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凯：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回应

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后发优势【摘要】杨小凯和胡永泰的一篇《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发表在《经济学（季刊）》中，该文章研究了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之间的关系，并且分析了宪政转轨的推动力量是哪些。

还提出了后发劣势的观点。

前苏联和中国是两种转轨模式的例证，也有其自己的特征和存在的问题。

那么中国究竟是存在后发优势还是存在后发劣势？需要进一步论证。

【关键词】经济发展后发优势后发劣势《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这篇文章认为，落后国家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容易，但是要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难，发展中国家有后发劣势。

落后国家倾向于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管理而不去模仿其制度，虽然可以导致落后国家的经济在短期内获得快速增长，同时会强化国家机会主义，给长期增长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变为不可能。

后发国家应由难而易，先完成较难的制度模仿，才能克服后发劣势，在没有模仿好先进国家的制度前是没有资格讲制度创新的。

最好的制度是英美国家的共和体制。

中国虽然现在改革很成功，但没有根本的宪政体制改革。

这篇文章提出的后发劣势的观点是在为前苏联、东欧进行休克疗法做辩护。

本人认为发展中国家具有后发优势。

对于以上关于后发劣势的观点，本人持反对意见。

后法优势概念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史学家美国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来的。

该理论是指经济上落后的国家由于有大量的先进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制度可以借鉴和利用，因此存在一种比先进国家增长更快、最终可赶上先进国家的可能性。

后发优势是否存在呢？有人认为它是存在的；但也有人认为它是不存在的甚至是存在后发劣势的，他们认为发达国家凭借先进的科学技术的优势，使发展中国家永远处于劣势地位，经济难以发展。

本人认为，后发优势是存在的，只要经济落后，就存在着后发优势。

但是，后发优势只是潜在的，要发挥出来还需要发展中国家根据自己的具体国情创造有利于后发优势发挥的条件和环境。

具体到我国，中国现在是发展中国家，并且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因而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可以长期享有后发优势。

解读林毅夫、杨小凯后发优势、劣势之“ 争” - -重要而非精彩的“ 论战”——解读林毅夫、杨小凯后发优势、劣势之“ 争”◎大诗林毅夫先生的《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与杨小凯教授商榷》一文(以下简称“ 林文”, 是林先生 2002年 6月 12日在北大演讲时所用的一篇稿子。

它也是对杨小凯先生在天则研究所的一篇发言稿《后发劣势,共和与自由》(以下简称“ 杨文” ,以及杰弗里 ·萨克斯、胡永泰、杨小凯《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一文(以下简称《宪》文的一个直接回应。

从“ 真理越辩越明” 的精神出发,林文对杨文、《宪》文的观点进行了总结,在明确表示不赞成这些看法之后,从四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林毅夫、杨小凯两位先生都是华人经济学家中的健者,林文作为二者的正面“ 交锋” , 引起了学界和经济学爱好者们的广泛关注,并被誉为“ 高手的角力” 。

笔者也怀着浓厚的兴趣,拜读了林文及相关文本,但结果却颇感失望。

在笔者看来,林文并未构成对杨文或《宪》文的有效反驳, 充其量只能算是正式交锋之前的一个前奏。

林文的有效成分, 基本上还是林毅夫先生对自己一贯所持观点的一个复述, 其赖以支撑的绝大多数理论基础, 在杨文、《宪》文产生之前的语境中业已存在。

换言之,在时间上,林文虽在杨文、《宪》文之后,但在逻辑上,林文反而回到了杨文、《宪》文之前。

虽然是演讲稿,但林文有其明确的针对对象,显然是有备而来。

从文本的有效性角度看 , 林文在逻辑上基本保持了一致性, 不存在形式上的明显错误, 但在科学方法论上有失于严谨之处, 不排除导致误读的可能。

而林文包含的有效观点是否成立, 笔者不敢断言, 因为在一些地方, 其依托的部分理论基础在学术上存在争议; 而在另一些地方, 对部分事实依据的认定,就笔者的知识范围而言,也还需要提供更多的文献才能使人作出是否接受的决定。

