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国民党金融大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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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国民政府后期经济政策造成的恶果财政税务学院2012级财政学五班陈俊宇201202145405【背景】:上世纪中国国民党统治后期,其财政经济严重恶化,财政金融、工商业、农业面临全面破产。
推行滥发纸币政策,引起货币贬值、物价飞涨、人民生活极端贫困,国民经济彻底崩溃.造成了教科书上所说的“野马奔腾式的通货膨胀”。
蒋介石不顾全国民众反对,挑起内战。
不断增加军费开支,使得财政赤字更如天文数字增长。
为了弥补巨额的财政赤字,除加重对人民的剥削搜刮之外,印刷钞票成为国民党政府弥补财政赤字的唯一办法。
因此引发的经济危机导致了货币崩溃,货币崩溃加速了政治崩溃,最终败退台湾。
本文着重从经济政策方面,结合政治、外交方面,浅谈其最后偏安一隅的原因。
【关键词】:国民党统治后期;经济政策;败退原因;财政赤字;通货膨胀;金圆券一、抗战胜利时的国民政府政治背景:1945年9月2日,日本正式投降,中国历时14年(1931-1945)的抗战正式宣告结束。
战前与战后中国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变化。
时任国民政府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妄图恢复抗战前的一党独裁,一方面迫于国际和平压力;一方面暗中筹备军队“对共宣战”。
1945年8月,以毛泽东为首的延安共产党代表团前赴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并签订和平建国的《双十协定》。
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
刚获得一丝喘息机会的军队又被调赴前线,此时,国民政府还握有外汇、黄金、接受敌伪资产法币,共计美金二十三亿美元的资产,这是一笔相当可观的财富,是满目疮痍的中国重获生机的最后资本。
这些财富很快就被规模日益扩大的内战消耗殆尽。
军费的不断增加使得财政赤字不断扩大。
二、内战时期国民党经济危机加深:1、工业体系的单一和脆弱: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西迁入蜀,中国工业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西部地区如成都、重庆、昆明附近遍布兵工厂,以满足前线迅速的装备需要。
抗战结束,由日军控制的工厂被日军捣毁,中国工业体系一片困难。
国民党统治时期的通货膨胀上世纪中国国民党统治时期,推行滥发纸币政策,引起货币贬值、物价飞涨、人民生活极端贫困,国民经济彻底崩溃,制造了被西方经济教科书称为“野马奔腾式的通货膨胀”。
国民政府建立之后,实行“国民党是枪杆子的财政”。
蒋介石为了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不断增加军费开支,财政赤字更如天文数字增长。
为了弥补巨额的财政赤字,除加重对人民的剥削搜刮之外,印刷钞票成为国民党政府弥补财政赤字的唯一办法。
通货膨胀的演变。
抗战8年,国民政府共发行纸币100.3190万亿元,造成了通货的恶性膨胀。
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结束时,币值已贬到不及它本身纸价及印刷费的价值,于是当局发行新的通货金圆券来取代法币,以1∶300万的比例收兑无限膨胀了的法币。
1948年8月19日付诸实施,发行总限额为20亿元。
但到1949年5月,猛增至67.9458万亿元,相当于1937年6月的144565531900倍。
从1940年起,国民政府财政开始了恶性通货膨胀,物价上升指数超过通货增发指数。
