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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防止通货膨胀个人认为，尽管各种情况错综复杂，但中国经济今后几年中出现的最坏局面可能是：由于高速通货膨胀导致经济运行紊乱，最后由于国外投机资本大规模抛售资产，撤退游资，发生比亚洲金融危机更为猛烈的金融风暴。
种种迹象表明，这种可能性相当大。
我本想从理论上较为系统地阐述自己的观点，但占有资料不充分，思考也不是十分缜密，这里只能就事论事，泛泛而论。
通货膨胀源于货币发行量过大。
从长期来说，多发钞票必然引发物价上涨。
当然，各类物价的上涨情况是不同的。
一般而言，在高速通货膨胀阶段，垄断性（稀缺性）的物品、生活基本品价格上涨较快，其余物价上涨较慢，甚至出现下跌。
必须指出，通货膨胀会导致居民相对购买力下降，人们不能不将购买对象逐渐集中于基本生活品，导致这部分物价不断上涨。
在通货膨胀启动以后，即使停止增发货币，保持货币总量不变，由于惯性作用，基本生活品的价格仍将继续上涨。
这一进程，绝非如新自由主义者所说的那样，是由于政府的控制过多，“行政垄断”或“国企垄断”造成的。
恰恰相反，自由放任的经济体制将导致缓慢通货膨胀很快进入恶性状态。
蒋介石政权之所以被逐出大陆，很重要的一条原因就是恶性通货膨胀导致经济崩溃。
产生恶性膨胀的原因很多，但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实行自由经济体制，政府对经济控制不力。
这种现象在解体后的苏东国家以及私有化程度极高的拉美各国反复出现，表明过度放任的经济模式与高速恶性通货膨胀的确有着密切的联系。
近一两年中国出现的通货膨胀，根本导因固然是国家的货币发行量过大，而使其激化的重要原因则是十年来的私有化政策。
统计表明，当前国有经济规模已在全国经济规模的20％以下，实际上已失去了对国民经济的主导能力。
即使是国有部门，例如学校、医院，也由于失控和违法，导致教育、医疗乱收费大幅上涨，表现出猛烈的通货膨胀。
由于经济基础发生了重大变化，当前中国的通货膨胀已处于准失控状态。
如果进一步实施股份化、私有化政策，对仅剩的一点可怜的国有企业实行“改制”或任由外资收购、肢解，那么年率1000％的恶性通货膨胀可能在时隔六十多年后，在中国重演。
中行副行长解读货币超发:存款导致M2快速增长中国M2问题十要点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央行)披露，到今年3月末，中国人民币广义货币(M2)余额已达103.61万亿元，首次突破百万亿元大关。
这再次加重了社会对货币总量是否超发的广泛质疑和争论，特别是与美国相比——中国GDP刚刚超过美国的一半，但M2的规模却大致为美国的1.5倍，接近全球货币总量的1/4；从M2/GDP的比率看，2012年末中国已达188%，相当于美国的2倍以上。
这确实不能不让人惊叹和警觉，由此也必然会对中国的货币政策产生怀疑和担忧。
但简单地与美国相比，又存在不少不可比因素，一些观点和看法难免似是而非，对货币政策的把握也难免造成影响。
因此，要看清楚问题，还需要全面客观认真地加以剖析。
要点一：M2的构成在中国，M0占M2的比例很小且呈现下降趋势，M2中规模最大也是影响其快速增长的根本因素是银行存款在中国，M2是由流通中现金(M0)，加上企事业单位及居民个人的银行存款，以及住房公积金等存款构成的。
其中，M0加上企事业单位的结算资金存款构成狭义货币M1，这其中不包括存款类金融机构在银行的存款。
这是因为，一个国家的货币，无论是通过什么渠道投放出来的，也无论日常进行何种交换和流通(包括投资或购买什么物品)，从时点静态的存在方式看，不外乎就是流通中现金和银行存款。
之所以将存款类金融机构在商业银行的存款剔除，是避免因金融机构吸收存款(货币)再存放其他银行造成货币总量的重复计算。
从M2涵盖的范围可以看出，广义货币指的基本上就是全社会的货币购买力，而不仅仅是中央银行投放的现金(纸币加辅币)。
在中国M2的构成中，M0的规模近年来基本稳定在5~6万亿元上下，从规模上看变动不大，其占M2的比例很小(6%左右)且呈现下降趋势，M2中规模最大也是影响其快速增长的根本因素是银行存款。
也正因为如此，当国家确定了M2年度增长目标后，也基本上可以视同为当年人民币存款的增长速度。
