塞、屯田、置亭燧所遗的屯戍文书,出于关塞官吏之手,书写大都草率、急就。
但也正因为书写不甚经意,倒呈现出生动多姿的汉隶书法。
汉代墨迹除简书之外,还见诸陶器、漆器等器物上的墨书题记,书风极富特色。
如东汉永寿二年(156)陶罐上的题字和熹平元年(172)陶瓶题字,都极为生动、自然。
特别是后者,系用退笔书写,带有很浓的行书意味,看来在隶书发展的同时,这种近乎“真书化”的行书,已在东汉民间开始孕育了。
第二章汉代书法汉(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历时400多年,包括三个时期:西汉(公元前206年——公元8年,刘玄又于公元23年——公元25年为帝)、新莽(公元8年——公元23年)、东汉(公元25年——公元220年)。
在中国书法史上,汉代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
在这个长达400多年的历史时期里,书法和书法相关的诸多方面都得了发展。
包括:一、篆书、隶书、草书、行书和楷书诸体都取得新的发展成就,尤其隶书的发展最为显著。
汉代草书是当时发展比较成熟的另一种书体。
楷书、行书开始萌生。
二、书法与仕途挂钩,促使人们对书法的重视,同时对这个时期书法教育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汉代的书法教育包括以鸿都门学为代表的专业高等教育及家学庭训式教育等多种形式进行。
三、伴随两汉书法的繁荣发展,两汉的书法家队伍得到壮大。
这些书法家有些名留青史,更多的是无名写手,他们有的专精一种书体,有的擅长几种书体。
书法家之间,有的互相学习,有的还形成群体流派。
如以张芝为首的西州草书流派,一直延续到西晋,影响久远。
四、由于书写的需要,书法用具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改良和创新,首先是纸的发明和应用,西汉前期纸开始出现并用于书写,到东汉中期蔡伦创用“蔡侯纸”,末期左伯研制“左伯纸”。
笔、墨的制作在汉代也得到很好的发展,最负盛名的有张芝的笔和韦诞的墨。
五、汉末理论家们的思考,也成为保留至今的最早的书论著作,在书论史上影响深远等。
第一节两汉篆书汉初承秦制,小篆在某些庄重的场合仍是比较重要的应用文字。
在汉代的各种书体中篆书装饰性最强,所以篆书多使用于一些特殊的场合和器物上。
具体如下:碑刻和碑额。
西汉的篆书石刻形制简单,数量较多,但都不称“碑”,并且大多书写比较草率,比较规整的小篆刻石有:《鲁北陛石题字》、《况其卿坟坛刻石》、《上谷府卿坟坛刻石》、《群臣上寿刻石》、《霍去病墓刻石》等。
东汉以后,随着碑刻的兴盛,篆书碑刻出现新的状况,一方面,碑文正文用篆书刻写的碑刻数量非常少,我们知道这是因为小篆的主体地位在这时已经被隶书取代,代表书迹有:《袁安碑》、《袁敞碑》,用笔浑厚,体势较宽。
东汉隶书《韩仁铭》
《韩仁铭》全称《汉循吏故闻憙长韩仁铭》,是刊刻于东汉熹平四年(175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一方碑刻,属隶书书法作品,无撰书人姓名,现存于河南省荥阳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内。