自1937年6月到1949年5月,货币发行指数达1400多亿倍,同期上海物价指数高达36万多亿倍。
通货膨胀的严重危害。
延续十多年的通货膨胀,使城乡人民生活不断恶化,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工薪阶层深受其害,虽然按货币计算的名义工资有所增加,但实际工资大幅度下降。
1946年下半年,仅北平、上海、南京三地失业和无业人数就达260万。
农民的苦难也十分深重,虽然粮食也在涨价,但由于从国外进口了大量的粮食,促使粮食价格的上升在商品价格指数方面要比其他大多数商品慢得多。
通货膨胀促使农用工具、种子、肥料以及其他农民必需品的价格猛烈上涨,导致粮食生产成本加大,农民难以有好的收入。
仅在1946年,饿死人数就达到了1000万人!通货膨胀的现实警示意义:第一,必须控制好财政赤字。
理论上说,财政收支相抵或略有节余,是财政的最佳情况。
财政赤字必须控制在一定限度内,否则赤字累积过高,势必造成货币下跌。
1948年上海经济整顿1948年上海经济整顿“小快乐”很不快乐。
这位1940年代上海最受欢迎的滑稽艺人,一直以来用他尖酸刻薄的时政笑话来娱乐上海大众,甚至在日本人占领下最黑暗的时期,他瘦削的尖嘴里都能吐出足够的插科打诨来唤起人们的笑声。
但在1947年5月,人们在“天声”电台里听到的却是“小快乐”连讽带骂的挑衅唱腔:苦哈哈长着把土耗子脸,嚼了草根吃树皮,但米铺的老板却没心没肺,坏了良心,囤积居奇――“他们是发了财的米蛀虫,肚皮钱袋都塞满,盖了新洋房,买了五辆车,还有个小老婆家中藏。
”不出所料,这段唱词引爆了大众的愤怒――这毫不奇怪,连续两周来疯涨的粮价已经让人们心头的怒火越发高涨,而这段唱词恰好唱出了人们的心声,还很坦白地为大众找到了一个公敌――米商。
在人们看来,正是这些“米蛀虫”把控粮食,肆意抬高价格,他们是合谋杀害了人们吃饱肚子的单纯快乐,甚至就在这首“米蛀虫”传唱开了的该周周末,米价就上涨了一倍多。
但米商却对自己成了众矢之的感到愤怒和冤枉――毕竟价格疯涨的又不是他一家,实际上,几乎所有东西都在涨价,这种狂飙式的上涨已经持续了将近三年。
从1945年9月开始,到“小快乐”的“米蛀虫”登上全城热歌排行榜首位的1947年5月,上海零售物价指数上涨了70倍,到1948年那个热死了不少街头乞丐和车夫的8月到来时,物价指数又上涨194倍,此时“小快乐”连唱他不快乐的歌的劲头也没有了,因为和其他人一样,他在收入和物价的竞跑中彻底败下阵来。
钱其实并不少,几乎每个人都成了亿万富翁,只不过名不副实。
《时代》周刊特意刊登了一篇上海电话公司发薪日的报道,1200名职员共领到了160亿元法币的工资,一笔薪水表都盛不下的巨款。
但花钱的方式却已经由“张”变成了“捆”、“斤”和“袋”。
一位经济学家声称,如果钞票的发行量再这样激增的话,恐怕几个月后,人类的数字计量单位就将不能满足中国人的需要了。
面对法币低得可怜的购买力,“穷得只剩下钱了”,已经不是一句炫富的笑话,而是苦涩的现实。
南京国民政府1948年币制改革述评陈新余1935年11月“法币政策”实施后,南京国民政府以其持久不懈的努力,初步建立了我国完善的现代信用货币制度和中央银行制度,并逐步实现了对国内流通货币的集中发行和管理。
与此同时,国家制定的货币金融政策也日渐成为调控国内经济运行和发展的有力传导工具,发挥着前所未有的重要作用。
然而现代信用货币制度即以国家政权的信用与稳定为基础和保证,国家制定和执行的货币金融政策已经成为利弊相关的一把双刃剑,也是一个国家经济运行状况好坏的晴雨表,直接和真实反映着一个国家政权安危与存亡的社会现实。
1948年8月19日,南京国民政府在法币流通濒临崩溃之际,再一次企图通过币制改革以挽救险恶的国内局势,结果却适得其反,不仅未能救得燃眉之急,反而是雪上加霜,更进一步加快了自己的覆亡。
一、币制改革的复杂社会背景造成南京国民政府1948年币制改革失败的原因固然很多、也很复杂。
但是,与其币制改革方案制定和执行之初、复杂而又险恶的国内现实社会环境显然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作用。
(一)政治方面:抗日战争胜利后,和平、建国遂成为饱受战争蹂躏之苦的中国人民的最大民意。
