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京直水灾救济的特点和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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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六年来中国近代慈善史研究述评近六年来,近代慈善史研究发展趋势良好:慈善组织研究进一步深入;慈善人物、思想的研究更加细化,慈善法制的研究也逐渐展开;区域慈善史研究的成果更加丰富;义赈研究持续深入,灾荒与救济研究也得到了进一步深化。
然而,内容上的同质化、话语建构比较单一、区域研究不平衡、研究方法比较简单陈旧、研究思路和框架重复等问题依然存在。
为此,有必要进一步挖掘整理史料、夯实研究基础,创新研究理论、尝试新的研究方法,拓宽研究视野、密切关注研究热点。
标签:近六年来;近代中国;慈善救济事业;研究述评慈善事业关系国计民生,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有关我国慈善事业的研究学界已有不少著述,近代中国慈善史的研究更是取得了长足进步。
曾桂林的《近20年来中国近代慈善事业史研究述评》(《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2期)一文,曾就2008年以前的中国近代慈善研究进行了一定的归纳和梳理,近六年来学界对于此一领域的考察与探索又有了新的进展。
本文将2008年以后有关中国近代慈善史研究的新动态和新内容进行了广泛搜集和全面整理,并加以分类论析,以助推该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一、社会组织的慈善事业研究进一步深化拓展1.慈善组织总体研究方面研究专门的慈善团体和非慈善组织等社会组织的慈善救济活动有助于从主脉上把握近代慈善救济方式的主要特点和走向。
从总体上探讨慈善组织的成果主要有:杨正军对近30年来有关中国善会善堂研究的梳理①,蔡勤禹、姜远凯对民国时期慈善组织公信力建设的考察②,周秋光、王猛对近代中国慈善组织在维持社会秩序、激发民族精神、推进社会近代化方面所起作用的评述等③。
2012年在济南召开的“近代民间组织与社会救济”国际学术研讨会更是集中讨论了民间组织在近代慈善活动中的功能、作用及参与状况等方面的问题,并引发了更多学者对这一研究的持续关注和参与。
总体上说,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在原有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深化。
2.红十字会与红卍会研究方面近六年来,在红十字会、红卍会等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慈善组织研究方面均有不少新成果问世。
熊希龄此君一出天下暖阅读练习及答案导读:我根据大家的需要整理了一份关于《熊希龄此君一出天下暖阅读练习及答案》的内容,具体内容:民国政府、著名慈善家熊希龄先生,曾经说过一句名言:"此君一出天下暖"。
以下是我为你整理的,希望能帮到你。
《熊希龄此君一出天下暖》阅读材料①湖南凤...民国政府、著名慈善家熊希龄先生,曾经说过一句名言:"此君一出天下暖"。
以下是我为你整理的,希望能帮到你。
《熊希龄此君一出天下暖》阅读材料①湖南凤凰,人杰地灵。
但在已故的凤凰名人中,似乎只有沈从文独享身后哀荣,很多游客游凤凰,往往是冲着沈从文而去,这些人想看看沈从文的"边城",包括体验一下 "翠翠"在边城的日子。
其实,出自凤凰的名人除沈从文外,还有有"熊凤凰"之称的熊希龄,他俩同为逊清末年中国社会的两大名人。
遗憾的是,像熊希龄这样的中国人的脊梁,恐怕早已淹没在对"旅游旺季"的追捧之中了。
②熊希龄(1870—1937年),字秉三,湖南省凤凰县人。
"湖南神童"熊希龄二十二岁点翰林,二十四岁高中二甲进士并被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与中国近代史上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南通张謇同榜进士,并与张同入翰林院。
熊希龄35岁时作为清朝五大臣之一考察欧美宪政,40岁出任民国财政部长。
熊希龄晚年皈依佛门,法号妙通,亦自署"双清居士"。
③熊希龄天资颖悟,弱冠之年便誉满三湘,高中乡试时,主考官给他的评语是:"边楚蛮荒,前无古人,才华之高,乃三湘有为之士"。
表面看熊希龄风光无限,实则仕途多阻。
1896年8月熊希龄因病滞留衡阳,未得进京陛见,这病得的真及时,否则这位维新人士、康梁同党就成戊戌七君子了。
④1913年7月,熊希龄因"懂经济"而成为民国政府兼财政总长。
1917年,华北大水灾,熊希龄动员成立"京畿水灾筹赈联合会",这次赈灾共计募集到棉衣裤148601件;被单、夹衣裤82400件(折合约20余万元);善现款929900余元,另有中钞与公债等30余万元。
1917年京直水灾民间救济情况略述摘要:1917年,京兆、直隶地区发生罕见水灾,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民间开展了募集赈款、救助难民、施放急赈等一系列行动,有效地减轻了水灾产生的恶劣影响。
民间救济成为此次救济活动的主体力量,并体现出透明度高、弥补政府力量不足的特点。
关键词:1917年;京直水灾;民间救济中图分类号:k25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2)10-0000-01中国是一个多灾荒的国家,华北更是自然灾害频发的地区。
1917年,夏秋之际,北方地区进入伏汛,京直各地大雨不断,主要河流相继出现溃堤现象。
洪水淹没田地、房屋,京直地区成为一片泽国。
本次受灾地域之广,被灾人口之多,可谓百年不遇。
京直水灾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普通民众、社会名流、企业商铺、慈善机构及社会团体纷纷参与救济,形成一股巨大的民间救济力量一、筹集赈款、物资京直水灾发生之后,京兆尹王达向政府请求赈款,冯国璋下令财政部拨款5万元,然而直到9月末也仅到款1万元,远远不能满足赈灾的需求。