货币超发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货币超发的概念并不明确，许多专家学者也无法明确的计算中国货币超发的数量。
据报道而来的43万亿，是2011年第三季度的M2余额减去GDP量而来的，并没有依据。
但是中国的货币超发局势是显而易见，甚至从改革开放初期就没有停止过。
我国有货币存量统计数据的资料始于1952 年，当年的货币存量（M2 ）101.3亿元。
81年到83年开始进入改革开放，新增货币增长量上了新台阶，每年平均新增货币400多亿元，货币增长速度为22%，也还算正常；从84年到89年突飞猛进，每年平均新增货币1500多亿元，89年货币存量达到12000亿元，第四次通货膨胀可以称为奔驰的通货膨胀。
从90年到93年，货币增长量每年都还控制在数千亿元之内，没有超过万亿元：90年与89年相比，新增5253亿元，91年比90年新增4100亿元，92年比91年新增6100亿元，93年比92年新增9400亿元，环比增长速度39%。
93年货币存量达到34879亿元。
94年开始货币增长量超过万亿：94年比93年新增12100亿元，环比增长速度为34.6%；95年比94年新增14000亿元，96年比95年新增16000亿元，97年比96年新增15000亿元，98年比97年新增13500亿元，99年比98年新增15400亿元，2000年比99年新增15600亿元，2001年比2000年新增18200亿元，货币存量达到152888亿元。
平均年增长量为15100亿元，平均增长速度在39%左右，可以称为第五次通货膨胀期。
2002年更不得了，货币增长量开始突破三万亿：2002年比2001年新增31000亿，2003年比2002年新增36000亿元，2004年比2003年新增34000亿元，货币存量达到253207亿元。
增长量加大了而同期的货币增长速度却降了下来：年平均增长速度在33.3%。
这一阶段，我们可以称为“第六次比较平稳的通货膨胀期”。
国外管理通货膨胀的经验教训及对我国的启⽰2019-10-01【摘要】通货膨胀是宏观经济运⾏中的⼀种敏感性经济现象，往往表现为物价总体、持续、快速上涨，纸币购买⼒下降，或者表现为许多商品和服务短缺（被称为隐性通货膨胀）。
通胀的类型多样、原因复杂，⾄今国内外政商学界看法分歧颇⼤，尤其是21世纪以来，国际社会通货膨胀问题越发明显和深刻，甚⾄传统理论亦不能给予合理解释。
针对通胀问题，笔者认为认真搜集和正确借鉴国际上有益的治理通货膨胀经验和政策措施，会对科学管理当前我国通胀预期，实施适度的宏微观经济政策，有效缓解和应对通胀压⼒和严峻形势，⽆疑具有积极意义和现实价值。
【关键词】通货膨胀经验教训启⽰⼀、通货膨胀的历史回顾通货膨胀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时期，当时葡萄⽛、西班⽛等少数国家物价异常上涨，但与20世纪相⽐，涨幅和持续时间相对有限，对经济的影响也较⼩，之后，拿破仑战争时期，英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物价有过飙升，进⼊20世纪，通货膨胀幽灵般困扰着世界各个⾓落，⼀战期间欧洲国家价格⾼速上涨，⼆战过后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不同程度地经受了持续通货膨胀的影响，1953年-1968年，拉美国家物价严重⾼企，1969年～1980年，开放型经济国家出现⾼通胀、经济滞胀、⾼失业并存的现象，20世纪最后⼆⼗年，中国等经济转轨的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了多次较为严重的通胀。
总之，20世纪以来的百年，通货膨胀频频发⽣，它严重扭曲市场价格，导致货币贬值，由此极⼤地破坏了市场运⾏规律，成为危害世界经济的罪魁祸⾸，它在引致⼤多数国家严重经济问题的同时，也对政治秩序产⽣消极影响，带来诸多社会动荡。
⼆、通货膨胀的内涵、起因及影响通胀膨胀是复杂经济和社会环境下的产物，经济学中通货膨胀的概念是商品和劳务总体价格⽔平持续上升。
为了具体和量化它，国际上通常⽤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产者价格指数（PPI）两个核⼼指标来进⾏测度。
不同时期的通货膨胀，其表现形式⼤相径庭，通货膨胀复杂化、严峻化成为趋势，因⽽对其成因分析的流派众多、莫衷⼀是，诸如包括流动性泛滥、成本推动、需求拉动、供求混合推动、制度性通胀、结构性通胀等等，此外，国别和⽴场的不同也影响分析者的判断。
