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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节选英译本批评与鉴赏一、引言《中庸》是中国思想史上一部极为重要的经典，作者为孔子后裔子思。
《中庸》原为《五经》之一《礼记》中的一篇，后来北宋程颢、程颐极力推崇《中庸》，南宋时朱熹作《中庸章句》，并把《中庸》和《大学》《论语》《孟子》并列成为“四书”，对其精心诠释，成为最能代表中国儒学思想的经典名作之一。
《中庸》是对孔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作为最具哲学意味的儒家典籍，《中庸》的英译对传播儒家思想乃至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有着重要的作用。
从1828年高大卫（David Collie）将《中庸》介绍至英语国家以来的180多年时间里，《中庸》全文或节选被十位以上中外译者译为英语文本，成为西方学术界研究中国儒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文本。
二、译本总体风格分析理雅各和陈荣捷两位译者对《中庸》一书关注的侧重点和对其思想内容的理解程度有所不同，理雅各翻译儒经最初的动机是为其传教活动服务的，因此对《中庸》的翻译渗透着传教士精神。
他的译文比较忠实于原文，并配有大量的注释，学术性较强。
而陈荣捷所处的时代，美国对中国的研究尚在起步阶段，美国学界对儒学、中国哲学乃至整个东方思想常有误解，为了消除这种误解，并且原汁原味却又不造成歧义地传播中华文化，陈荣捷在翻译《中庸》时的手法比较灵活，多采取音译或音译注释法来翻译一些特殊字词。
从而显得浅显易懂，深入浅出。
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完全展现原文文化的完美译作是不可能的，译作只能最大限度地再现源语文化。
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说：“翻译是在接受语中寻找和源语信息尽可能接近自然的对等话语，首先是意义上的对等，其次才是风格的对等”（Nida，1969）。
因此，本文着重探讨译者对《中庸》所包含的哲学思想及文化内涵的理解和译介程度。
三、《中庸》书名的翻译“中庸”一词源自《论语》。
“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杨伯峻在注《论语》时，释“中”为“折中，无过，也无不及，调和”；释“庸”为“平常”。
《中庸》英译本国内外研究现状概述【摘要】《中庸》和《大学》《论语》《孟子》一起合称为“四书”，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家思想的经典著作，也是中国历史文化古籍中的传世宝典。
《中庸》作为中国文化典籍之一承担着对外文化传播和跨文化交流的责任，因此对其翻译和研究十分有必要。
【关键词】《中庸》英译研究现状1. 引言“四书”“五经”是著名的儒家经典著作，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典籍的代表。
其中“四书”包括《大学》《中庸》和《论语》《孟子》。
一般认为《中庸》是出自孔子的孙子子思（前483—前402），后经过秦代儒者的修改。
南宋时期，朱熹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并成为“四书”并分别作了集注。
《中庸》的中心思想即是儒学中的中庸之道，宋代程颐解释为“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
《中庸》主张个人道德修养乃政治成败的根本，依靠统治者的道的完善来实现国泰民安。
2. 《中庸》英译本研究目前经典的《中庸》的英译本有《the mean》（ u），《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james legge），《the middle use》（arthur waley），《the universal order， or conduct of life》（gu hongming）和《the doctrine of mean》（charles muller），其中比较著名的译本有两部：一部是清末民初著名翻译家辜鸿铭于1906年推出的译著the universal order or conduct of life，另一部是出自于19世纪英国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英译的五卷本《中国经典》中the doctrine of the mean，这是外国译者《中庸》英译的经典之作。
截至目前，国外关于中国儒家典籍的翻译研究还没有涉及。
而国内关于《中庸》英译的研究始于21世纪，《中庸》的英译研究在近十年来才逐渐受到重视，主要表现在各种研究的期刊和硕博论文的涌现。
哲学阐释学视角下《中庸》三种英译本的比较研究哲学阐释学视角下《中庸》三种英译本的比较研究引言《中庸》，是中国古代经典《论语》中的一篇章。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承载了众多的哲学思想和价值观念。
然而，尽管存在多种译本，但每个版本的意境和内涵却各有不同。
因此，本文旨在以哲学阐释学的视角，比较分析《中庸》的三种英译本，探讨其翻译策略以及对原著思想的表达效果。
第一章：《中庸》的背景及重要性1.1 《中庸》作为《论语》的一部分，具有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宝库，被誉为“民族精神的代表”。
