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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杜拉斯与张爱玲情爱观之异同——以《情人》和《金锁记》系列互文性小说为例[摘要] 杜拉斯与张爱玲的作品存在着让读者着迷的互文性。
对比分析二者互文性明显的作品以窥探两位女性作家的情爱观及女性主义思想。
[关键词] 身体写作；杜拉斯；张爱玲；爱情；欲望1993年，法国龚古尔文学奖——用以鼓励文坛新人的奖项——颁发给了年逾古稀的女性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
其出版于1984年的半自传体小说《情人》是她获此殊荣的最直接原因。
此时，大洋彼岸的中国学界也掀起了对这个传奇女子及其作品的研究高潮。
其为人行事的“不可归类”及其作品风格的独树一帜都让国人为之疯狂；其作品的互文性让读者在她织就的文学王国里兜转之时禁不住频频回顾。
她的影响已不止于学术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小资阶级”范围内的女子“言必称杜拉斯”。
杜拉斯俨然成为某些读者的精神领袖。
从这个角度而言，张爱玲——毕生笼罩着传奇色彩的华人女性作家——可谓是杜拉斯未曾谋面的姐妹。
两位女性隔着浩瀚的大洋，散发出同样耀眼的光芒，在女性文学史上各自涂抹下了浓墨重彩的笔触。
《情人》让杜拉斯一夜成名，而张爱玲的《金锁记》被誉为“中国文坛最美的收获”；这两部被各自的创作者喜爱的作品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作家不尽相同的爱情观念，在叙述上也折射了她们各自的风格：一个是在张扬之中凸显孤独，一个则是华丽而苍凉。
杜拉斯和张爱玲都是用生命来写作的女子，旁人无法复制的经历和普通人无法企及的笔墨写就了她们各自的传奇。
作品中的情与爱讲述的不仅仅是一个个或喜或悲的故事，更是作家对人类情感和生命意义的思考及理解。
一、杜拉斯之炙热张扬杜拉斯在《摧毁吧，她说》中宣称：“每次我有欲望，我就有爱情”，“欲望和爱情的等值在激情中怒放，激情要求全身心的投入，并使生存具有意义”。
[1]p72欲望与感情渴求是杜式爱情的最根本萌发之地；在她的作品中，欲望和爱情是相随相伴的，欲望折射了爱情，而爱情赋予了欲望寓意，形而上的爱情几乎不存在于杜拉斯的文字之中。
当杜拉斯遇上张爱玲_750字绝望、苍凉、孤寂，她有特立独行的语言，有五彩斑斓的爱情。
她生在西贡分泌的绝望中，死在自己分泌的绝望里。
杜拉斯，她注定是孤独的。
她有异乎常人的勇气，却没有人能懂得她的内心。
她永远都是惊世骇俗叛逆的女人，她是自己的情人。
冷艳、精致、孤傲，她有个性精辟的文字，有脆弱不堪的婚姻。
她生在旧上海繁华奢侈的糜烂中，死在异国难捱的凄清里。
张爱玲，她注定是孤独的。
她只存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她从来不在乎外人是怎样粉墨登场演就一出出折子戏。
她习惯了独自一人看尽世事变迁。
倘若国界不是障碍，她们于时间的无尽荒涯中，于千万人之中相遇。
那么，就连时光也会惊叹吧，为她们的心意相连与默契。
当杜拉斯遇上张爱玲，她们诉说着彼此的爱与恨。
杜拉斯是多情的，她游走于不同男人之间，他们给了她爱情与欲望，她为他们做过短暂的停留。
“对付男人的方法是必须非常非常爱他们，否则他们会变得令人难以忍受。
我爱男人，我只爱男人。
”她说。
相爱的终会相爱，陌生的重归陌生。
张爱玲是专情的，她爱上的是一个风流放荡的胡兰成，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
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因为爱过，所以慈悲。
因为懂得，所以宽容。
”她们都曾拥有爱情，她们也都曾失去过爱情。
那是杜拉斯的绝望：“广岛，这就是你的名字”，“你的名字叫纳韦尔。
法国的纳韦尔”；那是广岛与爱情、死亡与欲望的糅合。
她对张爱玲回忆她的一生，“我的生命的历史并不存在。
那是不存在的，没有的。
并没有什么中心。
也没有什么道路，线索。
”张爱玲被《广岛之恋》所感动，她想到了战争中破败的香港，她独自一人立在街头，凄楚复凄惶，她只是在等一个可以托付一生的人，可是等待深如海。
她对杜拉斯说起她的彷徨茫然：“回忆永远是惆怅。
愉快的使人觉得：可惜已经完了，不愉快的想起来还是伤心。
”。
那是他曾经对她许下的婚誓“愿岁月静好，现世安。
