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大国关系调整的特点及动力分析
大国关系在国际关系中具有重要地位，它规定了国际体系的基本特性，关乎着国际体系的总体稳定。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开辟了大国关系的新阶段，后危机时代大国数目的大幅增加，大国身份的日趋多元，中国的崛起也成为触动大国关系调整的一个重要因素，国际体系已进入大变革大调整时期。
9·11后，影响大国关系的两个因素——全球化和大国国内政策逐步显现，这两个因素的作用在金融危机中尤其凸显。全球化一方面使大国间经济、政治、文化的融合加深，共同利益增大，全球经济呈现爆炸性增长，另一方面也使某些原来只存在于局部的问题国际化，国际恐怖主义以及全球金融危机都是突出的表现。而国内政策因素是指一国政策的变化对大国关系发生的作用，这一政策变化可以是国内政治和国内形势变化在其外交政策上的反映，也可以是单纯的外交政策调整。这两个因素的作用增强导致原有动力组合形态发生了某种程度的改变，使大国关系在当今的后危机时代的调整呈现出新的特点。
首先，ISIS等国际恐怖主义威胁的突显，使反恐上升为对大国关系具有支撑功能的新的利益交汇点。在原有的一些基地组织被摧毁之后，国际反恐已经从具体行为抽象为共同接受的概念，在这一概念之下，国际反恐有了更深的内涵和更广泛的外延。预防国际恐怖主义升级，防止大规模杀伤武器扩散变得尤为突出，这对于大国合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国际反恐不仅使大国的共同利益面增加，而且使国家利益的传统形态和对传统理解发生变化，某些传统矛盾在一定条件和一定程度上被淡化、减小或是退居次要地位。以美俄关系为例，美国在中亚的军事存在从地缘政治利益来说与俄罗斯的政治和安全利益相矛盾，但从反恐利益来说符合俄罗斯的安全利益。反恐利益和传统地缘政治利益的碰撞既没有抵消前者，也没有使后者消失，它们处于矛盾的状态下，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发生某种程度的妥协，甚至是不同国家利益的交叉融合。
其次，传统的安全观念、安全思想和安全战略遭到强烈冲击，大国开始从根本上重新考虑涉及到国家安全的许多重大问题，并不同程度地调整了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美国和俄罗斯的调整幅度最为显著。由于在反恐目标之下的合作受到了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调整的深度支持，俄罗斯与美国在反恐合作后大幅改善了外交关系，打破了两国关系自1993年以来徘徊不前的僵局。俄美关系的突破带动了整个大国关系的再调整。
再次，大国关系出现了深度调整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国家集团因素进一步减弱。大国关系越来越倾向比较单纯的双边或多边关系，与国家集团的直接联动效应趋弱，特别是负面效应，如俄美关系的恶化并不直接带动俄欧关系的紧张，俄罗斯与北约集团的矛盾对俄欧的关系也没有造成严重障碍。二是非敌对性趋势进一步加强。美俄宣布相互不视为威胁和结成新战略关系即是最好的印证。
三是互动性出现增强趋势。大国相互关系越来越接近均同的关系，大国之间因某一具体问题可以形成某种短暂的联合，但形成持久的反对某一国的联合可能越来越小。每两个大国之间都可能有矛盾，但同时也有合作和利益关系，每一个大国对待与其他大国的关系都有自己的独特视角和立场，都尽力避免被利用来反对第三国，即合作也竞争成为大国之间普遍的规律。比如俄罗斯在保持与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的情况下，不仅与美国建立了新战略关系，而且推进了与印度和日本的战略合作；欧洲国家作为美国的盟国，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显示出越来越强的独立性。如在伊拉克问题上，德法等欧洲大国与美国的立场分歧严重，而与俄罗斯和中国的立场相近，这在过去是十分少见的。
现阶段大国关系调整既有传统因素，又有时代特定因素，而后者往往决定着现阶段大国
关系调整不同于其他时期的特征。
首先，旧国际结构的瓦解是大国关系调整的第一个动力。冷战结束使两极国际结构瓦解，世界陷入结构无序状态。诸如理论界所描述的多极化、单极化、一超多强等等。各大国失去原有结构的支撑，主动或被动地脱离原来的结构关系和次序，不得不根据变化了的形势在新国际格局形成的过程中重新选择和重新定位。而各大国在冷战之后国际格局中自我定位过程的不同特点使大国关系的调整具有复杂性。
其次，大国力量对比关系的彼此消长是大国关系调整最深刻、最根本的动因。表现为一个大国即美国的力量急剧膨胀，另一大国俄罗斯大幅度衰落，第三个大国中国迅速崛起。力量对比在短时间内的重大变化深刻地影响了大国之间的关系。在以两极结构为特征的冷战时期，大国关系形成的基础是地缘政治和力量平衡，基本游戏规则是零和博弈，而这种规则在冷战结束后被打破，当今国际关系更多是互动和双赢规则。
第三，全球化给大国关系所带来了深刻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方面，经济交往和经济合作的极大增加造成大国之间经济利益的大面积交叉或融合，导致国家相互依赖和共存共荣程度的实质性加深；另一方面，全球化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全球性问题，如毒品走私、环境污染、非法移民等等，其中对大国关系来说最突出的是恐怖主义的国际化和大规模杀伤武器扩散，应对全球性问题的威胁也成为各大国的共同关注和共同利益。
第四，大国内部政治和政策的变革形成了大国关系调整的国内动力，它对大国关系的影响极为巨大。比如俄罗斯国内进行了革命性改造，接受了西方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念和市场经济，并最终在政治和文化上把自己定位于欧洲和西方的一部分。这就决定了俄罗斯在外交上以融入欧洲和西方为导向。其他大国国内政治虽然没有发生制度性变革，但在新的国际环境中都在对外政策上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调整，调整的共同特点是改变或减少敌对性，增加合作性。
这些动力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并与其他传统因素组合形成一种合力，推动着大国关系的调整及其运动方向。
当今大国关系的调整出现了一种积极趋势，但国家利益并未完全融合，大国关系的前景并非是给定的，它取决于积极趋势与消极因素的竞争，同时调整过程依然复杂和曲折，充斥着矛盾性。其中中美关系是比较具有挑战性的双边关系。中国实力的上升一方面将使两国合作的平台扩大，合作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增加，另一方面也使美国感到了更大的挑战威胁，其对中国的战略压力将加大。因此，中美关系将在合作与竞争的矛盾中发展。由于两国基本观念和战略追求的差异，中美很难成为深层次相互信任的伙伴，两国关系随时可能出现严重冲突。对于中国来说, 金融危机后, 中国陆续成为一些主要大国的第一大贸易对象, 或者第一大出口市场, 或第一大进口来源地,甚至第一大投资来源国。2009 年3 月, 中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巴西第一大出口市场,4 月, 中国取代美国保持了70 多年的巴西最大贸易伙伴地位。2010 年中国成为巴西第一大投资来源国, 同时首次成为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20 11 年下半年, 中国超过美国成为欧盟第一大贸易伙伴, 欧盟超过日本首次成为中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地。这是中国利用新型大国关系的成果，但如何保持崛起中获得的权力和优势, 依旧是摆在眼前的急需解决的战略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