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与亚里士多德德性理论之比较

浅析孟子与亚里士多德人性论的异同作者：张优来源：《新西部·中旬刊》2015年第09期【摘要】文章对比分析了孟子与亚里士多德的人性理论。

孟子主张人性本善，“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经过一系列的修养过程，每个人都可以达到理想的人格境界。

亚里士多德认为理性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基本特征。

认为德性不是人天生就具有的，而是通过人的后天的习惯养成的。

两者的共同点在于，亚里士多德和孟子都主张“中道”。

【关键词】亚里士多德；孟子；人性论一、孟子的人性论孟子与亚里士多德各自奠定了东西方传统文化的基础。

孟子认为人和动物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两者的本性是不同的，人的本性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是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的内在依据，即孟子所说的“四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

”[1]p200孟子认为人性是人生而有之的，并不是后天通过外力植入到人心中的，“仁义礼智，非由外烁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孟子主张人性本善，“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

” 就是说人之善就如同水往低处流一样，水的本性都是向低处流的，无论水流的方向怎么变，始终是向下流的，所以人的本性也都是善的。

孟子认为天是最高的主宰，世间万物都归于天，所以人的本原也是天，孟子认为天的本性是善的，人性和天性在本质上是有同一性的，因而人性本身也同“天”一样是善的。

所以，孟子认为先天性的人性是向善的，人的善是先天赋予的，只是由于后天外界因素的变化才使人丧失了本性。

孟子认为虽然人性都是善的，但有一些人能够保持自己的善心，有些人则不能，人的善会受外界环境因素及各种各样的条件因素的影响和作用，加之个人主观上的不努力，从而使人失去了自己的本心，才会出现诸多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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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和孔盂的伦理思想来看,德性是一切美好品质的概括,它包括状态、性情和习惯等。

在西方传统里,它分为勇敢、慷慨、谦逊、节制、大方、大度、温和、公正等条目;在中国传统里,它则分为恭、宽、信、敏、惠、忠、孝、礼、智、义等条目。

一、孔子的德性伦理思想--仁爱、忠恕、修己儒家德性论的基础是人性论。

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孟子主张性善论。

孟子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

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

"闭儒家德性论的一个重要思想基础是"天人合德"。

认为人类社会伦理道德本原在天,是天的本质属性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表现。

因而。

第一,作为人类社会基本秩序和行为规范的道德纲常。

是天经地义的。

第二。

人类的社会生活和一切行为都是以天为最根本的法则的。

第三。

人类社会道德效法天的自然之道,体现天的"生生之德",因而维持社会最和谐、最稳定的秩序。

总之.儒家德性思想植根于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模式之中.又全面渗透于中国传统的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之中,对中国的历史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孔子是儒家德性理论的创始人。

他的德性思想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提出了德性的总括--"仁""仁"是孔子德性思想的核心内容。

孔子对"仁"的用法极其灵活.每次针对不同的学生的不同问题从不同的方面对"仁"做出解答,赋予其不同的意义。

"仁"的根本含义即"爱人"。

"樊迟问仁。

子日：‘爱人’。

孟子四德与柏拉图四德比较仁义耻智四德说，首先是“仁”人都有恻隐之心，不忍之心，“仁”是做人的起码原则，也是仁最本质的属性，“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

”人只有时时处处“以仁存心”，才能保身、保家、保国、保天下。

“仁人无敌于天下。

”“义”即知荣辱的羞恶之心，“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不用耻者，不耻……何若之有？”“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

”羞耻心是人的本性之一，可以醇化道德，人人争先恐后，由此孜孜不倦，自强不息，而犯罪的原因便是“耻”的结果。

为人处世，待人接物，要“以礼存心”，“以礼敬人”，这也是君子不同于一般人之处。

“智”，即为判断是非善恶的本能，根据不同的对象予以不同的态度。

“在这四德中，孟子最为重视的是仁义，仁义实则伦理道德的同义词，孟子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

