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剃头令到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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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时,即有人责其杀人过多,送其绰号“曾剃头”。
到了1870年“天津教案”,不少人骂他是卖国贼,以致曾国藩也觉得“内咎神明,外咎清议”,甚至有四面楚歌之虑。
辛亥革命后,一些革命党人说他“开就地正法之先河”,是遗臭万年的汉奸,建国后的史学界对他更是一骂到底,斥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卫道士、地主买办阶级的精偶。
•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不力,曾被辛亥革命后的部分革命党人斥为“开就地正法之先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各种政治原因,对曾国藩等封建时期的人物大加斥责。
天津教案发生之时,曾国藩已患重病,李扬帆认为“曾国藩实际上死于处理天津教案导致的精神打击。
在如履薄冰的对外关系处理中,他的忠、信、笃、敬四字秘诀,未能挽救自己的名声乃至生命。
”••曾国藩也是心狠手辣之军事家,他在家书中即自称“自以杀贼为志,何必以多杀为悔”。
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能静居日记》有详细记载南京城破:“……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
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戮以为戏,匍匐道上。
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
彭玉麟见状不满,先后二次(1861年安庆之围与1864年金陵之围)致函曾国藩,要求大义灭亲。
当时金陵士大夫有隐语:“昨夜诸侯今庶人,江宁民家尽死人!”(昨夜诸侯今庶人,指“曾”为“国藩”)。
南京百姓至今仍以“曾剃头”“曾屠户”等词称呼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形容曾国藩、曾国荃兄弟攻打南京时,屠杀平民无数。
•“汉奸”和“刽子手”是范文澜对曾国藩的基本评价,他这一认识出自谭嗣同和孙中山等抗清志士,结合曾国藩的一生,范老对此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这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范老称曾国藩为“汉奸”的理由。
范文澜说:“曾国藩是被清廷付与大权的第一人,因为他以血腥的手腕暂时扑灭了汉族人民的大反抗,暂时丞救了清朝的大危机。
”“曾国藩从此不但与清皇帝更亲密的结合在一起,而且与外国侵略者也结合在一起,厉行所谓‘安内攘外’,终于将太平天国的革命火焰淹没在几千万人民的血泊之中。
剃头匠的历史剃头匠这一历史起源,最早应溯及古代的汉朝,到了南北朝,南朝梁的贵族子弟都理发剃面,出现了专职的理发师。
宋朝时期理发业已比较发达,有了专门制造理发工具的作坊。
那时,对理发师有个特殊的称呼叫“待诏”。
后来,逐渐发展成一种技艺,一个行业。
宋代时,私家理发业已形成了规模。
当时的理发匠不但有店铺,而且也有了行会,理发行会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四十年代。
