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魏晋玄学的言意之辨

魏晋玄学的思想内涵魏晋时期，玄学成为华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思想文化史。

魏晋玄学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包含着三位重要的哲学家王弼、郭象和王恽的思想。

本文将探讨魏晋玄学的思想内涵，其中包括王弼的太极哲学、郭象的“物我一体”观念和王恽的“善恶本末”论。

太极哲学魏晋玄学的重要代表王弼提出了太极哲学，主张“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太极指的是自然的最高原则，具有无限的潜力和发展。

太极是一种相互转化的过程，它不断地转化成两仪、四象和八卦。

两仪是阴阳的根源，四象是两仪的进一步发展，八卦表示了宇宙万物运行的规律性。

太极哲学的核心思想是“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即从一个基本原则出发，不断地分化，最终达到全面、完备的状态。

“物我一体”观念郭象是魏晋玄学思想的重要代表，提出了“物我一体”观念，认为世界万物都是连续的整体，没有任何真正的实体，内在的本质是相同的。

郭象主张“主客不分”，即主观和客观的界限不存在，物我一体，语言是虚妄的。

他认为，人们的感觉和想象只是一种假象，人类的精神本质是超越了物质的境界，能够认识到虚无和真实之间的边界。

“善恶本末”论王恽是魏晋玄学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

他提出了“善恶本末”论，认为任何事物都有其本质和末极。

他主张“善”的本质是因果律，因果律是万物处理的基本原则，万物均遵循着因果律的规律。

同时，他也认为“恶”的本质同样是因果律。

王恽认为，通过深刻认识善恶的本末，人们可以达到“至乐”的境界。

总结魏晋玄学思想内涵丰富，具有重大的意义。

太极哲学主张一个基本的原则，不断地分解成各种形态。

物我一体的观念认为，物质是连续不断的整体，不存在客观和主观之分。

而“善恶本末”论则探讨了万物的本质和末极，为人们认识事物辨别是非提供了理论支持。

魏晋玄学的思想为后代开辟了一条独特的认识世界的途径，其影响深远，至今仍然具备较高的研究价值。

81品 评论中国古代文论中的言意关系宋　妍言意之辨是魏晋玄学的一个重要论题，但关于言意关系的论争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明确的论断，以《周易》和庄子为重要代表。

从先秦到魏晋，言意关系从最初的言不尽意论发展到立象尽意论再到得意忘言论，古代哲学家对言意关系的探讨经历了从哲学到美学的转换。

通过对言意关系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人们可以更好地掌握言与意的关系，深刻理解得意忘言论对于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意义。

本文主要以“言不尽意”为出发点，论述了言意关系在中国古代文论中的发展。

一、言不尽意论先秦哲学家敏锐地捕捉到了言与意的内在矛盾，言意之辨首先是在哲学层面展开探讨的。

“言不尽意”最早出现在儒家经典《易传》中，“子（孔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

老子认为语言不能指称所有的事物，提出“道隐无名”（《道德经》）。

由此可见，老子认为宇宙的本体——道是用语言无法表达的，它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却是客观存在的东西。

庄子也十分赞同这一主张，并进一步发展了这种观点，认为圣人之意不能言传，世俗之人将圣人之典籍奉为经典，试图通过圣人的典籍来领悟“道”，但庄子认为圣人之书皆为糟粕，他认为“道不可言”“道不当名”“言则非道”。

文学创作者在进行创作时常常受制于“言不尽意”的困境，笔下之文不能充分表达心中所想、胸中所思，这固然与作家的才能有关，但语言表达的局限性也是不可否认的。

语言有其自身的能指和所指功能，它所指称的对象意义复杂且精微，范围非常广泛，不82品 评是一个简单的概念所能穷尽的。

西晋陆机在创作时就提出“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的问题（《文赋》），陆机和刘勰后将哲学探讨中“言不尽意”命题引入文学创作领域，“言”和“意”的内涵也相应发生了变化。

