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中国大陆地区六朝士族研究概观(一)

学校代码：10385分类号：研究生学号：1300210014密级：论方东树的六朝诗观A Study on Fang Dongshu’Six Dynasties Poetry Theory作者姓名：钟美玲指导教师：黄河教授学科：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所在学院：文学院论文提交日期：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六日摘要作为清中期诗学界的重要人物，方东树受到了家学的熏染，继承了方苞、姚鼐、刘大櫆等桐城派先贤的诗论文论，并加以开拓、创新。

同时，在清代“汉宋之争”的学术背景下，一方面，方东树极力抨击汉学的弊病，宣扬程朱理学，并使其构成他诗学思想的重要内涵。

另一方面，他采取汉宋兼采的清醒观念，注重吸收汉学训诂考据的治学方法，主张诗歌要反映现实，表现真实情感。

方氏以独特的视角形成了自己的诗学理论，成为桐城派诗学的集大成者。

在诗歌发展体格论上，方东树继承桐城派的思想传统，坚定站在儒学的基本立场上，用古文的章法布局对诗歌提出各项要求，如诗歌的开端、中间部分和结语部分，并在创作技巧上提出了更细致的要求。

鉴于清代诗歌的学问化倾向而导致虚浮炫博的风气，方东树还在其六朝诗论中提出立诚有物的观点。

在审美方面，方东树充分借鉴前人的观点，提出以气论诗、以力论诗、以奇论诗的六朝诗审美论。

方东树继承了刘大櫆的“神气”说，又拓展了“气”的范畴，要求诗作流露自然之气，涵养诗歌章法之元气，在诗中体现气韵豪宕而又意蕴隽永的六朝诗之“气”。

同时，方东树要求诗作要有雄奇健美之力，并推崇笔力精当，最终达到无力之痕迹的天然境界，这就是方氏所论的六朝诗之“力”。

至于“奇”，方氏要求诗歌的风格、境界、情感等各方面都喷发出奇崛之形态。

气、力、奇三者相互作用，形成了方东树对六朝诗歌审美的理想境界。

方东树以论六朝诗体格特征、审美特征、六朝诗人的独到性，建立起自己的六朝诗观，他的六朝诗观也深刻影响着对其他朝代诗人诗作的评析。

方东树的六朝诗观与六朝诗批评的体制化是他整个诗学批评的缩影，他的六朝诗观代表着桐城派诗学的精华，他的诗论也在诗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近年来魏晋南北朝文化史研究概述梁满仓《中国史研究动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历来是史学研究的重要方面。

近年来，由于人们对文化问题越来越关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研究，成就突出，内容丰富，并提出了一系列新见解。

据粗略统计，近五年中，全国各种刊物发表的研究这个时期文化的论文近百篇。

此外，还出版了罗宏曾同志近60万字的《魏晋南北朝文化史》、万绳楠30余万字的《魏晋南北朝文化史》，这两部论著对魏晋南北朝文化史的整体研究，都具有开拓性的功绩。

就发表的文章来看，涉及到社会生活各方面，以及宗教文化、区域文化、学术思想及艺术文化、民族文化、宏观文化等各个领域。

现将其主要研究内容概述如下。

一、社会生活方面。

社会生活的研究，包括衣食住行、婚姻、丧葬、建筑、社会习俗、社会风气等方面。

在婚姻方面，有叶妙娜《东晋南朝侨姓世族之婚媾——陈郡谢氏个案研究》（《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刘驰《从崔、卢二姓氏婚姻的缔结看北朝汉人士族地位的变化》（《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2期）、任重《魏晋南北朝的婚姻制度》（《历史知识》1987年第6期）、张承实《六朝时期的婚姻与家庭》（《苏州大学学报》19 88年第3期）、王晓卫《北朝鲜卑婚俗考述》（《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3期）等文。