而杨文是一篇发言稿,体裁的性质决定了其启发作用重于其论证的严密性。

《宪》文虽是论文, 但以笔者观之, 则仍属于综述或纲要性质, 其观点较为分散, 介绍各方的研究成果较多, 本身提出的论点不甚鲜明。

杨小凯不要用技术模仿代替制度变革发布时间：2002-9-28文章来源：本站文章作者：杨小凯杨小凯，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留学北美最有成就的经济学家。

他是新兴古典经济学——超边际经济学的开创者，该学派认为经济发展的核心是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问题，绝大多数经济现象都能够用劳动分工与专业化加深与交易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来解释。

杨小凯的先驱工作是把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正式分析带回到主流经济学的核心。

杨小凯最近完成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教科书《经济学——新兴古典和新古典观点》英文版已经出版，中文版将于今年年底面世。

这本教科书的出版意味着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已经确立、研究开始走向成熟。

同时，杨小凯也在用超边际方法重新改写发展经济学。

战后几十年来世界银行和发展中国家运用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瑟·刘易斯等人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来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收效甚微。

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批判，人们迫切需要寻找新的理论来解释发展的问题。

杨小凯即将出版的发展经济学教科书《经济学：发展与劳动分工》就是将超边际分析用于发展经济学的最新成果。

十多年来，杨小凯在进行经济学研究的同时，发表了大量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文章，他应用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最近几十年发展的前沿理论来分析中国经济问题。

他从一个局外人的独特角度发表了对中国经济改革热点问题的独到见解，虽然有些批评很刺耳，但是从他的言行中我们能够深切的体会到他地拳拳之心。

访谈制度创新和后发劣势问：您认为中国20多年来持续的经济增长是一个有意的模仿和自发的制度演进相结合的过程。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决定因素是什么？最需要注意哪些问题？答：无论是自发的制度演进还是有意的模仿，法律制度都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中国农村改革是自发地发展的结果，实践证明卓有成效，广东等地模仿香港，发展土地市场，使经济实力大增。

这其中，商人从赚钱的角度自发地发展新制度是体制改变的原动力。

改革往往是下层商人自发创造的，而这些新制度同现行法律和制度往往不符合，新制度取得成功后会促使政府修订法律制度。

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２期)789:;<=>.?@AB———答《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问萧　冬　连 编者按：萧冬连老师是中国当代史、改革开放史研究专家，近年在本刊发表的相关文章，不少被《新华文摘》《新华文摘网络版》、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以及地方党史刊物转载。

而萧老师关于改革开放史研究的专著———《探路之役：１９７８—１９９２年的中国经济改革》，以一个历史学者的视角，通过揭示重大事件的经纬，对“中国改革何以能够突破种种约束越过市场化转轨的临界点，并保持经济超预期的高增长”这个问题作了阐释。

作者将１９７８年至１９９２年的经济改革定义为“探路之役”，所谓探路，既是对改革目标的探索，也是对过渡路径的探索。

该书出版后，在读者中引起很大反响。

中华读书报、中国新闻周刊、经济观察报、凤凰网等媒体作了长篇采访报道，入选《财经》《２１世纪经济报道》《新京报》《南方都市报》、腾讯华文好书等机构２０１９年度好书榜，并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９年“优秀原创学术图书奖”。

那么，这本书与已有的相关著作有些什么不同？作者对中国经济改革史有哪些自己独特的观察？近期，本刊编辑部就这些问题对萧老师进行了采访，现将访谈内容整理如下。

一编辑部：萧老师，您最近出版的《探路之役：１９７８—１９９２年的中国经济改革》（以下简称《探路之役》）一书，在读者中反响很大，被多家机构推荐或评为２０１９年“十大好书”之一。

您此前出版的《筚路维艰：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以下简称《筚路维艰》）一书影响也很大，请您谈谈写作《探路之役》的想法。

另外，前后两本书是一个连续的写作计划吗？萧冬连：这两本书肯定是有承续关系的，但《筚路维艰》是提纲挈领式的，《探路之役》实证性更强些，尽管篇幅也不大。

从时段看，《筚路维艰》的主要篇幅是写新中国成立后前２７年，《探路之役》集中写１９７８年至１９９２年的经济改革。

但是，这并不是说写完《筚路维艰》就有了写《探路之役》的计划。

第7章什么是政治艺术§1. 如何打破“永不合作”的社会均衡以前的文章我已经说过，实行垂直控制的制度所产生的“永不合作”的制度均衡，会发生一种自增强过程，难以被打破；但是，它还是在许多国家被打破了，只是打得很艰难。