《韩仁铭》残高185厘米,宽97厘米,厚21厘米,圭形螭首,碑额下有穿,碑身下部残缺。
【释文】《汉循吏故闻熹长韩仁铭》熹平四年十一月甲子朔,廿二日乙酉,司隶□河南尹:校尉空闇、典统非仁,素无绩勋,宣善□。
仁,前在闻憙,经国以礼,刑政得中,有子产君子□。
尉表上,迁槐里令,除书未到,㐬羍 命丧身。
为□祀,则祀之王制之礼也。
书到郡,
谴吏以少牢祠□。
勒异行,勖厉清惠,以佺其美。
竖石讫成表言,如律□。
十一月廿二日乙酉。
河南尹君丞憙谓京写□,坟道头,讫成表言,会月卅日,如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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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韩仁铭》碑刻的书法艺术《韩仁铭》全称为《汉循吏故闻熹长韩仁铭》,为东汉后期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前闻熹长韩仁卒后的墓志铭。
此碑高185厘米,宽97厘米,碑额阴刻篆书为“汉循吏故闻熹长韩仁铭”共两行,每5字一行。
铭文共154字,为隶书,共8行,行存17至19字不等,字皆完好,唯缺右下一角。
金正大五年(公元1228年)由河南省荥阳县令李天翼(辅之)发现而得之,有赵秉文、李献能跋文刻于碑文后,该碑现存于河南荥阳市文物管理所院内。
《韩仁铭》碑属于标准隶书,赵秉文题记中有“字画宛然,颇类《刘宽碑》书也”。
与《刘宽碑》书法风格相接近,更与著名碑刻《熹平石经》同年刊刻。
《熹平石经》相传为著名学者、书法家蔡邕所书,虽然有着严整的规矩和方劲峻厚的形,但由于校正经文和规范文字的实用目的,“是对两汉隶书的总结”(范文澜语),故在当时仅起字帖作用,未能在艺术上作更大的追求,它布若算子,缺乏自然的姿致和动人的情性,是规范的样板,是为汉碑中的“馆阁体”。
而与之相比的《韩仁铭》则是一幅具有勃勃生机的优秀作品,除具《熹平石经》之长标准、典范外,又融入了书写者的自由和纵逸,因此更接近书法作为艺术的本体特征,无论是点画还是结体章法都富有参差变化之妙,自然而生动。
《韩仁铭》碑额“汉循吏故闻熹长韩任铭”十字,是汉代篆书不可多得的一件篆书精品,是汉代篆书的代表作之一。
被《中国书法大辞典》评为“其书法结体长短,随字结构,行间茂密和而能变,与碑文隶书同出一手,可称双绝”。
华人德先生评其碑额为“用笔舒畅流便,转折处化圆为方,结体沉稳生动,显得典雅安闲,是汉篆中上乘之作”。
改变秦篆玉筋而参以隶法,后人在写字刻印中多借鉴碑额而创作出不少精品佳作。
《韩仁铭》铭文隶书,康有为称之为“以疏秀胜”盖为疏朗秀润之意,仅从此碑的形象姿态论就具有很高的艺术表现力,令人产生诸多感染因素,如严谨、凝练、飞动、端庄、流畅、含蓄、秀润、疏朗、遒丽等,从而勾勒出一种美的形式。
汉循吏故闻熹长韩仁铭熹平四年十一月甲子朔,廿二日乙酉,司:校尉空闇典统,非仁:素无绩勋,宣善□□。
察仁前在闻熹,经国以礼,刑政得中,有子产君子风。
廷尉表上,迁槐里令。
除书未到,不幸短命丧身。
为国当祀,则祀之王制之礼也。
书到郡,遣吏以少牢祠祀。
铭勒异行,勖厉清惠,以旌其美。
竖石讫,成表言,如律令。
