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第一五年计划与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选择问题工业化是我国人民的夙愿。一百年来数代人为之不懈奋斗，特别是近五十年来全国初步形成了工业体系，进入了工业化的中级阶段（从产值结构判断。从就业结构及城乡人口结构看仍表现出工业化初期阶段的典型特征），并且自八十年代以来与世界现化化的差距逐渐缩小。因此，工业化问题也是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长期的热点。工业化道路是一个内容相当广泛的范畴。它涉及到经济体制、产业结构、阶级关系等多方面的问题。五十年代，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曾经扼要地提出：“这里所讲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这一点，目前还没有使人们看得很清楚”。然而1957年提出这个问题以后，由于在经济体制方面，市场对于资源配制作用甚小，加之在政治运动中，又将工业化道路问题与社会制度问题简单等同起来，“以至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这一点”长期得不到解决。重工业自我循环的资源配置状况影响了经济的快速、健康、可持续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一些经济学家对于在建国以后的30年间，我国在经济落后和国际环境紧张的情况下，是否应该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提出了不同看法。近年来，工业化问题的研究进一步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与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联系在一起，产生了一系列著作和论文。其中如刘国光的《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是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历史探索较早的著作。其着重从产业结构的角度对工业化道路问题作了历史分析。该书认为：1953年8月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中“把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奠定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步基础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战略目标，这是符合当时我国实际情况的，执行的结果也是好的。”（88页）“正确处理农轻重关系以实现工业化的道路，就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多发展一些农业和轻工业。”“这是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等一系列著作中已经从理论上解决了的问题。但是在实践上却没有这样做。‘一五’以后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二十年间，基本上走的是以重、轻、农为序的工业化的道路。实际上‘一五’后期，农轻重之间已出现了不协调的苗头……‘二五’以后，除了个别时期外，农、轻、重的关系长期陷于严重的结构性失调”（143页）。林毅夫的《中国的奇迹一一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对“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提出了否定的看法：“这一经济战略是在建国以后50年代初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所选。作为迅速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基本途径。由于重工业资本密集的特征，从而继扭曲的宏观政策之后，在逻辑上便导致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与当时中国资本稀缺的资源禀赋状况形成矛盾，不可能依靠市场机制配置资源而推动重工业优先发展，因此就需要由政府出面，人为压低制率、汇率、能源和材料价格、工资和生活必需品价格，以便降低重工业发展成本。在这样的扭曲要素和产品价格的宏观政策环境下，资源就要通过高度集中的计划渠道进行配置制度。而为了控制企业剩余的使用和在农村进行统购统销的需要，又分别实行了工业中的国有化和农业的人民公社化，形成与宏观政策环境和资源配置制度相配套的微观经营机制。可见，一经选择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作为经济发展战略目标，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和没有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便相继形成，这种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是内生的，是互相依存、互为条件的。……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相适应的这种三位一体的经济体制，造成产业结构扭曲和劳动激励不足，表现出抑制经济发展和阻碍人民生活水平改善的效果。不仅改革前的中国经济发展绩效确凿地证实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不能成功实现经济发展的赶超目标，从其他实行类发展战略的国家的经验，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3－4页）。因此，该书提出“经济改革的核心是战略转轨”，“促进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发挥比较优势”（8－9页）。因此，要将“赶超战略”转变为“比较利益战略”。由于该书的侧重点在于说明改革开放以来的对策，对历史上方针政策的选择与分析缺乏实证，有简单结论的倾向。比较起来，金碚所著《中国工业化经济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关于中国工业化的历史分析更加全面与具有实证的特点。该书认为，中国工业化的起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经济起飞的时刻是新中国建立并使国民经济得以恢复和1952年。该书认为，中国的特殊国情，近现代中国的社会发展史证明，类似西方国家的那种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在中国走不通。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中，突出特点是国家工业化政策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由此形成了不同于一般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的一些特征。如：积累率高；分配均等化；城市就业率高；重工业过重以及投资膨胀等等。这些特征使中国这样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方面解决了一般发展中国家难以解决的问题；同时又带来了一系列“矫枉过正”的偏差（29－32页）。该书认为，重工业的优先增长，是“中国工业化进程的积极进取性的最突出表现之一”；同时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50－70年代重工业超常增长的同时，中国仍然重视了农业生产，农业生产总值与国际平均的结构水平偏离不大。受到忽视的主要是基础设施和服务业”；然而，“重工业的优先增长虽然有助于增强国家自力更生的基础，但过度倾斜的增长率和部门分布，导致了产业结构的失衡，使工业化过程中的矛盾日益尖锐。因上，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已十分突出”（92－93页）。这是一种对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针分阶段分析的看法。林蕴辉：《风雨兼程——新中国发展战略的演变》（海天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提出新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与实施是一种“超越”‘卡夫丁峡谷’的探索，该书侧重从经济成分与阶级关系谈工业化与改造并举的战略的选择；董志凯在《从“机船矿路”到“瓶颈产业”——中国百年投资结构之联想》（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2期》）一文将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所规定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放到中国近百年投资结构的历史中去分析研究。摆出一个现象：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洋务派的“机船矿路”主张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之间还有1944年国民党政府有关的部门先后在兰州和桂林组织过两次关于国家工业化的讨论，均强调了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从而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问题一而再、再而三地提上安邦治国的议事日程，甚至至今仍被称为“瓶颈”需要予以、关照？该文认为，向基础产业与基础设施倾斜投资，是一个缺乏长期资金积累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进程中的客观需要。还有的著作对比苏联、日本等国家在工业化起步时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后，并没有延长工业化起步阶段的史实，不同意那种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不平衡发展战略，就必然积弊难返的看法，认为其关键原因在于“把本国工业化溶合于国际经济运行中”。[14] 最近还有一种看法为：优先发展重工业和以它为依托的军事工业，即所谓“赶超”，按比较优势理论来讲，它形成一种效益、利益和效率的扭曲。某种意义上讲，近似一种博弈。对大国而言，其潜在目的或直接目的都是防止、准备或进行一场战争。因此，要以较长的时间尺度来把这类战争及其结局和深远后果进入经济学范畴的全面计算。根据常识，一场大战打平言和，双方能进行政治、领土、经济、人员伤亡、外交得失、社会道德影响（包括民族士气、人文精神）……的估算；如果一方输了而另一方胜了，那估算就要复杂的多。败的一方除全部（投入资金、装备、人员资源、国际影响力、政府信用、社会凝聚力……等）全部损失外，还要承受许多无形的痛苦结果……如甲午战争后中国社会的长时间动荡，它类似无形资产的损失。这种大国之间的明暗较量绵延人类历史2000余年，是不能用纯经济的那种“模式”套用的。如果说它是一种“赶超”，那也算是搏赢了一大把吧。“比较优势”论者，是否应把这一大块放入参照系中呢。与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有关的问题还有如何看待我国选择了以高速度、低效益为特征的过渡开发战略。鉴于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近年来有较多的文章将这种重速度的数量型经济的形成，笼统地归之于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上急于求成的失误。但也有不同意见认为虽然我们在过去的经济发展中的确存在一些失误，但“当时选择高速度却是历史的必然”[16]。其理由为，A、从我国当时所处的社会经济条件来看，在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里，经济效益提高的潜力是有限度的，农业经济效益的提高，直接受土地的自然生产率和边际生产率递减规律的影响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