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嘉靖年间江南的门摊税问题

明代洪武年间苏州府的赋税⽐整个浙江省都多明代苏松赋税之重，在全国⾸屈⼀指正德、嘉靖时上海⼈陆深对明初全国和苏松税粮的计算：国初总计天下税粮，共⼆千九百四⼗三万余⽯，浙江⼆百七⼗五万⼆千余⽯，苏州⼆百⼋⼗万九千余⽯，松江⼀百⼆⼗万九千余⽯。

浙当天下九分之⼀，苏赢于浙，以⼀府视⼀省，天下之最重也。

松半于苏，苏⼀州七县，松才两县，较苏之⽥四分处⼀，则天下之尤重者，惟吾松也明代洪武年间苏州府的最⾼税粮是⼆百⼋⼗万九千余⽯，是全国第⼀，⽐整个浙江省都多。

⽽之后的弘治、万历年间最⾼都为208万⽯，这在当时的全国⾸屈⼀指丘浚《⼤学衍义补》⽈，韩愈谓，赋出天下，⽽江南居⼗九。

以今观之，浙东、西⼜居江南⼗九，⽽苏、松、常、嘉、湖五府⼜居两浙⼗九也。

考洪武中(据《诸司职掌》)，天下夏税、秋粮以⽯计者，总⼆千九百四⼗三万馀，⽽浙江布政司⼆百七⼗五万⼆千馀，苏州府⼆百⼋⼗万九千馀，松江府⼀百⼆⼗万九千馀，常州府五⼗五万⼆千馀，是此⼀藩三府之地，其⽥租⽐天下为重，其粮额⽐天下为多。

今国家都燕，岁漕江南⽶四百馀万⽯以实京师；⽽此五府者，⼏居江西、湖⼴、南直⾪之半。

⾂窃以苏州⼀府计之，以准其馀。

苏州⼀府七县(时未⽴太仓州)，其垦⽥九万六千五百六顷，居天下⼋百四⼗九万六千馀顷⽥数之中，⽽出⼆百⼋⼗万九千⽯税粮，于天下⼆千九百四⼗馀万⽯岁额之内：其科征之重、民⼒之竭，可知也已。

明代苏松重赋当然也是与元代江南地区赋轻相⽐较⽽⾔。

明中叶时叶盛在其《⽔东⽇记》卷四曾引述景泰时长洲民杨芳之说，其⾔⽈：长洲民杨芳，景泰中尝以⼗事上巡抚邹都御史，其“均税额”以为：……元耶律楚材定天下⽥税，上⽥亩三升，中⽥⼆升五合，下⼆升，⽔⽥五升。

我朝天下⽥租亩三升、五升、三合、五合。

苏、松后因籍没，依私租额起税，有四五⽃、七⼋⽃⾄⼀⽯者。

苏【州】在元粮三⼗六万，张【⼠诚】⽒百万，今⼆百七⼗余万矣。

清朝实行摊丁入亩赋税制度和他沿用明朝万历年间的一条鞭法
有何不同？
胡思庸
【期刊名称】《史学月刊》
【年(卷),期】1954()4
【摘要】要明瞭这个问题,必须首先对一条鞭法和摊丁入亩作一个简单回顾。

明朝自中叶以后,赋役制度极端混乱,繁重的田赋与差徭像两条绞索一样,榨尽了人民的血汗膏脂。

其中尤以差徭害民最甚,它的名目简直繁杂得难以想像。

所以从英宗朱祁镇以后,人民起义便接连不断,并且愈来规模愈大。

为了缓和这种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多少给农民一点喘息生存的余地,便产生了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的精神是把各色名目的差徭杂费统统合并起来。

【总页数】2页(P14-15)
【关键词】摊丁入亩;赋税制度;万历年间;赋役制度;差徭;人民起义;朱祁镇;阶级矛盾;田赋;明朝
【作者】胡思庸
【作者单位】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0
【相关文献】
1.明朝赋税徭役制度变迁及张居正推行一条鞭的历史背景和影响 [J], 高翔
2.两税法研究——一条鞭法和摊丁入亩 [J], 沈露璐
3.古代赋役改革比较与借鉴——以明代“一条鞭法”与清代“摊丁入亩”为例 [J], 陈永成
4.从徭役征银到摊丁入亩:清一条鞭法在苏州府的展开 [J], 侯官响;
5.论赋税制度对政权的影响——以两税法、一条鞭法、摊丁入亩为例 [J], 张辉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明朝的税收徭役与人民苦难明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朝代，其税收徭役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人民的负担，给人民带来了苦难。

本文将从税收政策、徭役实施以及人民的遭遇这三个方面来进行探讨。

一、税收政策在明朝时期，税收制度主要包括直接税和间接税两种形式。

直接税以田赋和户口税为主要内容，而间接税则包括商税和工商税等。

明朝的税收征收相对较高，给人民造成了负担。

特别是田赋和户口税，对农民和庶民的影响尤为明显。

明朝的田赋制度是一种按地理位置、土地质量和农产品收益进行征收的税收制度。

不同地区的土地产出不同，因此田赋标准也不一样。

而且，田赋涉及到的具体征收办法也比较复杂，有时还会给农民带来额外的负担。

户口税是明朝对每个家庭的固定负担，不论贫富都需要缴纳。

由于户口税的标准是固定的，对贫困农民来说无疑是一种沉重的负担。

很多家庭为了应对这种税收，不得不卖地或者丁口，不仅丧失了土地资源还影响了农业生产。

二、徭役实施除了税收制度的负担，明朝还实行了徭役制度，这是一种以劳动力为主要征收对象的制度。

明朝的徭役包括军役、劳役和运输役。

尤以劳役为甚，对人民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明朝时期，劳役是各地政府征集人力进行工程建设或农业劳动的一种制度。

