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罪从有

工作总结：疑罪从无，从求真到求真也求善改革开放40年来的历程，是刑事诉讼法治不断进步的历程，更是程序意识、法治意识、人权保障意识得以彰显的历程。

这其中，疑罪从无规定的从无到有、从“纸面上的法”到“实践中的法”的转变无疑是我国刑事诉讼法治建设成就的一个重要缩影。

数年前曾呼吁树立程序意识，刑事诉讼在求真的同时也要求善，不纵也不枉。

而一个国家能否在经过证据调查后不能形成有罪确信时宣告被告人无罪无疑是衡量其是否达到善治要求的重要指标。

可以说，疑罪从无在我国从入法到落地生根的整个过程正是我国刑事诉讼从求真到求真也求善的转变过程。

一、从无到有：疑罪从无的曲折入法疑罪从无的入法在我国经历了一番曲折。

1979年刑事诉讼法作为文革结束后不久得以通过的几部法律之一，受制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和时代背景，并没有规定疑罪从无。

在1979年刑诉法施行期间，受改革开放影响，经济迅猛发展，人民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权利意识与法治意识不断觉醒，对程序正义的诉求更高，因此，学界要求规定疑罪从无的呼声日益高涨。

当时，学界要求刑事诉讼中确立世界各国通行的无罪推定原则。

但这遭受到的阻力非常大，不少人反对一步到位确立通行的无罪推定原则。

受此影响，疑罪从无入法也一并遭到了抵制，最初的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中并没有体现疑罪从无的内容。

但几经努力，1996年刑事诉讼法最终还是规定了疑罪从无，即该法第一百六十二条（即201X年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三）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应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但疑罪从无的立法还是存在一个缺憾，即将证据不足时的无罪判决作为单独的一种无罪判决形式，与经过审判确实无罪的无罪判决相区别。

可以说，这是一种不彻底的疑罪从无，是立法博弈的结果。

二、从疑罪从无到留有余地：疑罪从无的异化实践疑罪从无的入法标志着其不再仅仅是一种法律理念，更是一种法律规则，应该得到遵守和信奉。

浅析法治思维视野下的疑罪从无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使司法机关对案件事实的认定不清，或者是对法律的适用不明，这就是所谓的疑难案件。

其中，能否认定被告人有罪成为解决疑难案件的核心问题。

对于疑罪问题，学界在某些问题上并未达成一致的看法，在某些方面甚至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学者们从没有停止过相关的理论纷争。

因此，对这些分歧较大的问题进行讨论并寻求一定程度上的理论共识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疑罪从无的传统纷争学界对疑罪从无问题的争论，主要表现在三个问题上:一是疑罪案件中的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二是所谓的疑罪是事实存疑还是法律存疑，三是对于涉及疑罪的案件如何处理。

(一)疑罪案件中的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疑罪从无中的疑罪究竟是否构成罪，即疑罪从无的前提是否首先将被告人的行为界定为犯罪。

这一点，学者们的意见是一致的，即不能认定被告人的行为触犯了刑法、构成犯罪。

然而，不能认定被告人构成犯罪是否就意味着被告人无罪呢?对于这个问题，学者们的意见不同。

有学者认为，疑罪从无原则就是指在认定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上虽然存在一定的证据但还不能排除合理的怀疑，因而不能认定被告人构成犯罪。

既然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自然就应当推定该被告人无罪。

这是符合无罪推定之理念的。

又有学者指出，在存有一定证据但不能排除合理怀疑的情形中，虽然不能认定该被告人有罪，却也不能因此就得出其无罪的结论。

如果在刑事犯罪的追诉期限内，侦察机关发现了足以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构成犯罪的新证据，那么依然可以提请公诉机关发动公诉，以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这就意味着，疑罪从无只是暂时无法认定行为人有罪，并不能推出行为人无罪的结论。

(二)事实存疑与法律存疑之争疑罪从无的疑，学界存在着以下四种不同的理解:一是该疑仅指事实上存疑，二是该疑仅指法律上存疑，三是该疑兼指事实上存疑和法律上存疑，四是该疑是指事实上存疑或法律上存疑。

有学者认为，疑罪从无的疑仅指事实上存疑，即仅指对犯罪事实的认定不能排除合理怀疑，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不够确实、充分，团也就是说还不能达到刑事诉讼法第53条所确立的证明标准:1.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2.据以定罪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3.结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

