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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力研究发展演变和展望摘要：纵观人类对智力研究的漫长历史，从早期的哲学思考到如今心理学的实证研究，人们对智力的内涵、结构、发展机制、测量方式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大量研究。
回顾自古希腊的先哲们到近代西方心理学家对智力的理解，分析现代智力研究的发展和演变。
对智力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和展望，可以看出智力研究的新取向是：智力的内涵从一元单维向多元系统发展；智力研究更加重视社会文化背景因素的影响和在社会生活中的科学运用。
关键词：智力；智力理论；心理学智力究竟是什么？智力的本质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智力是如何发生如何发展的？我们如何测量智力及其影响因素又是什么？这些问题始终困惑着智力研究者，一代代心理学家纷纷提出自己的观点理论，心理学界对智力的研究一度呈现百家争鸣的状态。
从心理学还在哲学母亲的孕育中以来，在千年的研究探索中，智力的本质始终没有定论，人们就智力究竟是什么的争论，使对智力的研究成为心理学研究中最有活力、最有朝气的领域。
一、西方对智力是什么的历史探讨智力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追问连同我是谁、生命从何而来一道成为哲人们的永恒话题。
对智力的讨论至少可追溯至古希腊时期，柏拉图认为学习能力是智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学习能力强能够举一反三的人是聪明人，而学习能力差且容易遗忘的人则是愚笨的人。
柏拉图认为在智力方面，人们是生而平等的，而个体智力的差别是后天形成的，即主要由于教育和榜样作用的影响。
亚里士多德则主张社会不同阶层的区别是智力个体差异的原因，上帝赋予人的天赋是并不均等。
而且在个体成长中智力天赋是固定不变的，将生育限定在那些处于社会阶层高的人，才能提高整个社会的智力水平。
亚里士多德根据反应的“敏捷”和“迅速”来判断智力，聪明的人体现在他对事物现象及其原因的快速反应和理解上。
17世纪唯物主义哲学家霍布斯区分了自然性智慧和获得性智慧，前者是个体从实践和经验中获得的，后者则是通过文化和他人传授获得。
著名哲学家洛克重视智力与反应速度间的关系，认为能够快速记忆和学习的人比较聪明，且区分不同事物的能力也比较高。
文化智力研究的理论框架及趋势发展内容摘要：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化的背景下，跨文化组织学研究领域出现了文化智力这一新概念。
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本文系统介绍了文化智力的概念及其理论框架，并就管理者文化智力类型、培养等方面归纳了当前研究的进展，最后对研究存在的问题与未来的发展方向提出意见。
关键词：文化智力跨文化管理全球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在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进入我国市场的同时，我国企业也纷纷走出国门，在全球范围内寻求资源的有效配置，在更加广阔的空间里谋求企业发展。
有资料显示，全球范围内的80%跨国并购失败案例可以归因于文化差异。
对跨国公司来言，文化差异将通过人们的行为对组织效率和竞争力产生巨大而长期的影响，这是一个不可回避、需要小心谨慎处理的变量。
因此，有效地掌握和利用跨文化管理的手段与技巧是打破这些“文化壁垒”的必经之路，也就是说，全球化的经济呼唤具有文化智慧并且快速应变的商业领导者。
文化智力的涵义与理论框架有关文化智力（cultural intelligence，简称CQ）的基本定义是由P．Christopher Earley和Soon Ang提出的，是指人们有效地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互动的能力。
Earley 与Ang提出的文化智力既包括内容特征，又包括加工特征。
近年来，社会学、心理学、沟通与人类学等有关跨文化适应力与效力的研究发展相当繁荣。
根据Earley and Ang的定义，文化智力不等同于跨文化适应或跨文化效力等概念，其范畴更为广泛。
CQ是一个基于个体差异的分类变量，然而，它又与一般人格特质的广泛性和相对持久性不同，这个概念只是反映了个体适应跨文化背景的能力，并且可以通过干预培育与提高。
CQ也不等同于沟通行为，而是一个包含了沟通行为的更广泛的概念。
此外，CQ的行为要素不是指特定的行为方式，而是指具备一种广泛的言语与非言语行为技能，使人可以根据文化背景表现出适当的行为。