破解这种均衡，是一个关于民主政治的动力问题。

我们还是拿意大利来说事。

意大利1860年建国，但直到二战结束后一个时期，这个国家还不是一个典型的民主政治国家，“上层是共和国，下层是帝国”这个话可用来反映这个国家的制度的一个侧面。

国家主要政治家是参加选举的，有民选总统，也有议会，但地方政府的首脑是中央政府任命的。

于是，这个国家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总是处于紧张状态。

1948年已经有了改革动议，产生了关于地方政府选举的新宪法，但由于当时的右派政治家担心共产党的活动以及当时国际背景使然，这项改革被拖延了，以后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仍然是中央政府控制。

欧洲国家作类似改革的还有其他国家，如丹麦，但曾被称作“欧洲病夫”的意大利作这样的改革其意义更加深远，其经验也更值得关注。

1968年，意大利的改革重新启动，一系列故事发生了。

帕特南是这场改革的见证人，他的著作《使民主运转起来》就想回答意大利这个国家究竟是如何打破“永不合作”的均衡，实现民主政治的。

有这么几个因素很受帕特南看重。

第一，是改革的次序。

没有地方自治，就没有民主政治，但实现地方自治的条件是中央政府的民主政治基础。

尽管中央政府实行了普选制度，有了一部民主政治的宪法，但因为垂直控制所导致的庇护－附庸型关系，使意大利的政治腐败异常严重，社会生活中“永不合作”的囚徒困境难以打破。

对于这种局面，包括共产党领袖在内的一批地方精英是不满意的，他们竭力促成改革。

不难理解，改革是艰难的、痛苦的。

但改革竟在二十来年的历程中成功了。

从改革的过程看，地方精英和中央精英有可能坐在一起谈判，而中央精英受选举制度的制约，不得不考虑地方的利益，使得中央利益与地方利益有了某种一致的可能。

从后发优势到后发劣势：战后日本的经历作者：董敏杰来源：《日本问题研究》2007年第01期一、引言对后发劣势的阐述见于杨小凯在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双周经济学会上的一篇演讲稿《后发劣势》，以及他与杰弗里·萨克斯、胡永泰合作的《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

在这两篇文章中，他认为：落后国家倾向于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管理而不去模仿其制度，虽然这可以导致落后国家的经济在短期内获得快速增长，但是会强化国家机会主义，给长期增长留下许多隐患，甚至使长期发展变为不可能。

后发国家应由难而易，先完成较难的制度模仿才能克服后发劣势。

他同时提出最好的制度是英国和美国的共和宪政体制。

后发劣势的观点一经提出，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争论。

《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与杨小凯教授商榷》是林毅夫教授在北大的演讲稿，作为对后发劣势观点的回应(林毅夫2002)。

在肯定后发优势存在后，他主张落后国家应根据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决定发展战略，实现经济发展。

许多学者，如谢作诗(2003)、宋鸽(2004)等都认为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在现实中都是客观存在的，两者的关系正如硬币的正反两面，是对立统一的矛盾体，要利用后发优势必然会在发展后期碰上后发劣势问题。

本文同意这一观点。

由于日本被公认为利用后发优势成功实现赶超的范例，同时日本在近二十多年经济发展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因此对日本战后经济发展历程的审视有助于对这一观点的深入理解。

根据技术进步主要来源的不同，本文将战后日本经济发展阶段大致分为技术模仿阶段和自主研发阶段两个阶段。

前一阶段从战后到1973年，在这一阶段日本主要依靠从国外引进技术来实现技术进步进而实现经济增长，后一阶段从1973年至今，在这一阶段日本与欧美的技术差距已经缩小，需要依靠自主研发实现技术进步进而实现经济增长。

①按照这一划分方法，通过对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简要回顾，本文试图说明战后日本带有明显赶超色彩的发展模式内生于其利用后发优势、通过技术模仿实现快速增长的实际需要。