浅谈疑罪从无原则“疑罪从无”原则是从“无罪推定”原则中派生出来的，是指在证据不足、所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时对刑事被告人“宣告无罪”的一项制度。

它作为一项科学公正的刑事诉讼原则，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应发挥重要的作用，但因各方面的原因却未受到足够的重视。

一、“疑罪从无”原则的确立不纵不枉无疑是刑事司法追求的最高境界，但司法实践中时有发生的疑罪案件不免令这一追求陷于两难境地。

所谓疑罪案件，就是指司法机关对受理的刑事案件虽经反复侦查、调查，但所得证据仍不足确认有罪且又无法排除重大犯罪嫌疑的案件；或者是依所得证据难以确定犯罪情节轻重的案件，简而言之即以程序上现有的证据，难以确定罪与非罪的案件。

长期以来，对刑事案件中的“认定无据，否定无理”的“疑罪”问题没有纳入刑事诉讼法调整的范畴，司法实践中法院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有罪还是无罪等关键问题存在重大分歧的疑难刑事案件，大都不敢也没有法律依据作出无罪判决，而是采取反复退回补充侦查、司法机关内部进行协商、请示上级机关甚至将案件长期“挂起来”的做法。

这种做法的结果，必然导致被告人长期受到超期羁押、严重侵犯其合法的人身权利和诉讼权利。

为改善这种现实状况，我国相关机关也曾作出过一些努力，出台了类似“疑罪从无”的规定，试图从司法解释这一角度弥补法律上的不足。

1997年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第3项中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对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刑事案件经过审理，对“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这一规定标志着我国从基本法上确立起了“疑罪从无”这一法律原则。

我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疑罪从无的原则，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刑诉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就为疑罪从无确立了前提；二、第一百四十条规定了补充侦查次数以二次为限，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

疑罪从⽆原则与疑罪从轻原则《刑事诉讼法》第⼀百六⼗⼆条在被告⼈最后陈述后，审判长宣布休庭，合议庭进⾏评议，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有关的法律规定，分别作出以下判决： （⼀）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 （⼆）依据法律认定被告⼈⽆罪的，应当作出⽆罪判决： （三）证据不⾜，不能认定被告⼈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的⽆罪判决。

该条第三款规定的就是疑罪从⽆原则。

通过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结果有三种。

1.被告⼈有罪。

2.被告⼈⽆罪。

3.被告⼈可能有罪，也可能⽆罪。

第三种情况是⼤量存在的。

所谓疑罪，就是有证据证明被告⼈有罪，也有证据证明被告⼈⽆罪，双⽅的证据均有疑问⽆法确定。

中国过去采取的是疑罪从轻原则，就是先定罪判刑，但不能判死刑，以便于情况有变化好再审。

著名的佘祥林杀妻案就是疑罪从轻的典型型案例。

1994年1⽉2⽇，佘妻张在⽟因患精神病⾛失失踪，张的家⼈怀疑张在⽟被丈夫杀害。

同年4⽉28⽇，佘祥林因涉嫌杀⼈被批捕，后被原荆州地区中级⼈民法院⼀审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

佘祥林不服上诉，河南省⾼级法院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中级法院重审时认为有证据证明佘祥林杀⼈。

1.邻居证明佘祥林与妻⼦吵架后佘祥林妻⼦失踪。

2.三个⽉后在佘祥林家附近的⽔塘发现⼀⼥⼫。

经⼫检证明，⼥⼫的年龄、⾝⾼与佘祥林的妻⼦张在⽟相同。

4.佘妻张在⽟的母亲、妹妹辨认笔录，她们认为死者就是张在⽟。

5.佘祥林在预审中承认与本村另⼀⼥⼈相好⽽杀了妻⼦。

但本案中证据不全。

1.没有找到杀⼈现场，缺少现场勘查笔录。

2.没有找到杀⼈⼯具。

3.没有证据直接证明张在⽟是佘祥林杀的。

但是，由于佘祥林杀⼈案民愤极⼤，⽆⼈敢做出⽆罪判决，荆门市中级法院根据疑罪从轻原则，改判佘祥林有期徒刑15年。

佘祥林服刑⼗⼀年后，张在⽟突然从⼭东回到京⼭。

原来张在⽟和佘祥林吵架后⼀路乞讨去了⼭东，在⼭东再婚并⽣有⼀⼦，⽣活的很好。

“疑罪”是指司法机关对被告人是否犯罪或罪行轻重难以确证的情况，是司法实践难以避免的常见现象。

“疑罪从无”原则是现代刑法“有利被告”思想的体现，是无罪推定原则的具体内容之一。

即：既不能证明被告人有罪又不能证明被告人无罪的情况下，推定被告人无罪。

“疑罪从无”的司法原则不仅仅是解决刑事疑案的技术性手段和原则，它的确立在更为广泛的范围内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它折射出我国在法治建设进程中对法律价值的重新协调和平衡。