明朝时期,由于社会活动增多,人们便注重自己的形象。
理发业空前发达。
辛亥革命后,临时政府明令剪辫。
汉族的头发与发式,也曾经历过血风腥雨的考验。
从此以后,许多在日本的中国理发师纷纷回国开设理发店。
古时,无论男女都蓄发、扎辫子,同时也很封建、迷信地认为,头发受之于父母,不可随便的剔除之。
故过去人们所谓的剃头就是沐发和梳篦。
也就是说,洗过头后,主要用梳子及篦子,梳理整饰一番,除了辫子过长需修理或刮脸(修面)外,一般是用不上刀具之类的工具的,所以从前剃头也叫“梳栉”、“篦头”。
到了清朝末年,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
规定,男子一律剪掉辫子。
剃头行业这才如雨后春笋般兴盛起来,也正儿八经有了“剃头匠”这个称谓,有的地方管剃头还叫“剪头”、“理头”、“推头”等。
剃头的从业者中,除了部分人寻有固定的门面做营业点外,还有一部分人整日挑着担子,四处营生,即我们所说的“剃头挑子一头热”的当事人。
起初,这部分人主要肩着担子,依靠步行,游走江湖。
后来,有了自行车,他们就将担子位移,转到了自行车后座的专用托架上。
如此,人轻松了,工作效率也大为提高。
再往后,电动车又取代了自行车,但剃头匠却很难得一见了,偶尔见到,也都是上了年纪或早到了退休年纪的老师傅。
扩展资料我国很久以前是没有“理发”一词的,认为“头发”受之于父母,不能随便剃除。
故当时男女都留长发,只是盘发的方式不同。
理发的工匠称为理发师,古时候称作待诏、镊工,俗呼为理发匠、剃头匠等。
古时的理发就是沐发与梳栉。
男女梳栉,都得用梳子和篦子。
通过生活方式的变迁,特别是服饰与文化的变迁。
我们可以认识民族文化心理和社会意识的发展历程。
诸如穿鞋戴帽,本是纯粹的个人生活行为,但在近代中国引起轩然大波,成为一代先辈思想启蒙的先声,生活方式国际化的滥觞。
鸦片战争后人们痛感到国家的积弱是由于民智不开,欲启民智,必先革除恶风陋习对人民的禁锢,其中尤以吸鸦片、裹足成为摧残民体,有辱国格的两大公害。
先进的知识分子莫不对此口诛笔伐。
如果说禁烟是对少数人不良嗜好的整治,反对裹足却要变更上千年的陈规旧习,波及千家万户。
19世纪末兴起男子剪辫子的风潮,成为维新运动和民族革命的动员号召。
反对女子裹足和男子留辫子,必然推动鞋帽服饰的改革。
早在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上书《请禁妇女裹足折》和《请断发易服改元折》,认为女子裹足,不能劳动;辫发长垂,不利于机器生产;宽衣博带,长裾雅步,不便于万国竞争的时代,请求放足、断发、易服以便于“与欧美同俗”,这就把变衣冠作为学习西方文明的一项重要内容,具有开启民智的意义。
剪辫子与留辫子,从上到下分成两大派。
主留的固然有上层的冥顽派,而下层民众尤其是闭塞的农村反剪的势力更大,辫子尽管不是汉族的装束,但已通行了几百年,由长期生活积淀形成的心理习惯已经积重难返。
有的为失去辫子哭泣的、骂娘的、呼妈的形形色色,有的自发组织保辫会进行抗议,甚至发生罢市。
主剪的更把这一行动视为支持革命的召唤,到辛亥革命前夕形成高潮,人们欢欣鼓舞地选吉日,拜祖宗,放爆竹,剪辫子。
有的地方“辫子”还成为一句骂人话,要说一句“你这人真是辫子! ”如同被骂“不是东西”。
对辫子的态度,是非荣辱的两极对立和迅速转化,极为敏感地反映了在革命风潮中社会风尚的起伏激荡。
断发易服是在反封建思想指导下的风俗改良,不同于历代改元易服之举,历史上的变衣冠所变的形制,不变的是伦理性和等级性,民国初颁布的《服制》规定官员不分级别都以西式大髦和燕尾服作大礼服,是对封建服式等级制的彻底否定。
孙中山还提出“适於卫生,便於动作,宜于经济,壮于观瞻。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未彻底的辛亥革命所做到的仅是剪了辫子倒了皇帝导语:“皇帝倒了,辫子割了。
