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黄老无为的社会思想

论黄老思想与汉初政治格局
黄老思想是中国政治思想与哲学史上的重要思想，它源于中国古代“道家” 思想，
兴起于春秋战国时期，为汉代哲学的主要流派之一，对当时的政治格局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汉初政治格局中，尚书、左、右、中三府九卿、郎中、县官等紧密组成的官僚系统，构成了汉代的削藩、中央集权的基本政治框架。

同时，汉初秉承着儒学的传统，推崇仁爱、忠孝、礼节等思想，追求“和谐”的国家理想。

而黄老思想则推崇无为而治，强调小国寡民的自主发展和人民幸福。

它提倡隐逸、养生，认为政治的干涉只会带来混乱和动荡，倡导养成慈爱、仁慈、自由的个性，以自然法
则为准则，建立起以个人为核心的世界观。

然而，黄老思想与汉初政治格局之间的差异，使得黄老思想的实践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政治权力的集中化使得黄老思想中强调的小国寡民自主发展被限制，政治上的干涉也使得
个人自由、隐逸等思想被边缘化。

然而，黄老思想对汉初思想和政治影响却是不容低估的。

它对儒家和道家哲学思想进
行了结合，创造出新的拓展性思想，强调政治伦理、人与自然的和谐。

同时，黄老思想提
出的自由、隐逸思想为政治伦理注入了新的思考，虽然实际上并未得到实践。

综上所述，黄老思想与汉初政治格局之间有很大的差异，黄老思想对当时的政治权力
及官僚主义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然而，它也是当时中国哲学思想的重要力量之一，对中国
古代文化的影响深远，在当前的社会中仍有着重要的价值。

论黄老思想与汉初政治格局在汉初政治格局中，黄老思想起到了深远的影响。

黄老思想是古代中国哲学思想中的一种流派，主要代表人物为黄帝、老子以及庄子。

黄老思想的核心理念是“无为而治”和“天人合一”，这对于汉初政治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黄老思想中的“无为而治”为汉初政治格局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基础。

黄老思想主张，天地之道无为而治，通过无为而治可以达到社会秩序的平衡。

这种思想引导了汉初政治上的一系列政策。

汉初政权秉持着“享国之乐，务存天人之道”的思想，鼓励官员以无为而治的态度来处理政务。

这与秦朝集权独裁的统治方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使政治格局向着温和、稳定、开放的方向发展。

黄老思想中的“天人合一”观念在汉初政治格局中得到了实践和发展。

黄老思想认为，人应当遵循自然的法则，追求与天地自然的和谐。

这种理念在汉初政权的选人用人上得到了应用。

刘邦在建立汉朝政权后，注重人才选拔，不计较出身，重视德才兼备，追求与天地自然的和谐。

他下令选拔人才时说：“以吏为法，以贤为官。

守法者多，而今欲使不肆厥官。

”这种选任政策为汉初政治带来了一种宽容、包容的氛围，促进了社会的和谐稳定。

黄老思想中的“道”和“理”观念对政治起到了重要的指引作用。

黄老思想认为，宇宙万物皆由道和理构成，人应当以道和理为准则来行事。

这种思想影响了汉初政治体制的建立。

汉初政权倡导“以法为准，以道为辅”的治理思想，旨在建立起以法律和道德为基础的政治秩序。

汉初法家思想主张以法律为准则来治理国家，而黄老思想的“道”和“理”观念则为法律的制定和执行提供了根本的指导。

黄老思想在汉初政治格局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无为而治的思想为政治上的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天人合一的观念为选人用人和社会和谐提供了指导，道和理的观念为法律治国和政治秩序的建立与发展提供了思想支持。

黄老思想与汉初政治格局的相互作用，推动了政治上的变革和社会的稳定。

黄老之术简介中国战国时的哲学、政治思想流派。

尊传说中的黄帝和老子为创始人，故名。

黄老之术始于战国盛于西汉，假托黄帝和老子的思想，实为道家和法家思想结合，并兼采阴阳、儒、墨等诸家观点而成。

在社会政治领域，黄老之术强调“道生法”，主张“是非有，以法断之，虚静谨听，以法为符”。

认为君主应“无为而治”，“省苛事，薄赋敛，毋夺民时”“公正无私”，“恭俭朴素”，“贵柔守雌”，通过“无为”而达到“有为”。

上述主张在汉初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由是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盛世。

