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边际-新兴古典经济学-杨小凯

2002年3月25日，1986 年诺贝尔奖得主布坎南教授在莫纳什大学进行访问,他在演讲中大力赞扬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超边际经济学对经济学的积极贡献。

布坎南甚至在研讨会以及副校长和校长参加的午餐会上分别说：“我认为现在全世界最重要的经济研究就在贵校，就是以杨小凯为主的对分工的分析……”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已经有很多当年留学北美的华人学者在国际经济学界崭露头角，他们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关注。

在这些人当中，杨小凯是当之无愧的佼佼者。

并不是说他在顶尖的经济学学术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最多，而是他对于经济学的贡献是具有原创性的。

对于大多数学者而言，往往都是沿着导师或者某一领域的带头人的方向去作一些推进工作，很难成为某一领域的带头人。

而杨小凯则是公认的研究劳动分工——超边际经济学的开创者。

他对于经济学的一些贡献已经被一些世界顶尖的经济学家、出版物的匿名审稿人、评论以及他的出版物和研究计划的评估报告所承认。

找回分工与专业化早在1984年出版的《经济控制论初步》中，杨小凯已经提出了研究分工的基本想法，在他的博士论文中，用超边际分析来解释劳动分工问题的框架已经形成，超边际分析是对自马歇尔以来的传统的边际分析方法的一个重大挑战，而超边际经济学则是对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一个重大挑战。

古典经济学的重心在于专业化与分工对经济增长和福利的含义。

而自从1890年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出版以来，专业化与分工就被主流经济学家所遗忘。

杨小凯的先驱工作是把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正式分析带回到主流经济学的核心。

寻找经济增长理论的微观基础一举奠定杨小凯在国际经济学界地位的是他1991年发表在《政治经济学期刊》上的一篇文章《经济增长的一个微观机制》。

这篇文章对于经济增长理论具有突出贡献。

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期是经济增长理论的黄金时期。

自从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索洛1956年发表《对经济增长理论的贡献》一文以后，成百上千名经济学家卷入了对增长理论的研究，但是70年代初期以来，关于增长理论的文章突然从各主要经济学杂志上消失了，原来相当有建树的增长经济学家逐渐转向其他研究领域。

杨小凯不要用技术模仿代替制度变革发布时间：2002-9-28文章来源：本站文章作者：杨小凯杨小凯，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留学北美最有成就的经济学家。

他是新兴古典经济学——超边际经济学的开创者，该学派认为经济发展的核心是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问题，绝大多数经济现象都能够用劳动分工与专业化加深与交易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来解释。

杨小凯的先驱工作是把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正式分析带回到主流经济学的核心。

杨小凯最近完成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教科书《经济学——新兴古典和新古典观点》英文版已经出版，中文版将于今年年底面世。

这本教科书的出版意味着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已经确立、研究开始走向成熟。

同时，杨小凯也在用超边际方法重新改写发展经济学。

战后几十年来世界银行和发展中国家运用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瑟·刘易斯等人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来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收效甚微。

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批判，人们迫切需要寻找新的理论来解释发展的问题。

杨小凯即将出版的发展经济学教科书《经济学：发展与劳动分工》就是将超边际分析用于发展经济学的最新成果。

十多年来，杨小凯在进行经济学研究的同时，发表了大量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文章，他应用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最近几十年发展的前沿理论来分析中国经济问题。

他从一个局外人的独特角度发表了对中国经济改革热点问题的独到见解，虽然有些批评很刺耳，但是从他的言行中我们能够深切的体会到他地拳拳之心。

访谈制度创新和后发劣势问：您认为中国20多年来持续的经济增长是一个有意的模仿和自发的制度演进相结合的过程。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决定因素是什么？最需要注意哪些问题？答：无论是自发的制度演进还是有意的模仿，法律制度都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中国农村改革是自发地发展的结果，实践证明卓有成效，广东等地模仿香港，发展土地市场，使经济实力大增。

这其中，商人从赚钱的角度自发地发展新制度是体制改变的原动力。

改革往往是下层商人自发创造的，而这些新制度同现行法律和制度往往不符合，新制度取得成功后会促使政府修订法律制度。

杨小凯的经济学贡献作者：乌家培来源：《中国经济报告》2014年第08期自学成才的青年学子上世纪 70年代末，杨小凯在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从事事务性工作。