”这八个字是目睹了辛亥革命的少年瞿秋白对当时社会变化的体验之辞,它形象地说明了辛亥革命的两大历史功绩:一是革“皇帝倒了,辫子割了。
”这八个字是目睹了辛亥革命的少年瞿秋白对当时社会变化的体验之辞,它形象地说明了辛亥革命的两大历史功绩:一是革了皇帝的命,一是革了辫子的命。
在中国,不懂得皇帝的权威,就不会懂得辛亥革命打倒皇帝的伟大历史意义。
从秦始皇到宣统,在2132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历史是同皇帝联系在一起的。
1902年梁启超在《新史学》中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也。
”因而力贬“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的古典史学,倡导“史界革命”,重建近代新史学。
“五四”以后,更多的人看到这一点,并予以抨击。
但在“天下者主一人之天下”的中世纪中国,在皇权观在当时人的心目中,与“皇帝倒了”相提并论的是“辫子割了”。
辫子本是女人的一种风俗习惯,而非“汉官威仪”的应有之物。
但随着满族的兴起和努尔哈赤的向外拓展,留辫与不留辫,遂由风习问题一变而为满汉民族间的一个严峻的政治问题。
1621年,努尔哈赤攻下辽沈后,即大规模地强迫汉人剃发留辫。
1644年,清兵入关,在攻占北京尤其是攻占南京之后,厉行剃发令,“叫官民尽皆剃头”,违抗者“杀无赦”。
当时不但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之令,而且还有“一个不剃全家斩,一家不剃全村斩”之令。
中原汉人自古注重冠服,“披发左衽”是最不能忍受的奇耻大辱,更何况“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剃发留辫违背了汉民族多年来的历史传统和思想感情,也因此演化成了满、汉之间的生活常识分享。
汉服的传承与发展历程清朝剃发易服,禁穿汉服,满洲旗装马褂由此普及,唐装、中装徒有其名【汉服运动–同袍必读系列】………………………………………………(一)、汉服才是中国人的传统服饰,现在所谓的“唐装”“中装”其实就是满清旗装马褂的变种汉服,是中国华夏族(汉族先民)的传统民族服饰,又称为华夏衣冠、汉装、华服,主要是指公元17世纪中叶之前,华夏族(汉族先民)以民族文化为基础,形成的具有民族特点的服装饰体系,即明末清初以前汉人所着的、具有浓郁汉族民族风格的一系列民族服饰的总体集合。
汉服历史悠久,自商周时期到明朝长达三千多年的历史中,汉族的服饰制度没有大的改变,华夏族(汉人)一直穿着汉服。
一直到三百多年前的清朝初年,这一服饰制度才崩溃。
汉服最早可追溯到三皇五帝时期,一直传承到明代,连绵三四千年,华夏人民(汉族)一直不改服饰的基本特征,这一时期汉民族所穿的服装,被称为汉服。
自炎黄时代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汉服已具基本形式,历经周朝代的规范制式,到了汉朝已全面完善并普及,汉人汉服由此得名。
汉服自身内部体系非常完备,历经千年的发展,服制成熟,不仅本身种类丰富而且配饰是也非常繁多丰富。
汉服的款式、形制、用料、剪裁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有着明显的不同,但主体部分相同。
在中国传统社会,衣冠服饰被视为“治天下”之道。
“黄帝、舜垂衣裳而治天下,益取自乾坤”,是说上衣下裳的形制是取天意而定,是神圣的。
汉服“始于黄帝,备于尧舜”,源自黄帝制冕服。
定型于周朝,并通过汉朝依据四书五经形成完备的冠服体系,成为儒教神道设教的一部分。
“乗殷之辂,服周之冕”是儒家治国思想的要义。
因此后来各个华夏朝代均宗周法汉以继承汉衣冠为国家大事,于是有了二十四史中的舆服志。
汉人对汉衣冠的认同也成为了民族意识的一部分。
