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_韦伯命题_的反思与再研究.pdf

2011 年 9 月社会科学家Sep.,2011 （第9期，总第173期）SOCIAL SCIENTIST （No.9,General No.173）【哲学与当今世界】对“韦伯命题”的反思与再研究梁德阔（复旦大学社会学博士后流动站，上海200433）摘要：“韦伯命题”是现代社会科学界最旷日持久的争论焦点之一。

余英时教授指出，中国近世宗教伦理具有新教伦理精神，尤其强调儒家伦理能够为中国资本主义精神产生提供动力。

余英时和韦伯都是在宗教教义中争论商人的资本主义精神，没有对商人精神进行经验研究，后来韦伯学者和余英时本人也都认识到这方面研究的不足。

此文用徽商的经验研究检验“韦伯命题”，支持了余英时的观点。

关键词：韦伯命题；徽商；新教伦理；经验研究中图分类号：B08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240（2011）09-0030-05马克斯·韦伯认为西方新教伦理促进了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而中国的儒教和道教阻碍了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学术界称为“韦伯命题”。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里，韦伯认为，新教伦理促进了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和发展。

新教的“天职”概念肯定了世俗活动，它既迫使劳动者勤奋工作，又使资本家的经济行为合法化。

新教的选民预定论和恩宠观，要求每一个信徒必须终生成为僧侣，时刻坚定我是上帝的选民的信仰，这就使新教徒的理性行为系统化，而不是个别的善行。

新教的禁欲主义直接影响到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产生和发展，以及资产阶级伦理观念的形成。

在《中国的宗教：儒教和道教》中，韦伯认为：中国的儒教和道教不能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精神上的动因，反而有碍于资本主义的发展。

一、关于“韦伯命题”的争论及其影响马克斯·韦伯关于新教伦理的命题成了现代社会科学领域最旷日持久的争论焦点之一。

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神学家从不同方面论述了韦伯的著名主张—新教伦理以某种方式产生了资本主义精神，进而产生了资本主义形态。

马尔科姆·麦金农（M .H .M ackinnon）把这些学者对韦伯命题的批评史划分为三个阶段：[1](P219)第一阶段是韦伯与卡尔·菲舍尔及费利克斯·拉什法尔的论辩；第二阶段是松巴特、布伦收稿日期：2011- 08- 10 塔诺和齐美尔对韦伯命题的质疑；第三阶段是萨缪尔森、罗伯逊、托尼、特雷弗 - 罗珀等人对韦伯命题的批评。

韦伯与他的主要批评者菲舍尔及拉什法尔的第一轮交锋持续到 1910 年，随后韦伯在修订《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时把这些对话吸收进去，也是作为对松巴特的《资产阶级》（1913 年）和布伦塔诺的《近代资本主义的开端》（1916 年）以及其他一些著述的回答。

麦金农试图在方法论上打垮韦伯，给至今没有被驳倒的“韦伯命题以致命的一击”。

麦金农认为上述批评家们犯了两个战略性错误：[1](P216)其一，这些批评家未能指出并消除韦伯的神学错误，从而创造了一个韦伯在对他们的评论做出反应时迅速加以利用的诱人机遇；其二，这些批评家错误地认为，韦伯完全是唯心主义而不是唯物主义，这就再次提供了一个制高点，使韦伯能够对他们的大言高论做出有力的反应，其实韦伯承认观念因素与物质因素都是社会变革的力量。

麦金农认为韦伯观点的错误表现在两个方面：[1](P217)其一，教条化的加尔文主义没有什么证据危机，它提供了一种绝对保证，使人对善举和内省的效用充满信心；其二，按照教义和牧师的规劝去劳动，这与尘世的辛劳毫无关系，而是一种精神义务，这就需要制定法律。

所以没有什么预期性，也不需要热心于日常的消遣，而只是告诫人们要恪守自己的天职。

因此，加尔文主义的职业观并不在于拥有独一无二的财产，也并不是以韦伯所宣称的方式为资本主义作贡献。

戴维·札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韦伯式问题‟的经验研究”（项目编号：11C SH 049）资助作者简介：梁德阔（1975-），安徽霍邱县人，复旦大学社会学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上海发展战略研究所副研究员，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为经济社会学。

30雷特认为麦金农的指控乃无稽之谈，麦金农对加尔文本主义的文化内核并没有错，另一方面他又假设存在和清教徒的诠释，不顾大部分相关的基本证据和辅助一种与儒家伦理相契合的东方“现代资本主义”。

余英文献，把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立场归在了文本的名时对由韦伯命题引申出来的儒家伦理与东亚经济奇下，而不知情的读者可能会误以为它们准确体现了清迹的关系问题，则持一种相当谨慎的态度。

他认为，不教的思想。

没有能力预料并识别互相矛盾的证据，这能机械地套用韦伯的理论，贸然提出儒家伦理与东亚是麦金农诠释宗教教义时的根本的方法论缺陷。

[1](P260)资本主义的兴起有什么关系之类的问题，这个问题的韦伯命题深刻地影响了韦伯同时代及其以后的存在尚待证实。

[10](P172)中国学研究，可以说韦伯身后半个多世纪的中国研究，基本上是以韦伯观点为主流思想。

[2](P7)例如，美国著名的中国思想史学家列文森（J.R .Levenson）在其流传甚广的著作《儒家的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即全盘承袭了韦伯的学术思想，描述了儒家政权及其价值观《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的两个外缘，该书是在现代西方挑战下是如何无能为力，完全不能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

[3](P317)另一位耶鲁大学的著名教授芮玛丽（M ary C .W right）在其题为《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一书里，则讲述了晚清儒家保守主义如何运用儒家价值来对抗西方，又终遭败迹的故事，[4](P156)与韦伯思想一脉相承。