百万亿元M2 货币超发的“罪与罚”1866年，俄罗斯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巨匠陀思妥耶夫斯基发表了一部享誉世界的文学著作--《罪与罚》。
这是一部揭示人物内心道德冲突、善恶交替的心理小说，深刻地描述了根植于人身上的贪婪与疯狂、邪恶与圣洁、堕落与救赎……按理说，文学是文学，经济是经济，作为一篇经济时评，似乎与大师的文学著作没有多少牵连。
然而，当我看到“3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103.61万亿元”的报道时，我实在想不出更好的题目，来概括我对“百万亿元M2”的感受。
于是，只好借鉴文学巨著的题目《罪与罚》了。
为什么我要取这样一个看似哗众取宠的题目？各位，先让我们看看中国的M2供给情况，然后再细细道来吧。
中国人民银行网站4月11日公布《2013年一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报告数据显示，3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10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5.7%，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末高0.5个和1.9个百分点。
央行此前公布数据显示，2012年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97.4万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3.8%。
比较可以看出来，今年年初，广义货币供应量同比增幅超15%，远高于去年13.8%的平均增长速度。
近年来，中国M2存量呈现“加速度”上涨态势。
2000年时，M2约为13万亿元，至2008年还未达到50万亿，但近五年来M2的增长上演“狂飙突进”的一幕：2012年已达97.4万亿。
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快速增长的另一个特征是，M2增速持续大幅高于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增速，造成M2存量占GDP比重呈不断上升趋势。
至当前，M2占GDP之比逐渐攀升增长到目前的近200%。
而就M2与GDP之比来说，中国恐怕是全球最高的国家之一，相比美国和日本而言，中国的M2/GDP将达到2.5，美国只有0.6到0.7，日本只有1。
正是基于此，来自经济学界的普通看法是，中国的货币已经严重超发。
当然，中国货币超发严重这一说法并没有得到官方的认同。
央行行长周小川先生就曾多次否定这一说法。
人民币货币超发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摘要：2010年10月20日，面对着越来越严重的通胀压力，中国人民银行作出了令外界颇感意外的三年来首次加息之举，随后的一段时间内，央行再次加息并不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标志着我国的货币政策趋向从极度宽松，开始了向适度宽松的转变，触发了关于社会各界关于我国货币政策的讨论。
对此，本文将重点就人民币过分流动性，对于我国宏观经济所带来的正面及反面的不同潜在影响，包括对于国家经济发展、商品价格变动、居民收入、人民币汇率等方面进行浅析关键词：人民币；国内生产总值；消费者物价指数；人民币汇率；基尼系数一、人民币货币超发的证明提起人民币货币超发，经济学中有一个准确的定义，就是指按照货币学基本原理，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每增长出 1 元价值，作为货币发行机构的中央银行也应该供给货币 1 元，超出1 元的货币供应则视为超发。
（在此，为了文章需要，本文假定商品的价值被广泛接受为即该商品的交易价格。
）那么，我国的人民币有没有超发呢？按照这个定义，只要将我国的gdp增长与同期的货币供应量做出对比即可。
根据官方数据，2000年，我国gdp总量为 8.9 万亿元，广义货币供应量（m2）为13.5万亿元，是gdp的1.5倍，多出了4.6万亿元。