汉服象征着辉煌灿烂的华夏文明,汉服还通过儒家和华夏法系影响了整个汉文化圈,东亚各国,如日本、韩国、朝鲜、越南、蒙古、不丹等国的民族服饰均具有或借鉴汉服特征,日本、韩国、朝鲜的民族服装更是直接从汉服演变而来。
剪辫子的故事剪辫子并非始于辛亥革命满族剃光前额留辫子,是为了防止在策马奔腾时头发盖住眼睛,挡住视线,这是草原生活的实际需要。
可是到了工业社会,辫子就成为累赘了,辫子往往会卷进机器,使人丧命。
1898年开办的“北洋硝皮公司”,为了防止事故,工人一律剪辫子,下班出厂,则戴上假辫子,以避革命党之嫌疑。
蓄辫子满人睡姿鸦片战争爆发,西风东渐,尽管有先进人士明知蓄辫之陋弊,称之为“满洲辫”,但莫说国人,即便是海外侨民也少有剪辫者。
据《郭嵩焘日记》1876年(农历十二月初十日)记载:郭嵩焘航海多时,来到英国伦敦就任大清国的驻英公使。
到岸当日,旅英华侨伍廷芳前来清国大使馆拜见。
当时,伍廷芳已经在英国伦敦当了三年的执业律师了,终日西装革履,但是,伍廷芳仍然留着长长的头发。
郭嵩焘问他:“你留这么长的头发干什么?”伍廷芳回答说:“将来若有回中国的一天,我把长头发一扎,就成一条辫子了。
作两手准备嘛!”1904年秋,传闻政府将允许剪辫。
次年6月,新编陆军为方便戴军帽,将发辫剪去一束,天津的警察也“剪去发辫三分之一”,剪辫风气逐步抬头,社会上则有赞有弹,反对者不在少数。
保皇守旧分子甚至表示“吾头可断,辫不可剪”。
据国军将领李品仙回忆;1909年,广西陆军小学全体学生,突然集体剪掉了辫子。
广西巡抚张鸣歧获悉,装模作样地训斥学生:“你们必须给我重新留回辫子。
”当时的学生,根本没把张鸣歧的申令当回事,没有一个人留回辫子。
事情也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广东也是最早剪辫的省份之一,广东成立了“华服剪发会”,由粤商何乐琴发起,决定从1910年12月31日起全体会员一齐剪辫。
1911年1月15日,由曾任清朝侍郎、驻美大臣的粤人伍廷芳在上海提倡剪辫,时有4万多人参加剪辫大会,会场中间设有高台,周围为义务剪发处,10多个理发师持刀而待,现场只闻拍掌声、叫好声、剪刀声、被剪者相互道贺声一片,当日剪辫者有千余人。
在香港,1911年2月,有11000多个华人剪去了辫子。
从剃头令到辛亥革命
——关于辛亥革命的反思
摘要:辫子,作为一种生活习俗,却在数百年的时间里染上了浓重的政治色彩,清军入关,留了鼠尾辫,则为顺民,辛亥革命,剪了大辫子,就是支持革命。
作为种族革命和民主革命,长长的辫子是否真的能标志革命的成功?
关键词:种族问题,辛亥革命,剃头令,文化,政权,祖国
1,惨绝人寰的剃头令
清军入关,多尔滚给豫亲王多铎命令“各处文武军民尽令剃发,倘有不从,以军法从事。
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南山可移,此令不可动”。
小顶辫发,炎黄子孙,都被迫把以前“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头发屈辱地剃去,仅留头顶中心的头发,其形状一如铜钱大一点,结辫下垂,形如鼠尾,叫“金钱鼠尾”式,实在不堪入目。
“遵依者为大清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规避惜发,巧辞争辩,决不轻贷。
(清史稿)”这是一道严令,只能执行,不许违抗。
它的功能是“以别顺逆”:“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以别顺逆”,辫子成为政治取向!满洲统治者其实把辫子作为的“良民证”使用!
在老百姓看来,虽然金銮殿的皇帝变了,但只要自己不受干扰地照旧生活,地球照样转。
刘备是汉室宗亲又怎样,武则天妇道当政又如何?该怎么活着还怎么活着。
但这次不同,风俗习惯
变,文化传统毁。
胡服垂辫,则中国何为中国了,华夏焉是华夏?
