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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的逻辑及障碍分析一、引言二、主导型制度变迁的逻辑及其影响1.政府主导型制度的由来2.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的逻辑探析3.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的经济影响4.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的政治影响三、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的障碍分析1.体制机制方面的障碍2.宏观经济环境方面的障碍3.社会劳动力结构方面的障碍4.国际背景方面的障碍5.现实问题方面的障碍四、案例分析1.背景介绍2.分析案例3.结论五、结论引言近年来，随着中国政府主导型制度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变迁也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与研究。
本文将通过对中国政府主导型制度的逻辑及其障碍的分析，结合实际案例来探究中国政府主导型制度的变迁。
主导型制度变迁的逻辑及其影响政府主导型制度的由来政府主导型制度的由来可以追溯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期，由于战乱不稳定，经济弱势以及对外贸易困难等问题的影响，中国当时需要一个比较固定的经济政策来推动国家经济的发展。
政府主导型体制具有很强的自我调节能力，在保障国家的经济发展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的逻辑探析如今，在中国的市场体系中，政府主导型体制还是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主导体制有三大基本要素，分别是政府的权威、发展愿景以及社会调控。
在中国问题较为复杂的市场环境中，政府主导型体制可以很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从而达到调控经济的目的。
此外，政府主导型体制还可以适应中国特有的国情，并且迎合中国政治和经济条件的需要。
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的经济影响目前的政府主导型制度可以更为完善地适应中国的社会环境，包括社会与经济等方面的变化，从而更好地推动中国经济的增长。
这种体制保障了国家重要的宏观调控能力，对于经济增长，政治稳定有着至关重要的贡献。
此外，政府主导型体制的长处在于，可以保证对外贸易的均衡发展和区域均衡发展的协调。
从历史上看，政府主导型制度是中国经济发展中最为有效的一种增长方式，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论述我国政府主导型制度演变历程摘要：文章提出中国的制度变迁是政府主导型和渐进式的制度变迁。
政府主导主要表现在由政府设置制度变迁的基本路向和准则、实施制度供给、限制微观主体的制度创新活动和促进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生。
而渐进性则主要表现在从增量改革逐渐向存量改革过渡、从局部改革逐渐到整体性推进和先易后难的变迁进程。
文章还论述了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和渐进式制度变迁各自的优缺点。
关键词：制度变迁/政府主导/渐进所谓制度，如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诺思所表述的，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
制度变迁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
而所谓制度变迁方式则是指“制度创新主体为实现一定的目标所采取的制度变迁形式、速度、突破口、时间路径等的总和”。
本文所讨论的中国制度变迁指的是我国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变迁过程。
一、政府主导型的制度变迁制度变迁大致上可以分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两种方式。
诱致性变迁是“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而强制性变迁则“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行”。
一个社会选择什么样的制度变迁方式受制于有着特定偏好和利益的制度创新主体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
代表国家的政府，是“在暴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组织”，因而，“处于界定和行使产权的地位”，维护基本的经济结构，并通过提供其他的一系列规则来减少统活国家的交易费用。
