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中的教育思想廖军和《淮南子》将老庄的“无为”思想加以发展，认为“无为”不是无所为，而是遵循自然规律行事。
故，遵循人的天性而进行的教育和教化不是道家所反对的“有为”，而是遵循“道”的一种“无为”，是追求和掌握“道”的一种途径。
因此，《原道训》里说：“夫内不开于中而强学问者，不入于耳而不著于心，此何以异于聋者之歌也？”《修务训》中说：“圣人之治天下，非易民性也，柑循其所有而涤荡之，故因则大，化则细矣。
”。
人性中有仁义的本质，先王进行教化就是遵循人们的爱好来劝善，按照人们的憎恶来禁奸。
所以，《淮南子》对这种遵循自然规律和人的天性而进行的教育活动非但不反对，而且是提倡的。
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教育思想，论教育的内容散见于各篇，在教育的目的、作用、内容、方法以及道德教育等方面都有所阐述。
一、人性论与教育目的广义的教育目的是指人们对受教育的期望，即人们期望受教育者接受教育后身心各方面产生怎样的积极变化或结果。
它所要回答的是“教育应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
《淮南子》的教育目的是建立在其人性论基础上加以阐发的。
一方面，《淮南子》继承了道家传统的“真人”观，即靠自身修炼达到“与道合一”境界的、人性返璞归真的“真人”。
《俶真训》中认为，“是故圣人之学也，欲以返性于初，而游心于虚也；达人之学也，欲以通性于辽廓，而觉于寂漠也。
若夫俗世之学也则不然，擢德搴性，内愁五藏，外劳耳目，乃始招蛲振缱物之豪芒，摇消掉捎仁义礼乐，暴行越智于天下，以招号名声于世。
此我所羞而不为也。
”显然，《淮南子》所提倡的“圣人之学”和“达人之学”，与做“真人”的目的是一致的。
另一方面，《淮南子》在教育目的观中很明显地吸纳了儒家的思想，把人分成三种：一种是生来就正直善良，发愤成就仁德，慷慨推行道义，天性令人喜悦，不必等待学习讨教就能合乎道的规范的人，象尧、舜；一种是沉溺酒色荒淫无度，不能用道教诲，不能用德晓喻，严父不能使他正派，贤师不能使他转化的人，象丹朱、商均；而真正需要、也能够教训引导使之晓喻的人，是高尚不及尧、舜，卑下不像商均之人。
《淮南子》的这种人性观与同时代董仲舒的“性三品”观有许多相通的地方。
但是，《淮南子》并不像儒家那样，把教育的目的集中指向于培养“鸿儒”上，而是比较客观地看到了人的天赋能力不一样，因此，教育所培养的人的标准也是不一样的。
《泰族训》中就提出了“英”、“俊”、“豪”、“杰”四个层次的人才标准。
“英”是智慧超过万人的人，“俊”是智慧超过千人的人，“豪”是智慧超过百人的人，“杰”是智慧超过十人的人。
这四个层次的人都是可用的贤才，可以各自按照才能的大小安置在不同的位置，发挥合适的作用。
可见，在回答“教育应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个教育目的问题时，《淮南子》基于其人性论思想，体现了既融合道儒，又提倡多元化人才标准的特点。
二、关于教育作用《淮南子》并非认为人自身的心力、心知纯粹是先在的，它还需要通过“学”、“教”来加以提升和强化。
一个人如果降生伊始就与世隔绝起来，他不见、不闻、不学和得不到教育，最终只能成为一位“弱智者”。
《淮南子》认为想要放弃“学”而单纯讲求“循性”的做法，就像有船不用而偏要踩水过河一样，都是不对的。
它还以马为例说：“夫马之为草驹之时，跳跃扬蹄，翘尾而走，人不能制；龁咋足以噆肌碎骨，蹶蹄足以破卢陷匈。
及至围人扰之，良御教之，掩以衡扼，连以辔衔，则虽历险超堑弗敢辞。
故其形之为马，马不可化，其可驾御，教之所为也。
