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亚里士多德中庸思想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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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唐太宗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的都督府与都护府不一样:都督府偏重于管理、安抚少数民族部族,官员可以由少数民族首领担任,职位可以世袭;都护府是代表中央处理少数民族地区诸事务的行政机构,偏重于守护边疆,仅在边疆地区设置,官员必须由汉人担任,且不可世袭。
2.孔子的“中庸”思想既不是简单的折中,也不是庸俗的中间路线。
它追求在不同时空环境下尽善尽美的最佳方案,因此,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且完全服从所要达到的道义原则。
3.孔子的“中庸”与亚里士多德的“中庸”不同。
亚里士多德的“中庸”有哲学思考,而孔子的“中庸”是出于礼法,没有太多的哲学思考;孔子的“中庸之道”对道德和政治建设都有指导意义,而亚里士多德的“中庸”思想则主要体现在处理事情和人生的态度上,二者有很大区别。
4.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没有调动农民阶级的革命热情;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则束缚了人民群众的手脚。
5.关于时势与英雄的关系,正确的说法是时势造英雄,不是英雄造时势。
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是因为他们顺应了时势的需要,而且,英雄人物不可能超越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限制,不可能超越所属阶级的限制。
当然,英雄人物对时势也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6.毛泽东虽然在晚年犯了严重的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不可磨灭的功绩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仍然受到中国人民的尊敬。
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成果,仍然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7.牛顿经典力学体系的创立标志着近代自然科学体系的形成,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提出奠定了现代物理学的基础。
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中庸之道
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中庸之道是受众多名贤思想家所追随的,他们将这条道路
概括为“中”的概念,认为这条道路所提倡的是一种谨慎中庸的生活态度。
孔子提出的中庸之道强调在态度和理念上追求一种平衡。
他相信,当人们保持
正常平衡时,他们就能够有效地处理和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从而保持社会秩序与平衡。
此外,孔子把中庸之道作为摒弃形式主义、物质主义、以及片面追求快乐等极端做法的一条底线。
亚里士多德的中庸之道则与孔子的道学思想稍有不同。
他认为,人们应该保持
对公共事务的积极关注,并把所有的行为都纳入考量之中,从而达到一种平衡。
所以,亚里士多德主张,用敏感关注他人善行和不良行为,拒绝片面追求自身利益以及调和间或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不拘一格地活用知识等,这一切都是人们遵循中庸之道的关键要素。
对于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中庸之道来说,平衡的态度和调和的作风是必不可少
的要素。
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孔子更强调在态度和理念上追求谨慎、中庸的做法,而亚里士多德则更强调在行为上的关注与平衡。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从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中庸之道中总结出:要以一种平衡的态度和谨慎的作风处理日常事务,拒绝物质主义和快乐至上,以及摒弃形式主义,要积极关注别人的善行与恶行,调和各方关系,最终一切都能达到最佳的拆和效果,这便是中庸之道的精神内涵。
