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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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老思想黄老是中国古代哲学上的重要思想家之一,其思想影响深远,贯穿于道家和儒家思想之中。
黄老思想强调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对于个人修养、社会治理等方面都提出了独特见解。
黄老思想的来源黄老思想实质上是黄帝思想和老子思想的结合。
黄帝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一位伟大君主,被视为中华民族的始祖,他的治国理念和智慧被后人奉为经典。
而老子则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其著名著作《道德经》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文献之一。
黄老思想将黄帝的仁政理念和老子的道家思想融为一体,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体系。
黄老思想的核心思想黄老思想主张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在他们看来,人应该顺应自然的规律,追求内在的道德修养,与自然无间,达到心境安宁的境地。
同时,黄老思想也着重强调了个人修养的重要性,认为只有修炼自身,和谐内外,才能达到真正的自由和幸福。
另外,黄老思想还强调了治国理政的原则。
他们主张以德治国,倡导仁政,强调君臣之间的忠诚与信任,提倡礼义道德,致力于建立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
黄老思想在历史上的影响黄老思想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它对后世的影响广泛而深远,不仅影响了儒家、道家等学派的发展,还对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政治方面,黄老思想提出的仁政理念和以德治国的原则,影响了古代君主的治国策略,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和繁荣。
在文化方面,黄老思想倡导的道德修养和人与自然的和谐观念,影响了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文化追求,推动了中国古代文化的蓬勃发展。
结语黄老思想是中国古代思想宝库中的珍贵遗产,它的智慧和思想深刻影响着中国人民的思想和行为。
在当今社会,我们依然可以从黄老思想中汲取智慧,建立和谐社会,实现个人内心的平静与和谐。
愿我们能不忘传统文化,传承中华民族的智慧,共同创造出更加美好的未来。
论黄老思想与汉初政治格局1. 引言1.1 黄老思想的基本内容黄老思想是古代中国哲学思想领域中的一派重要学说,主要代表人物为黄老之后,因而得名。
黄老思想主张道家和儒家相结合,注重修养身心、追求真理、实践道德。
其基本内容包括道教、儒教和荀子思想的融合,提倡“无为而治”、“至简至微”、“无为而无不治”等理念,强调养生、修身、治国、平天下,以实现社会和谐、人心安定。
黄老思想还强调修身养性、实现个体完善,通过“天人合一”、“无为而治”等原则来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黄老思想倡导实现道德、功利和政治的统一,提倡以道德为中心,以和谐为目标,以天人合一为理念,成为古代中国政治哲学和思想领域的重要学说之一。
1.2 汉初政治格局的特点汉初政治格局呈现出比较稳定的趋势。
在汉初时期,由于刘邦的创业和统一,整个政治体制逐渐得到了建立和完善,政权基本稳定,国家治理比较有序,没有出现大规模内乱或政治动荡的情况。
汉初政治格局表现出一定的宽松和包容性。
在这个时期,汉初政府对不同阶层的人都比较宽容,不像之前的秦朝那样对异见者进行严厉打压。
这为各种思想流派的蓬勃发展提供了空间。
汉初政治格局还体现出文人的影响力逐渐增强。
在这个时期,文官逐渐成为国家政治的主要参与者,他们通过参政、撰写政令和文书等方式影响着国家政治的走向,这也为各种思想的传播和影响提供了温床。
汉初政治格局在稳定、包容和文人的主导下呈现出一种相对开放和多元的状态,这为不同思想的交流碰撞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2. 正文2.1 黄老思想与汉初政治格局的关系黄老思想与汉初政治格局的关系十分密切,可以说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
黄老思想主张以“无为而治”、“道法自然”的哲学思想,强调顺应自然、尊重天命,反对专权独裁和强权压迫。
这与当时的汉初政治格局有着直接的联系。
在汉初的政治格局中,由于秦朝统治者的暴虐统治、法治体系的严苛限制,民众普遍感到疲惫和不满。
这种背景下,黄老思想的“道家”、“老庄”思想开始得到人们的关注和认同,成为一种宣泄和安慰的力量。
黄老之学兴起的原因
1.汉初,经济残破,百废待兴。
2.汉初的统治者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
3.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适应了汉初的休养生息的政策的需要。
4.不能适应强化中央集权形势发展的需要
盛行的时间
盛行的时间从汉高祖到汉武帝即位约70年的时间。
黄老之学的地位
是汉初政治上的指导思想,在社会上居于支配地位。
黄老之学的含义
黄老之说指道家学说中的两派,即黄帝和老子,包括治身(养+生)和治国两个方面。
黄老之学的来源
基础是早期的道家理论;同时又兼采儒家,法家,墨家等各家学说,可以说具有兼采众家的特点。
黄老之学的主要思想
强调“无为而无不为”,既尊重自然规律,反对盲目行动,又主张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倡导“待时而动”“因时而动”,是一种“积极无为”的哲学观。
黄老之学对西汉社会的影响
作用
使汉初的社会迅速地恢复了元气
弊端
地方势力的发展,严重地威胁了西汉的中央集权
黄老之学地位的衰落
黄老之学由盛转衰,到汉武帝时被儒学所取代。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意思是,道总是无为的,但是遵循道来治理国家自然会成就了所有的事。