张爱玲的爱情观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巨匠，她的作品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她的小说歌颂了女性的美丽和魅力，展现了上海浪漫而复杂的城市生活。
但是，张爱玲的作品中又有一种深刻的哲学思考，那就是她对爱情的独特理解和反思。
本文将从不同角度来探讨张爱玲的爱情观。
一、爱情是一种错觉在张爱玲的小说中，爱情常常被描绘成一种虚幻的东西。
她认为，爱情只是一种臆想，一种由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感觉。
在《色，戒》中，她写道：“我们的心灵它的幸福，不过是自己一厢情愿的臆想罢了。
其实我们体会不到爱情，我们只是体会到一种好像是爱的东西，好像是快乐，不是就是悲哀。
”张爱玲认为，所谓的爱情，只是人们在追寻幸福时，自欺欺人地想象出来的一种情感。
当这种幻觉消失时，爱情也随之烟消云散。
人们往往为了一种虚幻的感觉，而牺牲了现实生活的幸福。
张爱玲用她精湛的语言，表现了现代人在爱情中的迷茫和痛苦。
二、爱情的复杂性如果说张爱玲在小说中表现了对爱情的怀疑和不信任，那么在她的日记和私人信件中，她又揭示了爱情的复杂性。
她认为，爱情是一种细腻的情感，需要通过思考和体验，才能真正理解。
在她与徐志摩的周旋中，张爱玲更是感受到了爱情的种种挑战和矛盾。
很多时候，她不知道自己究竟是爱徐志摩还是恨他。
在信件中，她写下：“他似乎真的和我玩斗智斗勇的游戏……我每每想和他彻底分手，当我见到他面容时就已经输了半个赌局。
”张爱玲对于爱情的质疑，来自于对爱情的深度思考和自我反省。
三、爱情的世俗性张爱玲的小说中，爱情往往与物质和权力联系在一起。
她通过对于细节的描述，揭示了爱情和现实生活的矛盾。
在《色，戒》中，她描绘了一个被物质和阶级利益支配的社会，而爱情也受到了这种世俗性的影响。
在张爱玲看来，爱情不可避免地与人们的利益和欲望相结合。
他们往往为了物质利益而决定了自己的爱情选择。
这种爱情，虽然带有一定的世俗性，但在张爱玲看来，也是一种真正的感情，值得尊重和认可。
四、爱情的自由对于张爱玲来说，爱情应该是一种自由的选择。
社会视野农家参谋-273-NONG JIA CAN MOU张爱玲与杜拉斯在精神分析背景下的时空对话詹莲(四川大学锦城学院，四川成都，611731)【摘 要】张爱玲与杜拉斯，两位传奇般的女性，在“为人”上，同样的特立独行，叛逆不羁：自小经历缺失的爱，却在后来的人生旅程中勇敢如飞蛾扑火般疯狂的爱。
在“为作者”上，同样的独具匠心，才华横溢：自小显露创作天赋，后来以真实素材为基础进行创作，熟练如信手拈来般。
虽相隔甚远，素未谋面，但对生活，爱情和写作的相似态度，却让她们用文字进行了一场时空对话。
【关键词】张爱玲与杜拉斯；传奇；时空对话1 创作背景——两人为人、为作家的共性基调张爱玲与杜拉斯，这两位同样伟大的女性，都用一生的经历和作品身体力行的诠释了生活，爱情和写作。
而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虚幻作品中，无论是为人还是为作者，她们都有着机缘巧合般的相似性。
首先，作为同时代的女性，她们出生时间相差仅七年，去世间隔不到六个月，所以一同经历了从20年代到90年代这动荡不安的20世纪。
物质生活决定心理意识，现实之经历往往是作家最好的素材。
虽然跨越了地域有所不同，但战争，或爱情，这些特殊的或全人类普遍的一些相同因素仍可于其作品中得到体现，有所“同”也有所“不同”。
其次，两人都是各自领域中的“叛逆”之人，她们特殊的经历和作品风格，留给后人无尽叹息。
她们热衷写作，却都反对以女作家眼光看待自己。
在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中，作家都是“性欲”超强的人群，过多的力比多刺激她们通过写作的方式将其转移并升华。
并且弗氏认为，童年的缺失性经验与后来的创作是密不可分的。
所以纵观其作品，她们的作品都有一定“自恋情结”，即醉心于回忆和叙述本身，仿佛文本世界比现实世界更能诱惑他们。
即使地域跨越遥远的东西方，个人背后的历史文化也大相径庭，但能让其在精神分析背景下进行时空对话。
2 东方时空的张爱玲张爱玲原名张煐，被誉为中国现代四大才女之一。
在个人生活上，她曾家世显赫，祖父是清末名臣，祖母是朝廷重臣李鸿章的长女。
张爱玲（1920一1995）中国女作家。
原名煐，祖籍河北丰润，生于上海。
曾用笔名梁京。
童年时代亲历封建旧家庭的衰败，青年时期又在香港体验到战争的恐怖，逐渐形成悲观的人生态度。