叶妙娜通过对陈郡谢氏的婚姻研究，指出侨姓世族从西晋时实行身分内婚制，东晋时这种婚制则以门第世系为主要条件，南朝则更重视政治、经济实力。

此外宗教、地域等对婚媾也有影响。

这种内婚制加上江南具体的社会环境，造成大量中表婚和血缘异辈婚，这种近亲繁殖带来的劣生，是造成世族衰落的原因之一。

刘驰通过对北朝崔、卢两姓士族高门的婚姻分析，指出士族内部联姻是贯穿整个北朝时期的明显特点。

士族高门与各朝最高统治者、与庶族寒门的姻戚关系，则随着双方政治、经济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王晓卫则从群婚制残余、比较自由的妇女婚姻社交、不论行辈与不重门第、表亲婚、交换婚、冥婚、早婚等方面，考述了北朝鲜卑婚俗。

・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回顾・二十世纪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曹文柱　李传军一　概 说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有名的乱世。

为总结治乱兴衰的历史经验,自唐代以降许多史家和学者倾注精力对这一时期所遗留下来的资料进行整理和研究。

其中成就较大的著述当首推《资治通鉴》。

在这部编年体史书中,魏晋南北朝400年间的历史大事不仅被梳理得井井有条,而且司马光还通过“臣光曰”的形式表述了对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看法。

《资治通鉴》之外,考察或涉及这段历史的著作还有宋人沈括《梦溪笔谈》、洪迈《容斋随笔》、程大昌《演繁露》、陆游《老学庵笔记》、王应麟《困学纪闻》、叶适《习学记言》,明人李贽《藏书》、《续藏书》等。

明末清初学者王夫之的《读通鉴论》系统地分析、批判了这一历史时期统治者的成败得失。

清代乾嘉学派是传统史学研究的高峰。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赵翼《廿二史札记》、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等著作有许多条目涉及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在20世纪之前,历代学者对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不少成绩,但总体看来皆囿于循环史观,基本的路数不过是著史、考史和评史而已。

中国的新史学在19—20世纪之交开始萌动。

一批学者受到西方传来的各种进化史观、发展史观的影响,注意摆脱旧史学研究的羁绊而逐渐步入一个新的天地。

整个20世纪,中国史学家不再甘心于整理国故,而是力图通过分析史料去寻找隐藏在历史表象背后的动因、联系和带有某种规律性的认识。

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也因之翻开崭新的一页。

20世纪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可以1949年为限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前一个时期可分为1901—1929年和1930—1949年两个阶段。

后一个时期可分为1949—1966年、1966—1978年和1978—2000年三个阶段。

20世纪初的30年,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具有由旧史学向新史学过渡的色彩。

粗略统计,1901—1929年发表的魏晋南北朝史论文不足90篇,著作仅为10余种,而且大部分论著的思想和方法都相当陈旧,基本未脱传统史学的窠臼。

李华瑞：唐宋史研究应当走出“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进入21世纪以来，在唐宋史研究中，“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起初因为大多数人对于学术界讨论唐宋变革的“由来与发展”知之甚少，不免对概念、问题、范式的理解和解释出现偏差和混乱，所以有必要从学术史的角度给予适当的梳理。

为此，2007年笔者邀请宋史学界12位师友撰写《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并于2010年出版。

在此前后学界也有相当数量的介绍性论著问世。

然而毋庸讳言，迄今我们的初衷并没有达到，“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在很多人眼中依然是不证自明的“公理”，唐宋变革论仍旧像个什么都可以装的筐，其混乱状态未能得到改观。

不仅如此，还衍生了一系列新的“变革论”，诸如唐中叶变革论、两宋之际变革论、宋元变革论等。

从近20年来唐宋史学界欲通过打通唐宋断代界限来提高唐、宋史研究水平的实践来衡量，“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在其间所起的作用，不仅收效甚微，而且弊大于利。

因此，笔者认为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唐宋史研究应当翻过纠缠于“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这一篇。

为此笔者提出以下五点理由：第一，20世纪初期，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宋代是中国近世开端的假说，简称“宋代近世说”。

二战以后经由他的学生宫崎市定等人的发展，将“宋代近世说”概括为“唐宋变革论”。

众所周知，1840年以后随着西学东渐，对中国历史发展脉络的分期不能不打上西学“历史分期”方法的烙印。

傅斯年1917年：“西洋历史之分期，所谓‘上世’、‘中世’、‘近世’者，与夫三世者，所谓（Subdivisions）在今日已为定论。

”内藤湖南的假说即是按欧洲分期法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上古（或上世）”“中古（中世）”“近古（近世）”，又按欧洲的话语来诠释中国历史的文献资料，把中国的发展列入西方文明发展的大链条中，以为欧洲的近代化是世界共同的发展道路。