’仁是人心的代表，心是仁的生命，仁就是爱人，可见，孟子是以‘仁’为人心的完善，表现，是以人为生活中心和准则。

在东西方思想的源头上,中国的孟子和古希腊的柏拉图秉持着“人性善”理念,将建构美好与善良的精神家园作为教育的终极目的。

他们分别以孔子、苏格拉底为楷模,满怀强烈的政治抱负,试图通过道德教育建立和谐稳定的社会。

孟子致力于培养崇义尚道的“义士,”柏拉图力图造就理想国的哲学王;孟子强调精神内化,柏拉图主张道德外烁。

谈谈柏拉图苏格拉底的死，对他的学生们来说是一个太大的刺激。

在他们的学生中，有一位名叫柏拉图。

柏拉图（Plato，公元前四二七公元前三四七年）是贵族后裔，良好的家庭条件使他走上了政治之路，他年轻的时候充满才情，喜欢写诗及悲剧作品，直到二十岁时遇见苏格拉底，才把他以前的作品付之一炬，从此专心研究哲学，成为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跟随了苏格拉底八年，最后却看到他蒙受不白之冤而死，所以他对当时的所谓民主政治失望透了，他认为这种民主政治只是暴民政治。

柏拉图曾出外远游，四十岁时回到雅典，在一座称为Academus 的山上盖了一座学院，所以现在称学院为Academy。

２０１９年６月第３２卷　第３期阴山学刊ＹＩＮＳＨＡＮ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Ｊｕｎ．２０１９Ｖｏｌ．３２　Ｎｏ．３孟子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四重奏”林於明（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四川成都６１１７００） 摘　要：以多元主义为基础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在获得越来越广泛的认同，这在孟子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中早已有其根基。

两者在立足时代大变革的历史背景前提下，以务实的精神，重新恢复各自所在的文明世界对“共同命运”的深刻认知，从而进行新的社会价值重构与再造。

在此基础上依托制度擘画的前瞻性构想，导引人类历史的光明走向。

两者的这种可贵共识对当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很有启发意义。

关键词：孟子；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共同体；价值重构；公共利益中图分类号：Ｄ０９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１８６９（２０１９）０３－００８０－０６ 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人天生就是政治的动物”［１］４。

这句名言流传至今已两千多年，但其中的观点依然没有过时。

尤其是在中西政治交流与碰撞日益频密，“人类命运共同体”初现雏形的今天，对不同政治哲学进行对比分析是一个越来越值得探讨的问题。

孟子和亚里士多德作为东西方文明中的两位思想巨人，在各自所属的文明中对政治哲学做出了卓有成效和影响深远的探索，他们所奠基的政治哲学，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后世政治构建的蓝本，尤其是他们在各自的文明领域内所展开的对人的“共同命运”的深刻诠释，在今天更加值得思考和弘扬。

一、时代更迭的变局与顺应历史的改革孟子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都充满强烈的扭转时势的使命感，从历史背景上看，双方又都面对着极为相似的境况。

在亚里士多德之前，经过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希腊语世界，迎来了重大的时代变局，各邦国间的竞争日益加剧，不同的政治理念陷入日益严重的对立，随着战争的结束到来的并不是和平，而是贸易衰退、贫富分化、土地兼并，由此而引发的社会动荡让整个希腊世界陷入长期动荡，伯利克里和梭罗等一众希腊圣贤开创的“黄金时代”至此走入黄昏［２］。

先秦儒家美德伦理与古希腊美德伦理之比较比较先秦儒家美德伦理学与古希腊美德伦理学之间的差异性、相似性和所面临的困境。

在差异方面，两种美德伦理类型具有展开路径不同、成德践行的内在动力结构不同以及思维方式不同。

在相似性方面，两种美德伦理类型都确定道德可教并强调德行教化的意义，两者在个体成德践行的具体途径或方法上都选择中庸。

在困境方面，两种德性观都面临理论和现实的挑战。

对于古希腊美德伦理学，这种挑战主要是道德相对主义和自然主义；对于先秦儒家伦理学，则是其依附的礼制被边缘化和传统文化价值的失落。

标签：先秦儒家美德伦理；古希腊美德伦理；比较先秦儒家伦理学与古希腊伦理学作为不同地域形成的两种伦理类型，差异的存在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同为古典美德伦理学，两者之间又具有明显的相似性或同质性。

并且，无论是先秦儒家美德伦理学还是古希腊美德伦理学，在当今时代都面临着巨大困境。

一、先秦儒家美德伦理学与古希腊美德伦理学之间的差异“Virtue”的西语含义与中文“美德”一词的汉语理解并不完全相同。

古希腊人对“美德”的理解具有实质性的价值内涵，相当于汉语中的“卓越”“完善”“优秀”等概念，而且这一概念的实质性价值往往与特定人的特定社会身份具有直接联系。

如智者的美德在于智慧的表现；士兵的美德在于勇敢的表现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这里所说的“卓越”或“完善”并不完全是某种道德形而上学的理想境界，因为每一种美德总是与人的具体生活特性或社会身份相关的，换言之，美德总是与个人的生活特性相关，意味着他实际行为的恰如其分，尽职尽力。