五年一月廿二日乙酉,河南尹君丞熹,谓京写石,竖坟道头,讫。
成表言,会月卅日,如律令。
需要说明的是,录文中带□的字,因漫漶不清或残缺不全,是荥阳学者张明申先生根据文意而补上的。
碑的发现金哀宗正大五年(1228),《韩仁铭》碑被当时的荥阳县令李天翼发现于已经废弃了600多年的古京城。
古京城春秋初始建,两汉尤为繁荣,北齐天宝七年(556年)废弃,成为普通乡村。
正大五年的某日,李县令来到县衙东南20里的古京城,或为访古寻幽,或为考察民情,也许是由于天热口渴,他到村中的一口水井打水喝,水还没打上来,却被水井旁立着的一块大石头给迷住了。
这一看不要紧,一通中国书《韩仁铭》碑法史上的精品汉碑自此重见天日。
东汉到金代,历时1000余年,当年韩仁墓高大的封土堆早已成了平地,墓前树立的石碑被村民凿了一个洞,搬到井上做成了辘轳支架。
《韩仁铭》碑被发现后不久,李天翼派人将碑移于县署二门内东侧,并请翰林学士赵秉文、应奉翰林文字李献能分别在原碑上作了题记。
赵秉文,字周臣,磁州滏阳(今河北磁县)人,文学书法俱有成就。
李献能,字钦叔,河中(今山西永济)人,贞祐三年(1215)状元,苦学博览,擅作文章。
这两大学人的题跋刻于石上,讲述了《韩仁铭》碑的来龙去脉,增加了这通汉碑的文化厚度。
赵秉文之跋文抄录如下:此碑出京索间《左氏传》京城大叔之地,荥阳令李侯辅之行县,发地得之。
字画宛然,颇类《刘宽碑》书也。
韩仁,汉循吏,蚤卒,不见于史,而见于此,非不幸也。
李侯亦能吏,天其或者为李侯出耶,抑偶然耶?夫物之显晦有时,犹士之遇不遇也。
向使此碑不遇李侯,埋没于荒野草棘中,得为础为矼足矣。
简论汉代隶书的文化精神发表时间:2013-10-18T13:31:14.403Z 来源:作者:王研充[导读] 西汉书法,值得研究的是竹木简、帛等墨迹书法。
这些墨迹,既有篆书圆畅流动的笔意,也有八分的波磔与行草书连笔,率意自然。
王研充(新疆克拉玛依市文化馆,新疆克拉玛依 834000)摘要:汉代是中国文化史上第一次大变革、大融合、大发展的时期。
汉代完成了书法五体的嬗变。
本文史论结合汉代的背景,从政治、经济、教育、哲学思想等方面进行探讨,凸显汉代隶书的文化精神是民族特有的精神之一,充分反映出中华民族富于进取的人生观和民族性格。
关键词:汉碑;经学;文化精神中图分类号:J292.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035(2013)07-0000-02 《研斋札记》一书有云:汉代,于文学,有气势豪迈之“大风歌”;于文字,有历史上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于思想,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局面;于书法,则有隶书之兴盛,诸体之齐备。
一、隶书的广泛应用,使汉代成为隶书的时代汉代(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这426年是中国书法发展史上关键性的一代;是隶书的发展期和兴盛期。
隶书的广泛应用,使汉代成为隶书的时代,所留下的竹木简、帛书、刻石等数量庞大,丰富多彩,充分体现了汉代人的时代精神。
在后人看来,只有汉代艺术才能给人以“古朴雄浑、博大深沉”的总体印象。
