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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乔治·斯坦纳阐释学过程对翻译理论研究的启示阐释学源自德国，基本意义是“解释的艺术”,是一种探究如何理解和解释文本意义的理论。
斯坦纳将一切理解都视为翻译，他对阐释过程的探讨也成为了对翻译过程的探讨。
他提出了阐释翻译理论，并把翻译这一实践划分为四个步骤，即信赖、侵入、吸收和补偿。
阐释翻译理论用于散文翻译实践中，通过分析研究阐释翻译四个步骤是如何运用到翻译实践并如何起作用影响翻译实践的。
散文是与诗歌、小说并称的一种文学体裁。
它结构灵活，语言生动简洁，不像诗歌，韵律比较讲究，也不像小说，情结跌宕起伏，因此研究散文翻译有益于阐释翻译理论对于翻译实践的研究发现。
斯坦纳把翻译看作是“发出意义并对意义进行挪用性转移的行为”，他的描述是以自己的翻译为基础的。
在他看来，翻译不是学科，而是“一门精确的艺术”，具有“高度”精确性“却不够系统”。
阐释运动构成了斯坦纳描述翻译的核心，其中包括四个步骤，信任、侵入、吸收、补偿。
首先是信任，任何译者在进行阐释翻译活动时都会有一种先有的“信任”，相信文本的“存在意义”和英译本的“现实意义”，以“信任”为前提的阐释活动前提是人类对其的理解经验，这在；理论上也为文本翻译的“可行性”开辟了新的发展道路。
其次是侵入，斯坦纳认为：“‘理解不单涉及认知，而且还有包围、侵吞的意思。
在语际翻译中，理解的运作显然是彻底而富有侵略性的。
”再是吸收，也就是译者把原文意义融入译文的方式。
译者对原文进行理解、吸收和接纳从而达到阐释学翻译理论的最后一个步骤补偿，使译文和原文达到平衡呈现出一个理想的效果。
一、信任。
信任是翻译活动中的第一步，是译者对原作的表达方式和表达质量的信赖。
在选择文本的过程中，译者会根据自身的主观因素和外部条件来进行选择，这个过程中译者的主体性得以显现。
译者认为所选文本本身具有价值且值得翻译，相信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和理解将原文本阐释出来，于是信任便建立起来了。
但是信任也会存在风险，因为在翻译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不同文化间的冲突等问题。
阐释学视角下文学翻译的可译性研究文学翻译是翻译学领域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它专注于文学作品的翻译和传播。
在学术界，对于文学翻译的研究主要包括翻译理论、翻译方法和实践等多个方面。
阐释学视角下的文学翻译可译性研究是目前的热点领域之一。
本文将从阐释学的角度探讨文学翻译的可译性问题，并提出相关研究的方法和实践。
我们需要明确什么是可译性。
可译性是指一个文学作品在语言转换过程中是否能够保持原有的信息和艺术美感。
在文学翻译中，可译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文学作品的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文化的传递和跨文化交流的一种形式。
阐释学视角下的文学翻译可译性研究主要关注如何在翻译过程中保持原作的深层意义和风格特色。
阐释学是一种文本解释和分析的方法，强调理解和再现原作的作者意图。
在文学翻译中，阐释学视角可以帮助译者更好地理解原作并准确表达其意义。
在文学翻译的可译性研究中，我们可以针对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讨论。
词语和句子的可译性。
词语和句子是语言的基本组成单位，在翻译过程中的选择和表达直接影响着文学作品的意义和风格。
阐释学视角下的文学翻译可译性要求译者在翻译中保持原作的语言风格和表达方式，同时准确传达原作的意义。
文化和背景的可译性。
文学作品是一种特定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其中包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特定的时代背景。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注意将原作的文化元素传达给目标读者，并确保目标读者能够理解并感受到原作的文化意义。
阐释学视角下的文学翻译可译性要求译者具备对原作文化背景和历史背景的深入理解，并能巧妙地在翻译中传递这些背景信息。
风格和意境的可译性。
文学作品的风格和意境是文学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传达作者意图的重要手段。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创造性地使用语言工具和技巧，并将原作的风格和意境表达到目标语言中。