政府通常通过各级官员下发命令，要求百姓提供一定数量的劳动力。

这些劳役往往超过人们的承受能力，很多人由于过度劳累身体垮掉，甚至丧失生命。

徭役对人民生活的打击不仅表现在劳力上，还体现在对生产的破坏上。

很多农民在被征集劳动力后无暇顾及自家农田的耕作，导致农作物歉收，甚至引发饥荒。

这对人民的生计和社会的稳定都带来了威胁。

三、人民的遭遇由于明朝税收徭役的加重，人民遭受了巨大的苦难。

农民由于负担过重，很难有剩余的财力来提高生产力或改善生活水平。

加上天灾、战乱等因素，很多人民的生活陷入了困境。

此外，徭役制度也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

人民被强行征集劳动力，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权利和保障，这导致了一些不满情绪的积聚。

当这些不满情绪无法得到解决时，可能会引发社会动荡和冲突。

明朝经济史之明后期社会经济形态的新变化发布时间：2009-6-6 阅读次数：1859 字体大小: 【小】【中】【大】明后期社会经济形态的新变化（一）商业性农业的迅速发展明代后期农业进步的一个显著标志，是商业性农业的迅速发展。

因为明初在自然灾害和连续不断的战争的冲击下残破不堪的社会经济到明代中期已然全面恢复，手工业生产的规模不断扩大，商业日趋繁荣，从而促进了社会分工的发展，为农产品的商品化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和坚实的基础。

于是，在明代后期，经济作物的种植越来越广泛，流入市场的农产品的种类和数量越来越多，农业生产摆脱了单一经营的格局，向着多种经营的方向不断迈进。

棉花是种植地域最广的经济作物。

尽管宋代文献中已有关于棉花的零星记载，但到宋末元初，棉花种植才得到较迅速地推广。

进入明代后，由于政府的鼓励，在地域上推广更快，成化、弘治时已是其种已遍布于天下，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贫富皆赖之①。

但是，这一时期棉花的分布地域虽然很广，在各地农产品中的比重均不高，所产原棉除交纳赋税外，主要是作为家庭纺织业原料供自家使用，植棉业成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重要支柱。

到了明代后期，植棉业的性质开始发生变化，棉花种植不仅在地域上继续扩展，更重要的是，在一些地区，棉花在农产品中的比重不断增强，产品主要面向市场。

由于长江三角洲冲积平原，特别是松江冈身以东地带的土壤特别适宜于种植棉花，这里成为全国最重要的棉产区，松江府、苏州府和嘉兴府的一些地区出现了棉作压倒稻作的农作物配置结构。

如松江一带，据正德《松江府志》记载，沿海高乡多种棉花，到万历年间种植面积更大，《农政全书》卷三五谓官民军灶垦田凡二百万亩，大半种棉，当不止百万亩。

苏州嘉定宜种稻禾田地止一千三百十一顷六十亩，堪种花（棉花）、豆田地一万零三百七十二顷五十亩，种稻之田约止十分之一①。

太仓地宜稻者亦十之六七，皆弃稻袭花②，郊原四望，遍地皆棉③。

昆山三区一带物产瘠薄，不宜五谷，多种木棉.长江三角洲之外，其他地区也多有棉花种植。

中国古代经济史一、复习建议：1、目标要求：（1）帮助学生牢固掌握古代中国经济包括农业、手工业和商品经济发展的主要成就、特点、规律及其对我国古代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贡献。

（2）帮助学生牢固掌握中国古代重要经济制度、经济政策的演变或调整及其对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影响。

2、重、难点；（1）我国古代社会主要经济成分尤其是封建社会主要经济万分，特点及其对我国社会发展的影响。

（2）古代商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在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反映。

（3）古代封建统治者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及其影响以及古代有识之士对该政策提出的异议或批评。

（4）古代重要的土地制度和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顽症——土地兼并问题。

（5）古代重要的赋税制度及其演变。

（6）明清时期，我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缓慢发展及其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的积极影响。

3、复习思路：中国古代经济史历来是高考的的重点，其命题复现率几乎为100%。

然而，古代经济史内容枯燥无味，繁多而又琐碎，既不便识记，又难于理解。

因此复习时，应注意以下几点：（1）采用综合归纳法，将不同历史时期同一类型的经济史基础知识，按照其内在联系，进行条理化、板块化，形成知识框架体系。

这样做，既便于识记，又容易理解，“一记一大串，一懂一大片”，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2）根据近年高考命题趋势，在复习本专题时，一定要注意四个结合。

第一：经济史与政治史相结合，以社会经济发展为切入点，分析古代经济发展对当时政治统治的决定作用和古代政治统治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第二：经济史与思想文化史结合，以古代经济发展为切入点，考查古代经济发展与思想文化发展的相互作用。

