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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支持企业“走出去”的国际经验借鉴及启示一、主要经验做法（一）设立专门机构。
美国、日本通过设立进出口银行、海外私人投资公司、贸易投资保险公司等专门机构，将促进出口与实施海外投资战略相结合，为本国企业在国际贸易和海外投资中提供全方位立体化的金融支持，涵盖信贷、担保、保险和基金等多个领域，助力企业获得资金支持和贸易保障，促进本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提高综合竞争力（见下表）。
美、日金融支持企业“走出去”专门机构表（二）提供信贷支持。
主要是对特定主体有专门的信贷支持服务。
即在除提供常规的直接贷款外，还针对买方或者小型企业等特定主体提供专业化的信贷支持服务。
如美国进出口银行对企业“走出去”提供的信贷服务，除直接贷款外还提供全球信贷快递和中长期信贷保证等信贷类服务。
其中，全球信贷快递是专门为信誉良好小型出口企业提供的短期流动资金贷款，可为企业提供50万美元额度的循环贷款，期限6个月或12个月；中长期信贷保证是帮助出口商的国际买家获得有竞争力的信贷支持，可为信用良好的国际买家提供最长10年的信贷融资。
（三）提供担保支持。
一是提供贸易型担保。
一类是针对生产型出口企业、出口经销商、国际买家等不同贸易环节中的主体提供相应的担保服务。
如美国进出口银行为小型企业出口提供流动资金担保，保障其及时获得必要流动资金信贷支持；为美国出口商及其供应商提供供应链融资担保，向市场注入流动性，保障出口商及其供应商及时获得低成本资金；向购买美国货物和服务的国际买家提供融资租赁支持。
另一类是创新型业务担保。
如日本国际协力银行除为企业提供贷款担保外，还对海外日本企业提供发行债券担保、货币掉期交易担保，以及为他国出口信贷机构的担保提供再担保。
二是提供投资型担保。
如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OPIC）为符合条件的投资人提供其直接贷款担保或第三方银行（TPL）贷款担保，促进其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进行中长期投资，以及资本的扩张和私有化，担保项目涉及160个国家和地区，担保额度最高达2.5亿美元。
日本金融业的国际化与全球竞争力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加快，金融业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国际化已成为日本金融业不可忽视的趋势。
而提升金融业的全球竞争力也是日本必须面对的挑战。
本文将探讨日本金融业国际化的现状、面临的问题以及提升竞争力的途径。
一、日本金融业国际化的现状日本作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其金融业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近年来，日本金融业国际化的趋势逐渐明显，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日本金融机构的国际扩张力度加大。
日本的银行、保险和证券公司纷纷将目光投向海外市场，通过设立分支机构、收购外国金融机构等方式进一步扩大其国际业务范围。
其次，日本金融市场的开放度不断提高。
日本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金融市场开放的政策，吸引了大量的外资进入日本金融市场，促进了市场的国际化。
再次，日本金融技术的创新成果逐渐走向国际。
日本的金融科技企业在支付、结算、风控等领域取得了一定的突破，推动了日本金融技术在国际市场上的应用。
二、日本金融业国际化面临的问题然而，日本金融业的国际化仍面临一些挑战和问题。
首先，日本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相对较弱。
与一些国际金融中心相比，日本金融机构在全球范围内的业务规模和竞争力较弱，其国际化水平还有待提高。
其次，日本金融市场的国际化程度相对较低。
尽管日本的金融市场在国内运行良好，但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相对较低，国际资本对于日本金融市场的重视程度有限。