阐释学视角下的文学翻译可译性要求译者具备高水平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文学修养，能够准确理解原作的风格和意境，并在翻译中恰当地表达出来。
对阐释学翻译研究的新解和深思[摘要] 伽达默尔阐释三大哲学原则“理解的历史性”、“视域融合”、“效果历史”在翻译中的运用体现了文本意义的开放性，为合理的误读、多元阐释以及重译给予了合理的解释。
阐释学给翻译研究带来启迪的同时，其局限性以及对三大理论的透彻理解也值得我们关注和深思。
[关键词] 阐释学；三大原则；作者意图一、引言阐释学（hermeneutics），从词源来讲，来源于古希腊神使hermes 的名字。
hermes的主要职责就是把神的旨意传达给世人，他需先解释神的指令，将其翻译成人间的语言。
可见阐释学从一开始就包含“翻译”的意思。
“阐释学的工作总是这样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从一个陌生的语言世界转换到另一个自己的语言世界。
”阐释学是一种探求意义理解和解释的理论。
二、伽达默尔阐释学在西方，阐释学原理用于翻译研究始于70年代，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现代阐释学理论被引到中国，到现在已经历了20多个年头，也出版了相关大量的编著、专著、学术论文讨论研究阐释学。
国内的研究主要是围绕阐释学的三大原则“理解的历史性”、“视域融合”、“效果历史”，来探讨译者主体性的发挥，误读，多元阐释以及译本的重译。
多是强调文本意义的开放性，不确定性，而好多在借用理论时甚至无视作者这一方面，从而导致乱译和译本质量的下降。
对其理论有一定的误读和泛用。
阐释也有限度，接下来就这个问题来探讨。
三、“作者意图”无作者原意，在翻译时是不是各取所需，自由阐释呢？“作者意图”和“文本意义”是不一样的，但不一样不代表没有联系，两者之间相互衍生，赋予新的意义。
比如清朝的一件玉品，大家看到的是精美、华丽、上等品以及一切所体现出来的外在特性。
如果被告知这是慈禧至始至终一直佩戴不离身的，那随之对它的阐释就会有变化。
这其实并非“作者中心论”或是与伽达默尔的阐释学背道而驰，伽达默尔的阐释学，强调了文本意义的开放性，凸显译者主体性。
但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是有限度的。
阐释学视角下文学翻译的可译性研究导言文学翻译作为翻译的一个重要分支，一直以来都备受关注。
文学作品具有独特的语言风格、文化内涵和情感表达，因此其翻译具有特殊的难度和挑战。
阐释学是一种关注文本内部结构、语言表达和文化意义的理论，对于文学翻译的可译性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本文将从阐释学的视角出发，对文学翻译的可译性进行探讨，以期为研究者和从事文学翻译工作的人员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一、阐释学对文学翻译的影响二、文学翻译的可译性概念文学翻译的可译性是指某一文学作品在语言、文化和意义层面上能否得到准确翻译的程度。
文学作品具有独特的语言风格、叙事方式和文化内涵，因此其翻译工作具有一定的难度和复杂性。
文学翻译的可译性研究主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语言可转换性、文化表达性和情感再现性。
语言可转换性指的是原文和译文在语法、词汇和句式上的对应程度；文化表达性指的是译文能否准确表达原文所蕴含的文化背景和内涵；情感再现性指的是译文能否传达原文的情感表达和审美意义。
文学翻译的可译性研究旨在探讨这些方面的问题，以期为提高文学翻译的质量和水平提供理论支持和指导。
从阐释学的视角来看，文学翻译的可译性与原文的语言结构、文化内涵和意义表达密切相关。
翻译工作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对原文内涵的深入解读和再现。
在阐释学视角下，文学翻译的可译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语言结构的再现语言是文学作品的基础，每一种语言都有其独特的语法、词汇和句式。
文学翻译的可译性首先体现在译文能否准确再现原文的语言结构。
翻译者需要把握原文的语法结构、词汇选择和句式特点，以确保译文在语言上的准确性和流畅性。
阐释学的方法可以帮助翻译者深入理解原文的语言特点，从而更好地再现其语言结构。
2. 文化内涵的传达3. 意义表达的再现文学作品的意义表达是其最核心的部分，也是文学翻译的重点和难点所在。
文学翻译的可译性还体现在译文能否准确再现原文的意义表达。
翻译者需要理解原文的情感表达、审美意义和意义内涵，把握其中的文学价值和内在逻辑，从而更好地进行意义再现性的翻译。
阐释学视角下文学翻译的可译性研究1. 引言1.1 研究背景在这样的背景下，本研究旨在从阐释学视角探讨文学翻译的可译性。