龙源期刊网 孔子中庸德性与亚里士多德中道德性之异同比较作者:闫咏梅来源:《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9年第05期摘要:中庸和中道是孔子与亚里士多德思想比较研究的重要视角。
作为一种德性,孔子中庸德性和亚里士多德中道德性在思想内涵方面具有同义性,具体内容方面具有同构性,实现路径方面具有同步性。
但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两者依从的中道标准及其裁量方式不同,同时与两极端和财富关系也存在不同。
基于此,中庸德性与中道德性在人生中的意义、价值也表现出分殊。
孔子的中庸德性,折射出人生大智慧、高境界,超越功利目的之上,“德”的过程就是“福”的过程,德福同构;亚里士多德的“德”“福”是相分离的概念,幸福需要内在的“德”,也需要外在条件的支持,德是构成福的主要元素。
关键词:孔子;亚里士多德;中庸德性;中道德性;比较DOI:10.15938/ki.iper.2019.05.027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9)05-0140-05中庸或中道是孔子与亚里士多德学说中最基本的范畴,学术界对中庸和中道思想的研究成果颇丰,其中更是不乏对二者进行比较研究的论文与著作,但从德性角度研究两者异同的却相对少见。
思想观念体系作为行为的动力源泉,它的价值在于对实践的正确导向性与规范性。
伦理学研究不能仅仅止步于思想观念的争鸣与交锋,同时需要关注观念指导下成就什么样的人,具备何种德性品质,完善什么样的人生理想境界。
一、孔子中庸德性与亚里士多德中道德性的共通之处冯友兰先生认为孔子中庸之道的“‘中’很像亚里士多德的‘黄金中道’的观念。
”[1]中庸与中道德性同为受中道法则统领的德性,两者存在共通之处。
1.中庸与中道德性思想内涵具有同义性孔子中庸德性与亚里士多德中道德性,都遵循中道的基本法则。
中庸的“中”基本释义为:求得恰到好处。
“夫人不言,言必由中(《论语·先进》)”,“中”意味“命中”,而没有偏离两。
孔子与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异同孔子和亚里士多德是东西方两位几乎同时代的伟大教育家、思想家,他们都注意到了培养公民道德的重要性,他们对德育内容和德育功能有着基本一致的界定。
但同时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以及政治体制的不同,他们在德育对象的选择以及道德与政治的关系这些看法上存在这一些差异。
(1)二者的相同点孔子和亚里士多德对于道德的标准和道德的内容规定是相同的,他们都奉行中庸之道,认为人的内心达到了一个平衡的状态就是有德行的状态。
孔子将“仁”“义”“礼”“智”“信”等作为人道德的内容,并且认为虽然人性的本质是善良的,但其道德的培养和形成却是后天养成的。
而亚里士多德也认为人的美德是在后天生活中所培养形成的,而不是与生俱来的,他认为美德是一种适度的、恰好的行为与情感,这一点与儒家思想中的中庸之道不谋而合。
孔子和亚里士多德都十分注重道德对于政治以及社会的重要价值。
他们都认为人必须通过不断提高自身德行修养的方式来承担社会责任,同时,德行高尚的人还承担着帮助和影响他人提高其道德修养和实施道德行为的责任。
同时,他们都认为社会整体的道德好坏会影响政治的稳定和社会的发展,好的个人修养并不仅仅是个人的人生追求,还是政治清明和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和基础。
(2)二者的差异在对待教育对象上,孔子认为“有教无类”,孔子虽然处于封建等级社会,但他对于道德教育方面确实倡导人人平等,忽略受教育者的出身和阶级的。
而亚里士多德的教育公平则排除了奴隶、女人、孩子甚至几乎所有的体力劳动者,这样的平等相对更加狭隘。
在关于道德与政治的关系上,孔子始终认为道德是政治的基础,良好的政策的制定和推行都有赖于统治者极其臣民的优良道德修养,国家政治的清明也是基于道德的提高的,同时政治的相对权威性也能够推动臣民的道德修养和进步。
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政治是先于道德的,因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而非天生的有德性者。
亚里士多德认为培养人道德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于政治,通过优良的道德修养从而作用于政治的发展,但孔子则将最高目标定义为实现天道。
浅谈中西方中庸之道在中国春秋末期,百家争鸣的年代,诞生了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他集华夏上古文化之大成,在世时已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是当时社会上最博学者之一,并且被后世统治者尊为孔圣人、至圣、至圣先师、万世师表。