著名伦理学家亚里士多德曾经开列几十种美德，并指出达成这些美德的基本方式，即“中道”。

汉语“德”字早见于《周书》，金文从直、从心。

在词源意义中，“德”与“得”相同，所谓“德”者，更多是指“心得”“成德”。

“道”“德”连缀，便有内得于心于己，外得于道义的双重意味。

孔子所言“主忠信，徙义，崇德也”（《论语·颜渊》）[1]，就是这个意思。

浅析孟子与亚里士多德人性论的异同文章对比分析了孟子与亚里士多德的人性理论。

孟子主张人性本善，“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经过一系列的修养过程，每个人都可以达到理想的人格境界。

亚里士多德认为理性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基本特征。

认为德性不是人天生就具有的，而是通过人的后天的习惯养成的。

两者的共同点在于，亚里士多德和孟子都主张“中道”。

标签：亚里士多德；孟子；人性论一、孟子的人性论孟子与亚里士多德各自奠定了东西方传统文化的基础。

孟子认为人和动物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两者的本性是不同的，人的本性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是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的内在依据，即孟子所说的“四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

”[1]p200孟子认为人性是人生而有之的，并不是后天通过外力植入到人心中的，“仁义礼智，非由外烁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孟子主张人性本善，“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

” 就是说人之善就如同水往低处流一样，水的本性都是向低处流的，无论水流的方向怎么变，始终是向下流的，所以人的本性也都是善的。

孟子认为天是最高的主宰，世间万物都归于天，所以人的本原也是天，孟子认为天的本性是善的，人性和天性在本质上是有同一性的，因而人性本身也同“天”一样是善的。

所以，孟子认为先天性的人性是向善的，人的善是先天赋予的，只是由于后天外界因素的变化才使人丧失了本性。

孟子认为虽然人性都是善的，但有一些人能够保持自己的善心，有些人则不能，人的善会受外界环境因素及各种各样的条件因素的影响和作用，加之个人主观上的不努力，从而使人失去了自己的本心，才会出现诸多恶行。

孟子主张修身养性减少物质欲望来保持人的善，即“养心莫善于寡欲” ，因为一个人的物质欲望越多，他的善就会随之减少。

孟子德性伦理思想研究【摘要】：二十世纪以来，伦理学理论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从元伦理学到规范伦理学、最后到德性伦理学的历程。

作为对西方伦理学界德性伦理兴起的回应，本文以孟子的伦理思想为核心，深入阐发了其德性伦理的主要观点，挖掘了孟子德性伦理的思想资源，从规范伦理与德性伦理的对比出发，重点突出了德性伦理的理论要旨，初步勾勒出孟子德性伦理体系的面貌，并对其理论中可以为现代社会所转化、吸收的内容作了论述。

规范伦理在现代社会所遭遇到的诸多困境表明，追寻德性伦理已经非常必要。

西方的德性传统是从亚里士多德开始，中国的德性传统则是从原始儒家处发端的。

从西周到孔子思想发展的过程表明，德性的思想已经开始进入思想家的视域，而孔子到孟子之间的儒者对此已作了较为深入的考察。

正是依此为基础，又加上百家争鸣的社会历史背景为孟子德性思想的创造提供了理论刺激，从而最终使孟子得以构建起一个相对完备的德性伦理体系。

德性伦理集中讨论的是成人问题，成人首先涉及成人的人性基础。

孟子就是通过对人性善的证明确立了其德性理论的出发点，其证明的基本理路是以性命一致为基础，揭示人性所含蕴的各种善端，进而通过对良心活动层的阐明，使主体的道德理性能力得以凸现出来，从而实现道德理想向现实行为的转化。

德性作为一种内在于人的品质，不仅离不开人性善的前提，而且本身也是同主体自身的认知、情感、意志能力是一体相承的。

对此，孟子也从多角度作了阐发，使其德性理论获得了现实的依托。

德性伦理区别于规范伦理还在于强调主体德行的自觉。

孟子揭示的仁义内在、仁智统一、志功结合等观点为德性与德行的统一作了说明。

德行作为主体的实践行为并不是脱离规范的，相反，正是通过对规范的自觉认同，主体在日用常行中循礼而动，才最终在经权的互动中获得自慊的道德心境。

这一系列过程是主体体证德性伦理的最实在处，孟子对此的揭示也是比较明确的。

孟子的德性理论注意到了德性与规范的一致离不开教化的作用，孟子强调主体自身行为的端正是教化的先决条件，只有在正己的前提下，善政与善教才是可能的。

小议孔孟和亚里士多德德性目的论共性作者：胡旭华来源：《商情》2010年第31期[摘要]本文通过介绍孔孟和亚里士多德在相似的动荡历史背景下,都努力地寻找一条恢复自然秩序的道路。

