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1 地方政府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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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科学案例分析完整版领导科学案例分析Document serial number【NL89WT-NY98YT-NC8CB-NNUUT-NUT108】《领导科学》案例分析案例1(关于决策)征收城市容纳费M市近年来人口增长很快,据M市公安局统计,1992年人口迁移增长为4万余人,1993年为7万余人,1994年1~6月份为万人。
由于人口增长过快,M市在水、电、道路交通、住房等方面的紧张状况有增无减。
1993年M市用于城市增容的支出和各项财政补贴已达43亿多元。
据测算,1994—2000年,M市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资金需要近千亿元,如此巨大的支出需要从各方面筹措资金。
基于上述背景,1994年9月8日,M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了《M 市征收城市容纳费条例》,规定凡是经批准迁入M事的常住人口,按每人1~10万元五个档次的标准征收“城市容纳费”。
该条例出台后,引起了广泛的争议。
主要来自于:1.毕业生的反对。
有人认为,征收城市容纳费很可能对毕业生就业市场的供需情况造成不利影响。
2.毕业生接受单位的反对。
许多用人单位认为,城市容纳费的征收必然完全限制本来就不畅通的人才流动。
3.许多学者也持反对意见。
他们认为,征收城市容纳费的目标是为了控制人口增长,但从实际情况来看,人口的迁移增长不能只拿户口来衡量,大量的流动人口和无户口人员是人口迁移增长的重要部分,要控制人口增长,应该把精力放在对于流动人口的管理上。
在众多的反对意见面前,M市政府不得不推出《容纳费征收减免试行办法》,1995年,又进一步推出针对高校毕业生的减免办法。
可以说,M市以限制人口为目的的征收城市容纳费的决策受到了挫折。
思考与讨论事的该项决策为什么受挫2.怎样才能避免这些失误回答要点市的该项决策属于超前决策,在现实情况的分析与对未来情况的预测之下做出了决定。
该决策受挫的主要原因是,该决策没有完全按照科学程序来做。
首先,忽略了发现问题、确定目标环节中调查的重要性,以分析代调查;没有执行集思广益、拟制方案环节,没有充分发挥智囊团的作用,考虑得不全面;没有做到分析评估、方案选优,没有充分估计到实施的后果,也没有多个备选方案以供选择;在方案实施,反馈调节环节也有所疏漏,实施后不顾反响,一意孤行,造成先前问题不解决,事后问题一大堆的局面,也没有对方案作及时地调整,而是让事态愈发严重。
新时期我国的耕地保护问题一、案例描述: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的逐步建立与完善,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社会结构深刻转型、利益格局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着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如,资源环境制约日趋严峻,农产品供求总量趋紧、结构性矛盾上升,来自国际市场的影响明显加大,农业生产性基础设施投入不足,农民新的就业门路不多,农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不适应农民需求,其中,我国可耕地面积不断减少这一问题尤为突出。
在这个拥有世界上五分之一的国家里,耕地不仅关系到GDP的增速,关系到人民的幸福,社会的安定的问题,更是我国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能否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最为基础,最为关键的生命线,“民以食为天,国以食而立。
”而耕地恰恰是粮食生产的物质基础和重要保证,正所谓“没天哪有地,没地哪有粮”。
当前,我国耕地不断减少的原因如下:(一)城市化建设对“耕地”的侵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水平得到迅速提高,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的近半个世纪中我国城市发展的最快时期。
