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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首都圈建设及启示作者：史艳玲刘子轩来源：《合作经济与科技》2018年第22期[提要]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是国家重大战略，核心是有序疏散北京非首都功能。
日本的首都圈建设在规划的制定与调整、统筹和实施上为我国提供了借鉴，主要包括城市功能的分散、法律法规的制定、交通网络一体化的建设。
在未来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加强协同发展、弱化行政区域意识、加强市场功能是关键。
关键词：日本；首都圈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协同基金项目：2017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日本首都圈建设视野下的河北省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对策研究”（课题编号：201703020219）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收录日期：2018年8月20日2015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
而我们的邻国日本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以疏散东京城市功能为目的的首都圈建设，积累了丰富经验，值得借鉴。
（一）《首都圈整备法》的制定与第一次首都圈基本计划。
随着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日本经济复兴，以东京为中心的首都圈的人口集中、产业聚集现象严重。
城市无秩序扩大、居住环境恶化、交通拥挤、公共设施不完善、住宅不足等大城市弊端越发严峻。
针对这种现象，1956年4月日本颁布了《首都圈整备法》，开始了以东京为中心、包括周边7县在内的综合性首都圈建设。
其基本方针是控制东京都内街区的过密化，将人口、产业疏散转移到周边的卫星城。
同时，成立了首都圈整备委员会，对计划进行推动和调整。
1958年7月日本制定了《第一次首都圈基本计划》。
该计划预计1965年首都圈人口为2，660万人。
该计划的建设方针是：第一，将现有城市街道的周围10公里设为绿色带，以此来控制现有城市街道的扩张；第二，在周边地区指定了多处城市街道开发区（卫星城），将其打造成工业城市，吸收中心城市的人口及产业；第三，限制东京都城市内工厂和大学的新增。
（二）《首都圈整备法》的修订与第二次首都圈基本计划。
2006・4亚太经济一、日本区域集群规划的背景1、关于“日本还有竞争力吗”的讨论日本自1992年“泡沫经济”破灭以来,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急速丧失其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力,这一现象被日本经济界称为“迷失的90年代”。
对此,很多学者展开了研究和讨论。
在宏观经济手段复苏经济乏力的情况下,许多学者开始将目光转向了日本以国家主导的产业政策与国家竞争力的关系上来,其中波特以及波特与竹内弘高合作进行的研究尤其引人瞩目[3,4,5]。
他们通过对日本以及其他国家竞争力的研究,得出了如下结论:(1以扶持和干预为特征的产业政策未能产生预期的效果。
化学工业、软件产业等到受日本政府扶持和保护的产业其竞争力更低;而电子信息等不在国家保护行列的产业其竞争力却更强。
(2日本政府的官产学研究体制对提升日本的产业竞争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日本的共同研究计划等。
(3日本国家竞争力的提升不在于政府对产业的保护和扶持,而在于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
(4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表明,集群是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增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2、日本国内产业政策的转变上述结论在很多方面都对日本政府的政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首先,促使日本产业政策的目标向提高企业创新能力转变。