马，聋虫也，而可以通气志，犹待教而成，又况人乎？”（《修务训》）教育还是传递知识的重要途径。
《修务训》中说，“昔者苍颉作书，容成造历，胡曹为衣，后稷耕稼，仪狄作酒，奚仲为车。
此六人者，皆有神明之道，圣智之迹，故人作一事而遗后世，非能一人而独兼有之。
各悉其知，贵其所欲达，遂为天下备。
今使六子者易事，而明弗能见者何？万物至众，而知不足以奄之。
周室以后，无六子之贤，而皆修其业，当世之人，无一人之才，而知其六贤之道者何？教顺施续，而知能流通。
由此观之，学不可已，明矣。
”苍颉、容成、胡曹、后稷、仪狄、奚仲等人的技艺通过教育训导被代代相传，使得他们六位的知识技能得以流传下来，由此看来，学习不能停滞，这是十分明确的了。
所以，《泰族训》中说，人所知道的事情很少，事物的变化无穷，从前不知道现在知道了，并非智慧增多了，而是通过求教学习才使知识得以增加。
不学习和学习的人相比，就好像聋哑人和正常人一样。
这正体现了教育对个人和社会发展的功能。
三、关于教育内容作为西汉时期道家的代表性典籍，《淮南子》所主张的教育内容继承了老庄的思想，认为个人的修炼应该是一个追求“道”的过程。
《淮南子》批判儒家和墨家用仁义学说教导世人，是只重外在和末节，从末节希望求得返回根本。
“孔、墨之弟子，皆以仁义之术教导于世，然而不免于儡，身犹不能行也，又况所教平！是何则？其道外也。
夫以未求返于本，许由不能行也，又况齐民乎！诚达于性命之情，而仁义固附矣，趋舍何足以滑心”（《俶真训》）。
因此，它主张“弃智则道立矣”（《诠言训》），应该弃智而守道，认为圣人和统治者通过自己符合“道”的德行就可以教化百姓；仁义礼乐是世间的道和德衰败后为了规范人们的行为而制定的，所以人们应该去追求简要易行而且是根本的“道”，无需逐本求末去追求仁义礼乐（《本经训》）；百姓如果读懂书后道德就会衰败，掌握技艺后纯厚就会衰败，了解凭证契约的作用后信誉就会衰败，学会巧诈后真实就会衰败（《泰族训》）。
这与老庄“绝圣弃智”的思想是一脉相通的。
但是，从对教育内容的主张上看，《淮南子》又是对道家思想有所发展，吸收了儒墨各家的思想。
它认为“六艺异科而皆同道”（《泰族训》），“六艺”的本旨是遵循和体现“道”的：温惠柔良，是《诗》的风格；淳朴厚重，是《书》的教义；清明条达，是《易》的内涵；恭俭谦让，是《礼》的规范；宽裕简易，是《乐》的风化；刺讥辩议，是《春秋》的作为。
如果把握住“六艺”的本旨就会把事情办好。
而圣人就是把这六种经典兼收并用，剔除消极因素，使它们相互和调。
教育的内容随不同时代的社会情况和民风民俗的变化而变化，学习不能墨守成规，死抱着古代典籍不放。
古代圣人所说的话和所著典籍中所蕴含的精髓随着圣人的去世而陨灭，所以对学习者来说，不能墨守成规，死抱着古代典籍不放。
就像轮扁对齐桓公说的那样，至妙的道是不能用语言来传授的。
“王寿烧书”的典故中也借用徐冯的口说：“故知时者无常行”（《道应训》）。
变化生于时世，所以识时务者没有固定的行为。
这与孟子“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孟子·尽心下》）的思想有着相通之处。
四、关于教育方法《淮南子》有关教育方法的思想多体现在解决个人如何学习的问题，非常重视学习方法，强调方法的必要性，《主术训》中说：“故假舆马者，足不劳而致千里；乘舟揖者，不能游而绝江海。
”《淮南子》甚至认为获得知识的方法比知识本身更重要：“是故乞火不若取燧，寄汲不若凿井。
”《淮南子》还就学习方法提出了一些有益的见解。
一打基础。
“欲学歌讴者，必先徵羽、乐风，欲善和者，必先始于阳阿采菱”（《说山训》）。
即使是天资不好的人，如果基础扎实，有备而来，其学习效果和聪明的人也会无所差别，“同日被霜，蔽者不伤；愚者有备，与智者同功”（《人间训》）。