“言”不再是推论性的逻辑判断的语言，而变成了一种传达作者审美经验、艺术构思和情趣气韵的媒介。

诗歌中所表达的“意”不再是指世界本体的“道”，而是指作者面对客体所产生的冲动、体验和构思中饱含感情的五彩缤纷的艺术世界，以及充满于艺术世界中的情趣气韵等。

魏晋玄学的言意之辨[浅析魏晋玄学的言意之辨]“言意之辨”在魏晋时期盛极一时，从表面看，所牵涉的只是语言的作用问题，实际上反映了哲学领域贵无派和崇有派的斗争。

“言意之辨”在当时大致有“言不尽意”论、“言尽意”论和“得意忘言”论三种不同的观点，它们对文学理论和文学自身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言意之辨的内涵关于言意命题的探讨并非始于正始时期，然而到正始的时候这一命题又受到广泛注意，并得到深入的探讨，它是玄学思潮的必然产物。

《易·系辞下》云：“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

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

系辞焉，以尽其言。

”这段文字是局限于《易》中言、象、意三者的关系而发，在其产生后的几百年岁月中，也没有引起充分重视，更没有被上升到一般方法论的高度去理解。

在汉魏之际，这段话却被重新发现并被赋予新的时代内容和一般方法论的意义，成为早期玄学的重要理论武器。

玄学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思潮，它发言玄远，崇尚清谈，以虚无为特征，具有很强的理性思辨色彩。

“玄学是魏晋时期的主要哲学思潮。

玄学家用老庄糅合儒家经义，以代替逐渐衰微的两汉经学。

在玄学的构成中，道家思想是本是体，儒家思想为末为用，因此道家哲学基本上决定了玄学的思想观和方法论。

玄学具有高度抽象的思辨形式。

玄学家在清谈中设立主客往复辩难，这种风气无疑促进了理论思维和语言能力的提高。

”以上便是“言意之辨”在正始时期被关注时的大致理论背景。

“言意之辨”在当时大致有“言不尽意”论、“言尽意”论和“得意忘言”论三种不同的观点。

当时荀粲主张“言不尽意”论，欧阳建倡导“言尽意”论，王弼主张“得意忘言”论。

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以上三种观点所包含的具体内容。

首先，关于当时荀粲主张的“言不尽意”论，言不尽意是正始时期的普遍认识。

蒋济、钟会、傅嘏都是主张言不尽意的。

罗宗强在《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中写道：荀粲是玄学家中最早提出“言不尽意”的人。

在《三国志·荀彧传》中记载：“粲诸兄并以儒术论议，而粲独好言道，常以为子贡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然则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秕。

浅析王弼“言象意之辨”——以“象”为中心的考察内容提要：本文试图通过以“象”为中心的对王弼“言象意之辨”的考察，突出“象”在“言－象－意”结构中的地位，并且经由对“象”的内涵的仔细分辨和对“言－象－意”结构的整体分析，来显现作为王弼的解《易》方法论和普遍认识论的“得意忘象”说的深刻含义。

关键词：王弼得意忘象得象忘言综观学界对王弼“言意之辨”的分析，多认为在“言－象－意”这一张力结构中，“意”相对于“言”和“象”处于主宰地位，“言”和“象”都只是作为表达“意”的工具而存在，并且在把握“意”以后应“得象忘言”、“得意忘象”。

这一论断基本上没有问题，问题在于论者往往将“言”和“象”放在同一层次来讨论，没有细致分辨“言”与“象”之间的区别，这便使得“象”作为“言”与“意”间的中介的特殊意义掩而不彰，从而无法准确理解“言”“象”“意”三者间的逻辑关系，最终使得王弼的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得意忘象”说的深刻含义无法显现。

基于以上原因，笔者希望通过对“言－象－意”这一充满张力的认识结构的细致分析，将“象”的特殊意义凸显出来，从而为王弼“言意之辨”的研究贡献一新的视角。

一、历史的考察：“言意之辨”溯源“言意之辨”是魏晋玄学的重要论题之一，但它的源头是在中国的先秦时期，相关论述集中体现在《周易》《老子》《庄子》三部经典中。

通过梳理这三部经典中论及“言意之辨”的文本，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王弼“言意之辨”这一时代命题的发展源流。