对此,各界人士纷纷慷慨解囊,捐款捐物,民间救济活动迅速展开。
中国红十字会、中国济生会、旅沪顺直同乡会等慈善机构和社会团体,更是广泛参与救济。
首先是筹集赈款。
普通民众一般捐银几元、十几元、几十元甚至上百元不等。
社会名流、企业商铺多有大量捐款。
天津艺人还多次发起演唱义务戏的活动,并在报上刊登消息,号召民众前往。
民间还利用现代媒体的广泛影响力开展募捐活动。
如中国红十字会在《申报》刊登募捐广告,劝募赈款,并在《字林西报》、《泰晤士报》等外文报纸上刊登广告,希望募集到海外善款。
而宗教界人士则以宗教理念劝导教众,进行捐助。
天津基督教水灾赈济会、五公会以及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发表《北京、天津基督教水灾赈济会致全国基督教徒公启》,文中称“吾人深荷圣恩,久承选召。
今教外踊跃输将,吾党徒讵宜袖手,宜趁此时机,敷博爱之宏旨,尽救人之天职。
庶我教不同于流俗,《圣经》不托空言……所望全国圣徒,同心合力,共襄斯举。
民国初年华北灾荒与京津艺界赈灾义演桑慧荣内容提要:民国初年,华北地区灾害频繁,受灾民众困苦,社会动荡不安。
在此严峻形势下,北京、天津上自政府部门,下至民间团体、艺界同人等,纷纷加入社会救助事业,义演成为一种重要的筹资助赈方式。
梨园伶人、票友和戏园主人等作为义演参与主体,或主动、独立发起义演,或与其他社会组织合作展开活动,显示出北京和天津艺界同人的慈善公益之心。
关键词:民国初年华北灾荒京津艺界赈灾义演民国初年,社会环境十分恶劣,连年自然灾害造成了灾民困苦、生活无着的严酷局面,整个华北地区社会动荡不安。
此时以“演剧赈灾”和“筹款演剧”等为名号的赈灾活动十分活跃。
这些以艺界为主体的济贫活动成为民间赈灾的重要支撑。
本文所谓“艺界”,指职业艺人、业余票友与演出场所戏园主人等。
已有学人对义演问题做初步探索,①讨论涉及艺界赈灾,但是针对性分析尚需进一步加强。
一华北灾荒中的政府救济与社会救助民国初年,由于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华北地区自然灾害频繁发生,*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近代慈善义演珍稀文献整理与研究”(编号:17ZDA203)阶段性成果。
①郭常英:《慈善义演:晚清以来社会史研究的新视角》,《清史研究》2018年第4期;郭常英:《慈善义演参与主体与中国近代都市文化》,《史学月刊》2018年第6期;岳鹏星、郭常英:《晚清都市空间的慈善、娱乐和社群认同》,《广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郭常英、岳鹏星:《寓善于乐:清末都市中的慈善义演》,《史学月刊》2015年第12期。
城市史研究(第41辑)再加上晚清以来该地区战争不断,更加剧了灾害程度。
1917年顺直大水灾和1920年华北五省旱灾,是该时期最为严重的两次灾害。
1917年夏秋之际,“直隶连降大雨,永定河、南运河、潮白河等河堤相继冲溃,洪水泛滥”,①被称为“二百年来未曾睹之洪水”。
②京兆尹辖区共20县,受灾“重者8县,轻者10县”,“无灾者不过2县”。
宜隶辖区共120县,受灾“重者32县,轻者54县”。
熊希龄:“此君一出天下暖”1892年农历二月十二日,湖南沅州府衙内,一群春风得意的新科举人、秀才,聚在一起游园赏花,吟诗作画。
有画牡丹的,有画荷花的,有画兰花的,有画菊花的。
而有名举人则画了株棉花,那株棉花,俏生生地立于洁白的宣纸上,枝叶扶疏,蓓蕾初放,清逸中透出温暖安稳气象。
题字也绝:此君一出天下暖。
此人就是熊希龄,新科举人。
这一年,他二十二岁。
二十四岁,他又顺利中了进士,还被光绪帝“点翰林”。
可是,他入翰林院不到两个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民族危亡激起了熊希龄的满腔豪情和报国之志。
他给洋务派首领张之洞上书,强烈要求变法维新。
湖南维新运动兴起,他又以在籍翰林身份协助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并参加谭嗣同创立的南学会。
他以为他倾心倾力推助的波澜,将席卷一切旧的、破的东西,让新世界的春花遍地开放,可惜,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被杀。
熊希龄因在赴京途中骤病,未能按时到京而逃过一劫,但也被清廷“革职永不叙用,发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回到老家的熊希龄,闭门读书,养精蓄锐。
庚子事变后,在新任湖南巡抚端方的大力保荐下,熊希龄充任清廷派遣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的随员,一起出访。
这番国外游历,丰盈了熊希龄的阅历。
回国后,在整治东三省经济的过程中,被冠上一顶“理财能手”的高帽。
后来这尊“财神”却被袁世凯一眼相中。
熊希龄虽力辞五次,仍被推着就任了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
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为了粉饰太平,竭力拉拢进步党人组阁,熊希龄自然是负责组阁的不二人选。
当上民国首任民选总理的熊希龄,雄心勃勃,力图建立起“真正共和国”。
可是,袁世凯让他组阁,本来就只是一种姿态,一个过渡,是利用“名流”来装点门面对付国民党。
当袁世凯的目的达到后,他原形毕露,很快以大总统的名义解散国民党和国会,熊希龄也辞职下台。
当了袁世凯的炮灰和祭品的熊希龄,一时间备受世人指责和诟病。
在众人的唾骂声中,熊希龄的人生跌入谷底,仕途之门也砰然合上。
1917年的夏末秋初,北方发生了大面积水灾,近两万个村庄被淹,六百多万灾民无家可归。
1917年天津水灾与赈济情况略述1917年,直隶地区出现了数十年未遇的大水灾,其中天津受灾程度最重,市区全部被淹,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水灾发生后,北洋政府和社会各界高度重视,积极筹措,实施了一系列的赈灾措施,使灾民的困苦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同时也给现代救灾理念带来一定的启示。