1943年在上海开始发表作品，代表作有小说《倾城之恋》、《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等（结集为《传奇》），散文集《流言》，长篇小说《十八春》等。
1952年离开上海，在香港短期供职于美国新闻处，写有《秧歌》和《赤地之恋》；删改《十八春》为《半生缘》。
1955年到美国，创作英文小说多部，均不成功，其中仅有〈北地胭脂〉（中文名《怨女》，为《金锁记》的改写）出版。
1969年后主要从事中国古典小说研究，著有红学论集《红楼梦魇》，并将清末小说《海上花列传》译注为白话文和英文。
晚年出版照片集〈对照记》。
有《张爱玲全集》（台湾皇冠版）行世。
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1914一1996）法国女作家。
生于越南嘉定，1932年回国。
受教于索邦学院。
1935一1941年在殖民部当秘书。
1943年开始创作。
初期小说主要有《厚颜无耻的人》、《安静的生活》、《抵挡太平洋的堤坝》、《直布罗陀海峡的水手》等。
生活中的细微变化及琐事、人们对自己难以把握的事情的一种不断期待的感觉，这些是其初期作品的主题和材料。
从写《塔基尼亚的小马群》和《街心花园》起，她逐渐脱略了情节描写，力求以平淡的风格，更客观、直接地发掘人们心理上的变化。
其主要小说有《琴声如诉》、《洛尔·瓦·斯泰因的迷狂》、《副领事》、《情人》、《痛苦》、《蓝眼睛黑头发》等。
1959年起开始从事电影编剧，写有剧本《广岛之恋》、《长别离》、《印度之歌》、《卡车》、《大西洋人》等。
一、杜拉和张爱玲是典型的自恋型作家。
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对自己的身世、经历的反复叙说，其作品成为“私语式”的“我、我、我”的文字；2.将作家的自我意识强加给作品人物，于是有了“杜拉式人物”和“张爱玲式的销魂与感喟”；3.对词语“迷恋、对叙说的”狂喜“，渴望以文字确立自己的人生价值和获得广大读者的认可；4.强调创作个性，标榜自己的作家天分和身份等等。
品位•经典文艺评论杜拉斯和张爱玲作品中异化的母亲形象——以《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和《金锁记》为例O向芷情（喀什大学人文学院，新疆喀什844008）【摘要】杜拉斯和张爱玲是同一时期内法国和中国极具代表性的两位女作家，两人作品中的母亲形象的异化近年来备受关注。
本文以《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和《金锁记》这两部作品为例，结合作品中两位母亲异化的具体表现——爱情观的异化和金钱观的异化，来分析异化的母亲形象。
通过作品中的社会大背景以及作者的经历浅析形成异化的两大原因——社会的压迫和母爱的缺失。
【关键词】杜拉斯；张爱玲；母亲形象；异化玛格丽特•杜拉斯，生于1914年，是法国当代著名的女小说家，同时从事戏剧剧本的编写和电影的导演。
张爱玲，生于1920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女作家，同样也进行戏剧、电影等的改编。
《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下面称为《堤坝》）使得杜拉斯一夜成名。
而《金锁记》可以说是张爱玲《传奇》一书中评价最高的作品，曾被傅雷誉为“颇有《猎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山。
所以，这两部作品称得上是两位作家的代表作。
虽然两部作品无论是从题材的选取、表现的主题，还是写作的风格上面都存在一定差异，但是这两部作品所塑造的母亲形象，都与传统的母亲形象相悖。
作品中的母亲不再是爱的代表、善的化身，而成为异化，甚至罪恶的代名词。
两个不同的作者、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两个不同的故事、两个不同的母亲形象，却都指向了同样的境地——母亲形象的异化，而这种异化也有着相似的表现和成因。
—、异化的表现（一）爱情观的异化在杜拉斯的《堤坝》和张爱玲《金锁记》当中，两位母亲形象的异化都涉及了爱情观的异化。
首先，两部作品当中的母亲都是寡妇，在她们的丈夫死后,再也没有其他男人给予她们情感上的慰问。
对于曹七巧来说，她曾经对爱情的那一点期待也因姜季泽的欺骗和利用而消耗殆尽，她不再相信爱。