西汉书法,值得研究的是竹木简、帛等墨迹书法。
这些墨迹,既有篆书圆畅流动的笔意,也有八分的波磔与行草书连笔,率意自然。
它较少士大夫的浓郁文气,是庶民心理的自然流露,并且多带地域特征。
如《马王堆帛书》散发的是楚文化气息,儒雅秀润;而《居延汉简》呈现的是西北边塞刚健粗犷的戍马感受。
东汉以树碑立传之风盛行,所遗碑版精湛绝伦,气象恢宏,是隶书发展的顶峰,世称“汉碑”,它具有强大的艺术生命力和崇高的美学价值,至今卓立书坛,盛而不衰。
现存山东曲阜孔庙的汉碑无论其艺术特色、书写的规范程度及刻工的精良无比都是百代楷模。
碑帖史话汉代碑刻从书法发展来说,汉代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西汉尤其西汉初年(碑刻)书法,仍沿袭秦代的书法传统。
现在可以看到西汉书迹有极少数的石刻(碑刻)。
西汉的石刻,有《祝其卿坟坛刻石》、《上谷府卿坟坛刻石》、《群臣上寿刻石》、《鲁灵光殿址刻石》、《霍去病墓刻石》、《五凤二年刻石》、《麃孝禹刻石》,王莽时期的《莱子侯刻石》等,其笔划简直,属于没有波势的隶书。
还有《鲁北陛石题字》等。
这些西汉石刻中,有一部分为篆书,大多数是承袭秦代小篆的风格。
其中《鲁孝王刻石》是篆书向隶书过渡的字体。
以上这些刻石的书体,基本上是方整的小篆,形成了汉篆体方、笔挺,结法密的特点。
尤其是方折笔道,它是秦篆过渡到汉篆,以至汉隶的重大发展。
尽管这些刻石的字数虽然不多,可是它是研究我国汉字字体演变的重要实物资料;同时,它的书法艺术成就很高,成为我国西汉隶书碑刻的代表作。
总之,到西汉时期,从以上所列举的一些刻石来看,有些为篆书刻石,可是已带有隶意。
如《鲁北陛石题字》,其中的“月”字,虽为隶书,可是仍带有篆意。
另外,西汉成帝以前的一些刻石中,其隶书和篆书并列使用,或者说是已参杂使用。
可以从西汉的刻石中得到证实,如西汉《霍去病墓石刻》字,一石作“左司空”为篆书。
可是,到了汉顺帝以后,汉隶已到了成熟的时期,秦隶便已绝迹。
东汉韩仁铭这里必须交代清楚的是,到了汉朝,尤其是西汉初期,虽普遍使用隶书,可是也有用小篆的。
《后汉书》光武记注说“汉制,帝之下书有:策书用篆书,三公罪免赐策,用隶书。
”汉代的篆书石刻,传存于世的有赵王群臣上书,鲁王判治刻石,阳嘉四年刻石、祝其卿坟坛题字、上谷府卿坟坛题字、少宝神道阙、开母庙、是吾碑、建初残石、三公山碑以及汉魏诸碑额、如衡方碑额、孔彪碑额、韩仁铭碑额、白石神君碑额、张迁碑额、华山碑额等,魏三体石经里的小篆等,都是汉魏小篆的大本营。
碑在西汉时,极为罕有,欧阳修曾说:“至后汉以后,始有碑文,欲求前汉时碑碣,卒不可得。
汉韩仁铭译文
汉韩仁铭(一种古代韩国文学形式)的译文如下:
仁者爱人,克己复礼。
孝治家国,忠心为义。
仁者道达,宽厚心意。
礼尚往来,尊重如一。
义通人心,贞决不倚。
知行合一,心志坚毅。
忠臣爱国,济世救民。
诚实守信,行为诚明。
孝悌有德,和平共存。
仁者英才,德学齐全。
家庭和睦,社会安宁。
众生安乐,天下太平。
以上是对汉韩仁铭的译文。
汉韩仁铭强调了仁、义、礼的重要性,以及孝顺父母、孝治家国、忠诚正直等价值观念。
这些译文旨在弘扬尊重、和谐、和平的精神,引领人们追求道德美德。
摭谈东汉碑额篆书的艺术特色两汉时期的碑刻篆书主要集中在碑碣、碑额上。