为此,国共双方展开了为期43天的重庆谈判。
商定停止军事冲突,召开有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
由此,在美国政府代表马歇尔的参与和调停下,国共双方于1946年1月10日正式签署了关于停止军事冲突的协定,并于1946年1月13日午夜12时起正式生效。
与此同时,也是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陪都重庆开幕,会议讨论和通过了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协议、和平建国纲领、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协议、关于宪法草案问题的协议、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协议等五项议题,从而让关注中国未来命运与走向的各界人土似乎看到了一丝希望的曙光。
然而事与愿违,双方积怨甚深,针锋相对,“关内小打,关外大打。
”直至1946年6月26日全面内战爆发,国共两党关系再次彻底破裂。
同年11月15日,国民党一手操办的“制宪国大”在南京召开,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
1949年民国经济总崩溃的原因浅析作者:甘凡鲍翔龙来源:《商情》2015年第27期[摘要]: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持续8年的抗日战争结束,抗战胜利的喜悦激发了国人对大国崛起的憧憬,国民党的威望也空前上升。
但是,随着日本投降,中国的经济并未因此好转。
抗战期间,日军为实现“以战养战”目的,大肆掠夺沦陷区的财富和矿产,国民政府所面临的是一个百疮千孔的国家和已经数次濒于崩溃的国家的经济,而国民政府唯一能做的就是修补。
有利的一面是,日资产业被接受,既增加了国家经济实力,又减少了外资对民族经济的挤压。
不利的一面是,由于内战再起,军费剧增,能够用于经济恢复与建设的费用少得可怜。
加之国民党当时的注意力全在如何对付共产党上,根本无暇顾及经济,再加上恶性的通货膨胀,侵蚀了所有尚存的经济活力,经济运行陷于非常困难的境地,民国发展了几十年的经济一步步走向崩溃。
试从战争、政治、经济、外交以及社会心理的因素来分析民国经济总崩溃的原因。
[关键词]:国民党经济崩溃四大家族通货膨胀一、战争原因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为了篡夺胜利果实,在美国的支持下,发动了空前的反人民内战,其军费开支急骤上升,从而造成了严重的财政赤字。
1946年,国民党政府全年支出为法币8~10万亿元,收入仅为2万亿元,赤字高达支出总额的60%~80%;1947年,全年支出为法币100万亿元,收入只有13万亿元,赤字高达支出总额的90%左右;到1948年,财政赤字更为惊人,竟高达900万亿元。
刚刚打完八年抗战的中国,再也承担不起战争带来的苦难。
国民政府不是想着如何恢复经济,而是在美国的支持下,如何尽快消灭中共武装。
在战争消耗下,国统区经济迅速恶化。
百业凋敝,物价飞涨,工人、学生、市民不断爆发反饥饿、反迫害的抗议浪潮。
1948年6月以后,国民党政府在军事上节节败退,经济上危机重重,两者相互影响,恶性循环,形势出现了全面崩溃的前兆。
解放军在1948年相继解放了东北、华北、西北和中原的大批城镇和乡村。
1948年国统区通货膨胀:4亿金圆券才买一石大米2013年11月06日02:47来源:人民网作者:文亭211月初,美国开动印钞机大印美元,引发了世界各国对通涨的担忧。
11月11日,国家统计局公布10月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4.4%,创25个月新高,而且突破了4%的警戒线。
通货膨胀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网络出现了夸张的帖子形容物价上涨——“蒜你狠”、“豆你玩”、“唐(糖)高宗”、“煤超疯”、“姜你军”、“油不得”、“棉里针”、“苹什么”。
