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现状综述(1977—1996)之二(《中国经济史研究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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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史纲要复习题名词解释:1.阶级:是现代政治学的基本范畴,是指人们在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由于所处的地位不同和对生产资料关系的不同而分成的集团。
2.耕作制度:又称农业经营制度,它是指以土壤耕作为中心,包括施肥、灌溉、除草、水土保持、轮作倒茬等各项农业技术措施在内的农作体系。
耕作制度在一定的自然经济条件下形成,并随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而发展变化。
在农业发展史上,其演变过程大致由撂荒耕作制、轮荒耕作制、连作复种制和多熟制。
3、租佃制:中国封建社会中,地主以土地出租给农民,从而剥削、奴役农民的制度。
是战国以来随着封建生产方式而出现的一种封建生产关系的形式。
这一制度自战国经秦汉至明清,延续了两千多年,并在这两千多年中不断地发展变化。
4、押租制:产生于明代,清代普遍流行,是明清时期租佃制的一种新类型。
地主为防止佃农拖欠地租而在出租土地时索取地租抵押金的一种租佃制度。
押租制有利于保证地主地租的实现,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佃农的移动自由。
5、永佃制:中国历史上农民依约向地主交纳地租、永久佃种地主土地的一种租佃制度。
其特征是土地所有权与土地使用权永久分离。
在这种租佃制度下,永佃农有更大的人身自由,生产生活亦不受地主干涉,生产积极性更高,更有利于农业发展。
6、牙行:是指古代城乡市场上,为买卖双方说合交易,借此抽取佣金的商行,亦指牙商的同业组织。
牙行有官牙、私牙之分。
官牙由官府指定,私牙须官府批准。
明清时期,官府对牙行态度曾几点变化,至清雍正时,牙行管理进入法制化轨道。
7、黄册:又称“赋役黄册”,创立于洪武十四年,是朝廷为征调赋役而编制的户籍册,因上交户部的一份为黄色封面而得名。
黄册把口、田产、赋税三者合一,是国家征收赋役的根据。
8、鱼鳞册图:亦称“鱼鳞册”、“鱼鳞图”。
为征派赋役和保护封建土地所有权而编制的土地登记簿册。
册中将田地山塘挨次排列、逐段连缀地绘制在一起,标明所有人、四至,因其形似鱼鳞而被称为“鱼鳞册图”。
中国近代企业史研究概述一、概述中国近代企业史研究,是对中国近代时期(大约从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各类企业产生、发展、演变及其影响进行深入研究的一个学术领域。
这一领域的研究,不仅关注企业的经济活动和经济效益,更致力于揭示企业与社会、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互动关系,从而全面理解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历史进程。
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和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传统经济结构逐渐解体,新的企业形态和生产方式应运而生。
既有官办的洋务企业,也有民间资本兴办的民族工业,还有外资企业在华的分支机构。
它们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推动了工业化、城市化和社会现代化的步伐。
研究中国近代企业史,首先要对这些企业的类型、分布、规模、经营管理等方面进行深入考察。
还需要关注它们与国内外市场的联系、技术引进与创新、劳动力状况以及企业文化等方面的内容。
企业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也是研究的重要方面,包括企业与政府、企业与金融机构、企业与工人阶级的关系等。
在研究方法上,中国近代企业史研究注重多学科交叉融合,综合运用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多种学科的理论和方法。
通过收集和分析大量的文献资料、档案材料、统计数据等,力求还原历史真相,揭示历史规律。
中国近代企业史研究是一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领域。
通过深入研究这一时期的各类企业,我们不仅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和特点,还可以为当今企业的发展提供历史借鉴和启示。
1. 中国近代企业史的研究背景与意义近代企业史作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重要分支,其研究背景深植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巨大变革之中。
自19世纪中叶起,中国开始逐步融入世界现代化进程,传统经济结构受到西方工业文明的强烈冲击,近代企业应运而生,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力量。
深入探究中国近代企业的发展历程、经营管理模式、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等问题,对于理解中国近代经济社会的变迁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中国近代企业史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过去,更能为当今企业的发展提供历史借鉴。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的基本特征——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历史前提的特殊性20世纪中叶的中国,为什么在革命胜利之日建立起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开始了中国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为什么在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以后,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什么在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后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要深刻地理解这些问题,必须认清中国原来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