这是日本长期实行的产业扶持政策的重大转变。
日本从80年代起就对国家创新体系进行了重大调整,从模仿欧美技术转向自主创新。
在1995年通过的《科学技术基本法》中,提出了“以科学技术创造立国”的战略[6]。
然而,日本的国家创新体系主要依赖于民间产业部门和应用技术,中小型企业创新能力不强,基础研究力量不足,这对日本长期竞争力产生了不利影响[7]。
因此,重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新产业出现和新技术的研究,就成为日本提高竞争力的紧迫要求。
其次,更加重视以提高区域经济活力构建国家创新体系。
日本政府认识到,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有赖于企业、大学、中介机构与地方政府等的密切合作关系。
在空间基础上所形成的产、学、官合作网络以及产业集群和知识集群是提高区域竞争力,进而提高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日本国土综合开发规划及对我国的借鉴摘要：作为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日本政府为了防止和纠正市场失灵、解决国内区域差异问题，协调中央与地方之间、部门之间以及地方之间的利益，确保国家利益最大化，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国土规划体系。
日本与我国相同，也是人多地少，而且人地矛盾更加突出，日本开展国土规划的做法与经验应对我国有很好的借鉴价值。
本文通过回顾日本五次全国综合开发规划的制定过程及要点，分析新一轮规划的开发理念和深远意义，为今后我国的国土规划、城乡规划、开发建设、房地产管理等课题，寻找可借鉴之经验。
关键字：日本，国土规划，国土利用规划，综合开发日本地域狭小，人口密集，资源贫乏，属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土地私有制国家。
作为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日本政府为了防止和纠正市场失灵、解决国内区域差异问题，协调中央与地方之间、部门之间以及地方之间的利益，确保国家利益最大化，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国土规划体系。
使得日本经济发展迅速，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干预均取得巨大成功，这与日本有计划、高效率、综合性开发、整治国土资源密不可分，也与土地规划在开发利用资源中发挥的作用分不开。
日本与我国相同，也是人多地少，而且人地矛盾更加突出，日本开展国土规划的做法与经验应对我国有很好的借鉴价值。
1 日本国土综合开发规划的基本思路1.1日本国土综合开发规划的主要目的《日本国土综合开发法》明确提出国土综合开发规划的目的为：“以国土的自然条件为基础，从综合考虑经济、社会、文化等相关政策的角度出发，谋求对国土的综合利用、开发和保全以及产业布局的合理化，同时，为提高社会福利做出贡献”。
具体而言，其在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发展方面的目的与作用又有所不同。
政治方面，国土综合开发规划具有体现民主政治的作用，是民主意识形态的表现；经济方面，国土综合开发规划是国家完善市场经济体系，进行宏观调控的不可缺少的手段，是政府站在国家立场上，为防止或纠正在自由经济体制下因外部性经济和非外部性经济引起的市场失灵而采取的一种宏观调控手段；社会发展方面，国土综合开发规划是国家协调部门间利益、国家和地方利益的一个总原则，围绕国土综合开发规划，针对共同问题，部门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行政对话和达成协议的过程是非常重要的[1]。
日本首都圈发展经验教训对京津冀一体化建设的启示【摘要】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了打造“首都经济圈”、推动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设想。
日本是亚洲发展都市圈最早的国家，其首都圈的发展长达半个世纪、共经历了五次重大的调整和修改，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与教训。
本文的目的在于揭示日本首都圈发展的特征及其出现的问题与解决方法，从其具备的一定的普适性的视角探讨其对目前我国京津冀一体化建设的启示。