当时按照老一辈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同志的主张，用研究会来筹建研究所，他自任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总干事，他说“干事”就是要干事。

副总干事有李德仁、徐寿波等，我也是其中之一，该研究会是由于光远的秘书刘与任出面组织的。

我常被通知去参加干事会，正是在那里认识了杨小凯和郁鸿兴，他们希望我能帮他们学习经济学。

杨小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于长沙入狱，在牢里向几位中学教师学习数学和英语，他虽未进过大学，但自学成才。

杨小凯非常好学，问我能否找几本经济学著作给他翻译，既可练习英文，又能学习经济学，我就在我房内的书架上抽出一本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著的《经济控制论导论》推荐给他说，这本书很好，也不太厚。

他拿到书后非常高兴，就准备与郁鸿兴共同翻译。

两个星期后，杨小凯就把译稿送给我看，我当时十分惊讶，问怎么这么快。

他诚实地说，是开了夜车赶出来的。

对他的努力我不敢怠慢，抽时间帮他校改“前言”部分，经王宏昌校改全书后，译稿的质量有较大的提高。

由于当时国内正在兴起学习和研究经济控制论的高潮，该书出版后受到较大的欢迎，赢得学术界好评。

1982年，邹至庄教授到武汉大学经济管理系讲学时认识了他，对他十分赏识。

立即推荐他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赴普林斯顿大学进修，但武汉大学党委不批准杨小凯出国。

后经邹至庄教授直接写信给当时的总理，总理批示同意，武汉大学才不得不放人，让杨小凯到美国学习。

杨小凯在普林斯顿大学学习经济计量学，研究经济模型及其应用。

他在美国认识了黄有光教授，在黄教授的帮助下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转至澳大利亚莫纳斯大学，并改变了研究方向。

用数理经济学方法研究经济学基础理论，着重研究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专业化分工和经济组织，并用超边际分析方法来研究发展经济学，力图构建新的经济分析框架。

他发表了几部专著和一批有质量的学术论文，并取得了杰出的学术成就。

杨小凯教授简介2004年7月7日，北京时间7时49分，在与晚期肺癌抗争了三年后，一个传奇人物走完了他坎坷而又卓越的一生。

他就是被学界普遍认为是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裔教授之一的杨小凯。

去世前，杨小凯的学术职位包括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系讲座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澳大利亚递增报酬和经济组织研究中心主任。

他的论文见诸于《美国经济评论》(AER)、《政治经济学杂志》(JPE)、《发展经济学杂志》(JDE)、《经济行为与组织杂志》(JEBO)等国际一流经济学刊物，已出版的中英文专著包括《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经济发展与分工》、《分工和经济组织：一个新兴古典微观经济学分析框架》等。

作为一个内地长大的华人学者，杨小凯被认为是“首位冲击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中国内地经济学家”。

对经济学有关分工中「超边际经济学」的研究使他获得了世界级的成就和同行的推崇。

他挑战了新古典经济学，开创出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崭新学派，试图“消弭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包纳新古典经济学”,成为一代经济学宗师。

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公共选择学派创始人詹姆斯.布坎南赞誉杨为“当今最好的经济学家之一”。

他的著作《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被匿名审稿人评论为：“这是一项具有原创性和新颖性的研究，激动人心而又令人屏息以视。

杨是世上少有的几个有能力思考这类问题的人之一，也是世上仅有的几个有能力解决这类问题的人之一……在整个经济学面临剧变的时代，他处于这个剧变的最活跃部分。

”休克疗法设计人、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特别顾问杰弗里.萨克斯在他为杨小凯所著《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所作的序言里(题为《杨小凯的贡献》)，表示，“作为序言的作者，还有杨小凯一直以来的同事和值得托付的朋友，是我的幸运。

”杨小凯早年历经坎坷，在60年代文化大革命期间，就读于湖南省长沙市一中，当时年仅14岁的他曾以一篇名为《中国向何处去》的大字报被点名批判，1968年起被判刑十年。