1.2 《中庸》的内涵深邃，包含了儒家的中庸思想、人性论以及道德伦理等重要内容。
1.3 《中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章：三种英译本的比较分析2.1 译本A：Literal Translation2.1.1 这种译本以字面意义为出发点，尽可能地忠实于原文，但可能因此而缺乏语义上的灵活性。
2.1.2 相较于其他两种译本，这个版本更注重文字的准确性，但可能缺乏对中国文化和哲学思想的深入解读。
2.2 译本B：Interpretive Translation2.2.1 这种译本试图通过解读和注释，使读者更好地理解原著的思想，但也可能因此而丧失了部分原作的韵味。
2.2.2 相较于其他两种译本，这个版本可能更注重对中国文化和哲学思想的传递，但也会受到翻译者个人观点的影响。
2.3 译本C：Adaptive Translation2.3.1 这种译本试图在保留原著风貌的同时，与读者产生共鸣，具有较高的可读性和表现力。
2.3.2 相较于其他两种译本，这个版本可能更注重文化的适应性，但也可能在忠实于原文方面存在一定的失真。
第三章：比较分析的结果和意义3.1 三种版本都有其各自的优缺点，没有一种版本能完全表达原著的全部含义和内涵。
3.2 三种版本的存在使读者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理解《中庸》，拓宽了阅读的视野。
《中庸》两种英译本的对比研究作者：钱桂荣刘畅来源：《文学教育·中旬版》2010年第10期[摘要]本文试图通过对比《中庸》两英译本的语篇衔接特点来发掘译者风格,并探讨译者使用衔接手段的偏好对于译文的影响作用,即有助于译文更准确完备地传达原作者意图和原文的信息。
[关键词]语篇衔接;衔接手段;译者风格语篇衔接是语篇研究和翻译研究中必须涉及的课题。
语篇衔接理论发展近30年来,由于研究角度不同,语言学家们对语篇的衔接和连贯的认识也不尽相同。
Halliday和Hasan(1976)认为,衔接的概念可由语域予以补充,因为二者相加能有效地界定语篇概念。
语篇是一段在衔接和语域两方面都连贯的话语:如语篇和语境是连贯的,那么其与语域就是一致的;语篇自身是连贯的,则语篇是衔接自然的,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秦秀白,2002)。
Halliday和Hasan更是将衔接看作是建构连贯大厦的基石(Halliday & Hasan,1985)。
在翻译活动中,译者面对两种语言体系,将原语语篇深层结构中的整体逻辑和语义转换成目的语的表层结构单位的同时,还要确保目的语语篇深层结构中的整体逻辑和语义与原语语篇尽可能保持对等或一致。
为了保证语义和风格对等,译者不得不克服语言体系上的差异,对原作中显性和隐形衔接做出必要处理,而这种处理是译者的内在驱动,完全脱离于原作者风格。
译者使用的衔接手段在译文生成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它不仅是原语到目的语表层结构对等的桥梁,也是二者深层结构中语义与语域保持一致的必要手段,更是译者风格的体现。
为了研究译者衔接手段的使用偏好对原作意图的揭示效果,笔者选取了辜鸿铭译和理雅各译,通过对关于语篇衔接的处理进行对比研究,来探讨一下不同译者的语篇衔接偏好对译著的影响。
一、衔接手段的运用。
(一)词汇手段英语词汇衔接关系可以分为两类:同现关系和复现关系(Halliday & Hasan,1976)。
阐释人类学视阈下的《中庸》英译研究1. 本文概述本文旨在从阐释人类学的视角探讨《中庸》的英译研究。
文章将对《中庸》的基本内容进行概述，包括其核心思想、哲学体系以及在中华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接着，文章将介绍阐释人类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探讨如何将阐释人类学的理论框架应用于《中庸》的英译研究中。
在此基础上，文章将分析《中庸》英译的历史和现状，评估不同英译版本的优劣，并探讨英译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和挑战。
文章将提出基于阐释人类学理论的《中庸》英译策略和方法，以期推动《中庸》英译研究的深入发展，促进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和交流。
通过本文的研究，我们期望能够为《中庸》的英译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和实践指导，同时也为阐释人类学在文学翻译领域的应用拓展新的思路和方法。
2. 人类学视角下的《中庸》解读《中庸》作为儒家经典之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仅仅从字面意义和传统注释的角度去理解《中庸》，往往难以全面揭示其深层的思想内涵和文化底蕴。
本文尝试从人类学的视角出发，对《中庸》进行深入的解读。
人类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文化、社会、行为和思想的学科，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来审视传统文献。
在人类学视阈下，《中庸》不再仅仅是一部儒家经典，而是一部反映了古代中国人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社会结构的重要文献。
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中庸》所强调的“中庸之道”并非简单的折中或调和，而是一种追求和谐与平衡的生活方式。