我们的社会主义是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不了解我们的出发点,便弄不清我们前进的方向与我们选择的前进道路的正确性。
要认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应从了解这个社会的经济入手。
经济是社会的基础。
同时,我们当前的中心任务是经济建设,就是要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留下的经济面貌。
为此,本文分析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的基本特征,便是很有现实意义的了。
社会生产力的多层次结构与发展水平的落后性一、社会生产力的多层次结构1842——1949年(中国近代经济史时期),中国社会生产力发生重大的和剧烈的变化。
从19世纪中叶开始,进入了从使用手工工具生产到使用机器生产的过渡。
在中国几千年的生产力发展史上。
是一次新飞跃的开始,也是中国工业现代化即工业化的开端。
中国生产力现代化的起步,晚于英、法、美等国100多年,因而有后发现象,即一开始就可以接受、引进欧美发达国家在19世纪中叶已有的设备和技术。
这使中国的生产力,从设备技术层次上说,在短时期内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但是,从总体上说,现代化的进展缓慢。
直到1949年,现代生产力在整个社会生产力中占的比重一直很小。
中国生产力现代化处在后发地位。
后发地位有其有利的方面,也有不利的方面。
中国的半殖民地国际地位使中国生产力现代化处于极为不利的国际环境中。
中国的半封建社会结构又使它的国内环境恶劣,以致引进的和内部发展起来的现代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长期并存。
在各个生产部门和各个地区,生产力中存在手工生产与机器生产的各种衔接形式。
社会生产力表现为多元的、多层次的结构。
目录前言 (1)一、宋代以前工商政策中有关酒的管理 (1)二、宋代酒法的多样化 (3)(一)、官监酒务 (3)(二)、酒的买扑制 (4)(三)、宋代的榷曲法 (6)(四)、宋代的酒户 (7)(五)、南宋的隔槽法 (8)(六)、边远地区的万户酒法 (10)三、宋代榷酒的原因及其成绩 (11)致谢 (14)参考文献: (15)略述宋代的榷酒制度周雷(指导教师:尚平)(历史文化学院历史学0501班湖北黄石 435002)前言专卖制度是国家干预经济的一种手段,对酒类实行专卖就称为榷酒。
榷酒就是政府严格限制民间私酿私卖酒类,由政府专卖,独享其利。
实行榷酒制度为封建政府提供了稳定而巨大的收入。
宋代是我国唯一自始至终实行严格榷酒政策的王朝。
对榷酒的重视和依赖反映了宋代财政制度和经济管理方面的特点,所以对于酒的专卖的研究是宋代经济史,尤其是工商史研究的重要问题,值得关注。
一、宋代以前工商政策中有关酒的管理为了说明宋代的榷酒政策,我们有必要了解和对比宋代以前诸代酒类产销的政策。
远古时代,由于粮食生产并不稳定,酒的生产和消费一般来说是一种自发的行为,主要受粮食产量的影响。
另外,有资格酿酒和饮酒的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上层人物。
酒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并不是商品,而只是一般的物品。
人们还未认识到酒的经济价值。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汉朝前期。
但是自商周以来,随着时代的进步,酒的管理制度和措施的内容越来越丰富,形式越来越多样化。
酒政的具体实施形式和程度随各朝而有所不同,但基本上是在禁酒,榷酒和税酒之间变化。
禁酒就是指官私皆禁,取缔一切酿销行为。
这种政策主要在宋代以前历代实施,这是因为在先秦和秦汉生产力水平不高,粮食生产尚不能提供大量的剩余产品作为酿酒的原料,而酿酒业实际上是一种食品加工业,因此在灾荒之年,粮食歉收,历代统治者往往采取禁酒政策,从而达到节约粮食的目的。
如汉景帝中元三年“夏旱,禁酤酒”[1](卷五《景帝纪第五》)。
榷酒与现代的酒类专卖政策很相似。
近年来台湾的中国经济史研究概况(之一)作者:谢美娥文章来源:《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3期更新时间:2005年09月16日本文以近五年来在台湾出版的期刊、会议论文为取材范围,尤其以台湾本地学者所发表的论文为主,学位论文的介绍则视行文需要,斟酌叙述。
部份论文虽然常被归入社会史范畴,但由于其论述涉及经济层面,笔者仍然酌加简介。
应该说明的是,五年来的研究论著极多,不可能篇篇述及,因此文中所列诸篇,皆经筛选排入。
笔者也尽量持平介绍各篇论文的研究成果,至于如何评议,则留待专家为之。
在台湾,研究中国经济史或本地经济史的学术单位以台湾“中央研究院”最为主要,如历史语言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和台湾史研究所。
研究院内社会科学类科的单位,如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研究所和经济研究所,也有杰出的学者参与研究。
其次是教学机构,尤以设有历史系所的大学院校为主。
此外,县级以下地方政府、民间的基金会、由地方的文史工作者组成的小型研究团体,也有一定的贡献。
不过,这类单位或团体,比较著重台湾本地研究的史料搜集和田野考察。
整体而言,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以明清及近代部分的著作较多,与商人、商业活动、国际贸易有关的主题较受青睐。
不过,近年来台湾史研究逐渐成为历史研究中的一门“显学”,学术单位和教学机构皆然。
(注:施志汶:《台湾史研究的反思—以近十年来国内各校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为中心(一九八三——一九九二)》,《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22(1994.6):413—446。
)另一个明显的现象是,以往在经济学门不受重视的经济史,似渐引起经济学家的关心,纷纷把他们的研究视点扩及日治时期乃至清末的台湾经济史。
新的研究课题,诸如农工业及整体经济成长形态、租佃制度等,不断发掘出来,可以补充旧有研究在课题范畴上的贫乏。
(注:叶淑贞:《台湾“新经济史”研究的新局面》,《经济论文丛刊》22.2(1994.6):127—167。
)历史学家擅长观察长时间因素的变化和综合性诠释,经济学家擅长于经济学理论的实证和计量方法的使用。
作者: 薛韩刚
作者机构: 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贵州贵阳550025
出版物刊名: 鄂州大学学报
页码: 37-39页
年卷期: 2018年 第3期
主题词: 李伯重;经济史;资本诸于萌芽