标签:天津水灾;灾情;赈灾1917年夏,直隶地区发生了百年一遇的特大水灾,受灾情形极其严重。
其中天津这座城市瞬间成一片汪洋,受到了严重的灾难,给人们的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当时有名的《益世报》,对天津水灾的情形以及当时的政府,民间团体等各界人士的救灾活动进行了大量跟踪报道,并利用自身的号召力呼吁社会各界人士联合起来共同抗灾救灾。
本文拟透过《益世报》的视角下还原1917年天津水灾的情形以及社会各界的筹措赈济情况。
1水灾情形1917年,对京直地区来说是个多灾多难的年份,从春到夏,亢旱异常,农民收成甚微。
到了夏秋之际,百姓又因突遇洪水而苦不堪言。
7月中旬,暴雨席卷了京直各地区,从而导致该地区各条河水的水势猛涨。
作为直省境内主要的五大河流之一的永定河历来为患最甚。
在这次大水灾中,对于天津威胁较大的永定河又一次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因七、八月间永定河的上游暴雨成灾,导致一连串的山洪暴发。
根据九月底的水文记录来看,洪水从永定河出发,以“每秒20万英尺”的速度朝海河注入,而此时海河入海的水只有“每秒6万英尺”,可想此次洪水如猛兽般涌入天津这座城市。
由于汛情的不断恶化,9月21日,来自南运河决口的洪水向天津市区逐步逼近。
《益世报》的记者为了能及时给人们带来有关灾情的最新报道,他们不畏险阻,进入灾区重地,带来了大量及时报道:“9月22日,河水大涨,记者随即查看,北岸已被淹没,河北大街一片汪洋,商民纷纷逃难,行人已断绝,关下已完全平漫,张工祠前寓居之灾民又复逃迁至大王庙前者居多数,南岸由北浮桥至西营门亦平漫”。
由于此时的天津还没有设围堤等基础设施,当良王庄与杨柳青之间的南运河连续决口时,水势疯狂地漫入城内,瞬间使城南成一片汪洋。
1917年京直水灾救济中的“义赈”及其作用1917年京直水灾救济采用委托慈善组织办理赈济的办法,使义赈组织成为此次救灾的主体,并有效促进了民间义赈事业的发展。
为加强各义赈组织之间的合作,专门成立京畿水灾赈济联合会,开创了义赈组织联合办赈的先例。
义赈组织不仅为此次水灾筹集了大量资金,而且受委托办理“急赈”和“官赈”,并在“散赈”“灾民收养”和“灾后恢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由于赈灾款物筹集困难、义赈组织间的协调性不强等原因,导致“义赈”多集中于某些重灾区,且赈灾款物分配不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义赈”在此次水灾救济中的效果和作用。
标签:1917年京直水灾;官民合办;“义赈”1917年夏秋之际,“直隶连降大雨,永定河、南运河、潮白河等河堤相继冲溃,洪水泛滥”①。
因这次水灾的受灾区域主要集中于京兆和直隶地区,所以被称为“京直大水灾”。
学界在1917年京直水灾救济研究方面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主要侧重于对其灾情和救灾情况的介绍,或集中于对其救助方式的分析。
②本文尝试以《京畿水灾善后纪实》和《益世报》等相关报道为主要参考资料,对此次水灾救济中“义赈”的特点、作用及其局限性等作些简要分析。
一、1917年京直水灾救济中“义赈”的主要特点1.参与“义赈”的慈善救济组织数量多相对“官赈”而言,“义赈”是由民间自行组织劝募、筹集经费并直接向灾民散放物资的赈灾活动。
义赈组织主要是指“义赈”所依托的领导、筹赈、办赈等机构的慈善组织。
据《京畿水灾善后救济纪实》卷八《义赈》的统计:参与京直水灾救济的义赈组织达20多个。
参与京直水灾救济的义赈组织,既有京畿地区和国内其他区域的义赈组织,也有全国性组织和个别来自国外的义赈组织。
属于京畿本地范围的义赈组织主要有顺直助赈局、顺直水灾义赈会、天津水灾急赈会、京畿水灾赈济联合会等。
参与本次“义赈”的普通善会善堂主要有天津贫民教养院、天津掩骨社、天津广仁堂、天津济生社、天津西老公所、天津义阡局等。
高鹤年:翱翔在名山之间的一只仙鹤奔走在慈善路上的一位佛家【生平简介】高鹤年(1872~1962),名恒松,号隐尘,又字野人,别号终南侍者、云山道人、云溪道人。
近代佛教居士、旅行家、慈善家。
祖籍安徽贵池,祖上迁居江苏省兴化县,定居于刘庄。
父亲高正刚,母亲刘氏都是佛教信士,家道比较殷实。
这使得他从小接受了许多佛教教育,知道敬佛信佛。
他同时又是一位作家,卓有著名的《名山游访记》除具有极高的史学和佛学价值外,亦展现出非凡的文学才华。
更加动人的是其中跳动着一颗悲悯苍生的菩萨心。
7岁时,入蒙馆读书,天资颖悟,智慧异常,出口成章,深得塾师喜爱。
15岁的高决心吃长斋净口,成为一名佛教居士。
18岁时,其父为高鹤年迎娶了智氏夫人,智氏夫人也是虔诚的佛教徒,与高志同道合,相互促进学佛之道。
他们夫妇可谓“有宿净姻缘,无常聚之痴心”,婚后不久,高鹤年在夫人的支持下,得偿夙愿,开始了名山游历、参访的生涯。
27岁初次拜访印光大师于普陀山法雨寺,又到镇江会山参谒禅宗尊宿大定禅师,从此于净土、禅宗之理更有所悟。
宝华山大霖法师认为高堪为弘法人才引他到金山寺受五戒并与通融上人同住藏经楼阅藏。
30岁时高再到南京杨仁山居士所办经房,昼夜参读,杨认为他“参悟有得,知行不违”。
同年与印光大师通函讨论禅学,感书信不能畅谈,即亲赴普陀,和印光大师谈论五昼夜。
印光大师示以方便多门,归元无二真理。
1907年,高鹤年参礼常州天宁寺冶开禅师。
1908年,母亲去世,高将亲朋送来的奠礼全部捐做重修刘庄紫云山寺之用。
1910年在紫云山寺修建藏经阁,设佛学图书馆、念佛堂。
1914年与恒松法师在五台山建立广济茅蓬下院。
1916年,在陕西终南山结茅,息心参究,并在山上再遇虚云禅师,指示用功之道。
1919年,劝简照南,简玉阶兄弟将南苑施舍为道场(即今之觉园),同年六月,高鹤年行至九华山,见山中香客颇多,沿途天热,生病者多而无医院。
他就写信给上海的同仁医院,利用东岩下院楼上,办临时医院,施诊送药,严寒写信邀请陆伯和、陈子修二位医友,来山看病。
嘉庆六、七年直隶地区水灾和政府的救灾活动述评王秀玲(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 300071)摘 要:嘉庆六年永定河决口,直隶地区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水灾,嘉庆政府采取蠲缓钱粮、煮赈、以工代赈、调粟等一系列措施成功组织了此次救灾活动。