这种和谐不仅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更体现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之间的和谐。
这种追求和谐的思想，与古代中国人对宇宙万物的整体观和有机观紧密相连，体现了他们对自然和社会的深刻理解。
《中庸》所倡导的“诚”也是人类学视角下值得关注的概念。
在古代中国社会中，“诚”被视为一种重要的道德品质，它要求人们在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基础上，追求内心的真实和纯粹。
这种对“诚”的强调，反映了古代中国人对真实、真诚和坦诚的价值观的追求，也是他们构建和谐社会关系的重要基石。
安徽文学ANHUIWENXUE 安徽文学2018年10期总第423期作者简介：胡姗姗（1992-），女，安徽黄山人，江南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硕士，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描述翻译学视角下《中庸》英译研究———以安乐哲、郝大维《中庸》译本为例胡姗姗王金安江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摘要：描述翻译学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是在规定性研究不足的背景下产生的一种翻译研究范式，而翻译规范是描述翻译学的核心理论。
《中庸》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它的英译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典籍英译的研究对象。
本文以安乐哲、郝大维《中庸》译本为例阐释了初始规范、预备规范、和操作规范在《中庸》的英译过程中对两位译者选择的影响。
关键词：描述翻译学翻译规范安乐哲郝大维《中庸》英译一、引言《中庸》被尊为四书之一，是一部对中国的思想、教育有着重要影响的儒家典籍。
它的英译主要是19世纪以后。
早期《中庸》英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雅各和辜鸿铭的英译本上，随着中国典籍英译研究的发展，其他译本（主要体现在多译本的比较研究上）也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
其中安乐哲、郝大维《中庸》译本因其对中国哲学独特的阐释和突出中国文化的异质性引起众多典籍英译研究者的兴趣。
笔者发现目前安、郝译本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对安、郝译本中某个核心概念词或重点篇章的英译研究；二是从某种哲学视角对其译本进行解读，主要包括过程哲学，比较哲学，阐释人类学以及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等。
但无论是对译本中某个核心概念词或重点篇章的英译研究还是从哲学的视角对译本进行解读，译本都在无形中与源语文本进行比较，比较的标准是译本是否阐释了中国哲学的独特性，鲜有研究者采取以译语为导向的研究视角。
二、描述翻译学传统的翻译理论是规定性的，以原文为中心。
规定性翻译研究以源语为导向，通过对比源语文本和译本评估译本的价值。
在这种情况下，忠实于源语文本的译本被认为是好的翻译，对等（equivalence ）、忠实（faithfulness ）被认为是翻译的标准。
《中庸》英译国内外研究述评
发表时间：2018-07-23T17:53:32.360Z 来源：《知识-力量》2018年7月下作者：赵秋盈[导读] 四书五经是中国儒家学术思想的经典书籍，其思想内涵和学术价值涵盖了道德思想、核心价值观、商务交际等领域。
作为《四书》其中之一的《中庸》一书，对中国传统的文化、教育、政治、思想等各个方面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郑州师范学院）
*本文系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首部‘四书’英译本研究”（项目编号：2016BWX024）的成果之一。
1.引言
四书五经是中国儒家学术思想的经典书籍，其思想内涵和学术价值涵盖了道德思想、核心价值观、商务交际等领域。
作为《四书》其中之一的《中庸》一书，对中国传统的文化、教育、政治、思想等各个方面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就我们搜集到的近年来的研究文献看出，在哲学界以及汉语学界，众多专家学者对《中庸》的研究可谓硕果累累，但在翻译学界，乃至外语学界，对这部凝结着精髓思想的《中庸》研究，至今前人鲜有涉及。
2.国外研究
《中庸》作为一本哲学著作，可称其为儒家的人生哲学、个人修为的宝典，因此一直深受西方研究哲学、宗教、儒家的许多学者的关注，比如，杜维明的《<中庸>论文集》（Centrality and Commonality: An Essay on Chung-yung）于1976年在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其著作《<中庸>洞见》由段得智翻译，中英文对照本于2008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此外，安乐哲，郝大维，彭国祥的《<中庸>新论：哲学与宗教性的阐释》，在中西比较的视域下，对《中庸》中“诚”、“性”、“情”、“礼”和“教”等最为重要的观念及其之间的内在关联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揭示了其蕴含的一个完整连贯的结构的哲学意义以及不同于西方的独特的宗教性（安乐哲，郝大维，彭国祥，2002）。