冒天启：天则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就一些热点问题进行交流。

今天我发言的题目是《对俄罗斯、中国市场化进程比较的一个评估》，所以内容不单是讲俄罗斯，也不单是讲中国，而是对两者市场化进程的一个比较。

这个问题涉及的东西比较多，而且实践性比较强，也涉及很多理论问题，所以副标题我想就是《兼论转型经济研究的现状和理论问题》。

在这个大题目的限定之下，今天我想讲三个问题。

第一是转型经济研究的现状及其观点的重要评定，也就是理论背景；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和俄罗斯转型比较的主要理论问题；第三个问题是对中国和俄罗斯市场化进程做一个大致的比较。

这是一个大的课题，所以这次只是就基本观点作一些评述，把它作为一个学术问题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目前学界对于转型的含义是有一个严格限定的，主要是指上个世纪后半期，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变的这样一个时段的问题。

这个界定在我印象中是盛洪最早提出来的。

现在学界对这个界定好像已经淡化了，有篇文章甚至把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也包括了进去，把《资本论》的研究也包括了进去。

淡化以后很多问题就不好讨论了，所以今天我还是严格按照界定，讲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这样一个时段内发生的问题。

研究转型主要的一个理论还是比较问题，比较经济学过去一直是按照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划分，按照制度比较来进行的，苏联解体以后，按照主义来划分就失去了研究对象，所以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比较经济学目前比较沉寂，研究不是很多。

国际上对中国、俄罗斯还有东欧国家进行比较，作为比较经济学的分支，目前还是有一些研究成果的。

这里面有两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是基础性的理论文献，第二部分是研究的观点。

从中国和俄罗斯的比较来看，研究的观点主要有6大类，第一类的观点就是把激进和渐进作为主要内容来对制度变迁进行专项研究，主要代表人物是斯第格利茨，他在《改革下回去论十年》这一系列文章中间，把中国和俄罗斯的转轨按照激进和渐进进行了比较，在他的所有文献里面，归纳一下，主要讲了三个观点，第一个观点主要讲俄罗斯为什么失败了，中国为什么成功了？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对市场经济最基本的概念的认可。

自上个世纪80年代前社会主义国家遭遇种种经济政治问题，开始启动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改革以来，关于“过渡”、“转轨”与“转型改革”问题的关注和研究成为各国经济学家面临的重大课题。

“转型”和“过渡”概念的提出和使用者们在关于市场化改革的研究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们促使人们开始注意制度改革的系统性变化。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关于“转型”和“过渡”的本质这一问题上，国际学术界的一般性认同在经济改革层面上将其界定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

但关于市场制度与社会制度结合的“过渡”，并不存在一种统一的界定和共识。

前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时，西方正统经济学家形成的所谓“华盛顿共识”[1]在苏联和东欧国家改革意外陷入“休眠”状态后，遭到了广泛的怀疑。

人们开始对渐进过渡方式给予肯定，并认为渐进改革才是“过渡”的正确方式，后者也被称作“北京共识”。

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并没有掩盖关于过渡经济问题的分歧和争论。

关于“过渡”的本质，以及判断过渡成功与否的评价标准问题仍然存在严重分歧。

该分歧主要集中在以科尔奈、萨克斯、杨小凯等为代表的部分西方转轨经济学家和中国大陆经济学家之间（陈甬军，1999；张宇，1997；张军，1997，等）。

前者认为，“过渡”某种程度上特指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化改革，其实质就是向资本主义制度的回归，试图在不放弃社会主义制度（妨碍维持市场经济的宪政改革的集权制度）的条件下，建成市场经济是不可实现的（科尔奈，1999，2000；萨克斯，1997；萨克斯、胡永泰、杨小凯，2000）。

但后者认为，社会主义的市场化改革的形式与其制度改革的方向并不是唯一的，部分国家放弃社会主义制度而转向建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排斥在社会主义体制下继续探索市场经济建立的实践形式。

因此，他们认为，对“过渡”和“转型”的定义应当具有包容性和高度得抽象性，即在市场化改革的基础上，承认市场经济实现形式的制度创新和多样性。

后发国家的两难选择：解读“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辩论代新宇，上海财经大学公管实验班，学号：2010116328摘要：根据作者的分析，就关注的重心来看，“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争论其实可以看作是“技术”与“制度”的争论，再进一步就发展的过程来看，它们则是“理性抉择”与“路径依赖”的争论，最后若就改革的手段考察，则它们也是“渐进改革”与“震荡疗法”的争论。