特别是在中国的集权式政治结构中，政府拥有绝对的政治力量对比优势，而且还拥有很大的资源配置权力，能通过行政、经济和法律等手段在不同程度上约束其他社会行为主体的行为。
因而，中国的改革方向、速度、形式、广度、深度和时间路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政府的偏好及其效用最大化。
此外，中国在破除计划体制的同时，市场体制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计划和市场都不完全。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障资源配置的效率，需要政府以制度创新衔接不完全的计划和不完全的市场。
因此，中国的市场化制度变迁具有明显的政府主导特征，主要表现在：第一，由政府设置制度变迁的基本路向和准则。
中国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的逻辑及障碍分析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内容提要：对制度变迁理论研究的两条不同路径的探讨，不仅在理论上更在实践上对于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具有现实意义。
本文试图通过对诺斯的工具理性主义制度变迁理论和哈耶克的演进理性主义的制度变迁理论在理论脉络上进行梳理，以及放诸到中国改革过程中进行检验，对政府主导型的制度变迁方式作以理性思辩，希望能对政府主导方式有更深的认识，为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研究提供有益的思路。
关键词：制度变迁政府主导工具理性主义演进理性主义Abstract:Thestudyoftwotheoreticalpathsinresearchofinstit utionalchangehasrealisticsignificancetoChina’’sToolRationalismInstitutionalChangetheoryandHayek’sEvolutionaryRationalismInstitutionalChangetheory,anda lsoteststheminthepracticeofChina’tedinstitutionalchangewouldprovideusefulpathforthestud yofgovernment-dominatedpatterninChina’sreform.Keywords:InstitutionalChange；Government-dominated；ToolRationalism；EvolutionaryRationalism一、制度变迁研究的两条路径对制度变迁的理论探索，依其思径取向的不同，大抵可以分成两种不同的研究路径，即以诺斯为代表的工具理性主义的制度变迁理论和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演进理性主义的制度变迁理论（韦森，2001，胡海峰李雯，2003，周小亮，2004）。
阶梯式的渐进制度变迁模型①——再论地方政府在我国制度变迁中的作用杨瑞龙杨其静（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100872）内容提要：本文采取个体主义的成本—收益分析法，并利用博弈论的思想，分析中国渐进制度变迁路径的一些特征，重点研究在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过程中中央治国者、地方政府官员和微观主体之间的三方博弈过程及其经济后果，力图证明正是由于地方政府的介入才使渐进式改革得以相对平稳地推进，并且能以较低的摩擦成本加快我国的市场化进程，从而使得我国的制度变迁路径呈现出阶梯状。
关键词：制度变迁地方政府中央治国者微观主体三元博弈一、导言大多数新制度经济学家在解释制度变迁时，更重视从需求角度的分析，我们则针对我国的制度变迁由政府主导这一特点，强调从制度供给角度分析的重要性，并提出了“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的理论假说，进而分析了在这一制度变迁方式下实现向市场经济过渡可能面临的障碍（杨瑞龙，1993，1994）。
在解释如何逾越这些障碍时，我们发现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行为目标一致性假设下的国家理论很难解释我国的制度变迁过程。
根据我国在改革的一定阶段地方政府扮演着重要角色的事实，我们提出了“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的理论假说，并进一步判断，随着市场主体的确立，将逐渐过渡到与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相一致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方式，从而提出了我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假说（杨瑞龙，1998）。
