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摘要：三坊七巷是福州的文化之根。
从唐末五代以来的一千多年时间里，小小的坊巷孕育出众多的历史名人，成为我国历史名人分布密度最高的街区。
那为什么这小小的三坊七巷街区能够孕育和汇聚这么多历史名人？本文拟从福州浓厚的崇儒重教文化氛围以及传统教育模式对三坊七巷人的培养与塑造来探讨这个问题。
关键词：三坊七巷；历史名人；崇儒重教；传统教育；培养模式中图分类号：K295．5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402(2012)04－0071－04三坊七巷是福州历史文化名城传统街区的代表，是福州的文化之根，有着“明清古建筑博物馆”和“城市里坊制度的活化石”的美称，从唐末五代以来的一千多年时间里，三坊七巷见证了福州城的沧桑巨变，积淀了丰厚的传统文化，在这方圆只有40多公顷的弹丸之地上孕育和汇聚了众多的历史名人，他们或在这里出生，或在这里成长，或在这里居住过，使之成为我国历史名人分布密度最高的街区，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福州古代教育的盛况。
本文拟从福州浓厚的崇儒重教文化氛围及传统教育模式来探讨三坊七巷人的培养与塑造问题。
一、福州浓厚的崇儒重教传统的浸润古往今来，三坊七巷人一直保持着崇儒重教、尊师重文的优良传统，这是三坊七巷文化形成的深厚基础。
由于最初的三坊七巷人基本上都是从北方移民来到福州，他们长期受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具有开放的思想，善于吸纳、融会各种思想文化，能够结合当地实际状况和地域特点，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氛围。
早在西晋末期，由于中原地区饱受战争之害，一些中原民众为躲避战祸，经长途跋涉到达战祸未及的福州，聚居在当时子城周围。
宋路振《九国志》说：“晋永嘉二年（308年），中州板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林、黄、陈、郑、詹、邱、何、胡是也。
以中原多事，畏难怀居，无复北向。
”历史上称为“衣冠南渡，八姓入闽”。
先期到达的这些人绝大多数人为中原地区官宦、豪门贵族和士大夫阶层，这既是中原汉人第一次大规模南迁，也是中原文明第一次大规模南迁，他们带来了先进的思想文化，提高了当地的人文素质，正如杜佑所说：“永嘉之后，帝室东迁，衣冠避难，多所萃止，艺文儒术，斯之为盛。
”［1］他们中一些人迁入福州后聚居的地点就在当时子城的外围，其中有一大部分人就聚居在今三坊七巷的位置，如黄巷就是因为永嘉南渡的黄姓氏＊本文系福建省教育厅2008年A 类社科研究项目成果，项目批准号：JA08149S 。
作者简介：郭秀清（1973—），女，福建福州人，闽江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从小巷里走出的闽都巨人”———三坊七巷名人与福州传统教育培养模式的渊源探究＊郭秀清□《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族聚居于此而得名，宋淳熙《三山志》载：“新美坊，旧黄巷。
永嘉南渡，黄氏已居此。
”［2］由于福州远离中原战祸之地，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能够使人静下心来研读诗书与儒家经典，这样他们就把原先中原较为发达的文化和先进的思想观念移植到这块新的土地，为其人才的孕育提供肥沃土壤。
从西晋到明清，除了几次大规模的移民外，还陆陆续续不断地有北方移民入闽，他们都不同程度地从中原带来了先进文化，加快了福州发展的步伐，此外随着福州文化的不断发展，还有越来越多的知名人士被这个地杰人灵、人才辈出的地区所吸引，纷纷搬迁或入住其中，使该地区名人更加汇集。
中国传统教育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尊孔读经”，自孔子创立儒家学说以来，到西汉汉武帝时期采取儒生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后，儒家思想就确立了封建正统思想的地位，儒家经学成为封建社会学校教育的基本内容。