《周易·系辞上》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

’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

’”[1] 这里便提出了“言不尽意”和“立象以尽意”两个命题。

可见“言”与“象”之间是有区别的，并且“象”与“言”相比在“尽意”上更有优势。

当言无法尽意的时候，象便成为表达天地万物之理的重要方式，由此“言－象－意”这一张力结构中“象”的重要性便得以凸显。

《老子》中，已提出了言和意的关系问题，认为语言不足以达意，不能完全表达思想者对宇宙万物本体与规律的体验成果——道，因而提出“道常无名”，“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是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的混成之物,是圣人对整个世界及其生命存在的感悟，因而语言不能完全表达它的意蕴。

魏晋南北朝⽂学创作中的⾔意之辩2019-10-05摘要：⾔与意的关系这⼀问题的滥觞可追溯⾄《周易》，⽽对它的探讨则盛⾏于魏晋南北朝，本⽂就南北朝时期关于⾔意关系的两种有代表性的观点：⼀为欧阳建的“⾔尽意论”；⼀为以王弼为代表的“⾔不尽意论”作⼀番讨论，并结合魏晋时期主要的三位作家阮籍、嵇康、陶渊明的⽂学创作，谈谈他们在⽂学创作中对意境的追求，以探讨“⾔不尽意”与中国⽂学艺术的精神之间的关联。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学创作中；⾔意之辩1、欧阳建的“⾔尽意”论欧阳建在《⾔尽意论》中指出：语⾔与所指称的事物是⼀⼀对应的关系，那么语⾔在表达事物的含义的时候则也是⼀⼀对应的，“此犹声发响应，形存影附，不得相与为⼆，苟其不⼆，则⽆不尽，吾故以为尽矣。

”欧阳建把⾔意关系简单化，仅仅从⽇常的认识经验层⾯看待这⼀问题，在现实社会中⾔同意异、意同⾔异、⾔变意不变、意变⾔不变等情形普遍存在，并不能因为主观的假设语⾔与⽤意之间的⼀⼀对应关系⽽将⾔意关系绝对化。

在⾔意关系中，“意”还有超越性的⼀⾯，实际上就是“道”的别名。

⽽事实上，他在后来的⽂学创作实践上则倾向于“⾔不尽意”论。

试看其《临终诗》：不涉太⾏险，谁知斯路难？真伪因事显，⼈情难豫观。

穷达有定分，慷慨复何叹！上负慈母恩，痛酷催⼼肝。

下顾所怜⼥，恻恻⼼中酸。

⼆⼦弃若遗，念皆遘凶残。

不惜⼀⾝死，催此⼀循环。

执纸五情塞，挥笔涕骼健T诹僦站笔之时，诗⼈通过回顾⽣平之事，感到⼈⽣浮沉更替，实乃不可逆转，上愧对⽗母，下愧对⼦⼥，诗⼈的万般愁绪⽆处遣发，“执纸五情塞，挥笔涕骼健保这⽆处申诉的愁绪，⾮语⾔⽂字所能尽描，唯有默默流泪。

由此可见，在⽂学创作的过程中，⾔不尽意是普遍存在的，诗⼈所追求的创作的最⾼境界并不是简单⼏句话就能尽描，千般⽆奈，万种愁绪，内⼼的焦灼与不安，担忧与彷徨，作为读者的我们可能⽆法理解藏在⽂字背后的那⼀种凄凉和苦痛。

2、王弼的“⾔不尽意”论王弼的额“⾔不尽意”论是魏晋时期⽐较有代表性的观点。

QUN WEN TIAN DI群文天地·2011年第11期魏晋南北朝长期处于战乱，国家也处于长期分裂的状态中，而此时期的玄学被称为“魏晋南北朝艺术的灵魂”，是中国哲学和文化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玄学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它对魏晋南北朝的艺术产生了重要影响，不仅如此，玄学在中国文化、哲学等多方面都有过诸多影响。