本文将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着重解决以下问题：一是针对目前的研究大多集中于中央与微观主体之间二元博弈的缺陷，将着重探讨地方政府在我国向市场经济渐进过渡过程中的特殊作用，并运用博弈论的思想和方法研究中央治国者、地方政府官员和微观主体之间的三元博弈过程及其经济后果；二是针对我们原有的制度“供给—需求”分析框架中对地方政府官员行为动机分析不足的问题（汪丁丁，1999）。
在三元博弈中，我们将地方政府官员视为利用政治组织实现经济功能的政治企业家，即他们在与中央治国者和微观主体的博弈中，将努力通过追逐潜在制度收益来发展本地经济和显示政绩，从而使自己的政治资本增值。
近代中国政治制度变迁与国家治理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和转型，这对国家的治理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清朝末年到现代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经历了各种政治制度的更迭和转型的过程。
这篇文章将探讨这些变迁对国家治理的影响，并分析其原因。
第一次政治制度变革发生在晚清时期，当时的清朝官员腐败、体制僵化、经济落后，国家治理陷入困境。
中国面临来自世界各地的帝国主义侵略，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社会动荡不安。
在这个背景下，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朝政府，建立了中华民国。
这次革命不仅在政治制度上实现了国家治理的转变，也对社会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华民国成立后，政府尝试在国家治理方面进行改革。
然而，由于社会经济基础的薄弱和政治体制的不完善，国家治理依然面临困难。
国内各种政治派系争斗不休，加上国民经济的困难，中央政府无法有效地掌控全国事务。
此时，中国共产党崛起，提出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新的国家治理模式。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政治制度的一次重大变革。
新中国采取了集中统一的政治制度，建立了以共产党为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
国家治理的权力集中在中央政府，实行计划经济，加强了对经济和社会各个领域的控制。
这使得国家治理具有高度的效率和执行力，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社会的变革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也给现有的政治制度带来了新的挑战。
中国逐渐面临了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不匹配的问题。
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改革的推进，使得社会的利益格局大幅调整，各种利益诉求不断出现。
政府在面临这些诉求时，往往难以有效地协调各方利益，导致治理效果下降。
此外，信息传播的快速发展也使得民众对政府的期望不断提升，对政策的监督和表达诉求的渠道不断增多，这对国家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
为了应对这种挑战，中国政府开始进行政治制度改革，并提出了一系列的治理措施。
这些措施包括加强法治建设、推进政府机构改革、提升政府透明度和反腐败等。
通过这些措施，政府试图提高国家治理的能力，增强治理的公正性和合理性，以应对社会的多元化诉求和挑战。
第三章课后思考题参考答案（新）一、名词解释“华盛顿共识”：由以华盛顿为基地的机构设计给拉丁美洲国家的各种政策建议的最低公分母，其核心内容是私有产权条件下的资本与市场的全面开放。
“北京共识”：“北京共识”包含三个重要的原理：创新的价值；努力建造一个有利于持续、均衡与稳定发展的大环境；自主发展理论。
等级规则：指首先构建一个层层隶属的金字塔形的等级构架，再界定每一个行为人在这个等级构架中所处的位置，然后再进一步界定与这个等级位置相适应的资源配置权力。
产权规则：指一个人拥有资源配置权力的大小与其所拥有的资产数量正相关。
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由权力中心推进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其含义是在一定的宪法秩序和行为的伦理道德规范下，权力中心提供新的制度安排的能力与意愿是决定制度变迁的主导因素，而这种能力与意愿主要决定于一个社会的各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力结构与力量对比。
宪法秩序：指用以界定国家的产权和控制的基本结构，它包括确立生产、交换和分配的一整套政治、社会和法律的基本规则，为集体选择确立了原则，它是制定规则的规则。