东汉时，黄老之术与谶纬之说相结合，演变为自然长生之道，对道教的形成产生了不少的影响。

黄老之术与汉初社会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

在相继消灭了专制集权的秦王朝和企图返回到战国诸侯并立时代的项羽势力之后，究竟采取何种思想进行统治以稳妥地解决一系列现实问题，就成为摆在刘邦及其统治集团面前的重大问题。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秦王朝推行法家路线，大搞严刑酷法，推行思想专制，最终导致二世而亡。

从亡秦的废墟中冲杀出来的刘邦集团对这一深刻教训有着切身的感受，这就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按照法家的政治思想来治国理政。

而刘邦集团大多来自社会下层，“方其鼓刀屠狗卖缯之时，岂自知附骥之尾，垂名汉廷，德留子孙哉”（《史记·樊郦滕灌列传》），因而对儒家治国的高深理论也不可能产生浓厚的兴趣。

刘邦本人尽管没有完全排斥儒学，但儒生的信而好古、脱离现实、高自标置也令其厌恶。

这时，惟有主张清静无为、以柔制刚、以静制动、以退为进、以守为攻、刑德相辅的黄老之术比较切合刘邦集团的需要，能够为汉初统治者提供最合理、最有效的统治手段和制定政策的理论依据。

黄老之术最初是作为战国诸子中的一个学派而存在的。

到了汉初，由于它切合汉初政治的需要而被统治者当作治国理政之术加以鼓吹和推行。

历史使刘邦成为运用黄老之术以治国的第一人。

据史载，刘邦入关之初，即宣布约法省禁，“悉除去秦法”（《史记·高祖本纪》）。

论黄老思想与汉初政治格局黄老思想是中国先秦时期的一种主张“至大无外”的思想，认为宇宙是由道所构成的，人与天地万物都是道的体现，因而主张“无为而治”。

汉初政治格局则是指汉朝初期的政治形势和发展趋势，包括：儒家思想的主导、法家学说的影响、诸侯削弱与中央集权等方面。

黄老思想在汉初政治格局中有着重要的影响。

首先，黄老思想主张“无为而治”，对于统治者来说，就是不要过多干预民间事务，保持政府的简洁和清静。

这一思想与汉初时期法家思想倡导的重法治重刑罚相反，因而被一些汉初的统治者所借用。

例如，汉武帝在公元前140年前后，下诏追求“黄老之道”，将毒瘤法撤销而用“罢官流放”等简单的刑罚来惩罚官员。

这种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官员行政能力，缓和了社会矛盾，推动了汉初政治制度的发展。

然而，在中国政治文化传承中，黄老思想的影响不大，相对于儒家思想和法家学说影响来说，黄老思想的影响是局部的、短暂的，也限于汉初政治发展的某些方面。

其次，黄老思想注重“天人合一”的思想，这与汉初时期各种流派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

例如，儒家思想主张的“仁义礼智信”和“司天监历”、“占卜相命”等追求天命、天道的思想也与黄老思想有相似之处。

在政治层面上，黄老思想主张天下大同、民众平等，与儒家思想和汉初时期实行的“中庸之道”、“以孝治国”、“养民以德，安民以忠”等有相似之处。

这些思想共同推动了汉朝初期的政治制度向依法治国、明君治国的方向迈进。

第三，黄老思想的“无为而治”主张与汉初时期的“匡时济世”、“除暴安良”等实际操作相结合，构建了汉前期的政治模式。

具体来说，汉初时期的几位皇帝（高祖、文帝、武帝）在推行黄老思想的同时，通过限制家族势力、集中兵权、免除繁琐的农作税、开拓农田等方式，加强了中央政府的凝聚力、稳定性和发展能力。