一、时代背景东汉末年，阶级矛盾尖锐、王朝衰微，爆发了黄巾起义，促使汉王朝灭亡。

而随后的魏晋南北朝，全国长期处于战乱和分裂，虽然西晋实现过统一，但也仅仅是短暂统一。

此外，从社会思想来说，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

这一时期是继战国“百家争鸣”以后，中国历史上又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这就使得思想活跃，各种学说同时并兴，也使得人们更加重视个体价值，这推动了社会思想和学术文化等多样化的发展。

正是在战乱与分裂、士族门阀制度的存在以及社会思想活跃、个性价值得到充分重视的社会背景下，玄学产生了。

二、玄学的产生玄学出于《老子》第一章：“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即玄远、深远的意思，体现了无穷万物变化的奥秘，玄学是种智慧的哲学。

魏晋玄学大多被认为源自刘邵的《人物志》，代表人物有正始名士何晏、王弼，竹林七贤的领袖人物阮籍、嵇康，西晋时期的郭象，东晋时期的葛洪、王坦之等。

魏晋玄学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文化背景。

（一）魏晋玄学的产生是儒释道文化糅合的结果东汉末年阶级矛盾尖锐以及黄巾起义给东汉王朝毁灭性打击，东汉政权最终土崩瓦解，因此上层统治的理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基础的“天人感应”的神学论也随之消散。

此时曾与生活紧密相关的入世儒学，逐渐脱离现实社会，失去了其原有的旺盛生命力，两汉经学走向了死胡同，这为玄学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

佛学自西汉末年有西域传入中国。

作为一种陌生的异域文化，佛学的传播者势必结合中国的本土文化———魏晋玄学中盛行的老庄学说。

汉末、魏晋时期的社会动乱、政治黑暗、生命脆弱等现象，使人们期望安宁的生活，佛教中的某些思想与老庄相结合，被人们接受，并给予长期处于痛苦、不安的人们以极大的精神和心灵慰藉。

2010年1月第26卷第1期唐都学刊Tangdu Journa lJan .2010V o.l 26 N o .1文学研究收稿日期:2009-11-20作者简介:祝菊贤(1956!),女,陕西乾县人,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

魏晋玄学言意、名实之辩与中古时代科学知识的创新祝菊贤(西北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 710127)摘 要:魏晋玄学的言意、名实之辩,推动了这一时代科学思想与知识的创新发展。

玄学的∀言不尽意#、∀六经乃圣人之迹#,为人们大胆怀疑和反思前人知识的可靠性、正确性,进行知识的创新与重建提供了理论前提。

玄学主张∀校实定名#、∀有以校验#,重视经验观察、试验和验证,为获取新知识开辟了正确的途径。

玄学注重理性思考和逻辑推理的学术风气,推动了学科范式和理论法则的产生;并促使人们能超越狭隘经验,以科学理性的态度去探索广大未知世界的奥秘。

关键词:魏晋玄学;言意名实之辩;知识创新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0300(2009)03-0086-05言意、名实之辩是魏晋玄学的核心论题之一,它不仅推动了这一时代哲学、文学、艺术、社会科学等领域的理论创新,出现了许多奠基性、开创性的理论著作和知识成果,也有力地推动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科学思想与科学知识的创新。

本文对这后一方面做出研究,旨在为人们理解中国古代哲学中的科学理性精神,认识中国传统哲学与科学技术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一个参考。

在中国古代,天文、地理、医学、农学、数学等自然科学著作也被称为圣人经典,自然科学知识常常分布在圣人典籍之中。

先秦孔子提出君子畏大人之言,汉代独尊儒术,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

这种宗经崇圣的传统有利于人文思想的传承发扬,但不利于科学思想、知识的创新发展;加之汉代的天人感应、谶纬迷信和象数思维方式,人们把思想和知识的产生寄托在脱离客观事物的封闭的象数符号的推衍中,这严重束缚了新思想、新知识的产生。