第三：中外经济史相结合，以中国古代经济发展为切入点。

比较分析同时期世界经济发展的异同及原因。

第四：古代经济发展与当代经济发展相结合，以古代经济发展为切入点，总结古代经济发展为当代经济发展提供的经验与教训。

一、土地制度（一）、知识梳理：农业是中国封建社会最主要的生产部门，土地是我国古代人民赖以生存的主要生产资料，是构成封建生产关系和一切经济关系的基础。

宋之江：明朝也有“俏江南”——苏州事件真相，揭露东林党误国害民之本来面目！明朝也有俏江南，是的，只不过，这不是什么知名饭店，而是一群人，一个阶层。

他们出身江南，纵横三吴，左右着十七世纪中国的朝野政局——他们就是东林党。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听我娓娓道来。

在苏州阊门外山塘街775号，有一座墓碑，上写“五人之墓”四个大红字。

这座不太雄伟的墓碑，记录的却是一段殉难求义的动人故事。

公元1626年3月，被革职还乡的吏部员外郎周顺昌因参劾魏忠贤被阉党诬陷，魏忠贤派人逮捕，苏州市民为他鸣不平，加之早就不堪忍受苛税盘剥，奋起反抗。

打死了东厂差官，震惊庙堂。

成为轰动一时的群体性事件。

魏忠贤遂即下令捉拿首犯，当时参与民变的五名苏州市民挺身而出，承担罪状，英勇就义，后人立“五人墓”以祭奠。

事情的大体经过即是如此，壮烈忠义，催人泪下，不过读者们且慢流泪，笔者我作文绝不是为了歌颂英雄好汉，我写这篇东西，是要揭露流血背后的真相。

此事为何而起？对立双方究竟是谁？根本原因在哪？而不是一塌糊涂的讴歌死去的人，毫无原则的咒骂让他们死去的人。

鉴于笔者不是专业的历史学家，充其量只是个业余爱好者，所以只能把复杂的问题简单的陈述出来。

希望读者多多包涵——这话是谦虚呢？还是夸自己呢？嘿嘿话说，17世纪的中国，此时这个被叫做“明”的王朝实际上已经黯淡了，司空见惯的腐败，境外强敌的虎视，还有小冰河气候的天灾，一切的一切加深了帝国的阴霾。

解决危机的办法有很多，但都有一个前提：钱！腐败，除了贪婪之外，低廉的俸禄，也是诱发贪污受贿的因素之一。

外敌环视，想要军队保家卫国，不掏军饷，现实吗？天灾致使粮食歉收，饥饿的灾民不救济行吗？钱，钱从哪里来？朝廷是一个国家机器，不经商，不种地，钱只能从征税中来？征税？向谁征？如历代王朝一样，向农民征收，不行，因为刚才讲了，农民遭遇天灾，歉收，自己还吃不饱，怎么给朝廷缴税？农民不行，还有一种人可以被征收，那就是商人。

而且不是一般的商人，是富商，是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富豪企业家。

这个故事，要从徽州府下辖的歙县说起。

大明共分为十三个承宣布政使司，以及一南一北两个直隶，咱们可以把它们粗略地理解为省份。

南直隶下辖有一个徽州府，历来人杰地灵，无论官场还是商场都是英才辈出，是有名的文教繁盛之乡。

其时徽州府一共统辖六县：歙、黟、休宁、婺源、祁门、绩溪。

其中歙县最大，同时它还是附郭县——也就是说，徽州府治设在县内，与歙县县衙同城办公。

府县同城，很多府一级的文书档案，自然就存放在县城的阁架之上，以便随时调取勘合。

这些关于税粮户籍的案牍十分重要，关乎一县之兴衰，可又超级无聊，全是各种枯燥的数字罗列。

所以它们长年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

隆庆三年（1569年），有一个歙县人忽然对这些档案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这个人叫帅嘉谟，字禹臣。

严格来说，他没有歙县户口，不算当地居民，而是个祖籍江夏的军户，隶属于徽州府境内的新安卫。

军户是大明特有的一种户籍，世代都是军人，归属于各地卫所——类似于军分区——不过这出身没什么不好，朝中此时有个叫张居正的大人物，也是军户出身，正是冉冉上升的政治明星。

帅嘉谟在文武两道的表现都很一般，注定仕途无望。

他只有一个特长：对数字天生敏感，擅长算学，是个学霸级的数学天才。

可惜在大明，可没多少领域能让这位理科生一展才华。

最好的就业方向，就是去当个管钱粮的小官吏。

而这个岗位，要求对钱粮税赋的计算很熟悉，需要做大量的应用题来练习。

当时没有教辅和习题集，帅嘉谟一腔做数学题的欲望无处发泄。

好在这个苦恼没持续很久，他便发现了一个绝好的题库：歙县架阁库。

徽州府历年的税粮账册，都存在歙县库房里。

大明税赋结构很是繁复，徽州又是纳税大户，账册涉及大量加减折算、书算钱粮，这正是绝佳的应用题题例。

磨炼好了这门手艺，以后就业便有保障了。

于是在隆庆三年的某一天，帅嘉谟设法接触这些官府账册。

一个学霸就这样高高兴兴地开始做起数学题来。

做着做着，帅嘉谟觉得哪里有点不对劲。

凭借着对数字的高度敏感，他注意到徽州的历年税赋里有一个疑点：徽州府每年向南京承运库缴纳的税粮中，除正税之外，还有一笔科目叫作“人丁丝绢”，须以实物缴纳，且数额颇大，每年要缴8780匹生绢。