这类篆文因其使用场合、载体和内容的特殊性而具有正统风范。
汉代大兴厚葬之风,尤其到东汉时期达到顶峰,而为死者墓前立碑的传统也兴起于东汉,并因深信灵魂不灭的观念,将死后藏身之地修建得极尽奢华和庄严。
因此无论是用来祭祀祈福、歌功颂德的石阙还是铭记生前官爵事迹的碑碣、碑额,都具有庄重正统的特点。
一、碑额的产生和发展《说文解字》中释“碑”为“竖石也”,即石头竖立在地面上。
关于碑的三种用途有以下记载:一是宫中之碑,用来观看日光打在碑上的影子来辨别方向,通过影子来看时间;二是祠庙之碑,立于宗庙中以栓绑牲畜;三于墓穴之旁,本为天子、诸侯和大夫下葬时用于牵引棺木入墓穴之用,起初是没有文字的,后来因为思念触景生情,所以在碑上刻字,逐渐形成了今天所见到的碑的形态。
当下已有诸多学者对东汉碑额进行分类研究,由于鉴赏角度与分类方式不同,有的从碑额艺术风格入手,有的从时代划分研究入手等。
碑额在东汉时期发展到顶峰,风格各异,每个碑额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和特色。
即使想要把类似风格或者接近的归为一类,不是显得牵强,就是认识和标准不能统一。
况乎个人的鉴赏、评判标准又不尽相同,因此分类也不免杂乱或模棱两可。
鉴于此,要想全面了解东汉篆书碑额,需要客观地从诸多碑额自身寻找异同来进行归纳和总结,从作品本身出发来研究。
1.用笔多“垂露法”《孔宙碑》于东汉桓帝延熹七年(公元164年)立,碑的主人公是孔宙,碑文主要内容是称颂孔宙之功行。
碑额刻有“有汉泰山都尉孔君之碑”二行十字。
在结体特点上为下疏上紧,疏朗华丽,以求工整对称的结构安排,流畅的笔触,方圆兼备的收笔,都显示出了此碑的审美意趣。
如其中的“都”字三笔都是悬针,而“尉”字的四笔皆为圆融。
《华山庙碑》于东汉延熹八年(公元165年)立,明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毁于地震。
碑额刻有“西岳华山庙碑”六字,其中六字皆用圆笔,柔中带刚,是典型的垂露篆。
东汉隶书韩仁铭东汉隶书·韩仁铭东汉隶书碑刻。
石碑篆额题《汉循吏故闻熹长韩仁铭》。
熹平四年立于荥阳。
金正大五年,为荥阳县令李天翼发现,清康熙间一度失所,后重新发现,移置荥阳县署。
碑石已断,止存上截,《金石萃编》载:石高六尺九寸,宽三尺八寸,字凡八行,每行存字十九。
书法“优绰郁拔,端然如铜斛玉律,不可亵视。
”翁方纲《两汉金石记》称此碑篆额:“十字长短随势为之,王虚舟谓不规规就方整,故行间茂密是也。
此与《张迁碑》额皆汉篆之最得势者。
”传世拓本以“为窂君谓京”等字未损者为旧。
德古斋有砖摹本,易辨。
《汉循吏故闻熹长韩仁铭》综述(禹舜)《汉循吏故闻熹长韩仁铭》,一般简称《韩仁铭》。
此碑刻二东汉灵熹平四年,即公元175年,距今1800多年。
金正大五年,也就是公元1228年,当时的荥阳县令李翼(字辅之)在“京城之墟”,也就是现在的荥阳的京襄城村,发现了这块碑并将碑移到县署二门内东侧。
碑文左侧刻有金正大五年赵秉文(字周臣)和正大六李天翼跋语和李献能(字钦叔)题铭,详述了该碑当时出土情况。
该碑在书中出现,最早载于康熙年间刘太乙编著的《续金石录》,另外,在翁方纲的《两汉金石记》和王旭的《金石萃编》中也有记载,由此这块碑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