【关键词】日本；首都圈；京津冀一体化；启示从20世纪50年代到21世纪初，日本首都圈的规划及发展长达半个世纪、共经历了五次重大的调整和修改，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与教训。
探讨日本首都圈发展过程中的特征及其出现的问题与解决方法，对打造以京津为核心、具有世界影响力和全球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以及合理构建我国京津冀经济一体化意义重大。
一、日本首都圈发展的特征1. 制度为基础、组织为载体、规划为依托。
即首先制定了详细的制度框架，并通过法律形式约束，再制定出详细的规划，为保证规划的顺利实施成立专门的行政组织负责管理。
1956年，日本效仿英国伦敦都市计划制定了《首都圈整备法》，成为发展都市圈的制度基础。
《首都圈整备法》首先界定了首都圈的范围，修改了1950年提出的由东京都中心向外延伸50公里为首都圈的规定，重新确认首都圈范围是从东京都心向外延伸100至120公里、总面积为2.6万平方公里的区域。
在《首都圈整备法》颁布实施后，日本政府专门成立了行政组织——“首都圈整备委员会”，负责全面实施和协调、管理首都圈的区域建设和良序发展。
从1958年第一次首都圈基本规划编制以来，到1999年的第五次首都圈基本规划的制定，日本大约每隔十年就要对首都圈规划进行修改和调整，每一次调整都体现了日本及时顺应国内经济发展、甚至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对于城市化进程需求的具体要求，也体现出日本不断应对全球化与国际化的挑战，以构建国际型都市圈、不断提高城市群国际竞争力的努力与实践。
日本的土地区画整理及对中国合理用地的启示日本的土地区画整理及对中国合理用地的启示摘要：土地区画整理在日本城市规划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被称为日本的城市规划之母。
本文论述了土地区画整理的历史沿革、基本原理、实施过程、实际成效，以及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若干问题。
结合我国当前土地整理工作现状，笔者阐释了日本土地区画整理对我国进行土地改革的几点启示。
关键词：土地区画建设用地管理启示土地区画整理（Land Readjustment，和我国引入的“区划”的概念不同）实质上是一种将基础设施建设与居民地块调整相结合来推进住区发展的方法。
它在日本城市建设中的历史较长、影响较大、实施面广、成效显著，无论是在投资来源还是在土地所有关系等方面都是颇具特色的。
与传统的基础设施建设的不同在于，它通过一系列精密的计算，得出项目实施前后各地块土地价值的增长，调整各地块大小及位置使其得到均等的获益率，并用部分投资收益来平衡基础设施的投入，是一种“经费自足”的方法。
一、土地区画整理的历史沿革土地区画整理最早源于德国，用于在有限的土地及资金条件下解决城市快速增长与基础设施匾乏之间的矛盾。
日本在二战后重建过程中摸索出了一套成熟的土地区画整理技术。
土地区画整理是日本城市开发中历史最长的重要手段，发挥了重大作用。
日本土地区画整理制度开始于19世纪70年代，起初是依据《可耕地法》和1899年颁布的《土地整固法》施行。
日本的土地区画整理的原型是1910年的《耕地整理法》中的农地地权交换制度。
由于战后重建的需要，城市开发强度对土地的需求越来越强烈，1919年颁布实行了第一部相关法律—旧的《城市规划法》，又进一步将其确定为提供城市环境的一种方法，作为城市规划的实现手段，这是最初在法制上确立土地区画整理的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和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土地区画整理在东京、横滨等地作为震后复兴规划的主要实施手段得到广泛的应用。
1954年，“土地区画整理法”作为单独法规正式颁布实施。
日本首都圈政策及规划对长三角城市一体化的启示作者：俞慰刚来源：《上海城市管理》2018年第02期摘要：日本在城市一体化建设方面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建设与发展，在各个方面已经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1956年日本就制定了《首都圈整备法》，以此来保障城市区域的开发。
此后还分别于1963年和1966年公布了《近畿圈整备法》和《中部圈开发整备法》等地区城市一体化开发的法律文本，2011年日本又公布了《基于首都圈整备法等的大都市圈政策再评价》报告，此后还每年出版《关于首都圈整备的年度报告》，向公众展示首都圈规划建设的成果与问题。