杨小凯对经济学的贡献我们可以从发表的关于杨小凯作品的研究报告、评述和评价报告中了解到杨小凯对于经济学的贡献。

其他的贡献是以工作文稿等形式发表出来的。

本文将采用引用其他文献和参考资料的方式来尽量评价他的主要贡献，如果这些评价不高完整和涉及到其他贡献，本文将提供补充信息。

（1）对专业化和分工理论的贡献．这些贡献被杨小凯和黄有光《专业化和分红：概述》一书中。

（In Ken Arrow,et al eds, 《地震探测和经济分析》，伦敦，Macmillan,1998）James Buchanan的评论中指出：“这篇论文很重要，尽管经济学家们各有千秋。

这篇论文对他们来说很有信息价值。

关于经济规模和专业化的论述开辟了一个新的理论方向，尤其是坐着将其马歇尔对经济学家们抛弃斯密的理论的影响联系起来。

”（见Ken Arrow, et al, 1998）。

对于这一点文章的其他评估(见博兰in K.Arrow, et al, 1998)指出：”这篇论文分为三个主要部分：一部分回顾了从亚当斯到萨缪尔森的经济理论中对分工的研究；第二部分对源于新古典贸易理论的专业化模型或来自我们我们所知道的‘新兴’贸易增长理论的专业化模型进行了简要概括；第三部分则详细介绍了新兴的专业化模型——杨小凯开创了这方面的先河。

这种模型最显著的特点在于描述了因市场上产品数量的改变和生产活动中专业化水平的变化而引起的分工的改变。

或许在这一篇论文后对它最好的检验就是看是否有足够的理论文献来支持它。

对于这些问题，在读过杨小凯和黄有光的论文后将得到圆满的答复。

有关专业化的许多观点是我们不难理解霍撒克（Houthakker,1956,p.182）所说：“没有任何一个经济学分枝不会因对专业化的深入研究而得意。

”在一封评论信中，诺贝尔奖得主布坎南认为“我敢直言，杨小凯教授的理解力及其对该研究领域的重大贡献[强调原创]比其他致力于该领域的人（如，克鲁格曼、罗默、卢卡斯）要好得多。

我们怎样纪念杨小凯？我们怎样纪念杨小凯？FT中文网的徐瑾女士来电邮，说看到我在微博点评林毅夫、张维迎在纪念杨小凯去世十周年会上的发言，希望我能就相关的话题展开谈谈。

看完邮件，我就知道我与小凯缘份在此，不能不写点文字了。

1、缘起当然，所谓缘份并不是说我与小凯有多少或多深交往。

1982年秋我读研究生来北京，小凯已去武汉大学，次年他即去美国。

后来虽然彼此均有耳闻，但就我的记忆并没有机会谋面。

直至大约2000年的一天，与我一直有合作的原农村发展组的老友罗小朋来电话，说杨小凯在北京，他想前来拜访，不知我是否方便。

当时我正在忙于企业事务，但对小凯早有敬意，故当即爽快的说，没问题，我请客,我们可以边吃边聊。

记得第二天中午，小朋领小凯前来，我在当时位于三元桥的公司对面“红子鸡”餐厅订的座，大家相谈甚欢。

当时小凯在华人经济圈已负盛名，但我的印象我们主要谈的并非学术，而是对中国经济社会的看法和发展前景的判断。

其时小凯正在形成后发劣势等看法，因此他对中国经济的前景有颇多怀疑。

而我1990年代回国后把学术基本丢在一边，海归创业，公司正上台阶，刚刚收购了一家上市公司。

经商之余，还正在抽空写作一篇“破除垄断坚冰”的大文章。

文章指出计划经济其实就是国家全面的经济垄断，而文化大革命则是把经济垄断发展到全面的政治垄断和思想垄断的顶峰，因此改革就是逐步破除各种垄断的过程。

文章最后一部分专题论述，如果说其他领域的垄断，已经多少被相当一部分人认识，但城市户籍制度的垄断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巨大障碍，则远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而只要抓住农民工市民化即人口的城市化这个核心，就可以解决内需不足和人力资本升级这两个主要发展瓶颈，实现中国经济在新世纪的持续高速增加（此文发表于《时代财富》杂志2001年第1期）。