解放后,被政府确定为河南省第一批重点保护文物,现存于郑州荥阳市文物保管所院内。
《韩仁铭》碑是一块青石碑,碑石已断,止存上截,《金石萃》载:“石高六尺九寸,宽三尺八寸。
”换算成现在通行的长度单位就是高185厘米,宽97厘米。
与一般的碑不同的是,《韩仁铭》碑的碑面只有右侧刻了8行文字,剩下半幅空白。
究竟是考虑不周,或者原来准备了铭文主,临时改变计划,不得可知。
一、碑文简释《韩仁铭》正文为隶书,共8行,记述韩仁做官的政绩和不幸短命后,上级官员令地方以少牢祭祀,以示褒扬的情况。
每行的具体字数,说法不一,有人说每行19字,有人说每行20字。
本文采用的是当代研究者张明申、秦文生的说法:共8行,154字,其中缺16字,残8字。
现补阙如下:(碑额)汉循吏闻熹长韩仁铭熹平四年十一月甲子朔,廿二日乙酉,司隶校尉饬河南尹:校尉空闇、典统非仁,素无绩勋,窆善扬恶。
察仁,前在闻熹,经国以礼,刑政得中,有子产君之风。
太尉表上,迁槐里令,除书未到,不幸短命丧身。
为国当祀,则祀之王制之礼也。
书到郡,谴吏以少牢祠焉。
奖劝异行,勖厉清惠,以佺其美。
竖石讫成表言,如律令。
五年十一月廿二日乙酉。
河南尹君丞熹谒者写石,竖坟道头,讫成表言,会月卅日,如律令。
“循吏”,之名最早见于《史记》的《循吏列传》,后为《汉书》、《后汉书》直至《清吏稿》所承袭,成为正史中记述那些重农宣教、清正廉洁、所居民富、所去见思的州县级地方官的固定体例。
循吏即奉公守法的官吏,说白了就是好官。
“闻熹”,汉代的一个县名,就是现在山西省闻喜县的前身。
“长”是东汉时县官职称之一。
秦朝制度规定,万户以上的县,长官叫“令”,不满万户的县,长官叫“长”。
汉朝沿袭了秦朝这个制度。
韩仁生前做过闻熹长的官职,所以死后称之为“故闻熹长”。
“铭”是一种文体,这里就是叙述韩仁生平事迹,表示纪念的意思。
“熹平”为东汉灵帝国刘宏的第二个年号。
“四年”即公元175年。
“甲子朔”就是说按天下地支纪日的方法,熹平四年十一月初一为甲子。
“廿二日乙酉”是说二十二日是乙酉。
“司隶校尉”东汉护卫都畿的官职名称。
“汉武帝时始置,本为纠察缉捕特别重大案件而设,后乃察举京城官民及附近各郡一切犯法者,其职权颇为庞大。
“饬”,上级对下级行公文的用语,意为教导、指示、告诫。
“河南尹”,官职名。
汉代,尹的行政等级本与州郡同,因为河南尹驻京都,地位职高于其他州郡。
“空闇、典统”,是两个人名(也有人认为“空闇典统”是不按法律办事的意思)。
“非”,诽也,毁谤之意,“非仁”即陷害韩仁。
“窆善扬恶”是校尉“空闇、典统”诋毁韩仁之词。
“察仁”,即对韩仁的政绩经过一番调查,结果与空阁、典统二人所说完全不同。
其下“经国以礼”,“有子产君之风”等的表述,是说太尉通过考察韩仁在任闻熹长期间的政绩,认为他能够按国家规定的法度办事,在惩罚有罪和征收赋税等方面,掌握宽严也比较恰当具有子产之风。
因此,秦明皇上升迁他为槐里县令。
可惜的是,任命书还没有送到,韩仁已经死了。
“祀”,祭祀。
王制之礼。
韩仁生前对国家有一定的贡献,死后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制度给予祭祀和怀念。
“书到郡”,指公文到河南郡。
“少牢”,羊祭。
《礼记.王制》:“天子社稷皆太牢,诸侯社稷皆少牢。