再次，日本金融业的监管环境和制度还需要改善。
日本金融业的监管环境相对严格，制度上还存在一些不够完善的地方，这也制约着日本金融业的国际化进程。
三、提升日本金融业全球竞争力的途径为了提升日本金融业的全球竞争力，以下几个途径值得关注。
首先，加强金融机构的海外布局。
日本金融机构应进一步加大海外分支机构的设立和海外并购的力度，通过优化布局，提升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其次，加快金融市场的国际化进程。
日本政府应继续推动金融市场的开放，引进更多的国际机构和资本，加强与国际市场的连接与合作，提升金融市场的国际竞争力。
日本金融市场的发展及启示日本是一个经济高度发达、金融业发达的国家，日本的金融市场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形成了独特的金融体系。
日本的金融体系明显具有传统金融体系的特征，更注重长期发展和回报率，而不是短期利润。
日本的金融体系分为四大板块，包括银行、证券、保险和财务公司，这些板块在互相协调、互相影响下，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金融体系。
而这种稳定的金融体系是由日本政府、日本银行、财政部、金融监管部门等机构共同合作达成的。
在整个金融体系中，银行作为主要的金融机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目前，日本的银行数量虽然已经减少到160多家，但是它们依然掌握着金融业的核心资源。
日本的银行在严格的监管下，保持着高水平的经营和管理水平，同时也在推动金融体系的创新与变革。
证券市场在作为日本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同时，也在不断的发展壮大。
证券市场提供了融资和投资的平台，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源。
日本证券市场与国际市场有着广泛的联系和合作。
保险市场不仅提供了风险保障，也为整个金融系统提供了资金支持。
保险公司一般注重长期投资，相比于一些短期金融机构，其对投资回报率的要求较低，更强调风险控制和长期回报。
财務公司也是日本金融體系中的一個重要板塊。
由於金融货币市场的开放，财政公司在经济中的影响力正在增加。
这种金融机构不仅为中小企业和创业公司提供资金支持，还为现代服务行业、房地产业、小型制造业等行业提供融资和对外投资等金融支持。
除此之外，日本还有公共金融机构，比如股权合同、政府直接投资，社区投资等，这些形式都好比中国的国有企业，它们在政府、银行和市场之间发挥着桥梁的作用。
对于中国，从日本的发展经验中可以得到一些启示。
由于中国金融市场曾经在改革开放后遭受到了诸多的风险和危机，为了规范金融市场、完善制度体系，中国通过引进国外经验和技术，通过于2015年推出的金改方案及之后的一系列改革措施逐渐提高了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和发展水平。
中国的金融市场目前缺乏多元化营收来源，银行几乎是绝对主导，同业竞争激烈，但市场内的信用风险仍具有较大的安全隐患。
日元升值的经验及其政策启示内容提要目前人民币升值与当年日元升值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存在诸多相似性，日元升值的经验教训可为应对人民币升值提供有益借鉴。
日本应对日元升值的主要经验教训有：货币政策缺乏独立性、金融自由化过快、监管放松、产业政策与货币政策调整失误等。
从这些经验教训中可获得重要政策启示：应对人民币升值应实行内部均衡优先的独立货币政策，实施稳健的金融改革和有效的金融监管，采取提升产业竞争力的产业政策以及推行渐进式的货币调整政策。
关键词人民币升值日元升值货币政策产业政策金融自由化根据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一个强势经济必然带来一个强势货币，即成功的经济发展会引起汇率升值，而本币的升值对该国或地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既提供了机遇，又带来了挑战。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现阶段人民币面临较长时期的升值压力，人民币升值已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重要影响，同时还引发了国际政治压力。