这些法律文本及政策，对日本首都圈的建设与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总体来说，日本首都圈一体化的经验与教训给我们的启示大致有三个方面，即必须加强法制建设、联合或由专门机构制定长三角城市一体化的发展规划、积极推进并逐步实现长三角城市区域范围内通讯信息平台的一体化。
DOI：10.3969/j.issn.1674-7739.2018.02.008区域城市一体化就是区域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一体化。
在我们研究区域城市一体化时常常会提及日本东京首都圈或东京圈来进行比较，尤其是2004年11月国家发改委正式启动长江三角洲地区和京津冀地区都市圈区域规划工作以后，这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果。
2006年春夏，笔者就曾参与编著了《长江三角洲区域发展战略研究》一书，其中第五章第二节就是论述日本首都圈建设的。
[1]另外，笔者还与同事共同发表了《长三角城市基础设施一体化的理论模式和发展思路》一文，其中不少篇幅也论及了日本首都圈。
[2]此外，还有《东京大都市圈产业布局实证分析及启示》，[3]卢明华等的《东京大都市圈内各核心城市的职能分工及启示研究》，[4]韦达的《东京都市圈轨道交通发展对苏锡常的启示》，[5]泽野嘉延等的《东京都市圈轨道交通一体化的建设成就及经验》，[6]等等。
这些研究成果都主要围绕东京大都市圈建设来展开的，尤其是交通一体化的研究着墨更多。
日本首都圈规划及中国区域规划对其的借鉴智瑞芝* 杜德斌** 郝莹莹***【内容提要】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大都市圈的形成发展成为我国城市化过程中空间格局演化的必然,大都市圈规划因而成为新一轮区域规划的热点问题。
本文概括了日本首都圈形成背景,介绍了首都圈规划的发展历程,总结了日本首都圈规划的特点,并提出了其对中国区域规划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 日本首都圈 区域规划大都市带的发展是城市化过程中空间格局演变的必然结果,在国家内部,以特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区域或城市集团,逐步成为代表国家和地区发展水平、体现区域竞争力的主要标志 。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津京唐等三大都市圈逐渐浮现;同时,其他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地区也形成了依托中心城市带动周边城市群发展的态势,在发挥区域整体效应方面显示出一定的优势,形成了大都市圈的雏形。
在这一客观形势下,以2002年江苏省政府批准《苏锡常都市圈规划》为开端,各地纷纷效仿,制定大都市圈规划,都市圈规划因而成为新一轮区域规划的热点问题。
制定和实施科学、合理的都市圈规划是协调引导区域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
日本早海道大都市圈,为日本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已成为国际都市圈实践的成功典范 。
研究日本首都圈规划的形成、发展及特点无疑对指导我国的区域规划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日本首都圈形成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经过了明治维新后的城市化准备阶段和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的初始城市化阶段,基本形成了东西日本两极为特征的国土结构。
二战结束后,参见王学锋:《都市圈规划的实践与思考》,载《城市规划》2003年第6期。
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经济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经过战后复兴事业的推进,日本步入经济高速发展期,由于重化工业为主导产业和太平洋沿岸便利的交通,使得大量的投资、产业、人口向太平洋沿岸集中。
20世纪后半期,日本政府将大都市概念的核心思想引入到经济建设中,提出了“大都市圈”概念,并开始着手都市圈的规划建设,经过近20年的发展,以东京、名古屋、大阪三大都市圈为中心的东海道大都市带得以形成,其中首都圈地位尤其重要,是日本经济发展中最大的极核。
首都圈范围的界定有多种说法,广义一般包括一都七县,即东京都和神奈川县、茨城县、木县、群马县、埕玉县、千叶县、山梨县。
狭义的首都圈又被称为东京大都市圈,指东京都、神奈川县、埕玉县、千叶县所形成的一都三县的范围。