”“异行”,突出之行为。
“勖厉清惠”,勉励清廉高洁,仁爱宽厚的品质。
”佺即旌。
“竖石讫”,事情办妥。
“表言”,是古代公文中臣子对君上写的书面报告。
“如律令”为汉制官俯文书常用术语,就是照章办事。
“五年十一月廿二日乙酉”,熹平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乙酉到次年一月二十二日正好六十天仍是乙酉。
丞,官职名,各级官吏的助理。
治南尹丞,就是遵照司隶校尉指示拜倒京县去为韩仁建祠立碑的那个官员,他的名字叫熹。
谒者,汉代官名。
把碑文写在石头上以备镌刻叫“写石”。
“坟首”即墓道路。
碑竖坟道头,即神道碑,此句点明了韩仁墓的所在。
讫,完毕,即把建祠立碑的事情办妥当了。
“会月”,即晦日(卅日)。
河南尹落君承熹收到饬书,谒者刻石、竖石讫,仅用了60天时间。
综上所述,全文的大致意思就是:熹平四年十一月廿二日乙酉,司隶校尉给河南尹下发指示:校尉空闇、典统两个人诽谤韩仁,说他下办好事。
经上级调查,韩仁任职期间赏罚分明,政绩突出,太尉把情况上报朝廷,并升迁韩仁为槐里令。
可惜,任命书没到,韩仁就不幸去世。
这样的好官要纪念他。
下发公文到河南郡,派遣吏员用少牢的规格纪念他。
把韩仁的仁爱、宽厚、清廉等品质刻在石碑上,以资表彰。
这些事办妥以后写出总结,请遵照执行。
熹平五年十一月廿二日。
河南尹丞熹把建祠立碑的事情完成,月底卅日,代表河南尹写了总结,按制度呈报给司隶校尉。
清人钱大昕在《潜研堂金石文跋尾》中对《韩仁铭》碑文所述进行过简要总结:“汉世重吏治,而仁在闻喜,刑政得中,碑额称循吏,贤之也。
仁自闻喜迁槐里令,除书未到而卒,故额不云槐里令也。
仁既殁,司隶校尉悯其短命,下河南尹,遣吏祠以少牢,竖石以旌其美,于此见善政之效,而校尉风劝良吏之意,亦可尚矣。
”二、背景探幽据牛运震《金石图》解说,《韩仁铭》是一篇由司隶校尉(监察院长)下发给河南尹的令牒。
虽然朝廷为了表彰韩仁,授予其“循吏”的光荣称号,但遗韩仁的事迹并没有载入《后汉书.循吏列传》,现在除了通过《韩仁铭》的出土地点,了解他是京县(在河南荥阳境内)人外,其他情况一无所知,所以历来评《韩仁铭》的文章,对韩仁都着墨甚少。
山东曲阜孔庙的《礼器碑》全名《汉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又名《韩敕碑》、《修孔子庙器碑》,是汉桓帝永寿二年(156)所立。
文中称:“鲁国相韩明府名敕,字淑节,河南京人。
”《礼器碑》早于《韩仁碑》19年,应为同时期之物,由此推断,韩敕和韩仁应该是同时代人。
由韩敕是“河南京人”可知,东汉末年京县确实有韩姓家族。
韩仁放归故里,短命丧身,墓在京里,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基本确定韩仁和《礼器碑》中的韩敕当为同理同宗。
韩仁其人其事不载于《后汉书》等史籍,《韩仁铭》可补其不足,对研究汉朝末年政治斗争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司马迁开创性地在《史记》中为循吏和酷吏立传,后汉史学多有效仿。
不过,《史记.酷吏列传》仅有孙叔敖、子产等5位先秦人物,事迹也十分简约。
而《史记.酷吏列传》则不仅入选择的10位都是汉代大臣,传末的总结之词尤其沉痛。