通过对文学翻译的定义、可译性概念以及不同因素对可译性的影响进行分析，我们希望能够深入探讨阐释学视角对文学翻译的启示，并为未来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1.2 研究意义文学翻译作为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其在跨文化交流和理解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阐释学视角下的文学翻译可译性研究，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文学翻译的本质和实质，还能够为文学翻译实践提供更加准确和有效的指导。
通过对文学翻译可译性的探究，可以帮助翻译者更好地把握原著的内涵和情感，准确地传达原作家的意图，从而实现跨文化交流的最终目的。
研究阐释学视角下文学翻译的可译性，还能够为文学翻译理论的完善提供重要的思路和途径。
通过对文学翻译的可译性进行深入研究，可以深化我们对翻译过程中的语言、文化、审美等方面的认识，有助于建立更加系统和科学的文学翻译理论体系。
研究阐释学视角下文学翻译的可译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有助于推动翻译研究领域的不断发展和进步。
1.3 研究目的研究目的是通过阐释学视角对文学翻译的可译性进行深入探讨，旨在揭示文学翻译中存在的可译性问题及其影响因素。
通过对文学翻译中的阐释学概念进行解析，分析不同文学作品在翻译过程中的可译性特点，探讨阐释学视角如何影响翻译的可译性。
本研究还旨在通过实证研究与案例分析，验证阐释学视角对文学翻译的可译性的影响，并为未来的研究提供借鉴与启示。
通过研究文学翻译的可译性，可以进一步促进跨文化交流与理解，提高翻译质量，丰富研究者对文学翻译的认识，从而推动翻译研究的发展。
2. 正文2.1 阐释学视角下文学翻译的定义阐释学视角下文学翻译的定义涉及到广义的翻译理论和实践中，翻译过程及结果的阐释和解释。
阐释学视角突出了对文学作品文化内涵、意义和美学价值的传达和表达，并强调翻译过程中对原作品的解读与理解。
阐释学视角下文学翻译的可译性研究阐释学视角是一种文化学说，它探讨了文学作品的语言、符号、象征及其背后的文化含义。
在这个视角下，文学翻译的可译性研究不仅关注于文本的形式，也关注于文本背后的文化和社会背景。
下面将从阐释学视角探讨文学翻译的可译性问题。
阐释学视角认为，文学作品不仅是作者个人创造的，也是文化背景的反映。
因此，在进行文学翻译时，需要注意文本中包含的隐含文化信息，以避免出现错误的翻译。
另外，阐释学视角也认为，翻译必须尊重文学作品的独特性和个性化特征，不能把它们变成标准化的东西。
因此，可译性问题需要从多个角度来看待。
首先，可译性问题需要从翻译文本的角度考虑。
文学翻译不仅要涵盖原文的语言、风格、格调，还要把原文中的文化、历史背景和思想含义传递给读者。
因此，在进行文学翻译时，翻译者必须理解原文中的隐含意义和文化背景，以确保翻译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此外，由于文学作品中存在各种文学形式和风格，例如诗歌、小说、戏剧等，因此翻译者还需要考虑如何把这些不同形式的文学作品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并使其保持原有的艺术性和文化特征。
其次，可译性问题还需要从受众的角度考虑。
不同的文学作品面对的受众可能是不同的，例如某些作品只适合成年人阅读，而某些作品则适合青少年阅读。
因此，在进行文学翻译时，翻译者需要考虑受众的背景和文化特征，以确保译文的可读性和吸引力。
此外，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背景也可能会影响到受众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和接受程度。
因此，翻译者还需要考虑如何把文学作品与目标读者的文化背景和语言环境相结合，以使之更容易理解和接受。
最后，可译性问题还需要从文化的角度考虑。
每个文化都有其独特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因此在翻译文学作品时，翻译者还需要考虑如何在不同文化之间传递作品的文化内涵。
例如，某些文学作品中可能存在某些习惯用语或文化符号，它们在源语言和目标语言之间可能存在差异。
因此，翻译者需要在保留原文的文化特征的同时，尝试用目标语言中相似的文化符号来表达相同的意义。
阐释学视角下文学翻译的可译性研究阐释学是一种关注人类行为和经验的哲学方法，强调对语言和文本意义的解释和理解。
在文学翻译中，阐释学视角也可以用来探讨文学作品的可译性，即文学作品是否能够被准确地翻译出来。
本文将从阐释学的角度，探讨文学翻译的可译性问题。
文学作品是一种语言艺术形式，它所表达的情感、思想和价值观念都是通过语言来实现的。
而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具有复杂的历史和文化背景。
因此，在翻译文学作品时，译者需要考虑原文中的不同文化元素对译文的影响，同时也需要对原文文化背景和语言特点进行深入理解。