二要精通。
像前面讲的苍颉等六人，能做到“人作一事而遗后世，非能一人而独兼有之。
各悉其知，贵其所欲达，遂为天下备。
今使六子者易事，而明弗能见者何？万物至众，而知不足以奄之。
”这说明万物众多，一个人的才能不可能通晓所有事物，因此，人必须有所专精。
但专精不等于越少越好，对自己所专攻的方面，还要“各悉其知，贵其所欲达”，即要求专精和通达相结合。
在《泰族训》中，曾以光照范围的大小影响受光面积大小为喻，来说明治学也是“所受者大则所照者博”，即强调博而后通。
三要练习。
《修务训》中说：“今夫盲者，目不能别昼夜，分白黑，然而搏琴抚弦，参弹复徽，攫援摽拂，手若蔑蒙，不失一弦。
使未尝鼓瑟者，虽有离朱之明，攫掇之捷，犹不能屈伸其指。
何则？服习积贯之所致。
”经过长期联系积累，就是盲人也能熟练的弹琴。
四要好问。
《主术训》中说：“文王智而好问，故圣；武王勇而好问，故胜。
”无论学文或学武，好问都是取得成就的重要方法和途径。
五要勤奋。
《泰族训》中说：“人莫不知学之有益于己也，然而不能者，嘻戏害人也。
人皆多以无用害有用，故智不博而日不足。
……以戈猎博弈之日诵诗读书，闻识必博矣。
”这里主要是取其强调学习应勤奋的思想。
至于是否应该把打猎、下棋的时间全用来读书，甚至认为嬉戏为害或“无用”等则另当别论。
六要乐学。
《缪称训》中说：“同味而嗜厚膊者，必其甘之者也；同师而超群者，必其乐之者也；弗甘弗乐而能力表者，未之闻也。
”又谓：“夫内不开于中而强学问者，不入于耳而不著于心，此何以异于聋者之歌也？效人为之，而无以自乐也”（《原道训》）。
这表明内心乐学的情趣，是学习效果超群的内在强大动力，缺乏这种动力，学习就像聋子听（或唱）歌，只不过装模作样，仿效于人，不会有好效果的。
五、道德教育思想《淮南子》以道家思想为主干，兼取儒、墨、法、阴阳诸家学派之长，“纪纲道德，经纬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诸理”（《要略》），提出了颇具特色的道德教育思想。
在道德教育的内容上，《淮南子》一方面继承了老庄的观点，认为仁、义是道、德衰败的产物,“率性而行谓之道，得其天性谓之德。
性失然后贵仁，道失然后贵义。
是故仁义立而道德迁矣，礼乐饰则纯朴散矣”，它们是“衰世之造也，末世之用也”（《齐俗训》）。
另一方面，作者亦承认这些伦理规范有其产生的理由，为了解决人世纷争以及男女无别、“怀机械巧故之心而性失”、“性命不知”等混乱和无序现象，需要制定相应的行为规范以调节矛盾。
但尽管如此，仁义礼乐也只有某个方面的“救助”功能，而“非通治之至”（《本经训》）。
出于上述认识，作者将“因性”作为道德教育过程中的重要原则，强调应该认识和顺应民众之自然本性，因势利导地施以教化：“非易民性也，拊循其所有，而涤荡之”，“因其性则天下听从，拂其性则法县而不用”，“因其所喜以劝善，因其所恶以禁奸，故刑罚不用而威行如流，政令约省，而化耀如神”（《泰族训》）。
《淮南子》强调道德教育必须顺应人性，保持、调节主体的正常需求，而不是与之相悖，才能真正获得效果。
这些主张是颇有见地的。
不过，在因性而教的问题上，《淮南子》在扬道抑儒的同时，亦在一定程度上对儒道两家的德教思想进行了调和。
如，《淮南子》认为礼乐法制是先王根据民众的自然本性而制订出来的，它与人性自然有着某种一致，“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为之节文者也。
因其好色而制婚姻之礼，故男女有别；因其喜音而正雅颂之声，故风俗不流；因其宁家室、乐妻子，教之以顺，故父子有亲；因其喜朋友而教之以悌，故长幼有序”（《泰族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