魏晋时代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摆脱汉儒僵化封闭的象数思维模式,冲破东汉以来虚伪化、形式化了的道德名教的束缚,破除汉代天人感应和谶纬迷信思想,从而开始思想与知识的革新和重建。

“言意之辨”与汉魏经籍阐释方法——以《论语》注解为讨论起点据皮锡瑞的《经学历史》载，王肃于曹魏初注《论语》，其注本在曹魏被立于学官，王（肃）说与郑（玄）说异，前者开魏晋之风，后者承汉代传统。

魏晋时《论语》学可称得上是显学，记载在案的《论语》学著作有84部之多。

而彼时之《论语》学与《易》《老》《庄》有较大关联，此种关联既体现在注解内容上，也体现在阐释方法上。

经过魏初名理学的发展以及何晏、王弼等人在本体论和方法论上对汉代经学的改易，“言意之辨”成为魏晋玄学的新方法，主要包括辨名析理的逻辑分析法，“意会”“寄言出意”“得意忘言”等方法。

魏晋经籍阐释方法与汉代较为明显的差别即是运用了“寄言出意”“得意忘言”之法。

而此种思维方法又与魏初何晏、王弼等人对“本末”“有无”的讨论密切相关。

一、汉魏《论语》注解内容之差别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序录》有：“魏礼部尚书何晏集孔安国、包咸、周氏、马融、郑玄、陈群、王肃、周生烈之说，并下己意，为《集解》。

”《论语集解》由何晏总领而集，且如其《论语序》中所言：“前世传受师说，虽有异同，不为训解，中间为之训解，至于今多矣。

所见不同，互有得失，今集诸家之善，记其姓名，有不安者，颇为改易，名曰《论语集解》。

”所谓“前世传受师说，虽有异同”盖指西汉时论语有古、鲁、齐三本，鲁人所学为《鲁论》，齐人所学为《齐论》，从孔壁出的为《古论》。

后张禹将三者合而为一，去《齐论》中《问王》《知道》两篇，从《鲁论》二十篇而有《张侯论》。

后马融、荀爽、郑玄、王肃、王弼、荀顗、何晏等人皆大体为三家合派，注解逐渐由较为古朴的随文释义向义理化转变。

梁有《古文论语》十卷，为郑玄所注，而王肃、虞翻、谯周等人之注本皆已亡佚，至正始有《论语集解》为何晏所集。

从何晏的《论语序》中可以看出，虽是集诸家之说，但在材料的选择上是有所损益的，即所谓“集诸家之善”，“善”涉及选择的标准问题，而标准的制定与实施具有个人化特色；再者对前人注解也并非完全按照原样辑录，而是有所改易。

•魏晋玄学概述•“言意之辩”的起源与演变•“言意之辩”的主要观点及分析•“言意之辩”的逻辑分析目•“言意之辩”的历史影响及现代意义•总结与展望录01魏晋玄学概述魏晋时期，文化氛围浓厚，儒释道思想交融，为玄学的产生提供了思想土壤。

魏晋玄学的产生背景文化背景政治背景何晏王弼魏晋玄学的主要代表人物03晚期01早期02中期魏晋玄学的发展历程02“言意之辩”的起源与演变早期中国哲学魏晋玄学“言意之辩”的起源以王弼为代表的早期玄学家认为，“言”可以表达“意”，但“言”不能完全表达“意”。

他们强调“得意忘言”。

后期玄学以郭象为代表的后期玄学家反对“得意忘言”，认为“言”与“意”有必然的联系，但“言”不能决定“意”。

01 02 0303“言意之辩”的主要观点及分析以王弼为代表的“得意忘言”说总结词王弼主张“得意忘言”，认为言辞是表达意义的工具，但真正的意义存在于言辞之外，需要通过忘却言辞的束缚来领悟。