“诺思悖论”：是指一个能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有效率产权制度依赖于国家对产权进行有效的界定与保护，但受双重目标的驱动，国家在界定与保护产权过程中受交易费用和竞争的双重约束，会对不同的利益集团采取歧视性的政策，从而会容忍低效率产权结构的长期存在和导致经济衰退。
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是指一种有别于供给主导型与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方式为“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
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方式：是指个人或一群人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为确立预期能导致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制度安排和权利界定而自发组织实施制度创新的制度变迁方式。
二、简述题1、比较激进式改革与渐进式改革的差异（1）激进式改革激进式改革的主要内容是：一是在政治上实行民主化，所谓民主化就是多党制；二是在经济上全盘推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三是在经济政策上采用休克疗法。
（2）渐进式改革渐进式改革的特点是：一是利用已有的组织资源推进市场化的改革；二是增量改革，即在不率先触动既得利益格局的前提下，在边际上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三是先试点后推广，即先在局部范围内取得改革的经验，然后再在全局范围内推广改革经验。
2019.6101网络社会学研究･新视野摘要：互联网深刻地改变人们的交往方式，同时也改变了经济领域中的市场交易方式。
传统市场交易秩序以关系嵌入性为显著特征，新兴的网络交易秩序则实现了关系脱嵌，从而拓展了市场交易的范围，使资源在更大规模的社会空间中得到更加合理的配置。
在交易秩序转型过程中，存在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力量与企业引领的自发性制度变迁力量。
经验事实证明，前者并不能构成传统产业实现网络化转型的制度供给者。
新兴的网络交易模式能否取代传统关系交易模式，取决于市场行动主体行为习惯的自发改变。
当前，借助于电商平台之间的自由竞争，新兴的网络交易规则和交易秩序正在逐渐生成。
关键词：互联网+；传统产业；交易秩序；政府力量；民间力量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138(2019)06-0101-08“互联网+”趋势下市场交易秩序的转型——对苏南H 镇花木交易市场的经济社会学分析文／白乙辰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网络社会的结构变迁与演化趋势研究”(15ZDA045)作者简介：白乙辰，常州大学瞿秋白政府管理学院讲师，中国人民大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常州市，213159。
互联网技术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社会生活，在经济领域更是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大变革。
当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行业开始引入“互联网+”的思维方式，通过互联网技术改造传统生产经营模式，实现产业转型升级。
尤其是对于一些传统产业来说，在网络经济大潮的席卷下，当前正在迎来一场全行业领域的倒逼式改革。
能否借助互联网技术重塑市场交易秩序，顺利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对于地区和行业的未来发展都至关重要。
经济学将市场视为一个在人的交换天性和自利本性驱使下，依靠价格信号系统自发调节、自主运行的秩序状态，权力、文化、关系等因素往往被视为需要极力排除的干扰。
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崛起，交易本身获得了极大的关注，上述干扰性因素也被纳入了增加交易成本的问题视野。
（管理制度）论中国制度变迁的方式论中国制度变迁的方式【内容提要】文章提出中国的制度变迁是政府主导型和渐进式的制度变迁。
政府主导主要表当下由政府设置制度变迁的基本路向和准则、实施制度供给、限制微观主体的制度创新活动和促进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生。
而渐进性则主要表当下从增量改革逐渐向存量改革过渡、从局部改革逐渐到整体性推进和先易后难的变迁进程。
文章仍论述了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和渐进式制度变迁各自的优缺点。