这一假说在上个世纪60年代以前曾得到欧美宋史学界的赞同，此后开始受到美国学界的质疑。

十年来国内魏晋南北朝乡村社会史研究回顾〖摘要〗本文从乡村制度与基层组织、乡村经济、宗族与家庭、社会生活四个方面对十年来魏晋南北朝乡村社会史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回顾。

认为, 十年来, 学术界对魏晋南北朝社会史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但仍然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乡村社会史回顾魏晋南北朝是中国社会继春秋战国后又一个重要的社会转型期。

二十世纪以来, 学术界对魏晋南北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近年来, 魏晋南北朝史的新领域———社会史的研究也开展了起来。

不过, 由于资料的不足, 关于魏晋南北朝下层社会, 尤其是乡村社会的研究还不多, 以此为题的专着只有齐涛的《魏晋南朝隋唐乡村社会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 。

本文试图对近十年来国内的魏晋南北朝乡村社会研究作一回顾, 以期对这一课题的深入研究有所裨益。

一、乡村制度与基层组织一般认为,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方行政制度承袭了汉代的乡、亭、里、伍之制, 但是由于战乱, 西汉以来的乡官体制, 已趋于没落。

余行迈、魏向东《六朝地方官制述论》(《苏州大学学报》1990 年第1 期) 认为在原来的乡里组织之外, 出现了称之为“村”的地方行政组织。

齐涛的书中, 讨论了村的起源、村的基本特点以及村在行政管理方面的职能, 对有关“村”的问题作了比较全面的梳理。

(见前引书) 不过, 他的研究主要针对东晋南朝, 揭示出了村落的纵向发展过程。

侯旭东对北朝“村”的研究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他的文章《北朝村落考》(《何兹全教授九十华诞祝寿论文集》,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年) 和《北朝乡里制与村民的生活世界———以石刻为中心的考察》(《历史研究》2001年第6 期) 都力图把握“村”的动态发展, 以及在北朝大力推行三长制的特定的时代背景中讨论村的实态。

前者讨论了北朝村落的时空分布及单个村落的一般状况, 后者则利用作者掌握的大量的石刻及其它考古材料, 考察北朝乡里制的实行情况, 指出在实行三长制的同时, 北朝乡村依然存在广泛的乡里编制, 但在实际生活中似乎未受到村民的积极认同,村民对村落表现出更强的归属感, 官方的乡里设置在村落中被架空。

20世纪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鸟瞰【内容提要】20世纪的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走过了一条艰巨曲折的道路，但总的趋势仍然是从涓涓细流走向蔚为大观。

从整体研究风貌、魏晋诗文研究、南北朝诗文研究、乐府诗研究等假设干方面对20世纪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研究状况作一宏观鸟瞰，考察其源流，梳理其进程，凸现其特色，能够为新世纪的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提供借鉴。

【关键词】 20世纪/魏晋南北朝/诗文研究/乐府诗一、整体风貌20世纪的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和中国古典文学的整体研究相对应，打上了鲜明的时期烙印，很自然地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从上世纪初到解放前夕。

现在期的要紧任务是考察建造该段文学史的历史面貌。

代表性的研究功效有10年代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20年代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和40年代王瑶陆续发表的《中古文人一辈子活》、《中古文人思想》、《中古文人创作》。

他们的研究在本世纪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近代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此一时期，还有一些不该轻忽的研究功效，如徐嘉瑞的《中古文学概论》（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年版）、陈仲凡的《汉魏六朝文学》（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罗根泽的《乐府文学史》（北平文化学社1931年版）、陈家庆的《汉魏六朝诗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1934年版）、洪为法的《古诗论》（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刘大杰的《中国文学进展史》（1943年版）、刘永济的《十四朝文学要略》（40年代中国文化效劳社出版）、萧涤非的《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中国文化效劳社1944年版）、罗常培的《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独立出版社1945年版）等在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方面也都取得了杰出的成绩。