黄⽼之学黄⽼之学(拼⾳:huáng lǎo zhī xué;英语:Yellow Emperor and Master Lao, school黄⽼之学黄⽼学派。
“黄”指黄帝,“⽼”指⽼⼦。
该学派of),战国时期兴起的哲学政治思想流派。
⼜称黄⽼学派以道家创始⼈⽼⼦为宗师,⼜因攀援中国古代传说中的黄帝为远祖,故称黄⽼之学。
关于黄⽼之学形成的时代、代表⼈物和作品等,学术界意见不同。
⼀般认为,黄⽼之学发源于战国时期的齐、楚等地,盛⾏于西汉初期。
先秦并⽆“黄⽼”⼀词,黄⽼连⽤最早见于《史记》。
司马迁在《史记》中称申不害“学本于黄⽼⽽主刑名”,韩⾮“喜刑名法术之学,⽽其归本于黄⽼”,慎到、⽥骈、环渊、接⼦等⼈“皆学黄⽼道德之术”。
《史记·乐毅列传》记载的黄⽼学者有河上丈⼈、安期⽣、⽑翕公、乐瑕公、乐⾂公、盖公。
汉代的曹参、陈平、司马季主、窦太后、王⽣、黄⽣等也是黄⽼之学的信奉者。
黄⽼之学代表⼈物:⽼⼦(像)黄⽼之学的主要特点在于以道家思想为主,兼采诸⼦百家,尤其注重与法家、儒家思想的结合。
在哲学上,它继承和发展了⽼⼦的道论思想,认为“道”是天地万物的总规律,强调“道”的客观必然性,⼜指出社会⽣活中也有其客观规律性,“极⽽反,盛⽽衰,天地之道也,⼈之李(理)也”。
因此,必须以“虚⽆为本”,“因循为⽤”。
在政治上,黄⽼学派主张“贵清静⽽民⾃定”,“⽆为⽽治”,君主掌握政治要领即可,不要作过多的⼲涉,“省苛事,薄赋敛,⽏夺民时”;还主张以法治国,赏罚必信,循名责实。
黄⽼学派的著作⼤部分已亡佚,其思想散见于《管⼦》、《⽂⼦》、《吕⽒春秋》和《淮南⼦》等书中。
1973年12⽉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帛书《⽼⼦》⼄本卷前有《经法》、《⼗六经》、《称》、《道原》4篇古佚书,是黄⽼学派的重要著作。
黄⽼之学对中国古代政治有⼀定的影响。
每当⼤的政治动乱之后,统治阶级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往往采⽤黄⽼之学,与民休养⽣息。
黄老之学中国战国时期兴起的哲学政治思想流派。
黄指黄帝,老指老子。
黄老之学始于战国(约公元前5-3世纪)而盛行于西汉时期。
司马迁在《史记》里屡以黄老并称。
黄老学派的典籍为黄帝书。
黄老之学是除老庄学派之外道家的最大分支,学派思想尚阳重刚[1],该流派尊传说中的黄帝和老子为创始人。
从内容上看,黄老之术继承、发展了黄帝、老子关于「道」的思想,他们认为「道」是作为客观必然性而存在的,指出「虚同为一,恒一而止」、「人皆用之,莫见其形」。
在社会政治领域,黄老之术强调「道生法」。
认为君主应「无为而治」,「省苛事,薄赋敛,毋夺民时」,「公正无私」,「恭俭朴素」,「贵柔守雌」,通过「无为」而达到「有为」。
上述主张在汉朝初期曾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结果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文景之治」的盛世。
到东汉时,黄老之术与新产生的谶纬之说相结合,就逐渐演变为自然长生之道,对道教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道家最初是指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中的一家。
广义地来说,它是古代中国社会思想文化体系中以道为其核心观念,强调天道自然无为、人道顺应天道的一个流派。
历史上凡是崇尚老庄黄老之学说的人都可以称为道家。
一般说来,道家思想的核心是“道”,道家的“道”具有下列几方面的意义:(一)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
(二)道自然而无为。
(三)道无形而实存。
(四)道具有普遍性,无所不在,无时不在。
黄老之学的产生殷商文化是黄老道家的重要源头之一。
黄老之学发扬了老子的唯物主义。
虽然他们基本上站在道家的立场,却成为了道家的左翼。
稷下黄老之学一开始就受到齐国封建统治者的支持和利用,它在稷下学宫中居于主导地位。
同时又打着黄帝的旗号来建立霸业,甚至统一六国。
稷下道家学派继承了原始道家思想,提出齐万物以为道,顺乎自然,不顾于虑,不谋于智,于物无择,与之俱往,并把黄帝与老子相并称。
黄老的基本观点哲学主张与古代西方的原子论不同,古代中国流行的是元气论。
根据这种学说,万物都是由元气或者精气组成的,元气或者精气聚在一起,就是有形的东西;散开来就成为了无形的东西。
一.汉初黄老思想1.背景:秦朝的灭亡宣告法家学说的破产。
汉初的统治者批判专任法治的法家思想,而主张无为而治的黄老学说。
黄老之学产生于战国中期,发展于齐国,汉初统治者将其作为施政的指导思想,并推行于政治生活中。
早期的黄老思想具有明显的道法结合、以法为主的性质;而汉初的黄老之学不仅仅是先秦黄老学说的简单再版,而是儒道法三家相互渗透的产物。
2.内容:(1)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统治者要遵从人道和天道,轻徭薄赋和慎行(2)文武并用、德刑相济:靠武力可以夺取天下,但是不能以此保住天下;所谓文武并用,从法律上讲就是要德刑相济,主张德为先,刑为末(3)罚不患薄、约法省刑:专政任刑既不利于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不利于缓和阶级之间的矛盾;表现最突出的是汉文帝①废除“连坐”②废除“诽谤妖言”罪(使无罪者免遭杀戮;使皇帝能够听到真正的声音)③废除肉刑,以笞刑代替(4)奖励农耕、轻徭薄赋:促进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以农为本;一方面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保障国家财政收入,另一方面如果老百姓四处流散,统治者将不得民心3.作用:(1)为两汉法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奠定重要基础,法制建设在吸收秦律的基础上有了自己的指导思想(2)为由秦朝法家法律思想的统治转变为西汉中期以后儒家法律思想的统治发挥了过渡性的桥梁作用二.董仲舒1.