在关注保护社会之外，对公民人权的保障和尊重、它是现代刑事司法文明与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

“疑罪从无”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当刑事案件主要事实情节处于认定上的真伪不明状态，证据不够充分确凿、不足以形成对指控犯罪的确证，不能确定被告人有罪与否，从而推定被告人无罪，对被告人作出无罪的宣告和裁判。

“疑罪从无”是从无罪推定原则派生出来的一项规则，其内涵在于：审判机关审理公诉机关或自诉人指控的刑事犯罪案件，无法就指控提供的证据形成罪的确证，对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存在疑问，不能认定犯罪成立与否，应当负有宣告并判定被告人无罪的义务和职责；从另一个角度看，则是当被告人面对公诉机关或自诉人的犯罪指控，在审判机关无法就所指控提供的证据形成有罪确信时，应当享有被宣告并判定为无罪的权利。

“疑罪从无”关系到刑事诉讼中刑事证明责任的分配、刑事证明标准的确定、以及指导我们对待被指控人态度的刑事司法理念，其价值定位主要不在于发现犯罪事实，而是降低被告人因被戴上手铐、穿着囚服而在刑事审判中承担被定罪的巨大风险，保护其免受无尽的刑事追究，捍卫人权，是民主法治文明的必然产物。

“无罪推定”被视为保障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人权的逻辑起点，而“疑罪从无”则体现了在渐进式民主法治进程中向“无罪推定”之人权保障目标的靠近。

我国1996年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吸收了“无罪推定”的精神，使得“疑罪从无”在我国也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

其中，刑诉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不得确定为有罪。

从“疑罪从有”到“疑罪从轻”再到“疑罪从无”的艰难跋涉——孙万刚涉嫌故意杀人案研究一、背景材料1996年1月2日晚，云南省财贸学院学生陈兴会被人杀害并残忍地分尸，作为其同学兼男友的孙万刚被认定为惟一的犯罪嫌疑人。

1996年9月20日，孙万刚被昭通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现为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一审判决刚刚作出，孙万刚即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了上诉。

1997年9月，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疑点不少，于是作出裁定，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发回重审。

1998年5月，昭通中院仍以相同的理由，第二次判处孙万刚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孙万刚又上诉至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1998年11月，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仍然认为本案有疑点而改判孙万刚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孙万刚随之被送到云南省第四监狱服刑。

从进监狱开始，孙万刚及其家人从未停止过申诉。

直到2003年，他们的申诉终于有了结果，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该案启动了再审程序。

2004年1月15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宣告孙万刚无罪。

二、判例内容1998年11月12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了（1998）云高刑一终字第361号刑事判决，撤销了昭通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以故意杀人罪改判孙万刚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这是一个“罪疑从轻”的判例。

而在2004年1月15日，仍是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仍是针对同一个案件，根据基本相同的证据，作出了（2004）云高刑再字第2号刑事判决，宣告原审被告人孙万刚无罪。

这是一个在真凶尚未查获的情况下所作的“罪疑从无”的典型判例，特将终审判决书原文转录如下：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04）云高刑再字第2号原公诉机关云南省人民检察院昭通分院。

原审被告人孙万刚，男，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四日出生，汉族，云南省巧家县人，住该县新华镇黎明办事处新村四社，因本案于一九九六年一月三日被收容审查，同年四月二十四日被刑事拘留，同月三十日被逮捕，原系云南省财贸学院学生，现在云南省第四监狱服刑。

疑罪从有抑或疑罪从无原则的运用疑罪从有抑或疑罪从无原则的运用是现代司法制度的重要基础原则之一。

它的出现旨在确保法律的公正与伦理价值的实现。

本文将就这一原则的运用及其应用领域进行探讨。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什么是疑罪从有抑或疑罪从无原则。