明代中后期的盐税明代中后期盐税论文报告一、盐税的起源及历史演变盐业是中国古代的传统支柱产业，盐税也是中国封建社会重要的税收来源之一。

本部分将从盐税的起源、盐税的种类、盐税的历史演变等方面进行详细分析。

盐业在中国可以追溯到商代，但盐税的实施始于战国时期。

当时国家开始对盐业进行掌控，实行盐铁专营制度，因此也产生了盐铁税。

随着时代演变，盐税也逐渐分为多种类型，包括：盐铁税、盐类税、盐政税、盐酒税等。

至唐代盐税逐渐成为重要的税收项目，并进行了制度化，宋代又加强了对盐业和盐税的管理。

明代的盐税制度逐渐成熟，并形成了独特的盐法盐政制度。

其中，明代晚期的盐税更是经历了多次变革和重要事件，如嘉靖年间开粤重光铸盐，万历朝废了包公铁场，实行官营盐业等。

这些事件对于明代晚期盐税的重要性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二、明代中后期盐税的收入及地位盐税是明代封建社会主要的税种之一，对于国家的财政收入和地方财政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本部分将从盐税收入构成、盐税的经济作用、盐税在地方财政中的地位等方面进行详细分析。

明代中后期，盐税仍然是国家的重要财政收入来源之一，占据了国家财政总收入的相当大的比例。

具体来说，盐税的收入主要来源于盐端利润、盐票、官僚权力租金、官僚贪污等渠道。

盐税的经济作用主要体现在稳定价格、调节盐供需关系、促进盐业的发展和农村市场的整合等方面。

同时，盐税在地方财政中的地位较为突出，地方政府对于盐税收入的依赖性较高。

因此，地方政府对于盐税的管理和监督也显得尤为重要。

三、明代中后期盐税的管理和监管盐税作为重要的税收来源之一，管理和监管也尤为关键。

本部分将从官营盐业、官营盐场、盐法盐政制度、盐税征收等方面进行详细分析。

明代中后期，国家对于盐业进行了官营化和专业化的改革，实行官营盐业制度，掌握了盐的出售和价格的调控权，以尽量减少盐价的波动。

盐场则是官营盐业的实际运营场所，盐税的征收也是通过盐场的形式进行的。

与此同时，明代的盐法盐政制度也逐渐健全起来。

明史卷七十七志第五十三◎食货一《记》曰：“取财於地，而取法於天。

富国之本，在於农桑。

”明初，沿元之旧，钱法不通而用钞，又禁民间以银交易，宜若不便於民。

而洪、永、熙、宣之际，百姓充实，府藏衍溢。

盖是时，劭农务垦辟，土无莱芜，人敦本业，又开屯田、中盐以给边军，餫饷不仰藉於县官，故上下交足，军民胥裕。

其后，屯田坏於豪强之兼并，计臣变盐法。

於是边兵悉仰食太仓，转输住往不给。

世宗以后，耗财之道广，府库匮竭。

神宗乃加赋重征，矿税四出，移正供以实左藏。

中涓群小，横敛侵渔。

民多逐末，田卒污莱。

吏不能拊循，而覆侵刻之。

海内困敝，而储积益以空乏。

昧者多言复通钞法可以富国，不知国初之充裕在勤农桑，而不在行钞法也。

夫缰本节用，为理财之要。

明一代理财之道，始所以得，终所以失，条其本末，著於篇。

户口田制(屯田庄田)太祖籍天下户口，置户帖、户籍，具书名、岁、居地。

籍上户部，帖给之民。

有司岁计其登耗以闻。

及郊祀，中书省以户籍陈坛下，荐之天，祭毕而藏之。

洪武十四年诏天下编赋役黄册，以一百十户为一里，推丁粮多者十户为长，馀百户为十甲，甲凡十人。

岁役里长一人，甲首一人，董一里一甲之事。

先后以丁粮多寡为序，凡十年一周，曰排年。

在城曰坊，近城曰厢，乡都曰里。

里编为册，册首总为一图。

鳏寡孤独不任役者，附十甲后为畸零。

僧道给度牒，有田者编册如民科，无田者亦为畸零。

每十年有司更定其册，以丁粮增减而升降之。

册凡四：一上户部，其三则布政司、府、县各存一焉。

上户部者，册面黄纸，故谓之黄册。

年终进呈，送后湖东西二库庋藏之。

岁命户科给事中一人、御史二人、户部主事四人厘校讹舛。

其后黄册只具文，有司征税、编徭，则自为一册，曰白册云。

凡户三等：曰民，曰军，曰匠。

民有儒，有医，有阴阳。

军有校尉，有力士，弓、铺兵。

匠有厨役、裁缝、马船之类。

濒海有盐灶。

寺有僧，观有道士。

毕以其业著籍。

人户以籍为断，禁数姓合户附籍。

漏口、脱户，许自实。

里设老人，选年高为众所服者，导民善，平乡里争讼。

第5单元明清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一、选择题: （共25题, 共50分。

每小题只有一项最符合题目要求。

）1、明朝朱元璋认为宰相多“专权乱政”而废宰相, 立铁牌“内官不得干预政事”于宫门内, 但明朝权臣乱政、宦官专权现象仍屡禁不止, 究其根源是在于（）A.中央集权不断强化的结果B.君主专制极端强化的结果C.君主专制达到顶峰的弊端D.票拟权和批红权不断下移2.某历史著作中有这样的叙述: “在万历的祖父嘉靖皇帝以前, 大学士为三至六人, 皇帝可能对其中一人咨询较频繁, 但从名义上说, 他和另外的几位大学士仍处于平等的地位。