简历:董仲舒是西汉中期儒家公羊学派的大师,今文学说的创始人;他生活在汉武帝时期,也就是西汉王朝的鼎盛时期,当时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中央集权得到巩固和加强,但汉初的社会矛盾依然存在,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开始尖锐和激化,汉初统治者所标榜的“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已经过时;董仲舒的思想体系恰恰适应了当时统治阶级的需求,为巩固封建统治提供了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它是先秦儒家思想在新时期的发展,但董仲舒所鼓吹的“儒术”与传统儒术已经有明显区别;吸收阴阳五行和黄老思想中适合君主集权的学说,建立新的儒家神学思想体系;以孔孟思想和荀子思想为主,吸收其他各家有利于封建统治的思想,建立新的儒家思想体系,其中包括法家的君主集体思想和重法思想以及阴阳家的“五德终始”说,把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神秘化和绝对化2.内容:(1)“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一统纪”、“明法度”(维护皇权的《春秋》汉统说):把孔子的大一统思想和法家的君主集权思想捏合在一起,力求加强君权,主张封建大一统必须“一统于天子”;君臣关系是“强干弱枝”、“大本小末”的关系;加强君主集权和维护封建大一统的关键在于统一思想,采取儒家仁义、礼治学说,用儒家思想统治其他各家的主张;只有禁绝异说,用儒家学说统一思想,才能统一制度、统一法令,使上下有所遵循;这种大一统思想对加强君主集权和巩固封建统治起了重要作用(2)君权神授、法自君出:(天人感应论)天是有意志的、至高无上的人格神,人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创造者和最高主宰,人的形体、构造和情感与天相同,天不仅是人的创造者,还时刻关注人的活动,人的活动同时也影响天的反应;天人感应论实际上是为君权神授提供理论基础,对天的神化最终是为了对地上的君主的神化,“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为也”,君主实际上是天在人世间的全权代表,“王者,承天意以从事”;加强君权的同时也要对君权有所限制,使君主不能偏离正道而胡作非为,强调君主受天的监督,“以人随君,以君随天,王道配天”,这里的“天”是封建统治秩序的代名词(3)三纲五常:以天人感应论论证封建伦理纲常的合理性和永恒性①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用阴阳五行说加以论证(“阴者,阳之助也”,阳,永远处于主导地位,阴,永远处于从属地位);三纲中最重要的是“君为臣纲”,是第一纲,后二个服从君权,三纲分别代表封建君权、族权和夫权,再加上神权,则代表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同时也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绳索;三纲是纲常名教的核心,也是封建立法与司法的指导原则②五常:仁、义、礼、智、信;是处理人际关系的永恒不变的准则;是调整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关系的基本准则③三纲是伦理,五常是个人的德行;三纲五常是董仲舒法律思想的核心,也是封建统治思想的核心,成为社会立法司法的根本原则(4)德主刑辅:基本精神是强调教化,主张以“仁义”代替严刑;犯罪的根源在于统治者的过度压榨,使得人民失去生路,因此,减少和防止犯罪要靠“德治”,即减轻租赋和加强教化,同时也重视刑罚的作用,总的说来,先德后刑;其中的重民思想是积极因素;道德教化和法律在不同的领域发挥着相同的作用,即“其事异域,其用一也”;董仲舒所提出的德教内容没有超出孔孟,目的在于削弱诸侯,加强中央①从阴阳五行论证德主刑辅说,“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给德主刑辅说披上一层神秘的宗教外衣,阳是恩德,阴是刑杀,天欲生不欲杀,尚德不尚刑②把阴阳五行和人性论捏合在一起论证德主刑辅说,即性三品说,天有阴阳二气,人有贪与仁两种品性,并且分别是阴和阳的体现;人的品质性分为三等,即圣人之性(天生的善性)、中人(民)之性、斗筲之性(天生的恶性),圣人之性和斗筲之性都是不可改变的,因而不是性,只有中人之性可称为性,而且绝大多数人属于中人,这种人的本性中有善有恶,可能接受教化而为善,也可能不接受教化而为恶,其关键在于教化,用德教扶植使其为善,以刑罚抑制使其不为恶,但以德教为主,为政必须“以教化为大务”③把德主刑辅说成是天的意志,以神权掩盖其封建伦理纲常和刑罚的阶级本质;德主刑辅说成为历代封建统治者统治人民的基本方法来源:考试大(5)《春秋》决狱和原心定罪①用《春秋》经义解释法律和指导司法实践,其原因在于a从内容上讲,《春秋》贯穿一个基本思想,即强调“亲亲”、“尊尊”的原则和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宗法等级制度b从文字上讲,《春秋》的文字简单而隐晦,便于随意引申附会;董仲舒是引儒家经义断案的第一人,他以《春秋》经义附会汉律,以儒家的法律观来指导法律的实践,把儒家经典中体现的封建伦理运用于审判中,比较集中地概括了两汉刑法观点,体现儒家的法律观②强调原心定罪,根据犯罪动机,即心理善恶来定罪,而把行为、后果等置于次要③“本其事,原其志”:所谓“本其事”就是本于《春秋》,实际上是没有固定的标准,一切以断案者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所谓“原其志”就是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为封建官吏(酷吏)的司法专横和任意出入人罪(罪刑擅断)开了方便之门,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封建统治者的繁法严刑,也曾起到了一定的缓解作用④体现西汉封建法制和法律思想的特点:将儒家经义置于法律之上并用来指导司法实践,这一方面说明随着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的独尊儒术,儒家的刑罚思想也取得了正统地位;另一方面表明当时的法律制度尚未成熟和完备,还没有把三纲五常所体现的封建宗法等级原则具体为法律规范,儒家经典尚未法典化,儒经与法典、礼与律处于分立状态,礼律结合尚需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最后,汉律内容庞杂,而儒家重教化、轻刑罚,包含有反对过度压榨和酷刑滥罚的因素,起了一定的限制繁苛的作用三.理学1.