文学作品的可译性问题，首先涉及到同一语言的不同方言或地区词汇差异的翻译问题。
比如，中国的汉语有不同的方言，虽然它们的基础语法相同，但是它们使用词汇的方式和含义却存在差异。
当译者翻译一个方言文学作品时，需要了解方言的语法和词汇特点，并在翻译时保留方言的味道。
同时，译者也需要考虑译文的面向读者群体，是否需要进行地区化翻译。
文学作品的可译性问题还涉及到文学作品中所表达的文化特征。
每个文化都有其独特的特征，这些特征被反映在文学作品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学风格和文化象征。
因此，在翻译文学作品时，译者需要深入了解原文所反映的文化意义，并在翻译过程中重新构建这种文化意义。
例如，翻译陈忠实的《围城》时，需要对中国的国情、社会环境和人文精神进行深入了解，以弥补外国读者对中国文化的不了解。
文学作品的可译性问题还涉及到文学风格和写作技巧的翻译问题。
文学作品的语言风格和作者的写作技巧是其独特的表现形式。
例如，王小波的小说通常采用一种幽默诙谐的语言风格，这种语言风格很难直接翻译成其他语言，因为不同语言有其独特的表达方式和词汇。
因此，在翻译这种文学作品时，译者需要对作者的语言风格和写作技巧进行深入了解，并在翻译时尝试重新表达作者的意图。
综上所述，文学作品的可译性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涉及到多个方面的问题。
从阐释学的角度来看，译者需要深入了解原文语言、文化和文学特点，以便重新表达作者的意图。
阐释学视角下文学翻译的可译性研究一、阐释学视角下的文学翻译阐释学作为文本解释和理解的方法，强调了文本的多重意义和复杂性。
从阐释学的角度看，文本不应被简单地理解为一个表面上的文本，而更应该被理解为一个具有多重含义和内涵的文本。
文学作品的翻译也需要考虑到其中的多重意义和复杂性，翻译者需要以一种理解和解释的方式来对待文学作品的翻译。
在文学翻译中，阐释学的方法可以帮助翻译者更好地理解原文，并同时在翻译过程中发挥自己的理解和解释能力。
文学作品中的文化内涵、意象符号、语言风格等都是需要通过阐释学的方式来理解和诠释的。
在翻译的过程中，翻译者需要加强对原文的解释和理解，以确保译文能够传达出原文的多重意义和复杂性。
二、文学翻译的可译性问题文学翻译的可译性问题是指文学作品在翻译过程中所面临的可翻译与不可翻译的问题。
在文学翻译中，由于文学作品的复杂性和多重意义，一些文学作品可能存在一些不易翻译的部分，这就需要我们从阐释学的角度来重新审视文学翻译的可译性问题。
文学作品中的文化元素也是文学翻译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由于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差异，一些文学作品中的文化元素可能存在翻译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翻译者可以通过阐释学的方法，来理解和解释原文中的文化元素，以确保译文能够传达出原文所蕴含的文化内涵。
三、阐释学视角下的文学翻译策略在文学翻译中，阐释学的方法可以为翻译者提供一些翻译策略和方法。
在面对一些难以翻译的文学作品时，翻译者可以通过阐释学的方式来处理这些难题，以确保译文能够尽可能地还原原文的意思和内涵。
翻译者可以通过解释和理解原文的多重含义来处理一些难以翻译的文学作品。
通过阐释学的方法，翻译者可以发挥自己的理解和解释能力，对原文进行深入的解释和理解，从而找到一种合适的翻译策略来处理这些难题。
结论在文学翻译中，阐释学的方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来审视文学翻译的可译性问题。
阐释学认为文本具有多重意义，因此在文学翻译中，翻译者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诠释和理解原文，以确保译文能够尽可能地还原原文的意思和内涵。
阐释学视角下文学翻译的可译性研究
学视角下的文学翻译的可译性研究
摘要：学视角下的文学翻译的可译性研究是翻译研究的重要分支之一。
本文将在阐释学视角下探讨文学翻译的可译性问题，主要关注文学作品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翻译问题以及翻译过程中可译性的限制因素。
通过分析小说《骆驼祥子》的翻译实践，本文指出了翻译中的文化差异、语言差异以及文学风格等因素对可译性的影响，并对于提高文学翻译的可译性提出了相关建议。
关键词：学视角、文学翻译、可译性、文化差异、语言差异、文学风格
三、《骆驼祥子》的翻译实践
小说《骆驼祥子》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之作，其翻译实践有助于我们对于文学翻译的可译性问题的理解。
在翻译过程中，由于文化差异的存在，译者需要将小说中的中国文化元素转换为目标文化的文化元素。
在英文译本中，将“骆驼”翻译为“camel”，便是为了使目标读者能够理解中国文化中“骆驼”的象征意义。