亡国是政权的兴替,比如李自成,胜则拥者蚁聚,败则党羽兽散。
亡天下则不然,比如五胡乱华,“衣冠南迁,胡狄遍地,汉家子弟几欲被屠戮殆尽”,比如日本侵华,强迫沦陷区人们学习日语,起日本名字。
这些在长远上可以消灭中华民族。
于是汉人奋起抗争,“华人髡为夷,苟活不如死!”(顾炎武《断发》诗)。
从“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屠蜀”到“广州大屠杀”。
满清政府转战烧杀三十七载,方才初步平定中国。
有思想、敢反抗的忠勇之士几被杀光,留下的大抵是一些顺服的“奴才”,当剃发易服砍下了最后一个具民族意识和反抗精神的汉人的头颅时,就决定了在华夏上大上葬送的不仅仅是一袭衣冠。
2 辛亥革命与剪辫风潮
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辛亥革命,它的成员相当一部分是斗争了数百年的反清复明的哥老会,青帮,洪门,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军,义和团遗存势力。
提倡民主共和的孙中山,指出“中国之革命,是种族革命,亦是政治革命”,认为辫子是汉人的耻辱,是中华民族的缚束,把剪掉辫子作为反清的大旗,当革命的风潮席卷全国,剪辫子已经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势在必行。
辫子作为清政府高压统治的利器已然轰然倒塌,反而成为革命党反清犀利的一张王牌。
单纯的从剪辫子来考虑,并不能说明民主共和,而剪辫运动的确成为辛亥革命亮丽的风景线。
一时间,剪了辫子,就是拥护革命,赞成共和,没有剪辫子的,便是清廷走狗,便是汉奸。
识时务者都顺应潮流剪掉了辫子,剪辫子更关系着一个人的政治生命和前途。
然而可笑的是,习惯于高压政治的汉人没有似明末时期那样发出“头可断,辫不可剪”的“悲壮”呼声,反倒是张勋、辜弘铭这一类以忠臣自居的汉人,“奉豭(公猪)尾为弘宝”(把大宝贝),捶胸顿足、如丧考妣的不肯剪辫子!
3,袁世凯剪辫与革命失败
辫子剪了,满人到了。
善于投机的汉族士绅及旧官僚,也大多剪掉辫子,在辛亥革命中转投向革命而获得地位,反而更加巩固他们的地位。
辛亥革命并没有像西方资产阶级革命那样,重新建构社会。
参加辛亥革命的更多的是军人,旧式官僚,各地士绅。
这些人在辛亥革命后仍然掌握权力。
虽然其主要领袖孙中山出身平民知识分子,但中国贫穷的平民阶层没有参加辛亥革命,因此辛亥革命后,生存条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辛亥革命后的军阀割据,大量战乱及军人政治才使传统拥有知识和功名的士绅官僚力量渐衰,代之而起的是具军事背景的人物以及地方土匪恶霸。
野心勃勃的大投机家袁世凯也在清帝退位时剪掉辫
子,表示拥护共和,孙中山对剪辫子错误认识,更错误地宣布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
使得后来官僚得志,武人专横,政客捣乱,民不聊生之日也”,“今日之民国,竟成亡国士大夫之天下也”。
尽管“革命军起矣,民国由之立矣,但革命之事业尚未成功也,革命之目的尚未达到也”。
4,关于辛亥革命的反思
清军入关,并没有学习南北朝时期拓跋鲜卑移风易俗积极汉化,而是严重摧毁了汉化,妄图从根本上消灭汉族。
斗争了数百年的反清复明的哥老会,青帮,洪门,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军,是为了恢复汉族的文明,所以辛亥革命教义“驱除鞑虏”是对数百年坚持不懈的反清斗争的继承,让汉人绝地反击,一洗耻辱,最大的功绩便在于此。
而辛亥革命并没有着力于“恢复中华”,而是全盘西化,对漂亮的汉服,对深刻的文言文真正放弃,造成汉族的民族特征丧失,为日后西方文化入侵,国内价值观混乱,一昧崇洋媚外埋下了祸根。
同时,革命党所阐述的真正的民主共和没有得以在中国全面实行——无论是北洋政府、国民党的南京国民政府。
而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以为,当今的辫子就是各国经济文化的输出的较量,各民族间用不那么血腥的方式展开博弈。
如果有一天,我们不再有自己的文明,那么就是把剪掉的辫子重新蓄起来了,那将是中华民族真正灭种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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