理学是一种学术思潮,在封建社会后期占据统治地位;起源于唐朝中后期韩愈(道统说)和李翱(性善情恶论);程浩、程颐是宋代理学的奠基人;朱熹继承二程的体系,是宋朝理学体系的最后完成者,集中宋代理学成就,吸收佛道思想,建立理学体系(儒家正统、官学)2.理是宇宙的最高主体和万物的本源(宇宙的本体和道德的本源),它在逻辑上先于、超越于物质之外,是产生万物的本源,是宇宙间的绝对真理;最高的理,即天理,表现为各种具体的理,各种具体的理又显示为各种具体事物都有自己的理,即“理一分殊”;理不仅适用于自然界,也适用于人类社会,这样,封建伦理道德和君臣、父子、等级差别就具有了普遍性、绝对性和永恒性,于是人们必须遵守、服从和执行三纲五常3.影响(1)在完善封建正统的同时,对封建正统法律思想进行总结和提高,完成了封建正统思想的哲理化,人兼有两种属性,一是源于天理的天命之性,即封建伦理道德观念,一是源于气禀(人的生理素质)的气质之性,即人的感情和物质欲望(并以此论证人类社会不平等之必然),理存在于气中,理是气的主宰和支配,气中有人欲(超出维持人的生命所必须的欲求和违反礼义规范的行为),而人欲有使人从恶的危险,圣人和君主没有人欲之私,故有统治的资格,君主是理在人间的代言人,违背君主就是违背天理;统治措施有德、礼、政、刑,根本目的是根除人欲、恢复天理,即“存天理,灭人欲”(这一口号的实质:使人们的言行处处合于封建纲常伦理道德,俯首贴耳地服从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反对离经叛道,经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以改变气质之性,完成人本性之归复;刑罚的作用有限,最终还是要靠教化(2)因为刑罚被说成是“存天理,灭人欲”的正义手段,统治者不再忌讳严刑;封建纲常伦理道德被披上理学理论的外衣后,增加了它的欺骗性和迷惑性,严重禁锢劳动人民的精神思想,压抑中国人民的权利观念,同时遏制商品经济的发展(3)“法者,天下之理”:将礼和法纳入理学体系,封建礼法是理在人间的体现,以哲学思辨愚弄百姓四.朱熹1.变法改革主张(1)原因:相信“道统说”,认为三代(夏商周)是最完美的时代,后来世道变坏,道永恒不变,但实行道的各种具体制度应因时而变,及时改革现实中的弊端;认为宋朝已陷入危机,必须改革(2)方法:以纲常名教为指导思想,以仁义为先;准确找出弊端所在,对症下药,根本方法是改变人心,首要的是改变君主的心术,保证其心的公正,限制君主独断专行(3)三个建议:加强宰相和谏官的职权;君主立法要和大臣商议,听取大臣意见;通过加强地方权力来制约君主权限。
什么是黄老之学,黄老学派的主要主张是什么?黄老学派是先秦道家的一个派别。
“黄”,指传说中的黄帝。
“老”,指道家学派的始祖老子。
尊黄帝、老子为学派的创始人,以他们的言论为学派的指导思想,故名黄老学派。
黄老学派形成于战国时期,最初流行于齐国稷下学宫,它既讲道德,又主刑名;既尚无为,又崇法治;既以为“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又强调“道生法”,要求统治者“虚静谨听,以法为符”,不受任何干扰,一切均以法律为准绳。
我们熟悉的一些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如申不害、慎到、韩非等大都“学本黄老”,由此可见,黄老学派带有明显的道、法结合的性质,而且更加倾向于先秦法家的主张。
从战国末期到西汉初期,黄老之学非常盛行。
帝王将相多崇尚黄老,如汉高祖、汉文帝、汉景帝,丞相萧何、曹参等,都务在简约,以“清静无为,与民休息”为宗旨。
汉高祖以马上得天下,曾对儒生十分不屑。
《史记》载,大臣陆贾时常在高祖面前称说《诗》、《书》,高祖怒道:“乃公居马上而得天下,哪里靠什么《诗》、《书》?”陆贾回应道:“在马上得天下,难道也能在马上治天下吗?”然后历数史上兴败存亡的教训,高祖很受触动,随后命陆贾写下《新语》。
《新语》的核心就是综合儒、道的黄老之学。
之后的汉文帝、汉景帝都以俭约节欲自持,十分开明。
汉文帝曾亲诣河上公学习《老子章句》,为政则与民休养,施行无为之治。
景帝的母亲窦氏对老子的学说十分推崇,一次,有儒生辕固诋毁《老子》道:“此不过是家人(僮隶之属)言罢了。
”窦太后知道了大怒,让辕固徒手去和野猪搏斗,幸亏景帝同情辕固,从旁相助,给了他一支匕首,他才幸免于难。
汉文帝、汉景帝在位时期,因充分总结了秦亡的教训,力推清静无为之治,因而百姓安居乐业,社会稳定,经济繁荣,迎来了空前的大治。
事实上,汉初的黄老学派和最初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先秦时期的黄老重点在法而不在道,不谈儒家的“礼治”或“德治”;而到了汉初,黄老之学则既强调无为的道,力求“道胜”而“反于无为”,又在重视法的作用的同时,反复强调礼或德的功用,可谓经过了很大的改造。
新语——新世纪万有文库·传统文化书系书评2010级历史与社会学院(博物馆学)孔楠20100510242黄老思想形成于战国中期,汉初作为国家的政治思想主体应用于政治舞台。
汉初吸取秦末农民战争的教训,采取在黄老思想指导下的“无为而治”的统治政策。
所谓“黄老学说”,实际上是道家学说中的两派。
“黄”指“黄帝之学”,“老”指老子的学说。
黄帝之学是在战国时期形成的一个学派,是道家中的一派。
它与老子学说的根本区别是:黄帝之学不仅讲道,而且讲法。
汉初把黄老糅合在一起,成为当时统治阶级的政治指导思想。
汉初以黄老思想为指导,对经济政策进行改革,对于恢复和发展封建经济起了积极和重要的作用。
对恢复、发展汉初经济和巩固汉王朝的统治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传统至今,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西汉初期的“黄老之治”,就是“无为而治”。
如方尔加先生在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节目上,将“汉代国策”时,开场就说:“今天我给大家讲汉代初期的无为而治。
这种无为而治实际上是用的历史上的一种哲学思想,也就是所谓的黄老道家。
”这种说法却是值得商榷。
不能用“无为而治”取代“黄老之治”。
黄老学说的特点是:在政治上肯定新的封建一统王朝的统治秩序,承认君臣关系不可改变的前提下,极力主张“无为而治”,认为统治者用少所作为的办法,就能缓和社会矛盾,稳定统治秩序。
相反,统治阶级愈“有为”,民就愈“难治”;统治者的法令太多,反而使“盗贼多有”。
这和原来老子主张的小国寡民的政治思想不同,它是一种维护统一的封建制度的政治思想。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汉初统治者采取“顺民之情与之休息”的政策,以适应恢复生产,稳定封建秩序的需要。