这对于中国社会的长期稳定和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总之，黄老思想在汉初政治格局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对中国政治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也有一定的贡献。

汉初黄老无为思想材料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

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

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

”——[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九十七《郦生陆贾列传》【解读】何谓“黄老”？即流行于战国、汉初的道家黄老学派。

其中黄是传说中的黄帝，老是老子，因同尊为道家的创始人，故称。

与批判儒家道德仁义说为特征，追求“小国寡民”的社会理想和“逍遥”“齐物”的人生境界的老庄道家不同，黄老道家思想有选择地吸收了法、儒、阴阳诸家的一些思想元素，主张“无为而治”、恩威并施的政治思想，意在调和政治上的无为之道和建构政治秩序之间的紧张。

作为活跃于战国末年的一支思想流派，之所以受到汉初统治者的青睐，成为汉初的统治意识形态，是由于它符合了自秦末汉初以来长期战乱、经济凋敝、上下渴望安定的社会欲求。

材料告诉我们，出身布衣的刘邦，因崛起于乱世，对暴力法则在乱世中的作用深信不疑，对书生们奉为圭臬的《诗经》《尚书》等学问非常蔑视。

但经陆贾诘问，刘邦警醒到虽然可以凭借军事力量取得天下，却不能凭借单纯的武力治理天下、巩固自己的统治。

这就为西汉初期实施“无为而治”的政策提供了思想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汉初黄老学派并不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继承战国末年的格局，各家各派的思想也都处于相互吸收影响的融合状况，材料中的陆贾就是这样，一方面像儒家一样时时称说《诗经》《尚书》、道仁义，另一方面又遵从黄老的学说，主张无为而治。

黄老学说的全面盛行，实际要到文帝、景帝主政的时期。

西汉帝国兴衰简史！1.汉初，政府崇尚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实行休养生息的国策，将土地授予战乱的幸存者，政府将原属国家的土地分配给人民，在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理念。