显然，我与小凯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判断相去很远。

但小凯这个人内心或许高傲，然待人相当和善，记得我们的讨论热烈融洽，和而不同。

那时我只身从海外归来，又被体制开除，只是靠引进海外信息做咨询服务业起家，后又杀入竞争激烈的工业而有相当的发展，说明改革中的中国体制并非没有私营企业和企业家精神成长的土壤。

中国经济时报/2004年/08月/03日/论杨小凯的贡献)))兼谈我俩的差异黄有光u黄有光杨小凯患上肺癌数载,终医疗无效,不幸于七月七日早七时七七四十九分离开了世界。

我已经写了一篇5我所认识的杨小凯6。

本文着重谈我和小凯合作的经过与小凯的贡献,以及我们两人之间的差异,小部分重复前文,但略有补充。

为求真实与对历史的见证,本文采取实话实说的原则。

杨小凯的新框架杨小凯1993年发表关于新框架的最主要著作5专业化与经济组织6。

此专著虽然是和我合著,但主要贡献肯定是小凯的。

5专业化与经济组织6写作的大致过程如下。

小凯把他的毕业论文给我看了,我对他提出评论。

我们又讨论了好几次后,决定把论文改写成一部专著。

我们谈了专著的大体结构后,小凯先写初稿,我阅读后,提出评论与纠正,经过讨论甚至争论后,再写修改稿。

然后再讨论与修改后才定下暂定稿。

我的修改包括英文、表达、删增、经济学推理、定理的证明等。

有不少定理,不但修改了证明方法,也修改定理本身。

小凯说我的贡献大过其他排名在前的长辈们的贡献,并不是没有根据。

但这不改变小凯的绝对主要贡献。

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认为分工与专业化是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原动力。

古典经济学的一个主要缺点是没有区别总量、平均量与边际量,因而不能解释价值悖论)))为何钻石用处不大但价值很高,而水非常重要但价值很低?新古典经济学引入边际分析,可以解释价值悖论。

但由于着重于资源配置的边际分析,却忽略了对分工与专业化的研究。

资源配置的边际分析研究劳动时间与其他生产要素、产品与中间产品等的数量在边际上增减的收益与成本。

但专业化的选择是,要专业下海捕鱼还是要专业上山打猎,而不只是在边际上增减捕鱼或打猎的时间。

因此,对分工与专业化的分析,不能只用边际分析,而必须比较不同专业点。

小凯用现代数理经济学的方法(符合个人效用极大化,市场均衡等),设计出能够分析分工与专业化的的简单模式。

分工与专业化的水平并不是越高越好。

刘道玉自传中关于杨小凯的片段本文节选自刘道玉《一个大学校长的独白》（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9月）。

见该书第六章第三节《不拘一格降人才》，第168页。

上一世纪80年代的武汉大学，因刘道玉的锐意改革创新而成为中国高校改革的一面旗帜，成为千万学子向往的精神家园。

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1984年我校成立了经济管理学院，以培养大批的经济管理类人才。

但是，管理学科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在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大学尚不能输送这方面的人才。

于是，从实际工作部门和留学生中招聘人才就成了一项重要措施。

人才青黄不接，后继无人，这问题不仅大学存在，在科学研究单位表现得也很突出。

为了克服这个困难，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于1980年试行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研究人员。

我了解到，在他们录取的人员中，有一名叫杨小凯的人，是湖南省新华印刷厂的工人，非常有才华。

由于他和妻女的进京户口解决不了，所以他没有被录用。

得知这一情况后，我立即派人到湖南，在征得杨小凯本人和所在单位同意后，很快把他和妻子吴小娟及女儿调到了武汉大学。

调入时，他已发表30多篇论文，翻译出版了一本书，据此，我们给他评定为讲师。

他是自学成才的，而且经历是很坎坷的。

他的父亲是杨弟甫，曾任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1959年被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第五号人物。

"文化革命"中，他又被批斗，其母自杀身亡。

他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捕入狱，判刑10年。

从17岁到27岁，在狱中，他自学了高等数学、《资本论》和英语，他的许多成果都是在狱中完成的。

他调入我校之前，由中央组织部门出面，通过湖南省委为他父亲和他彻底平反。

他十分感谢武汉大学对他的信任，也很珍惜在武汉大学工作的条件，愿意为武汉大学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他的才华和成果，引起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数量经济学权威邹致庄教授的注意，发来邀请信和录取通知，接受他做博士研究生。