3.国内研究
国内对《中庸》的研究此起彼伏，以政治学、社会学、哲学等领域居多，出版和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专著和论文。
在国内译者的《中庸》译本中，以辜鸿铭的The Universal Order or Conduct of Life (1906) 最为著名。
在清末明初年间，他所译的《中庸》曾被收入在《东方智慧丛书》里。
但根据我们所掌握的资料，国内专门对《中庸》英译的研究还不多见，相比较而言，对于辜鸿铭的译本研究稍多一些。
通过在中国知网上搜索我们发现，有55篇文章专门对辜鸿铭《中庸》译本进行了研究，即倪培民（2005），王辉（2006、2007），王华（2008），王之光、陈佩佩（2009），朱萍（2009），陈佩佩（2010），郑玉凤、陈可陪（2010），李佳（2010），经晶（2010），陈梅、文军（2013），侯健（2013），丁大刚、李照国（2013），宋晓春（2013、2014），江晓梅（2015），段慧玉（2015），束慧娟（2016），于培文（2016），侯健（2016），刘永利、刘军平（2017），以及李娜（2017）等。
值得一提的是，在“书辜氏汤生英译《中庸》后”一文中，王国维对辜鸿铭《中庸》译本及翻译本身进行了评论。
围绕这篇文章，先后有3篇文章问绕王国维的观点进行了讨论（徐珺，2014：40）。
分别是马向辉（2008）的“不可通约性视域下的王国维议论——‘书辜氏汤生英译《中庸》后’一文的现代阐释”，1991年袁锦祥发表的详细阐述王国维对辜氏译本以及翻译态度的文章“王国维评辜译《中庸》”，以及王辉（2006）的逐条分析了王国维所谓辜氏译本的“大病”与“小误”的文章“辜鸿铭英译儒经的文化用心——兼评王国维‘书辜氏汤生英译《中庸》后’”。
此外，有15篇文章对《中庸》多中译本进行了对比研究，例如：赵常玲（2017）“功能语境视角下的《中庸》英译本比较研究”，赵常玲、何伟（2016）的“功能语境视角下的《中庸》英译比较研究”，乔飞鸟（2012）的“《中庸》英译本比较研究”，钱桂荣、刘畅（2010）的“《中庸》两种英译本的对比研究”，赵辉（2010）的“《中庸》诊释方法新议——以英译《中庸》为中心的比较研究”，以及两篇硕士论文对不同译文进行的分析：分别是刘畅（2010）的“《中庸》三译本中语篇衔接机制的使用统计及译者风格分析”和丁水芳（2011）的“后殖民翻译理论下的《中庸》英译研究——以辜鸿铭和安乐哲译本为例”。
我们还发现有一篇硕士论文（刘玉兰，2008）虽然也对《中庸》的多个译本进行了研究，但并非如此，而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假设。
刘玉兰（2008）在硕士论文《多角度主体性对翻译的操控——以<中庸>为例》里，将德里达结构主义影响下的翻译适应选择论作为框架，选取了从19世纪至21世纪《中庸》的四个英文译本。
4.结语
本文主要选取四书之一的《中庸》作为切入点，对其研究现状做了简要评析。
从中可以看出，《中庸》的影响力不仅仅体现在中国，对国外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
然而，客观地讲，学界对《中庸》的翻译研究还存在不足，即大多集中于辜鸿铭以及理雅各的译本，对其他译者译本的研究甚少；此外，研究的视角也大多聚焦于翻译方法和译本的语言比较上，缺乏语言学研究的内部关照及整体分析。
总之，文中涉及的想法仅是笔者的愚见，很多不够成熟，但学界的精髓本身就不在于得出特定的结论，而在于为之进行探索研究的过程，所以如有不当之处，敬请学者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1]Jakobson, R. (1959). 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 [A].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2]Toury, G. Translation Across Cultures [M]. New Delhi: Bahri, 1987.
[3]安乐哲，郝大维，彭国祥. 《中庸》新论：哲学与宗教性的诠释[J].中国哲学史，2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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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辉. 后殖民视域下的辜鸿铭《中庸》译本[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7（1）.
[6]王辉. 理雅各《中庸》译本与传教士东方主义 [J].孔子研究，2008（5）.
[7]徐珺. 汉文化经典外译：理论与实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8]赵常玲，何伟.功能语境视角下的《中庸》英译比较研究[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6（12）.
[9]赵常玲. 功能语境视角下的《中庸》英译本比较研究[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17（3）.
作者简介：赵秋盈（1984年8月—），女，河南省郑州市，硕士研究生，郑州师范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认知语言学及词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