在《堤坝》中的母亲看来，男人反而成为一种烦恼，会给她惹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和是非。
张爱玲与杜斯拉的类比研究
张爱玲，这个40年代曾经红透上海的女作家在现代文学史上，犹如一颗流星，光彩夺目却又转瞬即逝。
张爱玲初登文坛，就迅速地吸引了大批读者，并引起了当时文坛的震惊。
但是与她的作品在读者中激起的热烈反响相比，对其作品的深入研究却显得滞后。
进入80年代，张爱玲的研究论文数量日丰，对张爱玲的论述也更贴近作品，研究方法也很多样，从其作品的思想内涵，艺术特性，创作心态等多方面，探究张爱玲作品的艺术魅力，并逐步形成了张爱玲研究的格局。
90年代的张爱玲研究不仅能够深入到作品内部，对作家的深层心理进行把握，而且从宏观上对张爱玲的创作进行分析的论文逐渐增加。
本文采取比较研究的方法，找了同时期的一位法国女作家——杜拉斯，与张爱玲的创作进行研究。
通过比较，我们能够发现两位作家不仅仅是生活的年代相似，童年经历及写作风格都能找到相似之处。
张爱玲笔风荒凉，偏好写“十里洋场”的男男女女，遗老遗少，她的小说雅俗共赏，中西结合；杜拉斯小说的内容不固定，笔法冷静，喜欢用电影的意识流表现人物内心活动。
她们的思想非常相近，张爱玲特异，杜拉斯叛逆，她们都是曾经不被时代认同的作家，她们的文字乖张，冷漠。
两位作家都偏爱写女性“异化”，尤其是母亲“异化”，在她们的小说中大量存在着母亲形象，她们用她们娴熟的写作技巧来书写心中的故事。
34论杜拉斯与张爱玲的自恋情结易晓倩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摘要：自恋情结，是作家文学创作的内在驱动力，在杜拉斯和张爱玲的身上表现得尤其明显，在她们的作品中表现出独特的风格和别样的生命力。
而究其根本，这种自恋情结的产生却是由于自卑，相似的不幸的童年经历使她们迫切寻求心灵的慰藉和宣泄，因而投入文学创作，在字里行间讲述着与自身经历相似的故事，抒发着复杂多变的情感，震撼着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心灵。
关键词：自恋情结；自卑情结；创作动机“自恋”一词，究其词源，出自希腊语“Narkissos ”，意为水仙花，源于古希腊神话中的那耳喀索斯传说。
这一传说出自古罗马诗人奥维德的《变形记》：美少年那耳喀索斯贪恋水中自己的倒影，难以自拔，且不为众神所接纳，最终偎影而死，化作水仙花。
于是，那耳喀索斯便成为“自恋”的代名词。
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将自恋定义为自己对于自我投注里比多的兴奋状态，认为人在婴儿时期就处于自恋状态，在正常的发展下，一个人终其一生都会有某种程度的自恋。
如果将自恋情结与文学创作联系起来，我们发现，两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可以说，作家绝大多数本质上有着自恋情结。
荣格指出：“艺术家无一例外的都是自恋倾向者。
”文学创作是作者个人化体验的结果。
由于性格经历以及思维方式的不同，每个作者的风格也不尽相同，正因为如此，世界文学的大花园才得以百花齐放。
一千个作家笔下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同样是写秋天，杜甫写道“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写尽了秋天的萧瑟和凄凉；王维“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写出了秋色的清新动人；在刘禹锡眼中，“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另辟蹊径，写出了秋天的明快和活力；而李白在《子夜秋歌》中写出“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
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的诗句，写的却是闺妇对边关丈夫的思念之情。
由此可见，作者的性格和经历造成的表达差异，同时也给读者带来了丰富的阅读体验。
记忆与感悟张爱玲、杜拉斯及其它作者: 夜晚之心 (12/11/1999)（一）1991年，我 __上大学，那时张爱玲还没有象现在这样广为人知，但张迷们已像一个秘密宗教团体一样悄悄传布她的作品了。
那时流行的是一本《私语》，稍后则是《张爱玲散文全编》。