与一般智力一样，文化智力只是反映人们的跨文化适应性的一个预测指标，而不是在某一具体文化环境下的人们实际的互动结果，换句话说，高CQ的个体会更快更好地适应新文化情境，而一个在某个特定跨文化情境中表现良好的人，未必一定有高CQ，还要考察他的其他相关能力，才可以得到结论。
现代人类学的发展趋势和理论框架研究人类学是一门研究人类文化和人类生物学的学科，它致力于理解和解释人类在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下的行为、思维和经验。
随着社会的变迁和科技的进步，现代人类学正经历着一系列的发展趋势和理论框架的研究。
本文将对现代人类学的发展趋势和理论框架进行探讨。
首先，现代人类学的发展趋势之一是跨学科研究的增多。
由于人类行为和思维的多样性，现代人类学已经超越了传统的文化人类学和社会人类学研究范畴，融入了众多的学科领域，如人类遗传学、人类神经科学、环境学等。
这种跨学科研究的增多使得人类学能够更全面地理解人类行为和思维的本质，并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各种问题提供更多的视角和解决方案。
其次，现代人类学的发展趋势之二是注重社会正义和人权议程。
现代人类学家越来越关注社会不平等和社会正义问题，倡导维护人类的尊严和权益。
他们研究和揭示不同社会和文化背景下的各种不平等现象，如种族歧视、性别不平等、贫困等，并提出解决方案和政策建议，促进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现代人类学家们认识到，只有通过对不平等问题的深入研究和积极干预，才能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和谐。
再次，现代人类学的发展趋势之三是方法论的多样化和创新。
传统的人类学研究方法主要依赖田野调查，即研究者亲临研究对象所在的社区或群体进行长时间的观察和交流。
然而，随着科技的发展，现代人类学不断引入新的技术和方法，如数字人文学、视觉人类学、虚拟现实等。
这些新的方法可以更有效地收集、分析和呈现数据，丰富了人类学研究的内容和形式。
同时，现代人类学也在不断探索和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和工具，如社会网络分析、大数据分析等，进一步拓宽了人类学的研究领域和视野。
最后，现代人类学的理论框架也在不断演变和丰富。
传统的人类学理论主要包括文化相对论、功能主义、结构主义等，它们在解释和理解人类行为和思维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现代人类学理论正趋向于更加多元化和综合化。
一方面，现代人类学借鉴了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概念，如社会学的符号互动主义、心理学的认知研究等，丰富了人类学的理论基础。
智力理论与测验的应用和发展一、经典智力理论及其发展智力研究一直在心理学研究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和独特的地位，它对我们实际的教育和诊断都具有指导意义。
新的智力理论和测验为学校教育的发展和改革指明方向、提供依据，同时它又在实际运用中得以充实、发展和完善。
科学的智力理论决定着人们对智力的本质、结构和功能的系统看法，对科学合理地编制智力测验具有指导作用。
同时通过对智力测验的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又能够对相应的智力理论进行验证，并推动智力理论的发展。
智力理论由早期的基于心理测量学理论以因素取向为主导地位的时期转变为与信息加工整合取向的时代,这种整合呈现出智力理论层次化、多元化、多维的走向。
随着这些智力理论的发展智力测验也有了新发展。
1基于心理测量学理论以因素取向早期的智力研究关注智力由哪些要素构成，是单一的一般因素还是由系列的特殊因素组成；及这些要素之间的关系。
这些研究多基于心理测量学理论并以因素为取向。
最初的理论主要有Spearman的二因素论，他认为智力是由一种一般因素与一组特殊因素构成；Thurstone的群因素论认为智力的核心不是单一的G因素，而是由七个不同的心理能力构成；Guilford认为应从智力活动的操作、内容、成果三个维度去分析，并且发散思维是重要因素；Cattell的层次智力理论把智力分为流体智力和晶体智力两个因素；V ernon提出的类似的层次论，把智力分为4个层次，最高层次是智力的普遍因素；第二层次分为言语和教育方面因素、操作和机械方面因素；第三层次是几个小因素；第四层次是各种特殊因素。
在此期间出现了现在最为常用的斯坦福－比奈量表、维克斯勒量表，现已形成了斯坦福－比奈量表第四版和维克斯勒量表第四版。
还有在Cattell-Horn关于流体智力和晶体智力理论的基础上与1993年出版的考夫曼青少年与成人智力测验和1989版的Woodcock-Johnson认知能力测验修订版。
这些量表都是随着理论的发展进行了多次的修订，吸纳新的观点和思想逐步完善、丰富的。