据统计,1998年我国城市人口约 3.8亿,城市化程度大约为30.4%。
据专家预测,我国到2050年,城市化水平将提高到70%,在未来50多年中,将有约5亿农村剩余劳动力及其家属进城,变为城市人口。
这样不仅要建立大量新城市,而且现有的许多城市都要程度不同地扩大其规模。
按照每个城镇人口占地100平方米计算,增加5亿城市人口,约需要土地5万平方公里,即7500万亩。
首先,新城市的建立和老城市的扩大是我国整个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实现现代化的客观表现,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为此而占用一部分耕地,是不可避免的。
但无论如何,城市化所带来的占用耕地的需要,与耕地保护两者之间毕竟产生了矛盾,如何正确处理这对辩证的矛盾的统一体,是一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违法用地现象严重据《中国土地报》报道,陕、粤、赣、豫、皖、鲁、吉、川、湘、浙等10个省,1992-1994年共清查出各类土地违法案件32万宗,违法用地面积达500平方公里,浙、粤、桂3省区违法占用耕地达753300公顷。
行政管理学案例分析题[1]《行政管理学》案例分析第2章案例分析1984年3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于1985年4月1日施行。
为了做好施行专利法的准备工作,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相应的专利管理机构和专利服务机构。
经国务院批准,国家科委、国家经委、劳动人事部、中国专利局联合下发了《关于在全国设置专利工作机构的通知》。
专利管理机关具有执法和管理的双重职能。
据此,广州市于1984年l0月成立了广州市专利管理处,属事业单位,定编10人。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专利纠纷案、专利侵权案、假冒专利案也逐年上升,专利处的工作压力越来越大。
广州市人大两次检查广告专利工作,提出整改意见。
市委、市府有关部门也想了许多办法,决定将广州市专利管理处改称广州市专利管理办公室,升格为副局级单位管理,编制增加至25人。
1992年9月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的修改。
修改后的专利法加强了执法的力度,增加了打假的内容、手段,给专利工作赋予了新的内容。
专利法的调整,专利工作量的增加,得到市委、市府的关注。
考虑到广州专利工作的具体情况,在广州市1995年机构改革时将广州市专利管理办公室改称广州市专利管理局.编制增至35人,归口市科委管理,并明确:市专利局是市政府授权主管全市专利执法和行政管理的机构,安排有13项工作。
行政管理工作增加:参与制定知识产权法规、参与重大经济政策的专利保护评价、管理专利技术许可合同、专利权、专利申请权转让合同、以专利为主的无形资产评估等内容;专利执法方面增加:查处将非专利产品冒充专利产品或者将非专利方法冒充专利方法的行为,并做出处理决定等新的内容,并定性专利局就是行政管理和执法。
问题:1.广州市专利机构设置的依据是什么?20世纪末,我国进行了多次机构改革,每次都较大幅度地削减了机构和人员,为什么专利管理机构能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和发展起来呢?2.广州市专利机构经历了专利处、专利办、专利局的变化,人员编制由10人,25人.再增至35人。
行政案例分析第一章行政环境案例1、贫困县的”摆谱症”1、本材料反映的主要是官场上较为流行的―政绩工程‖ (超大豪华广场),职务消费(超标准的公车消费),绩效评估指标单一,不根据具体经济与社会环境,高调消费的公共行政现象。
2、―摆谱‖的基本内涵是无实质内容,表面上风风光光,摆阔绰,讲排场,爱面子的浮夸做法。
从行政环境的原理看:⑴政治环境,①法律的完善化、科学化程度制约着行政系统运转的协调,规范水平;②政治生活的民主平等程度制约着行政系统运转的协调、规范水平。
⑵文化环境,行政道德,由此可以看出‖摆谱症‖的原由,首先在于制度的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滞后,缺乏规范,缺乏必要在监督;其次在于文化环境,如行政道德失范、行政风气不良。
3、①进行必要的财政预算制度,并且最大限度地财务公开,避免铺张浪费②后勤体制改革,如公车货币化、社会化改革③加强行政管理外部监督、公民舆论等。
案例2、GDP 数据疑局、1、本案例反映的是政府部门不实事求是、弄虚作假、夸大GDP统计数字、追求―政绩‖的行政现象。