第二时期从解放初到70年代末。

这是一个超级特殊的时期，政治过量地干与了学术，强制文学研究的标准应具有人民性、阶级性、现实性，以此来衡量一切作家作品，这必然致使文学研究方向的偏离。

研究的目的不在于说明作家作品本身的面貌，而在于批判，从中找出精华和糟粕。

・宗族史研究・近十年明清宗族研究综述常建华(南开大学　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天津　300071)摘　要:明清时期断代性综合研究以及闽粤、长江中游(鄂湘赣)、江南(江浙皖)、北方(晋冀鲁豫陕)的地域性宗族研究,展示出明清时期宗族组织普及的时间差与区域分布,地域性宗族的特殊性和一般性。

最有挑战性的是华北宗族研究,北方宗族形态的特色日渐清晰。

受到乡约保甲的深刻影响,明代宗族乡约化,清代宗族受保甲影响出现族正,在闽台地区深入基层社会。

宗族研究不应忽略族学、书院等地方文化内容。

宗族的形成发展也与移民、开发联系在一起,祖先传说的故事结合地方社会才能深刻理解。

解析祖先故事成为宗族研究的重要途径,族谱世系的早期部分也焕发出新的资料价值。

田野调查与改变解读史料的方式在宗族研究中十分必要。

关键词:明清;宗族;族谱;祖先传说;乡约保甲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10)01-0085-21A su mmary of stud i es on the cl an of the M i n g and Q i n g D yna sti es i n the l a st ten yearsCHANG J ian-hua(Center f or Chinese Social H ist ory Studies,Nankai University,Tianjin300071,China) Abstract:The co mp rehensive and regi onal studies on the clan of the M ing and Q ing Dynasties including Fujian and Guang2 dong,Yangtze River,J iangnan and the north reveal the ti m e difference of s preading and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 on of the clan or2 ganizati on,regi onal clan’s s pecificity and general features.The most challenging study is the north clan whose characteristics in2 creasingly clear.Pr of oundly influenced by the co mmunity covenant and Bao-jia syste m,clan syste m integrated with co mmunity covenant in theM ing Dynasty.The clan elder e merged in the Q ingDynasty and extended t o the grass-r oots unit in Fujian and Tai2 wan.We shouldn’t ignore the l ocal culture in the clan study such as clan schools and acade mies.The f or mati on and devel opment of the clan linked with i m migrati on and area devel opment.Only co mbined with l ocal s ociety,the st ory of ancestral legends can be deeply underst ood.Analysis of ancestral legends beco mes an i m portant way t o clan study and the early part of the geneal ogy lineage sho ws ne w data value.It is necessary t o do field work and read the hist orical data fr o m different angles in the clan study.Key words:the M ing and Q ing Dynasties;clan;geneal ogy;ancestral legends;community covenant and Bao-jia syste m 有关明清宗族研究的学术史,笔者《二十世纪的中国宗族研究》①一文用相当大的篇幅,介绍了20世纪1998年以前的概况。

汉魏六朝父系意识的成长与“宗族”问题“村落”是北朝时期城镇以外人们生活的主要聚居地。

关于其中人口的构成与背景，一向缺乏系统的研究，本文将作初步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反思以往对“宗族”的基本看法，讨论自西汉到北朝百姓“宗族”观念的发展变化。

为简便起见，文中将“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称为“汉魏六朝”。

1北朝村落居民的构成关于村民的构成，文献中无具体的记载。

造像记中倒是不乏相关信息，可一窥当时的情况。

综合考察造像记，特别是题名部分的记载，根据姓氏，从男子的角度统计，可以看出当时村落居民的构成大体存在两种类型：一是以一姓为主，一是多姓混居。

前者可以以北魏时期的幽州范阳郡涿县当陌村为代表。

这是一个以“高”姓为主的村子，村民于北魏景明四年（503年）四月二日，与次年（504年）三月九日两度组织起来兴造佛像。

前一次由高伏德、刘雄率领，约三百人参与；后一次由高洛周领头，约七十人参加。

在记述这两次造像活动的造像记中详细记录了参与者的姓名，分析这些人的姓氏，可以看出“高”姓占绝对优势。

高伏德造像参加者的姓氏构成如下：此外还有比丘8人、比丘尼2人，高氏妻子3人，姓氏脱落者至少7人，共计不少于267人（其中女性5人），其中“高”姓占男性村民72%以上。