【关键词】制度变迁/政府主导/渐进所谓制度，如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诺思所表述的，是“壹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注：［美］道格拉斯·C·诺思著，陈郁、罗华平等译：《经济史中的结构和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225～226页。
）。
制度变迁是“制度的替代、转换和交易过程”（注：苗壮：《制度变迁中的改革战略选择问题》，《经济研究》1992年第10期。
）。
而所谓制度变迁方式则是指“制度创新主体为实现壹定的目标所采取的制度变迁形式、速度、突破口、时间路径等的总和”（注：杨瑞龙：《论我国制度变迁方式和制度选择目标的冲突及其协调》，《经济研究》1994年第5期。
）。
本文所讨论的中国制度变迁指的是我国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变迁过程。
壹、政府主导型的制度变迁制度变迁大致上能够分为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俩种方式。
诱致性变迁是“由个人或壹群（个）人，于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而强制性变迁则“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行”（注：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载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著：《财产权利和制度变迁——产权学派和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384页。
）。
壹个社会选择什么样的制度变迁方式受制于有着特定偏好和利益的制度创新主体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
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时机选择摘要：由于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方式的特点及适用情况不同，适宜的制度变迁方式能实现较高的变迁效率和较好的变迁效果。
制度变迁进程中须进行方式的转换，因而分析制度变迁的转换时机和条件是问题的关键。
制度变迁方式的转换主要包括了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进入和退出两种情况。
关键词:制度变迁方式;诱致性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变csandapplytionevolut lution,fea ancarryout ferableevo nstitution institutio softimeand nisthekeypnevolution inginstanc ionandcompsibleinstiupperevolulutioneffeevolutionmnevolutionconditionoart.Transfmodeincludesofinductulsoryinsttutionevoltionefficict，transfoodeisnecesprocess, sofinstitutiormationofesentryandracteristiiveinstituitutionevoutionmodecencyandprermationofisaryduringtheanalysionevolutioinstitutioexitofcompAbstract:Owingtodifferentchaulsoryinst itutionevo lution.K eywords:in stitutione volutionmo de:inducti veinstitut ionevoluti on;compuls oryinstitutionevolut ion经历了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正处于转型期，其中制度变迁方式是影响和确定转型效果和效率的一个重要问题。
本文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对处于转型期中国的制度变迁进行分析，以探寻出合理的制度变迁方式，充分发挥制度变迁的效果。
2013年第7期（总第216期）学习与探索Study ＆Exploration No．7，2013Serial．No．216·政治发展研究·制度变迁的动力、特性与政治发展李路曲（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上海200234）摘要：尽管新制度主义的不同流派对制度、观念、主体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看法存在差异，但他们都认为制度变迁的动力产生于制度变迁主体的预期。
理性制度主义的最新成果认为，这是主体学习的结果，个体在竞争压力下、在实践的学习活动中可以产生对新制度的构想，而历史制度主义则认为这是历史的制度和观念作用于主体的结果。
就制度变迁的特性而言，差异性与同构性是制度变迁的基本形式，也是一对矛盾统一体，在差异性的基础上观察同构性和在同构性的基础上观察差异性是判定制度变迁的有效方法。