物价的快速上涨使中低收入者倍感压力。
中央也下定决心,接连出台措施控制物价的稳定。
不过,说起恶性通货膨胀还要数抗战胜利后到国民党败退台湾前那几年,物价不仅是一天一个变化,甚至每时每刻都在上涨,创下了中国历史上的通胀奇观。
陈立夫:我们已先替共产党把人民都变成了无产阶级抗战胜利之初,国民政府拥有600万盎司黄金,9亿美元,接收的敌伪产业折合法币10万亿元,相当于当时法币发行额5569亿元的20倍。
此外,还有美国给予的剩余物资约20亿美元,这些完全可以用于整顿税收、平衡财政收支、抑制通货膨胀,但是国民党政府没能抓住机会,反而昏招迭出。
当时,上海物资奇缺,同时由于道路破坏,法币也奇缺,导致暂时性的通货紧缩。
市场上出现了1法币兑换200储备券(汪伪政权的货币)的情况。
上海官方乘机建议将法币和储备券的兑换比率定为1:200,当时任经济部次长的何廉极力反对。
何廉指出货币兑换应该以各地的物价指数为基础,以局部市场的价格来定官方货币比率,实际会造成货币贬值,使沦陷区人民一夜之间破财丢产。
结果是何廉的意见最后没有人搭理。
1945年9月27日,财政部公布了《伪中央储蓄银行钞票收换办法》,还是将法币与伪中储券的兑换率定为1:200。
如此政策就意味着沦陷区数亿民众的动产价值,一夜之间变成了只有1/200,这无疑是对沦陷区民众财产的一次洗劫,真是“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实际上,这一经济政策也动摇了正常的国家经济秩序。
2014-11-16 11:47 国家人文历史“不好意思,我们不收法币”1948年,成袋的法币被抬下汽车1935年至1948年期间,国民党为支付巨额的战争费用,开始大量发行法币,市场上没有那么多物资供应,法币必然供大于求。
有钱买不到东西,物价飞涨,法币开始疯狂贬值,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
法币的印刷是英美技术,美国机器和纸张,很多在香港印刷。
抗日战争时期香港沦陷,机器被日军缴获,日本人印了大量假币进入市场,更加剧了通货膨胀。
电视剧中的崔中石在南京的茶馆听曲,掏钱点歌时却被跑堂的当场拒绝:“不好意思,我们不收法币。
”在1935年法币发售之初,它与银元的兑换比例是1法币兑换1块银元。
1937年,100元法币可以买两头牛,1945年9月其购买力只剩下了十万分之七。
如果一斤大米有五百粒的话,1948年8月时100法币只能买到1粒大米了。
剧中的曾可达代蒋经国赠中央银行北平分行行长方步亭一套紫砂茶具,方步亭一眼就看出是范大生的手艺,并估算说这把壶按眼下的市价,价值五百英镑,“折合成现在的法币,一辆十轮卡车也装不下。
”1948年的北平教育界在物质待遇上也大不如前。
学校的教育经费捉襟见肘,一减再减,仅占政府总预算的3%,其中50%还是“三青团”的活动费。
北京大学“负债近百亿”,“最迫切待还数目为八十亿”。
大学教授的生活也乐观不起来。
以清华大学为例,当时薪水最高的教授,1946年12月底可以领取薪金83万元,够买23袋面粉有余,生活比战时要好。
但因物价陡涨,1947年5月,一个教授的月薪不够买10袋面粉。
1947年底10万元法币大钞出笼后,物价更像脱缰之马,教授薪金虽涨到1000余万元,却不够买5袋面粉。
北平中小学教职员要依靠美国援助的旧衣服才能遮体避寒。
1948年,出纳坐在钞票堆里点钱据《大公报》1948年8月16日的统计,以战前的生活指数为比较,8月上半月的食物价格上涨了390万倍,住房价格上涨77万倍,服装价格上涨652万倍⋯⋯当天报纸用花边新闻的方式圈出一条短讯:“大饼油条,每件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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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课国民党政权的崩溃战略决战前的形势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解放军已增长到280万人,军政素质和战略战术水平亦大有提高。