轻徭薄赋与民休息，降低赋税，减少人头税，大力发展经济，开放了全境的山川湖泊，允许老百姓发展多种经济，鼓励人民开展私营工商业，鼓励私有经济的发展。

在良好的政策支持下，人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在商业利润的驱使下，私营工商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社会财富极大积累，大概用了50年的时间，西汉帝国的经济由弱变强，到武帝时期，西汉帝国经历了它国力最为辉煌的时刻！（汉朝兴，关隘开，富商巨贾纵横天下！）2.公元前140年,年青武帝即位的时候迎来了西汉工商业发展的高峰，但是汉朝为解除匈奴的外患，对于匈奴发动了旷日持久的战争，汉军屡次讨伐匈奴，汉匈连年征战，耗费巨大，战争迅速消耗了帝国的财富，为了应付庞大的军事开销，为了分割夺取私营工商业的利润，汉武帝采用抑商的政策与民逐利，公元前119年，汉武帝下令将帝国境内所有的矿产，冶炼，铸造，采盐行业收归国有！这些行业完全由政府垄断，私营资本不得经营！3.西汉帝国对于私营工商业的巨大打击，使民间资本缺少了再投资的环境，然而资本的天性就是赚取利润，在商业经营举步维艰的条件下，大量的民间资本会向土地——这就向既安全又获利良好的资源倾斜，社会经济发展以及政府抑商政策的实施，土地——作为农业国家最优质的投资商品因种种原因促使西汉帝国中期产生了大规模的土地兼并！4.汉武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通过颁布《推恩令》积极而成功地削减了地方政治和行政区域的规模以及他们的自治权（削藩），但是他在限制私人大地主的数量和规模增长上面却失败了，当汉武帝把垄断中华帝国官职的权力交给经过竞争性考试而被选中的儒生时，这些获得职位的官员有了职位所给予的机会之后，又利用这个机会使自己成为更多土地的所有者（兼并土地），汉武帝逐渐预感到了这一问题对于帝国的危害（不祥之兆），他颁布了一项诏令，确定了个人可以占有土地的限额，但是诏令的实施取决于官僚和地主，因而这一诏令成了无法实施的一纸空文！5.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基础非常薄弱，农民经常处于破产的边缘，土地兼并的浪潮无法抑制，由于帝国政府找不到抑制土地兼并的手段，社会开始出现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官僚和地主巧取豪夺，大量占有土地，而贫民却无片瓦遮身，失去土地的农民干脆沦为流民，流民没有饭吃就要造反，致使暴动不断发生！6.《史记》中记载：公元前106年，在关中平原突然出现了40万完全没有土地的流民，对于农业国家来说，没有土地就等于失去了生活的手段，就等于失去了经济来源，丢掉了饭碗，40万饥民出现在长安城的附近，随时引发的暴动迫使当时的丞相石庆不得不上书请辞！这样大规模的流民现象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历史的记载中，这种情况当（如果这40万流民变成40万农民起义军的话，然令统治者触目惊心！就会要了他们的老命！）7.《辩证唯物论》的观点，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有其利，则必有其弊！当某一事物的弊大于利的时候，它就蜕变成邪恶事物了，当然国家也不例外！国家的职能之一是维护社会秩序，缓和阶级矛盾，从而维护整个社会利益；但是另一方面，在帝国的形态下，国家的官僚体系也成为一个利益集团，它依托国家的权力很容易实现对社会的掠夺，在西汉帝国的末期，国家利益集团的超量掠夺开始导致社会秩序的崩溃，帝国陷入了悖论之中，政治上它需要建立官僚体系治理国家，但是却无法制止官僚作为利益集团疯狂掠夺国家的财富！8.中国古代君主专制的独裁政体的缺点在于其不可避免地极度地依赖皇帝的个人才智，但是十分遗憾的是，古今中外优秀的人才极少连续出现，但是昏君一出便是接连不断（例如明朝从明武宗一直到明熹宗接连不断地出现了四大昏君），纵观世界历史，任何一个帝国或王朝毕竟是昏君多，明君少！而且独裁政体的最大缺点在于这个制度不存在有效地检测机能，无法避免出现失误和恶政！所以那些认为国家发展只要一心抓经济建设，民主早晚会到来，凡指责某国现在独裁政体的言论，便被扣上“破坏国家经济发展”的大帽子的行为正是没有看到独裁政体长远危险的一种表现！9.经济上，帝国放开土地鼓励竞争就会引发土地兼并，贫富两极分化，引发严重的流民问题，动摇国家之根本！但是如果将土地收归国有平均社会财富，又会违背人类崇尚竞争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天性，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众人熙熙皆为利来，众人攘攘皆为利往）10.西汉帝国政府更是通过抄富人之家等暴力手段聚敛财富，政府在打击私营经济的同时也破坏了社会财富的积累，商人因为无法通过商业致富，民间资本转而大量投向土地，导致土地兼并日趋严重，土地向少数人集中，促使流民与地主豪强两大对立阶级同时产生，财富的两极分化令社会矛盾日趋激烈！最终引发农民起义和战争，导致改朝换代，政权更迭，纵观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国都没有能够跳出这个由盛而衰的周期律的支配！（也就是“其兴也忽焉，其亡也勃焉！”的改朝换代，轮回怪圈！也就是佛教所说的轮回苦海！）11.人类历史上，贫富的差距是社会动荡的首要因素，这与社会的政治体制是有很大关系的！一个社会的发展过程就是造就财富的过程，拥有财富的人往往可以得到更加良好的教育，这使他们更容易进入或影响统治阶级，他们的介入又会给他们继续积累财富带来更多的方便。

有关黄老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精髓研究黄老道家的无为而治与老子的无为而治并不完全雷同，关于黄老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精髓讨论。

老子的最优选择是返璞归真回来自然的无治，萧公权形容老子近乎放任主义，可以说是点到了要害。

黄老道家则是在坚持政治治理必不行少的前提下，将无为而治作为了一种抱负的统治与治理方式。

作为治世学说，黄老道家首先确定了统治与治理的必要性，突出了必要的政治制度建构，这就使得黄老道家要在思想规律上容纳儒家及法家的制度建构主见，确定一个君主集权的制度体系。