尽管这两种理论思路早已浮现，但直到杨小凯与林毅夫的辩论，才开始直接而明确的理论对话。

对于上述的讨论，林毅夫认为自己是坚持“理性人假设”的，但实际上他在论证中却隐含了“仁慈政府”的预设，他为“后发优势”所做的辩护也因此存在严重缺陷。

杨小凯的出发点则是“路径依赖”，但若追本溯源，其基本的思路也还是理性抉择，不过因为短视近利而身陷落后体制之中。

此外，双方讨论过程中存在共同的问题是：虽各自援引有利的案例，却缺少系统的实证研究。

但简单任意的选用事例，并无法为其论证提供可靠、有力的理论支撑。

关键词：后发优势后发劣势理性抉择路径依赖渐进震荡疗法一、问题缘起：中国发展模式与杨、林“后发辩论”中国的经济发展有时被视作“中国奇迹”，也因此得到了举世学者的关注。

为什么中国经济发展了，而俄罗斯或其他国家没有？尤其中国的发展模式能否持续下去？凡此，均为学者不断思索、探讨的主题，其中杨小凯教授与林毅夫教授二十一世纪初的那场辩论，更是这个讨论的高潮。

林毅夫认为后发国家可以通过模仿先发国家的技术，因此低成本、迅速地实现飞跃发展。

反之，杨小凯则认为后发国家若只靠模仿技术而不参考发达国家的制度，即便短期内经济可能有所增长，但不易维持长期而持续的发展。

在继续我们的讨论之前，回顾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是必要的。

在这场改革之前，中国实行的是中央计划经济。

“在这种体系下，国家在生产、资源分配以及消费各方面，都是由政府事先进行计划。

”1这种体制被广泛认为不能为中国带来发展，这是实施“改革开放”的重要原因。

杨小凯：经济改革与宪政转型——－－西方研究中国经济的两派不同观点之间的争论标签：杨小凯●杨小凯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一日下午，任教于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系和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的杨小凯教授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发表演讲，介绍西方研究中国经济的两派不同观点之间的争论。

现摘录如下。

( )在前苏联、东欧、中国等原先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出现了以苏联、东欧为代表的激进改革模式和以中国、越南为代表的渐进改革模式。

中国改革在过去20年的时间里取得的巨大成就引起了西方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学者的极大兴趣。

虽然观点各异，但学者们在转型模式的研究上大体上有两派观点，一派赞成激进改革，也称趋同派，另一派赞成渐进改革，也称制度创新派。

持激进改革观点的有萨克斯（Jeffrey Sachs），布努诺（Michael Bruno），胡永泰（Wing T. Woo）等，持渐进改革观点的有杰克逊（Garry Jefferson）, 罗斯基（Thomas Rawski）, 劳福顿（Barry Naughton），钱颍一，许成钢等，中国国内的许多经济学家如林毅夫，茅于轼等也持后一观点。

( )杨小凯教授从对渐进改革观点的批评开始。

渐进改革派的观点认为中国许多试验式改革方法，如价格双轨制，财政联邦制，两田制，乡镇企业等，均属制度创新，并且是成功的制度创新。

对此，杨小凯教授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对于钱颍一提出的财政联邦制，杨小凯教授认为，中国的财政分权与西方的联邦制有着本质的区别。

举例来说，美国的各州有自己的财政来源，州政府官员的权力来自州选民而非中央政府，而中国地方政府的权力来自于中央政府，这就决定了两种情况下官员的行为模式是完全不同的。