译者还需要根据英文的语法和词汇特点进行对原文的调整和转换。
将原文中的动词和形容词转换为英文中相应的动词和形容词。
译者还要注意保持原作的文学风格和艺术特点。
保持原著中的描写细腻，同时使译文符合英文读者的审美需求。
四、提高文学翻译的可译性的建议
为了提高文学翻译的可译性，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要加强对目标文化的了解和理解，提升自身的跨文化沟通能力。
要熟悉目标语言的语法、词汇和表达方式，掌握一定的翻译技巧。
要根据作品的特点和读者的需求进行调整和转换，保持作品的风格和风貌。
阐释学视角下文学翻译的可译性研究1. 引言1.1 研究背景在过去的研究中，虽然文学翻译的可译性问题已经被广泛讨论，但多数研究集中在语言、文化、风格等方面。
而基于阐释学视角的文学翻译可译性研究，强调的是如何在翻译过程中保持原文作品的阐释性特征，使译文不仅仅是简单的转换，更是对原作品的再解读和再呈现。
本研究旨在从阐释学的角度出发，探讨文学翻译的可译性问题，揭示其中隐藏的规律和模式，为提高文学翻译质量提供新的启示和方法。
1.2 研究意义文学翻译作为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具有广泛的应用。
阐释学视角下的文学翻译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通过对文学翻译的阐释学视角进行深入探讨，可以更好地理解文学作品的内涵和价值，有助于促进文学翻译的发展和提高翻译质量。
阐释学视角下文学翻译的可译性研究，着重探讨文学作品在翻译过程中的可塑性和可译性，以及影响翻译效果的因素。
通过对可译性的研究，可以为翻译实践提供理论支持，为翻译者在文学翻译过程中把握文本精神和风格提供指导，提高翻译的准确性和忠实度。
阐释学视角下文学翻译的可译性研究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有助于推动文学翻译领域的发展和进步。
2. 正文2.1 阐释学视角下文学翻译的定义阐释学视角下文学翻译的定义是指在翻译文学作品时，运用阐释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和实践。
阐释学是一种解释和诠释文本的学科，通过对文本内在和外在的分析，揭示文学作品的意义和特点。
在文学翻译中，采用阐释学视角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原著作品的内涵，准确传达作者的意图和风格。
阐释学视角下的文学翻译强调对原文的细致解读和诠释，在保持原著文学价值和风格的基础上，将其转化为另一种语言和文化环境中有意义的作品。
这种翻译方式注重传达原著的情感、美学和思想内涵，而非简单地进行语言转换。
阐释学视角下的文学翻译要求译者具备深厚的文学修养和理论基础，能够准确理解和评价原著作品的价值和特点。
通过阐释学视角下的文学翻译，读者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和欣赏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学作品，促进跨文化交流和理解。
阐释学与翻译研究的结合---译者主体性研究阐释学是一种以意义解释为核心的研究方法，它关注人们对世界注入意义的过程。
翻译研究则是对文化差异和跨文化交流等问题进行研究，着重考察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作用。
这两种研究方法的结合，对于译者主体性的研究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译者主体性研究，是指将翻译活动视为一个主体实践，并以译者为研究对象，探究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经验、思考、制约和决策等方面的问题。
阐释学的方法论与翻译研究的实践，有助于提高对于译者主体性的把握。
首先，阐释学的方法论强调对于语言运用中的意义解释。
翻译作为一种语言活动，在二语交际的过程中，每一种语言都有其特定的意义传达方式。
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要进行不同语言的意义协调。
阐释学正是通过对于意义的解释过程来理解翻译的实践。
它需求研究者对翻译文本的语言材料进行细致、深刻的分析，探究语言符号背后的含义。
由此，可以发现翻译过程中的主观解释和个人意见的影响。
同时，阐释学也突出了人的主观意义的重要性。
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根据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主观判断和决策，这些认识和行为都受到个人主观意义的影响。
因而，阐释学的方法论有助于揭示译者主体性中的主观因素和主观意义的影响。
其次，翻译研究强调文化差异和跨文化交流的问题。