黄老道家的无为而治就是在这个前提下，试图以道家的自然等概念为基础，针对强秦快速崛起和快速灭亡的惨痛教训，主见简政放权，提倡轻摇薄赋，力争清心寡欲。

这就为统治及治理者设定了诸多行为边界，不仅杜绝了统治者的多为、妄为和胡为，而且也防堵了统治者的情欲及志愿等诱发的政治多动症，从而有利于社会有机体的自然发育。

一、清心寡欲：黄老道家无为而治的君心术黄老道家的政治思想本质上也是君王统治的术，这其中就包含着君主个人的心术。

君主个人的心术说究竟是一个为了政治上的目的而有意地自我修炼。

在中国传统的政治体系中，政治上能否真正简政放权的关键是君主，因此无为而治的理念中就必定包含着对君主统治心理等的要求。

黄老道家对君主统治心理的要求归结起来就是清心寡欲。

人的欲望往往随着政治地位的上升而膨胀，历史阅历反复验证统治者的欲望与社会治乱的关系。

一般来说，统治者欲望总是给社会带来较为广泛的政治干预或资源吸取，或者带来社会资源过分集中在统治者手里而导致民穷财尽，或者因民力过度耗费而搞得民怨沸腾，或者因过分的高压掌握而官兵闭着人民反。

法家也特殊强调君主的心术，但其关注的焦点是防奸与督导，即法家要求君主隐匿自己的主动表现，一方而是防比君主的好恶被奸人利用，另一方而则是为了尽量发挥臣下的主动性，君无为与臣有为两者的紧密结合，凸显了法家的心术主要是权谋之术。