由于政府高度重视、措施到位、钱粮充足、吏治清廉,救灾成效显著。
嘉庆六、七年政府救灾活动有其自身的特点:社会力量参与救灾;政府的救灾手段开始由单纯的行政干预转向使用经济手段;救灾过程中煮赈事例明显增多。
关键词:嘉庆;直隶;水灾;救灾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识码:A嘉庆六年(1801年)六月永定河决口,引发直隶地区特大水灾,水灾波及直隶一百三十余州县,其中成灾的达九十余个,灾民的生活、生产均遭到严重的破坏。
此次水灾是在清朝国力日益衰落的情况下发生的,国家荒政所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已被大大削弱,探讨这种历史背景下政府的救灾活动,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嘉庆时期国家荒政的了解,而且对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嘉庆时期政府的行政效能及其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干预能力亦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于这次水灾的研究,除了李向军的《清代荒政研究》略有涉及外,尚未有专文论述。
本文拟以《嘉庆朝上谕档》和《钦定辛酉工赈纪事》中的相关内容为史料基础,对此次水灾及政府救灾活动进行论述,以加深对上述问题的了解。
一 嘉庆六、七年直隶地区水灾概述此次水灾的发生,主要是由于永定河决口造成的。
清代永定河水患频繁,长期以来,永定河的淤积、改道、溃堤时有发生。
嘉庆六年六月初一,京畿一带连降暴雨,永定河数处决口,这场大雨持续的时间几乎将近一个月,其所属五大水系永定河、通惠河、北运河、南运河、大清河同时涨水,“直隶各州县大半被水,民舍、田禾多被淹浸,实非寻常偏灾可比”,1这无疑是一次较大的自然灾害。
下面主要以京师、顺天府和直隶地区的情况予以说明。
在京师,由于雨势过大,“坍塌墙垣、房屋甚多”。
圆明园宫门积水深至五、六尺,军机房内进水已有一尺有余,“各衙门奏事均须徒涉进内,水深过膝”,只能于宫门外备小船木筏用于过往。
爱国主义教育演讲稿湖南的导游词500字(精选篇1)熊希龄故居坐落在凤凰北文星街的小巷里,跨地面积八百平方米,为苗族所特有的古式建筑群落,虽矮小但不失优雅,得到了相关部门的大力保护,现存的房屋都是原样,满具苗族风韵,往故居向东约二百米是灵动秀美的沱江水。
为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这里环境幽静深邃,建筑群古色古香,布局为四方形,有一天井在正中央。
跨入宅门,左侧便是宽约十平方米的会客室,而在天井的东面备有柴房,石磨石碓等家用器具,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熊老家人勤于持家的画面。
熊希龄打小便喜于在这里专研推磨的技术,这对于培养他体贴民众,关爱百姓的优良品德有着良好的启发与奠基作用。
别了天井,我们来到了正厅,木门两侧有着遒劲有力,字迹可辨的对联:"一生赤诚爱国盼中华振兴,半世慈善办学为民族育才",昭示着熊希龄建功立业的报复,同时显示着他愿意倾其一生为慈善教育作出贡献。
在正厅里,陈列着熊老的遗物,遗迹,遗墨,供游客凭吊缅怀。
他才华盖世,学贯中西,博古通今,,满腹经纶,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挺身而出,竭尽全力,百家卫国。
素有伟人评价云:"一个人为人民做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熊希龄是做过许多好事的。
"周恩来总理也曾经肯定他的业绩,评价道:"熊希龄是袁世凯时代第一流人才,是内阁总理。
熊希龄的事,我看后就记得很清楚。
"话语虽平淡白话,但两位伟人的称赞,高度显示了熊希龄先生一生爱国为民,倾尽全力。
在二千年开放以来,吸引了数百万人次的旅游观光,是古城一道亮丽的风景。
湖南的导游词500字(精选篇2)凤凰古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曾被新西兰著名作家路易·艾黎誉为中国最美的小城之一。
毗邻吉首德夯苗寨、永顺孟东河、贵州范静山,是怀化、吉首、贵州铜仁之间的必经之路。
铜仁大兴机场距县城仅27公里,交通便利。
凤凰风景优美,历史悠久,名胜古迹众多。
城中明清古塔古院依旧雅致,古朴的沱江静静流淌。
熊希龄与1917年京直水灾救济赵新颖【期刊名称】《唐山学院学报》【年(卷),期】2012(025)004【摘要】1917年京兆、直隶地区发生水灾,被灾地区广,受灾人数众,为数十年所未遇。
前民国总理熊希龄奉命督办京畿一带水灾河工善后事宜,采取各种措施,积极救济灾民,由此也开始了他慈善教育事业的生涯。
%A rare and serious flood happened in Jingzhao and Zhili region in 1917. The number of stricken persons was large and the disaster area was wide. Here for decades had not encountered such a flood. Former Prime Minister Xiong Xiling commissioned by government set up the supervision and water control project after the flood in Jingji area as well as to supervise the flood relief services. He took varieties of positive measures to relieve the victims, which made his charity education career begin.【总页数】3页(P58-60)【作者】赵新颖【作者单位】河北大学历史学院,河北保定0710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827【相关文献】1.1917年京直水灾救济中的“义赈”及其作用 [J], 郝红暖2.官义合作,委托救灾——1917年京直水灾救济方式探析 [J], 王林3.中国红十字会救济1917年京直水灾述略--以《申报》为中心的考察 [J], 池子华4.试论1917年京直水灾救济中的工赈 [J], 霍娟娟5.1917年京直水灾救济的特点和不足 [J], 葛宝森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Natural Disaster and Man- Made Disaster :Jing Zhi Flood in 1917and It' s Causes