文化差异是人类社会不同发展阶段形成的，由于历史、地域、民族、宗教、政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导致不同文化具有不同的思维方式、价值观、习俗等文化特征。
翻译活动在文化差异和跨文化交流的背景下，需要理解和传达不同文化的思想和意识形态。
翻译过程中，译者的知识和文化背景，往往对翻译结果产生显著的影响。
因此，研究译者主体性，需要考虑到他们的文化来源、背景、历史和个人体验，以捕捉他们的主观认知和个人感受，从而更好地理解译者在文化背景下的主体性。
再次，翻译研究侧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作用。
翻译者是翻译活动的实践者，是翻译过程中的决策者。
他们除了需要应对文本语言和文化的差异，还需要考虑到译文的读者和使用者、时间和功能、文体和修辞等多种因素。
论阐释学的翻译观介绍阐释学是一种方法论，它帮助人们理解文本的意义并进行解释。
在跨文化交流和翻译领域中，阐释学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阐释学的翻译观是指，如何使用阐释学的方法，来理解和翻译不同语言和文化中的文本。
本文将探讨阐释学的翻译观，通过探究阐释学的基本理论，试图找到一种基于阐释学的翻译策略。
阐释学的基本理论阐释学最初是被用于解释文学作品的。
其后，阐释学的理论逐渐发展，可以用于解释任何形式的文本。
阐释学的基本理论包括以下几点：文本的多重意义阐释学认为，通过文本可以表达出多种不同的意义。
文本中的某些用词和表达方式，可能有多种不同的解释。
阐释的历史性阐释不仅与文本自身的意义有关，还与阐释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
文本的意义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的。
阐释者的角色阐释者在解释文本时，不仅是对文本的简单概括或者转译，更应该考虑到文本所包含的语言和文化背景。
阐释者的知识和背景会影响到他们对文本的解释。
文本的整体性阐释学认为，文本应该被看作一个整体，而不是分割成多个独立的部分。
文本中的每个部分都不是孤立的，它们相互关联，构成了整个文本的意义。
阐释学在翻译中的应用阐释学的翻译观认为，对于文本的翻译，应该注重文本的整体性和多重意义，以及阐释者的角色。
换句话说，翻译者应该尽可能地将文本所包含的各种意义全部翻译出来，不简单地译出表面文字，而应该理解文本的深层意义。
以下是阐释学在翻译中的应用：关注语言差异在跨文化翻译中，语言差异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翻译者需要深入了解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
例如，中文中的一些习惯用语，在英文中可能没有对应的表达方式。
因此，翻译者需要在尽量保留原文意义的同时，采取适当的语言转化策略。
考虑到文化背景翻译者应该针对原文所处的文化背景，来理解和翻译文本的意义。
例如，一些具有浓厚地区文化特色的用语或惯用表达方式，在其他地方可能无法理解其含义。
因此，在翻译时需要考虑到这些文化背景差异，采用合适的翻译策略。
注重翻译的整体性翻译者应该将文本作为一个整体来翻译。
论阐释学对翻译研究的启示与局限性论文论阐释学对翻译研究的启示与局限性论文摘要:我国译学界的阐释学翻译研究多从哲学阐释学的“理解的历史性”、“视阈融合”以及“效果历史”三个主要方面分析和解释翻译现象。
阐释学在翻译领域的研究成绩显着,但是也存在问题。
因此,翻译研究者对于诠释学理论的借鉴和引用应该持一种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客观科学态度。
关键词:阐释学;翻译研究;视阈融合;效果历史课题项目:湖南省教育厅2008年度一般项目“哲学阐释学关照下的翻译研究”(2008C165)一、引言阐释学(Hermeneutics)是一种探求意义理解和解释的理论,来源于希腊学者论释荷马史诗等古典文献的语文阐释学和解释宗教经典的神学阐释学,从词源来讲,它来源于古希腊神使Hermes的名字。
Hermes的主要职责就是把神的旨意传达给世人,他须先解释神的指令,将其翻译成人间的语言,可见,阐释学从一开始就包含“翻译”的意思。
20世纪初,海德格尔(Heidegger)使方法论阐释学转向本体论阐释学,从而引发了阐释学史上的一场重大革命。
20世纪60年代,西方阐释学的发展进入哲学阐释学阶段,“阐释学意识”成为20世纪以来课题项目:湖南省教育厅2008年度一般项目“哲学阐释学关照下的翻译研究”(2008C165)人类最重要的思想观念之一。
到伽达默尔(Hangs-GeogGadamer)时代,阐释学最终完成了向哲学本体论转化这一过程。
伽达默尔的巨着《真理与方法》(1975)提出了现代哲学阐释学三大思想即:理解的历史性、视阈融合、效果历史。
本文将这三大哲学理论原则对翻译的指导意义及其局限性作一探讨。