到了2012年，我国gdp总量为51.9万亿元，广义货币供应量（m2）为97.4万亿元接近gdp的1.9倍，比差多出了45.5万亿元。
货币超发已然成为了事实。
并且，从目前的趋势来看，广义货币供应量与gdp之间的比例还在进一步加大。
二、人民币货币超发的影响（一）国家经济发展谈及货币超发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作用，首先，我们要强调保持适度的货币超发，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就像本文在前面提到的那样，在我国遭遇到08年罕见的金融危机的时候，国家首先想到的就是利用包括积极性的财政政策及宽松的货币政策来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
在经济学理论中，我们也可以了解到，温和的货币超发完全可以有效的推动经济的积极增长。
中国过去20多年的货币超发之谜提醒我们，找到准确的通胀之锚至关重要，涉及民生与经济中国经济不断壮大，中国央行声名鹊起，货币政策广受关注。
今年初，国际刊物《央行杂志》（Central Banking Journal）颁发年度央行奖，中国央行第一次获此殊荣。
该刊认为，中国央行在独立性受限和中国金融体系不发达的环境下，在中国充满不确定性的新一轮改革中，顶住压力控制货币超发，积极推动金融自由化改革，表现出强大的领导力和专业度。
老实说，中国央行拿到这个奖项并不容易，因为每一家候选机构的表现都有可圈可点之处。
比如，美联储果断采用非传统的货币政策帮助美国经济强劲复苏，英格兰银行和欧洲央行均出人意料地推动预期管理，日本央行大胆的量化宽松政策把日本拉出了通货紧缩的泥潭。
该刊的顾问委员会包括很多重量级的经济学家和多国央行行长。
毫无疑问，这个年度奖项是对中国央行货币政策的肯定。
与这份肯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流行了20多年的中国货币“超发之谜”：到了2013年底，中国广义货币供给（M2）为110.6万亿元；每单位GDP所对应的货币，即M2与GDP之比为1.95。
美国2013年的M2约为65万亿元人民币，M2与GDP的比率是0.65，是中国的三分之一。
M2 与GDP 之比是度量一个经济体货币化程度的通行指标，无论从货币发行总量还是每单位GDP所对应的货币来看，中国显然存在货币超发之嫌。
货币政策的框架主要包括目标、锚（即货币是否超发的政策基准）和传导机制。
要破解中国货币超发之谜，我们至少需要知道以往货币政策的框架和运行效果。
无论从国家到机构，对自身历史的准确认知和总结是进步的前提。
在过去20多年中，对中国货币政策基本共识的缺乏让人吃惊。
如果学界习惯以“谜”来形容中国的货币政策而无解，如果放任社会对政府通胀控制能力的怀疑和担忧而不加以管理，新的框架和传导机制又如何建立？央行赖以安身立命的独立性又从何谈起？如果中国货币当局始终无法摆脱这种“无力感”，再权威的年度大奖也会因此而失色。
实际上，通过分析一些最重要但又是最基本的数据，并对比中美两国货币政策运行效果的巨大差别，可以总结货币政策框架和传导机制的一些实证规律。
研究好比剥茧抽丝，数据却是按图索骥的密钥。
虽然公开披露的数据并不完整，但足以支撑我们对中国货币政策中一些最重要的特征做出判断，而这些判断，将会对新的框架和传导机制的建立有所助益。
直观的美联储货币政策美联储过去半个世纪的货币政策可以用几组数据清晰地说明，这种直观扫清了所有问号。
美联储货币政策的第一个规律是货币发行、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整体一致性。
从1962年到2013年的51年里，名义GDP（包括实际GDP和通胀率）平均涨幅为6.8％，其中实际GDP涨幅为3.2％，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涨幅为4％；房价涨幅为每年4.5％，比通胀率高0.5％。
这52年间的货币供给情况也类似，广义货币供给（M2）的平均涨幅为7％，和名义GDP6.8％的涨幅非常接近。
这是一张非常清晰的图表，里面暗藏着和弦般的节奏：CPI涨幅和房价涨幅基本合拍，这两项加上实际GDP的增长又和名义GDP的增长基本一致。