2、主要原因:⑴压力型的领导体制。
上级政府为了有效地驱动下级政府完成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系列经济发展指标,往往通过一定的量化指标,再层层下达,并以完成1经济指标的好坏作为对其政绩评价的主要评价的主要依据,在压力型领导体制下,有些地方政府片面地为求政绩,往往弄虚作假,虚报数字。
⑵对政绩的理解与评价发生了转移,政绩有有形的也有无形的,一些地方官员热衷于数字指标的浮夸,用形式代替实质。
⑶缺乏严格的评价机制与惩罚机制,如果虚报浮夸被严厉查处,政绩评价有一套科学的标准也不至于‖数字出官,官出数字‖ 。
3、危害:⑴导致决策失误,影响政府的宏观调控,影响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从而破换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
⑵降低政府威信,动摇执政基础。
⑶在政府内部发生官僚主义,当浮夸得不到制止、惩罚,行政的重心便会逐步偏离为人民服务的轨道。
对策:⑴变压力型领导体制为合作型领导体制,制定政策是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在制定经济发展规划和指标方面的作用。
决策失败的案例5篇一、2015年6月以来,沪深股市的暴跌。
由于决策失当,国有股减持只收回了几十亿元的资金,但股市暴跌却使1.8万亿元的市值被蒸发了。
如果按2015年 10月底的股本结构来计算,那么流通股损失的市值大致为6200多亿元,非流通股损失的市值大致为1.18万亿元,其中,国家股的市值损失大致为8300 多亿元,法人股的市值损失大致为3300多亿元。
由于法人股的绝大部分都具有国有性质,因而在这轮股市暴跌中,国有资产的市值损失实际上已大大超过1万亿元。
为了阻止股市继续暴跌,中国证监会不得不暂停了国有股减持方案的实施。
二:广州市某知名面粉厂的原料库存管理该厂一贯非常重视原料采购管理,早年已引入了ERP管理,每个月都召开销-产-购联席会议,制定销售、生产和原料采购计划。
采购部门则“照单抓药”,努力满足生产部门的需要,并把库存控制在两个月的生产用量之下,明显地降低了原料占用成本。
但是,2015年下半年开始,国内外的小麦价格大幅度上涨,一年内涨幅接近30%,而由于市场竞争激烈,面粉产品的价格不能够同步提高,为了维持经营和市场的占有率,该厂不得不一边买较高价的原料,另一边生产销售相对低价的产品,产销越多,亏损也厉害,结果当年严重亏损。
三:黄河中游重要支流渭河变成悬河,多次发生水灾,沿岸民众受害不浅。
学界早已公认其祸首就是三门峡水库,由于设计上的缺陷,使得水库发电和上游泥沙淤积之间形成了尖锐矛盾。
近年,政府开始承认在三门峡建设中存在重大的决策失误,然而由于决策失误所造成的日益恶化的环境问题,早已超出了经济所能涵盖的范围。
五:被珠海市列为一号“政绩工程”、曾经号称“全国最大最先进最新潮”的珠海机场“仅基建拖欠就达17亿元”,该机场建成后每月客流量四五万人次,只相当于广州白云机场一天的客流量。
机场设计客流量是1年1200万人次,2015年只有57万人次,利用率不过1/24。
珠海机场的投资失误珠海机场位于珠海西区三灶岛西南端,三面环海,净空良好,距市区31公里。
三鹿事件商业伦理分析一、案例概述从2008年3月份开始,三鹿集团陆续接到一些婴幼儿食用三鹿婴幼儿奶粉后患泌尿系统结石病得投诉。
8月初,经专家鉴定三鹿公司涉嫌问题奶粉中有大量致肾病得三聚氰胺,并未对外公布。
9月份,三鹿集团向消费者宣称已委托甘肃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对本公司产品进行检验,结果显示符合国家得各项质量标准。
直到2008年9月13日,卫生部把“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事故定性为一起重大得食品安全事故时,三鹿集团仍未就此事向社会民众、媒体以及政府做出合理解释。
随后,蒙牛、伊利、光明等数十个国内奶制品厂家得部分产品均被检测出不同程度得含有三聚氰胺,至此乳制品行业得三聚氰胺事件成为2008年家喻户晓得事件,企业得社会责任问题被人们提到了首要位置。
二、社会反响社会公众对三鹿事件评价:1、整个事件体现了中国监管部门一直以来最大得问题: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出了问题才去解决,出了大问题才去重视,出了要命得问题遮不住了才去弥补。
2、监管规则没有一视同仁,大企业可以一手遮天;但同时大企业不出事则已,一出事就就是要命得事。