摘要:作为我国著名的经济史学专家李伯重先生,在我国经济史研究过程中, 尤其在理论与方法、 视角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观点.理论方面, 破旧立新;方法方面,主张多种方法运用, 并希望从多种视角来研究我国经济史.通过梳理李伯重先生关于我国经济史的思想观点,对进一步推动我国经济史研究与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前身是1929年成立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社会调查所。
1934年社会调查所与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合并,沿用社会科学研究所名称。
1945年更名为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改称中国科学院社会研究所。
1953年更名为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1977年始沿用现名。
现在经济研究所已发展成为一个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和经济史学(包括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三方面兼有,而以基本理论研究为主的综合性经济研究机构。
(一)研究方向与任务??? 经济研究所既研究理论经济学又研究应用经济学,现阶段的重点是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科学发展观,研究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一方面,结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究产业结构调整、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宏观调控和政策实施等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另一方面,发挥本所人才优势,研究中国近代、现代经济史和中外经济思想史。
特别要紧追世界经济学思潮发展的新动向,广泛借鉴和吸收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新方法、新理论,在综合性的专题研究中不断取得新成果。
(二)人员机构与主要科研活动????经济研究所现有工作人员123名,其中正高级研究人员40人,副高级研究人员36人,中级研究人员22人,高、中级研究员占全所在职人员总数的80%。
????经济研究所现设有8个研究室。
它们的主要研究领域分别是:(1)宏观经济学研究室。
宏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问题密切关联的制度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
(2)微观经济学研究室。
中国企业及与中国企业问题有关的制度、政策和理论。
(3)政治经济学研究室/《资本论》研究室。
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探讨中国经济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为应用经济学的发展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提供基本理论支持。
(4)经济增长理论研究室。
国内外经济增长与波动的理论和实证问题。
(5)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室。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发展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港、澳、台经济史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1927—1949年的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经济史。
经济史的量化研究方法作者:唐单单来源:《科技资讯》2021年第19期摘要:量化史學研究成为当前中国史学研究和发展的新动向,量化研究方法在经济史研究中就变得尤为重要,并且基尼系数在经济史研究方面也被广泛应用,因为基尼系数代表的经济含义以及计算的可行性,使得其成为目前应用最广泛的经济指标之一。
对基尼系数的了解与使用有助于经济史学量化研究的发展,拓展经济史研究的分析领域。
关键词:经济史研究量化基尼系数社会经济指标中图分类号:F6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791(2021)07(a)-0178-03Abstract: Quantitative history research has become a new trend in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current Chinese history.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have becom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in economic history research. Because of the economic meaning represented by the Gini coefficient and the feasibility of calculation, it is currently one of the most widely used economic indicators, and the Gini coefficient is also widely used in economic history research. The understanding and use of the Gini coefficient will help the development of quantitative research in economic history and expand the analytical field of economic history research.Key Words: Research on economic history; Quantization; Gini coefficient; Socio-economic indicators1 常用的经济史研究方法在经济史研究中,经济史学采用的方法并没有高低之分,却有一定的优劣之别。
云南近代经济史研究回顾(1980年以后)摘要:1980年以后,云南近代经济史研究很快跟上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趋势,新、旧课题多头并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但实证研究不足、一些论题的研究尚处于浅层次的分析等问题的存在,影响了研究水平的整体提升。