这以后的情况发生了变化, 张居正名为首辅或称元辅, 其他大学士的任命则出于他的推荐……”这文中所指的制度或机构是（）A.元代行省制B.唐代三省六部制C.明代内阁制D.清代军机处3.明朝时期有多位皇帝不上朝, 比如正德、嘉靖, 万历皇帝更是创造了近30年不上朝的专制主义君主制史上的“荒诞奇迹”, 导致明朝中后期内阁和司礼监太监一同把持朝政的乱象, 但明朝统治还得到延续。

能够说明这一现象的应是（）A.内阁成为正式的行政机构B.封建统治后期政治充满朝气C.君主专制制度进一步加强D.宦官专权有利于朝政清明4.明朝嘉靖万历时, 内阁权压六卿……对于军国大事无所不掌, 刑名钱谷无所不问, 内阁无疑是操有宰相之权。

可见, 当时的内阁( )A.已成法定机构B.开始统领六部C.握有军政大权D.严重威胁皇权5.《明史·解缙传》载: 明成祖人京师, 解缙“擢侍读, 命与黄淮、杨士奇……（等人）并直文渊阁, 预机务。

内阁预机务自此始。

”后明宣宗还授予阁臣票拟之权。

对此理解不正确的是（）A. 解缙开创了明朝的内阁制度B. 阁臣任职内廷形成稳定内侍机构C. 阁臣实际上已参与军国要务的决策D. 明宣宗时期内阁权力膨胀地位上升6.《明神宗实录》载: “我朝阁臣, 只备论思顾问之职, 原非宰相。

中有一二权势稍重者, 皆上窃君上之威灵。

也谈谈东林党东林党后期确实腐败，把持了全国50%的耕地和95%的工商业，却还不想交税，拼命攻击张居正的新税收法。

嘉靖不上朝，从事炼丹。

但是嘉靖这辈子估计80%时间都耗在和文官斗这件事上了，嘉靖不上朝却能人辈出不是偶然。

万历贪财至少他知道东林党是不值得相信的，整个国家都还不错。

虽然在他老师张居正死后，清算了自己的老师。

但他知道不能废除张居正的新税收法。

天启专心木工，但他用了九千岁一直逼东林党拿钱出来，让辽东一直保持攻势，内地也没有出现大规模农民起义。

崇祯灭了九千岁，然后相信东林党，那么问题就来了。

之后大明如何？中国如何？李张二贼不是个东西是事实，问题嘉靖万历天启3朝为何没出现李张二贼？下面我来说下，东林党极度腐败，并且明朝末期汉奸多，而以身殉国的忠臣少的原因。

因为元灭大宋时，中国的文人知识分子士大夫阶层精英尽丧，崖山之后无华夏。

不能说全对，也有他的道理。

元灭宋不是一般的改朝换代，他把整个中国士大夫阶层中的有血性爱国爱民的义士全部杀光，而留下的全部都是些甘当汉奸的软骨头。

万历和天启朝，农业正在崩溃的临界点上，一遇到天灾农民就要流离失所。

所以万历和天启知道不能再从农民身上收税了，只能收商税。

江南那些工商业主自然不甘，他们收买官僚，利用舆论抗争，这才是明末党争的根本原因。

只有崇祯这二货，被东林党一忽悠，不收商税，反而去压榨农民。

这就给明朝后期东林党的腐败已经满清入关后，大明汉奸之多殉国之少，埋下了伏笔。

这帮东林党人和自己穿越来的身份是一样的，都是公知精英。

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有一句话，说是想知道公知精英掌权后是怎么样的，看乌克兰就行了。

其实用不着，翻翻历史看明末的史书就明白，信谁都不能信公知精英。

就比如日后的崇祯帝，也就是现在的信王。

话说当初崇祯登基的时候才16岁，在没有祖母没有老丈人的帮助下，独力把魏忠贤斗倒，“天下”大喜过望，对他的评价还是很高的。

而且崇祯和天启不同，从小就喜欢读书，虽然以前只能在太监的帮助下自学，但一登基就请大臣给他补课，表现的十分谦虚好学，让东林党人一时大快，认为尧舜大治的日子就要在紧密团结在崇祯周围的东林党手中实现了。

“海禁”与“闭关锁国”课后练习(2)1．关于明代海禁政策的说法不正确的是？ A．其根源是小农经济？ B．直接原因是倭寇侵扰C．由十三行与外通商？ D．禁止民间出海贸易2．据资料统计：在明后期至清前期200余年间，世界白银产量的一半流入中国，拥有一流城市和最为密集、完善的市场网络的中国，成为当时世界经济和贸易的中心区域。

然而当时它却没有形成强大的扫荡旧经济基础的革命性变化。

其中内在的和人为的原因( )A．“重农抑商”和“闭关锁国”的政策的压制B．大河流域的农业文明不适于工商业发展C．由于鸦片大量流入导致白银的大量外流D．英国工业革命后对中国进行的商品输出3．中国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