3、惩罚力度不够,人情“潜规则”横行,否则不可能那么多大企业都这么做、媒体对三鹿事件得评价:1、地方政府对媒体得不当管制,对一些媒体得失声起到很大得作用,从而导致媒体出现不实报道。
三、问题焦点三鹿奶粉事件得教训充分说明了企业诚信经营到底有多重要。
它告诉我们:诚实守信就是企业发展得根本,企业必须坚守道德底线,维护企业诚信,承担应有得社会责任。
诚信就是中华民族得传统美德,就是市场经济得道德基石,更就是企业得立身之本、我们建设得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遵守市场经济得一般准则,又要体现社会主义得本质要求,因而应当更加注重信用、信誉,更加关心消费者得利益,更加注重市场得有序运作。
不守信用,不讲信誉,践踏道德,漠视法制,无疑背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要旨。
目前,还有一些企业经营者在思想上有模糊认识、在行为规范上有偏差,把诚实守信视为“老古板”,把遵纪守法视为“不开窍”。
案例1 贫困县的“摆谱症”本案例反映了贫困县铺张浪费,没根据行政的具体经济与社会环境,高调消费的行政现象。
摆谱症就是摆阔绰,讲排场,爱面子的浮躁做法,这件事情发生的主要原因是政府行政风气不良,行政道德失范,监督机制不完整,考核体制不健全等。
基本举措:大力整治官场浮夸风,建立完善科学的绩效评估体制;完善干部任用体制;加强监督,完善监督体系;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整风运动,改造官员的思想,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第二章行政价值与目标案例1 消费者维权行动的无奈本案例反映了:消费者所买热水器爆炸,想维护权益但被高额检测费吓退。
属于政府的一个下属部门,承担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得不到保障,质量检测费用太高。
可能的举措:法律上的维权保障,建立相应的机构管理维权事宜;加强消费者的维权意识和观念;完善质量认证体系,从源头上打击伪劣产品等。
第三章行政功能与职能案例1 广州不明病毒危机1政府职能行为的发生是从社会问题着手,解决社会经济。
政治,文化等发展问题以及社会公众广泛关注的问题。
但政府还要管理好政府本身的问题,主要解决因素在于社会行政的目标,行政价值,社会问题的影响范围。
可控制度等。
2广州市政府,卫生厅,都召开新闻发布会,澄清了非典有关问题。
稳定了民心、应对公共卫生危险事件。
得到初步效果,恢复了社会秩序,担任然需要加强管理。
毕竟让谣言占领了三天,造成一定的损失。
3当公共危机来临时,如本案例中的卫生事件。
政府应在第一时间解答有关问题,避免谣言漫延,维护社会秩序与安定,稳定民心,加强管理。
提高应对危机的效果。
取信于民。
第四章政府间关系案例1 武陵源规划困局1纵向上关系构成:中央与地方关系:地方政治间纵向关系。
横向上关系构成;竞争与合作。
地方政府间为处理某一共同问题而形成合作,基于协议而形成合作。
以协议的形式而形成合作关系。
基本要求。
地方服从中央的领导,各地区政府间相互合作。
协调发展。
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服务。
2本案例主要涉及两大政府。
椒江大桥横断椒江一座利国利民的大桥,终因桥净空高度问题在建成之日同时成为--些与海运密切相关的企业陷入困境之日,大桥上游的临海市原有52艘3000吨级船舶,因无法通过这道“拦江索”,只能望江兴叹。
尤其是海圳荣公司因此无法从事任何生产经营活动,造成公司固定资产、利润、停产等经济损失合计7600多万元。
2001年6月合龙完工的浙江椒江大桥因通航净空高度引发了"天价官司",5月24日上午,浙江海圳荣液化石油气工业有限公司诉台州市椒江大桥实业有限公司、台州市政府民事侵权一案,在浙江省高院开庭审理。
椒江是浙江省第三大江。
1993年12月为沟通两岸交通,经浙江省政府批准,椒江大桥列为该省第三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四自工程"。
随即,台州地区行政公署(台州地区在1994年8月22日改设为地级台州市,市政府也由临海搬至改区后的椒江)委托有关专家对椒江大桥工程项目进行可行性分析论证,并于1994年3月作出了可行性报告,确定桥下通航净空高度为18米。
消息传出,立即引起椒江上游的临海市有关航运公司的强烈反应,刚营业一年的中外合资浙江海圳荣液化石油气工业有限公司反应尤甚。
该公司正在扩建的3000吨级红光液化气专用码头,恰恰位于椒江大桥选址上游5公里处,而其所租用的船舶按桥高18米均无法进港。