目前人民币升值与当年日元升值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存在诸多相似性：都经历了长达二十几年的经济高增长，都有着巨额的国际贸易顺差，都拥有巨额的美元外汇储备，都呈现国内经济过热迹象等。
日本应对日元升值的经验教训可为我国有效应对人民币升值提供有益借鉴。
因此，如何以日元升值经验教训为鉴，探讨应对人民币升值的有效政策以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综合国内外学者对如何借鉴日元升值的经验教训应对人民币升值的研究，可以发现：这些研究多是从某一角度分析日本当年应对日元升值的经济政策失误，并在此基础上，对人民币升值的幅度、汇率制度安排以及汇率变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等问题进行研究，较少对日元升值相关经济政策及其政策效果进行经验总结，以及对人民币升值的政策启示开展研究。
因此，有必要对日元升值的经验教训进行较为全面的总结，以为我国有效应对人民币升值提供有益借鉴。
一、日本应对日元升值的经验教训审视“广场协议”揭开了日元升值的序幕，日本政府为应对日元升值压力，出台了一系列经济政策，尽管这些政策具有好的出发点，但是效果并不明显，最终导致日本经济陷入萧条。
日本商社产融结合模式对中国国有企业发展借鉴作者：章晓钟来源：《经营者》2015年第04期摘要国有企业作为我国整个经济整体系中最为重要的经济主体，其发展对我国经济有着极其深远的意义。
本文对日本商社产融结合模式的内容和发展历程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并分析了日本商社产融结合模式所具有的特征。
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有企业的现实发展情况，提出了相应的借鉴措施。
关键词日本商社产融结合中国国企发展借鉴日本商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对整个日本经济的重建和后续的飞速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而在整个日本商社的发展历程中，不断完善的产融结合模式是整个日本商社留下的宝贵财富。
研究这种不断演化的商业模式，去除其中不符合我国发展需求的内容，借鉴吸收有益于我国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发展的内容，是极其必要的。
一、日本商社产融结合实践概述产融结合作为一种不断完善的企业发展模式，长久以来得到了国内外众多企业集团的认可。
在对这一模式的认识上，国内外都有着比较统一的意见。
（1）产融结合的界定。
对于产融结合概念的理解和定义，需要从三个方面出发：其一，就是产融结合的主体。
所谓产指的是产业资本，即实体企业等非金融机构所持有的货币与实体资本。
所谓融指的是金融资本，即由银行等金融机构所持有的货币与虚拟资本。
其二，就是产融结合的方式。
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就是产业资本将所属的资本转入金融机构下；另一种就是金融资本通过人事、参控股等方式来有意识地对产业进行管控。
其三，是产融结合的目标。
[1]产融结合最根本的要求和最终的目标，就是实现共同资本的增值。
产业与金融的相互渗透，相互融合，最终实现二者的高效组合与优势互补。
（2）产融结合模式的主要类型。
对于产融结合来说，不同的划分依据，就会形成不同的划分类型。
依据产融结合所处的市场环境和产融结合的主要推动力量，可以将产融结合模式划分为以下三种基本类型：其一是市场主导型，欧美国家大多是以市场经济和自由主义为引导来推动整个产融结合的发展。
关于日本、韩国融资融券业务的考察报告（融资融券试点工作小组赴日、韩考察团）2006年7月5日至13日,以中国证券业协会代表团赴日本、韩国，就我国开展融资融券交易业务所关心的问题，与东京证券交易所、日本证券业协会、日本证券清算公司、野村证券公司、内藤证券公司、韩国金融监督委员会、韩国证券交易所、韩国证券预托院和大信证券公司进行了考察。
现将有关考察情况汇报如下：一、日本、韩国融资融券业务概况（一）融资融券业务的现状1、融资融券业务的现状日本信用交易（Margin Transaction）制度始于1951年。