也有一部分游离于主流之外的学者，并不赞同韦伯有关儒家伦理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论断，并对之提出尖锐的批评。

如法国年鉴学派主将布罗代尔就认为，所有历史学家都反对韦伯有关资本主义不多不少就是新教产物的观点，指责韦伯的观点是一种“难以捉摸的论点”。

谈到中国资本主义何以不能发展时，布罗代尔毫不含糊地指出这主要是制度与经济因素使然。

[5](P19)东亚地区（通常视为儒家文化圈）经济的迅猛发展，对韦伯的论断提出强有力的挑战。

[2](P8-12)著名的中国经济史专家帕金斯（D .H .Perkins）认为，主要是科技、经济和政治的结构性或制度性因素促进了这一地区的经济繁荣。

[6](P158)另外一些学者从价值观念方面去寻求东亚经济发展的谜底，他们对韦伯的论断提出截然相反的意见，认为恰恰是儒家伦理从根本上造就了东亚经济奇迹，成为东亚社会实现现代化的源头活水。

康思（H .K ahn）认为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勤”（industry）与“俭”（frugality）两大要目。

[10](P234)余英坡在经济组织上的成功，主要是因为大多数的组织成时说，克勤克俭思想是儒家的古训，但是到后来，尤其员在儒家传统的影响下具有一些共同的特质。

这类共是门第时代，这样的思想便被无形中淡化；到了新禅同特质的形成，与这些社会皆处于“后儒家文化”宗入世运动发起，特别是新儒家出现之后，这种思想（Post-C onfucianculture）区域有关系。

[7](P231)艾勒塔斯（C . 种子再次萌发。

[10](P154)H .A latas）在解释马来亚中国人的商业成功时，亦指出韦伯认为中国商人不诚实和彼此之间毫不信任，韦伯命题缺乏根据，他认为：“对财富、荣誉、健康拥有这同新教徒的诚实和互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余英时强烈的动机，对家庭与祖先有能力表达虔敬，这些毫认为韦伯对中国商人的误解缘于他看错了中国的价值无疑问是决定性的文化因素，足以开一种生猛的经济系统，韦伯认为中国人缺乏一个内在价值内核，也没有行为。

”[8](P316)香港中文大学著名社会学家金耀基说：某种“中心而自主的价值立场”。

换句话说，即没有超越“我们在解释（东亚）经济发展这样复杂的经验现象的宗教道德信仰。

“诚信”是儒家重要的伦理道德范畴，时，实毋须也不应该在…文化论‟与…制度论‟之间强作宋代范仲淹认为“惟不欺二字，可终身行之”。

刘器之追选择，也即制度论与文化论的观点都是不能偏废的，随司马光五年，只得到一个字“：诚”，司马光向他解释：二者实际上是互为补充的，而非互相排斥的。

”[9](P146)曾“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至臻其道则一也。

“”诚”任教于美国哈佛大学的著名学者杜维明尝试以“两种和“不欺”上通“天之道”，这便为此世的道德找到了宗资本主义形成模式”来解释韦伯命题与东亚崛起之间教性的超越根据。

经过新儒家和民间宗教的长期宣说，的矛盾，一方面他认为韦伯从新教伦理中探讨西方资明清时期这种观念已印刻在商人的心中。

[10](P237)31家又不能用西方的经验机械的套用在其他社会的历 史过程之上”，“我们只能提出一般性的…韦伯式‟的问 题，但无法亦步亦趋的按照韦伯的原有论著的实际内 容来研究中国历史的演变”“，所以我的问题虽属于…韦种超越性动机，他们深信自己的事业具有庄严的意义 伯式‟，我的具体答案却和韦伯的《中国宗教》一书的论 和客观的价值。

[10](P244)明代商人已用“贾道”一词，这表 断大相径庭”。

[10](P68)但是，有的学者通过对两书进行比 示他们对商业有了新的看法，即在赚钱以外，还有其 较分析后发现：余英时的著作并非按照他自己所提倡 它意义。

徽商阮弼“以歙为菟裘，芜湖为丰沛，既而业 的历史的“内在理路”分析范式来分析中国近世的宗教 大起。

”[11](P 卷35，《明赐级阮长公传》“)菟裘”出自《左传》的典故： 伦理与商人精神之间的关系问题，而是无意的存在着“使营菟裘，吾将老焉”，指退休养老之地；“丰沛”是汉 拿中国经验比附于西方的理论框架的倾向。

[16]唐文明 高祖创业的根据地，此处借指阮氏的商业基地。

徽商 认为，无论是“资本主义萌芽论”还是韦伯的观点，在余 李大鸿“亦永籍为公家之关中也”[12]，“关中”是历代的 英时著作中不仅起到外缘作用，更是一个指导性的研 帝都，这也是把商业和帝业相提并论。

徽商黄球“幼负 究范式，无论从发问到寻求证据、得出结论，韦伯观点 大志，壮游江湖，财产日隆。

”[13](P96)这“幼负大志”原来 始终在一侧蠢蠢欲动。

[17](P310)杭之在评论此书时，也认为 只用于士人，现在又转移到商人身上来了。

韦伯的观点对余英时的研究不只是启示性的观点，而余英时认为，新儒家伦理中存在“以天下为己任” 是主导性的观点。

如果把韦伯的观点和理论架构抽掉， 的入世苦行精神。

宋代范仲淹常说“士当先天下之忧 余著只剩下一些中国历史文献的整理爬梳。

[18](P216)在全 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这句话可以看作新儒家对 书的论证过程中，“不但随处以新教伦理，特别是喀尔 自己的社会功能所下的一种规范性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