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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能利用率与经济效率分析第一部分引言：产能利用率的定义与重要性 (2)第二部分产能利用率的度量方法与计算公式 (5)第三部分经济效率的概念及其影响因素 (8)第四部分产能利用率与经济效率的关系分析 (11)第五部分提高产能利用率的策略与措施 (14)第六部分实证研究：行业产能利用率与经济效率的案例分析 (16)第七部分政策建议：优化资源配置 (19)第八部分结论：总结全文 (22)第一部分引言：产能利用率的定义与重要性引言：产能利用率的定义与重要性在现代经济体系中，衡量一个国家或企业的生产效率是至关重要的。
其中一个关键指标便是产能利用率，它不仅揭示了实际生产能力相对于潜在生产能力的发挥程度，还对经济增长、企业效益以及政策制定具有深远影响。
一、定义与计算方法产能利用率（Capacity Utilization Rate）是指一定时期内，企业实际产量与设计生产能力之间的比率。
其计算公式为：产能利用率 = 实际产能 / 设计产能× 100%这个比率可以反映出企业在既定生产设施和技术条件下，有效利用资源的程度。
一般来说，产能利用率越高，表明企业的生产活动越活跃，设备和劳动力得到更充分的使用，从而有助于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
二、宏观经济视角下的重要性从宏观角度看，产能利用率是评估整体经济状况的关键指标之一。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都将其视为判断经济周期、预测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依据。
具体来说，以下几点凸显了产能利用率的重要性：经济景气度的晴雨表：产能利用率的变化反映了市场需求的波动。
当产能利用率上升时，通常意味着需求旺盛，经济处于扩张阶段；反之，若产能利用率下降，则可能预示着需求疲软，经济面临收缩风险。
通货膨胀压力的预警信号：高产能利用率可能导致供应紧张，推高产品价格，从而增加通货膨胀压力。
因此，中央银行和货币政策制定者密切关注这一指标，以适时调整利率和其他政策措施，防止通胀失控。
山西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国有企业资本运营及其效绩评价姓名：刘文娟申请学位级别：硕士专业：财政学指导教师：李小萍20040510摘要资本运营是指通过投融资、资产重组和产权交易等手段，对资本实行优化配置和有效使用，以实现资本盈利最大化的经营活动。
我国国有资本的运营是在资本运营原有的基础上的进一步的延伸与拓展。
有它自身独特的特点及运营目标，即不仅要注重经济效益的提高，而且更着眼于社会效益。
合理、有效的资本运营，有利于实现国有经济控制力的提高，国有资本结构的优化，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培育实力雄厚的大企业集团，真正发挥国有资本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
解决国有经济中目前存在的国有资本布局结构不合理，企业组织结构、资本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应“先混后退”，调整所有制结构：存量重组，调整产业结构；抓大放小，调整企业的组织结构；增资减债，调整企业的资本结构；努力培育实力雄厚、竞争力强的大企业集团和放开搞活中小企业。
而所有这些目标的实现，需要建立在高效的国有资本运营基础之上。
要达到高效，必须有一个合理的资本运营的效绩评价标准。
全文共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为理论基础，涉及资本及资本运营。
第二部分为我国国有资本运营的现状分析，包括其特点ｔ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国有资本运营的战略选择（实现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
第三部分为国有资本运营的效绩评价，包括评价的意义，内容、评价方法和组织管理。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Ｃａｐｉｔａｌ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ｓ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ａｃｔｉｏｎｔｈａ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ａｎｄｕｓｅｃａｐｉ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ａｙｗｈｉｃｈｉｎｃｌｕｄｅｔｈｅ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ｆｉｎ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ｃａｐｉｔａｌ．ｒｅ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ｑｕｉｔｙ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ｔｏ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ｔｈｅｍａｘｉｍｕｍｏｆｅａｒｎｉｎｇｐｏｗ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ｃａｐｉｔａｌ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ｓｔｈｅ证ｔｈｅｒｅｘｔｅｎｄａｎｄｅｘｐａｎｄｏｎｔｈｉｓｂａｓｉｓ，ｉｔｓｏｗ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ａｎｄ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ｔａｒｇｅｔｉｓｎｏｔｏｎｌｙｐａｙｔ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ｕｔｉ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ｂｅｎｅｆｉｔ，ｂｕｔａｌｓｏｉｎｓｏｃｉａｌｂｅｎｅｆｉｔ．