引入这一制度的目的在于通过导入临时供求，来确保证券市场的交易量与流动性，促进公允价格机制等目的实现。
日本信用交易制度是在借鉴美国信用交易制度的基础上推出的。
美国的信用交易制度主要针对证券公司、银行等提供信贷的机构，而日本的信用交易制度主要面向证券金融公司，使其借贷业务更为方便。
日本现行的信用交易可分为两类：标准信用交易（Standardized Margin Transaction，日本一般称之为制度信用交易）和协议信用交易（Negotiable Margin Transaction，日本一般称之为一般信用交易）。
标准信用交易的利率、偿还期限等条款由交易所确定，对于标准信用交易所需的资金和证券，证券公司可以向证券金融公司申请转融通（Loans for MarginTransaction）。
协议信用交易的利率、偿还期限等条款由证券公司和客户自主商定，对于协议信用交易所需的资金和证券，证券公司一般不能向证券金融公司申请转融通。
韩国信用交易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目前的基本制度安排与日本大体相同。
客户可以在交纳一定的保证金后通过证券公司从事信用交易，证券公司为其提供融资融券服务（Margin Loan）；证券公司在可供融出的资金或证券不足时，可以向证券金融公司申请转融通（Margin Financing Loan）。
OVERSEAS INVESTMENT & EXPORT CREDITS摘 要：境外投资是一国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重要手段之一。
日本的境外投资起步较早，并且得到了一系列政策的支持。
其中，日本政策性金融机构国际协力机构（JICA）和国际协力银行（JBIC）将援助、贷款、咨询、项目、技术、投资关联，有力地促进了日本企业的境外投资。
JICA和JBIC支持企业境外投资的一些经验和做法可供我国借鉴。
关键词：政策性金融境外投资日本黄艺翔日本政策性金融支持企业境外投资的经验与启示日本国内资源贫乏、市场狭小，历来重视本国企业的境外投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化被动赔偿为主动“走出去”，以“经济援助”的名义，先把资金支付给生产赔偿物资设备或承担劳务输出的相关日本企业，再由这些企业向有关国家提供产品或劳务。
《广场协议》签订后，日本利用援助引导日本企业到境外投资，通过海外并购和投资建厂将部分产业向亚洲、非洲等发展中国家转移，充分利用东道国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构建“海外制造、全球销售”的出口基地，优化国际产业布局，培育全球产业链。
近年来，日本更加注重通过提供高效援助来进一步强化境外投资对产业转移的助推作用，形成有利于日本的跨国产业分工体系，保持日本在全球制造业中的强国地位。
为实现不同时期的战略目标，日本政府陆续成立了多家政策性金融机构。
其中，JICA和JBIC在支持日本企业开展境外投资、推动日本海外发展战略落地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JICA 和JBIC 简介JICA和JBIC成立较早，其机构和职能经过多次调整。
目前，JICA主要负责官方发展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包括无偿援助、技术援助、有偿援助。
其中，有偿援助是JICA开展ODA的主要方式，即为受援国提供低息、长期的优惠贷款（ODA贷款）。
截至2019年3月末，JICA约有员工1900人，有96家海外代表处，业务覆盖148个国家和地区，ODA贷款余额为8174亿元人民币。
日本政策性金融体系发展改革的经验、教训及启示作者：杨爽来源：《北方经济》2013年第04期摘要：日本政策性金融曾在支持日本经济战后重建，推动日本经济实现赶超战略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是，随着日本民间金融市场的发展，原有政策性金融的职能、定位、业务范围等均已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日本政府为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政策性金融改革。