关键词:云南;近代;经济史;研究云南近代经济史研究可以追溯至抗日战争时期,当时由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组织对西南地区的经贸资源及发展状况进行调研,据此形成了一批珍贵的资料性成果。
与此同时,出现了一些专门研究云南近代经济问题的专著,如张肖梅著《云南经济》(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1942年版)、郭垣著《云南省经济问题》(正中书局1941年版)、万湘澄著《云南对外贸易概观》(1946年建兴印刷局印)、严中平著《清代云南铜政考》(中华书局1948年版)等,这些成果侧重云南经贸发展概况的描述,资料价值较高。
总体来说,云南近代经济史研究尚未引起研究者的关注。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兴起和地方近代史研究的深入发展,云南近代经济史研究才受到应有的重视,研究进入了起步阶段。
至90年代初期,研究主要集中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偏重于采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分析生产关系与分配关系领域的相关问题,研究视角较为单一,近代经济史的分段问题、官僚资本、洋务企业、外国在华资本的发展及其性质问题是研究者讨论的主要问题。
90年代中期以后的研究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研究范围扩展到生产、流通等领域,早期工业化问题、对外经贸关系、市场甚至商人群体等新课题的研究,都取得了一些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成果。
研究方法有所创新,经济学理论、现代化理论、社会学理论等,均有不同程度的运用,有力地推进了各相关问题的研究。
本文不揣冒昧,对云南近代经济史的研究作一简单的回顾。
宏观理论问题。
朱应庚、董孟雄结合对中国近代史与现代史的划分标准、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分段标准等问题的认识,对云南地方近代经济史的分段问题作了探讨。
中国近代史专题研究阅读书目(一):海外名著(一)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方向1、*[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中华书局2002年版。
2、*[美]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是义和团》,杜继东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3、Fairbank John K.and Merle Goldman, China: A New History,Can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4、Jonathan D. Spence,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0.5、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剑桥中华民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二)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方法论6、李伯重:《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7、黄宗智:《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8、[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
9、*[美]孔飞力(Philip A. Kuhn):《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刘昶译,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
(三)中国近代农村社会经济史10、[美]施坚雅:《中国农村市场和社会结构》,徐秀丽、史建云译,中国社科出版社1998年版。
11、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版。
12、黄宗智:《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2000年版。
13、[美]马若孟:《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民发展,1890-1949》,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4、[美]杜赞奇:《文化、权利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5、[美]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现状综述(1977—1996)之二(《中国经济史研究二十年》 (三)第一五年计划与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选择问题工业化是我国人民的夙愿。一百年来数代人为之不懈奋斗,特别是近五十年来全国初步形成了工业体系,进入了工业化的中级阶段(从产值结构判断。从就业结构及城乡人口结构看仍表现出工业化初期阶段的典型特征),并且自八十年代以来与世界现化化的差距逐渐缩小。因此,工业化问题也是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长期的热点。工业化道路是一个内容相当广泛的范畴。它涉及到经济体制、产业结构、阶级关系等多方面的问题。五十年代,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曾经扼要地提出:“这里所讲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这一点,目前还没有使人们看得很清楚”。然而1957年提出这个问题以后,由于在经济体制方面,市场对于资源配制作用甚小,加之在政治运动中,又将工业化道路问题与社会制度问题简单等同起来,“以至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这一点”长期得不到解决。重工业自我循环的资源配置状况影响了经济的快速、健康、可持续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一些经济学家对于在建国以后的30年间,我国在经济落后和国际环境紧张的情况下,是否应该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提出了不同看法。