二、阐释学对翻译研究的启示阐释学对翻译研究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其最重要的贡献是其创造性地把理解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反思了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和理解过程,翻译不再被认为是文本仅仅在语言层面上的转换和对文本进行分析和应用。
总的来说,阐释学理论已经被广泛应用于翻译理论研究中,也在有效地指导翻译实践。
(1)理解的历史性与翻译研究根据现代哲学阐释学的观点,文本的意义取决于读者对它的理解,并不是原作者写作时的原意。
所谓的理解的历史性,主要指理解者所处的不同于理解对象的特定的历史环境、历史条件和历史地位,这些因素必然影响和制约理解者对文本的看法,因此,文本的意义是不确定的。
阐释学代表人物海德格尔认为人们在理解事物时,都以其固有的意识去积极参与,而不是用空白的头脑去被动接受。
在翻译这一文化的多维交融过程中,译者不可避免地将其个人生活经验、文化和历史背景渗入其中,译者对原作的理解必然会带有自己的主观性,对原作的翻译处理同样也会体现其主体性的标志,因为每个人都属于特定的时代,其思维、行动的方式不免会打上时代的烙印。
人是历史存在的人,这些历史性语境就构成了译者的“前理解”。
因此,理解总是一定历史阶段内的理解,必定是相对的、不完善的。
在翻译实践活动中,理解的历史性决定了译本的多样性以及“复译”的必要性,也就是说同一部作品可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被译成不同的形式。
据统计,1949至1979年间,我国翻译出版社的外国古典文学作品中,复译本的作品占80%以上,欧洲古典名着如《堂吉诃.德》、《红与黑》、《简爱》、《呼啸山庄》、《包法利夫人》等至少有三个以上的译本,有的如《红与黑》甚至有十三四种译本。
东方古典名着《一千零一夜》包括各种节译本、改写本和全译本在内的复译本甚至超过几百种。
[1]由于译者的个性、爱好、气质、修养、经历不同,每个译者的“前理解”不同,他们对原着的阐释显然不尽相同,译本的风格因此明显地呈现出很大的差异。
而传统翻译原则和标准如:“信达雅”、“神似”、“化境”“等值”“等效”等,都无不以源语文本的客观性、确定性与唯一参照性作为讨论的前提条件,而阐释学中关于理解的历史性原理则对这一过去认为是无可辩驳的前提提出了大胆的质疑,使之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打破了传统翻译的意义观,丰富发展了现代哲学的理解观,一方面对译者的主体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为翻译研究的宏观构建找到了新的理论依据,突破了传统文学研究的封闭模式,从而将翻译研究置于更加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中。
(二)视野融合与翻译研究伽达默尔在理解的历史性基础上又提出了“视域融合”(或译作“视界融合”)概念。
伽达默尔指出.“视域就是看视的区域,这个区域囊括和包含了从某个立足之点出发所能看到的一切”[2]因此,“视阈”指的是某个个体世界观、价值观等观念的总和。
文本本身带有一定的“视阈”,由于理解的历史性的.存在,译者也具有自己的“视阈”,因此,译者所创造出来的文本并不能完全体现原语文本的“视阈”,而是结合了文本“视阈”和译者“视阈”的新的“视阈”,这便是“视阈融合”。
不同历史时期的读者由于其理解的历史局限性不可能一次性穷尽文本的内涵,对文本的解读只能是一个逐步接近其审美价值本身的过程,不存在永恒的、一劳永逸的、终极的理解。
作为理解主体的人既是历史性的存在,也是不断通过理解历史而创造意义的存在。
现代阐释学主张,“任何主体不是孤立的,主体既是历史的载体,也是通往未来之桥梁,因此主体是一个综合体,是历史、个人和时代境域的合一”。
[3]作为原作第一读者的译者在对原作进行阐释时,其理解无疑是历史性的。
作为译本的终端读者,不仅不同时代的读者对同一译本的理解、鉴赏会有很大差异,而且即使是同时代同环境下的读者,由于他们的文化修养,生活经历和审美情趣等方面的不同,对同一部作品的理解与鉴赏也会千差万别。
鲁迅曾说:一部《红楼梦》,“单就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密事。
”[4]总之,理解的历史性也为我们重新审视文学翻译中存在的历史性现象提供了新的理论研究视角和批评模式。
(三)效果历史与翻译研究伽达默尔认为,历史并不是一个外在于主体的给定物,而是一个主体置身于其中的、构成主体存在并且仅因与主体共在而形成意义的时间性的情境。
人置身历史中,这本身就包含了对历史的理解,理解是离不开历史的,理解者和理解对象都是历史的存在,文本的意义是和理解者一起处于不断形成过程之中,这种包含了理解主体和理解客体的关系的历史便是“效果历史”,传统的翻译理论强调客体中心论或文本中心论,在他们看来,理解的目的就是理解者要超越其自身历史环境、克服自身局限、摆脱一切主观意愿从而无条件地去理解和把握文本作者的本意,而哲学阐释学的效果历史说支持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发挥的创造性。