从货币供应的角度来看，“钱去哪儿了”一目了然：M2每年增长7％，其中3.2％的增发是为了支持实际GDP的增长，并不会引发通胀；剩余的增发则体现在CPI和房价涨幅中。
美联储货币政策的第二个规律是从流通中货币（M0）、狭义货币（M1）到广义货币（M2）的一致性。
从1962年到2013年，美国M0、M1和M2这三者的平均涨幅分别为7.4％、5.8％和7％，与名义GDP6.9％的涨幅完全匹配。
从M0到M2代表了美联储从货币发行到借助银行放贷的造币过程，其一致性表明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性。
这种有效性与中国央行的无力感，是最耐人寻味的地方。
联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性还表现在货币对GDP比率的稳定性上。
由于从M0和M2与名义GDP的增幅总体一致，在过去半个世纪中，无论是M0对GDP的比率还是M2对GDP的比率都非常稳定（图1），没有明显的上升或下降的趋势。
去年M0对GDP的比率为6.7％，M2对GDP的比率为65％， M0约占M2的10％。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到去年，美联储推行量化宽松的政策，基础货币的年均增幅为31％。
由于美国经济持续偏冷，基础货币的快速增加并没有真正带来M2的相应增加，M2的平均增速为6.7％，与历史水平接近。
由于广义货币没有增加，美国的同期通胀率很低，仅为1.9％。
和很多国家一样，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主要有两个目标：控制通胀和刺激经济增长；所对应的锚则是温和通胀率前提下的经济增长率。
在这个货币政策的框架下，在过去近半个世纪里，两个一致性成为美国货币政策最重要的特点，即货币供给与经济增长和从CPI到房价涨幅的一致性，以及不同口径货币增量的一致性。
这种一致性代表了货币政策的明晰、独立和有效，堪称货币政策运行的一个范本。
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说过，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是一种货币现象。
这并不是说发多少货币物价便会涨多少，而是说货币相对实体经济（GDP）的超发部分会体现在通胀上。
美国过去半个世纪的货币史是对这句话的完美验证。
难懂的中国货币政策中国央行过去20多年的货币政策是个“谜”，但这个“谜”也可以用几组数据来表述。
从这些数据中我们可以找到中国货币政策的三个特征。
用这三个特征做参照，谜底渐渐浮出水面。
中国央行货币政策的第一个特征是货币发行、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整体不一致性。
从1990年到2013年的24年里，实际GDP平均涨幅为9.9％，CPI平均涨幅为4.6％，房价（全国房地产销售额除以销售面积）平均涨幅为10.7％，M2平均涨幅为21％。
也就是说,20年的中国货币超发之“谜”是一道算数不等式：实际GDP的增长率加上消费价格指数的增长率仅为14.5％，远远小于广义货币供给的增长率21％。
两者之差就是本文的问号“钱去哪儿了”。
有趣的是，实际GDP的增长率加上房价的增长率为20.6％，与广义货币供给的增长率基本相符，不等式变成了等式。
关于货币超发之谜，学术界长期以来颇有争议，却从未向共识趋近。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即有学者提出，在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原本不在市场中、没有花费货币成本就有的商品、劳务和资源（例如土地），在加入市场后需要更多货币，这个过程不会引发通胀。
不幸的是，这些学者都认为这个过程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结束，也就没有预见到90年代以后M2超发的远景。
有学者认为在银行体系主导的国家，M2与GDP的比率会更高；这个假说很难解释中国的M2与GDP之比为什么越来越高。
更多的学者则认为货币使用和配置效率低下、金融管制等原因造成了货币的大量增发。
无论持何种观点，这些辩论都在试图解释货币政策之谜，即超发的货币并未带来通胀。