日本首都圈规划发展历程回顾(一)早期规划阶段——抑制首都圈过度发展50年代末,日本经历了战后的复兴期,经济快速增长,城市化高速发展,大量人口、产业迅速向东京集中,引发了住宅、交通、环境等一系列大都市问题。
为了抑制首都圈的过度膨胀,日本于1958年开始了第一次首都圈规划,此次规划首次将首都圈的范围由东京为中心半径50公里扩大到100公里,且仿照1944年的大伦敦规划,在建成区周围设置5～10公里的绿化带并在周围设立卫星城 ,以控制工业用地等继续向建成区扩展,从而达到有效防止核心都市东京规模过大及建成区过密状况的出现。
但由于绿地带中的各个利益集团的联合反对以及国家直属城市开发机构带头在规划绿地带中开展住宅开发活口、产业向东京核心区集中,规划的卫星城成为事实上的“卧城”。
随着近郊整备地带的指定和对绿地地带的重新认识,日本政府于1968年制定了第二次首都圈规划,主要提出了将东京作为经济高速增长的全国枢纽,实施以合理中枢功能为目标的城市改造。
在距都心50公里的地域设立新的近郊整备地带代替第一次规划中的近郊绿地带,对中心城区进行大规模城市改造活动的同时,开始开发城市外围绿化带。
(二)中期规划阶段——培育多核心城市复合体70年代到90年代,一方面石油危机使经济、社会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另一方面由于人口、产业向都市圈内部的过度集中,自然景观个性趋于同化,居住、城市文化等的多样性逐渐丧失。
日本政府逐渐认识到中枢功能的一极依赖的区域结构模式非常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安全,鉴于对国土结构“一极集中”的反省和对大城市功能极限的反思,于1976年出台了第三次首都圈规划。
此次规划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改正城市功能向东京都中心地区集中的“一极依存形态”,提出在首都圈中分散中枢管理功能,建立区域多中心城市“分散型网络结构”的设想。
在培育都市核心区、形成多极构造的广域都市复合体的同时,周边地域在发展原有农业、工业生产的基础上,充实其教育和文化等功能。
但是,由于日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什么范围内分散中枢管理职能的问题上存在分歧,因此,该规划的实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制约。
1986年制定的第四次首都圈规划基本上延续了第三次规划的思想,仅对周边核心城市进行调整。
同时,伴随着日本整体上国际化和金融时代的到来,提出进一步强化中心区的国际金融职能和高层次中枢管理功能的设想。
对于周边地区,在推行以中型核都市圈等为中心的各机能集聚的同时,以强化各地区之间的联合以及提高地区的独立性为目标。
(三)近期规划阶段——实现网络型区域空间结构进入90年代,日本经济由成长期步入成熟稳定期,经济增长率低缓。
在第四次规划后,首都圈中心过密现象并未得到根本解决,地域结构不平衡仍然严重。
同时高度发达的经济全球化、信息化改变了人们的意识、行为和社会存在方式,由此带来人们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和需求日趋多样化,人们的环保意识不断增强。
在这一新的时代背景下,1999年11月,日本国会众议院提出为缓解东京都过于集中的发展局面,建设首都圈城市带,准备把中央政府机构和职能迁出首都圈即“迁都计划”,而东京都市政厅提出应该在首都圈内优化改善都市区功能,充分利用现有条件,近距离疏散城市功能,而不赞同迁都。
在这种背景下由东京都市政厅独立编制了“首都圈规划构想”,仍然在总体上强化东京都的中心地位,同时加强与周边地区的联系。
第五次首都圈基本规划在第三、第四次基本规划的基础上,再次强调了建立区域多中心城市“分散型网络结构”空间模式的设想(见图1)。
其发展目标是将首都圈建设为更具经济活力、充满个性与环境共生、具备安全舒适高品质生活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区域。
实现这一目标的战略思路是通过培育、利用业务核心城市,推进广域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的整治改造和都市空间职能的重组,从而改变东京都中心部的单极依存结构,实现以据点城市为中心、彼此相对独立并能方便交流日本首都圈分散型网络结构示意图日本首都圈规划的特点(一)规划的衔接性和连贯性由日本中央政府制定的首都圈基本规划从50年代开始到目前已经制定实施了五轮,虽然每次间隔大约10年,但五次规划保持了良好的衔接性和连贯性。
例如,从第一次规划中提出的在建成区周围设置绿地带的设想未能实现,到第二次规划中提出设立近郊整备地带代替绿地带的设想,基本规划的制定紧紧围绕前次规划执行的实际效果,从而保证了规划的延续性。