与法家把君主的心术主要定位成权谋之术不同，黄老道家对君主心术的要求则更彻底地表达了无为而治的抱负诉求，它以君的无为来确保整个统治机器的无为。

一．汉初黄老思想1．背景：秦朝的灭亡宣告法家学说的破产。

汉初的统治者批判专任法治的法家思想，而主张无为而治的黄老学说。

黄老之学产生于战国中期，发展于齐国，汉初统治者将其作为施政的指导思想，并推行于政治生活中。

早期的黄老思想具有明显的道法结合、以法为主的性质；而汉初的黄老之学不仅仅是先秦黄老学说的简单再版，而是儒道法三家相互渗透的产物。

2．内容：（1）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统治者要遵从人道和天道，轻徭薄赋和慎行（2）文武并用、德刑相济：靠武力可以夺取天下，但是不能以此保住天下；所谓文武并用，从法律上讲就是要德刑相济，主张德为先，刑为末（3）罚不患薄、约法省刑：专政任刑既不利于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不利于缓和阶级之间的矛盾；表现最突出的是汉文帝①废除“连坐”②废除“诽谤妖言”罪（使无罪者免遭杀戮；使皇帝能够听到真正的声音）③废除肉刑，以笞刑代替（4）奖励农耕、轻徭薄赋：促进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以农为本；一方面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保障国家财政收入，另一方面如果老百姓四处流散，统治者将不得民心3．作用：（1）为两汉法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奠定重要基础，法制建设在吸收秦律的基础上有了自己的指导思想（2）为由秦朝法家法律思想的统治转变为西汉中期以后儒家法律思想的统治发挥了过渡性的桥梁作用二．董仲舒1．简历：董仲舒是西汉中期儒家公羊学派的大师，今文学说的创始人；他生活在汉武帝时期，也就是西汉王朝的鼎盛时期，当时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中央集权得到巩固和加强，但汉初的社会矛盾依然存在，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开始尖锐和激化，汉初统治者所标榜的“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已经过时；董仲舒的思想体系恰恰适应了当时统治阶级的需求，为巩固封建统治提供了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它是先秦儒家思想在新时期的发展，但董仲舒所鼓吹的“儒术”与传统儒术已经有明显区别；吸收阴阳五行和黄老思想中适合君主集权的学说，建立新的儒家神学思想体系；以孔孟思想和荀子思想为主，吸收其他各家有利于封建统治的思想，建立新的儒家思想体系，其中包括法家的君主集体思想和重法思想以及阴阳家的“五德终始”说，把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神秘化和绝对化2．内容：（1）“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一统纪”、“明法度”（维护皇权的《春秋》汉统说）：把孔子的大一统思想和法家的君主集权思想捏合在一起，力求加强君权，主张封建大一统必须“一统于天子”；君臣关系是“强干弱枝”、“大本小末”的关系；加强君主集权和维护封建大一统的关键在于统一思想，采取儒家仁义、礼治学说，用儒家思想统治其他各家的主张；只有禁绝异说，用儒家学说统一思想，才能统一制度、统一法令，使上下有所遵循；这种大一统思想对加强君主集权和巩固封建统治起了重要作用（2）君权神授、法自君出：（天人感应论）天是有意志的、至高无上的人格神，人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创造者和最高主宰，人的形体、构造和情感与天相同，天不仅是人的创造者，还时刻关注人的活动，人的活动同时也影响天的反应；天人感应论实际上是为君权神授提供理论基础，对天的神化最终是为了对地上的君主的神化，“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为也”，君主实际上是天在人世间的全权代表，“王者，承天意以从事”；加强君权的同时也要对君权有所限制，使君主不能偏离正道而胡作非为，强调君主受天的监督，“以人随君，以君随天，王道配天”，这里的“天”是封建统治秩序的代名词（3）三纲五常：以天人感应论论证封建伦理纲常的合理性和永恒性①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用阴阳五行说加以论证（“阴者，阳之助也”，阳，永远处于主导地位，阴，永远处于从属地位）；三纲中最重要的是“君为臣纲”，是第一纲，后二个服从君权，三纲分别代表封建君权、族权和夫权，再加上神权，则代表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同时也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绳索；三纲是纲常名教的核心，也是封建立法与司法的指导原则②五常：仁、义、礼、智、信；是处理人际关系的永恒不变的准则；是调整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关系的基本准则③三纲是伦理，五常是个人的德行；三纲五常是董仲舒法律思想的核心，也是封建统治思想的核心，成为社会立法司法的根本原则（4）德主刑辅：基本精神是强调教化，主张以“仁义”代替严刑；犯罪的根源在于统治者的过度压榨，使得人民失去生路，因此，减少和防止犯罪要靠“德治”，即