汉初的几任丞相,大都“治黄老之术”,实行“无为而治”。
如萧何死后,曹参为相,举事皆循旧例,无所变更。
对于“言文刻深,欲务声名”的人,斥而不用;对于“谨厚长着”,给于提拔,以保持政治上的稳定。
所以当时老百姓歌颂道:“萧何为法,讲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
——摘自安庆教研网黄老思想与汉初黄老政治岳西县职教中心王燕舞前言:西汉是在农民大起义推翻了暴秦统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推毁旧世界的同时,人们向往一个安定和谐的新世界。
为稳固封建统治恢复封建经济,汉初的统治政策发生了变化,实行黄老政治。
这是当时的思想家、政治家们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找到的通向盛世的途径,并以此回应农民大起义。
黄老无为政治应运而生,指导着汉初的统治,由思想上升为政治理论,具体为方针政策,通过国家力量来恢复加强经济。
一、黄老思想的渊流黄老思想中的:黄,指黄帝,老,指老子。
稷下之学中把这种以道法为主,兼收各家之学称为“黄老之学”。
而司马迁将老子、庄子、韩非等合为列传,因为从他们的思想渊源看,“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本归于黄老”。
老子与当时兵家、法家也密切相关,可见所谓黄老之术是假托黄帝而以老子学派为主体的一个学派,它借黄帝之名,引老子之学,兼收百家,辅以时代物证,产生于战国,形成于汉初。
老子尚清静、虚无,做事要顺其自然,一切顺应万物;尚“无为”,认为“无为”方可“无不为”。
历来都认为《老子》是道家的经典著作,魏晋以前,就认为《老子》是治道之人作,教人南面之术,即帝王之术,是一个十分讲究权势与策略的著作,可见道家一开始也是一个十分关心政治的学派,黄老学派虽是诸家思想融为一体的,但其思想的本质,即“无为而无不为”仍是黄老之学主干。
春秋时期的“无为而治”的一般含义正如孔子所说:“无为而治者舜也与!无何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1。
但当时的现实情况仍使孔子主张用礼来仁义治国。
老子从“道”的学说出发,对“无为而治”阐发了系统主张。
作为一种政治思想,老子讲“无为”是针对“有为”的。
他说:“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法令滋彰,盗贼多有”2。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3”。
“无为”主要指的是消除独断的意志和专断的行为,含有不亡为的意思,并不是什么事都不做,顺手“自然”便没有办不成功的,那“无为而无不为”。
一、汉初黄老思想的大背景秦二世而亡,汉初高祖刘邦斩白蛇起义于公元前202年建立了西汉王朝,西汉建国伊始,经济凋敝,百业殆兴。
西汉面临内忧外患的局面。
〈〈汉书.食货志〉〉说:“汉兴,接秦之弊,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识,死者过半”。
又据〈〈史记.平准书〉〉说:“自天子不能具钩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
这场社会大混战破坏了秦朝原有的经济关系,许多贫民刑徒奴婢被解放出来,开始了新的生活出路。
汉处率逃亡者人口将近有一半,导致许多良田无人耕种。
这种局面不利于国家财政收入和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秦汉动乱之际,许多豪民乘机囤积粮食,抢占土地。
有的豪民利用当地资源,逐渔盐铁之利。
于是如何调整生产关系,恢复经济稳定统治成为摆在汉初统治者面前的必须着手的难题。
外患是北面匈奴人的侵扰“白登山之围”更是让统治者见识到北面的危协。
此时最需要的是休养生息,道家的“无为而治”自由放任的政策,正适合当时的需要。
刘邦及跟随他的萧何曹参周勃陈平樊狯等,由社会下趁进入最高统治阶参,出现了汉初布衣将相的局面,他们深知百姓的饥苦,因此统治者懂得爱惜民力,实行了种种的惠民政策。
西汉初年的无为而治,是以黄老之学为理论。
黄者,黄帝;老者,老子也。
所谓黄老之术,就是黄帝老子的学说。
黄帝之术,史书并无专书可考。
最早提倡道家政策的是曹参司马迁称黄老之术为学者共术,则变相的说明了黄老之术为华夏文化的源头。
“无为”并不是“无所为”,是一种从“无为”到“有为”的循序渐进的过程。
主要表现在以民为本,清净守法,轻徭薄赋,与民休养生息的治国策略,但体现到律法和政策上就是依法治国,皇权与相权的分开,财赋政策灵活自由,税赋低,官府干预少,士农工商自由放任。
汉高祖吸取秦亡教训,废除了秦的苛政,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颁布诏书通过重农政策。
重农抑商是自商鞅以来封建政权长期推行的政策。
第一,军队复员归农。
对跟随他入关的关东军愿意留在关中的,可以废除12年的徭役。
黄老之学中国战国时的哲学、政治思想流派。
尊传说中的黄帝和老子为创始人,故名。
黄老之学始于战国盛于西汉,假托黄帝和老子的思想,实为道家和法家思想结合,并兼采阴阳、儒、墨等诸家观点而成。
《史记·乐毅列传赞》称其代表人物有河上丈人、安期生等。
概述黄老之学继承、改造了老子“道”的思想,认为“道”作为客观必然性,“虚同为一,恒一而止”,“人皆用之,莫见其形”。
在社会政治领域,黄老之学强调“道生法”,主张“是非有分,以法断之,虚静谨听,以法为符”。
认为君主应“无为而治”,“省苛事,薄赋敛,毋夺民时”。
上述主张在汉初产生了一定影响,出现了“文景之治”。
东汉时黄老之学与谶纬迷信相结合,演变为自然长生之道,对原始道教的形成产生了一定影响。
究竟什么是“黄老之学”?它到底又体现了一种怎样的思想概貌?学术界目前或以新道家名之,或以道家统而称之。
但对于这个所谓的“黄老学派”有着怎样的一种思想内涵,尽茫茫然。
笔者因此而斗胆怀疑起这个学派的是否存在。
我认为,这是中国思想史上必须搞清楚的一个问题,而只有搞清楚这个问题,才有可能正确认识战国秦汉以来的思想融合,也才有可能正确评价道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为此,笔者不揣浅陋,试图在此问题上,谈谈自己的几点不成熟的看法。
当否,尚祈方家指正。
黄老之学的产生历史的根据关于黄老之学的形成和发展的问题,学术界还有争论。
我们认为黄老之学形成于齐国的稷下学宫,时间在战国中期。
黄老之学主要是由稷下先生们从老子学说进一步发展而来的。
他们把老子学说从消极导向积极,把老子的唯心主义改造为唯物主义。