近年来,工业化问题的研究进一步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与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联系在一起,产生了一系列著作和论文。其中如刘国光的《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是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历史探索较早的著作。其着重从产业结构的角度对工业化道路问题作了历史分析。该书认为:1953年8月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中“把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奠定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步基础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战略目标,这是符合当时我国实际情况的,执行的结果也是好的。”(88页)“正确处理农轻重关系以实现工业化的道路,就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多发展一些农业和轻工业。”“这是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等一系列著作中已经从理论上解决了的问题。但是在实践上却没有这样做。‘一五’以后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二十年间,基本上走的是以重、轻、农为序的工业化的道路。实际上‘一五’后期,农轻重之间已出现了不协调的苗头……‘二五’以后,除了个别时期外,农、轻、重的关系长期陷于严重的结构性失调”(143页)。林毅夫的《中国的奇迹一一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对“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提出了否定的看法:“这一经济战略是在建国以后50年代初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所选。作为迅速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基本途径。由于重工业资本密集的特征,从而继扭曲的宏观政策之后,在逻辑上便导致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与当时中国资本稀缺的资源禀赋状况形成矛盾,不可能依靠市场机制配置资源而推动重工业优先发展,因此就需要由政府出面,人为压低制率、汇率、能源和材料价格、工资和生活必需品价格,以便降低重工业发展成本。在这样的扭曲要素和产品价格的宏观政策环境下,资源就要通过高度集中的计划渠道进行配置制度。而为了控制企业剩余的使用和在农村进行统购统销的需要,又分别实行了工业中的国有化和农业的人民公社化,形成与宏观政策环境和资源配置制度相配套的微观经营机制。可见,一经选择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作为经济发展战略目标,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和没有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便相继形成,这种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是内生的,是互相依存、互为条件的。……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相适应的这种三位一体的经济体制,造成产业结构扭曲和劳动激励不足,表现出抑制经济发展和阻碍人民生活水平改善的效果。不仅改革前的中国经济发展绩效确凿地证实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不能成功实现经济发展的赶超目标,从其他实行类发展战略的国家的经验,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3-4页)。因此,该书提出“经济改革的核心是战略转轨”,“促进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发挥比较优势”(8-9页)。因此,要将“赶超战略”转变为“比较利益战略”。由于该书的侧重点在于说明改革开放以来的对策,对历史上方针政策的选择与分析缺乏实证,有简单结论的倾向。比较起来,金碚所著《中国工业化经济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关于中国工业化的历史分析更加全面与具有实证的特点。该书认为,中国工业化的起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经济起飞的时刻是新中国建立并使国民经济得以恢复和1952年。该书认为,中国的特殊国情,近现代中国的社会发展史证明,类似西方国家的那种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在中国走不通。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中,突出特点是国家工业化政策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由此形成了不同于一般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的一些特征。如:积累率高;分配均等化;城市就业率高;重工业过重以及投资膨胀等等。这些特征使中国这样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方面解决了一般发展中国家难以解决的问题;同时又带来了一系列“矫枉过正”的偏差(29-32页)。该书认为,重工业的优先增长,是“中国工业化进程的积极进取性的最突出表现之一”;同时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50-70年代重工业超常增长的同时,中国仍然重视了农业生产,农业生产总值与国际平均的结构水平偏离不大。受到忽视的主要是基础设施和服务业”;然而,“重工业的优先增长虽然有助于增强国家自力更生的基础,但过度倾斜的增长率和部门分布,导致了产业结构的失衡,使工业化过程中的矛盾日益尖锐。因上,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已十分突出”(92-93页)。这是一种对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针分阶段分析的看法。