Ｔｈ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１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ｃａｐｉｔａｌ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ｓｂｅｎｅｆｉｃａｌｔｏａｃｃｏｍｐｌｉｓｈｔｈ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ｎｓｔａｒｅ．）ｗｒｉｅｄｃｏｍｐａｎｙ，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ｔｍｃｔｕｒｅ，ｂｕｉｌｄｍｏｄｅｍ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ｙｓｔｅｍ．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ｍｗｅｒｆｕ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ｕｐ，ｇｉｖｅｆｕｌｌｐｌａｙｔＯ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ｓｏｌｖｅ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ｉｎｅｃｏｎｏｍｙ，Ｗｅｓｈｏｕｌｄａｄｊｕｓｔ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ｗｎｅｒｓｈｉｐ，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ａｎｄ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ｃａｐｉｔａｌ．Ｔｈｅｃｏｍｐ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ｏｆｔｔｌｅｓｅ＇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ｓｈｏｕｌｄｂｕｉｌｄｉｎ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ｃａｐｉｔａｌ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ａｔｍｅａｎｓｗｅｍｕｓｔｈａｖｅａ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ｏｆｔｈｅｅｆｆ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ｉｎｃａｐｉｔａｌ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ａｒｔｉｃｌｅｈａｓｔｈｒｅ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ｉｓ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ｂａｓｉ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ｃａｐｉｔａｌａｎｄｃａｐｉｔａｌ’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ｉｓｔｈ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ｃａｐｉｔａｌ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ｕｒｃｏｕｎｔｒｙ，Ｔｈｅｔｈｉｒｄｓ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ｈ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ｅｒｉ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ｉｎｇｏｖｅｍｍｅｎｔｃａｐｉｔａｌ．里查垒些塑查望重垦墨整堕堡堕刖吾一、问题的提出早在几百年以前，马克思作为无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从资本主义生产出发，对资本的概念和性质给出了他的认识，社会主义国家在秉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
国有企业低效原因探析" 左辞波国有企业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与重点，也是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
国有企业需要改革的根本原因是其效率低下，但如何才能提高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却依赖于对效率低下原因的分析。
$%&#年以来关于国有企业低效原因的探索文献如汗牛充栋，始终占据着国内改革与经济论坛的主流位置。
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一是产权低效论，二是管理不善论。
权。
第四，当所有者到位时，内部人的正常控制也可能因其利益超过所有者代表而引发矛盾及文化反抗，从而被指责为内部人控制，解决的办法在于将二者的职业与功能报酬彻底分开（详见下文）。
所以有学者指出当前部分国有企业出现的“内部人控制”现象可以正确解释为什么某些企业经营者在产权模糊时创新动力很强，而产权清晰后，创新动力消失或不愿实行进一步的产权清晰改革。
从而产生内生的代理问题，并且理论上签订完全契约成本昂贵，不符合经济理性，因此，对公司剩余控制权的分配问题，即代理问题不能通过签订完全契约而只能更多地依赖于竞争的市场来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
由此可见代理问题和不完全契约是现代公司共有的特征。
但我国的国有企业却具有自己的特殊情况，诸如市场信号、信用制度、经营方式，特别是委托代理链条过长与所有者不到位引起!"#$国有企业在近!"年的改革中，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放权让利改革之后，其实，这里的问题根本不是产权清晰改革问题，因为产权归谁所有大的关心度过低是我国国有企业治理模式中控制不力与市场效率低下的企业经营者逐步掌握了企业的控制家都心知肚明，这里缺乏的只是由谁关键。
权和大部分的经营决策权（所有者被来代表所有者实行剩余控制权，解决在我国，由于委托代理链条过长架空或缺位）。