在大学图书馆，我只找到两本张爱玲小说集，都很薄，总共才收四五篇小说。
我想，要是哪家出版社出版她一本较完备的小说集，肯定销路不错。
1992年冬天，期末考试到了。
我们这些平时经常逃课的文科生，只好临时抱抱佛脚，紧张得天昏地暗。
待只剩下最后一科待考时，我总算松了一口气。
一天晚饭后，就去武汉水院有名的小草书屋转了转。
就在那里，我惊喜地发现了一套四卷本《张爱玲文集》。
那是我买的第一套张爱玲文集，价格只有20多元，而现在已翻了一番都不止。
（二）不过，我这篇文章想谈的不是张爱玲而是杜拉斯，拉拉杂杂写了这么多题外话，下面言归正传。
我前些时在想，杜拉斯--她的《广岛之恋》出了，《情人》出了,《中国北方的的情人》出了，《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出了，《物质生活》出了……为什么没有人出她的选集呢？正想着，就看到了《杜拉斯选集》出版的消息！这种境况，就像当年遇到《张爱玲文集》一样。
杜拉斯和张爱玲，二者似乎有些共通的什么。
对生命的破碎的深刻体验？对绝望和苍凉的精微洞察？一种类似的凋枯的心境？对欲望的书写？--不论是哪点，她们都是多么不寻常的女人，她们对女性命运的体察都是多么细致入微！读杜拉斯，最欣赏的不是《情人》，--它写得太紧密，太收缩了，一种硬质的、紧张的文体，反而没有《中国北方的情人》舒缓充分，那种伤痛、伤痛、伤痛到绝望永不醒来的无助，成为杜拉斯文本的核心，在这本书中有了最精彩的表达。
最喜欢的还是《广岛之恋》。
有别于《情人》中无法理解只可体察的绝望，《广岛之恋》的绝望与疯狂是明晰的，但也表现出向生长的倾向。
这使得它既不象《情人》那样漫无所归，也没有形成一个有限性的文本。
它是丰富和开放的。
什么样的作品才是最具有内涵的作品？有些作品，可以称之为优秀，但却不能称之为伟大。
它们在境界上有高有低，在艺术表现力上有强有弱。
第一流的作品未必让大众读者喜欢，而二三流的作品可能让大众读者为之感动、流泪。
在文学史上，有许多知名作家，知名作家的文学水平并不一定和他的名气相等。
比如英国首相丘吉尔，他获得了195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但他写的那些破小说，也就是个业余水平。
丘吉尔获奖主要是因为他的历史著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和他的演讲。
诺贝尔文学奖并不只颁给纯文学作品的，也颁给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比如蒙森的《罗马史》，罗素的《西方哲学史》。
蒙森好似中国的司马迁，他的历史著作，既有历史价值，也有文学价值；而罗素好似中国的庄子，将哲学的深刻与文学的优美融为一体。
罗素是个划时代的巨人，诺贝尔文学奖尚不能与他头上巨大的光环相媲美。
但丘吉尔的作品，史学价值是无可争议的，文学价值就算不了什么了。
恐怕没哪个研究生去研究丘吉尔的文学理念。
英国人都不会把他的文学作品当回事，更别说我们了。
谈起文学，丘吉尔首相还是哪儿凉快哪儿歇着去吧。
我们应该幸庆丘吉尔没有生在中国，否则，他不但会戴上伟大的革命家、军事家、理论家、哲学家的帽子，还得戴上一顶文学家的桂冠，要这样，我们就不得不学习他拙劣的作品了。
还有一些知名作家，他们确实有一定的优点和长处，让众多的读者喜爱，但是，在文学史上，他们的地位并不高。
这是为什么呢？今天，我们就把一些中外知名作家作一下比较，以让大家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看得更清，走得更远。
我们先来谈萧红，萧红是一个很让人喜欢的作家。
大家究竟喜欢她哪一点呢？最重要的一点，是她真挚的感情，一点儿不做作，对生活也有着细致入微地观察和感受。
她的文笔很稚嫩，但是大家在阅读她的作品时往往会忘掉那些病句，而沉浸在她的哀愁与伤痛，和少许的快乐之中。
和她相比，杨朔的散文就要成熟的多了，但杨朔缺乏真诚的感情，在那样一个饥饿的年代，他为农业合作化大唱赞歌，显得很虚伪。
