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潮汕“工夫茶四宝”摘要：“潮汕工夫茶”是潮汕文化独具特色的名片，现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潮汕茶文化源远流长，早在唐宋时期“漳潮”之地已有茶事盛行。
遗存于韩江流域大量古代“东南之茶器”出水被发现的事实，充分佐证了潮汕茶艺源流“本诸陆羽茶经”之说。
文中重点针对“工夫茶四宝”在历史上如何形成；历代名器的工艺特点；功用上如何与茶艺相得益彰等方面，通过文献与实物做了考证与论述。
提出：“潮汕工夫茶”之所以能经久享此盛名，拥有配备精巧的“工夫茶四宝”是其中极其重要的成因。
更为重要的是“潮汕工夫茶道”它尚古风，存禅意，讲究天人合一，归于自然。
施艺会友，尊礼不拘小仪，敬上致力和谐，充盈中华传统道德与文化精神。
其用器可用“精、雅、洁、文”来概括，寄托并承载了中华茶道精神的最高境界，堪称为中华茶文化最有代表性的茶道之一。
关键词：潮汕文化；中华茶道；工夫茶四宝一、茶道器之源中华民族用茶历史久远，至少可以追朔到商周时期，距今已有3000多年历史，是全世界最早发现茶、最懂得用茶、最精于品茶的民族。
中华茶艺成熟则始于唐代，陆羽撰写《茶经》名篇，为茶道旷世经典。
在陕西法门寺地宫中出土有一套完整的皇家鎏金银器茶具，配备精良，造型及纹饰极为华美，见证了盛唐茶道诸法已具备。
﹝图1﹞日本茶道源于中国也是不争事实，在唐代日本多次派遣唐使到中国学习，鉴真大师东渡日本，带去博大精深的大唐文化，至此茶艺始在日本上流社会流行。
日本极为推崇来自中国的茶艺器皿，将其称之为“唐器”。
图1. 唐代.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皇家茶道银鎏金器具。
引自《隋唐文化》204页, 学林出版社1990.11唐宋时期民间茶事则多用陶器，将烹茗陶壶称之为“急须”，可视为中国烹茶器最早明确的名称，有出土文物与文献可考，日本茶道至今仍有引用此称谓。
（关于“急须”名谓举证引自：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杨之水所著《古诗文名物新证》442页。
）①.北宋黄裳《龙凤茶寄照觉禅师》有诗句云：“寄向仙庐引飞瀑，一簇蝇声急须腹”。
其下自注曰：“急须，东南之茶器”。
又其《谢人惠茶器并茶》也有句“遽命长鬚烹且煎，一簇蝇声急须吐”。
“急须”即是形容短流之侧设有横长直柄的陶壶。
在唐代长沙窑制品中较常见。
或有在横柄上作“龙上”二字者，也似铫子，“上加踞龙为攀”之意。
﹝图2﹞图2.唐代.长沙窑壶或有在横柄上作“龙上”二字。
引自《古诗文名物新证》442页杨之水著。
紫禁城出版社2010.10 长柄有隔热功效，苏轼“龙头拒火柄尤寒”诗句，赞的是长柄不会烫手之功用。
根据笔者多年在民间进行田野调查考察及采集到的潮汕古陶瓷，发现唐代的梅县水车窑与潮州北关窑，均出土或“出水”有相类似造型的青釉长柄壶，在梅县采集到的青釉长柄汤壶，壶把由大至小如长角状，流畅的孤线，个性张扬，握手感甚佳，非常符合现代人体工学，角状长柄为其它窑口所罕见，堪称为唐代典型的“东南之茶器”。
﹝图3﹞图3.唐代.梅县水车窑青釉长柄壶，失盖。
郑鹏建藏。
陆羽在《茶经》四之器条目论述中，对唐代各瓷窑烧制的“茶瓯”进行了评判，认为“越州上”，因为它“类冰”而益茶。
这种审美价值趋向几乎影响了唐代所有的制瓷业。
由此，全国南方大多数窑场烧制的瓷器大都以釉色“千峰翠色”为追求的最高景界。
唐代梅县水车窑与潮州窑所制青瓷“茶瓯”亦追随越窑秘色，不重纹饰。