虽然他们基本上站在道家的立场,但是又倾向法治,成为了道家的左翼。
稷下黄老之学一开始就受到齐国封建统治者的支持和利用,它在稷下学宫中居于主导地位。
这是因为齐国的田氏政权是取代姜氏而成立的新政权,它需要对其合理性进行辩护,以巩固统治地位。
那么,这种学说是怎样建立的呢?因为老子是陈国人,而田氏的祖先公子完正是在春秋中期齐桓公时由陈国避乱逃到齐国的。
论黄老思想与汉初政治格局1. 引言1.1 黄老思想的兴起黄老思想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的重要流派,主要由黄帝和老子两位先哲所创立。
黄老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逐渐兴起,并逐渐影响了整个汉代政治格局。
黄老思想强调了道德伦理与政治治理的关系,提倡以仁爱和仁政为中心,主张尊重自然规律,追求至善至美的境界。
黄帝倡导了“仁政”思想,强调君主应该以仁爱之心治国,尊重民众,以德行来感化人心,以仁爱来统治天下。
而老子则强调“无为而治”的思想,主张君主应该以谦逊的态度处事,让政府自然而然地运行,不要刻意干涉。
黄老思想的兴起,为汉初政治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黄老思想的道德伦理观念深度影响了当时的王朝统治者和政治精英,成为他们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资源。
在汉初政治格局中,黄老思想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形成和演进具有深远的影响,为中国政治制度、社会伦理和文化观念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1.2 汉初政治格局的形成汉初政治格局的形成是在汉朝建立初期逐渐确立起来的。
汉初政治格局形成的背景主要是由于刘邦推行的皇权集团对政治的持续影响以及刘邦后裔之间的权力斗争。
汉初政治格局的形成还受到了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的制约,农业经济的落后、阶级矛盾加剧等因素,使得政治格局更加复杂。
汉初政治格局的形成还受到来自外部的挑战和内部的威胁,例如匈奴、南越等民族的不断威胁以及刘邦后裔之间的争夺权力的斗争,使得汉初政治格局的形成更加困难。
在这种背景下,汉初政治格局逐渐确立,政治局势逐渐稳定,但依然存在各种潜在的危机和隐患。
总的来说,汉初政治格局的形成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汉初政治格局的确立离不开皇权集团的持续影响、刘邦后裔之间的权力争夺和外部内部的威胁等因素的影响。
这一时期的政治格局为后来汉朝政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对后来的王朝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正文2.1 黄老思想的主要内容黄老思想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黄帝思想和老子思想两部分。
黄帝思想主要包括对天地自然的尊崇和崇尚道德修养的观念。
汉初社会与黄老思想西汉初年黄老思想盛行,其中“虚静”、”无为”、“主时变”等观念顺应时代发展,适应当时社会环境的需要。
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黄帝四经》的出土,丰富了黄老思想,反映出道家思想的变化与发展。
通过《黄帝四经》,能够进一步认识司马迁《史记》中的黄老思想,探寻汉初社会状况与黄老思想之间的密切联系。
标签:黄老思想;《黄帝四经》;司马迁;西汉初年司马迁著《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后人对于先秦以及汉初历史的看法,很大程度上受到司马迁的影响。
在司马迁的笔下,构筑了一个庞大复杂的历史系统,其中很多方面都涉及汉初社会状况与黄老思想。
一、司马迁笔下的黄老之学司马迁是现如今学界所知黄老之学的主要源头传播者之一。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著书二篇,号曰〈申子〉”1、“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1。
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不仅有关于老子、庄子的生平及思想的介绍,而且将主刑名之学的申子、法家代表人物韩非与他们并为一传,特别提到这两位的思想“本于黄老”,说明当时名家、法家的思想与道家黄老思想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史记》中关于黄老之学流传情况的记载较少,一直保持着一种神秘之感。
在《史记》中出现有“黄帝、老子之言”、“黄老之言”、“黄老之术”的说法,有时黄老并用,有时黄帝、老子分开提及,而在此之前,由于史料记载的缺乏,现存的先秦典籍中黄老连用的现象极少存在。
黄老之学的说法,很有可能是司马迁对于当时道家思想发展阶段的一个总结之称。
司马迁对于汉初学术环境的了解,主要受其父司马谈的影响。
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介绍了当时六家主要思想流派的状况,并提出诸家的根本目的都在于“治”,虽然理论有所不同,根本目的都是为了解决社会现实问题。
从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中,可以看出他对诸家有褒有贬,其中富含深意:“阴阳之术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矣。
黄老思想名词解释黄老(Huanglao)指的是一种伟大的哲学思想,现存于我国古代的某种哲学方法论,它又叫“黄老学派”或“黄老哲学”,大约约于西周或西晋的时候出现,主张“以尊道崇天”,反对传统的儒家思想,价值观以“君臣日尊”、“天地大道”为指导,强调“自然、调和”。
黄老思想在古代中国的思想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并影响了现代哲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发展。
一、“道”一词的解释黄老思想的基本观点是“以尊道崇天”,其中的“道”一词被解释为“宇宙之间的普遍规律”。
在黄老思想中,“道”被描述为“指导一切”、“支配修辞”、“整体性”和“普遍性”。