我国古代时期，中外交流的广泛开展，不仅使中华文明更加辉煌，而且促进了世界文明的发展。

请回答：（1）根据提示填写唐朝和明朝中外友好交流情况简表。

4．“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幻想自欺。

”（马克思语）出现上述现象最直接原因是（）A．自给自足农耕经济 B．清朝政府实施海禁政策C．中国专制主义统治需要 D．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5．鸦片战争之前,清政府实行的闭关锁国政策的内涵是（）A．禁绝中国对外贸易 B.严禁限制对外交往C．一概排斥西方事物 D.封闭边界固守疆域6．某校高中历史兴趣小组在探究“古代中国经济发展及其对外贸易”课题时，得出以下部分结论。

你认为其中不正确的是( )A．地主土地私有制是古代中国主要的土地制度之一B．唐朝能够制作精美的青瓷和白瓷C．元朝时期民间棉纺能手黄道婆推广先进的棉纺织技术D．清代开始实行海禁，阻碍对外贸易发展7．史载，宋朝湖州农民“以蚕桑为岁记”，严州“谷食不足，仰给它州，唯蚕桑是务”；太湖洞庭山区“然地方共几百里，多种柑橘桑麻，糊口之物，尽仰商贩”；“蜀之茶园，皆民两税地，不殖五谷，唯宜种茶……”；颖昌府“城东北门内多蔬圃，俗称香菜门”。

明代一条鞭法的赋税思想再思考摘要：思想是属于社会意识层面的范畴，而制度则属于社会存在层面的范畴。

从中国古代关于财税思想汗牛充栋的典籍中去寻找跨越近一千年的赋税思想发展趋势，确实不易。

然而透过思想和制度之间互联的关系，我们可以从赋税制度的演进趋势来窥视中国赋税思想的发展规律。

关键词：一条鞭法；赋税思想；明朝一、“一条鞭法”改革的背景和内容元末战争后，户籍及田土册籍多已丧失，或混乱不堪，已不能作为征收租税和徭役的依据。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以便控制和掌握民户，明初通过编制赋役黄册和鱼鳞册，力求对全国的户口和土地进行严格的控制和管理，进而征收赋役，保证国家财政收入。

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在对全国的户口登记和核实的基础上各郡县开始编制赋役黄册，用来登记每户居民的丁口和土地产业情况，也成为国家征派赋役的依据。

黄册的编制，以户口为主，以一百一十户为一里，作为一个基层行政单位，一里之中，以丁粮最多者十户为里长，管理有关事务，其余一百户分为十甲，每甲十户。

每里编为一册，每隔十年，地方官按各户丁粮增减情况重新排定服役次序，重新编造一次。

与黄册相适应，为了确定土地的数量和质量，以掌握纳税的基础，防止和减少逃税、漏税及土地纷争的现象，洪武二十年，明朝开始测量土地的面积，画出田亩的形状，依次编号，注明田主的姓名、数量，编类成册。

由于册中地图形状如鱼鳞，故叫鱼鳞册。

明朝中期，地主与豪强不停的兼并土地，并且越来越严重。

地主与官府勾结在一起霸占农民的土地，并且利用一切手段，逃避国家的税负。

被兼并的土地越来越多，从而导致朝廷官府拥有的税田越来越少。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明朝登记在册的税田总额仅有850万余顷，更甚至是，明孝宗弘治十五年（1502年），直接降到了422万余顷。

较之明初，税田流失了一半。

明中期国家赋税收入日趋减少，而支出却逐年增加，财政亏空日趋严重。

为缓和危机，明政府在赋税上广开暴敛之门，如对原先规定免征的垦荒田和永不起科田，后来也开始一律征收赋税；提高折变比例，增加田赋银收入；任意加派徭役。

【数据库】人大全文1997年文史类专题【文献号】2564【摘要】【原文出处】南开学报：哲社版【原刊地名】津【原刊期号】199702【原刊页号】68-73,80【分类号】K24【分类名】明清史【复印期号】199703【标题】明代财政制度中的起运与存留【作者】肖立军【内容提要】起运与存留是明代财政制度的核心内容。