福州自古就有“海滨邹鲁”之称，坊巷历代名师硕儒辈出，如唐代著名学者黄璞住在黄巷、宋代被称为“海滨四先生”的陈烈、陈襄、周希孟、郑穆是福州人的骄傲，其中陈烈、陈襄、郑穆就分别居住在郎官巷、塔巷和文儒坊，当北宋理学家在北方创立了濂、洛、关等理学派别时，他们也倡道于东南一隅。
“自周希孟、陈烈先生以来，以德行、经术警悟后学。
自是，都邑有所推择，莫不尊敬畏服，近三十年以前尚然也。
故知有父兄、师友，琢磨淬厉，纵不为世用，亦有成德。
三十年之后，生以趋试上庠，率游学四方，而先生亦各开门以待来者。
”［3］南宋理学宗师朱熹创立闽学，曾在福州讲学，学堂临近坊巷。
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是继孔子之后对中国社会思想影响最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其教育思想对福州人具有重大影响，其思想为后世统治者所推崇，但朱子学说同样也属于儒家学说的范畴。
程朱理学控制了元、明、清三代学校与科举，而福州作为“海滨邹鲁”，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和浸润是毫无疑问了。
二、福州学校教育对三坊七巷人的培养据现有史籍记载，福州在封建时代的学校教育，始于西晋，初兴于唐，全盛于宋，受挫于元，复兴于明，衰落于晚清。
［4］由于受史料限制，西晋以前的学校教育情况无从考证，对福州真正具有影响且记载较详的教育活动是从唐代开始的。
唐朝建立后，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便下令各地郡县设置学校招收生员。
福州府学（州学）确切建立时间现还未考定，但基本可以确定在唐大历时期（766—779年）以前就已经建立。
据载唐大历七年（772年）唐宗室李椅任福建观察使，他非常重视教育、科举和任官制度，他在任期间采取了很多重教兴学的举措，将兴修学校作为第一要务，一到任就移址府学，将地址和办学条件不理想的府学移到条件较好的城南兴贤坊扩建：“府学在府城南兴贤坊内。
旧在子城西北一里许，唐大历间，观察使李椅移建今所。
”［5］在李椅重教兴学影响下，福州“一年人知敬学，二年学者功倍，三年而生徒祁祁，贤不肖竞劝。
家有洙泗，户有邹鲁，儒风济济，被于庶政”。
自此儒学开始在福州兴盛，学风渐行，“由是海滨之人，以不学为耻。
州县之教，达于乡党；乡党之教，达于从庶矣。
”［6］到唐朝末年，由于北方爆发农民起义，促使大批中原人士大量南迁，从而掀起福建历史上第二次移民高潮。
王潮、王审知兄弟入闽后，王潮在福州设立四门义学，由政府出资对学生进行免费教育，逐步恢复被战乱破坏的学校教育，王潮死后王审知接任，王审知在任时期也十分重视儒学，一开始就“尚以学校之设，足为教化之源。
乃令诱掖蒙童，兴行礼让，细已佩于师训，长皆置于国庠。
俊造相望，廉秀特盛”。
在后梁龙德元年（921年）王审知更是正式设立“四门学”以教闽士之秀者：“开四门学，以育才为急，凡唐宋士大夫避地而南者，皆厚礼延纳，作招贤院以馆之，闽之风声，与上国争列。
”［7］在其所设的招贤馆中，吸纳了众多北方来闽避难的饱学之士，王审知礼贤下士知人善用，充分发挥他们的学识为发展福州的文化教育服务，同时他又兴崇儒道，好尚文艺，在各地广设庠序，“以学校之设，为教化之原”，使福州府有府学，县有县学，乡有私塾。
在王审知重教兴学政策的努力下，闽中文教事业得到空前发展，福州的学习风气也大为改观，民众崇文尚儒，福州城内出现“人家不须论贫富，惟有读书声最《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佳”的良好气象。
唐末礼部侍郎于兢在《恩赐琅琊王德政碑》中评价王审知：“兴崇儒道，好尚文艺，建学校以训海，设厨馔以供给。
于时兵革之后，庠序皆亡，独振古风，郁更旧俗，岂须齐鲁之变，自成洙泗之乡，此得以称善教化矣。