为此,临海市航运管理所专门向临海市政府递交报告,认为椒江大桥要确保3000吨级船舶在大潮、高潮时能安全通过,净空高度以30米为宜。
临海市就此向台州行署提交了《关于要求协调椒江大桥高度的请示》。
1994年6月,台州行署为此召开了有关县市参加的协调会。
会上两种意见分歧很大:一种认为大桥净高18米足够,另一种认为大桥净高必须28米以上,保证3000吨海轮通过,保护有限的航运资源。
激烈争论的结果是:"吸收了有关方面的意见,将桥下通航净空高度提高到20米,并专门形成了行政公署会议纪要。
"1995年8月浙江省计经委主持召开了椒江大桥工程初步设计审查会议,确定桥梁通航净空尺度为20米(主通航孔实际净高22米)。
椒江大桥在1995年完成设计方案后因缺乏资金一直无法动工,但各种争议仍在继续。
1998年,大桥正式决定按原定设计方案施工。
这自然遭到了大桥上游地方政府和有关企业的普遍反对,尤其是已租有40多艘3000吨级海轮的红光码头业主海圳荣公司(此前的1995年2月,国务院批准同意红光港液化气专用码头对外籍船舶开放),及其所在的临海市政府,反应更为强烈。
临海市政府向台州市政府紧急请示,要求将椒江大桥桥下净高抬高到28米,以满足大桥上游52艘3000吨级船舶(其水线以上平均高度为26-28米)的通航需要。
台州市政府的答复是,据设计专家介绍,椒江大桥现设计方案可保证3000吨级船舶每天都有过桥进港时间。
为此,当年7月16日,临海市政府再次向台州市政府发出了要求抬高大桥净高的紧急请示,并指出,如果认为现设计高度是合理的,并确能保障3000吨级海轮通航,则要求作出书面承诺,承担确因桥梁高度不足引起的一切后果。
黄大树等66名人大代表,也向台州市一届人大五次会议提交了抬高大桥净高的提案。
台州市交通局在提案答复中承认,从船舶逐步向大型化发展的趋势看,要求椒江大桥通航孔净空满足3000吨级海轮通行也是合理的。
市政府在1998年1月23日晚再次召开协调会议,会议确定维持原设计净空标准不变,作为市政府的职能部门,他们表示服从。
事态的发展也引起了交通部的关注,省交通厅也先后两次发函给台州市政府,但这两份表明了交通主管部门对大桥原设计方案有重大修改意见的函,一直没有回音。
1998年8月,台州市椒江大桥实业有限公司成立。
10月,椒江大桥正式动工。
一座桥真的会"阻断'了万里航线?争论毕竟是争论,椒江大桥-F能否通航3000吨级海轮,不是哪家设计单位或地方政府说得出的,最后还得看航道主管部门的测定,由港监根据水上安全需要对外发布与监督执行。
2000年12月,海门港监发布13号、14号《航行通告》,明确规定:自2001年1月1日至2001年9月30日,椒江大桥通航孔净空宽度为60米,水线以上最大高度超过20米船舶禁止通行。
自此,上游企业开始真正体会到了"大桥断江"之苦。
据悉,临海市江南造船厂原设计生产能力为5000吨,现只能接受2000吨的船舶订单。
最惨的海圳荣公司,因8年多来所用的大小槽船高度均超过20米,结果没有一艘能通行大桥水域。
就在这个时候,一份由临海市政府越级送达的信息专报,引起省领导的高度重视。
这份专报中称:椒江至红光码头水域,是海圳荣公司船只进出的惟一通道,该码头为国务院批准的对外国籍船舶开放的专用码头,大桥现有的设计高度直接影响到海圳荣公司的生存发展及红光码头的正常使用,将给临海的社会经济各方面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春节前夕,数十万液化气用户及近百家企业面临液化气供应中断;已投入4000余万元的红光码头及4615平方米的配套贮库将废弃;影响临海市今后招商引资声誉和外资企业的发展……对此,临海市强烈要求上级政府及有关部门通知大桥指挥部立即停止椒江大桥桥面合龙工程,尽快派员来临海协调处理,避免由此发生冲突事端。
2001年1月18日,卢文舸副省长在看到专报信息的当天作出批示:如情况属实,确实是-大遗憾,是项目设计或决策的失误,请台州市政府认真对待。
批示在台州市上下激起强烈反响,然而面对大桥施工已近尾声的现实,当地人大、政协的相关提案要点也只好从原先的呼吁抬高大桥净高度,转到要求政府帮助挽回这一变相"禁航"所带来的巨大损失。
2001年6月,按原设计方案建设的椒江大桥正式合龙,并于10月17日通车。
2001年9月29日,台州海事局发布《航行通告》,进-·步明确:通航高度为船舶载重水线以上至最高固定点的高度为22米。
2001年11月1日,海圳荣公司正式向省高院起诉。
2002年5月24日8时30分,浙江海圳荣液化石油气工业有限公司诉台州市椒江大桥实业有限公司、台州市政府民事侵权一案,在省高院新大楼3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2002年5月24日,"生命线被截断"的浙江海圳荣公司,率先与台州市政府、椒江大桥实业公司对簿公堂,诉请省高级人民法院判令被告赔偿经济损失5000多万元。