制度变迁与政治发展是交织在一起的，从政治发展的角度来解读制度变迁可以丰富我们对这一理论的认识。
关键词：制度变迁;新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规范制度主义;政治发展中图分类号：D03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462X （2013）07－0044－08收稿日期：2013－03－20基金项目：上海市教委行政管理重点学科（J50406）作者简介：李路曲（1959—），男，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比较政治学、东亚政治研究。
一、制度变迁的动力来源新制度主义的政治变迁理论所要阐明的是制度结构与政治行为的相互作用和转化过程。
这里需要解释的问题是这一过程或变化是如何达到稳定的常态或者稳定的常态是如何被打破的以及支撑或打断这一常态过程的各种因素的状况如何。
贯串于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制度变迁的动力因素。
一般认为，它产生于主体的利益预期，但在新制度主义的不同流派中，主体的这种利益预期产生的方式是不同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认为它产生于给定的、主体的、内在的利益预期，而历史制度主义则认为它可能产生于已有的、外在于主体的制度和观念。
---------------------------------------------------------------最新资料推荐------------------------------------------------------制度变迁的动力与主体制度变迁的动力与主体关于制度变迁的一般理论认为，制度变迁指新制度（或新的制度结构）的产生，并否定（替代）、扬弃或改变旧制度（或旧的制度结构）的过程[1] 。
制度变迁作为一种制度动态过程的考察，它涉及制度变迁的动力和主体问题。
任何制度，不论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都是人类活动的产物。
一般而言，非正式制度并不是人类理性的直接对象，而是个人有限理性行为的意外社会结果，而正式制度则表现为人类集体理性的直接对象和产物，它是人类理性作用的有意识的社会结果。
制度变迁的主体 [2] 一般必然的表现为，在正式制度建构过程中有意识地理性参与、并推动制度变迁或者对制度变迁有意施加影响的行动主体。
因此，制度变迁的主体可以是政府、阶级、利益集团、企业或组织，也可以是自愿聚集的或紧密或松散的团体，也可以是个人。
与有意识的制度变迁相反，无意识制度演化论将制度变迁的过程看作一个主体无意识参与的自发演化过程。
因此，在无意识演化中，并不存在制度变迁的主体，该过程中不论个人行为怎样作用和影响制度变迁，只要他们没有在意识上指向特定的制度结果，那么他们就只是制度变迁的客体，而非主体。
1 / 15制度变迁的主体一旦形成，他们就会根据既有的信息和行为目标，主动积极地对制度变迁施加影响。
这一有意识参与制度变迁的过程大致如下：对现有制度做出评价形成认知和把握时机确立制度变迁目标选择制度变迁方式制定变迁方案实施变迁调整完善目标制度确立并巩固新的制度结构。
由于制度变迁过程的复杂性和结构性特征，制度变迁主体的参与同样需要特定的程序和分工。
制度变迁的动力，主要是对考察导致制度变迁的因果原理的物理学类比。
制度变迁中的制度构建失灵及其解决的模式──义乌小商品市场变迁的案例研究一．理论背景在诺斯、速水和拉坦（1963，1978，1990）等人提出的制度变迁理论基础上，我国经济学界提出了三种理论框架来解释中国现实的制度变迁模式：一是林毅夫（1990）等人提出的制度变迁二元并存论。
该理论从“需求 供给”的角度把制度变迁方式划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两种，认为这两种制度模式正好解释了中国“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改革历程。
二是杨瑞龙（1998）等人提出的制度变迁三阶段论。
该理论在“制度变迁二元并存论”的基础上，把具有独立利益目标与拥有资源配置权的地方政府引入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提出了“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的理论假说，主张我国在向市场经济过渡中制度变迁的转换依次经过“供给主导型”、“中间扩散型”和“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三个阶段。
三是黄少安（1999）提出的制度变迁主体角色转换论。
该理论认为，制度的设定和变迁不可能发生在单一主体的社会里，因为社会是由不同利益主体组成，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在各种外部环境变化的作用下会发生变化，从而产生角色和利益结构的变化，进而产生制度变迁的动力，因此主体在制度变迁中也会发生角色的转换是解释中国经济体制变迁历程的关键。