2文献综述本论文的研究主要涉及到文化智力、文化适应和文化认同方面的内容，因而文献综述将从以下这些相关方面展开，对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方向及成果进行回顾，在肯定以往研究成果的同时，分析现今研究的不足。
2.1文化智力的研究回顾2.1.1文化智力的概念回顾随着对文化适应的不断探讨，有学者提出应把文化适应看作个体的一个普遍能力，而非像过去仅限于一种文化到另一种文化的过渡。
2003年，伦敦商学院的P.Christopher Early 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Soon Ang等学者在进行了大量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化智力（Culture Intelligent）的概念来描述人们跨文化的适应能力，他们认为，文化智力是反映人们在新的文化背景下，收集处理信息，做出判断并采取相应的有效措施以适应新文化的能力，它的基本要素包括认知、动力、行动三个方面(Early & Ang,2003)。
Thomas（2006）也认为CI包括三个方面，但其分别为知识（knowledge）、心智(mindfulness)、行为（behavior）,并提出三者为一个相关联的系统（如图2-1），共同产生对不同文化的有效作用能力。
知识心智CQ行为图2-1 文化智力三因素Figure 2-1 Components of CQ资料来源：Thomas,2006, Domain and Development of Culture Intelligence, Group & Organization Management.Ang及其同事，在2006年发展了文化智力因素，从四个因素考虑：元认知（metacognitive），认知（cognitive）, 动机（motivational）, 行为（behavioral）。
智力能力（Mental intelligence）包括元认知和认知能力（认知过程，认知知识）；动机能力承认大部分认知都是被激励的，并且多数直接的个体精力都表示了动机能力；行为能力则主要关注于个体做什么，而非个体所想所感。
智力发展的总体趋势
智力发展的总体趋势是在整体上逐渐提升。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人们在智力发展方面的认识和努力也在不断增加。
以下是智力发展的总体趋势的几个方面：
1. 教育的普及：近年来，全球各国对教育的普及率越来越高。
更多的人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从而提高了他们的智力水平。
2. 多样化的智力开发方法：以前人们认为只有智商高的人才能取得好成绩，但现在人们逐渐认识到智力是多方面的，包括情商、创造力、空间思维等。
因此，智力开发方法也变得多样化，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学习方式，更注重培养个体的全面发展。
3. 科技的推动：科技的进步也对智力发展形成了积极影响。
通过互联网、智能手机等科技设备，人们可以随时获取信息、学习知识，并参与各种智力活动和训练。
4. 倡导终身学习：人们逐渐意识到终身学习的重要性，不再满足于学校教育阶段的知识，而是持续不断地追求新的知识和技能。
这种意识的提升也推动了智力的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整体智力发展呈现上升趋势，但在不同的个体和群体之间仍然存在差异。
因此，我们应该通过公平的教育机会和资源分配，努力缩小智力差距，实现全体人民的智力发展。
文化智力研究的理论框架及趋势发展内容摘要：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化的背景下，跨文化组织学研究领域出现了文化智力这一新概念。
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本文系统介绍了文化智力的概念及其理论框架，并就管理者文化智力类型、培养等方面归纳了当前研究的进展，最后对研究存在的问题与未来的发展方向提出意见。
关键词：文化智力跨文化管理全球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在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进入我国市场的同时，我国企业也纷纷走出国门，在全球范围内寻求资源的有效配置，在更加广阔的空间里谋求企业发展。
有资料显示，全球范围内的80%跨国并购失败案例可以归因于文化差异。
对跨国公司来言，文化差异将通过人们的行为对组织效率和竞争力产生巨大而长期的影响，这是一个不可回避、需要小心谨慎处理的变量。
因此，有效地掌握和利用跨文化管理的手段与技巧是打破这些“文化壁垒”的必经之路，也就是说，全球化的经济呼唤具有文化智慧并且快速应变的商业领导者。