此类青瓷“茶瓯”造型为斗笠型，玉璧底、葵口四出棱，大小不一，釉面开细纹片，玻璃质感极强，温润似玉。
近二十年来因建筑用沙所需，采沙船在韩江“搭沙”时捞出甚多，大小不一，口径大多在十四公分左右。
﹝图4﹞图4.唐代，韩江“出水”的水车窑青釉茶碗。
陈志民藏韩江“出水”的器物中，还经常发现有唐代越窑的斗笠型玉璧底茶盏，有时甚至成叠捞起，笔者在民间采集有多件，为唐代最典型的“越州茶瓯”。
﹝图5﹞同时还采集有唐代越窑瓜棱壶一把，造型饱满秀美，内外满釉，平底支钉烧，釉为秘色，惜残，但是长柄很完整，在“搭沙”时没有被嗑伤，柄为长方型中空，钻有对孔，应为镶木柄所预留。
﹝图6﹞查阅出版权威资料，此壶造型在存世越窑文物收录图版中，还尚未发现比它更为完整的镶柄汤壶，它为我们提供了唐代镶柄壶式的另一型制，因而极为难得。
另外还采集有五代越窑的莲花盏托，仿金银器造型，五花口，莲花托雕刻及针刻忍冬花纹饰都极为精美，堪称古代茶器中的极品。
﹝图7﹞唐代越窑茶艺器皿之所以在韩江“出水”时多有发现，可见，被誉为“东南茶器”之首的越窑器，它不但曾经对唐代潮人的饮茶风尚产生深刻影响，同时也折射出它在粤东的陶瓷生产技术发展与陶瓷海外贸易渊源方面都有着密切的关联。
图5. 唐代，韩江“出水”的越窑青釉茶盏。
陈志民藏图6. 唐代，韩江“出水”的越窑青釉瓜棱壶。
陈志民藏至宋代，皇室斗茶之戏风摩社会，因为斗茶竞技所需，也改变了烹茶的方式，唐代盛行的短流长柄汤壶渐渐演变为长流曲柄瓜棱壶式，它在造型上吸收了波斯金银器特点，显得更加轻盈舒展，抛物线的长流设计，更适宜于掌控注水力度，对斗茶时激发茶沫“浮花泛乳”更具功效。
北宋时期，不但景德镇窑、吉州窑有生产影青釉、黑釉此类长流曲柄壶。
我国东南沿海各窑口与潮州笔架山窑，也都曾大量生产此类长流曲柄壶。
﹝图8、图9、图10﹞而福建建阳窑生产的窑变兔毫釉茶盏，﹝图11﹞胎骨如铁，釉色深沉，纤毫银光闪烁，在注入滚汤并施于奇技击花后，保持“浮花泛乳”状态的持续力更加长久，烘托形成的图案效果更为美妙，倍受皇室所珍，时至今日仍有刻“供御”底款的兔毫釉茶盏传世。
图7.五代，韩江“出水”的越窑青釉莲花盏托。
陈志民藏中华宋代斗茶风气也波及东瀛，在今天的日本，建窑兔毫釉茶盏仍被奉为国宝。
另有宋代闽南同安窑生产的青黄釉刻篦纹大茶碗，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输出日本，在公元15世纪，因被誉为日本“茶汤之祖”名叫珠光的高僧发现并施用于茶艺而倍受推崇，被命名为“珠光青瓷”即是明证。
实际上，福建、广东沿海各窑均生产相类似的茶盏，潮州笔架山窑址考古发掘以及韩江搭沙船“出水”的古瓷器中，均发现有数量众多的“长流曲柄壶”、“珠光青瓷”茶碗﹝图12﹞及潮州笔架山窑仿建窑黑釉盏“出水”。
﹝图13﹞另外在韩江搭沙时还“出水”有不少潮州笔架山窑斗笠型的青白釉茶盏与盏托，﹝图14﹞配套后显得小巧玲珑，极为精致，与笔架山窑址考古发掘出土物完全一致，此种盏托配套的茶具为宋时饮茗的典型器物，在流传有得的宋代绘画就常见到此种搭配方式。
图：潮州宋代笔架山窑韩江“出水”的长流曲柄壶。
陈志民藏图。
宋代建窑生产的兔毫釉茶盏。
陈志民藏图.潮州笔架山窑，韩江“出水”的仿建窑黑釉茶盏。
陈志民藏图.潮州笔架山窑韩江“出水”的青白釉成套茶盏。
陈志民藏图.潮州笔架山窑韩江“出水”的青白釉刻花茶盏。
陈志民藏图.潮州笔架山窑，韩江“出水”的青黄釉刻篦纹“珠光青瓷”大茶碗。
陈志民藏以上所列举事实，清晰地反映了潮人饮茶用器的流变与饮茶风尚，充分佐证了前人论及“潮汕工夫茶道”源流“本诸陆羽茶经”之说。
遗存于韩江流域大量古代“东南之茶器”被发现，可见“漳潮”之地，早在唐宋时期已有茶事盛行，茶艺源远流长。