日本政策性金融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改革思路和措施，对深化我国正在进行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关键词：政策性金融改革启示日本政策性金融曾在支持战后重建、实施“赶超战略”中发挥积极作用。
但是，随着日本经济结构调整、政府职能转型以及国内民间金融市场的发展，原有政策性金融体系已显不适，弊病逐步暴露。
为此，日本政府于上个世纪90年代启动大规模的政策性金融改革，总体思路是回归政策性定位、坚持“官退民进”。
但是，日本政策性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已是积重难返，导致后续改革成本很高，本轮金融危机又进一步延缓了改革进程。
本文对日本政策性金融的发展、改革进行了全面回顾和梳理，并从中得出一些启示。
一、日本政策性金融体系的特点（一）种类繁多“二战”后，日本政府为促进经济崛起而实施“赶超战略”，并制定了相应的产业政策。
为配合产业政策，日本政府几乎在每一个需要扶持的领域都设立了对口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包括进出口、基础产业与基础设施建设、民生及住宅、医疗、环境卫生、农林渔业、区域振兴开发，等等。
到20世纪80年代，日本形成了覆盖全面的“三行十库”政策性金融体系。
（二）规模较大政策性金融在日本金融市场中所占份额较大。
20世纪90年代初，政策性金融体系发放的信贷量约占日本国内信贷总量的1/3，仅次于城市银行。
1964年，日本政策性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占GDP的比重不足10%，2004年上升到18%，高于其他发达国家（美国5.4%，德国6.8%，法国8.7%）。
二、日本政策性金融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一）不适应经济结构的调整日本几乎每一个需要扶持的领域都对应设立政策性金融机构，最终导致机构庞杂。
日本金融控股集团发展经验及启示田晓林等1一、行业背景明治维新后，在政府扶植下日本形成了具有垄断性质的大企业联合体——“财阀”。
当时出现了十几家财阀，其中最有实力的是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四家，通称日本的“四大财阀”。
财阀将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相结合，把持了国家经济命脉。
二战后，日本颁布了《禁止垄断法》，“财阀经济”逐渐转变成“财团经济”。
主要有三菱、三井、住友、富士、三和、劝银六大财团，它们以资本为纽带，各成员企业之间成为松散的横向联合体，银行与企业或者企业与企业之间可以相互持股，主要目的是相互提携业务。
大银行和金融机构是集团的核心，集团最高权力机构是“社长会”，集团没有统一的管理机构，企业之间属于松散状态，集团本身也不是独立的法人。
“财团”打破了原来“财阀”的绝对垄断，成员企业间就重大问题通过社长会协商解决，民主性、开放性、竞争性都有所增强。
随着日本金融管制放松，2000年后财团进行了重新的组合，逐渐发展形成了金融控股集团。
2000年9月，兴业银行、富士银行、第一劝业银行组建成瑞穗银行，成为当年世界第一大银行集团。
2001年4月，三和银行、东海银行和东京信托银行合并，组成日本联合银行。
1本文作者：李颖，天津商业大学；常凯文，英国雷丁大学；田晓林，国网英大国际控股集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
作者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关权教授提供的指导和帮助。
2001年4月，住友银行和樱花银行组建成三井住友银行。
2005年10月，三菱东京金融控股集团和日本联合金融控股集团合并，组建三菱东京UFJ金融集团，成为日本最大的金融控股集团。
至此，六大财团的核心银行，通过合并和混业经营重组为三大金融控股集团，即三菱东京UFJ金融集团、瑞穗银行、三井住友银行。
日本的金融控股集团的发展有着很强的“财阀”、“财团”的影子，其行业环境、战略特点和经营特征与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明显不同。
研究日本的金融控股集团行业发展状况，有利于掌握全球金融控股集团的发展态势，吸收、借鉴和完善我国相关金融监管政策，促进我国金融集团行业和企业不断规范发展。