详细描述王弼强调“得意忘言”是因为他认为，言辞只是表达意义的工具，真正的意义存在于言辞之外。

因此，要领悟真正的意义，必须超越言辞的束缚，进入一种更高的精神境界。

这种观点体现了魏晋玄学追求超越语言和逻辑的直观性和体验性的特点。

总结词详细描述总结词嵇康主张“言不尽意”，认为言辞无法完全表达意义，总有一些意义是超越言辞的。

要点一要点二详细描述嵇康认为，言辞只是表达意义的工具，但言辞无法完全表达意义。

因此，总有一些意义是超越言辞的。

这种观点介于王弼和欧阳建之间，既不完全赞同“得意忘言”，也不完全赞同“言尽意”。

嵇康认为，虽然言辞无法完全表达意义，但通过艺术和哲学的直观可以领悟到超越言辞的意义。

这种观点体现了魏晋玄学中强调直观和体验的一面。

04“言意之辩”的逻辑分析魏晋玄学继承了老庄的思想，强调“无为而治”，追求自然与人的和谐。

语言与思想的矛盾魏晋时期，儒家思想逐渐衰落，而老庄思想逐渐兴起。

人们开始反思语言与思想的矛盾，认识到语言无法完全表达人的思想。

魏晋玄学的言意之辨魏晋玄学被视为中国哲学史上的一次重大转型，它在道家和儒家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强调个人修养和内在体验。

魏晋玄学对中国哲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对于理解中国文化和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魏晋玄学的言意之辨也不断发生。

魏晋玄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王弼、郭象、荀况、王充、嵇康等人，他们的观点和主张虽然各不相同，但都强调了内在的精神和超越物质的境界。

其中，王弼和郭象被认为是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

王弼主张尊重道家的思想，认为万物有道，人要遵守自然规律，摒弃人为干涉。

他认为心灵需要超越常态，如同“明月照山川，清风入簟席”，通过内在的修养，人能够返璞归真，归于一个原初的自我。

而郭象则更多地受到儒家学说的启示，主张要承担社会责任和义务，要把内在的修养和外在的社会责任结合起来。

他认为，心灵需要在实践中体现，修养不能停留在思想层面，而应当转化为行动，在社会中去实践。

虽然王弼和郭象的观点存在差异，但他们的共同点是都重视人的内在感受和价值，强调人要根据自己的内心和信仰去判断事物的好坏。

但是，这种内在的精神追求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被指责为思辨虚无主义和虚无主义，被认为是对社会责任缺乏关注和忽略现实的表现。

因此，在后来的学说中，出现了一些批判意见。

荀况强调道德的评价标准应当建立在利他主义的基础上，认为人的价值不仅仅是自我感受的体验，还需要考虑社会责任和义务。

而王充则提出了一种更加实际的主张，他认为认识和行动必须建立在实证的基础上，否则就无法在社会实践中得到验证和证明。

在嵇康看来，玄学的兴起是因为当时社会动荡不安，人们需要一种内在的信仰和追求。

但他认为，对于社会现实的忽视和逃避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修行和实践应当结合起来，当社会现实需要改善时，人们不能被束缚在自己的思考深度中，需要行动起来去解决问题。

通过对这些不同观点的比较，可以看出魏晋玄学的言意之辨，这些观点之间的分歧和辩论，也揭示了一个更加全景的魏晋玄学的丰富性。

魏晋时期的言意之辨魏晋时期，一方面是经学统治式微，旧秩序旧礼教崩溃；另一方面则是政治黑暗。

仕途险恶，士人们朝不保夕、寝食难安，常怀“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巢于飞幕之上”的危机感。

为避不测之祸，他们聚会析理，品评任务。

谈论才性，辨析形神，观赏山水，洞察宇宙人生，无不以谈玄赏远为高标。

这种特殊的社会背景在客观上使得魏晋时期成为我国历史上最富于形而上玄想的时代之一。

其中言意之辨等一直是士人们具说纷纭，也最能表现各自哲学观点的重要论题。

事实上，言意之辨并非肇始于魏晋，它有两个历史源头。

其一，是出自先秦道家典籍。

《老子》四十九章，“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庄子·秋水》：“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粗精焉。