在伦理上,他们都主张一种目的论。

将人作为“艺术品”来塑造,使其拥有完善的德性,讲求德性的发挥和活动。

在追求德性的过程中,都实现了一种超越,不管是内在的或是外在的,最终达到了一种至高至远,无以名状的神境。

[关键词]德性幸福目的论一、孔孟和亚里士多德德性目的论的提出先秦儒家的创立者孔孟与亚里士多德同样都生活在一个社会大变革时代。

孔孟所处的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纷起,各自为政,礼崩乐坏。

而亚里士多德则是处于希腊奴隶制城邦衰落、危机时期,城邦内部贫富分化加剧,各个城邦之间混战不休,社会政治经济遭到严重破坏。

他们都经历了国家文明的鼎盛,又目睹了它的衰退,为了恢复社会的秩序,维持国家的安定和保证政治经济的不断发展,都试图重新构建一种“自然大序”。

这种“自然大序”的构建,在儒家那里成功的转化为一种完善的伦理道德次序,由于其强烈鲜明的目的性——为国家统治服务,促使它成为独具特色的国家伦理。

而在亚里士多德处,更多的是从理性思辨的层面来构建伦理次序,表现为一种“哲学家的伦理”。

二、孔孟和亚里士多德的德性目的论孔孟的伦理思考模式是德性目的论的。

他们在内部注重个体的道德修养,在外部要求将个人道德的完善加以扩充,成为一个由内而外的发展过程,即所谓的“内圣外王”之道。

“内圣外王”是其对理想圣贤人格的界定。

“内圣”讲究的是圣之本和为圣的功夫,圣之本即圣之为圣的客观依据,孔孟将其归之为“天理”。

天在他们眼中是具有伦理意味的实体,是绝对意义上的最高本体,也是人类社会道德生活的最终根据。

而为圣的功夫即是注重和培养个体的自我德行,是个体道德品质和理想人格的修养过程。

这一过程要求个体将自身的生命消融于永恒的“天理”之中,达到“天人合德”的最高境界。

“外王”是对“内圣”在社会现实中的运用和扩展,即将内在理想的圣贤人格表现在社会生活和国家政治中,实现治国平天下的圣王理想。

儒家和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学的基本问题探析摘要任何规范的伦理学都可被大致区分为道德要求、道德理由以及用于支撑理由的存在论基础和心理学基础等层面。

作为美德伦理学可资采用的两种伦理学范式，亚里士多德主义和儒家伦理分别提供了以“最高善”和“道”为宗旨的道德理由。

进一步地，前者通过诉诸本性/自然学说和灵魂学说，后者通过诉诸“天命”观念和“心性”观念，描述了相关的存在图景和心灵结构，为各自的道德理由奠定基础。

一、比较的可能严格说来，“美德伦理学”(virtueethics)是一个只可能在现代语境中才会出现的概念。

对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古代思想家来说，尽管是从行为者内在品质的角度出发，从美德与人的自我完善的关系出发来讨论道德问题，然而在他的头脑中，绝无可能出现一个专门的“美德伦理学”概念。

因为，以上述方式进行的道德哲学探究，在他看来，就是“伦理学”本身，而不是与其他类型相对应的一个伦理学分支。

我们之所以常用“美德伦理学”来称呼亚里士多德主义，恰恰是我们的道德观念接受了(至少经历了)启蒙时代以康德主义、功利主义、休谟主义等立场为代表的规则伦理学(ruleethics)的洗礼之后的结果。

正因为在我们的思想脉络中，已经存在这些更强调行动指导功能、更强调正确行动的必然性与义务性的道德理论，所以，当有所反思并回顾伦理学史时，我们才会特别在意古代思想的不同之处，并以其中尤为突出但在现代道德哲学中却日益边缘化的关键词——“美德”——来界定这种伦理学。