二、工夫茶四宝缘起潮汕人称饮茶为“吃茶”，实存古雅之风。
皆因唐宋时期的茶道，确实是流行将茶叶碾粉过筛，沸水烹煮或经点茶后连汤带末吃下的。
有意思的是：潮汕人至今仍将茶称之为“茶米”，佐证了古文献“茶为食物，无异米盐”的记述。
南方酷暑湿热，瘟疫多发，茶有消暑去病之功，所以潮人在生活中不可一日无茶。
大约到晚明万历朝之后，现在流行的茶艺才逐渐定型，始改唐宋时期碾茶为末烹煮、沸水点茶为条束茶叶冲泡，大碗茶也渐渐演变为小杯。
至清代，“漳潮”之地工夫茶艺更加讲究，“工夫茶四宝”因此应运而生，即是：玉书碾（烧水砂陶壶）、潮汕烘炉（红泥风炉仔）、盂臣罐（宜兴紫砂小壶）、若深瓯（青花白瓷杯）。
工夫茶称谓最早文献记载见于清代乾隆人俞蛟（1751-？）的《梦庵杂著·潮嘉风月记》：“工夫茶，烹治之法，本诸陆羽茶经，而器具更为精致。
……”若以俞蛟生活时代及他所见闻推断，工夫茶道成熟距今大约不超过300年。
为何将“工夫茶四宝”伊始断为清初之后，另一重要原因是：“盂臣罐”、“若琛瓯”其生产并流行年代，均是在清代康熙朝之后才有制品面世。
至于“工夫茶四宝”提法，尚未见有早于清末古文献的确切记载。
清末台湾人连横（1878—1936）《雅堂文集》中说：“台人品茶，与中土异，而与漳、泉、潮相同。
盖台多三州人，故嗜好相似。
茗必武夷，壶必孟臣，杯必若琛。
三者为品茶之要，非此不足自豪，且不足待客”。
文中仅记述了其中二宝。
而民国潮人翁辉东（1885-1963）《潮州茶经·工夫茶》中论用器品类中则四宝齐备，“工夫茶四宝”提法并流行应肇始于此。
工夫茶艺并非仅盛行于潮汕，清末徐珂也在《清稗类钞》中云“闽中盛行工夫茶，粤东也有之，盖闽之汀漳泉、粤之潮，凡四府也。
烹茶之法，本诸陆羽茶经而器具更精”。
闽南“漳泉”有葬俗，士族及殷实人家墓葬，常伴有“盂臣罐”、“若琛瓯”出土，潮汕反而罕见，如著名的“鼎足盖时大彬紫砂圆壶”即出土于漳浦。
笔者也曾在漳浦购得出土的紫砂“盂臣罐”。
台湾人热衷于收藏出土宜兴老紫砂壶，藏品也大多数是改革开放后从闽南漳浦一带购得。
可见工夫茶艺缘起于“漳泉”，延伸至潮汕之后，诸艺发展得更为精雅。
但茶道的形成与精致化，更离不开历代文士的参与和在道德精神层面的参悟提升。
翁辉东在《潮州茶经·工夫茶》中云：“工夫茶之特别处，不在于茶本质，而在于茶具器皿配备精良，以及闲情逸致之烹制”。
评价十分中肯。
也相互印证了徐珂“本诸陆羽茶经而器具更精”的评判。
（一）、玉书碾“器乃茶之父，水为茶之母”。
配备精良的“工夫茶四宝”用器中，“玉书碾”排名为先，潮汕人俗称为'茶锅仔'，也称“砂铫”，砂从石，即为宋人诗文中所载之“石铫”，实为形状为扁圆形煮水用的砂陶壶。
宋人有关咏颂茶事的大量诗词中，推崇煮水用器多涉及“石铫”、“石鼎”字眼，如宋人李光《饮茶歌》云“山中石铫海上来，活火新泉候鱼目”。
再如南宋画家刘松年的《撵茶图》中所绘煮水器也是“石铫”。
宋代大文豪苏轼极推崇“石铫”，在《次韵周穜惠石铫》诗中云：“铜腥铁涩不宜泉，爱此苍然深且宽。
”确实很有见地。
明人高濂在《雅尚斋遵生八笺》也道：“茶铫、茶瓶紫砂为上，铜、锡次之”。
近期社会上茶艺爱好者流行收藏日本老铁壶，但铁壶较难保养，若不常用，极易生锈，煮水容易产生锈涩味，氧化铁的腥味儿可不妙。
如同广东人讲究用沙锅煲粥，而不用铁锅煲粥同一道理。
历史上文人咏颂茶事的诗词文章，唯独不见赞颂铁壶，日本今日茶道煮水“砂铫”，均采用朱泥陶壶，器形与潮汕“玉书碾”陶壶极为相似。
﹝图15﹞由此可见，铁壶并非茶道煮水佳器，优劣自判！图15.日本今日茶道煮水朱泥砂铫，与潮汕“玉书碾”极为相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