如果此次造像的参加者占全部男性村民的多数的话，当陌村中一定是以“高”姓为主。

又如在今天山西芮城附近的一个村落似乎都是由陈姓居民组成，北周天和元年（566年）二月八日的“合村长幼造像”中，除邑师与比丘外，姓名可辨的参加者均为“陈”姓佛徒。

另一种情况是多姓聚居同一村落内。

有代表性的例子是青州北海郡都昌县新王村。

根据东魏武定二年（544年）的王贰郎二百人造像题名，王姓参与者不足一半，可知此村居民中似乎不是一姓为主。

与此相近的还有位于今天山西阳曲的洛音村，山西平定的安（阿）鹿交村等。

两种聚居形式是自然产生的，也是普遍存在的。

由于同姓聚居长期受到学界的关注，并围绕此形成不少重要的论断，以下主要对此做进一步的讨论。

二十世纪的中国宗族研究【正文】（四）宋元明清宗族研究这一时期的研究从内容和观点来看，实际上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

80年代前期为第一阶段，在该阶段，六七十年代留意族权问题的一些学者整理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形成宗族研究的一个高潮。

研究的基本特征是把宗族制度作为族权看待，多通论宗族制度的主要内容如祠堂、族长、族田、族谱，注重族权同政权的结合，认为族权起着维护封建统治的作用，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重要原因。

这时也有研究者看到政权和族权矛盾的一面。

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为第二阶段，宗族研究进入新时期，主要表现在一些学者对已有的宗族研究观点提出商榷，加强了断代、专题、区域和个案宗族研究。

该时期宗族研究的基本特征是，把宗族制度作为社会制度看待，在其与政治的关系上更多地注意二者的互动关系，从宗族制度的功能分析转向结构的探讨，宗族研究的视野扩展到旧有宗族几大要素之外，看到了宗族制度与商品经济和谐的一面，注意到宗族制度的历史变迁及对中国社会的适应性和其多方面发展的可能性。

以上两个阶段的大致划分，有助于我们把握不同时期研究者的学术倾向性。

1.宋元明清宗族的整体性探讨农村公社和东方社会理论影响了学者对宋元明清时期宗族的研究。

50年代中期，历史学界进行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不少学者援引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农村公社的论述，来说明中国古代也有类似的社会共同体，说明这正是古代东方早期奴隶制的重要特点。

受这场讨论的影响，徐扬杰于1959年写了题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村公社和家族制度》的论文，以这篇论文后半部为基础写作的《宋明以来的封建家族制度述论》，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4期上，对宋以后近代封建家族制度的形成过程、形态结构、社会影响，以及维护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作用等，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并指出家族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重要因素。

徐扬杰对宋以后宗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的论文集《宋明家族制度史论》（中华书局1995年版）中。

东方论坛2013年第2期闻一多先生曾经提出，初唐人一方面把文学当作学术来研究，同时又用一种偏向文学的观点来研究其余的学术。

[1] (P3)这里所说的学术，主要是指史学。

作为杰出的文学总集，《昭明文选》在当时极受重视，研究者众多，以李善为代表的“《选》学”开山人物，对文学作品的注释着重追溯典故的来源，这也是当时《选》学最鲜明的时代特色。

所谓“典故”，就是诗文作品中所引用古代的人和事，主要来自古代学术典籍，尤以经典史学著作为重，六朝和唐人习惯把引用典故称之为“隶事”。

另一方面，初唐史学特重《汉书》，当时研究《汉书》的主流，乃是在其中寻找典故，以便在诗文创作中驱使和卖弄。

一个时代的学术风气总会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文学风气，但文学和学术毕竟是性质、宗旨都有本质不同的两件事，两者像唐代初年这样相互渗透如此之深，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确是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

初唐的学风和文风尽管有其时代特色，然而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六朝风气的延续和放大。