《史记》的“循吏列传”,其实是“酷吏列传”的陪衬,用意在委婉揭露汉武帝时代恶劣的政治环境。
与司马迁刻意抹黑汉代官场不同,班固、范晔精心挑选了一大批好官,载入前后《汉书》的“循吏列传”。
但汉代官吏队伍庞大,被史家遗漏不在少数,韩仁就是一个典型。
面对韩仁其人其事,不能不令人感叹。
李献能感慨说:“两汉重循吏,而韩君之名,不见于史,则知班(固)范(晔)所载,遗逸者尚多。
”赵秉文说:“韩仁,汉循吏,蚤卒,不见于史,而见于此,非不幸也。
李侯(指李天翼)亦能吏,天其或者为李侯出耶,抑偶然耶?”清人吴清鹏的长诗《荥阳汉循吏故闻熹长韩仁铭》所述尤为深刻,节录如下:经国以礼刑罚省,想见政肃风清时。
迁槐里令辟书阻,不幸短命同吁嚱。
校尉牒下丞与尹,竖石坟道旌所司。
汉人质朴槟文饰,列传所阙名仍垂。
韩君昔丁熹平世,党锢幸不遭诋訾。
缓名急吏政本得,治谱千载无纷歧。
吏书上考作郡去,黄金白银胡累累。
道旁碑石述惠政,姓氏不复居人知。
三、艺术解析两汉碑刻完好存世者本来就不多,而将公文上石刻录留传世更为少见,《韩仁铭》是研究汉代文章珍贵的实物资料。
《韩仁铭》由两篇公文组成。
前六行写的是司隶校尉为韩仁平反、建祠、立碑的事,到河南尹的指令;后两行是河南尹遵照指令,派人到“京城”为韩仁树碑后写的报告。
全文共154字,层次分明,措辞得体,言简意赅,主题突出,代表了汉代的文风。
《韩仁碑》碑首为半圆形,上沿浮雕有三条螭龙,龙身从右后侧绕上,一直到左前侧垂下,龙首并列。
这种雕饰称为“雕晕”。
典型的汉碑分为碑首、碑身和碑座三部分。
碑首正中习称碑额,碑额上往往题写碑名,称为碑题,多用篆书,遂称“篆额”。
“汉循吏故闻熹长韩仁铭”即为《韩仁铭》的篆额。
全额共10字,分为二行,每行各5字,右行书“汉循吏故闻”,左书“熹长韩仁铭”。
两行组成一个长方形。
结体平实端端,是典型的汉篆体势。
在整体长方的框架内,右边5字,平均分布,字形外框大致为正方;左边5字随形结字,根据各字笔画的多少灵活布局,字画多的占据较大的块面,如“熹”“韩”;字画少的占据较小的块面,如“长”“仁”。
笔画细劲,改变秦篆玉筋而参以隶法,刻手对书迹的准确领悟和传达,更使此额真切动人。
方折斩钉截铁,撇捺柔情似水,起伏跌宕。
在短短10字中,藏露、曲直、在小、方圆、攲正、疏密、刚柔诸种矛盾在有意无意被处理得和谐妥帖。
清代书法家翁方刚在《两汉金石记》称此碑篆额:“十字长短随势为之,王虚舟谓不规就方整,故行间茂密是也。
此与《张迁碑》额皆汉篆之最起势者。
”《中国书法大辞典》评为“其书法结体长短,随字结构,行间茂密和而能变,与碑文隶书同出一手,可称双绝”。
华人德评其碑额为“用笔舒畅流便,转折处化圆为方,结体沉稳生动,显得典雅安闲,是汉篆中上乘之作。
”后人在写字刻印中多借鉴碑额而创造出不少精品佳作,清工著名篆书家赵之谦、邓石如等人的篆书就是从这种汉代篆书碑中吸取大量营养而形成自己独特艺术风格。
汉代是我国文字形体演变的交替时期,到东汉后期,从篆书体到隶书体的演变最后完成。
《韩仁铭》是东汉后期碑刻的代表作品之一,是研究汉代隶书的宝贵产,因而历代书法家所珍视,以致“碑帖贾捶拓无虚日”。
《韩仁铭》属于标准隶书,赵秉文题记中有“字画宛然,颇似《刘宽碑》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