目录引言 (1)第一部分相似经历，形成了相近的创作风格 (3)1.1张爱玲与杜拉斯的相似童年 (3)1.2张爱玲与杜拉斯的创作内容 (4)1.3张爱玲和杜拉斯创作风格比较 (8)1.4张爱玲的政治叙事 (11)第二部分张爱玲与杜拉斯小说中的女性异化 (16)2.1相似的母亲形象之“异化” (16)2.1.1张爱玲笔下的母亲形象 (16)2.1.2杜拉斯笔下的女性 (18)2.1.3张爱玲与杜拉斯笔下的母亲形形象之比较 (20)2.2命定式“荒诞”造成的原因 (21)2.3张爱玲从抗争到放弃抗争 (25)2.4张爱玲的处事原则 (29)结论 (32)参考文献 (33)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35)致谢 (36)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学位论文知识产权权属声明 (37)引言张爱玲与杜拉斯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比较研究引言1995年张爱玲去世，文坛又掀起了一股“张爱玲热”，对张爱玲及其作品的研究也日渐丰厚。
张爱玲研究既经历了非凡的寂寞，又曾有过非凡的热闹，这一切都与张爱玲自己所追求的“现世安稳”形成巨大的反差。
但是这些研究当中还存在一些问题，由于张爱玲长期被漠视，也由于张爱玲作品中的确有值得称道之处，有些文章对张爱玲的评价过高，往往忽视其作品中的局限性和缺失，与此相反的，张爱玲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却重视的不够。
杜拉斯自1984年《情人》获奖后被介绍到中国，出版对她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的《情人》中译本多达6种，但是文学界对她不可谓不冷淡，目前笔者还未发现国内有研究杜拉斯的专著和博士论文，硕士论文也是寥寥。
相比于中国学术界对杜拉斯的“冷”，西方对杜拉斯的研究可谓是“热”极，从1950年《抵抗太平洋的堤坝》开始，法国各大报刊、杂志始终都有批评她的文章，后来更有专刊、专号特别奉献给这位卓越的作家。
我认为，中国文学界对杜拉斯的“冷”完全是一种误解与偏见，媒体对杜拉斯个人生活的炒作和电影《情人》对文本庸俗化的处理使得中国读者将杜拉斯定义成了擅长写情色故事、有着传奇感情经历的的通俗女作家，这对杜拉斯是及其不公平的。
断零的忧愁———杜拉斯和张爱玲的创作心理浅析(陈新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2008298)【内容摘要】杜拉斯和张爱玲作为两个同时代不同民族的女作家，身份经历的迥异所造成了那种以爱情为依托的人生观在她们的作品中以委婉曲折的形式被表达出来，这种表达并非纯粹的爱情体验的表达，也不纯然是一种对于爱情的理性关照，从她们的对于爱情的表达中所透视出来的，是一种更为深沉的对于人生的一种断零的体验，虽然这种无可接续的体验在她们的作品所体现的角度和方式是很不同的，但是一种落寞的心态清晰的呈现在读者的面前，当然这种落寞的程度是不同的。
从对于杜拉斯和张爱玲的对于爱情的体验的比较中，可以发现本土资源和异国资源在作者的叙述中所起到的微妙作用。
关键词：断零体验漂泊感形象学怨恨杜拉斯以一种我们完全陌生的方式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她的不对称式的叙述和那种过于炽烈的对于爱情的投入让我们体会到了一种强烈的末世感，“回忆的片段，欲望的火焰；痛苦时的迷失、愤怒、号叫、等待和沉默，在玛格丽特·杜拉斯笔下都能成为一本本书的不容置疑的源泉和内容，作品和生活是一种奇遇的两张面孔。
”１杜拉斯不满于人机械地生活在现实的秩序内，残酷而又异化的生存环境剥夺了人与人之间的真情。
她曾经说过自己一直处在家庭的门外，是个被忽略的角色。
她的小说更多地展现了一种精神空间的惶惑，，自我认同结构在现实世界中被无情地摧毁，她在她的小说里不停的漂泊，她的归宿是一种可能性而非某种切实的生活。
她的无所归依的飘零感在她倾力想象的国度里找到了另一种回应，那就是张爱玲的写作，只不过张爱玲的作品是以中国古典美的韵味表达那种身世没落，相异的外在形式之下，潜藏的气势是那同气相求的对于人生的一种断零体验，也即无可接续有无可希望的孤立的心理状态，所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她们以女性特有的敏感和观察角度给我们阐释了一种我们可能每每遇到却无心观之的寥落境界，也许她们的表述是消极甚至是变态的，可是这消极和变态不正是生命的一部分的真相吗？用张爱玲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
”２一、断零体验产生的根源所谓的断零体验，从最初的论述者的意图来看，主要是说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对于传统的断裂和新学的难以接受的这样一种孤立无助的精神状态。