疑罪从有原则指的是在缺乏证据证明被告的罪行之前，法庭应该推定被告无罪。

疑罪从无原则则是指在法庭没有相关证据证明被告无罪之前，应该相信被告有罪。

早期的司法制度是以疑罪从无原则为基础的，而后来在人权和民主价值观的推动下，疑罪从有原则逐渐成为主流。

这一转变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意义。

在人类的历史过程中，有无数的冤案和司法错误，无辜的人因此背负了不配的罪名，或是未被恰当地保障自己的权利。

因此，疑罪从有原则的提出和推广，是为了更好地保障公民权利。

在实际应用中，疑罪从有原则和疑罪从无原则的处理存在明显的差异。

疑罪从有原则强调证据是谁提出的、证据是否真实有效等一系列问题，更加细致入微。

在法律启用疑罪从有原则之后，法庭更注重证据确凿，而非轻易地以怀疑的态度处理被告人。

这种处理方式使得当下的司法制度更加科学地保护了公民权利。

相比之下，疑罪从无原则则容易让人们将错误的推断作为事实、将恶意举报作为罪名，从而误伤无辜。

在刑事案件中，疑罪从有原则已经成为主流。

就算是重罪案件，也需要充分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

这种分权的司法处理方式，成为实现公正、保障公民权利的必要机制。

然而，在其他领域，如民事案件、行政案件等等，疑罪从有原则和疑罪从无原则的运用就有所不同了。

举例来说，民事案件中，疑罪从无原则可能更加适用。

比如在离婚诉讼中，如果一方被指控出轨，但是无法出示充分证据，法庭可能会选择相信对方没有出轨。

这一做法可以避免说闲话或恶意举报的现象。

在行政案件中，如果被告无法有力地证明自己的诉求，而且草率地作证容易误导司法，那么法庭就应该以疑罪从无为主要原则，因为最终的目的是保障被告人的权利。

总之，疑罪从有抑或疑罪从无的原则是现代司法制度的基础性原则，它保障公正、维护人权，并帮助我们审判案件的公正性。

李化伟案：见证“疑罪从有”到“疑罪从无”————————————————————————————————作者：————————————————————————————————日期：李化伟案：见证“疑罪从有”到“疑罪从无”-法律李化伟案：见证“疑罪从有”到“疑罪从无”30年前发生在辽宁的一起杀人案让一名无辜者——被害人的丈夫被判死缓。

判决执行16年后，被害人的丈夫被认定无罪获释并获国家赔偿。

这个过程，也是我国《刑事诉讼法》逐渐变得科学、严密的过程。

文／王秀敏1986年，当大街小巷流行着崔建嘶哑嗓音喊出的摇滚歌曲《一无所有》时，辽宁省大石桥市的李化伟才23岁。

这一年，他几乎到了一无所有的境地——不但失去了新婚的妻子，还失去了人身自由。

妻子遇害——丈夫遭嫌疑被判死缓1986年10月29日，李化伟的妻子在家中遇害身亡，颈部、腹部被砍数刀。

李化伟因有重大嫌疑被逮捕。

当时，案件唯一的证据是从李化伟的衬衣上提取到他的妻子留下的喷溅型血迹。

一般情况下，人活着的时候，血液才会从伤口里喷射出来，形成喷溅型血迹。

当地公安局据此推断，当死者受伤出血尚未死亡的时候，李化伟在现场。

因此，他衬衣的领口上才会有喷溅型血迹。

李华伟究竟是不是凶手？他会面临什么样的审判？审判应该走什么样的程序？这涉及《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