这三种理论分析框架虽然对中国制度变迁给出一定的解释，但是，它们都存在一些共同的缺点：无论是“二元并存论”、“三阶段论”还是“角色转换论”都只是阐述了中国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和基本模式，而没有注意到中国制度变迁历程中有些制度变迁是成功的，而有些制度变迁却是失败的，因此，它们也就没有对不同制度变迁模式成功变迁的前提、作用机制以及适应范围做出解答。
而这些问题正是我们进行制度构建、推进改革进程的关键所在。
因为，只有把握清楚“政府强制型制度变迁”、“自发制度变迁”、“中间扩散制度变迁”所适用的范围，以及这些制度变迁相互转换的机制以及相互作用的规律，我们才能正确地处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市场以及其他利益主体在制度变迁和改革中的正确的行为方式以及行为范围。
但是，解决上述这些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理论逻辑构造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实践与理论解释相结合后提取的问题，因此作者企图通过对义乌小商品市场制度变迁案例的研究和理论批评，解决上述各种问题。
二．义乌小商品市场建立的过程──现实中的制度变迁位于浙江中部的义乌市即中国小商品城，是一座规模宏大，设施完备，功能齐全的全国性现代化的大型工业消费品批发市场，也是全国最大的小商品流通中心。
它所经历的发展过程大致为四大阶段一是“敲糖帮”阶段六、七十年代的义乌本是一个人多地少，耕地、能源和矿产资源极度稀缺且无工业基础的穷乡僻壤。
在计划经济下，一切生产资料和基本生活资料都是国家计划调拨的，但计划不能及时反映需求，而且流通渠道单一，对于满足人们生活中的多样性需求的各种小商品不能列入计划。
并且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实行能源配置向重工业倾斜的发展战略，而义乌难以引起投资的兴趣，计划控制薄弱，有一定的自由度，有利于市场化程度在底层推进。
因此，现实经济生活中客观存在着人们生活的多样化需求和小商品有效供给不足的矛盾，但这却成了义乌敲糖帮的生存空间，人们对小商品的需求则成了小商品市场自发形成的需求基础。
敲糖帮就是一些在农闲季节外出用自制的糖饼和生姜糖粒换取其他物品博取微利的农民，这种活动一直延续到计划经济，此后便形成了一支规模不断扩大的队伍；从市场发展的初期形态看，依托的是传统的农村集市，集市成为了一定区域内农民互通有无、调剂余缺的交换场所。
当时，义乌政府采取了劝告、堵截、驱赶、处罚的做法，结果是劝不听，堵不住，这里赶，那里冒，处罚之后重新搞。
二是“叫卖行商”与“马路市场”阶段1982年，当局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看到了这种无法逆转的趋势和利益，改变了传统的做法，鼓动人们出外谋生，“四个允许”的政策——允许农民进城经商、允许开放城乡市场、允许农民经销工业品、允许长途贩运，这种默认的态度为以后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那时在敲糖帮基础上形成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有两种形态：一是传统的走街串巷的叫卖行商，另一种是沿街设摊式的马路市场，当时的摊位已有七八百个。
三是“管办结合”阶段1984年，政府改变以前的驱赶关闭的老路，从默认转变为管办结合，筹资建设了第二代市场，从此市场有了固定的场所和空间,建市场由群众的自发行为转变为政府行为，使政府转入直接建市场，并进入市场微观管理。
此时，当地政府积极的提供市场发展所需要的一切便利条件（比如说一些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而它仅从中收取税收，并没有打乱他们的经营活动。
随后市场迅速崛起，经济增长飞快，市场摊位供不应求，经历了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市场的规模扩张，占地22万平方米，经营上万种小商品。
小商品城的商品成交额自1991年以来已连续9年位居全国十大集贸市场榜首，是全国集贸市场中最具影响的一个大市场，被誉为“中国市场经济的一面旗帜”。
四是“管办分离”阶段随着市场的发展，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政府办市场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比如说一些信息方面的不足缺陷和滞后等），于是当地政府实行了管办分离，建立了股份有限公司（商城集团），使市场企业化经营管理，有了更好的运作，直到2001年市场成交额达到了212亿的良好业绩。
义乌小商品市场制度变迁可以用前面几种制度变迁理论来加以解释，可以说这种现实的制度前边包含了“自发诱致”、“政府强制”、“中间扩散“以及“角色转换”等因素，但是这些因素以及这些因素简单的组合都不能解释以下问题：（1）为什么很多地方都认识到创办小商品市场的潜在收益，而没有自发或强制地进行小商品市场制度建设？如一些内地城市。