作者: 刘宏
作者机构: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河北石家庄050051
出版物刊名: 河北学刊
页码: 59-62页
年卷期: 2014年 第2期
主题词: 1917年;京直;水灾;成因
摘要:1917年,海河流域发生数十年、百年一遇的特大水灾,京直地区雨情、水情、灾情均十分严重。
此次水灾,直接导源于气候、地理等自然因素,又与各种人为因素密不可分。
其中,段祺瑞执政期间,军阀混战、政治动荡,大大限制了对水灾的预防和救治。
此当为造成这次水灾异常严重的症结所在。
此外,由于滥砍滥伐森林,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加剧了河道淤塞,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人为因素。
1917年京直特大水灾,正是天灾与人祸分合交错的产物。
凤凰古城解说词凤凰古城导游词凤凰古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曾被新西兰著名作家路易艾黎称赞为中国最美丽的小城之一。
下面是店铺为大家整理的凤凰古城解说词,希望可以帮助到你。
凤凰古城解说词【一】这座曾被新西兰作家路易艾黎称作中国最美丽的小城之一的“凤凰古城”建于清康熙时,这颗“湘西明珠”是名副其实的“小”,小到城内仅有一条像样的东西大街,可它却是一条绿色长廊。
凤凰古城分为新旧两个城区,老城依山傍水,清浅的沱江穿城而过红色砂岩砌成的城墙伫立在岸边,南华山衬着古老的城楼,城楼还是清朝年间的,锈迹斑斑的铁门,还看得出当年威武的模样。
北城门下宽宽的河面上横着一条窄窄的木桥,以石为墩,两人对面都要侧身而过,这里曾是当年出城的唯一通道。
斜阳西下,桥边岸畔不少妇人正在用木槌洗衣,啪啪声随着水波荡漾开来。
顽童脱个精光,在水中嬉戏,也有姑娘家把身子浸在浅水处享受流水轻柔的抚摸。
岸边更有不少写生的学生,也为小城增添了一道风景。
凤凰古城最有名的是那一幢幢古色古香、富有浓郁土家族风韵的吊脚楼,但河畔的吊脚楼大多已不在了,只有在回龙潭那里尚留有十多间老屋,细脚伶仃的木柱立在河中,托起一段沉沉的历史。
沈从文的故居位于古城内中营街的石板小巷深处,共两进两厢,颇像北京的小四合院,整个故居都是砖木结构,青瓦白墙,木格花窗。
经风雨桥,过东城门,路上是行色匆匆挑担的乡民、老屋、挑担的乡民与红伞,形成了一幅对比鲜明的图画。
就像沈从文早已仙去,凤凰古城并不(2016年度西双版纳导游词)是一幅完整的水墨丹青画卷,但你还是能从一个个的局部来感受到她灵光一现的魅力。
凤凰古城也适合一两个人在一个小雨的天气在老城中的老街、小巷、河畔慢慢地走,用心去品味那曾有的过去。
凤凰古城解说词【二】凤凰古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曾被新西兰著名作家路易艾黎称赞为中国最美丽的小城之一。
这里与吉首的德夯苗寨,永顺的猛洞河,贵州的梵净山相毗邻,是怀化、吉首、贵州铜仁三地之间的必经之路。
百年前的那场洪水作者:雷东军来源:《中国收藏》2016年第07期近两个月以来,连续的强降雨使得多条河流水位远超警戒线,防汛形势严峻。
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1917年,海河流域爆发了20世纪第一场特大洪水,流域内70条河流所有堤坝全被冲毁,受灾范围遍及直隶全境,受灾人数达620万。
这场世纪大灾难,既是由于台风造成的“天灾”,又有河道年久失修的“人祸”。
透过一组当时的老照片和相关文字记载,或许可以为我们的抗洪救灾工作提供一些启发。
小便宜与大水灾1917年8月2日晚,在天津西郊的赵家庄和杨家庄交界处,老河口的堤坝突然决口。
霎时,河水灌入农田,田野上一片汪洋,并直奔赵家庄而去。
接到水警后,驻扎在赵家庄的巡警以及当地村民迅速赶往决口处。
人们将渡船砸沉,与装土的袋子和砍伐的树干一起,填补了决口。
赵家庄的村民们避免了水淹之苦,可奇怪的是,平时好好的堤坝怎么突然就决口了?原来,是一位姓王的村民因贪小便宜而酿成的大祸。
他有一块田靠近堤坝,为了灌溉田地,就偷偷在堤坝上挖了一条很细的小沟,将河道里的水引入田中。
然而,谁也没料到,河水暴涨后,将那条小沟冲成一个4米宽的决口。
不仅是赵家庄村民,因连日的阴雨,使得每一位天津老百姓都面临着洪水的巨大威胁。
据记载,8月5日,在金汤桥南、大胡同以北一带,大水将道路阻断,一直到三条石地区,水深约35厘米。
这一地区的德祥旅馆被大水围住,一些住店的旅客只能站在门口望“洋”兴叹。
更糟的是,8月6日晚12时,南运河和子牙河河水突然暴涨,洪水肆虐着坐落在这两条河中间的大觉庵、赵家庄、卞家庄、杨家庄等9个村子,一时间,儿啼女泣之声不绝于耳。
洪水直到8月19日,才渐渐退去。
正当人们以为汛期已经结束的时候,仅仅过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海河及其支流水位再次上涨,天津城重新面临水患的威胁。
9月21日,在三岔河口沿岸的积水已经能够没过膝盖,三条石侯家后一带的水深已经没踝。
元隆号、瑞蚨祥、瑞昌恒等商家派人保护这一地段的堤坝,同时还共同出资购买5000条麻袋,用于防洪。