起运分为中央和九边两项，起运中央部分分储于户部太仓等五类仓库中，起运九边包括民运税粮和盐引两项。

存留是指司、府、州、县将部分税收留于当地，用以支付军费（指内地）、藩禄、官俸及教育经费等；羡余为各地的小金库，用于行政办公费、公款吃喝、公款送礼等。

明朝将起运数额定得较高，且禁止拖欠，反映了中央集权财政管理体制的特点。

起运与存留中存在的弊端是明末农民起义首发于陕西的原因之一。

【关键词】起运存留羡余中央集权明末农民起义【正文】起运与存留是明代财政制度的核心内容，反映了明代财政支出的两大方面。

鉴于以往有关研究比较薄弱，笔者谨就所经见的材料作如下探讨。

一、明代的起运明代的起运是指各司、府、州、县等按中央的指派定期定额将赋税运至中央及九边的仓库。

（万历）《明会典·户部十三·起运》云“起运京、边，各有定数”；《续文献通考·国用考一》也提到“起运京、边粮料”。

说明起运包括中央和九边两项。

起运中央的赋税主要储存于五类仓库，即户部太仓、皇帝御用库、运河沿岸的中转库、北京户部以外诸部寺仓库以及南京仓库。

户部太仓是明朝国库，包括粮库和银库两部分。

太仓粮库位于北京和通州两地，建于永乐时期，宣德时加以扩建。

太仓粮库一般称京仓、通仓，有时也统名太仓，所谓“京师积储，全在太仓”[1]。

隆庆时大学士赵贞吉称“太仓银、米多为权门月课”。

明人朱健在其《古今治平略》中也将“太仓”与“漕粮”联系起来，都视京、通二仓为太仓[2]。

太仓粮库规模很大，如正德、嘉靖时通州“仓áｏ＠①不下七百余座”[3]。

明代中后期的盐税盐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洪武初年，即陆续设立两淮等六都转运盐使司、广东等七盐课提举司，推行盐专卖制度。

抽取商税。

）其主要内容是：民产、官收、商运商销。

专卖制下，商人纳盐价及各类税费于官后，盐就进入了事实上的商运商销过程，与其他商品无异。

盐税为商业税之大宗，岁征约250万两，在国家财政中举足轻重，“国家财赋，所称盐法居半者，盖岁计所入止四百万，半居民赋，其半则取给于盐筴。

”本文将以两淮盐运司为例，对明代中后期开中制下的盐税征收作一初步探讨。

一、三商经营成本、利润及税负担盐专卖制的核心是开中制，商人纳粟于边，官给引目，支盐于坐派之场，货卖于限定地方。

国家以行销食盐的利益，换取商人的力役和实物，以此作为调剂军储及物资供给的重要手段。

明中叶，开中法危机，盐商报中不前，盐货堆积无售，弘治五年，叶淇变法，确立运司纳银制，商人直接纳银运司，无需边仓纳粟，此为开中法之一大变化。

运司纳银制、开中纳银制成为开中制度的主要形式。

几乎与此同时，守支扩大化，促成了三商分立，边方报中、下场支盐、运盐赴引岸发卖，分别由边商、内商、水商承当。

下文以两淮盐运司为例，分析开中制下三商经营成本、利润及税负担。

以扬州为中心的两淮盐运司，是全国最大之产盐区，下辖泰州、淮安、通州3分司，仪真、淮安2批验所，共30个盐场，岁办小引盐705,180引，合141,036,000斤。

两淮盐课正额全部用于开中。

但也有例外，如万历四年，开中1,321,090引，两浙、长芦不变，两淮止599,403引，少115,777引，山东止96,110引，少3万引。

三商分立制下，边商，由沿边土着充任，直接在朝廷指定之边方仓口纳银，得到仓钞，送到盐运司，比对勘合，换取盐引，售于内商。

淮盐报中边镇与引价可列成下表：表1 淮盐报中边镇与引价表边镇引数引价总价甘肃127,000 57,150延绥120,712 60,356宁夏84,980 42,490宣府143,48871,744大同73,379 36,辽东61,812 30,906固原27,87813,939山西56,781 28,蓟镇9,119 4,合计705,149 -346,资料来源：《穆宗实录》卷12，隆庆元年九月丁丑条；《神宗实录》卷233，万历十九年三月戊申条。

绅士与纳税——清朝江南税案初探□张永久一、江南才子们的哭声顺治十八年（1661），农历二月初四上午，江南苏州郊区一向清静的文庙，响起了阵阵排山倒海般的哭声。

顺治皇帝死了，文庙作为江南的祭祀场所之一，聚集了江苏全省军政要员和社会名流，为顺治皇帝送行。

祭祀仪式由江苏巡抚朱国治亲自主持，为防止国丧期间出现意外，朱巡抚特意加派了大量士兵在四周巡逻。

忽然，庄重肃穆的气氛被打破了。

以倪用宾、薛尔张、丁紫洄等为首的一帮科举士子从灵堂外边涌进来，击鼓鸣钟，大声喊冤，十几个人齐刷刷跪在地上，为首的将状纸高高举过头顶，要求巡抚朱国治惩治贪官污吏，为人间主持公道。

巡抚朱国治上前一问，这帮科举士子告的是吴县知县任维初。

江南历来是国家的财赋重地，清朝开国以来，也看中了这块宝地，税赋有增无減。

吴县知县任维初，为人贪婪狠毒，素为老百姓憎恶，为了追逼农民交纳钱粮，不惜使用一切残酷的手段，每次升堂，都要准备数十块竹条，放在尿水中浸泡，如果有人交不了税款，就令衙役扒掉那人的裤子，用竹条狠狠打屁股。