”［8］可以说，在王审知统治时代福州的文化教育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八闽文风大为兴盛，为宋代整个福建福州教育走在全国前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三坊七巷此时还处于发展的孕育阶段，唐时期记载的名人只有唐昭宗大顺二年进士崇文阁校书黄璞一个。
到了两宋时期，随着全国政治中心的南移，宋代以文立国，特别是在南宋，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崛起，福州学校教育进入全盛，官办的府学、县学普遍建立，私塾的数量也大为增加，私人讲学的书院也大量出现。
“凡乡里，各有书社……多至数百人，少亦数十人，间有年四五十者，不以老为耻。
”［9］同时民间读书风气很盛，出现“是处人家爱读书”，“城里人家半读书”以及“学校未尝虚里巷”的现象。
［10］宋代著名学者吕祖谦在《冶城诗》也写道：“路逢十客九青衿，半是同胞旧兄弟。
最忆市桥灯火静，巷南巷北读书声。
”宋代福州科举兴盛，中进士的人数位居全国第一，宋嘉定元年（1208）还出现过“一榜三鼎甲”全系福州人的罕见现象。
此时三坊七巷已基本成形，并定下坊巷之名，福州有相当一些文人名士、达官贵人成片聚居于此，出现了陆蕴、陆藻两兄弟及宋“海滨四先生”的郑穆、陈烈、陈襄以及余深、刘藻、郑性之等历史名人。
元代蒙古统治者实行民族歧视政策，整个福建教育受挫，在三坊七巷里没有出现有名的学者、文人，这种状况到明代才有较大改观。
由于明统治者重视社会教化，认为“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大肆兴办学校，唐宋以来所不及，此时福州的教育、科举有了一些恢复与发展，在三坊七巷中出现了林瀚、张经、林泮、林廷玉等名人，他们在福州成立了负责全省教育行政事务的专门机构。
到了清代由于福州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做为省会城市的福州加快对全省文化格局的调控，在清雍正年间要求在各省省会创建省会书院，致力于选拔全省优秀人才来培养，福州的鳌峰、凤池、正谊等书院都是在此期间建立的，自此福州教育有了显著的发展，从书院里培养出大批杰出人才。
据统计从乾隆年间一直到科举制废除期间，福州的进士人数剧增，且以闽县、侯官最为密集，成为福建出进士最多的地区。
这时候从三坊七巷走出了众多的历史名人，如林则徐、沈葆桢、梁章钜、严复、陈宝琛等等闽都巨人都是从这里开始走向全国的。
三、福州书院教育对三坊七巷人的塑造书院教育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出现的新型教育，萌芽于唐代，确立和发展于宋代，历经元明清，存在了一千多年。
书院作为中国所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最初是作为朝廷刊书、藏书、修书和侍读的地方或私人学馆，到了宋代继承与发展了古代私学教育的传统与模式，又综合与吸收了官学的优势与办学特点，形成了一种非官非私的独具特色的教育组织形式。
明代由于官府重视官办学校的建设，而不重视书院建设，全国书院波动较大，大多有书院之名而无书院之实，在嘉靖年间(1522～1566年)朝廷曾两次禁毁书院，但福州书院的发展情况与全国情况不一样，书院数目却有增无减，发展到20个。
［11］到了清代，书院在清政府的严密控制下发展起来，雍正十一年(1733年)，始诏谕督抚于各省省会设一书院。
这时福州书院有了很大的发展，有沿袭原来明代书院，有基督教会办的新式书院，还出现了全省性的书院，其中最有名的有鳌峰、凤池、正谊、致用省城四大书院。
这些书院虽以八股文为主课，但也注意到实学，它们均由名宦倡建，由官方出资，属于全省性的高等学府，担任各书院山长的大多是著名学者，一般都是博学多才的饱学之士，并且都具有一定的学术水平和人格感召力，培养了不少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如鳌峰书院就培养了林则徐、蓝鼎元、梁章钜等当时一流人才，正谊书院就培养了叶大焯、林纾、陈衍、陈宝琛、吴曾祺等文化名人，还有其它书院培养的人才也是举不胜举，其中林则徐、梁章钜、林纾、陈衍、陈宝琛、陈寿祺等都是三坊七巷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