由于所有者不到位，对所有者或其代表的到位问题。
一旦所及关心度不够，导致有效的代理变为经营者的约束与监督缺乏原动力，从有者或其代表到位，经营者对剩余的无效的代理，委托经营变为经营者控而不可能真的起作用或有效，导致内全部控制权就会消失，故有国有企业制。
国有企业改革的经济学理论与政策研究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国有企业数量庞大，占据着国家经济的重要地位。
然而，在国家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国有企业也面临着改革与发展的挑战。
如何通过改革，使国有企业更好地发挥经济作用，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
本文将重点从经济学角度对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和政策进行探讨。
一、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考国有企业改革是世界各国的共同难题。
在中国，改革国有企业曾历经多次尝试。
19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全国的国有企业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困境，导致了广泛的改革呼声。
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包括重组、股份制改造、引进战略投资者等。
这些改革措施对国有企业当时的生产经营状况有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而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竞争格局的变化，国有企业再次面临着新的挑战。
从全球产业链角度看，中国国有企业的竞争力和效率被客观地质疑。
同时，中国政府也在寻求新的国有企业改革路径，以更好的适应当今复杂的市场环境。
因此，对于国有企业的改革与发展，需要深入思考。
二、国有企业的经济学理论分析1.信息不对称理论在经济学理论中，信息不对称是国有企业改革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之一。
国有企业在信息的获得和传递方面，与市场化经济中的民营企业相比存在明显的劣势。
这导致了国有企业在企业决策和市场运作中面临着管理效率低下、决策失误等问题。
因此，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应当采取措施，扩大信息披露范围，增强企业的透明度。
同时，也需要加强国有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与管理能力，提高企业的市场响应速度和经营效率。
产权是经济学分析的一个基本问题。
在国有企业改革中，产权的确立和有效保护是其中关键的一环。
在市场经济中，产权包括物质资产权和知识产权。
而对于国有企业改革来说，保护产权的措施应当加强从以下两方面入手：一是明确权利人，通过公司制改革等措施实现公司产权的法人化；二是加强市场化交易，建立和完善股票市场，加强执法保护等。
3.制度变迁理论制度变迁理论指出，经济、社会、制度三者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
国有企业治理结构问题分析内容提要：中国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中国国有企业应采取什么样的治理结构模式等等，这些问题一直是我国经济学家和政界人士关心并力图探索解决的课题。
本文将对我国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存在的问题，如各级委托代理人问题、股权问题、信息不对称等问题进行分析。
关键词：治理结构；国企改革；剩余索取权一、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当前我国国有资产经营管理的总体构架——三级授权治理结构。
第一级是各级政府授权给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对全部国有经营性资产、非经营性资产、资源性资产进行宏观上的统一管理与监督。
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不直接经营国有资产，而是通过经营国有资产的产权运营主体来实现国有资产的增值。
第二级是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授权给国有控股公司，专司国有资产经营和产权运作。
控股公司用所投资企业上缴来一定比例的税后利润，通过投资、控股、参股、产权交易等形式来组建和管理国有企业。
第三级是国有控股公司授权给国有独资企业和国有资产参股、控股公司，他们拥有法人财产权，是直接从事商品生产经营的经济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具有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任务。
而在三级授权的经营体制下，委托—代理关系伸出许多具体环节，详细可用下图表示二、国有企业治理结构所存在的问题我国国有企业经过了30多年的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效率仍然低下，亏损持续恶化，这不能不让人深思：国有企业顽症症结何在？下面将作一个简要的分析：（一）各级委托（代理）人问题：1、作为委托人的国家——政府，目标多重，包括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等等，影响代理人行为，破坏企业对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追逐。
政府对人力资本的剩余决策权实行保留，并在企业内设置各种诸如党委、妇联等机构，使得公司的商务管理着力不够。
另外，政府是由有着自身目标的行为人组成，这使得在整个管理过程中目标更加分散和多元。
政府或者更为准确的讲，政府官员只是国有资产的代理人，他们并不是国有资产的所有者，并不存在使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内在驱动力，而他们却在这条委托代理链条上很可能谋求分得“一芍羹”。