文化智力的涵义与理论框架有关文化智力（cultural intelligence，简称CQ）的基本定义是由P．Christopher Earley和Soon Ang提出的，是指人们有效地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互动的能力。
Earley 与Ang提出的文化智力既包括内容特征，又包括加工特征。
近年来，社会学、心理学、沟通与人类学等有关跨文化适应力与效力的研究发展相当繁荣。
根据Earley and Ang的定义，文化智力不等同于跨文化适应或跨文化效力等概念，其范畴更为广泛。
CQ是一个基于个体差异的分类变量，然而，它又与一般人格特质的广泛性和相对持久性不同，这个概念只是反映了个体适应跨文化背景的能力，并且可以通过干预培育与提高。
CQ也不等同于沟通行为，而是一个包含了沟通行为的更广泛的概念。
此外，CQ的行为要素不是指特定的行为方式，而是指具备一种广泛的言语与非言语行为技能，使人可以根据文化背景表现出适当的行为。
与一般智力一样，文化智力只是反映人们的跨文化适应性的一个预测指标，而不是在某一具体文化环境下的人们实际的互动结果，换句话说，高CQ的个体会更快更好地适应新文化情境，而一个在某个特定跨文化情境中表现良好的人，未必一定有高CQ，还要考察他的其他相关能力，才可以得到结论。
（一）文化智力的内容结构文化智力的内容结构包括：认知要素、动机要素与行为要素。
文化智力的认知要素是指智力的认知加工方面，运用自身的感知能力和分析能力来认识领悟不同文化的能力。
动机要素是指个体融入到其他文化中去的愿望和自我效能感。
行为要素是指采取与文化相匹配的有效行为的能力。
上述三个要素分别描述了文化智力的三个不同构面，三者间彼此紧密相连、相互制约。
一个人CQ水平的高低，取决于三者的共同作用。
任何一方面因素的不足，都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CQ的水平和作用程度；只有同时重视三个因素，才能拥有比较高的CQ。
（二）文化智力的一般加工模式文化智力的一般加工模型把个体对程序性知识与陈述性知识的提取分为三个分析水平：最高层为普遍水平，中间层是文化水平，最近层是具体背景水平。
在这三个加工水平中存在两类信息储存方式：程序性知识与陈述性知识。
所谓程序性知识即技能记忆，就是记得如何做某事，绝大多数是不能言传的，是通过练习而获得的。
所谓陈述性知识即事实记忆，是可以言传的知识。
存在于普遍水平的知识是人们所固有的，该层次中的程序性知识与陈述性知识是不需要学习获得的（尽管可以通过干预进行塑造与调整），而且是高度抽象和概括化的。
比如，记忆的储存与回忆，感觉编码以及语言能力等就属于普遍水平的程序性知识，普遍水平的陈述性知识则包括对生物与非生物区别的认识，对好和坏的一般性概念、自我概念等。
当人们处于新文化环境下时，首先会在普遍水平对他者评价判断。
所有人都具有普遍水平的程序性知识与陈述性知识，但他们储存和加工这些知识的能力有所不同，一个高CQ的人对新经验的储存与归类能力就要比低CQ者强得多。
中间水平中所包含的程序性知识与陈述性知识表现出更多的特定文化信息与特性，因此，人们在信息加工过程关注的是信息的文化特征与文化特殊性。
这个水平的信息加工主要反映了人们对文化知识的使用与发展，也就是说在这个层次上，人们会透过自身的文化视角去理解异文化与情境，同时形成一套与新文化相适应的一般性规则。
最后，当他要对所处的独特情境得到一个准确答案时，就需要运用有关特定背景的具体程序性知识与陈述性知识。
具体情境水平的信息加工即要求个体对每个新的特定情境进行独特的认知处理，设法整合自己在新文化中所遇到的与母文化不一致的信息。
管理者文化智力类型通过对60个国家的2000位管理的调查研究，Earley和Mosakowski勾勒出低CQ者的潜在弊端与高CQ者的机遇。
一般而言，低CQ者面对新的文化环境时，不仅缺乏对新文化足够的洞察力，而且可能抗拒与周围异文化者的交流，最终似乎总是无法融入到新文化中去。
反之，CQ高的人意味着拥有更强的文化适应性，面对新地区、新组织、新团队、新同事时，可以更快地识别出新文化与母文化之间的异同，并主动地协调二者间的冲突，使自己与新文化相融合。
根据人们在认知能力、行动能力和动机上的表现不同，可描述出管理者的六种典型文化智力类型：外乡人：表现为茫然不知所措、效率低、很难融入不同的环境；分析者：通过系统学习，较快地解读和应对陌生的文化体系；直觉者：凭直觉应对文化差异，有解读不同文化的天赋；大使：很有自信和感染力，能很好地与人们沟通；模仿者：善于观察对方的行为风格，自然地加以模仿；变色龙：通晓不同的文化体系，能与他人积极高效合作，能很好地融入到不同的文化中去。
在六种文化智力类型中，以变色龙CQ水平最高，能够轻松驾驭不同文化系之间的差异，很好地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同事共事，并且能够运用作为外来者的独特视角分析和处理各种冲突和管理问题。
而外乡人CQ最低，认知能力、行动能力和动机三方面都是弱项。
文化智力的培养步骤通过跨文化培训可以加强人们对异文化环境的反思与适应，帮助人们冲破文化障碍，摆脱角色束缚，促进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的沟通和理解，从而达到培养与提高文化智力的目的。