”有形的粗精可以言论意致，无形的“道”则不能言传，言传者是不知“道”者。

《庄子·天道》：“语之所贵者，意也。

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

”语言智能描摹物象，物象的本质及其变迁难以言传。

《庄子·外物》：“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语言知识传达思想的工具和手段，若要领会意就不得滞留于言。

概言之，就传达者而言，语言是有限的，不能完全传达作者的思想情感；就接受者而言，语言只不过是梯子，登上梯子之后便需将其搬掉。

其二是出自儒家经典《周易》。

《系辞上》：“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

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言。

“《系辞》认为语言虽不能尽意，但圣人可以通过立象来尽意，而解释卦爻象的挂爻辞也可以尽圣人之意。

《易传》在言意之间提出“象”作为中介，一方面言可以通过象来达意，另一方面意又可以通过象来言论。

言、象、意在整个语言层面看、言可以指语言，意可以指意思，象可以指图象语，魏晋时期言意之辨有三派不同的理论.首先是言不尽意派：代表人物是荀粲。

言不尽意论是当时魏晋言意之辨中最流行的一派，亦是魏晋以前，传统道家对语言与思想关系的看法。

103272 哲学其它论文浅析王弼“言意之辨”的哲学意蕴“言意之辨”是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内容，代表了魏晋玄学的巅峰，是魏晋玄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王弼作为魏晋玄学的代表，他的思想更是对魏晋玄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言意之辨”的历史溯源以先秦时期为萌芽，以名家和法家为代表的关注问题，开始了“名”“实”之辩，成为了当时社会的主流，儒家有所关注的“言”“意”问题，有所论述，但并未深入阐述，但是诸子对名实关系，言意关系的论述，开启了人们认识的关系的新领域，人的认识能力与语言表述能力之间有着有着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二、“言意之辨”的发展与演变（一）道家学说的发展对“言意之辨”的影响“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这句出自《道德经》的名句，体现了老子哲学的核心思想――“道”。

老子的是“道”并非虚无的东西，是有实在实体的事物，强调“道”是一切存在的根源，也是一切存在的始源。

“道”是无限运动着的。

“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整个宇宙的万物随着“道”周而复始、循环运动、生生不息，可是事物是会消失熄灭的，而“道”是永远不会消失的，是永恒存在的。

“道”是永恒存在的，有了名就会被限定住，由此，“道”是无形的、无限的。

老子“道”的本质就是无形、无象，不可琢磨，这是用任何语言和华丽辞藻都无法描述出来的一种本原，这就与语言所追求的确定性和有限性相冲突，由此看来，“道”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言不尽意”的开端。

“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

道不可言，言而非也。

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当名。

”庄子对言意关系也有着自己的辩证，他认为“道”是无法用语言所表述的，这就继承了老子对“道”思想的论述，但庄子明确指出了语言的片面与匮乏，语言所代表的东西是表面的，肤浅的，“道”是无法用语言来论述的。

庄子对言意关系的观点，深刻的影响着中国哲学“言不尽意”论的发展，为“言意之辨”的诞生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魏晋玄学的发展经过四个时期：第一是曹魏正始时期。

玄学家以何晏、王弼为代表，以《易》《老》为理论论据，盛倡“贵无”，鼓吹“言不尽意”，主张“名教出于自然”，为门阀士族利益服务；第二是西晋初至元康时期。

玄学家以竹林名士阮籍、嵇康为代表，思想上与何王学派对立，在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上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代表庶族寒门的利益；第三是晋元康时期。