二、监管政策（一）监管政策的演进二战前的财阀大多数都是家族企业，大多数情况下将企业控制在家族资本下，带有很强的集权性质和封闭性，家族着重于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维护家族资本的统治地位。
财阀都是跨业经营，财阀体系中虽然也有金融企业，但金融业尚不在财阀体系中居核心地位。
二战之后，日本作为战败国，效仿美国的“反托拉斯法”，以1947年的《禁止垄断法》和1948年的《证券交易法》为代表，禁止成立纯粹的金融控股公司。
随着日本“解禁运动”，1948年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日本垄断资本处理劳工问题的全国性组织，简称“经联团”）提出了“关于修改《禁止垄断法》的意见”，1949年和1953年该法得到了部分修改，放宽了企业兼并的限制，但是依然严禁设立控股公司。
1969年经联团发表了“我国《禁止垄断法》及运用报告”，呼吁实行控股公司“原则自由”。
以1981年的《银行法》和1981年的《证券法》为代表。
《证券法》的颁布标志着金融从分业经营逐渐向混业经营发展。
1987年经联团发表了“经济环境变化与竞争政策之策略”，再次强调了解禁的重要性。
1996年日本开始了“金融大爆炸”制度改革，1997年的“金融体制改革规划方案”，通过逐步修改的《外汇法》《银行法》《证券法》《保险业法》《金融期货法》《禁止垄断法》等法律，控股公司得到了解禁，推动了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
特别是1997年6月颁布的《金融监督厅设置法》确立了统一监管体制，同年12月颁布的《金融控股公司整备法》和《银行控股公司创设特例法》进一步明确了金融控股公司规范，由此形成了日本金融控股公司比较完备的监管制度体系。
（二）金融危机后的监管政策2008年金融危机后，为了应对危机，日本的金融监管机制也做了相应的调整。
金融厅加强对金融危机影响的跟踪分析和把握，以便应对经济危机突发事件；明确证券化商品底层资产的可追查性，强化信息公开和风险管理；加强信用评级公司的监管，降低信用风险；健全金融厅内部体制，设立新部门负责把握市场动态等。
同时，加强了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协调发展：一是加强监管机构和央行在宏观审慎监管中的配合。
金融厅和央行既明确分工又加强协调是日本宏观审慎监管体系的重要特点，金融危机以后二者的配合与协调进一步加强，共同出席金融危机应对会议，参与金融危机的决策，联名发布相关指导性文件。
二是加强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监管。
金融控股公司通过设立相关部门加强了对所辖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控制，加强对成员企业的内部监督。
总体上看，日本的金融监管政策可以概括为中央银行+金融厅组成的“双峰制”，以及金融控股公司内部的自律性监管的三重监管体制。
三、典型案例（一）瑞穗金融集团瑞穗金融集团是日本第一家金融控股集团，由第一劝业银行、富士银行和日本兴业银行于2000年合并形成。
集团下设四家金融机构，即瑞穗银行、瑞穗实业银行、瑞穗信托银行和瑞穗证券公司。
1. 组织架构瑞穗控股主要设有以下几个部门：董事会、执行官系统、执行管理委员会、公司审计委员会、业务政策委员会、内部审计及合规性委员会。
董事会由8名成员组成，4名执行董事和4名非执行董事，决定公司的管理政策。
执行官系统由管理决策与执行两个部分功能。
执行管理委员会成员包括总裁、副总裁以及各部门负责人。
集团的审计委员会由5名审计师组成，包括3名外部审计。
业务政策委员会建立了计划与财务控制委员会、资产组合管理委员会等6个委员会。
内部审计及合规性委员会由总裁担任主席，由其主导完成内部审计。
2. 经营情况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2000年第一劝业银行、富士银行和日本兴业银行三家通过换股方式成立了瑞穗金融集团，从传统银行转型为综合金融服务集团，并将业务扩充至全球范围，于2006在纽交所上市（Nomura, 2013）。
2008年金融危机后，欧美国家普遍收缩市场，日本金融集团则抓住机遇进一步拓展海外市场。
如图1所示，2018年瑞穗金融集团实现总收入35908亿日元（约合2647亿元人民币），较上年上升7.13%。
其业务板块主要涉及零售银行、企业与机构、全球企业、全球市场及资产管理等，在2018年总净利润为4578.21日元（约合337.49亿元人民币），各业务板块净利润情况如图2所示，集团历年总资产情况如图3所示。