我国第一部《刑事诉讼法》是1979年颁布的。

此后，我国刑事诉讼司法改革一直没有停止。

改革会给一些案件带来决定性的影响，包括李化伟案。

李化伟始终坚称自己没有杀害自己的妻子。

同时，在现场发现的凶器菜刀上，警方提取了一枚指纹。

这枚指纹既不是李化伟的，也不是他的家人的，同样的指纹还留在碗柜、录音机上。

与此同时，警方还从炕上提取了41~ 42码的布鞋足迹。

但是，当地公安局无法确定这些痕迹到底是谁留下的，又是如何留下的。

据当时命案侦查组组长孙文龙回忆：“当时提取的指纹肯定不是李化伟的，这个足迹是何人留下的，到最后也没有解释清楚，包括我在内。

行政处罚的证据排除和疑罪从无原则行政处罚是国家行政机关对违反行政法规或者规定的行为作出的法律制裁，是维护社会秩序和保障公共利益的重要手段。

在行政处罚中，证据排除和疑罪从无原则是保障公平、公正、公开的一项重要制度。

一、证据排除原则证据排除原则是司法程序中的重要原则之一，也是行政处罚中的基本原则之一。

证据排除原则是指在采集、审查、运用证据的过程中，在发现证据的取得存在违法或者错误的情况下，有权对该证据不予采信、不予运用的法律原则。

证据排除原则的核心意义在于保障行政处罚的合法性和公正性。

证据排除原则的适用条件首先是证据本身存在违法或者错误的情况。

证据的违法或错误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情形：证据的获得过程违反法律规定；证据是伪造、篡改、捏造的；证据来源不清或者证明不充分；证据取得的方式违背公认的常规程序等。

证据排除原则的适用范围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违法证据和错误证据。

违法证据是指全部或部分取得证据的过程存在严重的违法行为，包括非法窃听、非法搜查、非法逮捕、非法拘禁等，都属于违法证据。

错误证据是指依据过程或方法存在明显的错误，包括范围不当、未列清、遗漏、重复等，都属于错误证据。

二、疑罪从无原则疑罪从无原则是典型的司法制度，是要求在没有证据证明罪行成立前，认为被告人是无罪的原则。

在行政处罚中，疑罪从无原则同样有着重要的意义，它要求在没有证据证明违法行为成立前，被处罚的当事人应被认定为合法的。

疑罪从无原则是保障行政处罚合法性和公正性的重要措施。

疑罪从无原则主要是防止将无罪的人定罪，以保护人权和公正，保障法律的公正和尊严。

这个原则的优越性，在国际法和全球司法实践中被广泛认同和贯彻，它的核心是及时排除误判和冤假错案。

在行政处罚中，疑罪从无原则的适用范围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行政机关在对违法行为进行调查和处理时，必须把握证据的标准，采取严格的证明要求，确保所有行为符合法律规定。

二是行政机关对违法行为进行判断和处罚时，必须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进行，否则就应认为被处罚的当事人是无罪的。

析论“疑罪从无”与“一切疑点利益归于被告”【摘要】“疑罪从无”与“一点利益归于被告”从根源来说是一致的，只是后者主要是在中国香港地区经常被运用到。

但是，虽然二者同根同源，在实际运用当中却有很大差别。

本文通过对比香港地区的“一切疑点利益归于被告”，针对“疑罪从无”原则的适用问题，阐述了一些个人的看法，并提出相应的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疑罪从无；疑点利益归于被告；无罪推定一、“疑罪从无”（一）“疑罪从无”的合理性“疑罪从无”的司法原则不仅仅是司法审判过程中的指导性原则，即使在刑事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也是必须严格遵守的。

德国刑法学家耶林曾说：“刑罚如两刃之剑，用之不得其当，则国家与个人两受其害。

”若是遵循“疑罪从有”的话，则明显是对刑罚权的滥用，更是对良好的社会法治秩序的破坏，也影响了刑罚功能的正常发挥。

因此，“疑罪从无”原则应运而生。

贯彻“疑罪从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国家刑罚权的滥用，确保司法机制的正常运行，树立正面的国家司法队伍形像。

（二）“疑罪从无”的缺陷没有任何一项司法制度是完美无缺的，“疑罪从无”原则也一样。

疑罪从无，这就意味着只要存在疑点，行为人就可以不受刑罚惩罚。

那么，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该犯罪嫌疑人其实就是真正的罪犯，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案件确实存在一些不可攻克的地方，因此疑点利益归于被告，犯罪人被宣告无罪释放，同时也就将潜伏的危险源又放置于公众中。

因此，一个良好的“疑罪从无”的司法环境，是公平和正义的，但是与此同时，也造成了犯罪人屡屡逃脱罪责，给整个社会带来极大的不稳定性。

二、“一切疑点利益归于被告”（一）“一切疑点利益归于被告”的适用这一原则表现为当事实在有罪与无罪之间存在疑问时，宣告无罪；当事实在重罪与轻罪之间存在疑问时，认定轻罪；当事实在数罪与一罪之间存在疑问时，裁定为一罪；就从重情节存在疑问时，应当否认从重处罚。