中国国有企业效率的经济学分析国有企业作为中国国民经济的微观主体，其效率如何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经济运行和经济效率。
改革以来，随着各项企业改革的推进，国有企业的效率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总体上说，国有企业的效率取得了一定的增长。
这一方面得益于市场化改革给国有企业自身运行机制带来的可喜的变化，另一方面，市场化的发展使配置效率提高给国有企业带来的外部竞争压力，促使其提高产出效率；尤其是非国有经济成分的崛起所形成的国有、私营以及三资企业平分天下的局面，对国有企业以及我国工业整体水平的提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那么，我国国有企业的效率到底如何？影响国有企业效率的因素有哪些，引起效率增长的源泉在哪里？与非国有经济成分相比，国有企业的效率水平是高是低？这些问题值得分析。
一、企业效率的经济理论基础在西方微观经济学中，关于企业的理论集中在“厂商理论”部分。
所谓厂商是指能做出独立生产决策的单位，主要包括个人企业、合伙企业和公司制企业。
在研究生产者行为时，一般的理论假定是，企业都是具有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其生产目的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即在既定的产量下实现成本最小，或者在既定的成本下达到产量最大。
厂商理论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生产理论。
主要研究投入的生产要素与产量之间的关系，即如何配置资源，使生产要素既定时产量最大，或者说使产量既定时投入的生产要素最少。
（2）成本理论。
主要研究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关系，厂商只有在扣除成本后，才能谈得上利润的最大化。
（3）市场理论。
市场有不同的结构，即竞争与垄断的程度不同。
它研究的是当厂商面对不同的市场时，应该如何确定自己产品的产量和价格。
企业只有处理好以上三方面问题，才能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
厂商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是传统的微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假设。
实际上，现代经济学家的进一步分析认为，厂商的目标是多元化的。
例如美国经济学家W·鲍莫尔分析了厂商以销售量最大化为目标的行为；美国制度学派经济学家K·加尔布雷斯则把稳定与增长作为大公司这样的厂商的目标，它们追求的是适度利润。
但是，在一般的微观经济理论中，仍以利润最大化为基本假设，本文的分析也不例外。
在研究企业问题时，国内普遍使用的“效益”概念，在西方经济学中并没有对应的理论。
西方经济学中，一般使用的是“效率”概念。
虽然生产理论、成本理论和市场理论等主要关注的是实物量，但关注的不是总量，而是比率（ration）以及比率的变化率。
例如，关注的不是总产量，而是边际产量和平均产量；关注的不是总收益，而是边际收益和平均收益；关注的不是总成本，而是边际成本和平均成本；关注的不是总劳动量，而是劳动生产率等。
因此，研究企业状况时使用“效率”作为指标顺理成章。
在生产理论中，假定技术水平不变，那么，影响企业效率的因素主要有劳动、资本、土地、企业家才能。
以Q代表总产量，L、K、N、E 分别代表劳动、资本、土地和企业家才能，则生产函数可以表述为：Q=f(L、K、N、E)一般把土地作为固定的，企业家才能难以估算，因此，生产函数可以简化为：Q=f(L、K)著名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则进一步表述为：Q=AＬαKβ在生产函数中，各生产要素的配合比例称作技术系数。
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的技术系数是各不相同的。
一般的分析中假定技术系数不变，如果技术系数可以变动，则生产要素的最适组合的原则是：应该使所购买的各种生产要素的边际产量与价格的比例相等，即要使每一单位货币无论购买何种生产要素都能得到相等的边际产量，达到生产者均衡状态。
生产理论分析了影响企业效率的各种要素及其配置比例，主要考察的是企业的技术效率。
但技术效率并不等于经济效率，技术效率反映的是企业的投入产出组合，而经济效率则是在考虑价格因素情况下的最低成本组合，它要求投入价格与产出价格的比率等于生产边界的斜率。
因此，要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企业还要考虑收益与成本的关系，这就涉及到成本理论。
成本函数可以表述成下列公式：C=f(Y、W、T)其中，C为企业的总成本，Y为企业的产出变量，W是企业的投入价格向量，T为企业的制度结构。
通常T被定义成“虚拟变量”。
从该成本函数看，在对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率进行评估时，人们所选择的指标主要不是通过工程成本研究来给定的一个绝对效率值，而是一种制度性的相对效率。
因此，这一方法所考察的是技术效率和经济效率共同作用的结果。
例如，国有企业生产成本比私有企业低，这可能是由于前者技术效率比后者高，但经济效率并不一定高。
当然，现实的市场结构由于竞争与垄断程度不同而是不同的。
在不同的市场条件下，企业收益与成本变动的规律也不相同，因而，企业对最大利润的追求要受到相应的市场环境的制约，只有面对不同的市场采取不同的决策，才可能提高效率。
二、中国国有企业效率的决定因素及其影响程度分析微观经济分析中所涉及到的效率主要是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
前者主要是投入产出效率，后者则为资源配置效率。
技术效率是把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加以综合的生产率指标，它能够较好地反映出企业的综合效率水平。
测定技术效率的方法通常采用生产函数，主要是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然后运用OLS方法（普通最小二乘法）和随机前沿模型进行分析。
本文主要从技术效率的角度研究中国国有企业的效率。
Groves、Hay和Gordon等人对中国国有企业进行了抽样调查数据分析，认为改革以来国有企业的效率的确取得了一定的增长，增长主要来自于奖金的激励、人力素质和教育程度的改善。