第32卷第5期唐山学院学报V o l.32N o.52019年09月J o u r n a l o fT a n g s h a nU n i v e r s i t y S e p.20191917年京直水灾救济的特点和不足葛宝森(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成都610110)摘要:京直水灾发生于1917年,其时,中华民国刚刚建立不久,国家的救灾体系还未完全建立,这次救灾活动在程序和方法方面很大程度上沿用了清代的惯例;而民国初期社会制度㊁思想观念㊁技术手段已经发生了改变,在救灾的很多环节上又与清代有不同之处.尽管救济活动存在缺点和不足,但仍不失为一次有较高效率的救灾实践.关键词:京直水灾;查赈程序;救灾主体;多样化救灾中图分类号:K258.9㊀文献标志码:A㊀文章编号:1672349X(2019)05005505D O I:10.16160/j.c n k i.t s x y x b.2019.05.009O n t h eF e a t u r e a n dD e f i c i e n c y o f t h eR e l i e fa b o u t t h eF l o o d i nJ i n g z h iR e g i o n i n1917G EB a oGs e n(T e a c h i n g R e s e a r c hD e p a r t m e n t o fP a r t y H i s t o r y a n dB u i l d i n g,P a r t y S c h o o l o fC h e n g d uC o m m i t t e e o fC P C,C h e n g d u610110,C h i n a)A b s t r a c t:I n1917,J i n g z h iR e g i o nw a s s t r i c k e nb y t h e f l o o d.A t t h a t t i m e,t h eR e p u b l i co fC h i n aw a s j u s tc r e a t e da n dt h ec o u n t r y sd i s a s t e rr e l i e f s y s t e m h a dn o tb e e nf u l l y e s t a bGl i s h e d,t h e r e f o r e t h e d i s a s t e r r e l i e f f o l l o w e d t h e p r a c t i c eo f t h eQ i n gD y n a s t y i n p r o c e d u r e s a n dm e t h o d s t oa l a r g ed e g r e e.H o w e v e r,t h e s o c i a l s y s t e m,t h e c o n c e p t a n d t h e t e c h n i c a lm e a n s i n t h e y o u n g R e p u b l i c o fC h i n ah a d c h a n g e d i nm a n y a r e a s,w h i c h l e d t o s o m ed i f f e rGe n c e s i nm a n y r e l i e f p r o c e d u r e s.D e s p i t e t h e p r o b l e m s a n dd e f i c i e n c i e s,i tw a s s t i l l ah i g h l y e f f i c i e n t d i s a s t e r r e l i e f.K e y W o r d s:F l o o d i n J i n g z h i R e g i o n;p r o c e d u r e o f i n s p e c t i o n a n d r e l i e f;m a i n b o d y o f t h e r eGl i e f;v a r i o u s r e l i e v e s㊀㊀1917年京直地区发生了数十年未遇的罕见大水灾.面对空前水灾,北洋政府委托前国务总理熊希龄专门设立了督办京畿一带水灾河工善后事宜处(以下简称督办处).督办处从制定章程㊁组织人员㊁筹措资金㊁发动社会力量等方面着手开展救济活动,取得了良好效果;其救灾手段㊁救灾理念在整个民国救灾活动实践中呈现出新的特点,为之后的救灾活动提供了借鉴.但是囿于时代所限,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缺点和不足.一㊁查赈程序及其内容清代的救灾程序经过二百多年的完善相对完整㊁固定.在灾荒发生后,救灾过程要经过报灾㊁勘灾㊁审户㊁发赈4个阶段.报灾由地方官负责,以日为限,逾期报灾或匿灾不报者,视唐山学院学报第32卷㊀情况轻重给予降职或革职处分.勘灾由地方官吏察看㊁核实田亩受灾程度,确定成灾分数[1]24,成灾分数分为一到十分,一到五分不成灾,六到十分才能定为成灾.勘灾的勘察内容具体包括灾户姓名㊁所在村庄㊁田亩多少㊁坐落位置,汇集成册后,注明日期.审户是统计灾民户口,并把灾民按程度分为极贫㊁次贫,以此作为赈济的依据.审户时按年龄将灾民分为大口㊁小口,16岁以上者为大口,以下者为小口,核定完成后,按以上标准发给赈票.发赈即是按赈票上所列数量,将救灾用的钱粮发给灾民.到了民国时期,救灾程序分为报灾㊁勘灾㊁查赈㊁放赈4个阶段,在内容上与清代略有不同.1917年的京直水灾的报灾是按1915年北洋政府颁布的«勘报灾歉条例»进行的,该条例规定, 地方遇有灾伤除旱灾虫灾由渐而成,县知事随时履勘,至迟不得逾十日外;其有风㊁雹㊁水灾均须立即履勘,不得逾三日.先将被灾大概情形通详该管道尹㊁财政厅或财政分厅暨本省巡按使 [2]87.京直水灾的勘灾由地方官完成,成灾分数仍沿用清代的分法,所不同的是除六到十分灾村减免一到七成正赋外,五分灾村也被免除一成正赋,使蠲缓的普及面更宽.京直水灾的查赈与清代审户的内容相仿,但查赈由专门设立的查赈委员会分派14路委员长及委员负责,而非清代的地方官.在赈灾领导机关督办处颁布的查赈委员办事条例中明确规定, 各路查赈委员长及委员调查赈务时,地方官绅均有协助职责 ①.查赈委员的公共开支由督办处负责,禁止接受地方官员及团体的供给.可见,这种派出专职查赈人员的方法可以使查赈结果更加客观准确,也使赈灾变得更加专业化,同时大大减少了灾情造假的可能,也减轻了地方官的部分压力,使其可以专心于相关赈务.另外,在查赈内容方面也比清代更为详细㊁全面,务求做到赈灾钱粮物尽其用.在放赈方面,清代条例规定只有成灾六分以上才可放赈,这一规定在实际操作中往往显得僵化刻板,不尽情理.在京直救灾散放冬赈时,顺直助赈局即依清代惯例只给六分以上灾村放赈,结果造成其中状况已明显转好,根本无需赈济的灾民仍然领赈,而很多四五分灾村的灾民受灾程度高于全村平均水平,却无法领赈.