[1]（二）“一切疑点利益归于被告”的必要性作为国家公权力的司法机关，其侦办能力和强制能力相对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来说都要强大得多，其行政执行水平也远远高于被告人的抗辩能力和自我保护水平，如果以国家公权力作为坚强后盾的司法机关尚不能获取足以定罪量刑的合法证据，那作为普通民众的被告人又怎么能希冀找到对自己有利的证据来进行抗辩呢？以辛普森案为例，正是由于严格遵循“一切疑点利益归于被告”原则，即使辛普森的犯罪事实是多么充分，法官也只能做出无罪判决。

疑罪从⽆与⽆罪推定的区别有哪些在犯罪嫌疑⼈的犯罪事实不充分，证据不⾜的情况下，由于现有证据既不能证明被追诉的被告⼈的犯罪⾏为，也不能完全排除被追诉被告⼈实施了被追诉犯罪⾏为的嫌疑，根这个时候就采取刑事诉讼中疑罪从⽆原则，从⽽终结诉讼的⾏为的法律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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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罪从⽆与⽆罪推定的区别有哪些1、定义不同：(⼀)⽆罪推定，简单地说是指任何⼈在未经依法判决有罪之前，应视其⽆罪。

除以上内容外，⽆罪推定还包括：被告⼈不负有证明⾃⼰⽆罪的义务，被告⼈提供证明有利于⾃⼰的证据的⾏为是⾏使辩护权的⾏为，不能因为被告⼈没有或不能证明⾃⼰⽆罪⽽认定被告⼈有罪。

⽆罪推定原则是现代法治国家刑事司法通⾏的⼀项重要原则，是国际公约确认和保护的基本⼈权，也是联合国在刑事司法领域制定和推⾏的最低限度标准之⼀。

(⼆)疑罪从⽆，是指刑事诉讼中，检察院对犯罪嫌疑⼈的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确实、充分，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

疑罪从⽆原则⼜称“有利被告原则”。

是⽆罪推定原则的⼀个派⽣标准。

由于现有证据既不能证明被追诉的被告⼈的犯罪⾏为，也不能完全排除被追诉被告⼈实施了被追诉犯罪⾏为的嫌疑，根据⽆罪推定原则，从诉讼程序和法律上推定被追诉被告⼈⽆罪，从⽽终结诉讼的⾏为的法律原则。

2、确⽴的意义不同：(⼀)⽆罪推定。

确认⽆罪假定原则，有利于解决犯罪嫌疑⼈、被告⼈的诉讼地位问题。

确认⽆罪假定原则，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被告⼈的以辩护权为核⼼的诉讼权利，充分发挥辩护制度的作⽤。

有利于进⼀步明确证明责任的合理分配和疑难案件的正确解决。

有利于在国际⼈权⽃争中争取主动权。

(⼆)疑罪从⽆。

“疑罪从⽆”作为⽆罪推定原则的⼀项具体内容，其意义在于：在既不能证明被告⼈有罪，⼜不能证明被告⼈⽆罪的情况下，推定被告⼈⽆罪。

从确⽴⽆罪推定，到向“疑罪从⽆”靠近，这当然是司法的进步。

法院在三年五次审理后作出的⽆罪判决，⽐起更多同类案件最终语焉不详地“撤诉”或者“从轻”来，更加符合“疑罪从⽆”的原则。

司法改革与人民法院疑罪从无原则的理解与适用司法改革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进程，旨在提高司法公正性和效率，保障公民合法权益。

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对疑罪从无原则的理解和适用。

疑罪从无，是刑事法律的基本原则之一，意味着在刑事审判中，被告人在未被证实有罪之前，应被视为无罪。

这一原则对保障公民的自由和人权至关重要，确保了无辜者不会被错误定罪。

然而，在实践中，对于如何理解和适用疑罪从无原则存在着一些争议和挑战。

首先，要充分理解疑罪从无的含义。

疑罪从无并不意味着无论证据如何，被告人都是无辜的。

相反，它强调了在刑事审判中，公诉机关必须承担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

疑罪从无要求法官在适用法律时要严格审查相关证据，并确保证据足以证明被告人的罪行。

这不仅需要法官具备专业知识和执法能力，还需要法官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

然而，目前在一些案件中，疑罪从无原则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障。

一方面，因为司法体系中的一些弊端，如审讯逼供、打击报复等，导致了被告人的权利受到侵害，使得疑罪从无变成了疑罪从有。

另一方面，司法程序中的某些规定和操作也可能让人们对疑罪从无产生怀疑。

为了更好地理解和适用疑罪从无原则，司法改革应当从多个方面入手。

首先，需要加强司法人员的培训和教育，使他们具备合理、客观和公正地理解和适用疑罪从无原则的能力。

其次，要加强对刑事审判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的预防和监督，确保疑罪从无原则的贯彻执行。