历史是过去与现在相互作用存在的历史,效果历史是理解主体和理解客体关系的历史,是理解主体和理解客体相互作用、结合的产物。
理解的过程中。
效果历史说揭示了文本意义的产生机制,文本的意义不是作者赋予的,不是固定的和永恒不变的,文本的意义产生于与译者的历史关系之中。
从而,译者的主体性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充分的肯定。
哲学阐释学这三大原则解释了理解产生的方式、过程和机制:理解和解释是在“前理解”的基础上,解释者与被解释客体产生视阈融合的不断创新的过程。
总的来说,哲学阐释学翻译观注重译者对原文本的理解在翻译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客观地指出译者对作品原意的理解必然融合了译者本身的文化、历史背景等因素,强调了文本的开放性和译者阐释的多样性。
主客体的二元对立关系被消解,阐释者的主观能动性彰显,从而促成了由文本中心论转向读者中心论,因此,现代阐释学原理对于文本意义和解释者的看法可以为翻译批评提供新的思路。
三、阐释学对翻译研究的局限性阐释学理论在向我们提出新视角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非理性的一面,有的翻译问题在阐释学领域尚未得到深入探讨或作出满意回答。
正如谢天振教授在其《作者本意和文本本意》一文中指出,解释学理论与翻译研究有着“极其密切关系”,“现代解释学理论家围绕作者‘本意’的争论为我国提供了一个审视传统翻译观念的崭新‘视域’。
但同时也指出,伽达默尔提出的有关阐释者与文本之间关系的构想即必须把阐释者与文本的关系设想成双方处于平等地位的对话,在翻译研究者看来是值得商榷的”。
[5]其对翻译研究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局限:第一,理解的历史性虽然揭示了文本意义多元化理解的可能性,但作品有效阐释和理解历史性之间存在着相对矛盾的问题仍然无法得到圆满解决,这也给翻译批评带来了新的思考:翻译批评应以译者不带“偏见”的翻译为标准,还是应该承认译者带有“前理解”的翻译?对此,国内已有许多学者也进行了质疑,如吕俊(1998)在其《翻译:从文本出发》中论述到,虽然阐释学理论对翻译很有价值,但“不能就此认为可以用它来作为翻译的一条理论原则,更不可以用它来厘定译文的标准,因为它过分强调了读者的作用,贬低了作品本身的本体特性,带有强烈的主观唯心色彩。
”[6]耿强在其《阐释学翻译研究反思》中讲到“原文本意和作者本意到底由谁来确定作为衡量阐释的标准,这也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难题。
对理解的历史性过度倚重会导致价值虚无主义,造成什么都可以的阐释局面。
”[7]阐释学中理解的历史性理论关注较多,这在肯定了翻译多样性的同时,也可能引发价值虚无主义,使阐释标准变成没有确定标准。
因此,我们在以阐释学理论指导翻译批评时,应该同时重视理解的历史性特征和翻译的客观有效性原则,从阐释的客观性重新审视翻译批评,使翻译批评在认识到理解历史性的同时,也能够关注翻译的有效性。
第二,视域融合否认了接受主体的被动性与消极性,强调了阐释多样性问题:但这又导致了另外的问题:所有阐释都正确就意味着没有正确的阐释。
翻译批评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允许“视界融合”?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事实上,翻译中的视阈融合也不是一直都和平共处的,相反,它们在多数情况下是矛盾的、冲突的,因为译者不可能完全体会原作者的意图、目的与情感,加之风俗、时代、民族、文化、历史等方面因素的差异,对原作的理解必然会出现偏颇,就会导致对文本意义理解上自成一家的局面,如果一味强调译者的主动性、开放性与创造性的无限扩大,视阈的冲突若无法调和必然导致文化过滤,对异质文化改头换面,以适应本土文化的规范。
这似乎又是翻译的缺失,实际是不可避免的。
[8]与前文所提到的理解历史性所造成的译文差异类似,由译者本身视界造成的翻译差异也是客观存在,在进行翻译批评时应该正视这种差异。
同时,翻译批评需要重视阐释的客观有效性问题,译者的主体性不应抹杀翻译的客观性甚至造成阐释无效,否则,翻译的学科界限,衡量翻译的基本标准也随之消失,最终必然会使翻译走上主观主义、相对主义的可能性。
第三,效果历史说肯定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发挥的创造性,译者的主体性也因此获得正面的肯定价值。
但是与“理解的历史性”和“视域融合”一样,效果历史说过于强调理解者知识的个体差异,而忽略了共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