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亭”与“乡”“里”不同性质不同行政系统说汉代“亭”与“乡”“里”不同性质不同行政系统说——“十里一亭……十亭一乡”辨正王毓铨载《王毓铨史论集（上）》班固著《汉书·百官公卿表》叙述县以下的地方职官说：“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
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
”若不细加推究，这话就给人这么一种印象：汉代的地方行政组织是“乡”“亭”“里”；“乡”以下是“亭”，“亭”以下是“里”。
所以一千多年来，凡是论到汉代官制或地方行政制度的，总以为汉代是“积里为亭，积亭为乡”。
顾炎武发现了汉朝是“以县统乡，以乡统里”(《日知录》二二)，首先接触到了这个问题，但他未因此对“十里一亭，十亭一乡”的因袭说法予以应有的怀疑。
俞正燮作《少吏论》(《癸巳类稿》一一)，论历代地方职官，也没有发现汉代“亭”和“乡”“里”的正确关系，或有无关系，反而据《续汉书·百官志》“一里百家”的文字，推论说汉制是“千家亭长”。
近人也有接受这个说法的。
最初使我怀疑“十亭一乡”的，还是由于班固自己的话。
叙述了乡里职官以后，班固便列举汉帝国境内县道国邑乡亭的总数，“乡六千六百二十二，亭二万九千六百三十五”。
这两个数目字不像有错，所见各本都如此。
如果没有错，那就有问题。
据前引班固的话，汉代是“十亭一乡”的，“乡”既有六千六百二十二个，那么，“亭”就应该有六万多个。
即使设置的情况是“大率”吧，那也不能相差如此之多。
因此，我怀疑《汉书》里“十里一亭……十亭一乡”的记载，不可能理解成“积里为亭，积亭为乡”，必定另有个说法。
应劭也是后汉的学者，曾作过泰山太守，并且特别留心过汉朝的政治组织，著《汉官仪》，他必定知道汉朝的地方官制和行政机构的，但他却不曾说汉代是“十里一亭……十亭一乡”。
他说：“国家制度，大率十里一乡”(刘昭《续汉书·百官志》补注引《风俗通》)；“乡”“里”中间没有“亭”。
如果前汉和后汉的地方行政组织不同，班固和应劭两人的说法不同，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可是我们知道在这方面前汉和后汉是没有什么不同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把两汉的地方行政制度和有关问题，稍稍考察了一下。
我的出发点是这样的：一、汉代的“亭”和“乡”“里”是不是同性质同系统的地方行政组织?二、“亭”是不是隶属于“乡”，而又统辖着“里”?三、如果肯定应劭“十里一乡”的话，和班固的“十里一亭”的话有无矛盾?怎样解除这个矛盾?如一般所周知，“亭”不是个施政主民的机关，和“乡”“里”不同。
第一，因为“亭”的设置目的是为“以禁盗贼”、“主求捕盗贼”(《续汉书·百官志》)，主要是为禁盗防盗，《汉旧仪》、《汉官仪》和《续汉志》无不如此说法。
《汉官仪》说：“亭长课徼巡。
尉、游徼、亭长皆习设备五兵。
五兵弓弩、戟楯、刀剑、甲铠、鼓。
吏赤帻行縢带剑佩刀持楯被甲，设矛戟习射。
”又说“亭长持二尺板以劾贼，索绳以收执贼”。
(《续汉书·百官志》刘昭补注引，《汉旧仪》文字大同小异。
)《史记》《汉书》《后汉书》所载“亭”或“亭长”的故事，也无一不是所谓防盗备奸的，很切合《汉旧仪》和《汉官仪》的说法。
《后汉书·仇览传》记览为蒲亭长，一老母诣亭讼其子不孝。
这故事好像是说亭长主讼狱。
其实这件事是偶然的。
因为亭长主不法，所以那位老母才向他告她那不孝的儿子。
类似的调解事情在旧社会里是常有的。
严格说来，亭长的职责不主民间词讼。
相反地，乡官里正的设置是主一乡之人，或一里百家。
他们的任务重在民事行政：如教化，诉讼，“知民善恶，为役先后；知民贫富，为赋多少”等等。