这包括对侦查活动、证据收集、审判程序等各个环节进行全面监督，并严肃追究违法行为的责任。

此外，加强司法公正建设也是推动疑罪从无原则有效贯彻的关键。

司法公正不仅意味着司法机构的独立和公正，还要求司法程序中的每一个环节都能够严格遵守法律和程序规定。

通过建立健全的司法体系、加强法官和检察官的职业道德教育，可以提高司法公正水平，增强疑罪从无原则的有效性。

最后，要加强司法改革的宣传和教育工作。

公众对司法工作的了解程度直接影响到司法改革的推进和成果。

通过加强司法知识的普及教育，提高公众对司法原则和程序的理解，可以减少对司法改革的误解和质疑，增强公众对司法制度的信任，推动司法改革的顺利进行。

我国无罪推定六项原则1.疑罪从无（底线规则）《刑事诉讼法》第195条在被告人最后陈述后，审判长宣布休庭，合议庭进行评议，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有关的法律规定，分别作出以下判决：（一）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二）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无罪的，应当作出无罪判决；（三）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2.控方举证（本质规则）《刑事诉讼法》第49条公诉案件中被告人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自诉案件中被告人的举证责任由自诉人承担。

3.排除合理怀疑（严格证明规则）《刑事诉讼法》第53条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

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

4.罪疑惟轻（刑疑抉择原则）《刑法》第六十三条【减轻处罚】犯罪分子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的,应当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

犯罪分子虽然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但是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

5.反对强迫自证其罪（沉默权原则）《刑事诉讼法》第50条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

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

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除特殊情况外，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

6.禁止身份表示（去有罪推定符号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四五纲要）》第11 项禁止让刑事在押被告人或者上诉人穿着识别服、马甲、囚服等具有监管机构标识的服装出庭受审。

无罪判决率低的原因分析无罪判决率在一定程度上是法治社会的“晴雨表”，是公平与正义的体现，也是一个社会法治程度与人权保障程度的体现。

近年来，我国无罪判决率逐年下降。

在2000年，我国法院无罪判决率为1.02%，2005年，无罪判决率就骤降至0.26%，而在2012年，无罪判决率更是仅有0.06%。

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相比，我国的无罪判决率已经十分低了。

传统观点分别从积极和消极两方面进行了分析，分别包括：一、无罪判决率低的正面原因1.精密的司法程序在司法实践和学术界中，有人指出“无罪判决的减少，在很大程度上是侦查、公诉机关证据意识、法律意识提高，控诉时加强了案件审查，过滤了一大批案件，当然就降低了无罪率。

”无罪判决率偏低与我国司法程序的精密程度有着密切的联系。

这种现象也存在与日本。

日本无罪判决率低也主要是因为精密司法运作的结果，审前程序经过了周密、细致的侦查，并采取了起诉便宜主义的慎重起诉模式，使得大量可能判无罪的案件在审判前已经被过滤掉，才使得在审判时无罪判决率偏低。

我国刑事诉讼程序包括立案、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执行五个阶段。

在前三个阶段层层过滤出一定比例的案件，所以进入审判程序的案件自然会有所减少。

而一旦进入审判程序，案件的有罪概率必然会增大。

所以有人指出，无罪判决率的降低不是法治的倒退，反而是法治的进步。

2.无罪化处理机制第一，在我国刑诉法中规定移送审查起诉的证明标准与法院宣布有罪的证明标准相同，这就导致了刑事案件大约有65.76%在移送审查起诉阶段被排除在外，没有进入审判程序。

另外，我国每年的不予批准逮捕的案件占所有刑事案件中的12%左右。

第二，我国刑诉法规定了检察院对不应立案而立案的监督制度，仅仅在2008-2009年，撤销案件数量就达到6758件。

第三，刑诉法中规定了特别程序，其中当事人和解程序与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有条件的降低了无罪判决率。