如果确实发生了通胀，但不能被CPI充分反映，那么以CPI为锚就不够准确，其后果可能会误导货币政策。
至少在1990年至2013年这24年间，CPI的涨幅和房价的涨幅大幅度偏离，但是实际GDP与房价涨幅之和与M2涨幅却非常一致（见图2）。
这种吻合足以支持一个判断，即以CPI为锚可能低估了通胀，因为不同商品和资产对货币增发的反应不同。
货币增发并不是没有代价，只是承受对象的表现不同。
要证明过去24年间的这种吻合并非巧合，我们必须撕开房价上涨的真相。
这个一直摘不掉的面具恰恰是中国货币政策的第二个特征，即在1990年－2013年这段时间里，房价更多是被货币而非收入或实际经济增长所驱动，房价的涨幅最主要是一个货币现象。
具体而言，房价涨幅和人均收入、实际GDP、名义GDP、CPI、M0、M1和M2的相关性分别为35％、35％、40％、31％、52％、63％和71％。
细心的人会从这组数据中发现，房价涨幅与经济增长以及收入增长的相关性是最低的，均为35％；与货币涨幅的相关性却是最高的，尤其和广义货币，高达71％；这说明房价上涨的最大驱动力并不是刚需，而是货币。
另一个有意思的证据是，房价和当年CPI的关系并不紧密。
在过去24年中，当年M2的增长率和次年CPI涨幅的相关性高达63％，即M2的增加先和房价密切相关，然后才传导到CPI，而且CPI的增幅低于房价。
一个典型例子是银行贷款飙升的2009年。
M2的涨幅为28.4％，而这一年CPI涨幅为-0.07％，即出现通缩，房价的涨幅竟然高达23.2％。
显然，央行是看CPI还是房价，对其货币政策效果的总结会有天壤之别。
多年的宽松货币政策支持了中国的投资拉动。
到2011年，中国央行终于把房价纳入CPI，并在过去两年中严格控制M2的增长率。
可以想象，这让已经习惯了宽松货币的和房地产相关的部门，包括地方政府叫苦连连。
中国央行货币政策的第三个特征是从M0、M1到M2的不一致性。
在这24年中，M0的平均涨幅是14.6％，M1的平均涨幅是18.3％，M2的平均涨幅是21％；越广义的货币供给涨幅越快。
有趣的是，M0的涨幅并不比名义GDP 的涨幅高。
如图3所示，M0与GDP的比率并未上升，M2与GDP之比则绝尘而上。
这种非一致性和美国的一致性成为鲜明对比。
货币增幅的巨大差别暗示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不顺畅。
相对狭义的货币更接近央行的意图，相对广义的货币则包含了货币流通产生的乘数效应。
越广义的货币增发越快，暗示了非央行主导的部分增加越快，也暗示央行独立性的有限。
中国货币政策的目的除了控制通胀和经济增长，还要稳定汇率。
经济增长的需求（如投资软约束）和汇率稳定的需求（如外汇占款）会导致货币供给的增加和央行资产负债表被动扩张。
控制通胀要求少发货币，经济增长和贸易顺差需要多发货币。
多重目标并不是指它们都同等重要，而是如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所规定的，“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
”所以取舍的关键是通胀是否可控。
以汇率政策为例，外汇占款主要是中国2001年加入WTO之后发生的。
在2001年－2013年的十多年间，中国M2平均增长率为17.4％，实际GDP 增长率为10％，CPI涨幅为2.5％，如果以CPI为通胀之锚则无虑；同期房价涨幅为8.9％，如果以房价为锚则货币超发。
有意思的是，这段时间房价涨跌与同期CPI和收入的相关性为负，与名义GDP相关性为零，与M1和M2的相关性则高达58.6％和53.8％。
这再次印证了房价上涨的第一属性是货币现象这一判断。
一个国家的货币政策可以有多个目的，但通胀之锚必须选准；否则貌似通胀温和，实际上催生资产泡沫。
由于中国央行独立性有限，也由于CPI涨幅貌似温和，货币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被经济和汇率政策驱动。
其结果是世界最贵的房价之一，以及让公众缺乏信心的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的成熟过程是寻找合适的锚以及建立传导机制的过程。
中国过去20多年的货币超发之谜提醒我们，用什么来做通胀之锚，真的很重要，超乎学术之辩，涉及民生和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