图1 瑞穗金融集团历年收入情况（亿日元）数据来源：瑞穗金融集团历年年报图2 瑞穗金融集团各业务板块利润情况（亿日元）数据来源：瑞穗金融集团2018年年报图3 瑞穗金融集团历年总资产情况（亿日元）数据来源：瑞穗金融集团历年年报2018年年报显示，瑞穗银行在日本有465家分支机构和营业网点，在美国有28家，亚太有44家，其信托及证券业务在全球主要地区也多设有分支机构。
2在数字化战略方面，2016年，集团与软银合资成立了Score公司，开发了使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的个人客户融资审核系统。
另外，瑞穗金融集团在2015年投产Smart Folio产品，该产品可以提供机器人信托咨询，并于2017年开展机器人外汇投资2数据来源于瑞穗金融集团2018年年报。
咨询业务。
瑞穗集团还与70多家区域性银行合作研发区块链货币交易系统，计划在2020年投入使用。
3. 参控股情况截止至2018年，瑞穗金融集团的主要大股东有10个，如表1所示。
表1 瑞穗金融集团主要情况数据来源：瑞穗金融集团2018年年报瑞穗金融集团的参控股方式主要有子公司和合营公司，产业主要涉及银行、证券、信托和资产管理等方面，例如对Mizuho Bank, Ltd.、Mizuho Capital Markets LLC持有100%的股份，对Mizuho Securities Co., Ltd.持有95.8%的股份，以合营方式持有Mizuho Trust Systems Company, Limited 50%的股份。
在信息与研究机构方面，集团有Mizuho Research Institute Ltd.和Mizuho Information & Research Institute, Inc.两家子公司，分别持有98.6%和91.5的股份。
在金融科技领域，集团持有Mizuho-DL Financial Technology Co., Ltd. 60%的股份。
（二）三菱日联金融集团2005年，三菱日联金融集团由三菱东京金融集团和日联集团合并而成，业务涉及银行、证券、信托、租赁等多个金融板块。
1. 组织架构东京三菱UFJ银行占三菱日联集团收入和组成的绝大部分。
东京三菱UFJ银行的行长出任金融控股公司社长。
三菱日联金融控股公司有五大业务管理部门（个人业务、法人业务、国际业务、金融市场和理财）。
集团控股公司层面许多重要岗位都由银行人员兼任，只有行政部门、企业中心（控股中心）有部分专职人员。
控股集团采取“业务群+集团中心”的业务架构模式，集团总部的五大业务群各包括不同部门，主要负责集团的业务规划和推广。
集团中心包括财务计划、集团规划、风险管理、系统运营和人力资源管理等部门(Wubbe, 2019)。
2. 经营情况2008年后，三菱日联重新开始国际化战略布局。
于2008年收购摩根士丹利21%的股份，2013年收购泰国排名第五的大城银行75%的股份，2016年收购菲律宾信安银行20%的股份等。
特别是在2013年后，借助“安倍经济学”实施的动力，三菱日联迅速推进国际化业务，2015年其海外收入占比达到47.4%，2018年三菱日联集团总收入略有下降，为38542亿日元（约合2841亿元人民币），国际业务也略降至40%。
在数字化战略方面，集团注重使用数字科技推进业务转型，简化移动金融服务界面和推广无现金交易等。
在内部运作上，将数字科技运用到前台、中台和后台，综合优化业务流程。
此外，还对国际结算技术和人工智能在外汇投资中的应用进行了探索，并计划推出可以提高结算汇款便捷度、降低用户手续费的虚拟货币“三菱日联币（MUFG Coin）”(何帆&李雅晗,2016)。
集团的业务板块主要有全球市场业务、资产管理与投资服务业务、全球商业银行业务、零售与商业银行业务、日本企业与投行业务和全球企业与投行业务，其中全球市场和零售银行业务占利润的比例最大。
2018年总净利润为13384亿日元（约合987亿元人民币），具体各业务净利润情况如图5所示，集团历年总资产情况如图6所示。
图4 三菱日联金融集团历年收入情况（亿日元）数据来源：三菱日联金融集团历年年报图5 三菱日联金融集团各业务板块利润情况（亿日元）数据来源：三菱日联金融集团2018年年报图6 三菱日联金融集团历年总资产情况（亿日元）数据来源：三菱日联金融集团历年年报3. 参控股情况根据最新的集团年报显示，集团主要有十个大股东，其持股份数及比例如表2所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