但是，在研究和批准他出国时，却遇到了阻力，学校领导内有人说他是***分子，不能让其出国。

3.1 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创立了超边际分析方法，提出了新兴古典经济理论，并运用这种新的理论对传统的经济理论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其中就包括了国际贸易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

一、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起源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起源无疑是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然而更为直接的起源，或许可以定义为20世纪50年代，以罗森（Rosen）、贝克尔（Becker）、杨小凯、博兰德（Borland）和黄有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所建立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因为他们的工作为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产生提供了理论与工具基础。

此外，科斯（Coase）的企业理论及其衍生的交易费用学说后来成为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重要研究基础。

综上我们有理由认为，绝对优势学说、新兴古典经济学与科斯的企业理论共同构成了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起源。

（一）对绝对优势学说的重新思考斯密在其代表性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利用“绝对优势”的原理来说明国际贸易开展的动因，即每个国家都有其适宜生产某些特定产品的绝对有利的生产条件。

如果每个国家都按照其绝对有利的生产条件去进行专业化生产，然后彼此进行交换，则对所有国家都是有利的。

在李嘉图提出比较优势理论的很长一段时期里，国际贸易学界普遍认为比较优势理论更加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即只要国家之间的生产效率差异不是“处处相同”，则对外贸易并不一定需要每个国家都存在绝对优势才能开展，换言之绝对优势理论是比较优势理论的特例。

但是，新兴古典贸易学家对此却有不同的看法。

首先，D-S模型①发现即使两国的初始条件完全相同，没有李嘉图所说的比较优势，只要存在规模经济，两国依然可以选择不同的专业化道路，最终产生内生的（后天的）绝对优势。

简而言之，我们完全可以找到一些例子，它们有斯密所说的源自专业化的绝对优势，但却没有李嘉图所说的源自生产率差异不平衡的比较优势。

可见，在某种条件下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概念不能包含斯密的绝对优势概念，因而新兴古典贸易学家认为绝对优势学说或许更具一般性。

我的见证杨小凯作者简介：杨小凯（1948年10月6日—2004年7月7日），原名杨曦光，乳名小凯，澳大利亚籍华裔。

世界著名经济学家，思想家，人权斗士，当之无愧的“中国的良心”。

由于其在经济学上的巨大成就，杨小凯被誉为“离诺贝尔奖最近的华人”。

杨小凯曾经被两次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2002年和2003年）。

他最突出的贡献是提出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方法和理论。

我今天讲的题目就是我信主的过程。

我第一次接触到基督教是在监狱里，那时候我的同房有一个基督教徒，他那时被关在看守所。

那个教徒在文革期间贴了份大字报，被判了十年刑。

他在监狱里的行为使我非常感动。

他尽量帮助别人，每天早晨祷告。

在政治迫害面前一点也没有害怕、恐惧，他被判刑之前还向我们祷告。

他说是上帝让他去承受苦难。

我1983年去美国了，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压力很大，对教会的事情没有什么兴趣。

但是我太太（小娟）为了学英语得到帮助就去了查经班。

查经班那些人给了我很深的印象，我第一次感到世界上有无缘无故的爱。

当时小娟没有一点英语基础。

基督徒当时帮了我们很多忙，帮小娟找工作，帮她学英语。

在我们大陆来的人看来这真是无缘无故的爱，找不出一点利害计算的理由。

和当时其他出国的人相比，我相对不太受大陆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我当时不太相信唯物论这些东西。

我相信历史唯物论可能是不对的，我对宗教不会太抗拒。

但是，我是一个深受理性主义影响的人，所以总是从理性和社会科学的角度去看待宗教信仰。

我们从美国搬到澳洲来以后，1989年我们去了教会一年，这一年我就去研究基督教的社会功能，当时有一篇文章叫做<宗教的经济学>。

我当时的态度就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去了解基督教，看它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起的作用，看它本身的运作在经济上是怎么样维持的。