“他似乎总是生活在别处，总在自己不在的地方生存，生活处处遭遇陌生或隔膜，……。
这样，个人就总是处在一种怀乡愁绪的包围之中。
”３从内在的心理状态来说这样的体验是一种消沉的悲观情绪，而对于敏感的知识分子来说，这样的情绪在文字这个出口里会以这样或是那样的方式被表达出来。
杜拉斯的小说总是建立在回忆与虚构的基础上，情节或许是虚构的，但那共同的情绪体验却来自于她早年的经历，这种情绪赋予她小说独有的魅力。
到了晚年的杜拉斯始终认为自己是越南人，是出生在法国过去殖民地的人。
在异域度过的童年在杜拉斯的脑海中一直是一种流亡的生活，不属于任何阶层的痛苦是她的自尊被暴晒在热带刺眼的起强光之下。
自传体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少女苏珊凸显了这一点：甚为贫穷白人既不同于当地的土著居民，又无法融入富裕白人的阶层，不仅忍受着物质上贫穷的煎熬，还要面对精神上无法归类的烦恼，异乡人成为她身份的标签。
如此看来，苏曼殊的文言中篇小说《断鸿零雁记》中描绘的那个三郎所时刻遭受的刻骨铭心的断零异乡的体验以一种几近相似的方式在杜拉斯的身上重演着并且有更深一层的漂泊感受，因为三郎毕竟生长在中国，只是后来因为政治的原因远游日本，他的根依然在他血缘上的故乡------中国。
而杜拉斯本人就在越南出生，她的法国血统对于她祖国的回忆几乎没有任何作用，她在血缘上的祖国里时刻用文字所怀念的却是她实际意义上的祖国，这两者之间的裂痕在她的心里无法弥补。
她只好在她的小说里以一种变异的方式重新把这种断零的体验呈现在读者的面前。
杜拉斯的小说中的任务都有着这种漂流异域的苦痛，《副领事》是她最喜欢的一部小说，安娜-玛丽·斯特雷泰是她最钟爱的女主人公，在她的多部小说中出现，具有一种神秘的忧伤，赢得了周围男人的爱慕，她的忧伤来自于她的孤独，曾是一位威尼斯钢琴家，欧洲音乐的新秀，接受了欧洲文明的熏陶，嫁给了一位殖民地官员，在最初的日子里忍受不了印度的思想观念以及包围她的森林和湄公河，精神小茹一种崩溃的边缘，只有不断地叫喊才能纾解她的郁闷，在杜拉斯看来，安娜是一个敏感的女人，对于自身的处境感到窘迫不按，虽然生存在殖民地白人的上层社会，但作为移居的半人感到一种失根的无助。
小说中副领事对安娜的爱也源自相似的心路历程，他们心中都有一个“痛苦的世界”，“一种彻底被迫气的感觉”，这种烦恼逼迫着副领事在拉合尔开枪，犯下了令人头疼的案件，所有的人都无法理解这个行为，副领事也不曾尝试去解释，但当他看到安娜的一瞬间就领会她身上令人心碎的那种凄凉，共同的情绪使他不断溢出对她的爱，正是这种经历赋予她小说一种日常生活的迷失感，游荡在生命的各个阶段，寻找着感情的归宿，但似乎总是看不到终点，一切都只能是在途中，厌倦了现实的生活，但总有远方模糊的期待吸引着我们继续人生的旅程。
杜拉斯在作品中的这些感情映射了她无所归依的中间人的心态。
在东西方文化的交叉中，她被遗落在无法确定的某个地点，不是越南，也不是法国，她曾说：“我们那时与其说是法国人，不如说是越南人。
我们现在才发现这一点，那就是这个法国种，法国国籍的外表完全是假的”４于是，矛盾产生了：一方面，回到了法国的杜拉斯，从现实理性上迫切需要建立起自我母体文化之间的联系，在法兰西寻找到属于她的位置和身份，获得法兰西文化的认同，此时18年东方文化的熏陶是其最大的障碍；另一方面，童年特殊的成长经历在她心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她对那里有着特殊而真挚的情感，对那个生活了18年的东方充满了依恋。
杜拉斯承受着矛盾的痛苦，一般人的文化认同感在她这里像是一个迷茫的梦，虚幻而不知所归。
“她的痛苦源自于无法忘怀的东方，源自于她无法融入的西方，东西方在玛格丽特的身上对峙着，扭曲着她的身体和灵魂。
”５张爱玲当然没有杜拉斯那样巨大的东西方文化的认同危机，她出生于名门之后，虽然家道中落，封建贵族的遗风在这个没落的大家庭里依然顽强的生存着，父亲对于传统文学学习的严厉督导，贵族式的生活方式，等等，这一切会很自然的让张爱玲按照一个大家闺秀的模式过完她的一生，可是她偏偏出生在中国社会巨大转型的时期，一切政治经济上的制度几乎更换了一个全新的系统，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些改变中国社会形态的重大事件摇撼着这个并不稳定的没落家庭。