“中庸之道”是是由孔子提倡的提高人的基本道德、精神修养以达到天人合一、太平和合神圣境界的一整套理论与方法。
同一时期,在遥远的西方,地中海东部的古希腊诞生了能与孔子相媲美的智者亚里斯多德,不知是巧合还是历史的必然,他同样提出了“中庸”。
本文将简要介绍中西方的中庸之道,并从多个方面分析两个“中庸”的相似性及不同点,探求其中的缘由。
现在,有很多人无法认同孔子的“中庸之道”,觉得中国自明以后闭关锁国,到清末的落后挨打皆因为此。
这些人都将中庸之道与折中主义,平均主义,不彻底主义,庸碌主义,妥协主义混为一谈,认为中庸缺乏动力,其不偏不倚让人圆滑处世,不利于个人的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
然而孔子的中庸之道的主旨是“致中和”,即通过不偏不倚的方法处理万事万物,使人们达到和谐相处的理想境界。
而“致中和”的前提是要求人们通过道德修养恢复人固有的善的本性。
要恢复人的善的本性,首先要努力做到“诚”,因为诚是“物之终始”,是沟通天道和人道的桥梁,因此“诚”是中庸的关键所在。
中庸的“诚”有三个维度:(1)连结天和人(“天命之谓性”),“诚”是“天人合一”的一种规范,既重天又重人,体现了从“礼”到“仁”,从“天”到“人”的重要历史转折;(2)“诚”是贯通天、地、人的一种普遍规范,使天和人、地和人、人和人、人和社会处于一种和谐的理想状态;(3)“诚”强调个体和群体的关系,诚既是道德本体,也是道德实践,既是个我自身的修养,也是人际关系充分协调的原则,更是国与国之间的交往的准则。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和《尼各马可伦理学》中都对“中庸”作了深入分析,他说:“If we were right when in our Ethics we stated that Virtue is a Mean and that the happy life is life free and unhindered and according to virtue, then the best life must be the middle way, or the mean, between two extremes which it is open to those at either end to attain.”亚里士多德把“中庸”分成:怯懦和鲁莽之间的是勇敢,吝啬与奢侈之间的是大方,淡薄和贪婪之间的是志向,自卑与骄傲之间的是谦虚,沉默与吹嘘之间的是诚实,暴戾与滑稽之间的是幽默,争斗与阿谀之间的是友谊。
孔子与亚里士多德中庸思想比较
提纲:
一、总括
孔子继承和发展了殷周以来的“中"、“和”思想,将“中”与“庸”联系起来,提出了
“中庸”的概念。他所谓的“中庸”就是“执两用中”,要求人们言行符合周礼,“夫礼所以
制中也”,认为“仁”、“礼”等儒家的基本范畴都包涵在中庸之中,试图通过行中庸之道,
达到社会的长治久安,“中庸之为德也,甚至矣乎”,可见中庸之道的重要性。
亚里士多德站在中等奴隶主的立场之上,继承和发展了古希腊智者们的“和谐观”,
并结合当时现实社会,提出了中庸(中道)理论。中庸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又被称为“中
道”,所谓“中道”就是“适度”、“适中”、“执中”的意思,即一种“无过无不及”的
中间状态。亚里士多德把中庸看作最高的善或至德,“美德乃是中庸之道”, “德性就是
中道,作为最高的善和极端的美”。
二、基本内涵
孔子和亚里士多德分别生活在东西方两个不同的文明古国。一方面,大致相同的时代背
景和生产生活方式,使得两人有着一些相同或相似的思想,中庸思想便是其中之一;另一方
面,两民族生产生活方式的差异及两人不同的生活际遇又使得其中庸思想存在着明显的差
异。
(一)相同点
1、社会背景:孔子和亚里士多德均生活在社会剧烈动荡的社会大变革时期。
具体说来,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中国正经历着“礼崩乐坏”的社会剧变;而亚里士多
德生活的希腊古典时代末期,城邦制度也已盛极而衰,并最终为马其顿所灭。
2、理性精神的一致:不走极端。
中庸或中道,要在持“中”,不走极端,强烈地反映出人类的理性精神。
3、主体指向的一致:至上美德。
无论是孔子还是亚里士多德都认为中庸是一种至上美德,并非人人具有,平常人只有完
善自己的人格,逐渐向中庸美德靠拢。
4、思想方法的一致:致中和适中。
作为一种思想方法,中庸和中道要求人们在处理各种社会关系时,要“致中”和“时中”。
5、政治立场的一致:反对折衷主义
中庸或中道所指向的,是事物内部存在着的相互对立相互依赖的矛盾双方,在某一点或
某个方面因对立统一而达成的平衡及真实的和谐一致,反映的是事物存在和发展变化的基本
规律。中庸强调“允执厥中”,中道强调居二恶之中点,都是指要把握好事物矛盾的度,把