竹条在尿水中浸泡数日，毒性不小，被打屁股的农民皮肉开花受到感染，几天后有人命丧黄泉。

就在吴县老百姓大多釜炊告绝、儿女啼饥的情景下，有人发现，一家米行竟有三千多石粮食在高价销售，紧俏的粮食从何而来？实在蹊跷。

于是有人使了个小计谋，将米行老板哄到酒馆，三两杯酒下肚，米行老板说了真话，这批粮食，是衙役吴行之托他卖的。

众所周知，吴行之是任维初手下的亲信，顺藤摸瓜，查到了任县官头上，顿时群情激奋，老百姓埋藏在心里的愤怒像一堆被太阳晒透了的干草，呼啦啦一下子被点燃了。

知识分子历来被认为是社会的良心，在这样的时候，他们觉得有站出来为老百姓说话的义务。

碰巧的是，此时正遇到顺治皇帝驾崩，江苏巡抚朱国治将要到苏州主持祭祀仪式，倪用宾、薛尔张等决定利用祭祀之机，闯进文庙敲钟告状，引起高层的重视。

按说倪用宾、薛尔张等人的正义行为，理应受到巡抚朱国治的支持，谁知科举士子们看走了眼，出错了一着棋。

明朝江南商品经济 明代小说家冯梦龙在《三言二拍》写过一个故事： 有个做丝绸生意的浙商蒋生，因为经商跑到了汉阳，看上了当地缙绅马少卿的千金小姐马云容，但对自己的商人身份自惭形秽：小生原籍浙江，远隔异地，又是经商之人，不习儒业，只恐有玷门风。 没想到马少卿毫不在意，“江浙名邦，原非异地。经商亦是善业，不是贱流。”马少卿爽快地把小商人招为了女婿。 李延昰在《南吴旧话录》中也记载过一个老丈人挑女婿的故事： 松江华亭的某个大商人择婿，有人向他推荐了才华出众却家境清贫的秀才富春山，并说，“观其风范，必能师表一方。”不料这个大商人呵呵一笑，说，秀才而如其姓也，已为侥幸，何论其余！ 这话翻译一下就是，这秀才如果能像他的姓一样，我就烧高香了。说明这商人嫌秀才穷。 “士农工商”是中国封建社会对社会各个行业所处地位的排序，商贾被排在最后，被视为末业、贱业。但在这两个故事里，秀才却不如商人，反映出了社会风气之变。 这背后的根源，是明代商品经济繁荣，以商人为代表的商业资本迅猛发展，瓦解了传统等级秩序。 1、商业 明代学者郑若说过一句话，“天下财货莫不聚于苏州。” 早在唐宋时期，苏州就是全国的粮食中心和商品基地。明初，朱元璋下令，凡是有五亩地以上的，要种半亩桑、棉、麻。苏州便开始大力推广棉花种植，发展养蚕业。 到了明中期，苏州成为国内丝绸、棉布中心之一，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不断提高，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唐伯虎写过一首诗夸家乡好， “世间乐土是吴中，中有阊门更擅雄。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五更市卖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同。” 阊门就位于苏州。当时的苏州城西是商业专区，全国各地商人在此展开贸易活动。著名的绸缎庄最多时有61家，布庄字号最多时达76家。 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就评价过，“一年到头，苏州的商人同来自国内其他贸易中心的商人进行大宗的贸易，这样交换的结果，人们在这里几乎没有买不到的东西。” 苏州不仅是贸易中心，还是棉纺织业生产集中地。如宫崎市定先生所说，“苏州不仅是一个政治城市，还是一个商业城市，并逐渐变化为一个轻工业城市。”苏州所产的纺织品不仅畅销全国，还远销日本。 明代文化名流徐一夔记载过一件事： 有一个熟练织工，技术精湛，却跟别人拿一样的工资。他很不满意，要求机户增加工资，机户拒绝了。于是他找到另一家工场，那家工场的机户见他技术熟练，就同意了这个织工拿双倍工资的要求。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口流动加快，大量农民进入城市，为城市的手工业和商业发展提供劳动力。当时苏州城东，光机户就有一千户，被他们所雇佣的织工保守估计有数万，更不用说纺织业及其上下游产业所养活的百姓人数了。 与此同时，商品经济也对传统等级观念发起挑战，不仅普通百姓经营工商业，缙绅士大夫阶层也开始下海。 《三言二拍》里写了一个故事： 有个贵人，生了五个儿子。他只教长子读书，让其他四个儿子分别从事“农、工、商、贾”。四个儿子很不满意，就求人去问老尚书：你为何不让四位公子习儒？况且农工商贾，非上人所为。 老尚书哈哈一笑，回答道，世人尽道读书好，只恐读书读不了！读书个个望公卿，几人能向金阶走？农工商贾虽然贱，各务营生不辞倦。最后，老尚书说了，春风得力总繁华，不论桃花与菜花。 在“不论桃花与菜花”的思想指导下，明代不少人“弃儒经商”。 比如《三言二拍》作者之一的凌濛初，他的祖父跟父亲都中过进士，他本人十八岁就考取了秀才，但他没就此入仕，反而是搞起了印刷业，成为当时的职业撰稿人兼书商。还有嘉靖时期内阁首辅徐阶，不仅搞纺织业，还在苏州开店，提供异地存取款业务。 魏斐德在他的著作《洪业》里提到，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江南地区不仅涌现出许多富商大贾，中产家庭也明显增加了。与此同时，生员和秀才的数量上升了15倍，15世纪后半期，明朝政府开始出卖监生资格。到16世纪，许多有钱人都有了这种监生头衔，因而可以参加乡试和出任下层官吏。至天启年间，许多富裕的平民还购买最低一级的童试资格，生员。 结果是，富裕的“中产阶层”在长江三角洲各城镇形成了新兴的引人注目的阶层。成为了消费主义和拜金主义的土壤。他们艳丽浮夸的衣着举止，男性的打扮女性化，为他们生产鞋帽、服装也在浙江和江南地区成为一种支柱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