强有力的数据显示，无罪判决率的降低成为必然趋势。

然而，对待无罪判决率逐年降低的批判远远高于称赞的声音。

论刑事诉讼中实现疑罪从无的难题与对策论刑事诉讼中实现疑罪从无的难题与对策摘要：在刑事诉讼中，为平等的维护两造的合法权利，实现利益平衡和司法公正。

我国在刑事诉讼法中专门作出了无罪推定的规定，要求疑罪从无。

然而受我国包括司法职权主义、有罪推定思想和立法司法制度实践不完善等多重因素的影响，疑罪从无在我国并没有得到很好的重视与实现，犯罪嫌疑人和被告的权利没能得到全面的保障。

近年来一些诸如湖北佘祥林、台湾王国庆等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分别揭示了疑罪从无在实践中失语的不同原因。

本文作者继而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如何实现疑罪从无的一些建议。

关键词：疑罪从无难题对策刑事诉讼辛普森杀妻案、03年湘潭黄静案、广州百万保险金谋杀亲夫案、王氏两兄弟涉嫌杀妻骗保案……这些刑事诉讼案件无论是从其社会危害还是犯罪情节等上分析都算不上什么大案，但却都希腊神话的特洛伊战争中有一位公主因埋葬她战死的哥哥被杀。

因为她违背了国王的命令（在当时，国王的命令就是法律）。

由此可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恶法亦法，即使正确的行为也离不开法律制度的保障。

因此谈疑罪从无的实现，我们首先应以相关法律为依据。

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第3款规定：对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这是疑罪从无的直接法律依据和阐述。

它要求认定犯罪必须有充分的证据；如果证据不足，即既存在有罪证据又存在无罪证据，而有罪证据达不到足以认定犯罪，致使案件存疑的情况时，应当遵循疑点利益归于被告原则，作出无罪判决。

这也与刑法第3条规【1】定和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第1款要求相吻合。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不应该将它与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的无罪判决混淆，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审判，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

该条强调的是在法院审判定罪之前，任何被指控的人都应被推定为无罪，享有无罪公民拥有的一切权利，并且不负担自证其罪的义务，证明责任由控诉方承担。

它和疑罪从无在适用前提、内涵等上都是不同的。

最高法院：“疑罪”的认定标准来源“说刑品案”公号（原载《刑事审判参考》第102集）【按语】所谓疑罪，就是指定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如果按照“两高两部”2010年发布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证据确实、充分”证明标准的界定，所谓定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是指据以定罪的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存在矛盾，或者根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过程不符合逻辑和经验法则，全案证据不能得出被告人有罪的唯一结论。

该界定对疑罪的范围作了限定，必须是定罪证据和主要案件事实上存在疑点，如果案件中存在一般的细枝末节问题和不影响定罪事实的疑点，不属于“疑罪”。

应当正确认识疑罪。

一方面，从证实的角度，检察机关承担证明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应当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来证实被告人有罪。

如果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认定犯罪行为系被告人实施，即为“疑罪”。

换言之，疑罪是检察机关未能实现证明责任的结果，本身不以被告人是否认罪为前提。

即使被告人笼统认罪，但如其有罪供述的真实性缺乏保障，在案证据未能达到证据标准，也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

另一方面，从证伪的角度看，疑罪不同于存在无罪证据的案件，如果有证据证明被告人是无辜者，则案件不再属于疑罪，而应当依法宣告被告人无罪。

这种无罪不是基于疑罪从无原则宣告的无罪，而是事实上的无罪。

基于此，对刑事案件证明标准的理解，也应当从正反两个方面来把握。

作出有罪认定，要能保证所有的证据都指向被告人，且没有证据指向其他人（即定案证据体系上没有疑点或疑点得以排除）。

换言之，既要从正面证实的角度做到内心确信，又要从反面证伪的角度排除合理怀疑、得出唯一结论。

从目前纠正的冤错案件看，有的在司法证明上能够做到“正面证实”（现有证据都指向了被告人），但未能实现“反面证伪”（案件尚有疑点，他人作案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有的干脆是正反两方面都满足不了证明要求，这些都是有罪认定上应予坚决避免的。

当司法遭遇此情况时，对待决案件理应坚决按照“疑罪从无”的原则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