林蕴辉:《风雨兼程——新中国发展战略的演变》(海天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提出新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与实施是一种“超越”‘卡夫丁峡谷’的探索,该书侧重从经济成分与阶级关系谈工业化与改造并举的战略的选择;董志凯在《从“机船矿路”到“瓶颈产业”——中国百年投资结构之联想》(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2期》)一文将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所规定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放到中国近百年投资结构的历史中去分析研究。摆出一个现象: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洋务派的“机船矿路”主张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之间还有1944年国民党政府有关的部门先后在兰州和桂林组织过两次关于国家工业化的讨论,均强调了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从而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问题一而再、再而三地提上安邦治国的议事日程,甚至至今仍被称为“瓶颈”需要予以、关照?该文认为,向基础产业与基础设施倾斜投资,是一个缺乏长期资金积累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进程中的客观需要。还有的著作对比苏联、日本等国家在工业化起步时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后,并没有延长工业化起步阶段的史实,不同意那种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不平衡发展战略,就必然积弊难返的看法,认为其关键原因在于“把本国工业化溶合于国际经济运行中”。14]最近还有一种看法为:优先发展重工业和以它为依托的军事工业,即所谓“赶超”,按比较优势理论来讲,它形成一种效益、利益和效率的扭曲。某种意义上讲,近似一种博弈。对大国而言,其潜在目的或直接目的都是防止、准备或进行一场战争。因此,要以较长的时间尺度来把这类战争及其结局和深远后果进入经济学范畴的全面计算。根据常识,一场大战打平言和,双方能进行政治、领土、经济、人员伤亡、外交得失、社会道德影响(包括民族士气、人文精神)……的估算;如果一方输了而另一方胜了,那估算就要复杂的多。败的一方除全部(投入资金、装备、人员资源、国际影响力、政府信用、社会凝聚力……等)全部损失外,还要承受许多无形的痛苦结果……如甲午战争后中国社会的长时间动荡,它类似无形资产的损失。这种大国之间的明暗较量绵延人类历史2000余年,是不能用纯经济的那种“模式”套用的。如果说它是一种“赶超”,那也算是搏赢了一大把吧。“比较优势”论者,是否应把这一大块放入参照系中呢。与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有关的问题还有如何看待我国选择了以高速度、低效益为特征的过渡开发战略。鉴于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近年来有较多的文章将这种重速度的数量型经济的形成,笼统地归之于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上急于求成的失误。但也有不同意见认为虽然我们在过去的经济发展中的确存在一些失误,但“当时选择高速度却是历史的必然”16]。其理由为,A、从我国当时所处的社会经济条件来看,在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里,经济效益提高的潜力是有限度的,农业经济效益的提高,直接受土地的自然生产率和边际生产率递减规律的影响和制约;由于工业基础薄弱,在国际贸易中主要以出口农副产品和其他各种初级产品为主,因此国际贸易条件极为不利;科学发展水平和在工艺上的应用广度和深度较低,也阻碍了各种物质资源的利用效率和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强化国内的工业基础。这就需要在一定时期内以上新项目和追求发展速度为主。B、经济发展速度本身的特点也决定了在一定时期内必然追求高速度。因为实行高速度与实行高效益所需要的条件是不同的。高速度可以在科学技术水平不变或进步不大的情况下,靠投入更多的生产要素来实现。我国属于资源闲置和劳动力富余的国家,这就为追求高速度提供了现实条件。同时高速度还可带来高产出,可以迅速增大社会总产品的规模。这样,不仅可以迅速缓解由于人口多而造成的沉重的社会需求压力,而且还可以为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必要的积累。关于这个问题,还可参见董辅礽:《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及其转变》,载《经济发展战略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胡鞍钢:《中国工业化问题初探》,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吴敏一等:《中国工业化理论和实践探索》,中国科技出版社1991年版;熊映梧等:《当代中国社会生产力考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曹尔玠等《新中国投资史纲》,中国财经出版社1992年版;张象枢等的《中国农业巨变与战略选择》,中国物价出版社1993年版;姜洪:《中国的现代化:改革与发展战略》,中国经济出版社1986年版;李昌宇:《资源倾斜配置研究——中国产业结构转变过程》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剧锦文:《新中国工业化模式导入的经济史考察》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6期等。目前看来,如何认识以往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战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战略转移,正确进行资源配置,处理好各个产业之间的关系,将是中国现代化经济史和现实宏观经济决策要长期研究的问题。(四)经济建设中国特色的探索历程对于1956年开始的直至今日仍方兴未艾的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历程是近年来研究的又一个热点。关于经济建设的中国特色何在?如何认识和评价十年经济建设与十年“文革”中的探索与失误?论着普遍正视我国生产力水平低下,劳动力的文化素质和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