刘小玄、郑京海（1998）在此基础上对1985~1994年中国国有企业的状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认为影响国有企业效率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留利。
即企业在完成既定的基数利润后留给自己的部分，由于上交的基数利润是既定的，因而留利是一个变量。
留利对产出效率的作用表现为，边际利润或留利的增长，会使边际产出也相应增长。
他们认为，企业真正追求的是留利或剩余的最大化，而不是利润。
（2）浮动工资。
浮动工资由奖金构成，来源于留利，以浮动工资占总工资的比例来测定。
浮动工资是直接对职工的激励，因而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产出效率。
（3）经理（或厂长）的工资。
这是对经营者的激励因素，而经营者对企业的发展和效率的提高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尤其在中国的企业中，在缺乏资本的真正所有者、企业主要依靠企业家才能来推动和发展的情形下，经理（或厂长）的工资对企业效率的提高作用重大。
（4）企业年龄。
一些研究生产率的经济学文献都证实了企业年龄对于企业的效率具有显著作用，然而，究竟是年轻的企业有效率还是年老的企业有效率，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和不同条件下往往是不同的。
据Pitt和Lee（1981）的研究，年轻的企业比年老的企业更有效率。
而另外的看法则是，年老的企业更有经验，在其市场经营和组织管理和工人的技术操作方面积累了较多的信息，具有相应的信息和人力资本的优势。
在国有企业中，企业年龄对企业效率究竟是什么关系需要研究。
（5）教育程度。
这是一个标志企业人力资本质量的变量，以企业的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职工占全部职工的比重来测定。
通常认为，企业的教育程度对企业的效率有着积极的正效应。
在Gordon和Li（1995）看来，在80年代中期，中国的国有企业的生产率的增长中大约有一半得益于劳动力教育程度的改善。
虽有高估的可能，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育和人力资本对效率的重要作用。
（6）其它的解释变量。
如开工率、决策权、市场竞争程度、预算约束、时间、地区、规模和产业等都对企业的效率有不同侧面和程度的影响，可以作为“虚拟变量”进行分析。
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了如下的超越对数生产函数：㏑Y=α+β1㏑L+β2㏑K+β3(㏑L)(㏑L)+β4(㏑K)(㏑K)+β5(㏑K)(㏑L)+ βiXi其中，α为残差，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效率的近似值，并可以为各种政策变量、制度变量、企业特征变量所解释；K和L分别代表资本和劳动投入要素；Xi为添加的各种解释变量。
这里主要关注的是由Xi所代表的各种解释变量与企业效率的关系。
对于上述生产函数，分别运用OLS方法和随机前沿模型的极大似然方法（过程复杂，这里略去介绍）进行了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留利对企业效率有着积极的正效果。
在OLS分析中，留利大约可以解释产出增长的10%；在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分析中，留利对产出增长的解释大约8%；在残差模型中，留利每增长一个单位可使效率增长约5%。
看来，留利是企业发展和提高效率的源泉之一，也就是说，剩余权对于企业有着积极的意义。
浮动工资比例也对企业效率有着显著的正效果。
在OLS分析中，该变量大约可以解释产出增长的8%；在另外两个模型中，效率约可增长5-6%。
企业年龄变量对企业产出增长的作用也是积极的和显著的，其解释程度达到12%；即使排除了随机误差项干扰的其他模型中，效率的相应增长也达到7-9%。
经理（厂长）工资变量对企业效率也有着积极的正效应，但这种效应似乎不太大，在前沿生产模型和残差模型中其解释程度分别为3-5%。
教育程度变量对于企业的产出增长率的作用相当稳定，其在OLS和前沿生产模型分析中都能保持在10%的正效应水平上，而在残差模型中其解释程度也不低于9%的水平。
在其他变量中，除开工率外其他变量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决策权、市场竞争程度、预算约束、产业变量等虽然都对企业的效率有不同侧面和程度的影响，但效应有的不明显，有的不清楚。
另外，运用前沿随机生产函数模型还对国有企业的平均效率进行了测定，它大约在0.5左右。
这表明国有企业的效率普遍不高，只能达到生产可能性的一半的水平。
上述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在中国企业改革过程中，生产率增长的决定因素除了规模、资本装备率等由技术性规定的因素外，最主要的因素是产权（决定留利，进而决定经理和职工的工资）、人力资本（如教育程度）和市场竞争。
虽然市场竞争因素在上述模型中效应不明显，但这说明国有企业之间的竞争效率很低，与乡镇企业、合资企业等相比有很大的差距，这也恰恰提醒我们要进一步加大国有企业的放开程度。
三、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效率比较为了更全面地透视和把握国有企业的整体效率，有必要在以上对国有企业本身效率分析的基础上，通过与非国有企业效率的比较来做进一步的研究。
对此，刘小玄（2000）从所有制结构和企业隶属等级制的角度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姚洋（1998）则对非国有经济成分对工业企业技术效率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刘小玄以1995年全国工业普查的数据为基础，从全部75万家企业中选择了20余个产业，共计大约17 万家具有竞争性特点的企业进行了效率测定。
分析方法主要采用了生产函数模型和OLS计量方法，分别对普查数据中提供的所有制变量和企业隶属等级制变量对于企业效率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和比较，得出的结论主要是：就所有制变量的影响看，国有企业在全部测定的行业中效率最低，这个结论相当稳定，并且在所有测定的行业中表现得完全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