玄学家以裴頠为代表，提倡“崇有论”，反对“贵无论”；第四是晋永嘉时期。

玄学家以向秀、郭象为代表，是玄学的综合和完成时期。

（一）正始时期代表人物：何晏核心思想1、本末有无2、然名教 :「名教本于自然」3、圣人有情无情代表人物：王弼核心思想 :1、本末有无2、动与静 :「本静末动」3、言意之辩:「得意忘象」和「得象忘言」王弼的言意之辨实包含著两方面的意义，4、圣人有情无性5、自然名教 :「名教本于自然」自然为本，名教为末，自然为治之道，名教为治之具，自然为文化理想，名教为此理想的载体，故名教本于自然.（二）竹林时期代表人物：嵇康核心思想 :1、自然名教:「越名教而任自然」不应为名教所拘，而求得精神上的自由，就是越名教而任自然.2、声无哀乐论:声音和人的感情是两种不同的事物。

3、明胆论 :元气陶铄，众生禀焉.代表人物：阮籍核心思想 :自然名教:「折衷名教与自然」阮籍反对虚伪的名教而崇尚自然，对司马氏的篡夺表现消极不合作.阮籍的鄙弃名教，也和嵇康一样，但他并不是主张真正废弃名教，在他内心是要维护真正的名教.他崇尚自然，却不愿完全放弃名教，说明他的名教与自然调和的折衷思想。

（三）元康时期代表人物 :郭象以反对「无中生有说」为起点，而提出「自生无待说」，进而由「自生无待说」推至「独化相因说」，并由「独化说」导出「足性逍遥说」并以之为中间环节，最后由「足性逍遥说」得出「宏内游外」，即「名教与自然合一说」，以为其哲学的最后归宿.代表人物 :裴頠核心思想 : 本末有无:「祟有论」裴頠总括万有的道（终极）不是虚无的，根据万物不同的形象可以分为不同类别，一切有生的存在，都是有形象的代表人物 :欧阳建核心思想 : 言意之辩:欧阳建的《言尽意论》，认为客观世界是离开人的概念和语言而独立存在的，但语言概念又是人们用以说明客观世界的工具。

魏晋玄学中的《庄子》文学阐释魏晋玄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正始玄学，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魏末玄学，以郭象为代表的西晋玄学和以“江左名士”为代表的东晋玄学。

其中，魏晋玄学中的《庄子》文学阐释，代表着魏晋南北朝庄学著述中的《庄子》文学阐释，主要包括王弼等人的言意之辨、阮籍《达庄论》中以文学笔法阐释《庄子》、郭象《庄子注》中的文学阐释以及玄学清谈中的《庄子》文学阐释。

虽然此期的庄学著述基本上还是以庄子的哲学思想阐释为主体，其文学阐释尚属次要的、连带的和有限的，但在整个《庄子》文学阐释接受史上却开启了《庄子》的文学性研究，具有独特而重要的意义。

标签：魏晋玄学；庄学著述；《庄子》文学阐释魏晋南北朝庄学著述甚多，但流传下来的却很少。

从现存文献资料看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庄学著述，主要是魏晋玄学中的《庄子》文学阐释，故魏晋玄学中的《庄子》文学阐释，代表着魏晋南北朝庄学著述中的《庄子》文学阐释。

正始时期，始盛玄谈。

由此开始，魏晋玄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正始玄学。

何、王等人在东汉尤其是建安文士有关言论基础上，祖述老庄，糅合儒家经义，清谈玄理，建立了玄学。

特别是王弼通过对相关哲学问题进行抽象论证，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玄学理论，并提炼出“名教出于自然”的重要命题，成为正始玄学的标志性理论成果。

而随着何晏被杀、王弼病逝，正始玄学暂时休歇。

第二个时期是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魏末玄学。

嵇、阮等人面对司马氏专权、“名士少有全者”的黑暗恐怖局面，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主张，经过他们的努力，原来以老子为主体的玄学至此演变为以庄子学说为主体，流行语“老庄”也变为“庄老”，从而把魏晋玄学推向新的阶段。

而随着嵇康遇害、阮籍谢世和晋朝建立，魏末玄学亦告一段落。

第三个时期是以郭象为代表的西晋玄学。

在短暂统一、相对稳定的局面下，西晋玄学对儒学的态度发生了巨大转变，由魏末的激烈批判转而与之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