在中国，财政联邦制实际上造成了地方分割，不能称为是完全的制度创新。

( )杨小凯教授接着阐述了经济改革与宪政转型的关系。

经济改革只是宪政转型的一部分。

宪政制度是一种为人民认可并接受其约束的游戏规则，人们在这种游戏规则下从事各种活动，包括经济活动。

小凯先生和我父亲患重病都开始于2001年，不同的是小凯先生开始就确诊为肺癌，而父亲则在今年3月才发展为肝癌。

和小凯先生相同的是，父亲在病中也受洗成为基督徒。

父亲辞别人间正好先于小凯先生一个月。

父亲的生命和人格浸润了客家文化、江南文化和淮北文化三种元素，是我精神成长的楷模。

父亲离世未久，自己哀思未平，夜中时时默念“思睹音容云万里，愿聆教诲月三更”，情不能已，常常以泪洗面。

余痛未息之际，7月7日上午，在网上看到小凯先生辞世的噩耗。

认识小凯先生首先是通过网络，开始是阅读《新政治经济学与交易费用经济学》，极大地叹服于作者的穿透力和洞察力，后来读到《中国政治随想录》，更有兴趣深入研读作者所有的著述。

2000年秋，我发了一封电子邮件给小凯先生，表达了对他的宪政研究的钦佩，并留了自己的寻呼机号码。

恕我孤陋寡闻，当时并不知道小凯先生的学术地位。

小凯先生到北京后，邀我详谈。

一个下午，我和高全喜先生专门到北大拜访小凯先生。

后来，我们策划成立《公法译丛》和《公法论从》，小凯先生非常爽快地答应参与我们的编辑工作。

令人遗憾的是，小凯先生的宪政文集交付出版社已经一年多，至今还没有出版。

研读小凯先生的宪政论述，让我对于宪政的理解发生了巨大的飞跃。

虽然小凯先生自谦说宪政研究只是业余爱好，然而在学习宪法学的过程中，真正对自己的学术生命形成巨大冲击的是龚祥瑞先生和杨小凯先生两位师长。

许多人会很奇怪小凯先生作为一位卓越的经济学家为何会去研究宪政问题，并在晚年信仰基督教。

然而正如刘军宁先生所说，小凯先生是有担当的人。

小凯十六岁因《中国往何处去》的大字报而名声大噪、身陷囹圄。

监狱的十年是小凯先生艰苦修炼的十年，近于文王拘羑里而演周易。

在中国二百年的大变局中去理解杨小凯的命运和思想，研究经济学是求索富强之道，执着于宪政意在为破解民主三峡的险滩画龙点睛，晚年归信基督教则是个体精神生命探索的归宿。

经济学、宪政和基督教如此完美地结合在小凯先生身上，折射了在一个大变革、大转型的时代里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历程，和一个古老民族精神信仰的命运。

作者： JeffreySachs[1];胡永泰[2];杨小凯[3]
作者机构： [1]哥伦比亚大学;[2]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3]莫纳什大学
出版物刊名： 经济学（季刊）
页码： 961-988页
主题词： 经济改革;宪政转轨;社会主义国家;市场经济
摘要：本文研究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之间的关系，论证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不同政治力量间的竞争是宪政转轨的推动力量。

通过对俄罗斯和中国的例证，本文分析了两种转轨模式下的特征和问题。

结论是，在政治垄断下的经济转轨将被国家机会主义所挟持。

经济转轨双轨制产生了宪政转轨的非常高的长期代价，大大超过它赎买既得利益平滑转型的短期好处。

经济转轨是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与WTO规则下的全球经济趋同的过程，而不是创造一个本质上不同的制度的创新过程。

逝者杨小凯作者：赵凌出处：南方周末网址：/31/2004-07-23/5928.html日期：2004年07月23日杨小凯的离去意味着平淡世界里一个罕见传奇的终结。

他坐过十年冤狱却自学成才；他没有上过大学却创立了国际性学派；他研究科学晚年却信奉基督。

杨小凯带着坎坷的历史离开了人间，同时带走了他那可贵的批判精神——这一精神贯穿了他不长的一生——而这恰恰是留下的人们最为想念的财富。

这是一个悲伤的瞬间。

7月7日清晨7时49分，世界著名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因肺癌医治无效，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家中平静离世，终年55岁。

弥留之际，杨小凯托夫人传达对国内朋友的最后谢意。

他说：“谢谢大家，我们会在天国相见。

”这位被公认最有可能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裔教授，以一个虔诚基督徒的方式向世界作了最后的道别。