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被大量歼灭,已被迫采取重点防御的方针。
当时国民党的5个战略集团已被人民解放军分别牵制包围在西北、中原、华东、华北、东北5个战场上。
东北为卫立煌集团,共48万人,分布在长春、沈阳、锦州等几个孤立地点上。
华北为傅作义集团,共60余万人,分布在张家口、北平、天津、塘沽一带。
华东战场为刘峙集团,共60余万人,集中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地区内。
中原为白崇禧集团,共75万人,分布在平汉铁路南段和以武汉为中心的地区.西北为胡宗南集团,约30万人,被牵制在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一隅.他们共360万军队,但能用于前线的只有170万,后方机动兵力也很少。
在这种形势下,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反动派军队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了.1948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全面部署了夺取全国政权的各项工作,并决定人民解放军第三年度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作战,歼敌主力于长江以北。
同时决定将战略决战的初战放在东北战场。
首战东北战场的有利条件中共中央决定将战略决战的方向首先指向东北战场,对解放军最有利.第一,在兵力对比上解放军占优势.我军的正规军70万,地方军30万,合计百万人,是全国五大战场上兵力超过蒋军的唯一战场。
1947-1949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使国民党突然崩溃【导读】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
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
嗟乎!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杜牧《阿房宫赋》一、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几乎没有人认为中共会打赢,舆论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重庆谈判的时候,国共两党领袖的口袋里都有一个清单。
正值抗日战争刚结束,蒋介石的个人声望达到了顶点,而当时国民党国民政府的威望、军事力量也达到了高峰,军队总人数接近500万。
国民党军队中最强的就是陆军,陆军主流部队的装备和当时反法西斯战场上的盟军是一样的,就连士兵的鞋带都和美军的一样,更不要说武器了——轻武器都是盟军装备,重炮都是美式榴弹炮。
而那时毛泽东主席兜里也有个清单,是刘少奇从延安发过来的,当做一个谈判的筹码。
这个清单上写着的军队总人数是127万。
其实,我认为这个数字大大地有水分,当时我们的正规部队可以计算出来——抗战期间八路军有3个师,新四军基本上没有了,哪里来的127万人?只能是算上民兵了。
但最重要还不是人数,是武器,我们最好的主力部队装备就是步枪,部队的火炮就是缴获的日本山炮。
而我们的民兵甚至还停留在冷兵器时代,手持大刀就上战场。
近年来我到台湾访问,突然发现一个问题:台湾的一些学者,甚至蒋介石的高级将领以及他们的后代,总要提这样一个疑问,直到现在他们还是一头雾水,不知道从1947年到1949年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怎么国民党好好的一个政权就没有了?坍塌得太迅速了!二、在一场战争里,军人们拥抱着什么样的信仰很重要,要清楚地知道自己为了什么而战!蒋介石在1948年8月的一个军事检讨会议上曾说:“现在我们大多数高级将领精神堕落、生活腐化,革命的信心根本动摇,责任观念完全消失。