(二)体系层次明确首都圈规划体系极其明确,包括“基本规划”“整备规划”“事业规划”三个层次。
其中基本规划是制定首都圈的人口规模、土地利用以及整治的基本方针、目标及实现目标的基本途径的规划。
整备规划是针对城市公共设施的整备以及相关交通通信体系等广域设施的整治规划。
事业规划则是实施整备计划的年度计划。
(三)重视跨行政区域的协作首都圈经过规划发展,核心城市东京与周边七县在地域空间与城市功能上形成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但其在行政体制上却互不隶属。
都市圈规划涉及的各个方面必然跨越行政区域,需要从都市圈整体角度出发进行综合规划。
首都圈规划非常重视各行政区划单元的跨区域协作,规划提出的措施并不是分解到行政单元和具体地区,而是由整个都市圈的成员共同执行。
为保证规划的顺利进行,日本还于1956年成立首都圈整备委员会专门负责首都圈规划事务。
(四)完备的法律保障体系首都圈的规划建设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法律体系的保障。
在规划过程中为保证规划的顺利有效实施,前后共制定了13项相关法律(见表1)。
首都圈规划是在1950年制定的《首都圈建设法》和1956年制定的《首都圈整备法》的基础上启动的,这两部法律可以被认为是首都圈规划的基本大法。
在第一次基本规划中,为推进市街地开发区域构想,在1958年制定了《首都圈市街地开发区域整备法》;在1959年制定了《首都圈建成区工业限制法》。
在第一次规划中,设置了绿地带来防止建成区的蔓延,但随着城市化的急速推进,确保绿地带变得更加困难,为此,在1965年修改了《首都圈整备法》,设置近郊整备地带代替绿地带,并将市街地开发区域改为都市开发区域。
可见,在规划实施中根据实际情况及时更正法律也是其一大特点。
表1日本首都圈规划相关法律统计时 间法律名称1950年首都圈建设法1956年首都圈整备法1958年首都圈市街地开发区域整备法1962年首都圈市街地开发区域整备法改正1965年首都圈整备法改正、首都圈市街地开发区域整备法改正1966年首都圈近郊绿地保全法、近郊整备地带财政特别措施法1974年国土利用规划法1988年多级分散型国土形成促进法 资料来源:根据日本国土交通省国土规划局:“大都市圈建设计划制度沿革”整理。
(五)首都圈内各核心城市分工合理五次首都圈规划在地域整治时极其重视各核心城市的独立性以及职能的相互分担与合作。
经过规划,首都圈内形成了比较明显的区域职能分工与合作体系。
东京中心区发挥中枢职能;多摩地区为高科技产业、研发机务、生活居住之地;千叶更好地发挥国际空港、海港、工业集聚地职能的同时加强了商务和国际交流的职能。
中国区域规划对日本经验的借鉴以大城市为核心辐射并带动周边中小城市发展的大都市圈日益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导。
大都市经济圈内的经济联系、产业结构和空间分布格局,归根结底是在市场规律作用下通过集聚和扩散而形成的。
所以政府自身的定位应该准确,对区域经济发展规划的重点应该是环境规划和城市功能规划,而不是经济增长规划和产业结构规划。
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要协调统一解决大都市圈中的首要问题:即中心城市的确定,是一个中心还是多个中心,以及它们之间的功能分工如何确定,并在此基础上对周边城市进行城市功能的合理定位,使整个大都市圈内形成合理的分工协作关系。
(二)建立可行的跨行政区域协作机制我国都市圈核心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对周边地区的带动作用不够明显,长期以来重“外引”而轻“内联”,强调“对外辐射”而忽视“对内扩散” 。
非但如此,大都市圈内的各种行政壁垒仍然严重存在,与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相适应的管理体制尚未形成。
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整个都市圈发展基本处于松散无序状态,严重制约了都市圈整体效应的发挥。
因此,在建立可行的跨行政区域协作机制方面,可效仿日本,成立类似大都市圈整备委员会的机构,负责制定都市圈内的总体规划和协调各利益相关部门;成立仅有单项职能的专门管理机构,负责管理大都市圈内的专项公共事务,如消防、供水、公共交通等;成立大都市区政府,与地方政府进行功能分工,各司其职,负责制定整个大都市区域的招商引资、工商税收、户籍管理、就业与社会保障、教育体制、交通通信等领域相对统一的制度规则,以促进大都市圈整体功能的充分发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