握事物存在和发展变化的基本规律,而绝不是指将不能统一在一起的相互矛盾的东西无原则
地加以调和,更不是教人圆滑处世。
(二)不同点
1、经验德性论与先验人性论的不同
亚里士多德认为,中道德性并不是先天的,而是后天的行为习惯中形成获得的,因此,
亚里士多德认为中道的伦理德性也可称作习惯德性,因为伦理德性是由风俗习惯熏陶出来
的,而不是自然本性,自然的东西不能用习惯改变。
孔子认为作为至德的中庸实际上是“仁”在日常生活中的运行、实现,“仁”又是先天
地内在于人自身的,是人生来就本有的东西,不是在后天的学习与实践中获得的,所以中庸
之德也是先天本有的。
2、德性自愿与道德自觉的不同
亚里士多德虽然也认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必须按一定的社会道德准则去选择,这样才
能符合中道,不过,他更尊重中道选择中的个人意志自由。亚里士多德认为道德选择原本就
是人的一种高度自主的活动,因为人都有自由的意志,正是这种自由的意志使人成为并非消
极地接受环境的影响,而是对环境主动施加影响的积极主体。亚里士多德认为,德行和恶行
都出于人的目的,“目的是我们愿望的对象,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乃是我们的审量及选择
的对象,所以,凡是关于手段的行为,必是由于选择、并且必定是自愿的。 ”
孔子中庸观的侧重点在于强调道德主体对道德之“仁”、“礼”的自觉,侧重于对做人
的责任和义务的自觉。在他看来,人性本身己经包涵有一定的中庸因素,有善端、恶端之分,
要克服人性恶的一面,发扬善端即可“率性”以行“中庸”,它强调人的中庸行为是一种自
觉利人的道德行为,个体不是为实现其幸福而追求道德,他们追求道德更多是履行对社会的
一种责任和义务,不是获取个人的幸福生活,而是实现国家与社会生活的道德。
3、社会生活中的归宿不同
(1)求公正与致中和
自由与德性是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思想中的两个原则,其德行的实践是个人内心良知向外
部环境的自由抒发,从而使得古希腊的中道选择观在社会实践上又表现为在尊重个人意志自
由的基础上,对社会公平和正义不懈追求的精神。对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追求,为西方建立法
制和民主社会制度提供了厚实的理论基础,亚里士多德认为:一切科学和技艺都以善为目的,
一切之中最为主要的科学则以最大和最高的善为目的,政治学即是最主要的科学,政治上的
善即是公正,也就是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
与亚里士多德追求公正的目标不同,孔子追求的是一种“从心所欲不逾矩”式的道德自
由,以求实现主观意识与客观规律的完美统一的和谐与中和,这种和谐与中和指人与事物之
间处在合乎中道原则的共处状态,这种状态表征的是人的情感发挥恰到好处,“发而皆中节”,
合乎人类的伦理道德规范,是人性本体的表现,也是人性至善的表现。孔子一开始就把人作
为出发点,着重探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强调对宗法统治秩序的维护,并将这种统
治秩序放在一切价值之首,作为社会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孔子认为,和谐是实现宗法统治
的基本目标,所以,把维护和谐稳定的致中和作为中庸的目标就是非常自然的理论与现实选
择。
(2)法治与德治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法治在事实上也优于人治,因为:在法律未能作出规定的地方,人
也同样不可能作出明断。法律教导人们遵循这一目的,委任各种官员根据最公正的意见来判
决法律自身未能涉及的其余事例。此外,人们还完全可以根据其经验修正或补充现存的法规,
崇尚法治的人可以说是崇尚只由神和理智来统治的人,而崇尚人治的人则在其中掺入了几分
兽性,因为欲望就带有兽性,而生命激情自会扭曲统治者甚至包括最优秀之人的心灵。法律
则是摒除了欲望的理智。
孔子寻求的是一种德(礼)治社会,他在把中庸视为伦理之“礼”的同时,更强调中庸的
“仁”的道德性。“仁”与“礼”是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范畴,仁的概念,孔子以前就有,
春秋前期人们把尊亲敬长、爱及民众、忠于君主和仪文美德都称为仁,孔子在继承已有观念
的基础上把它发展成为系统的仁说。理想的政治应当是免刑、无讼和去掉残暴、免除虐杀,
但在现实生活中孔子也不是主张绝对不要刑,在讲德治时,也不是完全不要刑,而是主张“宽
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认为宽猛相济(即文武两手并用,德治与刑治结合),政事
才会谐和,反对过度榨取,主张“节用以爱人,使民以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