减轻租赋和加强教化，同时也重视刑罚的作用，总的说来，先德后刑；其中的重民思想是积极因素；道德教化和法律在不同的领域发挥着相同的作用，即“其事异域，其用一也”；董仲舒所提出的德教内容没有超出孔孟，目的在于削弱诸侯，加强中央①从阴阳五行论证德主刑辅说，“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给德主刑辅说披上一层神秘的宗教外衣，阳是恩德，阴是刑杀，天欲生不欲杀，尚德不尚刑②把阴阳五行和人性论捏合在一起论证德主刑辅说，即性三品说，天有阴阳二气，人有贪与仁两种品性，并且分别是阴和阳的体现；人的品质性分为三等，即圣人之性（天生的善性）、中人（民）之性、斗筲之性（天生的恶性），圣人之性和斗筲之性都是不可改变的，因而不是性，只有中人之性可称为性，而且绝大多数人属于中人，这种人的本性中有善有恶，可能接受教化而为善，也可能不接受教化而为恶，其关键在于教化，用德教扶植使其为善，以刑罚抑制使其不为恶，但以德教为主，为政必须“以教化为大务”③把德主刑辅说成是天的意志，以神权掩盖其封建伦理纲常和刑罚的阶级本质；德主刑辅说成为历代封建统治者统治人民的基本方法来源：考试大（5）《春秋》决狱和原心定罪①用《春秋》经义解释法律和指导司法实践，其原因在于a从内容上讲，《春秋》贯穿一个基本思想，即强调“亲亲”、“尊尊”的原则和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宗法等级制度b从文字上讲，《春秋》的文字简单而隐晦，便于随意引申附会；董仲舒是引儒家经义断案的第一人，他以《春秋》经义附会汉律，以儒家的法律观来指导法律的实践，把儒家经典中体现的封建伦理运用于审判中，比较集中地概括了两汉刑法观点，体现儒家的法律观②强调原心定罪，根据犯罪动机，即心理善恶来定罪，而把行为、后果等置于次要③“本其事，原其志”：所谓“本其事”就是本于《春秋》，实际上是没有固定的标准，一切以断案者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所谓“原其志”就是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为封建官吏（酷吏）的司法专横和任意出入人罪（罪刑擅断）开了方便之门，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封建统治者的繁法严刑，也曾起到了一定的缓解作用④体现西汉封建法制和法律思想的特点：将儒家经义置于法律之上并用来指导司法实践，这一方面说明随着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的独尊儒术，儒家的刑罚思想也取得了正统地位；另一方面表明当时的法律制度尚未成熟和完备，还没有把三纲五常所体现的封建宗法等级原则具体为法律规范，儒家经典尚未法典化，儒经与法典、礼与律处于分立状态，礼律结合尚需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最后，汉律内容庞杂，而儒家重教化、轻刑罚，包含有反对过度压榨和酷刑滥罚的因素，起了一定的限制繁苛的作用三．理学1．理学是一种学术思潮，在封建社会后期占据统治地位；起源于唐朝中后期韩愈（道统说）和李翱（性善情恶论）；程浩、程颐是宋代理学的奠基人；朱熹继承二程的体系，是宋朝理学体系的最后完成者，集中宋代理学成就，吸收佛道思想，建立理学体系（儒家正统、官学）2．理是宇宙的最高主体和万物的本源（宇宙的本体和道德的本源），它在逻辑上先于、超越于物质之外，是产生万物的本源，是宇宙间的绝对真理；最高的理，即天理，表现为各种具体的理，各种具体的理又显示为各种具体事物都有自己的理，即“理一分殊”；理不仅适用于自然界，也适用于人类社会，这样，封建伦理道德和君臣、父子、等级差别就具有了普遍性、绝对性和永恒性，于是人们必须遵守、服从和执行三纲五常3．影响（1）在完善封建正统的同时，对封建正统法律思想进行总结和提高，完成了封建正统思想的哲理化，人兼有两种属性，一是源于天理的天命之性，即封建伦理道德观念，一是源于气禀（人的生理素质）的气质之性，即人的感情和物质欲望（并以此论证人类社会不平等之必然），理存在于气中，理是气的主宰和支配，气中有人欲（超出维持人的生命所必须的欲求和违反礼义规范的行为），而人欲有使人从恶的危险，圣人和君主没有人欲之私，故有统治的资格，君主是理在人间的代言人，违背君主就是违背天理；统治措施有德、礼、政、刑，根本目的是根除人欲、恢复天理，即“存天理，灭人欲”（这一口号的实质：使人们的言行处处合于封建纲常伦理道德，俯首贴耳地服从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反对离经叛道，经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以改变气质之性，完成人本性之归复；刑罚的作用有限，最终还是要靠教化（2）因为刑罚被说成是“存天理，灭人欲”的正义手段，统治者不再忌讳严刑；封建纲常伦理道德被披上理学理论的外衣后，增加了它的欺骗性和迷惑性，严重禁锢劳动人民的精神思想，压抑中国人民的权利观念，同时遏制商品经济的发展（3）“法者，天下之理”：将礼和法纳入理学体系，封建礼法是理在人间的体现，以哲学思辨愚弄百姓四．朱熹1．变法改革主张（1）原因：相信“道统说”，认为三代（夏商周）是最完美的时代，后来世道变坏，道永恒不变，但实行道的各种具体制度应因时而变，及时改革现实中的弊端；认为宋朝已陷入危机，必须改革（2）方法：以纲常名教为指导思想，以仁义为先；准确找出弊端所在，对症下药，根本方法是改变人心，首要的是改变君主的心术，保证其心的公正，限制君主独断专行（3）三个建议：加强宰相和谏官的职权；君主立法要和大臣商议，听取大臣意见；通过加强地方权力来制约君主权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