那一年我基本上每个星期都去教会。

一方面是因为我这个人本身对任何东西都没有成见，我觉得你要了解一个东西，先要爬进去，再爬出来。

我当时就觉得应该好好了解一下基督教文明是什么，包括从学习西方语言了解基督教文明。

逝者杨小凯作者：赵凌出处：南方周末网址：/31/2004-07-23/5928.html日期：2004年07月23日杨小凯的离去意味着平淡世界里一个罕见传奇的终结。

他坐过十年冤狱却自学成才；他没有上过大学却创立了国际性学派；他研究科学晚年却信奉基督。

杨小凯带着坎坷的历史离开了人间，同时带走了他那可贵的批判精神——这一精神贯穿了他不长的一生——而这恰恰是留下的人们最为想念的财富。

这是一个悲伤的瞬间。

7月7日清晨7时49分，世界著名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因肺癌医治无效，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家中平静离世，终年55岁。

弥留之际，杨小凯托夫人传达对国内朋友的最后谢意。

他说：“谢谢大家，我们会在天国相见。

”这位被公认最有可能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裔教授，以一个虔诚基督徒的方式向世界作了最后的道别。

少年无畏17岁，他的思想开始超越当时的派性争执，转向对中国政治和社会的深层思考。

杨小凯本名杨曦光，小凯是他的乳名。

两个名字代表了他两段不同的人生际遇。

1978年以前，“杨曦光”这个名字饱含苦难与奋斗的传奇色彩，和中国当代历史纠葛缠绕。

1948年，杨曦光出生于吉林省，之后一直在湖南长沙长大。

他高干子弟的身份常常不为人知，在长沙一中那个高干子女云集的地方，杨曦光腼腆孤独，气质独特。

他的父亲当时是湖南省委的高级干部。

1966年“文革”爆发，杨父因同情刘少奇和彭德怀的政治观点而被打成反革命分子，这使得整个家庭受尽磨难。

1966年底，杨曦光参与了为被打成反革命的工人造反派平反的活动。

时年17岁的中学生杨曦光在大肆捕人之际，面对街道上寒光闪闪的刺刀和冷枪，公开张贴大字报、撒传单。

他因此被投入长沙市公安局看守所。

两个月的羁押生活，加深了杨曦光对政治的体悟。

他的思想开始超越当时的派性争执，转向对中国政治和社会的深层思考。

自看守所释放后，杨曦光写出了一批文章，其中以《中国向何处去？》最为轰动。

这篇文章主张中国实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政体。

1968年，20岁的杨曦光前往湖南省湘乡县和宁乡县下乡调查农村社会情况。

陈世清：评杨小凯的经济学定义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仍然属于古典新古典的配置经济学。

在对称经济学范式框架中，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是古典、新古典经济学向对称经济学、传统配置经济学向再生经济学转化的中间环节，对新旧范式起承前启后的作用；对称经济学是对古典、新古典、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扬弃、综合与华，相容与超越，是古典、新古典、新兴古典经济学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经济学发展的合乎逻辑的自然历史过程。

杨小凯是对中国主流经济学界有重要影响力的华人西方经济学家。

他对西方经济学的贡献，是把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认为分工与专业化是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原动力的思想通过他的超边际分析数学模型形式化了，填补了西方经济学发展的一项空缺。

杨小凯完成了西方经济学发展的一个小圆圈：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理论基础是价格理论与资源配置理论，理论核心是资本积累和劳动分工相互作用的思想—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通过边际分析的数学模型对古典经济学价格理论进行了形式化，但忽略了古典经济学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研究—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经济学通过超边际分析的数学模型不但恢复了古典经济学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研究，而且使古典经济学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研究也得到形式化，从而实现了西方经济学发展在形式化方面的否定之否定。

从这个意义上，杨小凯在重形式化的西方经济学界可以算经济学家，但由于思想内容上没有自己的原创基础理论，他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仍属于同一个经济学范式，从一般意义上还不能说杨小凯是经济学家。

由于他“把专业化与分工的问题放回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我们就能在一个单一的涵盖式的框架之内，解释与预测像厂商的出现、商业周期、失业、货币、城市、与经济成长等重要问题”，杨小凯自己认为他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对经济学的贡献“大致类似哥白尼与开普勒”对天文学的贡献。

据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认为杨小凯的工作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学研究，他本人也因此曾被认为是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人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