它被视为一种天然的力量,它可以左右宇宙,但却不能改变它;道是不可见的,却一直在存在,它是宇宙间统一的和谐之道,也是一切生机的源泉。
二、“君臣日尊”的概念在黄老思想中,提出了“君臣日尊”的概念,这是一种宗法关系的思想,主张君主要具有绝对的政治权力,而臣民则要尊重君主,并遵守君主的规定。
君主为领导者,国家所有事物都应该遵从君主,从而找到宇宙大道,从而达到自然调和的境界。
三、“天地大道”的信念黄老思想也强调“天地大道”的信念,这是一种宇宙的大致规律。
它的基本思想是,宇宙是一个开放系统,它包含了无限的可能性,一切都是由一个大宇宙的普遍规律来控制的。
只有依靠这一大道的普遍规律,才能实现这个宇宙的和谐,而这种和谐也是实现宇宙发展的根本。
四、“自然、调和”的境界黄老思想认为,宇宙之道是一种自然力量,它是宇宙统一的,调和的力量,人类应该遵从它,以达到无纠纷,让宇宙自然发展的目的,从而达到自然调和的境界。
黄老思想提出了“天地大道”,以宇宙之道为基础,形成了自然调和的思想。
最后,黄老思想在中国古代的思想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的影响深远,它的思想在今天仍然是有益的,可以帮助人们认识世界,实现和谐,追求自然发展。
虽然黄老思想的部分思想今天已经不太可行了,但其主张的大道的追求,依然是有意义的,在某种程度上,它是古代社会的行为准则,也可以为现代裁决提供参考。
黄老思想黄帝和老子的思想,黄老之学:中国战国时的哲学、政治思想流派。
尊传说中的黄帝和老子为创始人,故名。
黄老之学始于战国盛于西汉,假托黄帝和老子的思想,实为道家和法家思想结合,并兼采阴阳、儒、墨等诸家观点而成。
《史记·乐毅列传赞》称其代表人物有河上丈人、安期生等。
黄老之学继承、改造了老子“道”的思想,认为“道”作为客观必然性,“虚同为一,恒一而止”,“人皆用之,莫见其形”。
在社会政治领域,黄老之学强调“道生法”,主张“是非有分,以法断之,虚静谨听,以法为符”。
认为君主应“无为而治”,“省苛事,薄赋敛,毋夺民时”。
上述主张在汉初产生了一定影响,出现了“文景之治”。
东汉时黄老之学与谶纬迷信相结合,演变为自然长生之道,对原始道教的形成产生了一定影响。
一、反思与转型社会的前进犹如一列惯性巨大、人们难以完全控御的列车,在它到达终点之前决不肯减速缓行,而一旦发现到达终点之后再去减速,巨大的惯性已然把列车拖出理想的目标很远很远。
汉初的政治家有一句名言:攻守之术不同。
短短数语,包含了用鲜血和生命付出的深重代价。
秦王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古代社会转型的完成,伴随着社会转型期而出现的政治思潮多元化也将划上句号。
但是,当时的多数思想家和政治家似乎并未意识到这一点,对“思想自由”意犹未尽,仍然运用着原来的思维模式,议论政治,品评人物。
在思想与权力的交锋中,思想显得那样脆弱,一场规模不大的焚书坑儒,自由的思想就成了专横权力的刀下之鬼。
思想的一统是迫切的政治任务,但用什么样的思想去“统”,人们的认识却不相同。
秦代的政治家们不假思索地延用了过去的经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从逻辑上说,强权政治似乎能使自己的国家得以维持和久存,然而事实上却恰恰相反。
作为中国中古社会开创者的秦朝仅仅存在了16年就亡家亡国,成了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的王朝之一。
历史和现实提出了一个令人困惑却又无法回避的难题:秦国以排山捣海、摧枯拉朽之势平灭了不可一世的山东六国,为什么统一之后“二世而亡”?痛定思痛,人们渐渐悟出了答案。
早在汉高祖刘邦驰骋疆场的时候,秦王朝的遗臣陆贾就向刘邦称道儒家的《诗》、《尚书》。
刘邦对儒家的一套不以为然,斥道:老子骑马用刀枪打天下,哪里用得着什么《诗》、《尚书》!在他的话语中仍然带有当年法家学说的余音:山东六国讲礼义结果愈战愈弱,秦行法术愈战愈强。
陆贾的回答却使人耳目一新:骑马可以打天下,但骑马能治天下吗?自古以来,攻守之术不同。
假如秦统一中国后改弦更张,行仁义道德之术,秦王朝会灭亡吗?还有你刘邦的天下吗?显然,刘邦与陆贾有着不同的心理背景和心理感受:刘邦得意于建汉业之功,陆贾痛思于秦亡之后。
陆贾已经比刘邦先行了一步。
然而,从本质上说政治思路是政治问题,而不是思想问题;是政治选择思想,而不是思想选择政治。
经秦末战乱之后,整个社会一片疮痍,民无盖藏,人无作业,天下苦秦。
当时人民亟需休养生息,恢复生产。
早在刘邦入关的时候就“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
”(《史记·高祖本纪》)我们今日虽不知秦法是如何的苛暴,但从“悉除去秦法”可知,刘邦这一做法顺应了民心,开黄老政治操作之先河。
黄老政治的正式出笼是在曹参为相的时候。
汉初曹参任齐国相,他延请长老儒生问以治国之道,诸儒以百数,言人人殊,曹参不知所从。
无奈之下,他听说胶西有一位盖公治黄老之术,于是重金礼聘。
盖公的策略很简单:政治贵清静而民自定。
曹参照计施行,相齐九年,齐王国大治。
萧何死后,曹参继为汉相,他将在齐国的治术推广到汉家天下,大获成功。
当时的人们赞颂道:“萧何为法,斠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静,民以宁一。
”(《史记·曹相国世家》)黄老政治的思想基础是黄老思想,而黄老思想兴起于战国晚期。
在诸子百家的争鸣当中,法家是当时政治思想的主流,各家各派莫不受其影响。
在这种背景之下,道家当中分化出一派,其思想宗旨以道家思想为主干,吸收了法家思想,同时还吸收了其他各派的思想,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流派①。
黄老思想兴起于齐国,并逐渐形成了一定的师承关系。
《史记·乐毅列传》记太史公曰:“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
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
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
”黄老学说直接来源于河上丈人,而河上丈人和安期生是战国晚期著名的隐士,是道家隐士一类的人物。
就其本来面目说,道家思想消极避世,而法家思想不仅入世而且激进,二者水火不能相容。
道家中的一派在涉入政治的过程中,逐渐吸收了其他学派的某些思想,黄老思想渐次形成。
同样,儒家和法家为了解决本体论问题,则不断地吸收道家的自然哲学,而不取其无为之术。
因而,就政治大思路而言,是道家和儒家向法家靠拢,黄老思想是道家向法家靠拢,是道、法两家思想合流的产物②。