尤其使我痛心的是,这几年来有许多受我耳提面命的高级将领被捕受屈而不能慷慨成仁,许多下级官兵被匪军俘虏,编入匪部来残杀自己,而不能相继反政,这真是我们革命军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奇耻大辱。
1948年国民党金融大崩溃:一石大米要金圆券4亿多元
文汇报李婷2015-01-24 08:49
[摘要]当时国民党推行币制改革,宣布实施金圆券方案,为的是取代业已破产的法币。
1948年国民党金融大崩溃:一石大米要金圆券4亿多元
前期热播的电视剧《北平无战事》以1948年的币制改革为背景,艺术地呈现了国民党金融体系是如何崩溃的,剧中,代号“建丰同志”的蒋经国很是神秘,虽未正面出现过,却不时亮一嗓宁波普通话,仿佛在各方势力的较量中他说话最管用。
日前,复旦大学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主任吴景平做客上海市档案馆,以“国民党金融大崩溃——从电视剧《北平无战事》说起”为题举办讲座。
在吴景平看来,作为艺术创作,《北平无战事》在剧本、人物塑造等方面可圈可点,但不能将剧中的内容和历史对号入座。
事实上,1948年主导币制改革的不是蒋经国,那时的他还远没有掌控全局的能量;被人津津乐道的“上海打虎行动”的失败,和国民党金融大崩溃也没有太大关联。
法币破产,金圆券仓促出笼
吴景平说,当时的币制改革跟蒋经国没有太大关系,他做的事情仅仅是上海地区的经济管制,真正的主导者是蒋介石。
当时国民党推行币制改革,宣布实施金圆券方案,为的是取代业已破产的法币。
法币是从1935年开始发行的,在8年抗战中,发行数额增加了390多倍,1937年的发行总数是14亿,到1945年已达5500多亿,而物价上涨比例更高,如重庆物价上涨达1795倍,上海86000多倍。
因此,1945年抗战结束后,意识到法币不行了的蒋介石便要求当时的行政院、财政部、中央银行拿出币制改革的方案来。
但当时主掌行政院的宋子文及财政部长俞鸿钧认为,币制改革须有基本前提,即社会和平、经济稳定、国际贸易收支平衡、有金银外汇作为准备金等等,而彼时战争刚结束,国民经济还很困难,没有这个底子来承担变革。
蒋介石没有因行政部门的审慎立场而停止推行币制改革的准备。
1948年5月“行宪”之后,蒋介石任命翁文灏为行政院长,找来王云五担任财政部长。
当年8月19日,在他主持下,通过了改革币制与管制经济各项文件。
在当天的日记中,蒋介石这样写道:“此为3年来一贯之政策与唯一之主张,因(宋)子文、(张)岳军、(张)公权、(俞)鸿钧等皆畏缩不决,未敢执行,而今日以事急势迫,不得不有此一举。
然(翁)咏霓与(王)云五能毅然实施,亦可谓奋勇难得矣。
”
据宝岛台湾的公开档案记载,此次币制改革根本没来得及详细讨论,当天的会议总共就两三个小时,没有经过充分论证,与会人员便匆匆举手通过了。
经济崩溃,一石大米要4亿多元
对于金圆券政策的风险,蒋介石认为自己可以控制住局面,试图通过完全的高压统治来和市场较量。
但现实的情况是完全失控了,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一石大米要金圆券4亿多元。
有不少影视作品将原因归结于“上海打虎行动”的失败:蒋经国到上海督导经济管制,以铁腕手段抑制物价,准备查封孔祥熙之子孔令侃的扬子公司时,由于各方势力的干预,行动受到挫败。
吴景平认为,历史的复杂性远远超出“商人囤积物资——政策推行不下去——币制改革失败”这样简单的逻辑,金圆券政策不可能因为一家公司的囤货没有拿出来就导致失败。
实际上,当年搞币制改革,蒋经国不可谓不卖力。
他时常坐在办公室里,日夜接见上海的富商巨贾,奉劝他们把黄金白银和囤积的货物拿出来。
谁要胆敢违反新制,多半遭殃。
财政部秘书陶启明、杜月笙大公子杜维屏、巨贾荣鸿元等一批“大老虎”,都在蒋经国的铁腕下锒铛入狱。
吴景平说,这次币制改革选择了一个错误的时间,在外部环境很糟糕的情况下推行,不可能取得成功。
历史证明,还得靠中国共产党来收拾局面,收兑了金圆券的人民币最终站住了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