把亚里士多德主义视作“美德伦理学”的典范，还只是西方伦理学的内部问题。

毕竟，现代西方学界所讨论的美德伦理学，很大程度上确实是对亚里士多德主义的重新发现与开掘。

但是，若要引入中西比较的维度而将中国的儒家伦理思想也视为“美德伦理学”，则可能需要更多的谨慎。

一方面这是因为，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并没有西方启蒙以降的现代道德哲学意义上的“规则伦理学”。

因此，将儒家伦理思想视作“美德伦理学”，在根本上，就不可能是中国伦理思想进行内部比较或对照的结果。

《论语》中孔子中庸思想与亚里士多德中道思想之比较孔子与亚里士多德作为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分别生活在二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与古希腊的城邦社会，他们所提出的“中庸”和“中道”思想在一些方面表现出惊人的相似。

但由于二人又处于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制度下，看似相同的思想也有其不同的认知内涵。

因此，对两者持一种比较学的视角，这是应有的态度。

本文旨在从孔子的中庸思想与亚里士多德的中道思想所蕴含的伦理道德内容及其异同方面作一些探讨。

一、孔子的“中庸”思想1. “中庸”是一种道德准则与道德境界孔子视中庸为一种最高的道德，践行中庸，使行为恰到好处，是道德实践的最高境界。

中庸，这一概念始见于《论语.雍也》。

“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

”（《论语·雍也》）孔子认为,君子如能运用中庸的方法于仁德的实践中,就会获得一种至高的品德。

所以《中庸》称引孔子的话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这里所谓“君子中庸”，不是说君子都做到中庸，而是说，君子都有朝中庸方向努力，尽可能做到中庸的意识。

这正是君子之所以为君子的道德自律性的体现。

[1]在孔子看来,中庸既是人们在道德实践中如何掌握行为分寸与尺度必须遵守的重要道德准则，一种道德境界。

孔子认为,按中庸的方法原则去做,才能有恰到好处的善的效果。

他认为，所以不是优点,而且会造成危害，是因为人们在履行道德(或办事)时，一旦过了头就反而会使原有的道德要求变为对行为的错误导向。

比如,礼貌所要求的是恭敬谦让,但如果过了头,则会变成谄媚、“足恭”。

所以，后来朱熹在阐释孔子的这一思想时也说:“如君止于仁,若依违牵制,懦而无断,便是过,便不是仁。

”[2]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孔子所倡导的道德选择和道德修养行为,就个人来讲尽管也是一种自愿行为,但这是在必须严格遵守宗法礼教背景下的“自愿”行为,即这种道德选择和道德修养,都必须符合宗法等级制度的要求,符合国家政治伦理的要求,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人的道德选择和道德修养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丧失了本真的“自愿”行为。

亚里士多德与孔子伦理思想的比较研究一、德性主义与“仁”在西方伦理思想中，最初很长一个时期，伦理视野思考都集中在人的德性特征上。

在亚里士多德之前，古希腊关于德性的理论，有苏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识”论。

亚里士多德则直接把伦理学定义为“研究德性的科学”，并把德性定义为人的品质。

德性与“最好、优秀”相联系，意为一种事物之好（“优秀”）。

“德性”概念可以说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核心概念。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德性可泛指一切事物的优越性，他说：“一切德性，只要某物以它为德性，就不但要使这东西状况良好，并且要给予它优秀的功能。

”（《尼各马科伦理学》，苗力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而“人的德性就是种使人成为善良，并获得其优秀成果的品质”（《尼各马科伦理学》，第35页）。

亚氏指出，人的“德性”并非外在理念赋予人的人性，更不是神的馈赠，而是内在于人性中的理性。

此种理性与人性中的非理性相对，人的理性之所以表现为“善”，是由于“人们自然的具有接受德性的能力，先以潜能的形式被随身携带，后以现实活动的方式被展示出来”。

因此人们用理性支配行为，控制欲望，使之合乎“善”。

亚里士多德分为两类即相应于灵魂具有理性自身部分的是理智德性，相应于非理性的可却服从理性的部分的是伦理德性。

也可以说，理智德性是运用理性的优秀，而伦理德性则是服从理性的优秀。

伦理德性就是我们感受好和坏的品质，过度和不及都是坏的，都是不应该的，只有合乎中道的行为才是好的，才是应该的，这是亚里士多德的“中道说”，也体现出德性主义的特点。

此外，亚里士多德认为德性本身就会使人愉快，“幸福就是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尼各马科伦理学》，第 35 页），可见，亚里士多德在人生幸福论上也体现出德性主义的特点。