少年无畏17岁，他的思想开始超越当时的派性争执，转向对中国政治和社会的深层思考。

杨小凯本名杨曦光，小凯是他的乳名。

两个名字代表了他两段不同的人生际遇。

1978年以前，“杨曦光”这个名字饱含苦难与奋斗的传奇色彩，和中国当代历史纠葛缠绕。

1948年，杨曦光出生于吉林省，之后一直在湖南长沙长大。

他高干子弟的身份常常不为人知，在长沙一中那个高干子女云集的地方，杨曦光腼腆孤独，气质独特。

他的父亲当时是湖南省委的高级干部。

1966年“文革”爆发，杨父因同情刘少奇和彭德怀的政治观点而被打成反革命分子，这使得整个家庭受尽磨难。

1966年底，杨曦光参与了为被打成反革命的工人造反派平反的活动。

时年17岁的中学生杨曦光在大肆捕人之际，面对街道上寒光闪闪的刺刀和冷枪，公开张贴大字报、撒传单。

他因此被投入长沙市公安局看守所。

两个月的羁押生活，加深了杨曦光对政治的体悟。

他的思想开始超越当时的派性争执，转向对中国政治和社会的深层思考。

自看守所释放后，杨曦光写出了一批文章，其中以《中国向何处去？》最为轰动。

这篇文章主张中国实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政体。

1968年，20岁的杨曦光前往湖南省湘乡县和宁乡县下乡调查农村社会情况。

风暴中的投机者：辛亥革命中机会主义盛行对于中国现代化转型,辛亥革命中所带来的一个无法忽视的负资产，就是机会主义的盛行,这加剧了中国社会的霍布斯式"丛林状态”，拉高了建立社会公信和民族共识的成本。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蔑视一切规则的机会主义行为，在清政府、保皇党和革命党三方主要势力身上，都得到充分的体现.信用破产的政府澳洲华裔经济学家杨小凯等提出的"国家机会主义"，始终伴随着晚清的改革开放全过程.由于宪政制衡机制的缺席，清政府的改革，以无限强大的公权力剥夺社会利益为代价，造成严重的腐败和普遍的寻租行为，并导致社会大众不再相信游戏规则，全民奉行机会主义，罔顾社会道德准则，不择手段。

杨小凯其实是用一套经济学话语,阐述了日本著名间谍学者宗方小太郎的同一论断。

甲午战争前，宗方小太郎向明治天皇提交了战略情报《中国大势之倾向》，鲜明地提出，中国的腐败源自官场但不限于官场,而是全民腐败。

晚清公权力的无信与滥用，突出地体现在官督商办的企业上。

为解决投入资金不足的问题，清政府向民间资本开放部分产业和企业，却又通过衙门化的管理方式，将出资人的话语权缩小到近似于无.这直接导致投资者对政府融资项目采取两种看似矛盾而荒唐的方式：在一级市场中拒绝与躲避，在二级市场中炒作与投机。

一级市场的冷遇，在1887年李鸿章发行"中国铁路公司”股票时最为显著。

100万两的融资计划只完成了10.85 万两，上海英文报《北华捷报》指出，问题的根源在于之前的轮船招商局等招股后，却在重大事宜上从不尊重投资者意愿，导致投资者丧失信心(参阅雪珥即将出版的新书《天子脚下的特区》上卷）。

而晚清的几次灾难性股灾，则与投资者疯狂炒作二级市场极有关系。

凡是能公开交易的上市公司，股民们"趋之若鹜,一公司出,不问好歹，不察底蕴，股票早已满额,亦麾之不去",”其实十之八九皆非真欲买股之人也"（《申报》，）"市里奸侩特开售卖股票之风，以致举国狂欢，纳股者非富家藏窖之银,乃市肆流通之宝，而害遂不可胜言矣。

抓住改革时间窗口,完成现代国家转型
戴志勇
【期刊名称】《领导科学》
【年(卷),期】2013()24
【摘要】十一属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红利，已基本释放完毕，而经济学家杨小凯一再提醒的“后发劣势”日渐彰显，双轨制之下，各种特殊利益集团逐渐成形。

经济改革尚未最终完成，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的改革尚待更有效地启动。

而不愿继续改革，靠着特权吃市场的“原地不动派”，已隐然成为一股力量。

【总页数】1页(P20-20)
【关键词】经济改革;时间窗口;国家转型;现代;“后发劣势”;特殊利益集团;三中全会;经济学家
【作者】戴志勇
【作者单位】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F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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