近者来说，她母亲在新思想的感召下毅然走出家庭远渡重洋寻找新知的非同寻常的胆识以及她回国后对张爱玲的教育使张爱玲更倾向于现代西方价值观，她没有杜拉斯那样明显的断零体验，她文化的根是中国，她内心的世界观很大程度上也是中国古典式的，中庸平和无过不及这些传统文人修身标准在她的作品里可以经常见到，仅从她的一篇名为《论写作》的散文中就可以清楚看到这一点，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是无条件的，而杜拉斯所认同的却是非祖国的异质文化-------东方文化，他们建立的基点是不同的。
但是张爱玲幼年时的经历使得她的性格里聚集了很多矛盾：她是一个善于将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的享乐主义者，又是一个对生活充满悲剧感的人；她是名门之后，贵府小姐，却骄傲的宣称自己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她悲天怜人，时时洞见芸芸众生“可笑”背后的“可怜”，但实际生活中却显得冷漠寡情；她通达人情世故，但她自己无论待人穿衣均是我行我素，独标孤高。
她在文章里同读者拉家常，但却始终保持着距离，不让外人窥测她的内心；她在四十年代的上海大红大紫，一时无二，然而几十年后，她在美国又深居浅出，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以至有人说：“只有张爱玲才可以同时承受灿烂夺目的喧闹与极度的孤寂。
”６在这两种摇摆不定的生活和心理状态中，她用文字拼接出了一种苍凉的情绪，一如在《电车》里，“我”所体会到的那样。
从外在形态来看，张爱玲和杜拉斯的断零经历和体验是很不相同的，但当我们读她们的作品的时候，却分明能感受到一种无助和悲凄的气氛，这是为什么呢？二、走向怨恨和苍凉的统一《情人》中湄公河畔那个早熟的少年，她一再重申自己爱上异国恋人的原因知识为了性爱与金钱，这是生活在冷酷的世界中不由自主的对爱的质疑，更是一种难以抹平的怨恨的情绪，这种情绪得之于上文中由于个人经历而产生的强烈的建立在金钱和情欲基础上而无爱情的感情的断零而无所归依的孤独感，读她的作品总给人一种向死而生的无奈感。
“我的历史并不存在，那是不存在的，没有的，并没有什么中心。
也没有什么道路，线索。
只有某些广阔的场地、处所，人们重视要你相信在那些地方曾经有过怎样一个人，不，不是那样，什么人也没有。
”７从这样的语句中，除了对于那种世俗卑微的怨恨之外，似乎还有一种生命活力不再的苍凉之感。
对于杜拉斯而言，“我”与情人、与东方这块土地的告别不仅仅是一次个人爱情的历练，而且是对她所生活和迷恋过的东方文化的一次伤痛的割舍。
８这样的割舍在杜拉斯特殊的性格铸造下化而为一种怨恨一种苍凉的指示。
这里的怨恨和我国传统意义上所理解的那种“有怨必盈”式的直接的呈露出来的单层次的表达有所不同，那是深藏在作者对于一段段疯狂爱情的冷静描述之中的。
这其中或有杜拉斯对于东方民族的部分误解，但是这种真实的情绪却浸透在她的文本之中，细细体味，不难察觉。
在《埃米莉·L》中，她借女主人之口呼吁：“总应该保留……一个空间，一种私人的空间，就是这样，术语你自己的，可以自由去爱的空间。
”９她恨这金钱和肉欲至上的世界，她恨各不同文化之间的隔膜和误解。
所以我们读到了这样的愤怒的诅咒：“我希望自己的祖国不再存在。
我要教育我的孩子什么是恶毒和冷漠，什么是智慧和爱情，爱他人的祖国，爱到死时方休。
”１０她小说中的种种迷乱和疯狂也是一种语言上的昭示，这世界总有太多的迷狂。
张爱玲比她冷静的多，这得之于她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修养，两种文化的激烈碰撞并没有转化成为杜拉斯式的疯狂和夸张，而是在一种舒缓的叙事进程中让读者慢慢体会那“苍凉的手势”，这也说明了她中国文化的立场，正如杜拉斯的法国文化立场一样。
不过我们先来看看张爱玲代表作中的情节吧：《金锁记》中，麻油店女子曹七巧嫁给富户姜家残废的二儿子，“卖掉她的一生换来的几个钱”；《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富孀梁太太当初为了金钱嫁给老头，她所盼望的就是丈夫的死；《倾城之恋》中，离了婚的白流苏不受娘家人的欢迎，为了生存把婚姻当读博，要去争取范柳原的“爱”。
当然，如果用我们最为熟悉的她的一句话来说就是：“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
”１１原来，自小的那种的并不和谐的生活锻炼了她的对于社会的判断力，长大后的她时时清醒的意识到时代的悲哀，人生的残缺，同时又不放过现实的脏、乱与忧伤当中随处发现体味人生“可亲可爱”的那一面，从而并不陷入绝望１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