孔子的中心概念是“仁”（在英文中也译作“德性”）。

“仁”主要包括以下含义：“仁者爱人”（《论语》）；“克己复礼为仁”（《颜渊》）等等。

将仁作为爱可说是一个特殊德性，而“仁”又被作为全部德性的总汇，作为爱与复礼的综合或交互，也是一切特殊德性的基础。

浅析中西方早期人性假设理论的异同作者：张浩然来源：《经营者》 2018年第8期一、中国早期人性假设（一）“性善论”首先提出“性善论”的是孟子。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

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

”孟子认为人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和是非之心，这就是仁义礼智，这些不是从外部给予我的，而是我自己本来就拥有这些的。

［1］在管理学的角度上，孟子的“性善论”主张管理者应该施以仁政，因为人的本心是善的，是好的，所以管理者应加以引导，使其顺应自己的统治。

（二）“性恶论”荀子作为“性恶论”的代表，他的思想与孟子截然相反。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荀子否定性善是与生俱来的，认为人生来是恶的，肯定性恶是人的固有的本质，主张对人的管理办法是教化人性，变“恶”为“善”。

由此他提出了“化性起伪”的著名论断。

这一转化需要由圣人教化大众，而这一过程便产生了礼义，法律制度也同时产生了。

（三）“性三品说”董仲舒又对人性论作了进一步的发展，他提出了“性三品”说，分别是“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

“圣人之性”是天生的“过善”之性，是一般人先天不可能、后天不可及的；“斗筲之性”，生来就是“恶”的，教化无用，只能采用刑罚的手段来处置他们；而“中民之性”，也就是万民之性，是“有善质而未能善”，必须通过管理者的教化才能成善。

二、西方人性假设（一）“经济人”“经济人”的观点最早是由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他认为经济现象是具有利己主义的人们的活动所产生的，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之有利于他人，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

这种“经济人”的观点由此被人们接受。

这种“经济人”假设的观点类似于中国儒家荀子的“性恶论”，即把人性向不好的一面考虑，认为人性是自私的，对应的管理方法就是用严格的规章制度来管理人，从而达到预期的目标。

亚里士多德与孟子伦理思想的区别及其对政治思想的影响亚里士多德与孟子是轴心时代东西方两大思想巨擘，他们的伦理思想和以之而形成的政治主张均因当时社会东西方两大社会历史文化条件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特色，前者的伦理思想更侧重于理性，后者的伦理思想则偏向人的本性中的固有道德情感；前者主张法制政治、民主执政，后者青睐将家庭的人伦道德扩充到社会，由开明的君主实行仁政以实现其所坚持的道。

本文以二者的伦理思想作为出发点，沿着伦理思想的差异路径探索二者政治思想的异同。

标签：亚里士多德；孟子；伦理思想；政治思想亚里士多德（384BC—322BC）和孟子（372BC—289BC）作为轴心时代东西方两位思想巨擘，他们的政治主张与他们的伦理思想的认知是分不开的，二者在伦理思想和政治主张上既带有两个形态迥异的社会的时代背景，又预示了中西方伦理和政治运作在以后的差异。

亚里士多德和孟子伦理思想特点伦理学，即探讨人类道德的科学，是关于人类道德价值终极追求，关于真、善、美的价值判断标准的知识，是亚里士多德和孟子思想的基础。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的开篇部分，亚氏说道：“一切技术、一切规划以及一切实践和选择，都以某一种善为目标。

因为人们都有美好的想法，宇宙万物都是向善的。

” 〔1〕桑塔耶那认为，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人性的概念是十分健全的：“每个理想都各有自然的基础，每一件自然的事物都各有理想的发展。

” 〔2〕人性的拷问就成了理解亚氏伦理思想乃至于其政治思想的首要问题。

亚氏指出，“幸福就是灵魂的一种合于德性的现实活动。

” 〔3〕而灵魂本身包括非理性和理性两个部分，非理性部分是指人类获取营养与生长，是全体生物所有的，因而它不是区分人类与其他事物的根本点，亚里士多德认为，为人独有的，构成人之为人的是人的灵魂中的理性，“对人来说这种东西就是合于理智的生命。

” 〔4〕正是凭借这一点，人类有了超越其它生命的形式。

幸福在于人类自然本性的实现，而人类的根本本性就是理性，因而在亚氏的思想系统中，理性成了全部出发点，理性是亚氏追求幸福与德性的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