从力学的原理看,两个完全相反的力相互作用,会彼此削弱,造成一种新的平衡。
黄老思想正是这样。
从黄老政治的实际情况看,它是对秦王朝极端暴力政治路线的纠正,黄老之术本身是较为温和的法家路线。
因此,黄老政治反映在政治操作中是有为,是法家路线,而决不是消极无为③。
黄老政治思想是法家政治思想与道家政治思想之间相互融合造成的新的思想平衡,是由秦王朝的法家路线向西汉中期以后儒家政治思想路线的过渡。
然而,法家学说也好,黄老学说也好,都不能很好地解决思想上的一统问题。
因为事实已经证明,法家胜任于攻取,却不堪于文治。
黄老学说同样如此。
汉景帝时发生的一场政争颇具典型意义。
一日,朝廷上又发生了舌战。
黄老学者黄生断言:商汤王和周武王不是受命之君,他们用武力夺得天下是谋逆不道。
治齐《诗》的儒者辕固生立即予以驳斥:不对,夏桀与商纣暴虐无道,人心叛离,商汤周武诛桀纣乃众心所归,商周之兴是民意的抉择!黄生反唇相讥:冠虽弊,一定要戴在头上;鞋虽新,却要踩在脚下,这叫上下有别!桀纣虽失道然不失为君;汤武虽圣贤却不变为臣。
臣诛君,犹鞋加于头,这如何能行!儒者辕固生被逼无路,道出了潜台词:照你黄生所说,高祖诛暴秦建汉朝即天子位,岂不成了乱臣贼子了吗?言辩至此,不容再论,景帝急忙阻断,方算罢了。
如果再辩下去,黄生也照样可质问:妄言革命,乱臣贼子假冒天命人心,这汉家天下又如何能够长治久安?这表明,他们还没有从革命和改朝换代的思路中摆脱出来,认识的转向还需要时间。
在黄老政治和黄老学说的环境下,儒家学说逐渐成长起来。
前面我们曾经提到,当刘邦还在鏖战疆场的时候,儒者陆贾就向他提出了文治的主张。
刘邦似乎觉得陆贾所说不无道理,于是让陆贾总结历史经验,“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
于是陆贾作书十二篇献上,高祖称善,号其书曰《新语》。
陆贾认为,政治的对象是人,对人的治理离不开仁义道德,能实行仁义道德的人是圣人,历史上的尧、舜、禹就是这样的圣人。
“尧以仁义为巢……故高而益安,动而益固。
”因而他们“德配天地,光被四表,功垂于无穷”(《新语·辅政》)。
相反,“秦以刑罚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以赵高、李斯为权,故有倾仆跌伤之祸”。
“秦始皇帝设为车裂之诛以敛奸邪,筑长城于戎境以备胡越,征大吞小威震天下,将帅横行以服外国。
蒙恬讨乱于外,李斯治法于内。
事愈烦天下愈乱,法愈滋而奸愈炽,兵马益设而敌人愈多。
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新语·无为》)。
陆贾认为,政治固然离不开法律,但法律并非万能,它只能成为道德政教的辅助手段。
陆贾宣扬“王道”,这“王道”就是“有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道,长幼之序”(《新语·道基》)。
作为汉代儒家思想的先导,陆贾还宣扬天人感应。
他声称“恶政生【于】恶气,恶气生【于】灾异。
蝮虫之类,随气而生;虹蜺之属,因政而见。
治道失于下,则天文度于上;恶政流于民,则虫灾生于地”(《新语·明诫》)。
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在于他们“因天变而正其失,理其端而正其本”(《新语·思务》)。
在这里,我们已然可以看到此后董仲舒学说的影子。
继陆贾之后的是贾谊。
在著名的《过秦论》中,贾谊进一步总结了秦亡的教训。
他对秦王朝的历史作了深刻的反省,指出秦统一中国是一个历史转折点,统一前政治的首要任务是“攻”,而统一后的首要任务是“守”。
战国时代各国纷争,奋力相搏,强者生存,弱者败亡。
而统一之后,人们渴望安定,需要休养生息。
秦一味地采取法家的激进路线,不懂得“攻守之势异也”,难免迅速败亡。
他说:“鄙谚曰:…前事之不忘,后之师也。
‟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
”这是在为汉王朝的统治出谋划策。
贾谊又对文帝时的黄老政治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他指出,随着西汉政治的稳定和发展,新的问题也随之出现。
诸侯坐大,土地兼并,等级不严。
在这种形势下,人们却侈谈什么“无为”,坐视社会陷入新的危机之中。
他大声疾呼:“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偷安者也。
方今之势,何以异此!”(《新书·数宁》)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先见之明。
有鉴于此,贾谊提出了一系列正名号、严等级、尊天子、行仁义的政治措施。
经过西汉前期七十多年的休养生息和经济建设,国家的经济实力得到恢复并空前强大起来。
政治上,在平定了吴楚七国的动乱后,诸侯王的力量进一步削弱,封建国家得以巩固。
然而在思想上,当时却是“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汉书·董仲舒传》),这势必影响政治的长治久安。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年少志高的汉武帝刘彻向“贤良文学”之士发布了“策问”。
汉武帝问道:传说中的五帝三王时期,天下太平,百姓康乐。
然而圣王殁后,大道衰微,世道绝落。
五百年来,虽有无数志士仁人欲法先王之道,救世于危乱之中,然终不能得。
这社会到底还有无出路,如何是好?万端感慨,化作如下疑问:“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其号,未烛厥理。
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
何修何饬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汉书·董仲舒传》)问题重重,但汉武帝并不让儒生们就事论事,而是要找出一个根本性的答案,而且要言简意赅,即所谓“大道之要,至论之极”。
在元光五年(前130)的策问中,这重重疑虑简作五问:“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禹汤水旱,厥咎何由?”“仁义礼智四者之宜,当安设施?”“属统垂业,物鬼变化,天命之符,废兴何如?”(《汉书·公孙弘传》)至此,汉武帝策问的主题已经昭然于世:国家政治是由什么主宰的?这个最高的主宰与政治的盛衰是什么关系?这是命题策问,对应答的要求很明确:要论证这个最高意志的存在,而决不是否定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