这种现象引起了一些百姓对赈务工作的不满.督办处了解情况后马上拨款,对四五分灾村散放冬赈,并在春赈时用顺直义赈会代替办赈不利的顺直助赈局.后来,北洋政府参照京直水灾救济的这一经验,把五分灾村也列入了赈济范围.京直救灾的放赈监督环节也不同于清代,督办处采取放赈员放赈,监放员㊁查赈委员㊁地方官员共同监督的模式.各路人员共同监督,并互相监督,最大限度地制约了舞弊现象的发生.二、救灾主体多样化清代的救灾思想是与 天命 说和 仁政 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人们对于一切人事休咎,莫不认为是天帝所决定,对自然的灾害,生产的丰歉,都用这种观点来解释.他们认为人间的一切灾害饥荒,都是天帝有意降罚于人类 [3].在这种天命思想主导下的灾荒救济活动基本上是被动的㊁消极的.而统治者则追求仁政思想, 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 ,以达到内圣外王的境界.在这种思想主导下,统治者并不提倡社会力量参与灾荒的救济,救灾活动必然只局限于封建朝廷的官方赈济.虽然民间的义赈早在康熙年间就已出现,但都是零星存在,且规模很小,根本无法与政府的官赈相提并论.民国初期,时代背景发生了改变,主权在民的思想已逐渐渗透到国人的思想当中,这也为政府与社会力量共同办赈提供了思想基础.北洋政府在京直水灾之前并没有专门的救灾机构.1912年6月内务部颁布的«内务部官制修正案»第一条规定:内务总长管理恤贫㊁救灾㊁慈善及卫生等事务,并 监督所辖各官署及地方长官 ;第六条还具体规定由内务部所设置的民治65㊀第5期葛宝森:1917年京直水灾救济的特点和不足司执掌贫民赈恤㊁罹灾救济㊁贫民习艺所㊁感化所㊁盲哑收容所㊁疯癫收容所㊁育婴恤嫠㊁慈善及移民垦殖等事项;第十一条规定由卫生司执掌传染病㊁地方病之预防㊁种痘及车船检疫等事项[4].在地方上则以内务科对以上事务进行管理.这样,无论是机构设置,还是人员配备以及专业化管理经验上都明显不够完备.鉴于上述情况,京直水灾发生后,代总统冯国璋急令前任总理㊁近代著名的理财专家㊁慈善家熊希龄设立督办处,由他亲任督办组织救灾.熊希龄素来致力于推进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大力提倡学习西方各领域的先进经验.在这次救灾过程中,熊希龄汲取西方政府与民间协同救灾的经验,并以清末顺天府尹周家楣引入南方的民间义赈救灾为参考实例,开展与社会救灾力量的合作,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大规模官民合赈的局面.由于北洋政府的财政十分紧张,仅靠政府拨款根本无法完成救灾,这一点熊希龄自然十分清楚,引入社会力量也是他的明智之举.此次救灾伊始,熊希龄就召集各民间慈善团体开会商讨救灾办法,参加会议的团体有天津水灾义赈会㊁顺直助赈局㊁中国红十字会㊁上海红十字会㊁中国青年会㊁中国济生会㊁中华圣公会等.其后,熊希龄决定以参会各团体代表为基础,组成一个联合办赈机构,定名为 京畿水灾筹赈联合会 ,熊希龄任会长,美国红十字会顾临为副会长[5].该会的宗旨是各慈善团体协同督办处共同协商解决救灾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力求做到行动协调一致.京直救灾的突出特点之一是各种民间慈善力量都积极地参与到救灾活动中来.其中传统的慈善团体顺直助赈局㊁顺直义赈会先后接受督办处委托,办理了冬赈和春赈,并分别在民间筹款50万元和20万元用于救灾.宗教团体在这次救灾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如中华圣公会等,宗教组织利用分布在各地的教堂开办粥厂㊁收养孤儿,协助办赈,在民间救济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京直救灾过程中,民间企业也是不可或缺的力量.开滦矿务局㊁井陉矿务局作为盈利型企业,在冬赈时分别无偿捐助末煤2000吨和1400吨,极大地缓解了冬季灾区用煤紧张的局面,使督办处节省了大量资金用于其他方面的赈济.个人慈善家在这次救灾中也发挥了较大的作用.善士唐宗郭㊁唐宗愈仅在霸县一地就放红粮169380斤,铜元772100枚,其后又在固安放洋3755元,铜元59092枚,在文安放红粮8111石3斗,洋11373元,铜元3000枚①.此外还有英国教士饱秉公独立设粥厂施赈,宁波赵主教捐款挖河,等等,捐助内容涉及救灾的各个方面.可见,各种类型的民间力量大规模参与赈灾,为京直水灾救济工作的顺利完成发挥了重要作用.三、近代化救灾方法和手段的运用第一,民国建立以后,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和人民观念的变化,也赋予了救灾活动新的内容.首先在机构设置上与清代有所不同.清代没有救灾常设机构,但形成了以皇帝为总管,户部筹划组织,地方督抚主持,知府协办,州县官吏具体执行,层层向上负责的救灾管理体系[1]77.统治者认为灾荒时限性强,为节省人力物力,在平时不设专门机构,这种作法显然有着明显的缺陷.专门的机构㊁职业的救灾人员是确保救灾顺利完成的基本保证,缺少这些因素,必然会使救灾效率低下,赈务松懈,流弊滋生,这是清代赈灾效果往往不甚理想的主要原因.京直水灾发生后,北洋政府委托熊希龄设立专门救灾机构督办处,代表政府处理京直地区救灾事务,并建立了近代化的机构系统,设立总务㊁赈务㊁编译㊁会计负责日常事务,设立查赈委员会勘察灾情,又设总督察官负责监督各项赈务的实行.各机构分工合作,相互协作,相互监督,使整个救济活动成为一个高效有机的整体.有鉴于督办处在京直水灾救灾中的良好表现,北洋政府终于在1920年北方五省大旱灾之时设立了政府正式救灾机构赈务处,1924年更名为督办赈务公署,负责全国救灾事务,并直接75唐山学院学报第32卷㊀隶属于大总统.第二,在以工代赈方法方面,清代对灾民的工赈一般都是让灾民从事河工和修砌城墙等工程,由于工程大多由政府或士绅出资,管理方法和施工方法都十分落后,工赈的效果也可想而知.京直救灾在工赈方面不仅包括传统工赈工程,更有兴修京通马路这样的近代化公用事业工程.该工程首先是由督办处代表政府和美国红十字会共同出资㊁共同管理,解决了资金不足的问题;以招标的方式安排并采购灾工日常食宿及大宗用品,避免了暗箱操作和资金的浪费,这种运作方式在西方也属先进;设立了工程司㊁工赈事务所㊁弹压委员会等专业机构对工程进行运作,保证了施工的顺利进行;灾工管理严格,又不失亲民.