（2）为什么许多地方具有更好的建立小商品市场的制度禀赋，也采取了地方政府中间扩散型的制度变迁，但却以失败告终？如中央政府和武汉、郑州等地方政府都曾在武汉、郑州以及天津等地建立各种类型的小商品市场，但是为什么这些地方都没有形成像义乌这样大规模并且影响深远的商品集散地呢？（3）为什么义乌在不具备建立小商品市场的许多环境（如交通设施、最初的工农业基础及其它资源禀赋等分工基础、交易条件）下，却成功的推动了这种制度变迁？成功的制度变迁应当具有什么条件，其间的规律是什么？三．对义乌小商品市场变迁的制度经济学分析（一）.为什么会发生制度变迁制度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规则,其主要作用是通过建立一个人们相互作用的稳定的(但不一定有效的)结构来减少不确定性(诺斯,中译本,1994)。
一项制度安排指的是支配经济单位之间可能合作与竞争的方式的一种安排，它必须至少用于下列一些目标：提供一种结构使其成员的合作获得一些在结构外不可能获得的追加收入，或提供一种能影响法律或产权变迁的机制，以改变个人（或团体）可以合法竞争的方式。
某些外生性变化（如技术、市场规模、相对价格、收入预期、知识流量、或者政治和经济游戏规则的变化）使得某些人收入的增加成为可能。
但是，由于某些内在的规模经济、外部性、厌恶风险、市场失败或政治压力等原因，上述可能的所得并不可能在现存的安排结构内实现。
所以，那些创新出能够克服这些障碍的制度安排的人（或团体）才能够获得潜在利润（戴维思，诺斯，中译本，1994）。
一种新的安排只有在下述两种情况下才会发生：一种情形是创新改变了潜在的利润，一种是创新成本的降低使安排的变迁变的合算了。
因此，制度均衡状态（安排的变迁将得不到任何好处）在任何时候都是可能的。
可是，在成本与收益的变动会使制度产生不均衡，并诱致了安排的再变迁。
（戴维思，诺斯，中译本，1994）。
随着产品和要素价格、市场规模、技术等的变化，就会打破原有的制度均衡，出现新的获利机会，从而产生制度需求。
如果组织和操纵一个新制度安排的成本小于其潜在制度收益，就可以发生制度创新。
至于一个社会通过何种制度变迁方式来获取这一潜在收益，则主要受制于这个社会的各个利益集团的权力结构和社会偏好结构（樊纲，1993）。
现实中义乌市场变迁的原因也是基于这种由变迁所带来的获利机会或潜在利润的产生，这些利润可能来自于：①规模经济②外部性③风险④交易费用，等等，这个我将在后面会谈到。
因为这种制度变迁可以将这种利润内部化，所以给制度变迁的主体如地方政府和个体商户等带来了创新的动机。
（二）.现有理论对义乌市场制度变迁的解释力剖析：1. 不存在像林毅夫所说的明显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因素，即由政府法令引起的变迁，但存在他所说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因素，即一群人在响应由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时所进行的自发性变迁。
因为在计划经济时，国家或中央政府实行能源配置向重工业倾斜的发展战略，而义乌难以引起投资的兴趣，它是一块被忽视的地方，国家并没有强制的实行某些措施和法规来要求义乌如何发展。
中央政府的强制力量不明显。
也正因为如此，才给了当地的居民以一定的自由度和发展空间，从敲糖帮开始并发展，在四处奔跑中寻找产品的差价而获利，使他们在自己利益的诱导下从事和维持生存。
在当时的短缺经济时代，小商品的供不应求让他们看到了由于这种制度不均衡而引起的获利机会，于是队伍逐渐扩大而形成行业，最终建立了一个商品集散地。
从理论上说，林毅夫的两种制度变迁方式在中国现实中的解释力不是很强，因为他抽象掉了地方政府的作用，这一特殊的在中国特有的等级结构，他所考虑的是处在变迁方式中的两个极端形式。
2.不存在像杨瑞龙所说的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变迁，但存在中间扩散型和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因素。
杨瑞龙的制度变迁理论的主要特点是引入了地方政府这一角色，提出了新的变迁方式，我们暂且不管理论上的一些争议，而仅对理论的解释力进行分析。
他所说的供给主导型是在总结我国改革开放的经验中得出的，认为改革之初我国选择的是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其特征是：①权力中心凭借行政命令、法律规范及利益刺激，在一个金字塔型的行政系统内自上而下地规划、组织和实施制度创新；②尽管潜在制度收益的出现会诱发微观主体的制度需求，但只有当权力中心的制度创新收益大于其成本时，实际的制度变迁才可能发生；③权力中心为制度创新设置了严格的进入壁垒，即其他利益主体只有得到权力中心的授权才能进行制度创新（杨瑞龙1994）。
而义乌没有受到权力中心即中央政府的行政命令、法律规范和利益刺激，就没有行政系统自上而下的规划组织，虽然这种制度变迁也需要得到中央政府的授权才能进行，但由于中央的忽视和缺少监督而使这种制度需求得到了满足（其实，其本身也从这种变迁中获得了潜在的收益）。
所以，这些特征在当时的义乌并不是特别的明显。
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方式是指随着由权力中心推进的放权让利改革步伐的加快，利益独立化的微观主体具有利用下放的决策权捕捉潜在制度收益的动机。
这从前面的分析中很显然的已经说明了，敲糖帮的产生及队伍的扩大以致最后的个体商户的形成，是自身利益机制导向的，是一种自发的行为。