面对如此"天价官司",有关人士称,这样的"造桥断江'现象已属罕见,而以相邻权遭侵害为由起诉政府的巨额民事索赔案更属首例。
政府决策不科学,违背了决策的规范原则、系统原则及最优化原则等科学决策原则。
浙江省台州市政府为了大桥两岸人民的利益,促进两岸人民的交通、物流的加速流通,促进台州市的经济发展,1993年决定自筹资金建设椒江大桥,这本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但是,由于台州市政府决策的重大失误,使得这座大桥截断椒江,大桥建成之时同时是一些与海运密切相关的企业陷入困境之时,大桥上游的临海市原有52艘3000吨级船舶,因无法通过这道'拦江索",只能望江兴叹。
尤其是海圳荣公司因此无法从事任何生产经营活动,造成公司固定资产、利润、停产等经济损失合计7600多万元。
细细思索椒江大桥案,台州市政府'好心办坏事"是因为政府在进行决策的过程中违背了决策的科学化原则,才造成了后来的决策失误,最终因"造桥断江"而赔款的结局。
决策科学化是指用科学的观点、程序、方法及手段来进行决策,以求尽可能地掌握决策目标的全面情况,充分权衡利弊,选出最优方案,从而以最低的代价取得最好的效果。
科学决策要求依据科学的、符合认识规律的决策理论,按照决策科学的程序,运用科学的决策技术进行决策,最终以正确合理的目标和完整的决策方案表现出来。
达到决策的科学化,决策者必须遵守决策的利益原则、决策的可行性原则、决策的系统原则、决策的信息原则及决策的最优化原则。
在浙江省椒江大桥的决策过程中,决策者却违背了其中一些科学决策的原则。
一是违背了决策的规范性原则。
决策的规范性原则要求行政决策必须以实事材料为依据,以逻辑推理为基础来做出决策。
实现决策科学化要求行政决策要符合规范性原则,不能够按权威的意志来办事,不能凭直觉、预感或感情用事,不能按常识或经验进行决策,而不加以更多的思考。
同时,事物永远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昨天的决策信息应用到今天,就可能会导致错误的决策,所以,决策者应根据事情的发展状况,进行不断深入的调查研究,以决策当时的实际状况为行政决策的出发点,以科学规范的方法来进行决策。
规范性决策要求行政决策按科学规范的程序和方法来制定决策,如何分析,如何判断,如何选择都要有规范的客观标准。
从1993年椒江大桥的工程立项到1998年开始施工,台州市政府的决策者固守自己的设计方案,不从实际出发,不听取来自多方的不同意见进行实际的调查。
临海市有52艘水线以上平均高度为26-28米的船舶,这些船舶不能通过桥孔高度为22米的椒江大桥是明显的事实。
然而,台州市政府的决策者在决策中不遵循决策的规范性原则,不实事求是,凭着主观意志和不科学的方法得出大桥可以通过3000吨船舶这样荒谬的论证结果。
二是决策中没有充分听取和考虑来自不同方面的意见,违背了决策的最优化原则。
行政决策要周密,使决策对各个方面的相关因素考虑周全,没有明显缺陷,不会因为某一个次要环节或因素上的疏忽而导致整个决策的失败。
行政决策周密是事物发展相关性的要求,由于现代行政决策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复杂,相关因素也越来越多,因此,如果在进行决策的时候不考虑各方面利益主体及社会各界的意见,就很难保证决策周密完备、不存在缺陷,这样的决策有可能在使一方受益的同时损害另一方的利益。
建造一座几个亿资金的大桥不是件小事,台州市政府在进行决策的时候,不应该只仅仅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请单一的机构、少数的专家对大桥的设计进行论证。
大桥关系的不仅是台州市人民的利益,它同时也关系到大桥上下游其他市人民的利益,所以,单一的机构论证并不代表这一决策的可行性和最优化。
椒江大桥自立项之日起,就因通航净高偏低,而遭到大桥上游地区和航道主管部门的强烈反对,还引发了三次大规模的争论。
如果台州市政府在进行决策的时候,能够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考虑到临海市企业的利益,那么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结局。
当然,椒江大桥属于台州市自筹资金的自建工程,其决策权属于台州市政府,但是他们不应该对于邻近的临海市政府、省交通厅以及本市的人大代表等的意见置之不理,这样的做法只会带来决策的不科学和决策的失误,使决策最终严重背离最优化的轨道。
三是决策者目光短浅,只考虑局部的利益,违背了决策的系统原则。
决策要遵守系统原则,决策者的目光要长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