这和亭长的单纯的半军事性质的维持治安的职务是不同的。
为维持治安镇压不法，“亭”不只设于乡野，而且设于城市街道上和城门上。
“洛阳二十四街，街一亭；十二城门，门一亭”。
(《续汉书·百官志》注引蔡质《汉仪》)不只重要大街和城门上设“亭”，有亭长，就是衙门门前也有亭长。
所以丞相府有骑亭长七十人(《汉旧仪》)，“郡……正门有亭长”(《续汉书·百官志》)，“长安令雒阳令及王国郡县加前后兵车亭长”(同上《舆服志》)。
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在汉石刻(如武梁祠画像刻石)和文献里才有“门亭长”，“汉故乐安太守麃君亭长”，汉代古墓里出现了很多亭长砖，汉代壁画和楼房明器大门前也有持戟守卫的亭长。
郊野设亭的制度，后汉以后开始废弃，到了西晋，仿佛已经不存在了。
所以贺循(二六○——三一九)在上晋怀帝一奏章里说，“按汉制十里一亭，亦以防禁切密故也。
当今纵不能尔，要宜筹量，使力足相周”(《晋书》本传)。
“防禁切密”就是汉“亭”的主要任务。
第二点可以证明汉代的“亭”不是主民施政的机关，不和“乡”“里”同一系统的，是当时的户籍制度。
现今所谓姓名籍贯，春秋时代叫“名居”，汉代叫作“名数”，登记人户的“名县爵里”。
每户人家成员的姓名、性别、年龄、爵级和财产(如果有的话)，以及他们所属的地方行政单位，每年登记(“案比”)一次，编成名册，县令转呈郡太守，郡太守再派遣上计呈献给皇帝，以后朝廷征收赋税，征调劳役，全凭这个“名数”册子。
敦煌居延两地所发现的汉代简牍里有若干是载着戍卒的“名县爵里”的。
有的记“县”和“里”，有的记“郡”或“国”和“里”，有的记“郡”或“国”，“县”和“里”。
居延汉简里有两简，一曰，“魏郡繁阳北卿佐左里公乘张世……”，二曰，“河南郡雒阳北部北昌里公乘……”(见《居延汉简考释》三，释文之部。
标点是我加的——铨。
)简文里的“北卿”和“北部”都在县名之下里名之上，必定是乡名；“卿”和“部”大概是“乡”字的误释。
①汉时一县平均说来少的有三乡，多的有五乡。
县城所在之乡叫“都乡”，三乡的就还有“左乡”“右乡”，五乡的就有的以东西南北之名名之。
汉铢里有“南乡三老”印，汉《苍颉庙碑》文里记载着万年县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①《三国志·魏志》云，曹操“年二十举孝廉为郎，除洛阳北部尉”。
由是观之，洛阳有“北部”，劳释不误。
但细审之，则不然。
洛阳乃县名，县中分“部”不见于文献，也不见于汉碑文字(汉碑阴多载县中职官名)。
《续汉书》谓“尉大县二人，小县一人”(《百官志》)，此二尉当即应劭《汉官仪》中所载之“左右尉”(《续汉志》刘昭补注引)。
汉“溧阳令潘乾碑”亦有“左尉”“右尉”官名，但从未见“北部”“南部”之记载。
裴松之注《魏志》引《曹瞒传》曰：“太祖初入尉廨，缮治四门，造五色棒……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
”这是都尉的派头，县尉没有这么大权力。
而且当时推荐曹操作“尉”官的是京兆尹司马防。
一个京兆尹也不会推荐他所钦佩的人作县尉这么一个小官。
汉代县不分“部”，但郡分“部”，部有一都尉。
《魏志》所谓“洛阳北部尉”疑为“洛阳北部都尉”。
裴松之注引《魏武故事》载曹操自谓曰，“孤始举孝廉……后征都尉”，是曹操曾一任都尉。
可见《魏志》之“尉”非县尉，实为郡都尉。
“尉”既为郡都尉，则“洛阳”代表的不是个县，应该是郡。
东汉末洛阳乃河南尹之首县，且居河南尹之北部，在通常称谓里那时或有用“洛阳”代“河南”之办法，致有《魏志》“洛阳北部尉”之文字，也未可知。
简文中“河南郡雒阳北部北昌里”“北部”为“北乡”之误释(章草中乡部二字易混)当无问题。
有“北乡”，汉封泥里“东乡”“西乡”“南乡”“北乡”印都有(《续封泥考略》，五)。
汉代实际上是有“北乡”的名称的。