这些做法调动了灾工的积极性,提高了灾工的工作效率.以上京直救灾的工赈特点都是清代工赈所欠缺的.京通马路的运作模式在民国工赈中首开兴修近代公用事业工程的先河,并以其近代化的管理方式成为民国时期以工代赈的成功范例.第三,在灾民教养方面,京直救灾与清代主要兴办养济院㊁育婴堂㊁留养所等消极救养机构为主的做法不同,京直救灾大力倡导开办露天学校㊁贫儿习艺所㊁师范讲习所等灾民教育机构,使灾民通过学习能够获得一技之长,并藉此实现自我救助,摆脱被动接受救济的状况.京直救灾时的灾民教育工作是一个有机的体系,露天学校聘请当地教师㊁士绅㊁教会人士担当教师,教授灾民基本文化知识.贫儿习艺所则给学龄灾童讲授灌溉㊁耕种㊁土木工程㊁烹饪等实用课程,使之将来进入社会后能有一技之长.师范讲习所则是为有一定文化基础的成年人开办的,讲授教育学㊁博物初步㊁管理法㊁物理大要等课程.这些学校基本上都靠社会捐助和利用已有场所㊁设施兴办,大部分人的食宿免费.各年龄段和不同知识层次的灾民可以在不同的教育机构接受相应的教育,使他们学有所长,真正实现了更深层次的救济.率.铁路运输的方式使赈灾物资和灾民的转运 纵使穷乡僻壤,在水中央,背山之麓,马艇载就,近致之不啻一举手之劳耳 .而电报通讯手段的应用也使 电线之所通,其消息之流传,顷刻可知 [6].在清末,虽然电报㊁铁路等手段也曾用于救灾,但其使用规模有限.究其原因,是因为昂贵的费用约束了这些手段的使用.而救灾部门与路电部门互不统属,沟通协调不畅,严重制约了这些先进手段在救灾过程中的使用.在京直救灾中,督办熊希龄凭借其个人的声望和能力与路电部门进行了良好的沟通协作,由此减免了大部分的路电费用.电报㊁铁路等先进手段大规模的应用在京直救灾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四、京直水灾救济活动存在的缺点和不足虽然京直水灾救济总体上取得了很大成功,但其间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仍存在一些缺点和不足.首先是赈灾资金不足.当时北洋政府的财政状况窘迫不堪,水灾发生伊始,代总统冯国璋就命令财政部拨款30万元用于救灾,但只有10万元到位,直到救灾结束,其余20万元也未见到账,北洋政府首脑对救灾的态度由此可见一斑.救灾过程中,熊希龄深感救灾资金捉襟见肘,为此多次致电财政部要求拨款,但未能如愿.财政总长梁启超对待救灾拨款的态度也是 最急如湘军军务,次要如河工赈务 .更令人愤懑的是政府 全不顾近畿灾民之疾苦,在此次赈款中,日人借款500万元定名用于赈济一途,其中200万元竟不知下落 [7].所以,救灾资金大部分时间处于短缺状态,熊希龄无奈,只得多方筹措,勉为开支.其次,救灾过程中发生了官员渎职和舞弊现象.报界评论天津放赈时称: 被灾之初,官绅毅力热诚,按日施放急赈,赖以保全者殊为不少.其后或隔日施放一次,或逾三四日施放一85㊀第5期葛宝森:1917年京直水灾救济的特点和不足京也发生了步军统领因恐灾民游离生事,而派兵强制将进京的外地灾民遣回原籍的事件.中国旧有的政府机构吏治腐败㊁积弊丛生,这是众所周知的.在此次京直救灾过程中,虽然有督办处派查赈员㊁督察官对赈灾事务多方督导,但仍有部分官吏玩视赈务㊁隐匿灾情,有放赈紊乱的现象出现.究其原因,无非是官员们对灾情未能引起真正重视,或只顾表现自己的政绩,为保住官位粉饰太平㊁弄虚作假.这些都对救灾造成了一定的不利影响.再次,督办处未能协调好与部分民间慈善组织的关系,用人失察.督办处在冬赈时委托顺直助赈局办理,其过程基本顺利.但在对四五分灾村的赈济问题上双方持不同意见,督办处在掌握详细灾情的基础上认为,应对四五分灾村进行赈济,而顺直助赈局则以清代定例中的规定认为不应赈济,或以人手不够㊁资金不足为由推托不办.后来,督办处筹得资金,不得不委派各县知事会同督办处所派各路查赈委员长另行赈济.这一事件的发生说明,督办处在以民为本的近代救灾理念方面与保守的顺直助赈局沟通不够,未能与之进行有效的协调,导致始建于清代的顺直助赈局在办赈时仍保持清代陈旧的救灾观念.各地宗教团体积极参与到京直救灾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但督办处也存在与其沟通不畅的现象,从而影响了救灾效果.比如熊希龄就曾说: 水灾之初起时,余已与各教会通函,请出帮忙,然亦有置之不理者,可惜!可惜!若公教人均肯出来帮忙,不仅灾民之幸,亦国家之幸也. 督办处虽然充当了国家临时救灾机构的角色,但它并不是正式的国家权力部门,对顺直助赈局和宗教团体等民间组织没有直接的㊁绝对的领导权,由此导致政令不畅,影响救灾的进程.这也从侧面证明,尽早建立正式的㊁具有权威的国家专职救灾机构的重要性.再有,在赈灾过程中发生了公理会(教会组织)布道员樊景文办理粥厂时的舞弊案件,虽然樊景文最后被绳之以法,判刑1年零6个月,但以上事件不仅表明京直救灾存在缺乏专业救灾人员的问题,也从侧面说明督办处用人失察.虽然督办处组织的京直水灾救济活动存在着一些缺点和不足,但总体上仍然是民国初期组织的一次成功的大规模救灾行动.督办处在督办熊希龄的带领下倾尽全力㊁巧为谋划,克服了资金紧张㊁人员短缺等诸多实际困难,在社会慈善力量和相关政府部门的协助下,最终渡过难关,顺利地完成了此次救灾,在民国救灾史上留下了可圈可点的一页.参考文献:[1]㊀李向军.清代荒政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2]㊀陈凌.北洋政府时期荒政述论[J].菏泽学院学报,2006,28(1):87.[3]㊀邓拓.中国救荒史[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144.[4]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G]//财政经济(七).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503505.[5]㊀周秋光.熊希龄与慈善教育事业[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43.[6]㊀沈云龙.皇朝经世文新编(五)[M].台北:文海出版社,1987:80.[7]㊀刘玉梅.民国时期河北灾荒研究[D].保定:河北大学,2001.[8]㊀津埠官绅懈怠赈务[N].申报,1917G11G05.(责任编校:夏玉玲)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