本文拟围绕骈文隶事这一环节，考察六朝学风与它关系，进而明确骈文在逐步走向成熟的历史阶段上极为关键的一种变化。

一、六朝学风与诗文隶事的普及六朝士族高门竞相以文化修养显示其身份的高贵，数典用事，正是他们显示高贵、渊博的方式之一。

骈文和诗赋中重视使用典故，既是当时数典隶事社会风气的反映，同时也影响了社会的审美取向。

魏晋以来，“士大夫子弟，皆以博涉为贵，不肯专儒”。

即使经学名家，“虽好经术，亦以才博擅名”；“明六经之指，涉百家之书，纵不能增益德行，就厉风俗，犹为一艺，得以自资。

”[2] ( P153)《南史·王昙首传》载王僧虔诫子书云:“或有身经三公，蔑而无闻；布衣寒素，卿相屈体；父子贵贱殊，兄弟声名异，何也？体尽读数百卷书耳。

”[3] (卷二二)学术的繁荣，知识的爆炸，激发了人们对博学的热情追求，助长了文人间炫博逞才风气。

张绾“少与兄缵齐名，湘东王绎曾策之百事，绾对缺其六，号为‘百六公’”；[3] (卷五六)梁武帝“曾策锦被事，咸言已罄，帝试问（刘）峻，峻请纸笔，疏十余事，坐客皆惊呼，帝不觉失色”；[3] (卷四九)孔休源“详练故事，自晋宋《起居注》略诵上口”；[3] (卷六〇)吴平侯励“好《东观汉纪》，略皆诵忆……乃至卷次行数亦不差失”；[3] (卷五一)韦载“年十二，随叔父棱见沛国刘显，显六朝学风与骈文隶事翟景运 牟艳红（青岛大学，山东 青岛 266071）摘　要：六朝士族竞相以文化修养显示其身份的高贵，数典隶事正是他们炫耀学识和身份的重要途径。

魏晋南北朝时期（220曹魏建立～581年隋朝建立）——古代中华文明曲折发展【阶段特征】本阶段是中国古代的其次个大分裂时期，中心集权遭到严峻减弱，封建国家陷入分裂；各民族相互交往，出现交融的局面。

六朝对江南地区经济的大力开发，初步奠定了江南经济开发的格局，为经济重心南移奠定了基础。

佛教、道教思想快速传播，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受到冲击，形成三教并行的局面。

【主要表现】1．政治封建国家分裂，民族大融合；三省体制渐渐形成；选官采纳九品中正制。

2．经济江南快速开发，中原发展相对缓慢；南北朝出现灌钢法，烧出白瓷；出现“草市”。

3．文化(1)形成了南北两种不同的文学风格和形式：南方田园诗和北方的民歌。

(2)书法发展成为一门艺术：王羲之(“书圣”)与王献之，并称“二王”；钟繇、王羲之对楷书有较大的贡献；出现突显特性的文人画，东晋顾恺之不仅擅长丹青，还提出了“以形写神”的绘画理论。

(3)佛道传播，三教汇流；儒学危机。

【重点识记】魏晋时期士族门阀政治(1)士族：可以称为门第、门阀、世家等，是以家族为基础、门第为标准，在社会上形成的地主阶级中的特权阶层。

士族门阀萌芽于东汉时期，消亡于唐朝末年，影响了中国近800年，期间，王朝的更迭就是统治者与士族集团博弈的结果。

(2)庶族：是指士族以外的一般中小地主，也称为寒门。

(3)士族门阀政治【真题再现】1.(2024天津卷·2)魏晋时期，一批书法家的书法艺术各具特色，如钟繇“每点多异”、王羲之“万字不同”，表明书法艺术的发展从自发进入自觉阶段。

这一转折所依托的条件是（）A．书法好用性加强 B．书法流派的统一C．竹简木牍的应用 D．纸张运用的推广【答案】D【解析】笔墨纸张等文具的改进，为魏晋时期书法技巧的创新供应条件，推动书法艺术从自发进入自觉阶段，故选D项；书法进入自觉阶段后，好用性减弱，艺术性加强，解除A项；“统一”说法错误，书法流派各异，解除B项；竹简木牍的应用不利于书法的发展，解除C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