如此说来，上引居延两简就是记载着“郡”“县”“乡”“里”的名籍了。
居延一地发现了六百七十四片名籍木简，但没有一简是记载着“亭”的。
《学斋占毕》(三)载一汉代墓碑，文日：“永意元年二月十二日蜀郡临邛汉安乡安定里公乘校官员王幽字珍儒。
”①这一名县爵里写的很详细，但也没有提到“亭”。
汉代通行的“爵里刺”(如后世拜会用的名帖)也是记载着“郡县乡里”，同样没有“亭”(《释名》，六)。
如果汉代地方上确是“积里为亭，积亭为乡”的话，“亭”在名籍的记载里必可一见，焉能遗漏得这么干干净净!第三，再就汉代的实际行政上说，也只见“乡”“里”相刺，不见“亭”。
《春秋繁露·止雨篇》记董仲舒的止雨仪式说，“令县乡里皆扫社下。
县邑若丞令吏啬夫三人以上祝一人，乡啬夫若吏三人以上祝一人，里正父老三人以上祝一人。
皆斋三日。
”在这个布置里有“县”，有“乡”，有“里”，也没有“亭”；主事的有“县令”，有“乡啬夫”，有“里正”，也没有“亭长”。
为什么呢?因为“亭”只是个徼循机关，主“盗”不主民。
正因为“亭”是个防“盗”维持治安的机关，所以亭长在后汉时代是“承望都尉”(《续汉书·百官志》)，而不从属乡游徼。
“乡”不辖“亭”，乡游徼也管不着亭长。
后汉如此，前汉想必也是如此。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一提“亭”的来历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①碑文标点是我加的。
“永意”即东汉冲帝“永嘉”。
钱大昕谓“憙”“嘉”易乱，“永嘉”实为“永憙”(《三史拾遗》四)。
“亭”在周代是个伺候敌人的设备，像一个小障。
敌人来攻，主“亭”的人(或“尉”，或“长”)，便报告消息，并设法抵抗。
所以那时的“亭”都是设在一国的边境上。
平时无事，诸侯之间的遣使聘问，亭吏就主送迎之责。
《韩非子·内储说》上载吴起为魏西河守攻克秦一小亭，那亭就在秦的边境上。
贾谊《新书》(七)载梁楚邻界，两国边境上都设着亭。
《国语·周语》载单襄公答周定王说，“周制有之……疆有寓望”，应劭把“寓望”解作汉代的“亭”(《全后汉文》，三七)，那是很恰当的。
这些例子，可以把我们引到这么一个结论：原先，“亭”是设在边境上用以守望并防备敌人进攻的。
《墨子·备城门》篇(想是战国晚期作品)，谓城上设亭以固守卫，亭一尉。
这也是防外敌的。
这城上的守亭和境界上的边亭性质是差不多的。
两汉时代边境上也有亭。
那就是所谓“亭障”“亭燧”一类的设置。
它们的作用是军事的，防备敌人的袭击的，和先秦时代亭的主要作用完全一样。
但在汉代，边亭只占少数，大多数的亭都在内地；而这些境内之亭则主防内“盗”内“奸”。
什么时候亭由边境上发展到内地，由防御外敌也变到逐捕内“盗”，即由周亭变成了秦汉亭，是亭制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可惜文献缺乏，不能考明。
想来，大概是秦国统一六国建立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的时候，为防备反抗和逐捕叛逆，利用了旧制，稍稍改变了它的性质，并且拓大了它的范围而创立的吧?劳干研究汉代亭燧制度说：“亭之本义为乡亭，指烽燧者其引申也”(《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一)，这话适得其反。
总之，从历史上看，“亭”原是守望防敌的，是个军事设备，在汉代，它的本质仍然如此。
它和掌教化，主赋役，窥伺居民的行为的乡官里正之类，在性质上是不同的。
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①魏晋以后，亭制废，地方上逐捕“盗贼”的责任就转到“里长”或“里正”身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