Earley和Mosakowski认为，个体具有适当的警惕性、动机和准备性是提高CQ的必要条件，并且提出了培养文化智力的6步骤：检查你的文化智商的强项与弱点以确立自己的出发点；针对自己弱点选择对应的培训计划；实施培训计划；获得所在组织的支持；从个人的强项出发，训练自己，进入这种文化场景；360o 的再评估，如果有需要，再进行培训。
Harry C.Tridandis则强调提高CQ的最重要因素是：养成在没有足够的信息时，不急于作出判断的习惯；此外个体还应该多注意情境，并有意识地克服民族优越感。
文化智力研究存在的问题与展望组织管理学界长期以来存在两个活跃的研究领域——文化与智力。
发展到今天，趋势是不同的学者从各自的学术视角出发，试图以一个相融的理论框架来整合这两个研究方向。
的确，假若智力是影响工作成果的重要因素之一，跨文化研究者们就不能忽视工作场所中智力发挥的作用，同样，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智力的研究者们也不能轻视文化的影响。
于是，智力研究的学者们提出智力的文化变异这样的术语。
而文化智力概念则是从组织文化适应力的角度出发，创造性地融合了文化与智力两种研究趋势，强调了跨文化背景下智力的个别差异性及其可发展性。
这个概念的提出为组织理论发展与跨文化管理实践都提供了一个新平台。
笔者认为，当前有关文化智力的研究还存在以下一些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一）文化智力的结构与测量问题从已发表的论文来看，在2004年10月的《哈佛商业评论》上，Earley 与Elaine Mosakowski提供给读者一个文化智力的自我诊断工具，包括三个因素：认知的、身体的与情绪的。
然而，这是一个相当粗糙且没有经过实证效度检验的工具。
目前学术界关于文化智力的结构还没有一个清晰而统一的结论。
毫无疑问，文化智力是多种因素构成，而且这些因素还可以在不同的层面上体现出来。
但是这些因素是什么、如何测量，这是当前文化智力研究中的一个重要任务。
特别是对其构念效度的确定，这是一个基本测量指标，必然需要大量的实证研究。
因此，随着对文化智力结构探讨的深入，相应的测量方法与工具也要进一步研究和开发。
（二）文化智力内在信息加工模式的确立与验证对文化智力结构的讨论，不仅体现在静态的内容特征上，还应该包含对其内在的动态作用机制的探究。
Earley and Ang的文化智力心理加工模型就此问题给出了一个初步设想，而其理论的正确性与否还需要得到进一步的实证研究的支持。
（三）文化智力整体理论框架的建立文化智力的研究刚刚兴起，与绩效及相关因素关系的研究不多，文化智力对相关变量的内在作用机制的研究目前尚未开展。
今后的研究要扩展文化智力与诸如个体前因变量、情境前因变量、个体结果变量等更多相关变量关系的研究，要探讨文化智力对结果变量影响的内在作用机制。
在这个过程中，有必要建构科学合理的理论模型，并考虑情境因素，才能较好揭示文化智力影响相关变量的内在作用机制。
（四）如何整合个体文化智力与组织文化智力的问题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研究方向便是由个体CQ延伸出来更高层次的CQ分析，比如有关团体CQ与组织CQ的研究，个体CQ与团队CQ的关系问题，个体CQ 之和是否会影响跨国团队的工作结果，理想的高CQ的团队模式是什么，它又是如何影响团队的工作绩效。
（五）从文化智力的宏观研究向微观研究转移目前有关文化智力的研究主要以人类“大”文化研究为主，而文化智力的内涵不仅限于国家与国家间、种族与种族间的文化适应问题，不同组织、不同职业等文化适应问题都应该纳入其研究范畴，也可以打开新的研究领域。
（六）对研究人员的知识结构与专业背景的要求文化智力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它要求研究人员既要有丰富的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管理学、组织行为学知识，又要有熟练的心理学操作技能，掌握互为补充的各种研究手段，以适应研究的需要。
因此，未来的研究者应该注重个人的多学科综合知识培训，从而形成综合性的研究。
总之，有关CQ的研究方兴未艾，值得探索与令人振奋的研究方向不胜枚举，需要学者们的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1.Triandis，H.C.Cultural Intelligence in Organizations.Group & Organization Management，2006.31（1）2.唐宁玉，洪媛媛.文化智力：跨文化适应能力的新指标.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05（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